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茜被曝三度怀孕说闽北方言,我是政和人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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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闽北
时间:日&&来源:农业频道
我们现在站到了闽北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一个传统农业的闽北在老去,一个亟盼新生的闽北在等待变革。在这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我们仅用两只眼睛,是看不出闽北今天的骨髓里有历史种下的“白血病”,也看不出山水闽北、封建闽北、农业闽北的高度浆和是今天闽北老年钙化的病症。我们必须多一只能思维的“第三只眼”,来透过闽北绿荫的地面,看到这片土地深层掩埋和辐射着的东西,从而认识我们的闽北,并把好闽北变革的方向。
2100年前,楼船将军率着汉军越过分水关直扑城村古粤城,汉家另外三支军队也或浮海而来或踏岭而来撕掳闽北的时候,当汉兵举烛将王城焚毁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汉武帝的意图:他要烧掉一个强大的企图与中央集权分裂的“南蛮”王国,也灭掉一个强悍的企图与汉族争雄的民族。他们并不知道超越那一炬火烧掉灭掉之外的意义:我断定闽北从此走进了农业新纪元。
二千年过后的今天,那个叫做闽越国的王国果然湮没在历史陈迹中,而那个叫做闽越族的民族也果然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中踪影无觅。那一炬火就像一场大地震,闽越王国和闽越民族一霎时人间蒸发。再细翻历史,我们还会更目瞪口呆:从西汉武帝到东汉光武帝,闽北(福建)连历史都蒸发了200年。
对一个王国的覆灭,人们肯定会感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一个民族的消亡,人们肯定会感到苍凉;而对200年史无记载的这种反常,我却倏地心里耀出一片光亮。这一只独立思维的眼睛,让我看到200年记录断档的闽北它前进的脚步没有断档,事实上它暗中写下了新的篇章:这空寂的200年,是“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闽越人被驱离本土迁徙北上,而中原汉人受朝廷鼓励大举率族南渡江淮入闽定居的阶段,它是闽北人大洗牌的阶段,也是闽北基本告别蛮荒社会步入封建农业大开发的新历史阶段。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带着一个社会的大阵痛,闽北的这一场“农业革命”是以灭国、灭族的大血本揭开的。
山水闽北发展的步伐自来就比平原地带滞后。在这之前的闽北,事实上基本仍属草莱初辟、蒙昧未开的时期。
7000多年前古先民就在闽越大地上繁衍生息。4000多年前禹定九州后巡狩至会稽病亡,其次子(次子之说有误)少康(杜康)担心绝了禹庙祭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有人说这叫做“无余”的人就是“武夷”的异读。这些说法或许僭妄,但映射出夏王朝时就已遣人南下治理闽地。今天建阳有地名“崇雒乡”,可能是早期一批“雒越”人进入闽北所遗,而雒越人南下进入“七闽地”,和闽北的“武夷闽”融合为“闽越族”成为闽北人的正宗先祖。
传说当年隐居于武夷山的彭祖曾以雉羹献于周王,而汉武帝当年祭祀武夷君时也用的是鱼干,另外,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武夷山船棺是伐巨木以制成,且今天发掘的悬棺中似乎也少发现有谷物等葬物,种种迹象表明,早期的闽越人大约主要以渔樵狩猎为生。也就是说在闽越之外的平原地带人们已经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对农业耕作摸索过很久时间时,闽越人可能更主要还是以大面积森林覆盖和纵横密布的水域里动植物天然资源丰富的支持而生存。
