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向阳商店》（上）
我曾经对朋友夸过口，在写作上我服膺并实践着戴复古的两句诗：“须教自我胸中出，切莫随人脚后行。”事实上，“服膺”不假，“实践”却要打折扣。每想起年轻时候“遵将令”创作《向阳商店》的那段历史，便有些不自在。尽管那不过是一部戏，却让我体味到人生的宠辱哀荣；自然，对我一生的创作来讲，这样一部戏，确也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心理上的影响，让我一时马齿陡长。今秋在武夷山开会，我同傅谨谈起当年，傅谨有着理论家敏锐的触觉，有意思，何不写写？他还替我约好了编辑部，回北京不多久，又来电话催稿。孰知我一旦面对键盘，文章以外的杂念纷至沓来：我要“实录”，而“实录”难免涉及一些人和事，倘若记忆出错、传闻有误，会不会惹来官司？再者说，第一人称叙述，总要臧否人物，做不到阮籍的谈言“玄远”，倒像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但我是齐太史？有董狐笔？要作《春秋》？不，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抹转瞬即逝的浪花，曾经目睹大千世界的一粒沙子而已！忽焉一想，人并非只有一种活法，耳边响起法国人加缪的声音——“”，我欣然，我其实可以站在长河岸边饱览风景。
关于《向阳商店》一段历史，据称，中国评剧院前老院长胡沙若干年前说过一句颇有些激愤的话：“中国评剧院的‘文革’捧红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淑桂，一个是郭启宏。”前者是饰演该剧“一号”刘春秀的著名演员；后者是“集体创作”中的“执笔”且排序在前者。当年胡先生说这话时候，不再是北京市评剧团（中国评剧院“文革”中更名北京市评剧团）革委会副主任，而是中国评剧院院长了，这话的份量也就不同寻常。不久以后，张淑桂调往海淀区评剧团；我则“赋闲”，越一年，我的京剧《司马迁》问世，并获大奖，算是对“赋闲”的回答。若干年后，胡先生和我时或会议上晤面，相逢一笑，恩怨俱泯，当初那点过节儿也就成了花絮。事实上，《向阳商店》创作和演出的内情，我知之有限；胡先生一直在领导层，“文革”中也是“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写出来猛料会更多。
《向阳商店》与江青指示
《向阳商店》的前身是《生活的凯歌》，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编剧署名安西、何孝充。1960年前后，评剧院党委决定重新编剧，重编后的剧本几无前稿痕迹，定名《向阳商店》，编剧署名胡沙、安西，该剧公演后颇具影响力，其中“夸手”、“忆苦”等唱段曾经在评戏迷里风靡一时。
“文革”时期评剧院流传着一个故事：“文革”前，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艺界搞改革，看中了中国评剧院，连看了几出戏，指示修改《向阳商店》；修正主义头子彭真当场顶撞江青，抵制江青指示；评剧院院长胡沙、党委书记胡斌紧跟北京市委，拒不修改《向阳商店》；江青转向京剧，搞“试验田”，抓《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个传奇演绎出大同小异许多版本，经大字报无数次重复与渲染，成了如山铁案。大字报流露出革命群众无比惋惜的无产阶级感情，要不是“二胡”跟着彭真跑，评剧院早就成了样板团啦！于是，用毛泽东文艺思想重新修改《向阳商店》，便是落实江青指示的革命行动。“文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无论哪帮哪派，一旦“抓革命促生产”，就会狠促《向阳商店》。在这种情势下，我被夹裹着到了“执笔”的位置。
我与戏曲原本关系很远，我不是梨园世家出身，也没有戏剧院校资历，我的恩师王季思先生自是词曲大师，我从先生习宋元文学，却不曾想过将来要去写戏，更何况写评戏！记得1961年9月，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化局时候，局里那位大员（名字和模样都记不清了）告诉我，去当评剧编剧，我吓了一跳，我连评剧都没见过呀！他笑着说，评戏好搞。过了好多年，文化局艺术处处长江雪老同乡告诉我，她当年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曾看到一份材料，有个小老乡郭启宏分配到评剧院，广东人搞评戏，她觉得好笑。似乎到了“文革”后，我才听说那是彭真为了改变北京市属剧团编导音美人员素质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从重点大学文科毕业生里遴选一批优秀生充实到剧团来，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掺沙子”。
