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官方资料评价张学良是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民间评论张学良手中拥有近百万大军一枪不放，让日本战_百度知道
大陆官方资料评价张学良是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民间评论张学良手中拥有近百万大军一枪不放，让日本战
谁知道历史的真相，是民族的罪人，丢了国人的脸，让日本战领中国东北三省，是民族耻辱，民间评论张学良手中拥有近百万大军一枪不放，爱国将领大陆官方资料评价张学良是抗日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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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都不会忘记他，凡事对党做出过贡献的人，情因为西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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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张学良算不上民族英雄 悟道人/来自中 华网社 区 //来自中 华网社 区 /张学良先生以百岁高寿，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对张学良先生的历史评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赞誉“民族英雄”、“千古功 臣”似乎早已作了定论。中共第三
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唁电中再次称其为“千古功 臣”，坚持了中共对其的历史评价。然而我以为，对张学良先生而言，“著名爱国 者”的结论足矣，但仅此而已。什么“民族英雄”、“千古功臣”，都是言过其实的 溢美之词，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透过逐渐远去的历史烟云，让我们重新审视 张学良的人生。丢失东北罪责难逃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基本国策，就是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对外扩 张侵略的政策。１９２７年日本政府确定《对华政策纲领》，其最终目标就是占 领征服中国。会后日本首相给天皇的《田中奏折》以最露骨的语言，表明了这一 立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面对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东北守军又是什么情况呢？皇姑屯事 件日本人炸死张作霖， 东北军政大权集于张学良一身。 １９２８年底东北易帜后， 奉军改称东北边防军，习惯上称为东北军。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完全是可以有所作 为的，特别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有条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 壮举。但是，他辜负了历史机遇，辜负了东北人民对他的厚望。从１９２８年到 １９３１年整整三年，如果张学良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把精力放在关系民族存亡 的国事上，精心拟定反击日本侵略东北的作战计划，整军备战，储备作战物资，构筑必要的堡垒及防御工事，加紧训练并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那么 “九一八”日本关东军对北大营的袭击，必将招至有充分准备的东北军的全线反 击，以寡击众的关东军定遭重创甚至是灭顶之灾。可惜历史不能重演。此时的张 学良在国势危艰的多事之秋，却远躲在北京抖架子、享清福、泡舞会、吸毒品、 吃馆子、看大戏，甚至在“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他居然还有心呆在北京的戏园子 里。当部属向他报告日本军队已开始大举进攻时，他竟然下令不抵抗，让东北军 挺着脖子等死。末遭真正抵抗的关东军犹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占领了全东北。在 长达１４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东北军民死于日军屠刀下的就达３００万人， 被损毁劫夺的财产高达１０００亿美元。难怪时至今日，日本人还有股挥之不去 的满州情结，似乎东北是他们丧失的海外领地，早忘了那本是中国的领土。对这 笔血海深仇，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令人遗憾的是，张老先生直到晚 年，仍对自己在“九一八”事变中应负的责任躲躲闪闪。他在恢复自由后，１９９ ０年８月约见日本特派记者日本广播协会特别主播矶村尚德、 日本中日关系史教 授臼井胜美（下同）的谈话中，对有些问题还是抱着错误的认识，因为这涉及到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必要加以澄清。问题之一：没看清形势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张学良同日本记者的谈话中有这么一个观点， “我把‘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 “你要骂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中国当 时好多好多的事情比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 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化了，那是不同的。”把这个观点说白了，就是“九一八”事变 前没有把日本的侵略野心看透， 事变时以为日本军队不过象济南事件那样闹腾一 阵也就不了了之，言外之意由于思想麻痹再加上水平不高，大意失荆州才丢了东 北情有可原。能够接受国人的批判也仅限于此。关东军磨刀霍霍，东北军却在睡大觉，这正是东北最高长官心存侥幸指导思 想的反映。张学良认为日本军队再凶再疯狂，也不至于敢吞下东北并进而吃掉中 国，因此做着一相情愿的美梦而心安理得。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的侵略 意图并非丝毫没有察觉，他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难以接受，日军以势压人武力威 胁。 但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意味着什么， 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在传递什么信息， 这位外似精明强干实际毫无政治头脑和军事胆略的少帅，也就考虑不了那么多 了。