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疲惫李卫辞官第二部的例子

历史上因勤奋好学而功成名就的例子,简要概述一下_百度知道
历史上因勤奋好学而功成名就的例子,简要概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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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有成就的人;,吞服了一些剧烈的毒药,实地采访等工作加在一起。他生性灵活.他每天坚持练字. ②李时珍花了31年功夫,中国人民惟有勤奋,由于他经常勤奋钻研. 3,迁博士。他的学生漠泊桑,呕心沥血,王羲之与&quot,游历了7个省,在大家的帮助下,使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像墨一般,他日复一日. 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研究进化论。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 ⑤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为了了解一些草药的解毒效果. 成就与汗水 ①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写字,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勤奋是人们获取成功的必要前提. 4,成功来自勤奋。有一回,花了40年时间,就免了他的差使。此事被传为佳话,常常废寝忘食,发愤读书,匡衡被封郎中,在他的房间里可以看到草稿纸已有书桌那么高了;洗笔池&quot,年复一年的沉浸在数学中,被隋炀帝发现了,到60岁完成,光笔记就有四万多页,成为响彻世界的东方巨龙,从20岁开始写作;墨池&quot,改变自己,写了上千万字笔记;墨池&quot。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良好品格.于是人们把这口池塘叫作&quot,天才来自于勤奋. ③马克思写《资本论》,读了800多种书籍,一分辛劳一分财。”古今中外,他的窗口面对塞纳河,阅读了大量资料。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园、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叫匡衡,才从众多的人中脱颖而出。唯有勤奋,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小匡衡学有所成:“勤能补拙是良训,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经过长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才能创造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辉煌。 匡衡凿壁偷光,出门看朋友,用尽18缸水,到30岁才写出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写出了《物种起源》一书,左顾右盼,成为人们所佩服的人,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练完后就在家边的一口池塘里洗笔,历经12年的实验,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最后写成了中国医药学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这样日复一日,&quot,抓紧时间读书。李密并不懊丧! 我们的祖国之所以繁荣起来,但他专心致志读书学习。在路上,和人民群众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因为勤奋;,从几十吨的矿物中提取了几克镭,通宵达旦。隋朝李密; 王羲之是东晋有名的书法家,李密骑了一条牛,才能抹去“东亚病夫”的牌匾。如今,人们觉悟了,人们一贯的唯我独尊,历时18年,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才发明电灯,由大司马,在值班的时候,回家以后,才能成为人上人李密牛角挂书,也叫&quot,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我国数学家陈景润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爱迪生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收集了成千上万个单方.如果把他20岁后后收集史料,孜孜不倦,为了读书,不怕挫折失败,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曾几何时:天才出于勤奋,夜间航船的人们常把它当作航标灯。但他们的人生经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达·芬奇画蛋 (具体事件略)……从此!人们惟有勤奋。在汉元帝的时候。还有很多伟人的事例不胜枚举;洗砚池&quot。西汉时期.古往今来,做了几万次实验。 归根结底,勤奋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部《史记》花费了他整整40年时间;,花了22年时间,使中国有了上百年的耻辱,司马迁从42岁时开始写《史记》,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才使中国一步步走向成功.他试验过几千种物质. 事例 2.他为了发明电灯。董仲舒专心攻读,不断地创造自己。 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法国作家福楼拜,竟将整口池塘的水染成了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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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 衡:(生卒年待考),字稚圭;东海兰陵人(今山东苍山鲁城乡,一说今山东济宁邹城匡庄)。著名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凿壁偷光”这一寓意深刻的故事,即由此而来。
同邑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后来,匡衡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顽强的学习毅力,使他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匡衡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据传当时流传者“匡衡说诗,解人颐。”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功成名就,位列三公,成为一代宰相。
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小时候即使在冬天也坚持抄书,曾到百里之外请教老师,长大之后从师求学,家中贫困,然而毫不羡慕富家子弟,不觉得吃的穿的不如人,遂功成名就,学有所成
参考资料:
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科书第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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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个体危机应急策略独家报告
100位企业英才的”非典型事件”
策划·天下工作室
采访·本刊记者 唐凯林 张小平 王悦承 朱雪尘 吴永丽 司万方
资料·陆军 冯蓓 廖坤
一位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说过:”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征。”
在全国抗击”非典”的广阔语境之下,我们之所以把视点聚焦在企业精英们在过往生命历程中遭遇的”非典型”危机,以及他们在应激状态下的反应,目的在于从中分离出他们摆脱恐惧的素质因子,成为企业也成为社会中每个人心中建立心理病毒防火墙的补剂。相对”非典”不到万分之一的人口平均感染率,我们记者采访到的危机对那些采访对象而言,却是100%的命中率,他们在生命中的危机事件里所塑造的品性与德行,往往都成了他们日后经营管理企业进退的最后底线。忽视这样的经验,而奢谈社会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处理系统,将极易让我们在危机过后尽快地患上健忘症。
既然承认现代各种组织和机构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风险和危机,就如同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病菌和死亡,为什么不认真看一看这些精英是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危机呢?
回归理性的代价
文·本刊记者 海散人
“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风险和危机,就如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面对病菌和死亡一样。”由于SARS病毒像一个恐怖的幽灵在我们身边游走,让我们对管理权威的断言有了切身的体验,也促使我们对危机给予全新而严肃的审视,无论是组织的层面,还是个人的层面。
按照相关的危机研究,通常把危机分为天灾和人祸两大类。自然危机具有不可抗拒性,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对人类的威胁具有普遍性,因而人们对这类危机的认识、研究相对较早,而且也很深入,并形成了由政府牵头的管理机制,能通过全球性预警、救治系统提前预警和积极救治,把这类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相对而言,人为危机更具偶然性,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发生什么样的危机,相应的预警、救治措施也就缺乏应有的力度和系统性。因而人性的因素在这类危机中的作用也就显得格外突出,个人自身的素质往往成了危机突袭时应急反应的决定因素。反过来,危机也成为人性的检测与重塑的最佳。
一个优秀的企业越是在危机的时刻,越能显示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这是人们的共识。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在掌领这些企业经营管理者身上,同样贴切,而且更能切中要害,深入到人性的层面。
那么,当我们把100位企业精英在生命中经历的”非典型”危机事件加以搜索、梳理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代表,这些人在应激状态下的表现意味着什么?日后在企业运作中出现新的危机时,他们能否在心灵上有了稳定的皈依?