我向来是听话的学生，尤其那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我认真学习编剧，天天去剧场看戏，拿出一派做学问的劲头。后来我渐渐发现，太监急皇上不急，评剧院的领导告诉我，改造思想是第一位，深入生活是第一位，劳动锻炼是第一位。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小郭是广东人，北京话说不好，我们让他下乡锻炼去。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评剧院在京西衙门口有个生产基地，劳力由各部门摊派，每人每期半月，我所在的文学组的份额由我包了，我一连干了四期（当时的文学组一共四人），才得以回归白塔寺南畔剧院本部我的栖身处。尔后，我又奉命到四季青学习种菜，只孤家一人，剧院怕少了监督，要求我与社员一起记工分，规定工分本定期交艺术处领导审看。生产队的记工员是个高中毕业生，一听忿然，太不把你当人了！他提起笔来，唰唰唰一口气写上十多个10分，我赶紧拦他，鬼才相信我能拿10分呢！他掷笔大笑。当我第一次把工分本呈上艺术处处长贺飞的时候，这位老“鲁艺”显然不赞同此种做法，他接都不接，一摆手，嗨，看什么？我固然“小资”，多愁善感，但我也常以这类趣事宽慰自己，乐得没心没肺。只是境遇没有改变，文学组的尊者都忙于创作，凡有“改造”、“锻炼”一类的活儿都归了我，我于是参加了北京市农村整风整社工作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工作队，走遍了密云、通县、丰台、石景山，一干四、五年。
我算不算编剧？当时我的工作证上职务一栏一直阙如。有一次，同组的何孝充带我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借书，表格上有职务一栏，我望着何，何当时是艺术处的党支委吧？他想了想，就写编剧吧！实际上，我确实编过剧，且上演过，就在评剧舞台上。那是一次例外。电影《李双双》刚刚放映，胡沙院长便叫我改编成评剧，还派了老演员花砚如帮助结构提纲，剧本写毕，交文学组高琛组长，由她修改，我下乡劳动锻炼去了。后来该剧公演，听说改动很大，我没有看到戏，只看到报上消息。报上广告的署名前后三变，从“编剧：高琛、郭启宏”，到“编剧：高琛”，到“编剧：高琛、郭启宏等集体讨论，高琛执笔”。我没说过一句“海咸河淡”的话，艺术处的秘书还是找我做思想工作，你听着，最后的署名是党委决定的，领导上怕你年纪轻轻的，容易滋长骄傲情绪，这是爱护你啊！我一个劲地点头，那年月特会当孙子。我的一位同学同我喝着“二锅头”时候偏爱说葛话，何不注上一句，郭启宏发言最多？谁知从此以后，我竟然喜欢上戏剧。我在“四清”工作队期间犹然不甘寂寞，写了大大小小好几部剧本。其中有一部叫《东风第一枝》，是农村题材的大戏，上交文学组高组长后便石沉大海，直到“文革”“破四旧”，我从“四旧”堆里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这部手稿，趁着没人看管，悄悄捡回家去。
大概因为我好歹写过剧本，使我多少接近了《向阳商店》。“文革”开始后二年，剧院实现“革命大联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革委会成立，红色政权把修改《向阳商店》、落实中央首长指示当作大事，并付诸行动。创作班子由三人组成，仇英俊、刘成林和我，任我为组长。据说，老家伙都有问题，我们三人年轻，历史清白。记得当时我问过革委会领导，中央首长的指示是怎么说的？几位领导谁也说不清，却都表示，因为当年没有记录，只能参照“二胡”的交代。比如说，江青指出，写商业职工的戏很少，这题材好。比如说，看戏时候，喜彩莲（饰演资本家太太傅桂香）唱了一段“夸手”，观众鼓掌，江青说，给反面人物鼓掌不正常，彭真却说，观众给技术鼓掌也是有的。比如说，江青批评新凤霞的表演，说是“空壳子”，不过那是说的《会计姑娘》，与《向阳商店》无关。至于传说中江青如何肯定《向阳商店》，如何指示修改，还有抓评剧改革之类，全无过硬材料。我内心一直怀疑，到底有没有那样一个重新修改《向阳商店》的“江青指示”？会不会是善良的、不善良的人们心造的幻影？以至于“三国四方”谁也不愿拆穿……革委会领导要我好好领会首长意图。我们三人便下去体验生活。除了北京的商业典型，我们还到过天津塘沽药店、沈阳和平区菜市场、张北县农村供销社，同商业职工一起站柜台。一年后，由我执笔写出了一份初稿。是时剧院形势又变了，好像谁也顾不上“促生产”，剧稿未经讨论就搁浅了。不久，我被上调北京市文化局（时称“北京市文化系统指挥部”）大批判组，成为“辛文彤”写作班子的一员“干将”。大约过了一二年，评剧院又把我要了回去，说是《向阳商店》又要“上马”了。
于会咏看好《向阳商店》
剧院是个小社会，小道消息特多。那时，有消息说，中央文化组领导有意抓地方戏的样板。评剧院一时传开了，似乎“地板团”（所谓“地方戏样板团”）的命运就在《向阳商店》一举。有些人开始盘算着那一身绿色的“板服”，尤其是那神气的军大衣，还有一天一块、人人有份的巧克力。革委会领导说，江青同志教导我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们先要改好剧本。新的创作组应运而生，共四人，何孝充、仇英俊、刘敏庚和我，何是组长，四人中唯一的党员。
创作组相当革命化，时时处处政治挂帅，诸如学习社论，紧跟形势，联系活思想，斗私批修……记得有一次，全组到门头沟城子商场深入生活，当时部队时兴野营拉练，我们创作组也搞拉练，硬是步行不乘车。那天清晨，大家从东西南城赶到天安门广场，在大旗杆下，组长领着大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最后一段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出发，自天安门往西，复兴门、军博、五棵松……在永定路口一个公共食堂吃早餐时候，组长叫刘敏庚给吃饭的群众唱一段什么歌，宣传毛泽东思想，刘敏庚虽是演员出身，到此也犯怵，他面有难色，迟迟不肯唱。我心里很为刘敏庚抱屈，永定路也不是乡下，冷不丁一唱，该多尴尬！后来，好像刘敏庚还是唱了一段或者说了一段什么。但是到了城子，小组总结会上，刘敏庚依然受到批评，我和仇英俊都没有就此表态。
