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叫张宇叶凡是哪部小说主角抗日时期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投敌叛变人数超过50万
来源:华声在线
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
  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 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五: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这样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
  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这就是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 “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中共。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投敌叛变人数超过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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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下载功能反馈抗战时期国军将领中有哪些话曾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还有胡琏的,“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等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并不一定要是抗日语录,也可以是平时生活里的小细节,希望关注这方面的大家补充一下。------补充--------------------------并不一定要是正面的,反面的也可以。想看百态,而非一辞。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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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会战,因原旅长畏敌,郭汝瑰作为代理旅长临危受命带十四师8000人在前线抵抗。打了几天后部队伤亡惨重,时任十四师师长的霍揆彰担心他守不住,就派人去问他是否需要援军。郭汝瑰回了一封信,前半段汇报了军事情况,后半段说,“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回复里有朋友提了,顺便介绍一下,如果给郭汝瑰拍电影的话,片名就叫“我是传奇”。世人皆知TG大特工李克农潘汉年等,却少知郭汝瑰才是公认TG史上最大间谍,内战中做到国防部作战厅长,因他而死的人救的人都是以兵团计算:孟良崮战役国军悍将张灵甫因他而死;通过安插将领制作作战方案推动了决定中国命运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进程;杜聿明临死前抓着郭汝瑰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在晚年写成的《郭汝瑰回忆录》出版之后,在台湾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甚至认为,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昔日国军战友各寄一张白纸给他的家人。斯人已逝,抛开政见,不管怎样,1937年的战场上,郭汝瑰写下这段话时,的确是已决心取义成仁。--------------------------------------------------------------------------------------------------------------------------------------------
我…不行了
战在哪里,站在哪里,生在哪里、守在哪里。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牺牲前语…
郝梦龄()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黄启东()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吉鸿昌()河南扶沟人,时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阚维雍()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李家钰()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刘茂恩()河南巩义人,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马本斋()山东聊城市莘县张鲁镇,时任回民支队司令“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饶国华()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怎么能没有这个呢?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志士王建堂出征前,他的父亲给儿子的一面写有“死”字的一面旗帜,鼓励儿子为国捐躯,奋勇杀敌,马革裹尸。抗日战争时期,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燃烧着镇上一帮年青人的心。四川安县的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串连组合起百十个具有同样热情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大家一致请缨杀敌,意志坚决,无可动摇。百十个人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当时曲山镇归安县管辖)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县长大喜过望,立即将此事上报,又将这百多名热血青年接来安县,驻在大安游艺场(即现在的安县剧场),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就在王建堂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从曲山镇寄来一分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  “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勿忘本分!””四川军管区给家里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上款: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  好一曲燕赵悲歌,壮士断臂!  现在,这面大旗早已丧失,在北川县文化馆内仅存有一面根据推测而作成的复制品。眼下,我们很难想像得出数十年前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难想像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和一挥而就或是浓墨重笔!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老父在写出“死”字和“死时裹尸”的句子时,老父的胸怀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惨痛又是何等的悲壮!总之,“死”字大旗作成了,父亲将儿子送上战场。部分摘自百度百科
第九军郝梦龄将军。郝将军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打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围剿苏区,将军有感于连年内战生灵涂炭请解甲归田。委员长不准,打发到贵州修路。七七事变起,将军请缨出战:打了半辈子内战于国家无益,日本人要灭亡中国,国家生死存亡,义不容辞。路过武汉时将军留下书信嘱子女次年再看,实为遗书。大意为此去报定牺牲,我没有钱,子女可上遗族学校。到了忻口前线将军训话:此战我死国活我活国死。谁后退一步我枪毙谁,我若后退你们谁都可以枪毙我。第九军面对日本甲种师团板桓征四郎死守阵地21天,直到东线娘子关失守再守无益。是役郝军长与54师师长刘家麒将军殉国。是全面抗战以来殉国最高将领。纵观整个正面战场,死抗21天也是极少见。更多的是军长师长率先临阵脱逃,部队则一触即溃。文官贪财,武将怕死,国军好不了。同年12月,南京陷落。陷落之前南京实际最高军事长官唐某也说要与城共存亡,并下令销毁一切渡江工具。但是这哥们有飞机可坐跑了。赶到日本人杀进来军民无处可逃。长江边上多处都是万人规模的屠杀。另一位将军孙某化妆成女人逃过一死,多年之后他公子成了红遍两岸的大演员。这都是有遗传的。