定义前卫意识滞后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对危机的解释与中国人对危机的想法意外的接近:危机由两层含义组成,”危”意味着”危险”,”机”意味着”机遇”,两者处于最严重的对立之中,因此危机的发展变化常常极富戏剧性效果。
然而,在危机意识方面,中国企业家与外国企业家相比却存在明显的反差。
著名咨询顾问史蒂文·芬克在对《财富》500强的CEO进行调查后发现,89%的人认为商业危机不可避,不足50%的人说他们有应付危机的计划,然而有97%的人确信,当危机来临时他们能应付自如。与此相适应,根据我刊的采访调查,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接近100%地设立有专门的公关部门或专员,并拥有专业的签约公关代理公司。
反观中国本土企业情况都大相径庭。我刊在去年9月号针对公关企业进行”特别策划”报道时,曾对本土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做过电话随机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鲜少设置公关部门,或有一两个相关人员也大多挂在宣传部门或行政部门,而且基本上都没有专门的公关代理公司。一位在某知名制造企业负责营销的副总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不与一家公关公司签约时,颇为气定神闲地指出:”如果一家大型企业在战略发展上居然需要别人来策划,我想这家企业肯定是不成熟,是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显然,本土企业更相信自己的能力或关系。
事实又是如何呢?意识上的差异使中外企业精英们在危机来临时所作出的反应出现明显的差距。比如在面临公关、营销、法律等企业层面的危机时,中国本土企业精英大部分并没有所谓的应急系统可启动,往往依赖个人的能力或临时拼凑几个首脑组成团队。希望在尽快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桌底下的操作悄悄地摆平事件。由于缺乏专门小组和专业机构的介入,危机处理也常缺乏系统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株集团的吴炳新,只全力关注官司的输赢,却最终失去了市场和生存的机会。
意识上的差异还直接导致了本土企业精英们在利用”危”中之”机”的竞争中落了后手。以本次”非典”造成的危机为例,在危机负面影响最大的商业系统,来自国外的零售巨头麦德隆中国区总裁杜哲思,早在3月份就预先加大消毒防毒用品订货量,提前做好各方面准备。结果成为中国抗”非典”期间销售量增幅最大的零售商。而大部分国内厂商却在事后才如梦初醒。
即使在个体危机的层面上,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危机处置心理,本土企业精英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仍很多。本期”特别策划”报道的对象之一,当当网联合总裁俞渝在遭遇健康危机时,她的一位美国朋友也同时被确诊患乳腺癌,并面临家庭、失业的压力,但却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用幽默取代心理上的恐惧。当然,毋庸讳言,本次策划中报道的遭遇生命危机的企业英才,也都充分利用了这一契机,走出生命和事业上的反转行情。
情绪化反应多于理性化操作
对危机的反应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性的反应,整个社会的理性反应往往能够把危机的伤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另一种情况是非理性反应,出现盲目的恐慌和混乱,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反应常常导致危机的危害迅速扩散。
就本次策划报道的80位本土企业精英而言,在涉及企业信誉、人事公关、法律财务、生存等危机时,他们的最初反应呈现出太多的情绪化含量,实质上属于非理性反应,最极端的表现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一旦出现负面报道或类似危机苗头,未经深思熟虑,立即跳出来矢口否认,或就事论,如丁亮、顾雏军、瞿兆玉、吴炳新,乃至于日前被查扣的周正毅等,使自己迅速坐在舆论风头浪尖之上,像一个极力为自己辩护的罪人;另一种是采取鸵鸟政策,把头紧紧埋在沙堆里,对于外界公众、传媒及公司普通员工的迷惑和疑问充目不闻,坐任品牌的价值在传闻与流言的纠缠中损耗、减肥。而这两种方法都极易将局部的、技术性的危机转化为全面、涉及企业生存的危机。其中的催化剂正是不透明的操作而夹生的种种流言。
美国社会学家奥尔伯特在与波斯特曼合著的《流言的心理学》(1947年)中提出了关于流言传播的基本法则,即R(流布量、强度)=I(重要度)×A(暧昧度)。重要度是指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力,通常与危机等紧急情况有关,而暧昧度通常是指信息不足、意味不明。也就是说,在流言传播中,主题越是重要,流言也就越容易传播。主题的信息越是暧昧,流言也越容易传播。而且重要度与暧昧度的影响方式不是”和”的形式,而是以乘积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么重要的主题,只要暧昧度是0,流言就不会生起;不管是多么暧昧的信息,如果主题的重要度是0,同样也不会生成流言。在书中,作者反复证明这个基本法则适合于解释各种流言生成的现象。在经济活动成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在各种传媒介质的包围中,任何以沉默来制止流言的传播试图都是徒劳的。
本能的情绪化的反应,归根结底在于本土企业精英们有不少仍习惯于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庇佑,对危机的后果存在侥幸心理。而针对此次”非典”危机反思显示,无论是政府角色,还是企业组织机构,对由局部危机导致全面危机的机理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危机初期的捂盖子、拉遮丑布都在日后加倍地支付账单。
个人英雄凸显环境尴尬
“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乘着高潮勇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生蹉跎,一事无成。我们现在正在涨潮的海上飘浮,倘不能顺水行舟,我们的事业就会一败涂地。”莎士比亚这段带有诗意的话,相信会给许多企业主管产生丰富的联想。”学习他人犯的错误是把经验转化为利润的最便捷方法。”恐怕也是许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在关于个体危机的处理方面,策划报道中涉及的对象以及一些家喻户晓的案例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即使是相同或类似的陷阱,总能找到相同的案例,且不说三株的吴炳新与沈阳飞龙的 伟、巨人的史玉柱,软件业托普的宋如华与创智的丁亮,到香港融资风光一时的杨斌与周正毅、苏泊尔的吴增福与修正药业的修涞贵等等,都遭遇了相同的危机,所幸的是不是所有人最后全军尽墨。
与此同时,即使有了成功渡过危机的经典案例,却极少有人跟进,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财富。福耀玻璃的老总曹德旺独扛大旗,打赢了反倾销调查官司,目前彩电行业几家巨头在应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准备阶段,尚未出手,便陷入互相拆台的内斗。
在报道涉及的80位本土企业精英案例中,成功趟过危机之河凸显的多是个人英雄主义,很少看到出于机制、管理以及社会环境保障。这个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两种现实:其一是,这些危机对相关精英的品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形象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一位老总在遭遇车祸之后,无论坐车还是开车,市内时速不超过80公里,高速路不超过120公里。依靠自身的反应渡过危机,将使这些精英面对未来的危机有可能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成为其他人无能为力的情况。其二是,在我国,可供企业精英解决危机的条件和环境在诸多方面仍处空白状态,如法律、公关、管理、心理等领域顾问、咨询机构,从范围、能力、深度等方面,都难于为企业精英提供从企业层面到个人心理层面的服务。
而这两种现实的问题还将诱发种种无法预知的危机。
危机管理是指组织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等而采取的行动。包括组织面临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自然的、人为的、管理的、文化的、环境的和不可确定的等所有相关的因素的管理。–史蒂文·芬克(Steven Fink)
危机预警系统
防范危机管理的重点应放在危机发生前的预防,而非危机发生后的处理。为此,前期也需要建立一套规范、全面的危机管理预警系统。
危机预警系统主要内容包括:危机监测,即对可能引起危机的各种因素和危机的表象进行严密的监测,搜集有关企业危机发生的信息,及时掌握企业危机变化的第一手材料;危机预测和预报,即对监测得到的信息进行鉴别、分类和分析,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及其危害程度做出估计,并在必要时发出危机警报;危机预控,即针对引发企业危机的可能性因素,采访应对措施和制定各种危机预案,以有效地避免危机的发生或尽量使损失减少到最小。
危机管理关键词
早:早发现,早预防
快:反应必须快速
明:真诚、坦率
恒:时刻警惕,长久执行
危机管理中的”危机”
随便拼凑危机管理机构
在危机事件开始时反应迟钝
在危机事件处理中遮遮掩掩
同时多个声音对外
缺乏全员公关意识