那几年间，我们去过多少商店，站过多少柜台，访问过多少英雄模范，实在难以统计，只记得印象较深的几家，如右安门商场、金顶街商场、城子商场、南河沿副食、百货大楼、东风市场，还有西安的十九粮店。剧本从务虚、谈结构、写提纲、写剧本到审查、征求意见、修改，再修改，到付诸排演，其间环节多多，不胜枚举，“立戏”的最好结果也只是内部彩排，之后又是体验生活，然后务虚、谈结构、写提纲、写剧本……周而复始，改了排，排了改，如斯反复，数年间几易其稿。当时北京市除《向阳商店》外，还有《云泉战歌》（北京市话剧团，即人艺，刘厚明、蓝荫海编剧）、《水上长城》（北京市京剧团，即北京京剧院，佟志贤、李世范、鲍黔明编剧）、《云岭春燕》（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李华、王涤新编剧）等剧，情况相似，一样的没结没完。于是好事者编了顺口溜：“《云岭春燕》云岭翔，《水上长城》万里长，《云泉战歌》歌不断，《向阳商店》永向阳。”
1973年，情况起了变化，《向阳商店》“单出头”了，听说是中央首长过问了这出戏。中央首长当然指的江青。那时剧院里纷纷传说，中央文化组要抓评剧了。我应该是有些感觉的一位同志。这年4月5日，时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成员的陈昌本来到我的12㎡的“蜗居”，同我一起研究《向阳商店》的新提纲。此前的创作组，具体活儿我们干，出头露面是组长的事，上面层层叠叠的意图也是经由组长传达的。这次变了！陈昌本明确地告诉我，这次剧本主要由你执笔，也可能就你一个人写。其他话他没有透露，但我多少能够闻出点味儿来，我在这天的日记里猜测着：“陈昌本的意见恐怕是代表王立民同志（时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的。首长的关怀，不胜感激。”4月6日，市、局和剧院三级领导听取创作组提纲汇报，提纲共有三份，讨论后决定采用我的那份提纲。几天后，创作组组长通知我，剧本由我写第一遍稿，再后来，又告诉我，仇、刘二位去写小戏，修改的活儿也归我了。这新一轮的修改确实不同以往，在集体创作中有些“突出”个人了。我受宠若惊，又颇有几分忐忑，4月12日的日记里留下了两行字：“这一次又把我推上主角的地位上去了，不知是凶是吉，听天由命吧，反正本人不存妄想，料也不至于逆天行事。”五六月间，我夜以继日写作初稿和修改稿，期间讨论会无数，陈昌本前后三次到我的“蜗居”看稿、谈稿。七八月剧组“立戏”，九月初，排演场里窃窃私语，说是中央首长几次询问《向》剧排演情况。剧组的人紧张而兴奋，似乎等待着什么。9月13、14、15日一连三天连排、彩排、内部审查。9月18日，党委拟定演出说明书，第一次署编剧名，即“编剧：集体创作，郭启宏、胡沙等执笔”。据说这是上级意图，又据说创作组长激烈反对，提出“要署都署，要不署都不署”，被党委、革委驳回。9月19日，中央文化组审看《向》剧彩排。次日，文化组谈修改意见。后几日《向》剧修排。9月26日，于会咏、丁国钰、刘庆棠在吉祥戏院观看《向》剧内部演出，并作了具体指示。至此，《向阳商店》似乎“水落石出”了。
剧院的人原都以为江青会来看戏，后来一琢磨，这出戏还没批准公演呢，不来似乎更合逻辑；于会咏是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能亲自出马，已经不同凡响，太对得起这出戏了！还记得当时看戏的情景！于会咏坐在大概五六排中间的位置，这排座只他一人，怕有碍视线，前面座位全部放空。开戏前，他微仰着头，双臂平伸挎在两侧椅背上，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事后，我对妻子说，像是巴尔札克小说里的暴发户，妻子急忙捂住我的嘴，可不能到外头乱说啊！）后几排是其他首长和市、局、剧院三级领导，我被安排在于会咏身后，任务是记录首长的每一句指示，我真实地体会到什么叫“诚惶诚恐”，除了前后左右首长问及，我多一句话都不敢说。第二天，由我整理出一份首长指示，如果情况正常，这份材料应该仍存评剧院档案室。我印象里最重要的指示是“刘春秀可以当一号人物”。几年来，大家一直在“成长人物”刘春秀与“英雄人物”王勇翔（旧本是王永祥，我建议改祥为翔，仇英俊建议改永为勇）之间摇摆，该“突出”谁？明明戏在刘春秀身上，可她只是个中学生，不是“党的领导”；王勇翔是党支书，可给加多少戏都像是贴上去一样。于会咏“一棰定音”，刘春秀可以当一号！记不清哪位领导补充说，成长人物，那是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嘛！其他指示大多回忆不起来，只记得于会咏对唱词颇感兴趣，当张淑桂唱到“才遭冷风吹，又闻轰天雷”时候，他点点头说，这词好！我心里美滋滋的，不胜欢悦。
当时，于会咏的“指示”震动不小，戏剧圈里似乎开阔了眼界，评剧院从此坚定了大写刘春秀的决心（后来竟至越来越“左”，刘春秀不可爱了，这是后话）。据说饰演王勇翔的演员也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分配。我对于会咏原有好感，因为喜欢样板戏的唱腔；自此以后更多一层佩服，因为他懂戏、内行，这是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所不具备的。10月1日，《向阳商店》首次公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这在当时北京市属剧团诚是破天荒第一回。《向》剧一路看好，不多久，又听说《向》剧被中央文化组选上，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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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朋友夸过口，在写作上我服膺并实践着戴复古的两句诗：“须教自我胸中出，切莫随人脚后行。”事实上，“服膺”不假，“实践”却要打折扣。每想起年轻时候“遵将令”创作《向阳商店》的那段历史，便有些不自在。尽管那不过是一部戏，却让我体味到人生的宠辱哀荣；自然，对我一生的创作来讲，这样一部戏，确也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心理上的影响，让我一时马齿陡长。