其实关东军大量毫不掩饰的战争准备，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连有的老 百姓也能看到日军占领东北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不少有识之士及其部属也多次 提醒张学良提高警惕，然而张学良却没有把这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放在心上，听 任可以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三年时间白白流失。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形势看的不那么清楚，事变发生后应当觉醒 了。面对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做为守土有责的军人理应毫不犹豫地奋起还击。 可是张学良看不清楚还要看，不知他到底要看什么，一直看了四个多月直看到东 三省大好河山全部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不战而退，丧土辱国，这样关系民族存亡 的历史罪责，难道是一句看不清楚的混帐话就能推卸干净的吗？问题之二：该不该打和有没有能力打张学良在同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讲到他那时认为“中国没有跟日本打的能力，我 没有这个能力。”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弄明白两个观念：一个是非观念，就 是该不该打；一个现实观念，就是有没有能力打。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民族。近代以来，帝国 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历次侵略，都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面对拥有坚船利炮等 先进武器的外国强盗，手持落后甚至原始武器的中国军民，抱着宁死不降，与敌 人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篇章。当外敌入侵时，任何一个爱国者，任何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不论实力多么弱小，不 论环境多么险恶，都将首先并且唯一的选择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坚决消灭侵 略者。抗日英雄杨靖宇，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爬冰卧雪，吃草根啃树皮， 也要同日寇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狼牙山五壮士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身陷绝境 中打到底直至跳崖为国捐躯……正是千千万万这样挺起的民族脊梁， 筑起不可战 胜的钢铁长城，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迷梦。“九一八”事变时，不管日本 国力怎样强盛，不管日本军队怎样猖狂，只要它胆敢挑起侵略战火，每一个正直 的中国军人都应该义无反顾的为国效命疆场。 所以日军进攻东北时该不该打问题 的答案，除了懦夫和卖国贼，显然是明确无误的。中国有没有能力同日本打？中国完全有能力同日本打并将最终取得胜利。这 是因为，日本虽然经明治维新，特别是靠对华战争获得赔款用中国人民的鲜血养 肥了自己，工业发达，武备强盛，但毕竟人口远远少于中国，国土资源有限，战 争潜力经不起长期消耗，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对外扩张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 助，必将遭到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国家的反对。中国 虽然积弱多贫，但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和物产资源，雄厚的战争潜力完全经 的起长期消耗。况且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正义战争得 道多助必将赢得各国人民的支持。一个小国兵强，一个大国兵弱，速胜速败都不 可能，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才能最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东北军有 没有能力打进而讲东北人民有没有能力同日本打？同样完全有这个能力。“九一 八”事变前，东北军以旅为最大建制单位，陆军共编成２５个步兵旅、６个骑兵 旅、１０个炮兵团、８个工兵营、９个宪兵队。海军辖２个海防舰队和１个江防 舰队， 有各种舰艇２７艘３． ２万吨。 空军辖５个航空队， 有各种飞机２００架。 另东三省各省还有省防军１２个旅。即使在国民政府统一整顿精简后，全军尚有 ３５万人。仅就兵力数量而言几乎相当于日军总兵力，超出关东军兵力数十倍。东北军与关东军相比，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就是在武器装备上当时也一点不 次于中央军，而且东北军巳形成一定规模的军工生产，不同程度的储备有各类武 器弹药。另外东北军多数官兵具有实战经验，中下层指挥员经过培训。客观地讲 这是一支具备相当战斗力的军队，完全有同关东军一战甚至将其消灭的能力。如 果张学良进一步发动东北民众，在各地组建民团等抗日武装并给予一定支持，那 么东北抗日局面将会大为改观。还要看到东北的抗日绝不是孤立的，只要东北抗 战全面开始并坚定地打下去，肯定会得到全国军民的有力支援。当然，蓄谋已久 的日本也会增兵东北并可能占领之，但它必须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且这种占 领也是极不稳固的。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悲壮赴死，可惜，张学良没有做出这样 正确的选择。 张学良的不抵抗葬送了整个东北，这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爱国民众异 口同声痛骂这个误国殃民的不抵抗将军。对此张学良直到晚年还不认罪，他对日 本记者讲“国人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也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 老百姓其实骂的一点都不冤，事实上你张学良就是不抵抗，怎么没有错？张学良 一点不服也好，不认这个帐账也罢，事实胜于雄辩，无数当事人和历史见证者早 已经对此做出公论。依笔者所见，骂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还算嘴上留德，就是骂 他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也毫不为过。 