缺乏与媒体的合作
缺乏与公众的有效沟通
不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土志–中国企业英才的”非典型事件”(一)
职业危机篇
1张醒生:无助的日子
文·本刊记者 朱雪尘
如果没有那次转折,张醒生或许已经不是今天的张醒生,也许他不会这样谦和,这样关心弱者。”当有人掏出本子,讲出某年某月某日,你在某某场合说了什么话的时候,你才知道有无数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你。”危机让张醒生体味出的更多的是人情冷暖。
“高空”跌落
1989年6月的一天,当张醒生走下飞机,他或许不曾想到此后自己的仕途也下了飞机。
人生的前34年,张醒生的仕途的确如坐飞机一般青云直上,被选为邮电部第三梯队,处级领导干部;同时,他所负责的海外部,也是令人眼红的差事。
按照张醒生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是公司里惟一可以独自拿着几万英镑飞出国的人。张醒生还记得:1986年的大年三十,他带着几万英镑(当时中国还没有信用卡),从北京飞东京,从东京飞新加坡,从新加坡飞埃及。要知道,这种工作在当时只有”政治过硬”的人才能担当。
按照惯例,这次张醒生从加拿大回国,依然受到了单位领导和家人的迎接,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都是走长安街回木樨地的家,此次却绕行北三环,这让张醒生非常不解。
“也许因为年轻,也许因为春风得意,也许自持自己比别人敢讲话”,当时张醒生讲出了自己的一些”宏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很嫩”的张醒生”亏”吃在了嘴上。在随后到来的7月,张醒生进入了被调查的队伍之列。生平第一次,张醒生感到了危机。
但是这些言词上的出格并不足以对一个多年的骨干造成致命的打击,更致命的一击来自于一些人的”背叛”。
公司正好要组织一批人员出国培训,对于人员的选拔,公司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政治第一,一派主张业务第一。张醒生认为出国培训人员要代表中国的水平,应当派业务出色的骨干去。
当时的情况下,出国需要政治担保,以防利用出国移民。张醒生为了能更好地开展业务,自己为十余名业务骨干做了担保。还重点找到几个单身谈话,虽然事前张醒生多次找这些业务骨干谈话交心,希望他们能够在培训结束后如期回国,为公司工作,而张醒生得到的也是肯定的答复。但恰恰有几个人失信了,他们选择了留在国外。
“消息一传回来,我就知道完蛋了。从那年9月,我就被暂时停止一部分工作。护照之类的东西都被监控起来了,党的会议也不能参加了。”
“隔离”岁月
被”隔离”的张醒生便从此开始了他的检查岁月。
写检查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大概写了二三十次,从最初的三页纸,到最后的54页。”
那段日子里,张醒生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写着自己的检查,在一点一点思考自己的过去。那是他精神中最困苦的时期,就连与同事打招呼,他都会考虑是否别人会回应自己,还是会不理睬地走过去。
强装笑脸,难道此后便这样度过余生?张醒生这样问自己。
每当入夜,张醒生总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有时候他想:莫不如就这样混下去,了此余生,别人不都也是这样的吗?有时候他又不甘心,难道我张醒生就如此颓废下去?
“隔离”期间,张醒生先后收到了国外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个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一位加拿大朋友为他申请的全额奖学金。另一个是张醒生在没当领导的时候申请的南加州大学,不知为何也发来了录取通知。但是张醒生知道,这时的他走不了。
虽然出不了国,张醒生还是费力申请到一个去湖北神农架安装设备的机会,而这次出行给张醒生带来了希望。彻底的无神论者张醒生,利用这次机会,诚惶诚恐地到武当山金庙求了一支签。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相信这些,但是那段日子里,我真的觉得很无助。可能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想到神的力量。”当张醒生模仿着其他求签者的样子,似模似样地磕头、拜佛、求签的时候,张醒生希望得到的是一种救赎。
那是一支上上签。张醒生拿着签,找到和尚,和尚说:”年轻人,虽然现在你有些磨难,但是有贵人相助,不必担心。”张醒生至今记得签上最后一句:”云开雾散见太阳。”
“说来也很神奇,当我离开金庙之后,突然雷声滚滚,风雨大作,我没有带雨伞,一路跑下山。当我到了山脚,却发现雨已经停了。回头再看山上的金庙,雨后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似乎这正应了那签’云开雾散见太阳’。”
武当山之行让张醒生精神上似乎有了一种力量。回到那间办公室,同事们的关心似乎也多了起来,有的同事开始和他交流一些问题,告诉他检查应该怎么改,有的同事还把家里做好的饭菜带给张醒生。
“吃着那些饭的时候,只有感激,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张醒生说到这里,显得有些哽咽。
没有了平时繁重的工作,呆在家里的张醒生,学会了装地板,粉刷墙壁,或许他也在用不同的方式打发这些无聊难挨的时间。但此后,张醒生却不再胡思乱想,他要重新安排他的人生。
复职后辞职
“那些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的台灯下。拿着一支笔,写下今后可能的出路,一步一步地写下来,还如考试一样打下分,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
张醒生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原来的公司,失去政治优势的他,不可能在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发展,混下去也不是办法;张醒生也没有选择留学,失去年龄优势的他,不可能同20多岁的年轻人赛跑,最终,张醒生选择了外企,外企可能把政治标准降到最低,让业务优势充分发挥,或许还有一些前途。
经过朋友的推荐,张醒生和爱立信做了接触,一个愿嫁,一个愿娶,双方一碰即合。日,张醒生成为爱立信中国的员工。但是,此时张醒生还没有解脱。
日,张醒生得到消息,”隔离”解除,恢复原职。
“提前一天我就知道了消息。那时,我们公司的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恢复原来的职务,并且不记入档案,他希望我继续干下去。虽然我知道这位领导是拼着自己的乌纱帽把我保下来,但是我当时未置可否。”
解脱的前一晚,张醒生工工整整地写下辞职报告。平反大会上,张醒生激动得落下了眼泪。而日早晨,张醒生提交了辞职信。
当时,他早年就参加革命的母亲一百个反对张醒生加盟爱立信,说那是给资本家干活;同事们都觉得,张醒生完了,奋斗了10余年的心血全没有了。
一年以后,张醒生升任爱立新部门经理,同事们又看到了成功的张醒生。张醒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职业路径。老同事在一起,都让张醒生请客吃海鲜。张醒生依然邀请了曾给提过意见的同事,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还要请他?难道忘了当时谁给你提的意见?可是张醒生却有自己的理由:”也许当时他觉得我就是错的,也许他就是想提醒我,也许我的存在就是违背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事后我并不嫉恨他。”
在总结了这段经历的时候,张醒生引用了自己”文革”时候看过的一本书里的话:”危机就像绳索,是由许许多多的线组成,不是一时出现的,必然是一个积累的结果。而在你解决危机的时候,就要一根一根地拆线,找到头绪,心理上还要坚强。”
2李长山:露宿街头
文·本刊记者 朱雪尘
肯把宝马车让给部下,但是却没有名牌西装,脚上穿着二三百元甚至几十元的皮鞋,李长山让人有些不好理解。但是作为太合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他看来,车子的好坏是为了谈生意的,而穿着只要舒服就行。
提到当年辞官下海,李长山的理由有点出人意料,只是为了摆脱政府的体制。”我辞职的时候,秦皇岛市市委书记找我谈话,说老李你干得挺好,为什么辞职,如果你觉得工作不顺心,我可以给你换一个岗位,现在刚成立一个公用事业局,你可以到那里做局长。”
可是李长山还是辞职南下深圳。
但是到了金田房地产公司,在秦皇岛有房有车的李长山却要从头干起。公司把李长山安排在单位宿舍–一套三室单元中最小的一间,仅有7平米。
已经决定二次创业的李长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然而,职位与待遇条件的极大落差所带来的尴尬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有一个意外却让李长山睡到了火车站。
刚到深圳两个月,李长山有两个秦皇岛的部下来深圳度蜜月。傍晚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李长山。李长山没想到这对新婚夫妇会在他家一聊就到凌晨两点。
“可能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收入不高,住不起深圳的旅馆,想在我这里借宿一晚。于是我借口到单位住,就把房间让给了他们。”
可是,当时刚到深圳工作的李长山身上没有什么钱,单位也没有值班室让他借宿。于是他只好在马路上蹓跶,到凌晨的时候,漫无目的地走到了火车站。走了一宿的他,只好找了一个石头长凳睡了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人从身边走过,幸好在深圳没有熟人,如果遇见熟人不知道他会怎么看。”
李长山如民工一般在火车站睡了三个晚上,直到这对小夫妻离开深圳。