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只是平实地看闽北的农田耕作的话,你会看得很稀松平常;可是你再用第三只眼看的话,你可能会惊讶她与北方平原、与西部山地、与西南方等处比,闽北(乃至福建)几乎没有留下粟、黍、高梁、玉米等早期各种农作物试探耕作的痕迹,而是凡湿地都僻为稻田,凡干地大都种经济作物。仔细一想,闽越人一开始耕作农业时,似乎一下子就直接搬取了吴越之地成熟农业的耕作模式。因此我们大约有理由认为,闽越土地上以耕种农业取代渔樵生活的一页,是封建社会开始时写下的。我们可以想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生产来支持他打败吴国并进入天下霸主的地位时,作为越王属地的闽越之地是不是开始步入了耕作农业的行列,从而提供战争的军需?其后勾践的后人邹无诸敢于据闽自王,敢于从诸侯灭秦,敢于佐汉击楚最终正式得封“闽越王”;而无诸的后人敢于在汉初与怀有异心的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勾结,做他们的外部倚靠,敢于“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敢于时而南下“击南越”,吓得南越赶紧向中央求救,时而北上“围东瓯”,逼得东瓯被迫举国尽迁江淮;乃至余善并吞了东瓯成了“东越王”时,敢于自刻“武帝玺”以此“武帝”起兵攻打彼“汉武帝”。无疑都是他们依据了闽越之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域优势和山水土地气候的农业自然资源优势,开发了农业耕作的结果,因此闽越成了东南诸越中最强的一支。
如果说闽北耕作农业是封建社会带来的,那么闽北农业的兴盛就更是封建社会造就的。
当汉武帝灭了闽越国,进行闽越人种大洗牌时,大举入闽的北人,肯定心中对这块与中原相对隔绝的土地还是匪夷所思的。他们心中的闽北是这样的:闽,“东南越,蛇种”,以蛇为图腾崇拜;断发、文身、凿齿、赤足;着葛布短衣裤,巢居或住干栏屋、吊脚楼;生者以山野禽兽为食,尤喜食血淋淋的水产品龟、蛤、螺、蚌等“异物”;死者崖葬、悬棺葬,民间俗鬼等等。一句话闽北(福建)是“民风强悍,数反复”的虫虺蛇瘴之地。
从方言考察一个地方的民风很有意思。遗留至今的闽北方言(一些浙化、赣化以及一些北方语形成的“语言岛”不在此列),其语词大都与汉语语词能够对应,而语句结构也大都一致,因此我想,闽北方言是闽越化了的汉语——不管是东片的“建瓯话”还是西片的“建阳音”,或者是“隔山不通语,十里不同音”其实都是一个方言体系,这个方言系统的发音都很柔顺,连用这种方言讲话的人似乎脾性都好。于是当年南下的北人也一定和我今天一样困惑:怎么他们在闽北遇到的闽越人并不像司马迁《史记》中说的那样“闽越悍,数反复”呢?他们很快就发现,闽越族实分“七闽族”,闽北乃“七闽族”中的“武夷闽”或称“雒越族”,其性与“民风强悍,数反复”的说法不搭界,“民风强悍”者实为“七闽族”中闽南一带其他族,这可以在古代《刘宾客文集》第三“唐故使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理薛公道碑”中“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得到印证,也可以在今天闽南歌《爱拼才会赢》和泉州俚语“敢的拿去吃,不敢没窗做阿嬷”、“杀头生理有人做,蚀本生理无人做”中得到印证。而战乱后躲避山僻不及全迁的闽北“雒越”人却是民风柔顺,他们应当更像《汉书oo严助传》中“(闽)越,方外之地……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和《越绝书o记地传》中“夫(闽)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描述的一样。因此南下的北人很容易就和闽北闽越遗民融合在一起,闽越民性和中原文化没有力抗,而是异质因子互吸,迅速汉化了闽北。入闽的汉人肯定又有一个发现,“狭多阻”的闽北意念中是“南蛮”,一般认为,农业易在平原发展不易在山区发展,但事实上早期农业都是自然农业,而自然农业在平原和在山区两者间,其实更容易在有山有水的山区发展,因为自然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靠自然资源吃饭。因此汉人在闽北找到了农业开发的乐土——闽北处于群山之中,不易攻战,更兼山水资源丰富,雨水饱足,气候优良,山沃土肥,没有一片土地不绿,真是适宜生产生活,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