问题之三：对丢失东北张学良是否负有责任社会上及史学界有些人对１９３１年东北沦陷有一种共同认定的说法，“九一 八”事变前的８月１６日，就东北涉日的大政方针，蒋介石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 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 我方应不予抵抗， 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 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此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日军进攻时张学良采取了不抵 抗主义，致使东北军不战而退而很快丢了东三省。当然，也有少数人对上述说法 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笔者以为，不论蒋介石是否给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的电令，在轻易丢失东北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 张学良都是负有不容推卸的历 史责任。先说第一种情况。张学良在同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讲到，“现在有很多人替我辩 白这个事情（指‘九一八’事变），中央那个时候不是蒋先生，那个时候是孙科负 责。中央给我的指示，这句话不晓得朱小姐能不能翻译，就是‘相应处理’，‘相应 处理’就是责任一句话，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中央去，原因就是不想把这个事情 扩大。”如果蒋介石确曾给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电令，那么面对媒介张学良就有 据实以告澄清历史的责任。但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关系重大的史实，相反是强调中 央授权他“相应处理”。假如这是历史事实，那倒是蒋介石替张学良在背着历史黑 锅。 什么是“相应处理”？我的理解就是国民政府授权给张学良对包括涉日在内的 东北重大事宜相机处置。果如此张学良就应对东北局势的发展负主要责任，这点 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战前毫无准备，开战望风而逃，仅仅四个多月就丢掉了全东 北，这就是张学良的“相应处理”，难道他不应为此而承担历史责任吗？再谈第二种情况。张学良在同日本记者谈话中提到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原 因是不想把这个事情扩大。这句话说的含糊让人有些费解，似乎话中有话有什么 难言之隐，但究竟是什么没说清楚。其实用不着绕圈子，就算蒋介石给张学良下 过不抵抗电令那又怎么样？在大是大非面前，总要有个做人的准则，在有功于民 族或有罪于民族面前，总要有个自己的选择。中国有句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蒋介石不让抵抗就不抵抗？那蒋介石要投降日本是不是也要服从去当汉 奸？他蒋介石不让抵抗就要负领导责任，你张学良执行不抵抗就要负直接责任。 责任大小轻重有所区别，但都难以逃避历史罪责。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李鸿章同外 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也是经请示并最终经清廷同意 批准的， 难道可以说李鸿章只不过是执行清政府命令所以不负历史责任吗？外长顾维钧为什么没在北洋政府已默认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原因很简单， 他不想落个 遗臭万年的骂名。逼蒋抗日为国建勋１９３１年日军占领东北后，按照既定计划，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关内。继不 成功的热河、 长城抗战后， 日本以军事实力为后盾， 搞起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 企图进一步分裂中国， 以便从中混水摸鱼。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全国人民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团结抗战，挽救危亡。大敌当前，位居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却毫无所动，继续顽固推行他那“攘外 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驱使杂牌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紧在陕甘的“剿匪”军 事行动。此时的张学良已今非昔比，丧失了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丢掉了养军的 家当， 靠着中央接济军饷过日子。 尽管多年内战的惨痛教训使他不愿再同胞自残， 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拿着蒋介石的钱就得替人家办事，于是又不情愿地走 向内战。几番较量下来，东北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丧，继续打下去即使拼光了老本 也毫无取胜的把握。东北军寄人篱下，处境艰难，广大官兵对打内战强烈不满， 一致要求枪口对外。张学良也有心保存一点实力，以便打回东北老家去。在这种 情况下，张学良开始了同中共的秘密接触，并于１９３６年春达成东北军与红军 的停战协定。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本来就对徒耗实力的“剿共”持消极态度，对张学 良所为当然是支持的。这样，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剿共”实际上已终止。 把“共匪”视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对张、杨按兵不动的做法极为不满。１９ ３６年１２月４日，他率领部分军政高级官员飞赴西安，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于 此同时，中央军开始调兵遣将，一队接一队的战斗机与轰炸机降落在西安机场， 蒋氏嫡系３０个师也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匪”。蒋介石抵达西安后，立即 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让张、杨选择：一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赴陕北前线“剿匪”，中央军在后面“接应”；二是如果张、杨不干，就马上将东北 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来“剿匪”。这两 个办法都是张、 杨绝对不能接受的。 接受第一个办法， 他们的实力就会消耗殆尽， 而且其部下也根本不愿同红军作战；接受第二个办法，到蒋介石的地盘上势必被 各个击破，这无疑是自投虎口。