我们早具决心,抗战到底,不问境遇如何,决不作城下之盟,我们当此国难,身为军人,当继续不断努力杀敌,来尽匹夫之责。
说个温情的: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热心植树造林的冯玉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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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娘希匹
常德余程万:“弹尽粮绝,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刻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死守中央银行。职余程万谨叩。”衡阳方先觉:“哪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给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
【无名国军论抗战】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我只是复制粘贴,要骂街请出门左转找原作者,谢谢3月9日又补充了一些“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第446页〕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阖,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的最后两段,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页“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国民党由于它的普遍腐败和有如脱僵之马的通货膨胀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现出与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无能,谷物屯积和投机倒把加重了年期间的饥荒,据估计有200万农民死于饥饿。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时,没有遇到农民的抵抗。相反,农民在某些场合却攻击国民党军队,缴他们的械,甚至把他们杀死。”——[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651,652页以下为3月9日添加的回答,仍然是照抄原文“我昨天所讲的征兵冒名顶替之事,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更是任意丢弃不顾;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费用,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为要归队复命起见,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以致发生张冠李戴,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为要防其逃走,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这种现象,到处沿途可以看到。”——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又部队军粮,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份军粮,作为来往的盘费。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无形之中,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而军纪因以破坏。最违犯纪律的,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自己就离开部队,置职务于不顾,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冻,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强取民物,或以变卖军粮所得的款项,嫖赌吃喝,任意挥霍,有些甚至卷款潜逃;其回到部队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总之,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非鲜。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不尽职、懒惰腐败的表现。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475页“去军营慰问部队时,学生注意到军官的残忍。在村子里,他们听说年轻人宁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饥挨饿,遭受蔑视和侮辱,而这正是被抓取派往前线的亲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个从前的学生对那位奔赴战场的广东同学的外表记忆犹新:“他们更像一具具骷髅,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虚弱得什么都拿不动了。”同样是在滇缅公路上,除了可怜的士兵,还有一群走私者——他们衣冠楚楚,手头阔绰,有权有势。这些人与当地的投机倒把分子、贪官污吏和蝇营狗苟的乡绅,使得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联大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不平等。明目张胆的不公使闻一多教授成为炽烈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尊崇诗人屈原,把他奉为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刚正不阿的批评者;但亲身经历中国统治者的残暴时,他仍然惊诧不已,于是他开始行动了。有一天,和一位学生散步时,闻一多突然冲上前去,高声吼道:“放下你的手!”原来,有个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体羸弱,倒在路旁,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起来。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个军官看着这个长胡须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话要他别管闲事。闻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那个军官试图指示部队围攻这个鲁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学生赶了上来。“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时,有一群人围上来,那个士兵已经死了。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了几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扬长而去。闻一多回到家,气得直哆嗦。“太无耻了!太无耻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骂着。妻子劝他安静下来,朋友也劝他:这种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没人管了!”闻一多厉声应道。接下来几天,他神情恍惚地坐着,连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没有察觉,他心乱如麻,无法工作。”——[美]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99年,376-377页“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美]布莱恩·克劳泽:《蒋介石传》17章“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今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国民党军队)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第3节“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当年国军五万人三天内被消灭,王耀武暴怒:“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这句不知出处,但是委实印象深刻。