今秋在武夷山开会，我同傅谨谈起当年，傅谨有着理论家敏锐的触觉，有意思，何不写写？他还替我约好了编辑部，回北京不多久，又来电话催稿。孰知我一旦面对键盘，文章以外的杂念纷至沓来：我要“实录”，而“实录”难免涉及一些人和事，倘若记忆出错、传闻有误，会不会惹来官司？再者说，第一人称叙述，总要臧否人物，做不到阮籍的谈言“玄远”，倒像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但我是齐太史？有董狐笔？要作《春秋》？不，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抹转瞬即逝的浪花，曾经目睹大千世界的一粒沙子而已！忽焉一想，人并非只有一种活法，耳边响起法国人加缪的声音——“人不只属于历史，他还在自然秩序中发现了一种存在的理由”，我欣然，我其实可以站在长河岸边饱览风景。
　　关于《向阳商店》一段历史，据称，中国评剧院前老院长胡沙若干年前说过一句颇有些激愤的话：“中国评剧院的‘文革’捧红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淑桂，一个是郭启宏。”前者是饰演该剧“一号”刘春秀的著名演员；后者是“集体创作”中的“执笔”且排序在前者。当年胡先生说这话时候，不再是北京市评剧团（中国评剧院“文革”中更名北京市评剧团）革委会副主任，而是中国评剧院院长了，这话的份量也就不同寻常。不久以后，张淑桂调往海淀区评剧团；我则“赋闲”，越一年，我的京剧《司马迁》问世，并获大奖，算是对“赋闲”的回答。若干年后，胡先生和我时或会议上晤面，相逢一笑，恩怨俱泯，当初那点过节儿也就成了花絮。事实上，《向阳商店》创作和演出的内情，我知之有限；胡先生一直在领导层，“文革”中也是“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写出来猛料会更多。
　　《向阳商店》与江青指示
　　《向阳商店》的前身是《生活的凯歌》，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编剧署名安西、何孝充。1960年前后，评剧院党委决定重新编剧，重编后的剧本几无前稿痕迹，定名《向阳商店》，编剧署名胡沙、安西，该剧公演后颇具影响力，其中“夸手”、“忆苦”等唱段曾经在评戏迷里风靡一时。
　　“文革”时期评剧院流传着一个故事：“文革”前，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艺界搞改革，看中了中国评剧院，连看了几出戏，指示修改《向阳商店》；修正主义头子彭真当场顶撞江青，抵制江青指示；评剧院院长胡沙、党委书记胡斌紧跟北京市委，拒不修改《向阳商店》；江青转向京剧，搞“试验田”，抓《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个传奇演绎出大同小异许多版本，经大字报无数次重复与渲染，成了如山铁案。大字报流露出革命群众无比惋惜的无产阶级感情，要不是“二胡”跟着彭真跑，评剧院早就成了样板团啦！于是，用毛泽东文艺思想重新修改《向阳商店》，便是落实江青指示的革命行动。“文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无论哪帮哪派，一旦“抓革命促生产”，就会狠促《向阳商店》。在这种情势下，我被夹裹着到了“执笔”的位置。
　　我与戏曲原本关系很远，我不是梨园世家出身，也没有戏剧院校资历，我的恩师王季思先生自是词曲大师，我从先生习宋元文学，却不曾想过将来要去写戏，更何况写评戏！记得1961年9月，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化局时候，局里那位大员（名字和模样都记不清了）告诉我，去当评剧编剧，我吓了一跳，我连评剧都没见过呀！他笑着说，评戏好搞。过了好多年，文化局艺术处处长江雪老同乡告诉我，她当年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曾看到一份材料，有个小老乡郭启宏分配到评剧院，广东人搞评戏，她觉得好笑。似乎到了“文革”后，我才听说那是彭真为了改变北京市属剧团编导音美人员素质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从重点大学文科毕业生里遴选一批优秀生充实到剧团来，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掺沙子”。
　　我向来是听话的学生，尤其那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我认真学习编剧，天天去剧场看戏，拿出一派做学问的劲头。后来我渐渐发现，太监急皇上不急，评剧院的领导告诉我，改造思想是第一位，深入生活是第一位，劳动锻炼是第一位。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小郭是广东人，北京话说不好，我们让他下乡锻炼去。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评剧院在京西衙门口有个生产基地，劳力由各部门摊派，每人每期半月，我所在的文学组的份额由我包了，我一连干了四期（当时的文学组一共四人），才得以回归白塔寺南畔剧院本部我的栖身处。尔后，我又奉命到四季青学习种菜，只孤家一人，剧院怕少了监督，要求我与社员一起记工分，规定工分本定期交艺术处领导审看。生产队的记工员是个高中毕业生，一听忿然，太不把你当人了！他提起笔来，唰唰唰一口气写上十多个10分，我赶紧拦他，鬼才相信我能拿10分呢！他掷笔大笑。当我第一次把工分本呈上艺术处处长贺飞的时候，这位老“鲁艺”显然不赞同此种做法，他接都不接，一摆手，嗨，看什么？我固然“小资”，多愁善感，但我也常以这类趣事宽慰自己，乐得没心没肺。只是境遇没有改变，文学组的尊者都忙于创作，凡有“改造”、“锻炼”一类的活儿都归了我，我于是参加了北京市农村整风整社工作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工作队，走遍了密云、通县、丰台、石景山，一干四、五年。