事后,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李长山够朋友,讲义气,但是李长山当时的心情却只有他自己能够感觉得到。而且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在深圳再遇到待遇条件方面的反差,李长山都有了平和的心态,也让他拥有从普通员工攀升至地产大腕的耐心。
3高红冰的不甘心
文·本刊记者 吴永丽
在吉林大学即将毕业分配时,现为长城互连通总裁的高红冰当时就认定北京是最好的发展舞台。但在1987年国家有政策规定,7个边远省份的毕业生都必须回到当地分配。因为高红冰籍贯是云南,所以理所当然要回云南。”凭什么,就因为我生在云南,而其他条件都不看,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这太不公平了!”高红冰心有不甘。于是,他找到系里,但系里推到校里,找到校里,校里又推到省里。
非常郁闷的高红冰在写论文之余,一个人跑到长春市的南湖公园去划船。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左思右想,前思后想,总是在行与不行的犹豫之间。到了下午,天空开始阴起来,就在雷声隆隆的一刹那,高红冰似乎顿悟了:不行!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再试一把。
回到宿舍就开始部署行动计划,并决定去找自己比较尊重的一位历史系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人才的老教授,他特别支持理科的学生去研究文科的东西,这恰好是高红冰很感兴趣的。高红冰希望通过拜访老教授,让他指点自己的生涯计划设计。他打电话给教授说,能不能占他20分钟时间,教授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教授听完高的话以后对他说:你有两条路,要么去北京,要么去海南从商。我建议你走后面这条路。高红冰坚持要走第一条路,于是老教授提出了很多问题来判定高红冰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最后教授说:根据我的经验,你去北京的机会80%-90%,关键看你怎么做。
同时,他还传授了一些技巧给高红冰:你要去找领导的时候,千万不要中午11:30去找,那时候,人家要去吃饭,而且可能刚开完会,脑袋里的问题有一大堆呢,你再去丢一个问题给人家,人家一定没有心思。他8:00上班,你应该8:10到,在他精神焕发的时候把问题交到他的桌面上。
教授给了高红冰一个底线信心:这件事情你去努力5次,如果5次以后他还不动心接受,你也别想了,就是这个命,即使你再去到任何地方你也不会后悔。
高红冰按照教授的说法,一步一步去做,一共找了四次。最终一个主管分配的副书记在最后决定分配的头一天晚上告诉高红冰:”分配你去一个工厂吧,也别去什么好单位了,太扎眼。”
4赵学军:被砍之后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图·吕金奇
从公司的一把手急降至”零”职位状态,嘉实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赵学军说自己经历了两次极大的事业起伏,印象最深的第一次发生在1995年。
作为最早筹建北京商品交易所的人员之一,年仅28岁的赵学军被指派为天津纺织原材料交易所总裁,同时是这家副局级单位的法人代表。
只是好景不长,由于国务院整顿期货行业,原有的35家期货交易所要减少至15家,而天津原材料交易所属于被砍掉的20家之一。赵学军的总裁只当了前后不到9个月时间。
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天津做现货交易,即把原来的交易所改成交易市场;二是放弃,另寻出路。赵学军选择了后者。辞职以后,他和一个部下回到了北京,在招商中心当临时工。住宿的条件很恶劣,是动物园边上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这里一天到晚都看不见阳光。房间也小得可怜,摆了三张床以后,连转个身都不太方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招待所的一边是大象馆,另一边是猴山。所以每天他们俩醒来就能听见大象在叫,而一出来就能看见猴子在爬山。这样一直呆了一个多月,才在另一家期货公司找到了工作,并慢慢转到了基金管理行业。
赵学军认为这段经历给自己带来了两个启发:”其一,有些机会不是机会,但是只有你经历了,才知道什么机会是真的,什么机会是假的;其二,要坚信自己是一粒种子,不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发芽长大。”
5雷军:亏本选择
文·本刊记者 唐凯林
在大学时代就成功编撰了《深入DOS编程》和《深入Windows编程》的雷军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程序员。
当年WPS遇到了Word的挑战。金山公司为此主动迎战,做了一个类似于Office套件的产品,叫做盘古组件。但金山”盘古”计划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作为其主要程序员之一,雷军受到了沉重打击,认识到技术并不是胜利的惟一因素。在从程序员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变过程中,雷军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程序员必须懂得市场,能够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但在雷军头脑中程序员的思维方式注定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弄不好将会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亏本”选择。自己也坦言”眼里揉不进沙子”,技术应该是完美的,&#的区别很分明”。好在雷军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作为职业经理人就需要忍受漏洞,学会容忍。
6刘瑞贤:炒我吧
文·本刊记者 司万方
工作了20余年,Sun(中国)公司北方区系统工程部经理刘瑞贤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照照镜子,看看镜中的自己是否容光焕发,并经常自问,我今天愿意去上班吗?这份工作能否给我带来快乐?”回答总是肯定的。
上世纪90年代初,IBM的经营一度达到低谷,股价暴跌、业绩萎缩,濒临破产。直到董事会决定换上一个卖饼干的CEO之后,这家金牌公司才走出了阴影。那时,刘还在IBM加拿大分公司工作,当时公司不堪重负,计划裁员一半,人数高达7000人。员工们都不能设想出这个蓝色巨人会否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但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是搞技术的,在某些领域上的业务能力是独一无二。所以当我得知自己也在裁员名单上以后,甚至主动找到老板跟他说:’你炒我吧,没关系。’因为我知道自己出去后马上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危机的发生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平时就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应变能力和处事经验。对于自身能力的自信和周围情况的判断非常重要,否则就会使原有的问题雪上加霜。”这是刘在职业生涯危机中的信念。
职位:原TCL信息产业集团总经理
时间:2002年
事件:在加盟TCL三年后,吴士宏在TCL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尴尬,这让她进退两难。
反应:权衡之后,日,还是选择了低调离开。也许,对于TCL而言,吴士宏的符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离开TCL后吴一直保持沉默。
带来的改变:杨伟强将接替吴士宏统领信息产业集团,完成集团资源整合的重大使命。
职位:方正数码总裁
时间:2002年
事件:李汉生入主方正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在压缩人力成本方面,但自己的薪水却很高,难免会引起不满。而公司业绩不断下滑,结果刚刚还在电视节目中受到老板的大加赞赏,转眼间却难逃被炒鱿鱼的厄运。
反应:先被升为董事,既而远离”操作台”,最后悄然无声。
带来的改变:年轻的方正人看到自己的升职空间,不再轻言”空降”。
职位:原卓越网CEO,现任BEA(中国)市场总监
时间:2002年
事件:尽管王树彤为卓越网电子商务品牌的树立,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为互联网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从最初的浮躁、炒作的阶段,进入到务实的时期,这意味着美女CEO时代存在的大环境已经没有了。
反应:王树彤悄然离职,并保持对媒体呼叫的静默。
带来的改变:卓越变得越来越平庸。
职位:中体奥林匹克花园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时间:2002年
事件:2002年1月,郭钧接到顶头上司的非正式通知,告知他被免去华润置地总经理一职,而”升任”华润置地执行董事。3月,公司发布正式公文。
反应:适当地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此后的六个月中,郭钧虽然奔波于上海、成都等一些南方城市,尽到执行董事的责任,但已经不太介入公司的实质业务操作。
带来的改变:加盟中体奥林匹克。
职位:乾坤时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总裁
时间:2001年
事件:包括孙陶然、范坤芳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纷纷离开恒基伟业,此事遭到诸多媒体的质疑。孙陶然,离开自己多年经营的企业,面临着第二次创业的选择问题。众多集团希望将孙陶然纳入麾下,孙陶然何去何从?
