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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嗜好：胡适好当月老&林语堂爱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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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爱烟，说尽烟的好处，在当今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对烟的颂扬，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主编《论语》时就开始了，尤其是对他所佩服的纪晓岚的那支特大的烟管，是不会忘记提及的。
林语堂（网络图）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潘光旦最大的嗜好就是好奇，并讲述了一件事情：潘光旦从没吃过老鼠肉，某天突发奇想，令家人一起，翻箱倒柜，掘地三尺，逮了几只老鼠，煮食之，以满足好奇之心。
在重庆，潘光旦兄弟是个银行家，听说哥哥吃老鼠肉，心中十分难过，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并去信叮嘱，日后生活紧张，可来电，绝对不可再这样，搞得全中国都骂自己不照顾兄长。
章太炎嗜吃臭东西，以臭为美味。一次，画家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臭咸蛋，章大乐，竟然开口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
隔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更是乐不可支，说：“有纸只管拿来写。”钱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他竟一气写了四十多张。后钱又陆续带来臭花生、臭冬瓜等物，让章又写了一百多张，不管什么内容，章居然无不言听计从。
章太炎最别致的嗜好是替人医病，他不仅为亲属或友邻开过药方，还曾为革命家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过药方。但因他缺少临床经验，故虽说起来头头是道，却根本治不了病，但他总洋洋自得。
朋友如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而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弄得谁也不敢吃他的药。
黄侃的为人处世，自有众多耿介畅快之事。而他最可爱之处，却在于他的偏爱佳肴与美酒。一次，黄侃在酒楼请人吃饭，主宾落座以后，忽然听见隔壁的房间有人在很大声地讲话。黄侃探头一看，发现是自己的学生，心底就颇为不悦。
黄侃的师道尊严是出名的。眼尖的弟子也发现了自己的老师，也晓得自己的喧哗孟浪惹恼了老师，就赶紧跑过去问好。黄侃当然是板着脸，对他大加训斥，而且话题似乎有言之不尽的意思。
见此状况，弟子赶忙把跑堂叫来，当着先生的面讲：“我不是讲过我先生要在这里请客吗？为什么不上十年的花雕醇酒呢？今天请客的钱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训斥之声立即戛然而止。
金岳霖酷爱养鸡。在云南时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泰然处之，令人叫绝。
金岳霖还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家的孩子比赛斗鸡，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他再去买。他的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昂贵的蛐蛐都是他的爱鸡的食粮。
林语堂爱烟，说尽烟的好处，在当今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对烟的颂扬，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主编《论语》时就开始了，尤其是对他所佩服的清朝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的那支特大的烟管，是不会忘记提及的。
在纪晓岚的烟斗里，装一二两烟、吃一二小时的痛快，也许对林语堂产生过极大的诱惑。“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便是出自他的“专利”。
在《论语》社，他与同仁订了不劝人戒烟的公约，而实际上他不但不劝人家戒烟，而且还鼓励别人吸烟。在戒烟上，他总是反其道而行之。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之大，可以想见。
梅贻琦也偏爱此游戏，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记载，他在1956年-1957年，麻将打了85次，大约每周会有一次。这85次，梅校长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共输掉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胡适的爱好很有意思，除了也喜欢打麻将外，还爱好当月老，撮合过好多美满的名人婚姻，他有一本“鸳鸯谱”，上面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徐志摩夫妇、沈从文夫妇、千家驹夫妇……
大师在学术上造诣深厚，令人高山仰止，生活中的爱好，却令人忍俊不禁。大师也是人，有着各自的真性情，反而是这些嗜好，让他们备受尊敬的同时，多了一份可爱。 据新华网
本文摘自《林语堂：收藏烟斗的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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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淑燕、周斌)女特务靠什么成民国时期国民党唯一女将军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 [女特务靠什么成民国时期国民党唯一女将军]
第1页:“江山人”为其奠定了晋升的基础
第2页:机战时期所作贡献晋升为女少将
　　机战时期所作贡献晋升为女少将
　　破译敌方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取敌方情报的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军统头目戴笠对此一向很重视，专门设立了译电科。进入抗战时期不久，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日伪密码破译工作，以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兼任该室中将主任。在该室任破译工作的特务，多为译电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共30多人。
　　姜毅英从警校毕业后，入军统局任译电员，因工作勤奋、译电业务熟练，旋升任军统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在抗战期间，由于及时侦查得知日军南进情报被嘉奖，升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任译电科长，后来译电科改机要组。