北人进入闽北,当然不只是为了来发展农业,而是在屯田垦荒的同时来王化闽北。汉化是形,王化才是质。要是饶有意趣的话,你可以在闽北的村庄随意走走,会蛮有意思地看到,把这些村庄今天的名字拂去,会看到它们很多都有古今异名,小的村庄过去常是前面冠个姓叫“张墩”“柳村”什么的,那是中原人举族入闽居处的印记,大的村落则常冠以方位叫“东屯”“北津”什么的,那是随汉人入闽而来军事化半军事化屯守的留痕。随着农业和汉化在闽北最早兴盛,闽北也因而最早王化。闽越国覆灭25年后,汉昭帝最初在福建设立以管理闽江上游(主要是闽北)区域的冶县,其后朝廷在冶县的基础上陆续增设了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等县,这三个县都在闽北;东汉末年占据江南的孙权设立了管理福建的一个郡“建安郡”,下辖的9个县中,除侯官(今闽侯)、东安(今南安、同安)在闽江下游和闽南沿海外,其7个县都在闽北;其后随汉化不断东拓南扩西进,闽北成为王化的中心堡垒,把封建统治从闽北向福建全境步步推进:西晋太康三年,从建安郡分出个以福州地区为中心的晋安郡;南朝梁时,再从晋安郡析出个以闽南地区为中心的南安郡;武则天垂拱二年,在九龙江流域设立一个漳州;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在闽西地区设立一个汀州,经过了长达800年的汉化播展,福建至此全部纳入王权统治。而至福建王化全部成型,闽北也就成了王化最成熟的地方,及至福建分八闽(八个府),闽北就独占了建州、延平、邵武三个府。
农业闽北、封建闽北胶着在了一起。所以打东汉光武帝的历史重新记载了闽北的时候起,我们就看到了盛开王化后农业文明之花的另一样闽北:“辟田畴,课农桑,修城郭”的兴旺景象和“女织麻,男种粟,多置田,少起屋,养鱼苗,喂猪犊”的陶然安康社会。
农业闽北、封建闽北和山水闽北一经结合起来,那就构成了一个甜美的闽北。有人说,过去的闽北,只要不病,只要不懒,只要你能举一把砍刀上山,拿一把钉耙下地,就饿不死人也冻不死人。此话确然。翻开历史,我们很少看到闽北有大饥大荒,万千饥民流浪逃荒,十室九空的情景。在封建社会里,在自然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需求是极低的,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只要有食果腹,有衣蔽体,那就是“高消费”了。而这一切,在闽北轻易就可以办到:只要向山水田地讨生活,闽北就足以甜美的生存,及至闽北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得农村改革风气之先的闽北,依然还是福建经济的“老大”,在人们眼里它还是那么相对地美好。
山是闽北的财富。武夷山脉、杉岭山脉、鹫峰山脉、仙霞岭山脉构成了闽北山群,这些山脉不只是成为古闽越国可以武装割据的天然屏障,更使闽北到处是奇峰竞秀,掩不住的妩媚和浓浓的生机。古时闽北所见皆深山密林,就是今天闽北仍有山地面积21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至今据称仍有70%以上,号称“南方林海”“中国竹乡”,木材年产量至今仍占全国第二位。山给封建闽北农业闽北提供了丰厚的生存依赖,直到我们小时候还是这样的情景:住的是木头屋子竹篱笆,用的工具是扁担木桶,吃的菜蔬是野菇竹笋。秀丽的群山不仅让闽北自给有足且绰绰有余,无论翻《八闽通志》还是《建宁府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你都可以看到这类记载:“建延汀邵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地发卖”,“南平竹木笋菇之产,甲于七闽……山林之产岁不下万金。”
靠山之下是农田。闽北到处腐殖土层厚,只要一开垦出来就都是良田沃土。更兼古时闽北地广人稀,及至解放后还人均有“一亩三分地”。所以自古以来它都是福建省的主要产粮区,号称“八闽粮仓”。过去朝廷是“常湖熟,天下足”,而于福建地方来说,也可以是“闽北熟,福建足”。你看闽北的水田,那是“春播万点翠玉,秋收一片黄金”,你看闽北的旱地,那是蝶舞蜂飞瓜果飘香。田园是封建农业社会闽北人的根本。依据水土气候自然条件,这富饶的土地上闽北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不仅自给有足且绰绰有余,遍翻志书你可以看到闽北富足的农田产物:“佃农所获,朝登陇亩,夕贸市廛”、“建茶入海”、“苎麻各乡皆有,出峡阳者佳,远市四方”……云云。
把眼光投向河流,闽北是闽江的源头。闽江始于剑津,剑津之上是两大干流,两大干流之上有120多条水道纵横遍布闽北,古时闽北全境10县皆可通航。河在今天也许没什么作用,可在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有河的地方就是发达的地方,你看古时千里淮扬,到处是笙歌骊舞,而闽北水系发达,“民间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皆仰赖于它。闽北古代文人骚客是这样描绘“闽北清明上河图”的:“千里航线万吨船,三千艄公万人桨”。到处是白帆点点浆声灯影,到处都是繁华的码头。建瓯古代管门至葡架下据说繁盛时有10处以上的码头,码头一多就热闹成了今天的管葡街;南平今天的双溪楼、望江楼、延寿楼就是码头昌盛的遗留;顺昌的洋口镇,老人们今天还记得把它叫做“小福州”。