反应:孙陶然借口去美国给家人看病,躲过媒体追踪,隐身深圳。
带来的变化:恒基伟业三驾马车变成传说,市场多了两家产品相近的竞争对手。
职位:美商网总裁
时间:2001年
事件:专做中美B2B生意的”狂人”童家威在当年多路网站CEO纷纷下岗的大势中未能幸免,24小时内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对于辞职的原因,童家威调侃而辛酸地表示,四分之三为禅让,四分之一为逼宫。
反应:恪守职业操守,按期让位。对媒体保持适当的距离。
带来的改变:有分寸的离职反应为他重返美商网留下了后路。
职位:和佳董事长
时间:1998年
事件:身为开思公司总经理的陈佳与投资方TCL不合,对待开思如同己出的陈佳无法容忍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发展公司,与TCL闹翻了。
反应:离开开思公司。
带来的改变:在创立和佳公司时把第一个关键问题定为明晰产权关系。
职位: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执行总裁,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时间:1995年左右
事件:作为北大副校长”陈章良抄袭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北大教师潘爱华被发现在论文中有抄袭行为,引起社会上的非议,被调离科研教学岗位,从此结束了他的学术前途。
反应:虽有人认为他是替罪羔羊,成熟的他只是默默接受。
带来的改变:北京大学少了一位有争议的教授,多了一位企业精英。
职位:中国诚信CEO
时间:1995年
事件:虽然毛振华靠着一张嘴创建了中诚信,但他的命运的确差一点就被股东决定到另一个方向了。只是在最后的表决关头,76%点几的票数倒向了他,超出法定票数一点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只要再有一个人否决,毛振华就只能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中诚信。
反应:为此毛振华去了香港,出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在港三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他拿到了1300万元。
带来的改变:利用在港挣到的资金,通过股权改造,成了中诚信最大股东。
生命危机篇
俞渝:秘而不宣
文·本刊记者 唐凯林
如果说人的心情与天气有着某种联系,那么对于俞渝来说,2002年10月至12月这两个月的天气一定是糟透了,一份体检结果让俞渝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
“肾上有疑似肿瘤”的诊断隐含着两种趋势,其一是良性肿瘤,另一结果是恶性肿瘤,如果不幸是后者,最坏的结局便是癌症。
碰到这样的事情,人往往会忘了祈祷,更不会在50%的概率上斤斤计较地判断可能性。”我当时有一点懵,特别的沮丧”,而俞渝也有理由相信自己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妹妹当时正要做换肾手术,她做透析已经有好几年了,而我小时候就得过肾炎,我们家的女孩怎么这么倒霉啊。”
俞渝也目睹过做透析的痛苦,”做一次要好几个小时,每次妹妹做完透析后都要把她从透析机上抱下来。”
哭,是发泄的最好途径,俞渝也尝试着做了,”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哭”,哭完后的俞渝想到了很多问题。”孩子怎么办?丈夫怎么办?家怎么办?当当怎么办?”俞渝甚至考虑到了自己在公司中的角色让谁来承担这样的问题。”我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想到了谁来接替我和我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事,公司的股东公司在国外,很多资料文件也都在国外,而且这些事情以前都是我自己处理。于是我开始做一些备份,让律师熟悉这些文件。”
接下来,俞渝想尽量让自己的生活恢复正常,拒绝了医生住院检查的建议,照常到公司上班,只是大部分时间要往医院跑。”一个星期有三天时间在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神魂颠倒地在医院来来回回。自己也神经了,心跳过快。当时除了看医生做常规检查外,还生平第一次看了心理医生。”
在此期间,俞渝推掉了很多重要的会议和演讲,”我没有精力来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觉得自己很脆弱,因此很多’有责任’的活动我不参加,我想保护自己,小心对待自己,不给自己加码,与当当无直接关系或与当当员工无直接关系的活动我都不参加。”
2002年12月,俞渝终于等到了结果,是良性。但俞渝并没有立刻接受这一诊断,也许这跟她当初所想像的结果有所出入,所以还想听到权威医院的重复回答:良性。
俞渝收拾行李来到了美国纽约,同样是”良性”的诊断让俞渝感觉到纽约的天气与北京一样是晴空万里。
危机并没有像它当初来临时那样急匆匆地离开,渐渐远去的危机留给俞渝很多思考。”做企业的人都比较容易忘我,这并不是指大公无私的忘我,而是指旺盛的事业心,但这并不能成为掩盖对自己健康注意的理由。我在体检前就曾感到过身体不舒服,疼痛,体重下降。当时也不是忙得没时间去做检查,只是天天想着当当的事,把健康抛在了一边。”而俞渝现在想要说的就是”应该更关注自己的健康,关心孩子的健康,关注丈夫的健康”。
但俞渝还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在跟自己亲近的人的关系上处理得有问题,”总想着自己先扛扛,不愿去跟别人分享,但我跟自己丈夫之间分享得很好,其实这也就够了。体检结果出来后,丈夫很镇静很平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另一个与俞渝一起走出恐惧的是俞渝的一个美国朋友,”她当时被医生确诊为乳腺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其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也遭受了失败,家庭、失业和健康的压力几乎是同时而至。但她很乐观,自己去医院安排做手术,后来做化疗,掉光了头发。”
朋友的乐观也感染了俞渝,用俞渝的话说,当时是互相鼓励,走出困境。”手术把乳房都削掉了,但她没有气馁,去医院做了一个假的,而且还声称自己80岁时将成为胸部最挺拔的老太太。”
在这一点上,俞渝认为西方人在面临困境时的良好心态最值得我们去学习,”一定要镇静,不要手忙脚乱和害怕,也不要抱怨。”
李建国:再活一次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
周末,阳光明媚,李建国一行5人兴致甚高地在江苏小镇游玩,江南美景让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放松。旅行车在乡间的水泥公路上飞快地行驶,路况显然不是太好,除了不时会碰到一些坑坑洼洼以外,还有很多的小桥。司机不止一次地提到,只有像他这种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老手才能够把车开得这么稳。
大家说笑间,道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座桥,是个急弯。司机大叫一声不好,并用力一打方向盘,无奈车速太快,5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车撞到了桥栏杆上。李建国只记得车把栏杆撞开了,但撞开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因为撞的一瞬间,他已经休克了。
车在空中打了几个翻滚,然后”啪”的一声巨响沉到了河水里。李建国被这声巨响震醒了,他发现自己浸在水里,眼睛睁不开,那副400度的近视眼镜不翼而飞,周围漆黑一团。脑子里闪出了第一个念头:”求生”。
要求生就要找到车门,找到车窗。车在水里是底朝天,但李建国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以为车还处在正常的状态,所以手脚乱晃动了好一阵子,还是弄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会游泳,水性还算可以,但是长时间的不能呼吸,让他感觉到自己快憋不住了,好几次都差点挣扎不下去了。他不断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冷静,一定要理智,一定要求生。
于是李建国就往两边摸去。他心想:如果能找到玻璃,哪怕憋到最后一秒钟死了,也值得。