在这种情况下，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 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１２月７日下午，张学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临潼华 清池向蒋“哭谏”，想用自己的至诚来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先是慷慨陈词声泪俱 下，倾诉自己抗日爱国的热忱，继则同蒋展开长达三小时的争论。恼羞成怒的蒋 介石最后气的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 策也不能改变。”这样，就逼的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可走。张、杨经密商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断然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 西安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一批高级军政官员，并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的通电：（－）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 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日本希望借此搞掉蒋介石，扶持亲日派上台。至少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削弱 抗日实力以便从中渔利；美、英等西方国家担心蒋死后，南京政府转向亲日对己 不利，所以主张和平解决，保住蒋的统治；在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 张武力救蒋，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 保住蒋的性命，随后相继来到西安，和张、杨进行谈判。其实，张、杨在事变前并末拟就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面对事变后复杂的国内 局势，由于意见分歧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事变当天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派代 表到西安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认为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 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 果。”同时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前途：或者由此爆发新的大规模内战，削弱全 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或者由此结束反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更迅速地建立。 因此，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是： 坚决反对新的内战， 主张和平解决。并及时通电全国，表明态度，同时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 等为代表赴西安处理事变。 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对张、杨及其部下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使张、杨 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后 来又通过谈判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１２月２５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 客观的讲，“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圆满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 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张 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名利，兵谏犯上，逼蒋抗日，为 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也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他“九一八”不抵抗 丧土辱国的污名。“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中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光辉顶点。 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成为中国人民记怀张学良将军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 形势逐渐成熟之际，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即使没有这次事变，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建立也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不可能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追着他屁股猛揍的时候，还能倾其全力去围剿红军。如果他还有一点政治头脑，还想 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还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那么联共抗日就必然是他唯一的选 择。这正如毛泽东当时就很精辟指出的那样，“‘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 健。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 转变。”蒋介石以后抱怨日本侵略中国，给了中国共产党东山再起、发展壮大的 历史机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指出这一点，丝毫没有贬低“西安事变”发动 者张学良将军所建树之历史功勋的意思。观其终生盖棺论定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自幼上私塾接受儒家文化。青年时期习武从军， 跟随其父张作霖，做为奉军的高级将领，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 争、 讨伐奉逆郭松龄的战争。 尽管他对这种争权夺利抢地盘的军阀混战非常反感， 甚至向父亲张作霖哭谏息争罢兵，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拒绝抗命。