沿河两岸形成城镇,远离溪河的山间散落着村庄。这些城镇和村庄,当然由各个“厝”(家)组成。闽北条件好,筑墙的泥巴身边有造房的木头到处是,手中有粮就筑墙盖房。盖新房时亲朋们都来凑热闹,挑着大担的粽子包子,呼喝一声正梁一上,粽子包子就雨点一样从梁上伴着欢声随着笑语满地落下,黄毛丫头总角男孩就屁颠屁颠地“上梁拾包子”。今天我们走进斑驳古朴的闽北民居,小巷悠悠踢踏着回响,我们在拾起砖头瓦砾的同时仍可以拾起先人造房的欢惬,也拾起历史的碎片,拼出“厝”在闽北先人观念中的重要意义。“厝”一般有外门、仪门、下廊、正厅、厅房、后阁、后房数个层次,厝外还有高耸过屋顶的厚厚实实的风火墙,除了放个“天井”透光线外,走进去像个古堡深不可测——墙一四围门一关就是“家天下”,也就是祖祖辈辈奋斗得来的幸福天地。以“厝”为单位组成家族团体,以家族团体扩展成闽北社会,就构成了与外界相隔的地缘关系:方言是自己独立的“闽北语系”,大家操着与外界无缘的“地瓜话”,形成了“我们的”世界。
山水闽北给了封建闽北农业闽北任谁也比不上的甜美。那可是河水涣涣,阳光灿灿的世外桃园。山高自碍乾坤眼,闽北人就这样安然堕进封建闽北农业闽北里,既对外方世界不须“知有汉,论魏晋”,更压根无须看外方世界,强烈的自豪便滋生出特别的自恋:“在厝千般好,出门样样难”,自己的世界很精彩,别人的世界都无奈——这就是山水闽北农业闽北封建闽北带给闽北人的精神产物。
当这一页黄历翻过的时候,我们的第三只眼蒙上了沉厚的灰质。我们不由得忧伤地细望闽北两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细望四市五县一区三百万乡亲,细望亘古而来的群山和江河,细望河畔山间散落的城镇村落。如果我们的思维没有瘫痪,那么这欠现代化欠工业化的自然之色只能让我们黯然神伤:漫长的封建闽北、山水闽北的农业优势,让闽北今天还整体地迷失在以自然经济为底色的传统农业社会里,闽北往昔的美好已兑变成了今天的文化劣根性,它在赋予我们祖辈富足生存的同时,也把封建人文、农民意识化进了我们的血浆中,这些文化劣根性像一团黑影缩写在今天闽北人心间。
现在,让我们驱车横贯闽北,把闽北各县(市、区)作一番全景式巡视。你把眼界从车窗外收回,静下心来可以把闽北分作建瓯类型、政和类型、南平类型、邵武类型来作个解剖。
建瓯类型可称为“资源富足型”,它在闽北各处分布相当广。笔者曾经著文感叹此类型:“优越的自然农业条件是她丰庶的资本,是她世辈相袭的骄傲”,在这个圈子里面人们安闲自适地生活,“一切都缓慢地衍生发展着,然后到达她独立的极致”,并从小就“下意识地油然而生出对自己的敬仰之情,养成视外方为畏途的眼光,筑成固守家业何须开拓的心灵。”比如建瓯人就常以“福建省名,福是福州,建就是咱建瓯”来自傲,这种心态我们咀嚼一下就是一种“咱爷爷曾经富过”的心态。山水田园之美好,资源之富足,令这类型人很容易满足和苟且偷安。这种状态我称它为农业乐园式的“生存安乐死状态”,她的显著例证是建瓯“地粹”板鸭、小吃之类已经离开它伤心的故土飞落沙县,建瓯人从来没认真当回事地想过板鸭像圣农鸡、像沙阳板鸭一样,小吃像沙县小吃一样作为主导产业飞出山外,他们只是知道举起钉耙在自家院落刨食,只是知道闭守自恋,而不知放弃田园美景代之以新生产方式,所以必然趋向衰微。
政和类型可称为资源相对匮乏的一类。此类型山虽多但高峻不毛,田既少且地温低肥力差,水道陡而易涨易旱,“穷”字祖辈以来如影随形。穷怕了的人对财富的占有欲往往比常人反弹得更高,他们更做“一夜暴富”的梦想,因此历史上会有一些啸众闹事的记痕。这样的地方封建家族性、封建地方性就必然格外浓郁,因为为了谋得利益就必须结团结势,不结党营私就落后挨打。另外,沉重的穷就可能引致两端:一是无利的时候自甘颓废懒散,一俟有点利便没有既定思维胆大敢为。这种特性者在寻求财富没有太好途径的时候,就只好努力寻求权势,因为一则按封建观念,官场毕竟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二则事实上权势确实是在转化为财富。因而此类型人眼光比较集中于官场,“官”念特别强,为了挤进官场,什么事情也敢做什么手段也敢有,因此结帮形派、买官卖官就势所必然。这种品性如果引导不好,是一种不可低估的破坏力,这已为闻名全国的政和丁仰宁及其一伙贪官所证明;如果引导得好,则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建设力,这既为旧时资源匮乏的山西、安徽的“晋商”“徽商”所证明,也为今天政和人结团成势大举进军上海且成富豪所证明。