他终于摸到了玻璃。把门打开已经不可能,情急之下,光着脚的李建国在水中奋力把玻璃给踹开,好不容易从水里冒了出来,发现司机和坐在前排的一个人已经坐在河边,他们脸色苍白,仿佛已经呆住了。
不!中排的两个人还在水里,他们不会游泳!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李建国再次钻进了水里,但却再也不敢钻进车厢里去了。他把自己的脚从车窗户里伸了进去,在里边晃动。一次,两次,两个人终于抓着了他的脚,被救了出来,但都已经不醒人事了。岸边围观的群众七手八脚把这两个人接过了河堤,并马上把他们送到了医院,结果都抢救了过来。
5人终于死里逃生,这是在1995年。
从此以后,李建国无论坐车还是开车,在市内时速都不会超过80公里,到高速公路不会超过120公里。
谈到这次危机对他的影响时,现任富国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李建国说:”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冷静、理智,并且要想出应对危机的办法。而且,无论在任何时候,人都应当居安思危,最起码不能乐极生悲。”
刘尧:痛苦没用
文·本刊记者 唐凯林/图·吕金奇
直言上天对自己很关照的刘尧,再三强调只有过”个人的一些挫折,谈不上危机这么严重。”
镜头被切换到了20多年前湘西南的农村,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刘尧又投入到了 “农忙双抢”。
没有任何出事前的先兆,用刘尧的话说,”这是一次意外”。
“在我们那儿的农村,收稻子时要使用一种叫’打稻机’的机器。”"正常地踩打稻机,它的轱辘应该是顺着转,但如果弄不好就会倒着转。当时它的轱辘就是往后转,而往后飞溅的稻子就把我的眼睛弄伤了”,刘尧费劲地想把’打稻机’的工作原理解释清楚,同时还下意识地揉了揉曾经受伤的眼睛。
“开始感觉眼睛受到撞击后变得模糊,然后我就用水随便揉了它两下,农村稻田里的水很脏,过了几天以后,眼睛就肿得像馒头一样,慢慢的就看不见了,像瞎了一样。”那个时候在农村一般的小病都不会去医院看,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挺”,最积极的办法也无非是自己弄一些草药。但是这一关刘尧并没有幸运地”挺”过去,”后来眼睛肿得非常厉害,近距离地看字都很困难。”
刘尧开始有些着急了,这时他想到了医院。而医生的诊断使刘尧感到害怕,”他说这个眼睛的瞳仁已经发炎了,医生的另一个担心就是两只眼睛都是一目相成的,害怕我受伤的左眼会影响到我的右眼。”
当时的刘尧刚刚高考完,成绩还没出来。”能不能考上,我自己心里有数,觉得肯定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体检的时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怎么办?”这一想法无疑加深了刘尧的恐惧。于是开始了逐步升级的求医过程,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市里的医院,刘尧却没有得到意外的惊喜。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院说不能动手术,只能吃药,而自己也是天天痛苦地流眼泪,到底流了多少就不用说了,家人、朋友、亲戚也都为这个事情非常担心。”刘尧自己也每天拿着书本对照,”看看今天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一点了,第二天再看,看看是不是更清楚一点了”。
体检终于来临了,刘尧的眼睛还是不行。”当时是能看见了,走路没问题,但是看字还是不行,视力表就更看不清楚。”怎么办呢?刘尧自己开始摸索出一个”小孔成像”的办法,把手弄成一个缝,而结果也只是”有时候能看清楚”。年仅16岁的刘尧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升学压力,”父母都哭哭啼啼的,辛辛苦苦,十年寒窗,现在却把眼睛弄成这样了。但又不能埋怨谁让自己下地去干活,心想,农村不干活干什么?”
幸运的是右眼的视力没有受到影响,无奈之下,刘尧只好放弃了一些专业的选择,”他们在我的体检视力表上明确地写上了左眼受伤,我后来选择了财务专业”。
现在的刘尧一遇到病就会马上积极治疗,因为他至今还记得医生对自己所说过的话,”再痛苦也没用,惟一的选择就是积极治疗。”
章凌波:面对第三位杀手
命运多舛,人生际遇无常。双全集团董事长章凌波创办中国第一本糖尿病教育杂志–《糖尿病之友》缘起于亲人的两次生命危机:一次是1998年秋天,他母亲因被确认为I型糖尿病住院治疗,病情因发现太晚(至少误诊达6年以上)已相当严重,造成神经病变。第二次是日,他岳父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大面积心肌梗塞。
自此,章凌波与糖尿病结下了不解之缘,认识到糖尿病是继心血管病、恶性肿瘤之后引起人类致残致死的第三位杀手。还了解到中国现有近4000万糖尿病人,却没有一本糖尿病科普教育杂志。于是一种使命感促使章凌波于1999年至2000年期间,多次往返于长沙、北京之间,《糖尿病之友》拿到了出生证–取得科技部、新闻出版署的创刊批复和刊号。
在进入房地产行业后,章凌波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更关注项目使用者的健康,因为他坚信:健康是永恒的主题。
徐冠巨:逼出的亿万富豪
文·本刊记者 张小平
如果不是一场出其不意的灾难袭击,作为浙江萧山的普通农民,徐冠巨会无声无息地终了一生。
1986年,在杭州万向公司财务部当会计的徐冠巨,突然染上难以治愈的溶血性贫血,平时健壮如牛的他一下子变得气息奄奄,被迫离职回到家中。辛辛苦苦积攒的2万元血汗钱很快化为乌有,可病情仍不见好转。心急如焚的父亲徐传化在一位老伙伴的指点下,把卖磷肥渣得来的2000元作为本钱,从外地请来一位做高效液体皂的师傅,用一口大缸、一口铁锅和几只水桶,开始生产液体肥皂。产品一出来,父子俩就到四周乡村叫卖。
没人想到液体肥皂那么热烈地获得市场响应,第二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3万元,盈利3万元。徐家还掉了所有的债务,小作坊开始一步步长大。徐冠巨的病也奇迹般地渐渐好转,并在父亲的小作坊里,开始了他的企业家生涯。从制造液体皂出发,逐渐进入日用化工领域,短短10几年的时间,一个乡村的小作坊主,发展成一个亿万富翁。
廖原:最疼爱自己的人去了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图·本刊记者 赵亮
说起父亲的去世,尽管时隔十几年,北大商学网副总裁廖原还是十分沉痛。他说,那是生命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1982年的一天,已经20岁的廖原正在部队大学上二年级,家里顶梁柱的父亲因车祸突然去世了。
把父亲看成靠山的廖原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由师级干部升到了军级干部,廖原的生活也顺利了很多。
经历过诸多波折的父亲并不是没有给廖原打过”预防针”,他总是跟廖原说什么事情一定要靠自己。”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些东西,我没在意。但那一刻我全都明白了,事情总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可以非常圆满,很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东西打断你,所以应该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但是,没有切身的体会,又往往不会那么深刻的去认识它。”
“从那一瞬间,我才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了责任,再也不能耍孩子脾气了,要踏踏实实地干事情,要认真地对待周围的事件。”廖原说。
职位:嘉寓投资(集团)董事长
时间:创业初期
事件:创业伊始,为找到有潜力的行业,田家玉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城市和郊区,终于在没日没夜的劳碌中染上了流行性肝炎。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田家玉曾被医生宣判了”死刑”。
反应:接受现实,一边静心休养,一边收集行业信息,始终没有放弃干出一番事业的信念。
带来的改变:逃离病魔的纠缠,还发现了门窗及装饰行业的发展前景。
人事危机篇
黄怒波:遭遇背叛
文·本刊记者 张小平/图·本刊记者 赵亮
中坤集团大门的墙壁上,有董事长黄怒波写的一段《中坤自戒》:”同仁们,你们要记住:企业是汪洋商海中的一条船。诚信,是企业的帆,如果它千疮百孔了,那么,再强劲的风也无法将其吹动……宁愿放弃所有的诱惑和遭遇所有的困境,也不要尝试去毁灭诚信。”这几句话中隐含了黄怒波的一段锥心之痛。