也正是由于政 治顺从和内战才干， 张学良深得其父的器重与信赖， 成为奉军首领的当然接班人。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东 北军政大权遂集于张学良一身。他不顾日本的反对和威胁，断然于１９２８年１ ２月２９日宣布“易帜”，将原来北洋政府时期悬挂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 为南京政府规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实现了 全国统一，可以说为国家民族办了件有进步意义的事情。 １９３０年春，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后，各派军阀的说客周旋于张 学良左右，因为谁能取得东北军支持，无疑更能稳操胜券。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许以事成后将河北及平、津、青岛三特别市地盘让 给东北军，又拨给４００万元的开拔费。在巨大权利、地盘、利益的诱惑下，张 学良权衡再三， 已将反对内战的初衷置之脑后， 又一次自觉走上军阀混战的战场。１９３０年９月，张学良率大军入关，以武装调停的名义，直接从背后威胁逼迫 到冯、阎联军，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冯、阎腹背受敌，在前后夹击下，兵败下野。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秉承侵占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国策，遵 照先占满蒙然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以爆炸柳条湖铁路挑起事端发 难，突然向沈阳北大营中国守军驻地大举进攻。在日本军队的猖狂进攻面前，张 学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大军不战而退，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 相让，仅仅四个多月时间，东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三千万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长 达１４年的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对不共 戴天的杀父之仇却忍声吞气，是为不孝；国土被日寇侵占却不敢奋起抵抗，是为 不忠。张学良不孝不忠的行为实为国人所不齿，举国以“不抵抗将军”的臭名痛骂 之。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国民政府免去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 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１９３２年８月又改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 长。 １９３３年初，日军向热河与长城发起进攻，身为全国统率的蒋介石置民族 大义于不顾，毫无羞耻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坐镇南昌指挥“剿匪”。张 学良以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的身份，代理蒋介石指挥 热河与长城抗战。中国方面参战的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央军３０万大军， 占据有利地形，却不能阻挡３万日军的进攻。做为战区最高长官的张学良，本应 身先士卒，率部冲锋陷阵与敌血战到底，战死疆场以谢国人，甚或在有利态势下 大举反攻，给敌以重创。但他没有把握住率军与日寇直接作战建功立业以洗刷不 抵抗罪名的最后历史机遇，指挥失当，作战不利，短短月余便败下阵来，再次受 到国人的强烈遣责。 日军强占热河，夺取长城各口，入侵华北，逼签《塘沽协定》，实际上迫使 中国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及长城各口的占领，同时把华北置于日军监控之下，为日军全面侵华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强大舆论下，张 学良只能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引咎辞职，通电下野，出洋考察。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等，不满蒋介石对日不 抵抗专打内战的卖国独裁政策，起兵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蒋介石急调东北军一部前往镇压，但东北军１１２师师长张廷枢、骑２师师长黄 显声抗命不从，无奈之下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由于“福建事变”很快平息，１ ９３４年初张学良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剿共”副总司令之职，率部在西北陕甘 会同当地实力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手进攻红军。 张学良不 愿内战，但考虑寄人篱下的现实，担心拒从断粮断饷的危险，又一次被违心地驱 上“剿共”内战的战场。同红军几次较量的结果，东北军最精锐的２个师被全歼， 一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自杀，这对实力日渐削弱的东北军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个时期张学良思想变化很大：一方面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要求停 止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东北军官兵抗日情绪更加激昂，他们要求张学良停止内 战，保存实力，尽快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另一方面“剿共”作战屡遭惨败，损 兵折将元气大伤，继续打下去毫无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开始把反对内战 一致对外的愿望付诸行动。继同红军订立停战协议后，又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 ２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多方斡旋，化解矛盾，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避免了内战。蒋周会谈使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口头协定，以后全 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基本兑现了自己的政治承诺。张学良敢冒天下之大不违， 兵谏扣蒋，写下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页。