南平类型自古得益于江河商贾兴贩,属于较早开化的类型。比如南平它“水绕二江青”,古来它以“码头文明”显著于闽北,后来抗战时福州等地沿海厂商避敌内迁,建国后三线建设又让许多重点工业投向此地,又给它带来了“工业文明”。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南平人是闽北人中最具市场经济意识的领先分子。但是遗憾,一则因为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它的“码头文明”当然不能普及开来;二则它们整体地依然为大面积的农村包围,“码头文明”和“工业文明”也就当然为“农业文化”所淹没;三则它们的“工业文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为”,并不是民众加入其中的“自觉行为”。因此它们的“码头文明”和后来的“工业文明”总体上仍在传统农业的包围下被蚕食和改造,所以他们的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在走向市场的时候就为小农意识所掺杂,挟带着猥琐、屑小和狡黠。试看今天南平的企业,大多折射出家族式管理的影子,而在生意场上,也大类是农民式“割一茬赚一把”、把客户“宰一刀”生意只做一次过的思维,运用的不是企业运作的胜势,这就是南平基础虽好而无法做大的根源。
邵武类型属于后继开化的类型,其最引人关注的是它们的人文情况。比如邵武,明清时代和解放以后的工矿开设、铁路建设、三线投入、二级站设立等,均有大量的“外籍”涌入,“外乡人”远远盖过了“土著”,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也基本听不到“地瓜话”。家、亲族是构成家族性的东西,而家族性则是强力孽生封建性的东西,其扩而展之就成了封建地方主义。大量“候鸟”飞入,使得家族性淡化也使封建地方主义失去了架构;同时大量“候鸟”飞入,带来多民族输入(据统计今天邵武有20多个民族的后裔杂居其中)也带来不同文化、宗教输入(据载樵川河边儒、道、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寺堂庙观曾一时皆备),这给邵武人以民族多元化和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福祉,赠予了邵武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价值取向,加之邵武地势相较闽北别处平阔,因此邵武人心胸就比较地开阔。又如今天的武夷山,旅游开发带来的人才涌入让它在人口构成上掺进了沙子。再板结的土地掺进沙子就不可能不松动。海纳百川必然使它们接受新风的濡染而产生渐变,让它们走出“自我”而笑迎四方,并且在无形中吸纳多种观念重新整合焕发出新生命力。
这四种类型的描述,大抵可以概括闽北的情状。山水闽北农业闽北封建闽北在不同地方的构成也就潜藏闽北不同地方衰落或者发展的根源。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山水闽北、封建闽北、农业闽北还将漫漫延续,延续到整个闽北沉沉坠入黑甜之乡,发出迷迷糊糊的梦呓。但正是改革开放惊破了这个梦境,噩梦醒来是早晨,闽北人睁开眼打量了一下灰头土脸的自己,方惊跳起来:这种农业社会应当终结!改革开放是大浪淘沙,它让意识扎根于封建的闽北,让思维习惯于传统农业的闽北,让眼界囿闭于山水田园的闽北,受到了方方面面的考验。改革开放是社会转型,是中国农业社会通过改革,通过开放,向工业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封建的农业的山水田园的社会就要走向退程,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广度的拓大,这种社会的退程就越发急速加剧。
今天,农业闽北整体在老!面对斯情斯景,我们无法感叹她山作翡翠色、水流婀娜姿、田翻稻花香、百姓勤劳纯朴……我们只有听到叹息:封建时代农业社会里让闽北光荣一把的东西,如今个个蒙羞了。建瓯板鸭“不敌沙阳板鸭”了,政和功夫茶“没有功夫”了,建阳建盏“失去贵族光环”了,松溪湛卢宝剑“钝”了……感性的闽北人由此叹出一句痛彻心肺的语言:“闽北不是东西!”它叹息的是闽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没有抓住从农业改革转向工业改革的机遇以至弄得“东部不东”,导致从雄居福建经济的榜首跌落到今天的末列,而今她在西部开发时又天生的“东部不西”,注定了要小虫爬着追大象!
我们又能从一组GDP数据中找到闽北的今天。2002年南平市国内生产总值是255亿元,同期,福州市国内生产总值为1160亿元,泉州为1223亿元,漳州为535亿元,厦门为648亿元,闽北不及其中最低的漳州市的一半;拿闽北和“山海协作”的泉州市相比,按2004年两市人大会议上政府报告公布,2003年南平市国内生产总值是286.9亿元,财政总收入是20.87亿元,而泉州分别为1380.11亿元和105.01亿元,泉州任何一项都不是比南平多5亿,而整整是5个南平!