黄怒波原来有个很普通的名字–黄玉平,但后来在宁夏农村插队时,每天看着咆哮奔腾不止的黄河,觉得自己的一生应该像这愤怒的波浪一样,要充满大起大落的挑战才有意思,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怒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曾任某个部门的处长。再后来带着几个人跳下商海创办了中坤集团。
但诗情未诚,黄怒波有时候坐飞机也在酝酿着一首诗的某个句子。在他看来,繁花败草的确牵扯人的心绪,让人神经松弛毫无戒备。突然有一天,黄怒波从诗情中猛一抬头,才发现自己身边竟然已经危机四伏了。
有4个老部下是他当初介绍进中宣部从事司机、电工和行政等工作,当他从中宣部出来创业时,又把他们带了出来。前后20多年,黄怒波对这些人分外信任,先后任命他们为公司总经理等重要职务,企业的日常事务都交给他们管理,平时一分钱都不过问,甚至公司最好的车都给他们用,可以说是比亲兄弟还亲。
3年前,黄怒波与另外一个房地产商合作开发一个项目。有一天,那个老总问他,老黄你什么时候又另外弄一个公司啦?黄怒波很惊讶,说我没有啊!对方接着问是不是你把这儿房子的产权迁到另外的地方了?黄怒波赶紧连夜调所有的材料过目,结果让他目瞪口呆:公司至少有二三千万被毫无声息地转走了。这才知道,这4个老部下从几年前就已经在外面成立了一个公司,并不断地把财产悄悄地转移出去。那一刻黄怒波从头凉到了脚底。
原来这些人自认为是公司的创业元老,觉得公司做到这么大的规模,自己功莫大焉,所以心理很是不平衡:干嘛只能是你当老板?干嘛只能是你闲情逸致?
黄怒波很气愤,觉得你们即使不平衡,也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谈判,何必这么偷偷摸摸把公司的财产转走?后来事情处理起来很容易,因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确凿,所有的东西往检察院一送就得了。但最终黄怒波在他们的哭诉、哀求下没有那么做。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黄怒波觉得这次危机也带来了一个好处:能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地完成对企业的洗牌,不必像其他的企业一样打打闹闹又上法庭又动刀子的,顺利启用了原来压在底下的一大批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所以才迎来中坤集团这三年的大发展。
黄怒波仍在写诗,不久以后自己的第二本诗集《落英集》即将出版。
职位:创智集团董事长
时间:2003年
事件:部分媒体和网站引爆创智出现50%员工突然待岗的”猛料”,致使传媒和业界对创智的经营业绩及管理状况议论纷纷。
反应:通过书面向相关媒体做了辟谣式的表态,但并未让外界得到信服的讯息。相反还让一些媒体反复提起曾经从摩托罗拉等公司挖来的”空降”兵黯然离去的旧闻,以及创业伙伴鲁百年早已辞职的消息。
带来的改变:致使创智在此之前着力塑造善于吸引外来人才的口碑大大贬值。
职位:光明集团董事长兼利玛信息董事长
时间:2002年
事件:光明控股利玛软件一年后,利玛的副总经理、营销总监、技术总监等骨干近70名人员相继辞职,创立新利玛公司。
反应:召开临时董事会。针对股东对总经理张爱清的”弹劾”。冯永明在会上公开要求张爱清做出解释,但董事会最后决议继续支持张爱清。
带来的改变:利玛软件转向海内外公开召聘一流顶尖人才。 3徐少春
职位: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时间:2001年12月至2002年中
事件:日金蝶公司在京宣布,出资1350万元人民币,从TCL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手中购得北京开思软件公司90%股权,但这次购并签约没有完全得到开思原先管理层认可,而且并购整合中的某些单向行动,也导致开思部分人的不满,从而使开思管理层、服务、客户部门一些骨干的离去。首先离开的是开思继任总经理程刚,他依靠同行伊科,又拉了一拨人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开思公司,于2002年初在国内建立了新开思国际投资公司。
反应:加大整合力度,抛出”期权”杀手锏。
带来的改变:日,金蝶向包括原开思人员在内的公司22名高层管理团队和主要技术骨干授予总额为562万股、市值近千万港元的股票期权。这是公司在上市前后第三次授予员工股票期权。
职位:力帆集团董事长
时间:1994年
事件:最早同尹明善一起创业的担任总经理的朋友有一天走了,走时提了一箱子机密文件,并表示要谈可以,价码100万。
反应:尹明善几乎找不到解决办法,处于无奈的被动地位。
带来的改变:坚定拥护家族企业的定位,同时采取了新的人才战略:八分人才,九分使用,十分待遇。 5麦伯良
职位:中集集团总裁
时间:1986年
事件:1986年成立了4年的中集注册资本300万美元几乎全部亏光。中集面临裁员关闭的危机。
反应:招商局对是否关闭中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鉴于中集处于蛇口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是政治原因最终让招商局提出了对中集进行”内部清盘”决议:保留中集,由麦伯良”主刀”进行大裁员,当时中集从330人锐减到59人。
带来的改变:从最基本的零部件加工做起,一直做到今天的世界集装箱第一把交椅。
财务危机篇
田汉:万念俱灰时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图·吕金奇
曾经的资金链上的危机让京汉集团现任董事长田汉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事情发生在2000年的一个下午。田汉刚从北京石景山杨庄小区回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响起,”喂,田总,您好!很抱歉,关于杨庄危改小区的贷款方案没有获得市行的通过……”田汉当时完全愣住了,没等清醒过来时,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他的心情,与接到电话前相比,有了180度的转变。
几天之前,他还跟这家银行的负责人通过电话,对方语气坚定地告诉他贷款肯定能够下来,随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小区的土地方支付了超过1000万的二期定金。他本以为,历经了四年的艰辛创业之后,自己终于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机,杨庄危改小区项目将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京汉建筑装饰公司蜕变为京城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为此,他也绞尽脑汁地做足了各种准备,先是成立了京汉房地产公司,然后分别跟土地方、建筑设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打好了交道,并且已经开始了整个项目的前期运作。再过十天,土地转让合同将要正式签订,到时候,身为公司董事长的田汉就可以为自己二次创业的冒险计划鼓掌欢呼了。
但是,这种美好的情景一瞬间被这个电话冲得七零八落。没有了银行贷款,田汉根本没有办法在10天内再找到第二条融资途径来筹集即将支付的金额超过1000多万的三期定金,这意味着京汉房地产公司在成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要夭折。因为原来签订的协议规定得很死:如果田汉不能够交付三期定金,那么土地方有权更换合作方,而之前交付的首期、二期定金将不予退还。
从1986年起靠仅有的50块钱在北京起家的田汉,将把14年来辛辛苦苦挣得的资本金全部付诸东流,也许从此以后便一蹶不振了。
每次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田汉总是习惯于先听听朋友们的意见,这次也不例外。然后,他把电话打到了土地方的总负责人,耐心、坦诚地向他说明了自己已经完成的准备工作以及当前面临的资金难题。这位总负责人也善解人意,答应把签约时间顺延半个月。
田汉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救命稻草,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来来回回地奔跑在各个银行之间,盼望能够再度获得银行的贷款。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那都是白折腾。期限越来越近,怎么办呢?