　　我算不算编剧？当时我的工作证上职务一栏一直阙如。有一次，同组的何孝充带我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借书，表格上有职务一栏，我望着何，何当时是艺术处的党支委吧？他想了想，就写编剧吧！实际上，我确实编过剧，且上演过，就在评剧舞台上。那是一次例外。电影《李双双》刚刚放映，胡沙院长便叫我改编成评剧，还派了老演员花砚如帮助结构提纲，剧本写毕，交文学组高琛组长，由她修改，我下乡劳动锻炼去了。后来该剧公演，听说改动很大，我没有看到戏，只看到报上消息。报上广告的署名前后三变，从“编剧：高琛、郭启宏”，到“编剧：高琛”，到“编剧：高琛、郭启宏等集体讨论，高琛执笔”。我没说过一句“海咸河淡”的话，艺术处的秘书还是找我做思想工作，你听着，最后的署名是党委决定的，领导上怕你年纪轻轻的，容易滋长骄傲情绪，这是爱护你啊！我一个劲地点头，那年月特会当孙子。我的一位同学同我喝着“二锅头”时候偏爱说葛话，何不注上一句，郭启宏发言最多？谁知从此以后，我竟然喜欢上戏剧。我在“四清”工作队期间犹然不甘寂寞，写了大大小小好几部剧本。其中有一部叫《东风第一枝》，是农村题材的大戏，上交文学组高组长后便石沉大海，直到“文革”“破四旧”，我从“四旧”堆里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这部手稿，趁着没人看管，悄悄捡回家去。
　　大概因为我好歹写过剧本，使我多少接近了《向阳商店》。“文革”开始后二年，剧院实现“革命大联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革委会成立，红色政权把修改《向阳商店》、落实中央首长指示当作大事，并付诸行动。创作班子由三人组成，仇英俊、刘成林和我，任我为组长。据说，老家伙都有问题，我们三人年轻，历史清白。记得当时我问过革委会领导，中央首长的指示是怎么说的？几位领导谁也说不清，却都表示，因为当年没有记录，只能参照“二胡”的交代。比如说，江青指出，写商业职工的戏很少，这题材好。比如说，看戏时候，喜彩莲（饰演资本家太太傅桂香）唱了一段“夸手”，观众鼓掌，江青说，给反面人物鼓掌不正常，彭真却说，观众给技术鼓掌也是有的。比如说，江青批评新凤霞的表演，说是“空壳子”，不过那是说的《会计姑娘》，与《向阳商店》无关。至于传说中江青如何肯定《向阳商店》，如何指示修改，还有抓评剧改革之类，全无过硬材料。我内心一直怀疑，到底有没有那样一个重新修改《向阳商店》的“江青指示”？会不会是善良的、不善良的人们心造的幻影？以至于“三国四方”谁也不愿拆穿……革委会领导要我好好领会首长意图。我们三人便下去体验生活。除了北京的商业典型，我们还到过天津塘沽药店、沈阳和平区菜市场、张北县农村供销社，同商业职工一起站柜台。一年后，由我执笔写出了一份初稿。是时剧院形势又变了，好像谁也顾不上“促生产”，剧稿未经讨论就搁浅了。不久，我被上调北京市文化局（时称“北京市文化系统指挥部”）大批判组，成为“辛文彤”写作班子的一员“干将”。大约过了一二年，评剧院又把我要了回去，说是《向阳商店》又要“上马”了。
　　于会咏看好《向阳商店》
　　剧院是个小社会，小道消息特多。那时，有消息说，中央文化组领导有意抓地方戏的样板。评剧院一时传开了，似乎“地板团”（所谓“地方戏样板团”）的命运就在《向阳商店》一举。有些人开始盘算着那一身绿色的“板服”，尤其是那神气的军大衣，还有一天一块、人人有份的巧克力。革委会领导说，江青同志教导我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们先要改好剧本。新的创作组应运而生，共四人，何孝充、仇英俊、刘敏庚和我，何是组长，四人中唯一的党员。
　　创作组相当革命化，时时处处政治挂帅，诸如学习社论，紧跟形势，联系活思想，斗私批修……记得有一次，全组到门头沟城子商场深入生活，当时部队时兴野营拉练，我们创作组也搞拉练，硬是步行不乘车。那天清晨，大家从东西南城赶到天安门广场，在大旗杆下，组长领着大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最后一段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出发，自天安门往西，复兴门、军博、五棵松……在永定路口一个公共食堂吃早餐时候，组长叫刘敏庚给吃饭的群众唱一段什么歌，宣传毛泽东思想，刘敏庚虽是演员出身，到此也犯怵，他面有难色，迟迟不肯唱。我心里很为刘敏庚抱屈，永定路也不是乡下，冷不丁一唱，该多尴尬！后来，好像刘敏庚还是唱了一段或者说了一段什么。但是到了城子，小组总结会上，刘敏庚依然受到批评，我和仇英俊都没有就此表态。
　　那几年间，我们去过多少商店，站过多少柜台，访问过多少英雄模范，实在难以统计，只记得印象较深的几家，如右安门商场、金顶街商场、城子商场、南河沿副食、百货大楼、东风市场，还有西安的十九粮店。剧本从务虚、谈结构、写提纲、写剧本到审查、征求意见、修改，再修改，到付诸排演，其间环节多多，不胜枚举，“立戏”的最好结果也只是内部彩排，之后又是体验生活，然后务虚、谈结构、写提纲、写剧本……周而复始，改了排，排了改，如斯反复，数年间几易其稿。当时北京市除《向阳商店》外，还有《云泉战歌》（北京市话剧团，即人艺，刘厚明、蓝荫海编剧）、《水上长城》（北京市京剧团，即北京京剧院，佟志贤、李世范、鲍黔明编剧）、《云岭春燕》（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李华、王涤新编剧）等剧，情况相似，一样的没结没完。于是好事者编了顺口溜：“《云岭春燕》云岭翔，《水上长城》万里长，《云泉战歌》歌不断，《向阳商店》永向阳。”