　　1941年12月初，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查得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她即将此情报交戴笠亲自处理，戴笠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蒋如获至宝，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
　　戴笠当即讯电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命他立即转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F权，郭接此重要情报自然不能怠慢，迅速转致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也瞧不上眼，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一位海军官员还说：“哪有这种事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由于美方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于美国时间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戴笠能及时获得日军情报并事先转告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军统情报工作做得好。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声誉。戴笠则对姜毅英慰勉有加，将她由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军统破译了日军密码的情况，日方并不知晓。因此，姜毅英继续破译日军密电，又得知以下情报：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特派谍报员吉川少尉前往侦察偷袭效果。吉川化装成中国驻美使馆外交人员，来到珍珠港的阿兰高地，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秘密联络点春湖阁餐厅，与这里的坐探人员取得联系。得知12月7日美军停泊在珍珠港的舰队和舰载飞机，除3艘航空母舰未返航而幸免外，其余120艘舰艇及海空军官兵3000余人、飞机188架，全被日军炸毁。吉川还了解到，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军官兵正在兵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饮酒狂欢，全然不知死神即将降临。
　　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作副手。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姜毅英认为这是自己打开了中美合作之门，对此非常得意。
　　因此凭借这一次的功劳，她成为军统中唯一的女少将，这是她一直引以为豪的。
　　最后归属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姜毅英任保密局情报处少将处长，由上海逃往台湾。毛人凤死后，姜离开了情报工作部门并脱离了军统，由人介绍充任了台北国立雨声小学的校长。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民党中校级以上的军官江山人占了70多位，将以上官阶的有19位(待考证)，而且戴笠和毛人风对江山人十分信任，他们认为江山人可靠，真正的亲信有14个，是他们的“江山子弟兵”。这是内部的叫法，外部则称为“十四亲信”，姜毅英就是亲信之一，是属于毛系一支的。
　　军统中最机密的部门是译电科，军统局所有给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外勤单位向军统局送的情报，除重庆单位外，都得通过译电科传送，所以戴笠把译电科的工作全交给江山人来主持，各省省站以及军统局的公开单位都由经过培训的江山人担任译电工作。这样做除为了保密外，还可以利用这些外派的译电员担任监视工作，如发现各省的负责人有什么错误，就可以用密码向其报告。戴笠死后，毛人凤仍采取这种做法，还有当时戴笠所创立的特务工作中的单线联系法，在现在世界“特务界”都仍在沿用。
(责任编辑：曾宪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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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的中国：国民普遍认为吸烟可以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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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前的中国，国民普遍认为吸烟不仅无害身体健康甚至还能强身健体。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全国上下，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中年劳力统统沉浸在卷烟能健体的美梦中。直至1900年，国家对于烟草消费进行了明确分类，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分野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卷烟对少儿不利。
民间力量处处见 在禁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上海市名医丁福保、俞凤宾等纷纷自发地聚集到了一起，决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科学精准的专业数据来告知大众吸烟的深度危害。于是乎，他们一同对纸烟成分进行了精准的化学实验分析，在病理实验结束后，将所有纸烟成分分析及危害报告公之于众，用最有力的数据来宣传禁烟运动。 不仅医药界对禁烟运动功不可没，积极发挥自身专长，文化界人士也是即刻拿起笔杆，妙笔生花，形象而生动地记录着这一运动的发展。 作为禁烟运动发起者之一伍廷芳的秘书，朱文炳见证了整个禁烟运动的开展与结束。在此期间，为了更好地推广禁烟运动，也为了将这轰轰烈烈的历史时刻记录下来，他创作了《竹枝词》。通过民歌小调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记述禁烟运动的全过程。其中一首《竹枝词》曾这样写道：&有人口插一支斜， 或是香烟或雪茄。纵未逢人当面骂，自低人格丑难遮。&寥寥数语，将烟民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民国时期的香烟公司为了增加销量，在香烟中放入香烟画片并冠以寓教于乐的美名来吸引少年儿童。当时甚至还提出攒够一套香烟画片就能兑换自行车等大件商品，这也成功地鼓动了无数未成年人开始吸烟。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起吸烟有害健康的思想，民国时期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中还特意收录了一篇题为《烟》的文章。