闽北何去何从?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闽北儿女倾心关注并为之奋斗的第一要务。
站在衰退与发展交锋的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闽北在渴望突破,闽北的土地能够沸腾起来吗?答案是:能,但必须改造干部和群众。
改革的大潮靠干部去搅动,改造干部当然是首要的任务。应当说闽北的干部大多是在努力地开拓的,努力地敬业的,但他们整个地产自于农民氛围,又浸泡上官场本有的痼疾,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小农意识和封建性思维。我们知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的当官求富贵的思想、宗派利益、山头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部门利益、地方主义、排外主义、利已主义等封建性幽灵不是在个别干部身上游荡。这些毒化的思维使他们不是站在时代的交通岗上,而是坐在“官僚”“兵僚”的太师椅上,形成了阻碍闽北前进、发展的“中梗阻”。除了这些显性的东西外,还有许多隐性的农民意识影响着干部思考和解决问题。因此改造闽北干部是一场急切的改革。两年前闽北的党政领导发动了一场值得闽北人赞赏的“向机关官僚主义开战”,其目的就在于改造干部。不斩断闽北干部与封建性和农民意识的联系,闽北的发展就不易。只有他们叛逆了封建性和农民意识,才能从质上转变为新时期的干部,才能置换了思维站上时代发展的交通岗上正确指引闽北群众建设发展之路。
孤立地改造干部而不改造民众肯定不行,因为民众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最终享有者。积千年小农习性而来的闽北民众,勤奋耐劳俭朴顾家,这在一定意义上很有用,在一定意义上又没有用。因为这主要是对生存起作用,而对发展相反却有一定阻碍。闽北百姓大多只知道脸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日出而作日晏而息,只知道老婆孩子热坑头,只知道打下谷子入仓造饭,砍下木头烧火,商业的课上得太少,手工业的课上得太少,工业的课更上得太少。以农为本的人崇农不崇商,既看不见工业商业也鄙视工业商业。翻翻闽北地方史志,走走闽北过去的城镇村庄,你不能不奇怪:打铁、做裁缝、卖布、卖成衣的是“江西帮”,开饮食店、盐杂店、木栈的是“福州帮”,开理发店、打小铁的是“温州帮”,挑货郎、摆小百货、加工粉面的是“兴化帮”。闽北人过去把沿海一带到闽北从事工商业者蔑视为“下府佬”,到闽北来赚钱谋生戏为是来“跑上府”,把他们看作是不务正业的“下九流”。缺乏工业商业课程训练的闽北人,近比不得沙县农民,沙县农民就连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情愿偷偷挑着担子四乡贩卖点鸡毛牙刷,到缴公粮时则用钱买了粮然后缴到粮店去,他们从来就上着商业课;远比不得“福建的犹太人”莆田农民,他们在福建偌大的地盘上四出做木工、油漆,哪里有钱哪里赚,他们从来打工赚钱的课也上得足;再远一点更比不过“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温州人手工作坊的历史似乎没有断档过,打小我们就知道凡闽北做篾制席的、打铜壶补锅的、打被子弹棉花等行当,差不多是温州人,祖辈授下的课程,让他们从过去的手工业走向了今天的工业。而闽北农民祖辈的课程就是小农生产,因而积淀下的是狭隘、保守、因循守旧的小农习性。因此不改造闽北民众,民众仍然散发出浓郁的小农意识和封建观念,那么再有见识的工业谋略商业谋略放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是“拳头打在棉花上”;那么在这个环境里的干部,思想意识上也就无法阻断与封建性和农民意识的联系;那么民众也就在迷恋在传统农业和封建性小农意识里。
改造民众是一个急切的课题也是一个艰难的课题。闽北三个产业的比重是25.1:35.4:39.5,泉州是6.1:53.3:40.6,一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农业比重太大;300万闽北人中,220多万是农业人口,占了全市人口的73%,这样大比重的农业和农民,不改造哪成?在2003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5229亿元这块蛋糕中,南平的286.9亿元只占这块蛋糕的5.5%!这样弱不禁风的闽北,不改造哪成?因此我们特别赞赏近年来闽北引动全国各方关注的“乡官下派”和“村官下派”的举措。大量大小官员涌出机关到乡、村,表面上看是引导农民对传统农业进行渐进性的改造,进行农业结构调整,而实质是在农村的渐变革过程中,引发农民对传统农业情结和小农意识产生裂变,从而诱引农民突破传统农业和小农意识的“土围子”,产生超越田野山乡的理想。我们相信“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粮”,大量下派乡官、村官的啼血肯定会唤出满山杜鹃,改造闽北农民的小农思维不会是遥遥无期。
站在衰退与发展交锋的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闽北在渴望突破,闽北的土地能够沸腾起来吗?答案是:能,终结闽北的传统农业在深化改革中又出现了一个契机,这就是中央的“一号文件”和省委提出的发展县域经济及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腹地。这个契机闽北必须再也不放,仔细琢磨借机写下改造传统农业闽北的大文章。
农业闽北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传统农业闽北转变为新型农业闽北,以工业来结构闽北农业,在此一搏。我们必须紧紧拉住中央“一号文件”和发展县域经济建设绿色腹地这三根纤绳,在两条道路上迅跑:一方面发展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以工业作为脊梁,支撑起地方财政;一方面发展特色农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农村工业化让闽北每块肌肉都丰腴起来。这就是战略上围绕着“工业化”闽北双轮驱动使“工业强筋,农业丰肉”,战术上采取工业发展“抓小养大”,农业产业发展“抓大促小”的不同前进策略。