　　1973年，情况起了变化，《向阳商店》“单出头”了，听说是中央首长过问了这出戏。中央首长当然指的江青。那时剧院里纷纷传说，中央文化组要抓评剧了。我应该是有些感觉的一位同志。这年4月5日，时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成员的陈昌本来到我的12㎡的“蜗居”，同我一起研究《向阳商店》的新提纲。此前的创作组，具体活儿我们干，出头露面是组长的事，上面层层叠叠的意图也是经由组长传达的。这次变了！陈昌本明确地告诉我，这次剧本主要由你执笔，也可能就你一个人写。其他话他没有透露，但我多少能够闻出点味儿来，我在这天的日记里猜测着：“陈昌本的意见恐怕是代表王立民同志（时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的。首长的关怀，不胜感激。”4月6日，市、局和剧院三级领导听取创作组提纲汇报，提纲共有三份，讨论后决定采用我的那份提纲。几天后，创作组组长通知我，剧本由我写第一遍稿，再后来，又告诉我，仇、刘二位去写小戏，修改的活儿也归我了。这新一轮的修改确实不同以往，在集体创作中有些“突出”个人了。我受宠若惊，又颇有几分忐忑，4月12日的日记里留下了两行字：“这一次又把我推上主角的地位上去了，不知是凶是吉，听天由命吧，反正本人不存妄想，料也不至于逆天行事。”五六月间，我夜以继日写作初稿和修改稿，期间讨论会无数，陈昌本前后三次到我的“蜗居”看稿、谈稿。七八月剧组“立戏”，九月初，排演场里窃窃私语，说是中央首长几次询问《向》剧排演情况。剧组的人紧张而兴奋，似乎等待着什么。9月13、14、15日一连三天连排、彩排、内部审查。9月18日，党委拟定演出说明书，第一次署编剧名，即“编剧：集体创作，郭启宏、胡沙等执笔”。据说这是上级意图，又据说创作组长激烈反对，提出“要署都署，要不署都不署”，被党委、革委驳回。9月19日，中央文化组审看《向》剧彩排。次日，文化组谈修改意见。后几日《向》剧修排。9月26日，于会咏、丁国钰、刘庆棠在吉祥戏院观看《向》剧内部演出，并作了具体指示。至此，《向阳商店》似乎“水落石出”了。
　　剧院的人原都以为江青会来看戏，后来一琢磨，这出戏还没批准公演呢，不来似乎更合逻辑；于会咏是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能亲自出马，已经不同凡响，太对得起这出戏了！还记得当时看戏的情景！于会咏坐在大概五六排中间的位置，这排座只他一人，怕有碍视线，前面座位全部放空。开戏前，他微仰着头，双臂平伸挎在两侧椅背上，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事后，我对妻子说，像是巴尔札克小说里的暴发户，妻子急忙捂住我的嘴，可不能到外头乱说啊！）后几排是其他首长和市、局、剧院三级领导，我被安排在于会咏身后，任务是记录首长的每一句指示，我真实地体会到什么叫“诚惶诚恐”，除了前后左右首长问及，我多一句话都不敢说。第二天，由我整理出一份首长指示，如果情况正常，这份材料应该仍存评剧院档案室。我印象里最重要的指示是“刘春秀可以当一号人物”。几年来，大家一直在“成长人物”刘春秀与“英雄人物”王勇翔（旧本是王永祥，我建议改祥为翔，仇英俊建议改永为勇）之间摇摆，该“突出”谁？明明戏在刘春秀身上，可她只是个中学生，不是“党的领导”；王勇翔是党支书，可给加多少戏都像是贴上去一样。于会咏“一棰定音”，刘春秀可以当一号！记不清哪位领导补充说，成长人物，那是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嘛！其他指示大多回忆不起来，只记得于会咏对唱词颇感兴趣，当张淑桂唱到“才遭冷风吹，又闻轰天雷”时候，他点点头说，这词好！我心里美滋滋的，不胜欢悦。
　　当时，于会咏的“指示”震动不小，戏剧圈里似乎开阔了眼界，评剧院从此坚定了大写刘春秀的决心（后来竟至越来越“左”，刘春秀不可爱了，这是后话）。据说饰演王勇翔的演员也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分配。我对于会咏原有好感，因为喜欢样板戏的唱腔；自此以后更多一层佩服，因为他懂戏、内行，这是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所不具备的。10月1日，《向阳商店》首次公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这在当时北京市属剧团诚是破天荒第一回。《向》剧一路看好，不多久，又听说《向》剧被中央文化组选上，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了。
　　《向阳商店》与华北调演
　　华北调演的来龙去脉固非我等所能洞知，但我晓得剧院当时是怎样的“玩命”。我的日记是豆腐账，极其简约，绝少抒情，怕一旦被抄惹来横祸；然而，豆腐账里依然留下了我反复修改剧本的记录，还有市局领导、举团上下“玩命”的浪痕。日至11月16日，修改剧本；11月17日，党委和创作集体两次讨论修改本；19日，全院群众讨论修改本；11月20日至25日，修改剧本；11月26日党委讨论修改稿；11月27日至28日，修改剧本；11月29日，局领导讨论修改稿，未获通过；11月30日至12月4日，创作集体讨论修改问题，我修改剧本；12月5日，胡斌（时任剧院革委会副主任）带我到市革委会文教组听王立民同志指示；12月6日，创作集体讨论修改方案；12月7日至11日，剧本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12月12日，党委讨论修改稿，基本通过；12月13日，修改剧本；12月14日，局领导讨论修改稿，基本通过，剧院办事组连夜打印，我校对；12月15日至22日，修改全剧唱词；12月24日，听唱腔，改唱词；12月25日至日，在排演场“守望”排戏，随时处理文字——修改唱词和道白。如此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在剧院团排演史上实属罕见！