文章讲述了潘儿吸烟后的痛苦症状，为了警告少儿切勿效仿还在文后附上了吸烟前后的插图绘画。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吸烟对少儿身体的极大危害。除此以外，当时风靡一时的重要少儿科普刊物《儿童科学画报》中也曾在1937年刊登一幅口衔卷烟的儿童图像，并称之为&小流氓&、&小大烟鬼&、&不科学儿童&。该图直击儿童吸烟的社会现象，并呼吁公众，这样的少年无法肩负起科教兴国的重任。 禁烟广告层出不穷 随着戒烟运动的开展，民国政府根据各地情况要求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并下发文件：&各省情况不同，应由督抚提交各省咨议局妥慎斟酌办法，作为本省单行规则，一律施行，务以能达禁烟之目的为止&。该文件下发后，各级政府还大力推广烟民登记制度，设立戒烟所，希望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来推广禁烟运动。 在众多省份中，山西省政府的系列推广告示最为有效，也最令人印象深刻。 在支持发展戒烟所的同时省政府还支持推广了和平戒烟丸的研制与发展。在研发制作成功后，为了支持戒烟丸的推广，政府监药处还从各方入手，力争将告示写得简洁明了，深入人心。 在告示定稿后，没出几日，山西省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戒烟丸的踪影。老百姓们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告示了解和认识了这样一种新型药丸。 在将戒烟丸推广至百姓生活的过程中，政府明确规定了各种和平戒烟丸的使用章程。 章程共分九条，其中一条规定，凡烟民不论男妇老壮均得用无记名领服各种和平戒烟丸以资普戒。该规定成功地让戒烟丸成为普罗大众可以买得起用得起的药丸，让戒烟运动得以成功开展。 不但如此，戒烟丸还分三种：一、和平戒烟丸；二、特种和平戒烟丸；三、加料特种和平戒烟丸。加料特种和平戒烟丸收价四角，特种和平戒烟丸收价三角，和平戒烟丸收价一角。 如此一来，针对不同程度的烟民，大众均能各取所需，对症下药，从而药到病除。 借助广告的力量，戒烟丸成功地走入了无数寻常百姓家，同时也成功地帮助了不少新老烟民戒除烟瘾。人人叼烟，处处烟熏雾缭的场景也不再随处可见。禁烟运动在此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除此以外，为了帮助众多烟民戒烟，缓解其产生的系列不适症状，山西芮城县还推出了万善堂劝解烟酒戒烟所的禁烟广告。效仿之前和平戒烟丸的推广模式，该戒烟所的传单广告也是遍及大街小巷，处处可见，处处可寻。 在其传单上写着：&本堂祖传精制英雄神力丸开始以来，断去烟瘾并治愈各病不下千万余人。有烟瘾者，购服一千粒以上，管保断去烟瘾，诚济世无上之良药也。现为在此推售伊始，定价特别低廉，每四百粒售洋一元，如不治病包退还洋。各界如有患以上之病者，请即购服方知言之不谬也&&& 见闻广告所述吸烟之害，很多曾经的老烟民也都纷纷前往。 这些针对老烟民的专业戒烟所是相较戒烟丸而言的深入之举，让无数百姓受益。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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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蒋介石：学生吸烟要拿来处罚
[摘要]蒋介石对吸纸烟的厌恶被整合到了新生活运动里，并被这场旨在改良人们日常生活的全国性运动放大。【原编者按】纸烟从晚清传入中国以后，就迅速成为流行，到了抗战前夕，已经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直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了纸烟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然而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版）从报纸、档案、回忆录等材料中辑录出史料，重构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来龙去脉，并详述了这三次运动的言论、组织和开展过程，将其与更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关于“新生活运动中的纸烟与国家”章节。正如丁义华和伍廷芳分别在1910年和1911年这两场不吸纸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则是1930年代中期这场不吸纸烟运动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并非仅靠一己之力促成了遍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但他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无疑通过其对“新生活”的个人理解塑造了这一运动，其中也包括他对吸纸烟的深刻厌恶。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南昌行营的礼堂里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做了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主题发言。与往常的纪念周活动不同，参加此次会议的不仅有行营和省政府的党政军官员，还有南昌市的警察和学校校长。蒋介石在发言一开始就说明了邀请学校校长和党政军警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他认为这些听众都是有知识有道德的社会精英，是“一般民众的领袖”，所以想动员他们做普通民众的表率，以改善社会的整体道德状况。蒋介石认为，仅靠军队的力量无法复兴国家民族，必须使普通民众具有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才能真正救国。为了强调社会精英担负着教育人民的责任，蒋介石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看见的时候，就要拿来处罚！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处理福建事变期间，在建瓯执行军务时，曾看到一个抽烟的孩子：我此次到了建瓯，有一回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随即叫他的父母来要办他，从此以后，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由此可见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这件事情使蒋介石相信，转移风气、改造社会需要像他这样有责任感的领袖人物勇于站出来纠正错误行为，给普通民众树立榜样，在改善国民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引子，他提出了“新生活运动”的设想，呼吁他的听众们身为“一般民众的领袖”，应该为改善中华民族而担负起社会表率的责任。蒋介石的这场发言标志着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端。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将孩子吸烟作为国民“恶习”的典型例子，并指出这些令人堕落的恶习会损害国民性，因此必须受到纠正。吸烟的孩子尤其令他感到担忧，因为这不仅反映了教育的问题，也是国家衰弱的象征。