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中跟苏轼并称的是黄庭坚，为什么不是王安石？
宋诗即宋代诗歌，人们常常将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并称“苏黄”。对此我有异议。苏轼有不少佳句留下，诸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黄庭坚是没有什么佳作留下的，真的没有。相反，王安石却有不少佳句留下，诸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所以我认为应该按成就来并称，那就是苏轼和王安石（尽管两人政见不一）；按所谓的风格来并称苏黄，实在是很不妥当。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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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呀，这个问题怎能不答！题主张嘴就是“黄庭坚一首佳作都没留下”，还来一句“真的没有”，哎呀呀，看你如此口阔气粗，牛心老面，骨骼精奇，那么整顿诗坛、保卫世界和平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不好？愿屈原保佑你！首先你要知道这样的常识：宋诗的总体特点是三句话：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内部风格较唐诗则更为多样。一说宋诗就上“瘦硬”评语，这是很外行滴。辣么，为什么这么多知友打击题主呢？因为题主实质上是拿自己的观点来求认同的；而题主的观点又是非常没有文化的，态度则是非常不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所以题主，你被喷是活该的。王安石的诗确实很好，但，亲爱的题主你知道吗？有宋一代，要说最了不起的大诗人，那是数不上王安石哒！宋朝诗人里水平和风格最接近老杜的是简斋先生陈与义啊！要不要和苏轼并称“苏陈”呢？但是，但是，题主，你让陆游怎么办呢？所以，题主小盆友，别见了几个诗人就总想着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办法修出本点将录。诗才不是怒气血量武力值，没有KO秒杀完爆之的说法。当然，黄庭坚面对题主的话，还是可以KO秒杀完爆的。能够死在高手刀下，这种荣幸可不是每一个战五渣都能享受到的待遇。题主你一定要感恩才是。说完浅近的，咱来点儿深入的。王安石的诗，向来有早期和晚期的区别，早晚二期诗风大不相似。“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荆公之语，暮年方妙”（黄庭坚语，陈师道《后山诗话》）。王安石早年作品直道胸中事，诗味较薄，是“以议论为诗”的典范。到了晚年，举重若轻，驾轻就熟，始能为深婉不迫、造语工致、律法精严之句，用王安石自己的说法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所谓“瘦劲刚健”之风格。早年为奇险劲峭，晚年化奇崛为寻常，号为“王荆公体”、“半山体”，高明处在用事、造语、炼字、炼意，成就最高的是绝句。绝句长处在下字工、用事切、对仗精；短处在刻意求工而不免伤于巧；主意而往往流为议论。结论：三七开。黄庭坚的诗......佳作很多，而不是题主所说的“一首都没有”，真的有，像这个：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前日幽人佐吏曹，我行堤草认青袍。心随汝水春波动，兴与并门夜月高。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像这个：次元明韵寄子由 半世交亲随逝水，几人图画入凌烟？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欲解铜章行问道，定知石友许忘年。脊令各有思归恨，日月相催雪满颠。像这个：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滕。像这个：题落星寺（其三）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题主，你都读过吗？都不是佳作？题主你是屈原吧？为什么说黄庭坚其实很厉害呢？首先，眼光厉害。“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宁律不协，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句俗”）（黄庭坚《题意可书》）以上便是后来江西诗派作诗的心诀：变俗为雅，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以学问为诗；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其次，作诗取径高大上。黄庭坚兼学杜甫、陶渊明、韩愈、李商隐和西昆派，但以学杜为宗，强调规摹杜甫自夔州以后的诗作，要求是“精其句法”。第三，水平厉害。佳作见上文。第四，把杜甫偶尔为之的拗句玩成了拗体、拗律。这一条，是对近体诗的绝大贡献，王安石可比不了。自黄庭坚之后，学诗者始知宗杜。从南宋陆游到清代厉鹗，诗坛健者无不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李白、苏轼的诗一般人学不来，原因是天才达不到、胸襟达不到，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黄庭坚为宗的江西诗派则为学诗者指明了修炼的法门，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这个意义上说，黄庭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苏轼。刘克庄告诉我们：“山谷...会萃百家句律之长，极历代体制之变，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书，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对了题主，你听说过刘克庄咩？一定听说过的是吧？最后补一句《宋史.黄庭坚传》的记载：“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名声始震”。题主，你最崇拜的苏轼都觉得黄庭坚很了不起呢！不过，总得说来黄庭坚的诗确实有不如王安石的地方，那就是：水平高，用典妙，炼字工绝，所以文化程度有待提升者如题主不容易读懂......