秦德纯: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冯治安:寸土不许后退,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如果爆发冲突,卢沟桥就是你们的坟墓。(七七事变前守宛平城的金振中面对日军的挑衅和逼进,向29军文武两帅请示办法,秦德纯和冯治安的答复)唐生智: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逼近南京,蒋介石想让唐生智守城,并说不是你就是我,你选一个吧,唐生智答应了,并在别人质疑的时候如此作答)张自忠: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南瓜店之战张自忠身中数弹,留下如此最后遗言)
“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陈云同志
1."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余程万1943年常德会战,74军57师余程万将军率8000官兵与116师团30000日军鏖战。战至最后不足100人,这是余将军电告孙连仲的电文,最后时刻余将军率数十人突围,突围后在外围联系上一个团,又杀回常德,常德仅沦陷20天被收复。战后蒋介石欲以临阵脱逃罪名杀余程万,由常德6万民众签名作保,孙连仲、王耀武等人出面求情而判有期徒刑。后释放任74军副军长。每读到此处,与衡阳第10军方先觉将军相比,真是唏嘘不已。(没有黑方先觉的意思)2."不投降!“--------吕公良吕公良将军,新编29师中将师长,许昌战役中殉国的中国最高将领。老蒋要求死守许昌,汤恩伯仅留下新编29师四个团3000人来对抗日军37师团、62师团、第7混成旅团、坦克第3师团一部、27师团一部共计80000余人。最后,吕公良将军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在军马上被打落,日军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负伤的吕公良将军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打死日军下士淳边定六郎,后面日军开枪,正中吕将军头部,壮烈殉国。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萨苏《国破山河在》3.“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职唯有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知遇暨川中父老之情”、 “小日本,当年强盛一时,不免败亡,今日你虽猖獗,终有破灭的一天”-------饶国华1937年10月,持续三个月的凇沪会战以国军主动后撤而告终,中国最高统帅部开始部署南京战役。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其中南路为太湖—湖州—广德——南京,目的为切断我后撤路线。其中,后追赠陆军二级上将的川军饶国华将军在广德亲自指挥第433旅在广德前方约六十里的占领阵地。尸横遍野,草木皆赤。川军团长刘汝斋吓得擅自后撤,导致阵地沦陷,饶国华将军死战不退,当晚,弹尽援绝,将军写下绝命书,向东怒吼“小日本,当年强盛一时,不免败亡,今日你虽猖獗,终有破灭的一天”,凌晨2时许,将军在阵地开枪自杀。4.“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孙连仲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日军已占据台儿庄之大部,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答复曰“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止!” 随后,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下达反攻命令,并做出上述表示。-------摘自网易新闻5."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蒋光鼐、蔡廷锴时任19路军正副指挥的蒋光鼐、蔡廷锴,于淞沪会战爆发之时向全国发出的通电。6.“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寸性奇寸性奇,云南腾冲人,中条山会战中任12师少将师长(后追赠中将)。1941年5月,日军秘密集中10余万精锐主力,突袭中条山12师阵地,5月13日晚,将军右腿被炸断,以重伤之躯衰数十人突围,再次遭到拦截,左腿再被炸断,留下这句话,要求剩下人不必管他各自突围,然后拔剑自杀,在场官兵无一离开,守护将军遗体战至最后一人,全员壮烈牺牲。7.“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8.“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现在情况极险恶,吾人在事有可为之时,应竭尽心力,恢复原态势,否则当为国家为民族保全人格,我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唐淮源唐淮源将军,国军第3军军长,率部驻守中条山。1941年中条山会战,5月12日,将军率众且战且走,后来他进到樊家沟县山顶一间土屋内,身边仅有几个通信兵和报务员。自云南讲武堂毕业投军三十年,身经百战,屡建殊勋,由排长逐级升至军长。现在身陷绝境,他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在笔记本上写下遗书:“余身受国恩,委于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死后,望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随饮弹殉职,是年55岁。--------摘自百度百科9.“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吾愿开此先例。”-------周同虽不是国军将领,可这句话扔触目惊心。周同就任滕县县长近3个月后,日军就开始猛攻滕县,他不分昼夜地发动民众组织抵抗,协助王铭章师守卫城池。王铭章战死后,他抚尸大哭,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说完突然纵身一跳从城上坠下,以身殉国。-----------摘自百度百科---------------------------------------------------------------------------------------------------------------------转载一个萨苏的书《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中的小故事日军士兵斋藤在修水前线作战,战斗间歇,到一条小河边用汽油桶洗水果,不小心汽油桶被水冲走了。日本兵跟在后面追,却发现汽油桶漂向了对岸。这时,他发现对岸有个正在洗澡的中国兵,双方都大吃一惊。因为都没有带枪,双方谁也没有办法射击。那中国兵慢慢站起身来,拾起那个汽油桶,取出一个水果吃了一口,向后面的树林退去。这日本兵鬼使神差地用日语问了一句:“好吃吗?”没想到这个中国兵居然用日语回话道:“谢谢。”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兵,而是个下级军官或者士官。出于好奇,这个日本兵继续好奇地问:“你们过得怎么样?发的钱多吗?”那个中国兵站住脚步,耸耸肩说:“好几个月没有发到饷了。”大概是觉得这个日本兵挺有趣,又补充道:“日子不好过啊,有督战队,不好好打仗可能被自己人打死哦。”沉默了一下,又说道:“那样我就看不到夺回台湾,看不到占领大阪,也看不到占领东京了,多遗憾。”说完,带着汽油桶慢慢走向树林中去了。“这是个广东兵,看起来很瘦。”斋藤在回忆的最后说。-----------------------------节选自《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
攘外必先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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