现在,比较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第一条道路,即工业的工业化。我们都知道建成一个工业闽北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们都急切地巴望突出工业,突破工业。我们都期待闽北到处工业开发区、科技园区遍布,我们梦里都在想着闽北连深山老林里都机杼声声,车轮滚滚。发展工业是发展闽北的必由之路,我们完全需要从海外、从沿海、从江浙引来适合在闽北发展的长项生产线、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大型工业来作为闽北的支柱产业;我们知道支柱产业对财政的巨大意义:假如闽北在“南孚”以外,还有像福厦漳泉那样的福建炼化、东南汽车、冠捷电子、中华映管、厦华企业、厦工集团、实达集团、戴尔计算机、翔鹭纺纤、柯达公司、福耀企业等等这样年产值至少都在10亿元以上的骨干企业数家,闽北财政就不会这样黯然无光。闽北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年年入不敷出,许多县(市)严格来说是“破产县市”。而我们看到2002年年末贷款余额上,福州有1157亿元、厦门有506亿元、泉州有424亿元可以出贷,说明人家是钱多得用不完!所以,没有这样大型工业企业作为财政的支柱,闽北就“粒米煮成一碗粥,鼻风吹去两道沟。远看还像一面镜,近觑老朽映里头”,多么让人齿寒!不言而喻,没有财政就没有闽北事业的发展,就没有闽北整体的富庶安康。
因此,发展工业这一点闽北必须坚持毫不动摇。但是以项目促发展抓大工业,于闽北来说目前仍属理论上的事。因为“大工业”投资牵涉到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交通环境、人文环境、工业配套布局、成本因素等问题的制约,投资者围绕着利润的最大化都是精明的,他不会是“冤大头”傻乎乎无根由地跑到你闽北来丢钱。这样你企图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想一举拿起“大工业”的“烫手山芋”肯定拿不动。所以我们得从“小工业”引进里起步,从先能让财政有变化起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咱自己没什么工业基础就不该对“小工业”看不上眼,就不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因此发展闽北工业要先着眼于“抓芝麻”,经若干年累积后再逐渐转向抓大项目的“西瓜”。人视其小我要,人视其鄙我珍,小如纽扣可以做成温州“纽扣王国”,鄙如刀具可以做成永康“五金城”。用这种精神我们可以委屈一点把人家淘汰的、迁移的工业引来。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闽北所处的地理条件和发展的可能:闽北处在沿海经济发达板块和平原经济发达板块之间,同时又具有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可供开发利用的要素,并且今天铁路、公路、航空也构成了稠密便利的交通网络,完全能够赛过江西下引上联接受两大板块的工业迁移与辐射,只要闽北敞开胸怀,凤凰可来栖!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闽北整体是一个农业的闽北,发展工业应当把“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即让农民成为工业化的主体,让农民有参与工业化的权利和分享工业化的成果,激发农民参与工业化进程的热情和积极性,使闽北农业和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既不需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还得到切实的利益,以使得闽北工业化得到农业和农民的参加从而大步向前。这才是县域经济的主流,也才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而这场农村革命的主战场是,一,它发生在农村;二,它把农业改造为工业;三,它的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劳动主体都是农民。即借中央“一号文件”的和省委发展县域经济及建设绿色腹地的东风,趁势抓好农业主导产业,强势推进农村工业化。
这个更应当吸引我们眼球的农业的工业化,究竟怎么走?我们得从闽北挺立在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潮头的两个弄潮儿南平“长富集团”和光泽“圣农公司”找到方向。先看光泽圣农实业有限公司,其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肉鸡饲养供应企业,并且有望茁壮为中国南方最大的肉鸡供应企业.他们吸纳农村和社会闲散资金近5000万元及租、购农田400多亩,办起了覆盖了全县六个乡镇的48个肉鸡饲养场,除800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成为饲养场工人获得佣薪外,48个饲养场还带动该县及周边县共达13000户农民从事玉米种植、饲料加工、毛鸡养殖,这一万多户的农民年获益5400余万元,户均年增收入4200元。再看长富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企业麾下有由公司出资购买奶牛和挤奶设备、农户出资兴建牛舍和办公设施的覆盖全市数个县(市、区)的合作牧场34个,约有400名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培训后成为牧场工人,34个牧场又与8950户农户签订牧草种植合同,种植牧草88988亩,这近九千户的农民年获益将近5000万元,户均年增收入5760元,还有一批农民加入运奶送草的行列,他们也年总收益达1700余万元。而这里,我们也还只谈及这两个企业主干部分给农民的获益问题,尚未涉笔这两个企业主干之外带动的相关产业链带给农民的其他收益。