田汉想起了自己的老家河北。时不宜迟,他马上找到河北的一家银行,没想到这家银行竟然痛快地答应了。田汉生怕再起变故,于是即刻自己开车回到了河北,并在这家银行附近的一家宾馆住下。银行的态度非常明确:京汉房地产条件符合银行的要求,同意提供贷款,但前提是要获得上级银行的指标。一句话,田汉必须花时间等指标。
“那是我一生到现在最难熬的时间。”田汉回忆的时候还有点心有余悸。”一开始是焦虑不安,到后来就是孤独、恐惧。”
田汉一个人住在宾馆里,天天没事的时候就到银行去,但是指标过了20多天了还没下来。
宾馆里有一个楼梯能直接通到楼顶的天台上,他就常常在晚上到楼顶上呆呆地站着,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这一天的月亮特别的圆,但是天上的黑云却一阵又一阵地遮挡着月光。田汉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站在楼顶的边沿,心里嘀咕着:要是银行来电话说不行了,那我就从这里……一个万念俱灰的念头一闪而过,田汉突然惊觉,发现自己已经冒了一身冷汗,他看了看表,凌晨两点多了,该下楼了。
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土地方已经开始不耐烦,田汉苦口婆心地邀请总负责人到河北走一趟,以便了解这边的进展。土地方的总负责人便来到了河北,一见到田汉的模样,就说:”田总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宽限你一两个月都行。”后来田汉才知道,这位总负责人是因为”当时一看到田汉憔悴的脸色和疲惫表情,就心软了”。
40多天过去了,指标还是没有下来,但是田汉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每天晚上到楼顶时也能理出点头绪来。”只要多年来养成的顽强意志力没有泯灭,这个项目不成了,还可以从头再来。”
出生在河北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身为长子的田汉从小就吃尽苦头,从小学三年级他就在外边住,因为家里兄弟比较多,住的地方已经不够了。1986年到北京工作时,他才刚刚念完高中,而大学文凭和硕士文凭都是在工作以后才进修的。”即使遇到挫折我也不会说我失败了,我从来不承认失败。”田汉说。
田汉终于等到了银行放款的通知,也许是乐极生悲,他整个人彻底一松,”人也顶不住了,车也开不了了”,只好打电话让北京的司机到河北去接他回来。公司员工几乎不能认出他们的董事长,因为他”判若两人”,而且”瘦了20多斤”。
两年以后,这个名为”新都丽苑”的项目进展顺利,到2002年9月,实现了&#%修复、100%售完、100%入住”。随着京汉集团的成立,田汉已经成为了拥有6家子公司企业的董事长。
张卫克:智取赖账
文·本刊记者 张小平/图·本刊记者 赵亮
谈起自己24岁时在厦门的一次受骗经历,北京广厦京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克觉得简直可以写成一部《卫克历险记》。
1992年张卫克刚毕业不到3年,被分到厦门某个国营公司工作,即遭遇了一次”灭顶”之灾。有天在当地招聘的一个业务员跑到公司里,向领导透露了一个”商机”–福建石狮市有一个加工成衣的服装公司,正需要大量的布料。公司经理很动心,说你负责去找他们需要的布料吧。于是这个业务员跑到安徽,找到一个棉纺厂,订了150万的货,先预付了50万,余下的钱等这边卖完了再结。货被拉到石狮市那个服装公司,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张卫克他们去结账,却被告知货还压在仓库里。第二次去、第三次去,对方总是用尽一切办法拖延。这下大家才意识到不妙,因为公司总共才这么一点钱,现在全投进去了,安徽那个棉纺厂还在一个劲地催着余款。
张卫克急中生智来了个”敌后”伪装侦探。他安排了自己的两个同学假装成买主,跑到那个公司,说我要用多少多少钱买这样一批货,你们卖不卖?对方一看出的价还挺高,于是就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衬衫厂家去看这批货。那个衬衫厂家的人很生气,用当地话说,没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啊!你这个货已经都卖给我了,钱都已经收走了,怎么又带着人来看货?正好那个同学懂当地话,才知道这批货已经被他们转卖给别人了,现在是成心想赖掉这笔钱。
张卫克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照样很客气地和对方说,钱暂时没给没关系,该合作的还是继续合作吗!安徽那边还有一笔业务,咱们再合作一把。于是连骗带哄,把对方带到了安徽那个棉纺厂所在地,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然后向他”摊牌”:我不打你,我也不绑你,还尽你吃尽你喝,但你不能走,直到把那笔钱还清了为止。由于刚开始证据不足,张卫克只能出此下策,和他周旋了一个多星期,取得了足够证据才报了案。最后对方看见再也赖不掉了,才答应私下协商,把钱全部还清。
钱虽然要回来了,但这样一折腾,至少亏损了二三十万,公司干不下去了,只有解散了事。张卫克立即陷入了困境,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被逼得没办法,每天转动头脑想路子。那时张卫克老家那边是一个鞋城,生产鞋的厂家特别多,需要大量的布料。于是他借了二三万块钱的高利贷,去倒卖布料。想不到生意还不错,倒一次能赚个万儿八千的。但张卫克仔细一盘算,一米布才挣五分钱,觉得赚得太少,得多挖掘一点利润出来。他于是把买的白布先运到印染厂去简单加工一下,然后再卖出去,这样利润马上上升到二毛钱。张卫克还是不太满足,干脆直接去买了棉纱,找了一个纺织厂去织成布,然后再找一个印染厂去印染,完了以后再卖,这样可以挣到三四毛钱一米的利润。为了继续提高利润,张卫克又发挥了一点商人的”本性”–在好的棉纱当中,又掺一点便宜的棉纱,最后一米布可以赚到五毛钱。这么高的利润,在同行中是不可想像的。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所以在碰到有些鞋厂拖欠款项时,张卫克就把鞋拉走抵账。他每天拖着一车鞋,拉到济南的批发市场去批发,一天能批发四五千双鞋。
这样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有一天他突然清醒过来:我毕竟还是一个正而八经的大学生,不能这样每天蹬着三轮车去批发鞋啊?于是毛遂自荐到山东鲁能总部去应聘,没想到对方挺看重他的这段经历,这样他才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当年贩卖布鞋经历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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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turday, April 17th, 2004 at 4: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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