在蒋介石看来，纸烟和鸦片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能让人上瘾，丧失意志，他相信一个吸烟上瘾的人日后也会吸鸦片上瘾，最终造成道德上的堕落。为何蒋介石如此憎恶吸烟？这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蒋介石虽然早年就投身革命，但一直服膺理学。当他还是少年时，就十分推崇曾国藩。曾国藩是将理学的道德和事功相结合的典范，从而成为道德和事功双重意义上的领袖。这也是蒋介石对自己的要求。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他随孙中山赴广州从事革命事业前，曾在上海有过一段放荡不羁的生活。不过，在他决心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和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之后，他就完全接受了理学的道德理想，并严格践履理学的教条。他平时只喝清水，戒除了一切可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包括酒、鸦片、烟草甚至茶。他还以著名理学家朱熹、王阳明等为修身进德的榜样，经常在日记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记录每日生活中的善行和恶习。由于个人的道德倾向和宗教信仰，蒋介石成了一个自觉的“卫道士”。他并不喜欢吸纸烟，他戒除一切可能使人上瘾的东西，甚至是茶。这也表明，他对一般意义上的上瘾采取了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态度，因此，他才会武断地认为一个吸纸烟的人也会沉迷于鸦片。这种高度道德化的态度与提倡戒吸纸烟的传教士所使用的道德话语非常相似。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反对吸纸烟还出于其他理由。面对内困外患，蒋介石认为必须动员民众来救国。在日本军队占领热河并进攻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后，中国政府不得不与日本谈判媾和。正当此时，蒋介石在日的日记中写道：要知今世之战争，非仅军事武力之战争，而乃举全国之经济教育交通外交内政全部政治之战争，即所谓全国总动员是也。而军事之战斗，不过其中之一小部耳。故今日欲言抵抗到底、百折不回，则非举全国之内政、财政、兵力，听命于中央，然后方能言彻底之抵抗。故今日欲集中国之心力，应集中全国人才，政治公诸于国民，使全国国民共同负责以赴国难，故当提早（原为“立即”，蒋自己改为“提早”）宣布宪法，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欲统一全国之政治，则须先破除昔往割据封建之习惯不可，更须唤起民众共问政治不可。故今日图存之道，对日只有抵抗到底，对内只有开放政治，以政权奉还国民全体，俾得共同负责，完成国民革命与实现三民主义之大业也。但是，蒋介石又认为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能力肩负起国家救亡的责任，这令他极其失望。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演讲中，他比较了中国和德国，批评普通中国人既无知又无德，而德国正是依靠知识和道德复兴了他们的国家。蒋介石选择了一个间接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试图通过教导普通民众过一种“新生活”来实现恢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理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日常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食衣住行，代表了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程度&#8212;&#8212;换言之，“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认为，改善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他们戒除日常生活中那些野蛮落后的习惯，如随地吐痰小便、居住环境肮脏、不清扫房间的角落或床下的地面等，换而采取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规矩、清洁的“新生活”。蒋介石看到吸烟孩子时情绪激动的反应，也和孩子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关系。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代表了最本真的国民性，因此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监督与指导。孩子成长中的身体尤其容易受吸烟的负面影响伤害。尽管吸纸烟在其他社会团体中仍被允许，事实上政府和军队里很多高官都抽烟，但看到孩子吸烟仍惹恼了蒋介石，因为它象征了国家进一步衰弱的趋势。因此，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讲话中，表现了反对吸纸烟的强烈情绪，与其说他是针对吸纸烟这个实实在在的行为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吸纸烟的象征意义&#8212;&#8212;一种使人上瘾的堕落行为。蒋介石并没有详细说明吸纸烟为什么是错的，他只是直白地陈述了他的道德判断，并以此为例证来显示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有资格以其道德权威来影响社会习俗。然而，蒋介石不同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不吸纸烟运动的那些社会精英，他不仅仅是社会精英中一个普通的道德主义者。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拥有重要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社会身份。蒋介石指责福建的吸烟孩童并教训其父母，有效地遏制了当地儿童吸烟的风气，其有效性仅仅在于他崇高的道德权威吗？恐怕不尽如此，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可以将他个人的喜好提升为行政命令，乃至国家政策。比如，蒋介石于1935年1月去浙江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31441;和宁波的行政督察专员，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并要求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正如蒋介石的发言和这封电报所显示的，他对吸纸烟的厌恶被整合到了新生活运动里，并被这场旨在改良人们日常生活的全国性运动放大。因此，在清末传教士和社会精英发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后20多年，吸纸烟再次成了社会改良的对象，但这次国家成为改良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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