　　华北调演从1月19日至2月19日，历时一月。每省（市、自治区）一台。风头最劲是《向阳商店》，领导接见，媒体宣传，名闻全国。我在戏剧界崭露头角实由此剧此番调演始，比如大会发言，介绍经验，报社采访，谈说体会等等，仿佛一日看遍长安花！胡沙先生日后说“文革”捧红了郭某人，确非无据。只是当时本人一介白丁，还留着几分清醒，不至于太“晕菜”。风光之际我想起了新凤霞的一句“黑话”，“得意不可忘形”，猛然藏锋敛翼，毋使张扬。也是机缘凑巧，就在调演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悚然惊惧的怪事。山西的晋剧《三上桃峰》原本好好的，突然被打成毒草，演员们洒泪倒戈，编剧（杨孟衡？）则惨遭批判，连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给翻了个底掉。北京代表团的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以北京评剧团的名义写一篇批判文章。我当然积极照办，但在执笔当口，我想到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杨编剧还要糟糕，倘也处此，将何以堪？文章是写了，也以北京评剧团的名义发表了，可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这个捧红的“红”里掺杂着什么，我悄然实践着自己向来痛恨的行为方式——“夹着尾巴做人”，我心中充满着矛盾，既为“一举成名”而欣然，又为“物伤其类”而戚然，清夜扪心，我为“名”所累，为自己的虚荣而付出人格的代价。
　　华北调演后，《向阳商店》如日中天，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个大小剧团移植、改编了这出戏，诸如豫剧、沪剧、川剧、粤剧……甚至歌剧！各个兄弟剧团来京“取经”，溢美之词叫人很难把持住自己。我广东老家的广州粤剧团的导演和主演几度来京“学戏”，更让我感到情热。有一次，我回广东探亲，就在我出生的小县城里，忽然听到有线广播里传出《向阳商店》的演出录音，我一时热泪盈眶，竟然生出衣锦昼行之感，尽管当年的我绝不可能富贵还乡。好事接踵而来！北京市一些庄重的场面，我是一方代表，代表编剧，甚至代表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或者革命的知识份子。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作为首都文艺界的代表，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话……最让我感恩戴德的是我奇迹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我从来不敢奢望自己能入党。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兄又都是右派，我每感矮人一截。小时候和同学打架，人家急了揭我老底，我立马败走“麦城”。长期以来，无形的压力如同巨岩，人的尊严是岩下小草。“文革”前我也随大流申请入党，那不过表示本人“靠近组织”。《向》剧闹红了，老同志关心我，多次督促我写思想汇报。记得有一次斗私批修，我说全国一百多个剧团上演《向》剧，要有稿费多好，接着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剧院党委杜书记一听大加表扬，说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又一次，老演员魏荣元对他饰演的孟庆德那段唱词不满意，几次修改都不认可，我猜测他内心可能不乐意演这样的小角色，戏不多，又只有一小段唱，须知人家是大演员，出了名的“包龙图”，又会创腔，《朱痕记》的“望坟台”至今是经典教材，我对老魏说，咱俩一起改吧，你出词，我记录！他似乎有些感动，不，还得是你的词！他哼着腔，改了几个字，妥了。后来，老魏向杜书记汇报，小郭很谦虚。于是，我又被评为“五好战士”。
　　关键似乎还是上级的过问。有一次，艺术处一位姓李的老党员严肃地告诉我，赶紧给支部写思想汇报。我说前不久写过了。她急了，再写！原来有个缘故，市革委会首长王立民同志看戏时候问杜书记，小郭是不是党员？杜书记回答，不是，看着王没有反应，便补充说，不过，他很靠近组织。王又问，为什么不发展？杜说，他有思想包袱，家庭出身的包袱。王当即表示，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人才，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啊！李大姐对我全盘托出，我当晚点灯熬油，第二天上交了近万字的思想汇报。不久后，管人事的两位同志到我的家乡外调，还京后盛赞我出生的那座海滨小城“漂亮极了”，还说我父兄的右派言论“其实没错”，可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告白，“你们可以说，我可不敢”！华北调演这一年的11月30日，我被通过并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我的人生事业到了一个辉煌的巅峰状态。这时，有一个古旧而又现实的词汇在我脑海里盘桓着，那就是“知遇”。
　　《向阳商店》的波澜和余韵