闽北人如果不能从圣农和长富身上看出县域经济和闽北工业化的方向那就没有道理。圣农和长富,自身是卓然而立的农业龙头企业,他们的基本运作模式是“公司+一批规模饲养场+大批饲草种植户”的产业化形式,在建设一批规模饲养场时,让部分农民把土地和资源参入到企业运作中来,成为共同经营的投资者,让一定量的农民为企业的生产提供直接劳动,让大量的农民按照企业标准化要求间接劳动。两个企业都贯穿着一个浓重的“农”字,在这“农”字中,农村的土地、资金、资源、劳动等要素被直接或间接吸引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得到升值的利润。农田隐形中成了产业车间,农村实质上成了无烟工厂,农民悄然转变成为农业工人。长富和圣农从农字上无可辩驳地带动了闽北的区域经济,并用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农村、农民走工业化的可能,还告诉了我们:根据闽北的特点,闽北的县域经济和工业化,应主要走选准特色农业抓住主导产业促进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圣农和长富除具有使农业可富,农民可富意义外,还有更长远的意义:它使农民按照公司的工业化生产要求、标准化生产要求,不自觉地用了工业思维改造了自己的农业思维,也就在下意识当中让农民解除了小农意识和封建意识的镣铐。戴着镣铐不能跳舞,而解除了镣铐的农民和农业才能跳起欢快的舞蹈。
“圣农”和“长富”现象告诉我们,福建厦门的中盛花生、永春的芦柑、古田的食用菌、安溪的乌龙茶、漳州的毛豆、漳州的花卉、漳平的花卉、东山的鱼业、连城的几大干、长汀的河田鸡、沙县的板鸭和小吃等现象也启迪我们,山水资源丰富的闽北,有许多特色农业,比如笋业,菇业、竹业、茶业、烟业、渔业、林业、瓜果业、畜牧业、养殖业包括旅游业,都可以经过组织走向农业产业,什么是绿色腹地啊?这些就是!但是这里,怕就怕在有一个误区:以为闽北“遍地是黄金”,这些产业“抓到篮子里都是菜”。这正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形不成主导产业的症结所在。我们知道,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不同,支柱产业你只要给政策给优惠它就“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而主导产业则需要扶持和培育,这需要财力和精力。因此发展主导产业应先集中“抓西瓜”,即先抓“一县一品”,各县(市、区)都像光泽“举全县之力发展圣农,打造光泽经济航母”一样培育和壮大一个至两个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而后通过公司加农户规模生产化地组织好农民开展主导产业。一个县的财力有限,你不能把财力分散去扶持所有产业,那样的结果只能是瞎抓芝麻丢了西瓜,不有所舍就不能有所取,这就是辩证法。因此闽北各县(市、区)应当以“贵精不贵多”的思维,克服“多、小、散、乱”的毛病,从诸多特色农业中精心选择自己一个至两个优势农业,规模开发成创汇农业、生态农业、效益农业,通过农副产品深加工,形成产业链,那才能够舞起农业产业龙头,壮大农业产业,把农村引向工业。依托大产业,农田才能成为农业生产作坊,农民才能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农村才能成为农业工厂。
在发展农业产业化引向农村工业化的同时,还得坚决喊出口号:“打倒‘三家村’”!同时调整政策:对贫困山乡决不再实行扶贫!改造传统农业闽北的另一项变革即把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发展闽北城镇化并行。我省经济学家预计,到2005年福州城市面积将大大拓展,城市人口将达200万;厦门城区面积再增50%达到100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将达150万;泉州面积比今天20平方公里再增70%,城市人口达70万;漳州面积将超3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超50万;如果这样发展,那么将来我们闽北的县(市、区)就不是城,与人家比只能称作“镇”与“乡”。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必然会出现经济区域的重新划分,也必然会冲撞我们现有的县域乡域区划。县(市、区)仍然可以作为农村工业化的纽结,促进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以经济区划让有条件的县市城镇发展为中心城镇,条件不足的县市作为卫星城镇,有条件的乡镇发展为中心乡镇,条件不足的小乡镇撤并或者作为卫星乡镇。而撤并小山村,做大乡镇这势在必行。这样促使乡镇成为一个集中的产业工厂,也成为促进就业、流通、消费的繁荣集镇。不过,农村城镇化应当通过农业产业化的方式来吸引和诱导,而撒并小山村则必须依靠政策依法进行。小山村是自然农业经济的遗留,不配以城镇化建设,不配以治理小山村,就只能让它留下破坏资源和留下自然农业的低值劳动,这样闽北就别想小康;不配以治理小山村,不配以城镇化建设,那么传统农业就不能断根,小农经济也不能断根,封建观念亦不能断根,传统农业闽北就不能顺利地改变为工业闽北和新型农业闽北。因此我们今天假如再对“三家村,五家店”垂泪怜悯实行扶贫,那是鼓励他们逆历史潮流。撤并小山村的不成熟的建议政策是:一,从批地建房入手,抑制在小山村批地建房,而在乡镇所在地或大行政村给出鼓励小山村民建房地土地;二,根据小山村越来越多青壮农民出外打工村落已出现老化虚化的实际,以经济补贴和土地补贴的方式引导老化村虚化村村民走向乡镇或大行政村,撤除小山村.我们必须赋予全体闽北人超越田野山乡的理想,让他们整体突出小农经济“土围子”,让他们的灵魂觉醒与走远。
今天站在闽北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我们翻开昨日历史不是要犁出过去,我们细抚今天这片土地意味着我们要留下什么。我们用第三只眼去看闽北就是要去正视闽北,从而知道从何处下手让闽北崛起。我知道所有闽北人心中都震荡着这样的诗:“尽管闽北贫穷困苦/儿女对她的爱也绝不含糊/叫一声闽北万岁/更强烈的爱在那感情深处”,我们只有一个闽北,今天她振兴的竖琴就放在你我手中,等待我们去把它铿锵地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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