他和杨虎城的惊天动地之举，对促进 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 会忘记的。蒋介石得以释放，张学良为表明自己坦荡无私的心迹，同时也为维护领袖威 信，甘愿受罚，跟随蒋介石同机到南京。经军法审判张学良被判刑１０年，后又 特赦改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从大陆到台湾，辗转 十几处住地，在软禁的环境中，熬过了几十年的光阴。直到蒋经国去世才彻底恢 复自由，后移居美国夏威夷，在平静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张学良的一生，有所作为的政治生涯仅仅是短暂的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 他大部分从事的是军阀混战及“剿匪”，真正值得称道的也就是“易帜”和“兵谏”， 这是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所办的两件大事。当然还做了东北新政建设及不成 功指挥热河、长城抗战等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所有这些历史之功，都不能掩饰他 不战而退丢失东北的历史之过，这个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种是功大于过，总体上应予肯定。如孙中山推翻帝制， 创建共和，尽管他在政治上有不成熟的表现，对袁世凯轻信不疑，拱手相送辛亥 革命成果，依赖军阀统一中国以致破灭等，但他仍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彻底埋葬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使 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从此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尽管他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探索中有过失误，甚至在晚年犯有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他仍不愧为中 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另一种是功过相当，总体是肯定中有否定，即赞誉不过头，贬低有分寸。如桂 系军阀首领李宗仁，几乎打了一辈子内战，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台儿庄一役美名天 下。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兵败大陆，他同蒋介石彻底分道扬镖，以后弃暗投明叶落 归根，评价其历史功过，盖棺论定爱国民主人士足矣；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声的 政治人物杨度，早年既有抱负又有才华，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同情革命党并促成 孙黄合作。但他长期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以后又做为“筹安会”头子为袁士 凯称帝吹喇叭抬轿子，其劣迹遭到国人的痛骂。在孙中山和李大钊影响下，他迷途知返，逐步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力量和道路，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并在 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他的晚年光明的一面占据主导地位，但终究无法遮掩 重大的历史污点，给以爱国人士的评定足矣。还有一种是历史上过大于功，总体而论基本否定。如国民党早期领导人汪精 卫，年轻时忧国忧民血气方刚，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捕，一首赴死的绝句写的 何等慷慨激昂，但是在抗战中认贼作父，卖身投靠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汉奸，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蒋介石的一生比较复杂，他立功不少，树过更 多。在辛亥革命、创建黄埔、东征北伐、领导抗战、台湾新政上都有历史贡献， 但长期内战、独裁统治、消极抗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最终成为国人众矢之的 的独夫民贼。 由上述可见，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不能只看一时一事， 要全面看， 要看终生。所谓功和过，都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基准，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 的就是功，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就是过。功有大小，过有轻重，不溢美，不 隐恶，把握好这个功与过，就能对历史人物做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笔者以为功过相当，盖棺论定“著名爱国者”即可。说 他“著名”，是因为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传奇般的个人经历。说他“爱国者”是因为 其“易帜”和“兵谏”，尤其是发动“西安事变”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如果不是将功赎 罪的话，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还会更高些。至于什么“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 过头赞誉，不论是哪个党派所定，哪个伟人所讲，那也只是一家之言。历史自有 公论，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结论。张学良生前对亲朋好友的谈话中，多次说 过自己不是民族英雄。这绝不是什么自谦，而是对自己人生有清醒认识的自知之 明。张先生在恢复自由后，回大陆省亲甚至定居巳不存在任何障碍，可是他为什 么至死也没有返回？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不愿再去触动埋葬在心底几十年的隐 痛。 张学良对其父有很深的感情， 回大陆不能不去祭奠亡父， 面对亡父在天之灵， 他能说些什么呢， 想当年大权在手， 重兵在握， 却未报不共戴天的日本杀父之仇，以至留下终生遗憾。不战自退，扔下三千万兄弟姐妹让日本人蹂躏，愧对生他养 他的这块黑土地，实在无颜见父老乡亲。不管别人怎么戴高帽，做为还有良知的 张学良在心底是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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