　　在“文革”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有过一场可笑的笔墨官司，即所谓新老《向阳》之争。老《向阳》指的是“文革”前的《向阳商店》，坚持老《向阳》的领军人物是老院长、“文革”中硕果仅存的“执笔”胡沙（另一执笔、据说是主要执笔安西已故）；新《向阳》便是“文革”中参加华北调演“红”起来的《向阳商店》，孰为领军？自然是“文革”时期的革委会——包括革委会副主任胡沙在内的革委会。“之争”的焦点，表面上说是所谓路线，实际上是掺杂着派性的权力的争斗。
　　“文革”初期，老《向阳》必须修改，是执行中央首长指示的原则问题，无人敢唱反调，新《向阳》又未成形，故无所谓新老“之争”。一自“三结合”，前院长胡沙获得了“解放”，不再受批斗，而且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情况于是出现了变化。当时业务上的“重头戏”是《向阳商店》。胡沙既是领导，又是执笔，骤时显赫起来，其他编剧只能给他当“碎催”。他领导创作的方法颇奇特，他让创作组每人写一份场次提纲或情节细节，单独交给他，不需要集体讨论，也不得相互传看。这和当时的集体创作的精神相去甚远。我不晓得别人有什么感觉，我只知道自己相当反感，这不是公然占有别人的劳动吗？一次交卷之后，我便怀抱消极敷衍的态度，心中多了几分蔑视。胡沙的剧本终于写了出来，大家一看，同“文革”前的老《向阳》没有多少差别！有一个情节是新写的，傅桂香端出一盆水，嘲讽着让刘春秀洗净“脏手”，听说是刘敏庚的“奉献”。“文革”后期，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胡沙和老《向阳》被当作靶子，连这个新“点子”也被当作“反面人物太嚣张”的例证而加以批判。这次，我置身其中了，我为二位革委会委员代笔，写了一份颇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批判胡沙执笔的那一稿背离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我与胡沙之间，当然谈不上有权力之争，却不可免地掺杂着门户和意气。
　　“文革”后，胡沙官复原职，重又叱咤风云。他在各种场合狠批新《向阳》，尽管他也署有执笔之名，却视有若无，他在一篇文章里借用歌德关于龙种与跳蚤的比喻，不点名地批判了我，还竭力往“四人帮”那里挂。白纸黑字，引起我的愤怒。我公开谈言，设若新《向阳》是毒草，大家理应一起批判“四人帮”，倘要追究责任，则你我都不能推卸，我是大头兵一个，你还是革委会副主任呢，从那个角度说，也不该、更轮不上你来批我！胡先生当时正处得意之秋，颐指气使，听不进逆耳之言。他手中有权，他继续着另一个重大举措，那就是恢复老《向阳》的演出，几场演出下来，他说，这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呜呼！楚襄王固有大王之雄风，一介文人难道连庶人之雌风都没有吗？我从此方头不劣，做了个强项公，与老院长结下了历时数载的“梁子”。
　　现在看来，公道地说，新老《向阳》之间，无非“五十步笑百步”。新《向阳》搞高、大、全，刘春秀原本“成长人物”，后来越拔越高，“黄帅事件”出来，领导上要求增加刘春秀批判“师道尊严”，《杜鹃山》用韵白，《向阳商店》也要跟着学，我心中并不痛快；老《向阳》本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忆苦思甜也罢，传统教育也罢，贯彻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哪里有作家的“主体意识”？新老《向阳》鹅争鸭斗，艺术上真正的缺憾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审美的走失！至于生活气息的浓淡、表现手法的高低、语言风格的文野，其实无关宏旨。
　　我自经历了《向阳商店》，无论安身立命，还是纸田墨稼，整个儿脱胎换骨了！
　　我自信略晓春秋笔法，我在认真解剖自己的同时，无意为他人扬善隐恶；然而，风雨过后是明丽的春光，我应该有个好心境，反瞻既往，放眼未来，不求笔底生花，但愿纸上留情。俗谚有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本文涉及一些人和事，由于年代久远，手头又乏资料，纵无伪饰虚造之故意，难免华言风语之不察，倘有失实之处，恳请知情人批评指正，万勿视作薏苡明珠，赤舌烧城。
　　在本文执笔之际，我的感情其实很复杂。在《向阳商店》起起伏伏的几年里，同我有些“过节儿”的，一位是胡沙，一位是何孝充。胡沙以官场之身要我们给他当“小催巴”，很让我反感，在我的眼界里，派我作这种角色，天底下除了恩师王季思，再无第二人！不过，当我想到胡沙挨批斗的情形，我又十分不忍，千里之外，我的父兄也挨着批斗啊！我又想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胡沙举贤不避“仇”，同意我任二团党支书，又同意我当剧院副院长，他是何等的大度！何孝充长期以来把我当作小兄弟，我们都是南方人，那时我孑然一身，逢年过节他总要招呼我到他家吃鱼，我成家后他也常来探望，我儿子至今仍旧记得何伯伯“每次一块巧克力”。我承认自己毕竟是性情中人，任是“过节儿”摧毁不了一个情字。前年，我的《评剧皇后》重演之际，在“白派”艺术研讨会上，我望着满头银发的胡沙，望着同样青丝换了白雪的何孝充，忽然想起我那曾经白发倚闾、如今均已作古的父兄，心中涌起阵阵苍凉，我想起人们常常说到却不常常做到的宽容，须知历史的进程从来忽略个人的品德，大悲悯是一种至高的境界！我愿与胡、何诸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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