题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黄庭坚的诗的确因为没有收录进中小学语文课本内，所以不为人所熟知。相反，王安石的诗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里太多了，所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王安石诗歌的成就比黄庭坚的高。但是如果因此说应该是“苏王”而不是“苏黄”就太没道理啦，宋代还有个陆游呢，比王安石更耳熟吧，佳作更多吧，为什么我们不叫“苏陆”呢？宋代还有中兴四大诗人，里面的尤袤更不耳熟呢，是不是也该换成别人呀？事实上，我们评价王安石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说他是一个诗人，而是说他是政治家、文学家。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前面也说了，王安石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家嘛，所以他前期的诗歌倾向性太强了，主要是同情下层人民、针砭社会弊病，而且由于王安石也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一员，文学上主张经世致用，这样一来，诗歌重说理，艺术性就降低了呀。直到王安石晚年罢官隐居之后，写了许多风景诗，尤其是绝句，“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才有了“王荆公体”之称。《沧浪诗话》里也有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但是仅靠其晚年诗歌的成就，也不能就说与苏轼并称“苏王”。“苏黄”不是按风格来叫的，虽然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但是苏轼和黄庭坚的诗不是同一个风格。我们在叫这类名称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的。中国古代诗歌有“三元”之说，其中前“两元”指的是唐代的“开元”和“元和”年间的诗歌，剩下一个就指的是苏轼、黄庭坚代表的“元祐”年间的诗歌。《豫章先生传》： “元祐间，苏、黄并世，以硕学宏才鼓行士林，引笔行墨，追古人而与之俱。”这时期的诗歌，是宋代诗歌发展的高峰。还有，黄庭坚的诗歌成就并不是就比王安石低，苏轼第一次读他的诗就大赞了。黄庭坚以及其开创的江西诗派，是宋代诗歌史上的一大重要时期。除了诗，黄庭坚的词也写的很好，刘熙载《艺概》：“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黄庭坚还和秦观并称“秦七黄九”。《宋史·黄庭坚传》：“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古代人叫“苏黄”是为了把黄庭坚配苏轼的，也不是意思说黄庭坚的成就和苏轼一般高，黄庭坚自号“山谷老人”。所以“天下皆称“山谷”而不名字之，以配“东坡”云。”现在人们叫“苏黄”也多少有沿用古代的叫法。还有，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也是苏轼和黄庭坚并称的一个原因。
薄酒可以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衬身不必狐裘。写得别有意味啊。
楼主所列举的所有诗句都可以在江苏课标小学课本以及课外选读本中找到。为努力上进勤学好问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小学生点赞！
王安石的诗歌成就足以让他独享其名，本来就不需要和苏轼并称。
同时年龄上也长了苏轼一辈，早就成过大名了，也不需要借重苏轼的名声。反倒是词上，以诗的骨力撑起词、用诗的豪壮升格词，去除词的淫靡风气。王安石倒是有启发于苏轼了。而王与苏氏两代人关系不和，说苏继承了王安石的风格，称苏是王派词人，恐怕苏氏一门也接受不了。并称不好，并苏入王派也不好，所以分开讲好了。黄庭坚则不然，黄实则是苏捧起来的，黄三十四岁上了两首诗给苏轼。苏轼很赞赏，认为是百年不出的高风和奇特。因为苏的崇高赞赏，黄庭坚因而见重于彼时诗坛。两人交从甚蜜，又相互推举。并称“苏黄”是自然而然的事。黄上给苏的两首诗确实不错，苏轼评价的确实恰当不过，并不算过分吹嘘。兹引一首如下：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二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就凭第一句，足以入《李太白草堂集了》。而黄庭坚这两首之外，好诗实在是难以再找到了。并称苏黄，实也是附在苏轼名后的。而不是如李杜的仙圣并称。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如同苏青和张爱玲，一起并称张苏是一样的。
首先，从“苏黄”称呼的兴起来说， 《宋史·文苑传六·黄庭坚》：“ 庭坚 於文章尤长於诗， 蜀 、 江西 君子以 庭坚 配 軾 ，故称 苏 黄 。”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祖师爷级人物，江西君子即江西诗派的门人，把祖师爷抬举成和大诗人苏轼同样高的级别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从文学成就上来说，如果你非要比的话，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中诗名最甚者，更是开创了宋诗的主流派别。苏黄写诗都不像唐诗，苏轼的诗歌创作讲究行云流水，而黄庭坚则发明了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的“笨方法”，在树立了与唐诗不一样的写作方法的同时，也容易落入俗套，陷入僵化，遭到后世如严羽的批评。但是黄庭坚对宋诗风气之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人物，绝非泛泛之辈。再次，黄庭坚和苏轼都是书法圣手，书法上有苏黄并举的说法。最后，排名这种事何必当真，更不要轻易下结论，先入之见害死人，你都预设了人家的诗写得渣渣的，人家的诗就是渣渣的，你自己觉得渣渣的还不行，咯，还要到知乎上告诉别人，我觉得某某的诗写得渣渣的。我就不觉得。。
黄庭坚是没有什么佳作留下的，真的没有。不用怀疑，又是一位看的太少又想当然的主。九江一祖三宗，一祖老杜，三宗之首就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都在后面。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黄庭坚 （），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汉族，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而且，他跟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为其中一宗）之称。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词作方面，虽曾与秦观并称“秦黄”，但黄氏的词作成就却远逊于秦氏。如果你因此而不喜黄庭坚的话，只能说识人有误了。黄庭坚为什么能开创诗派？正是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打击当时西坤体的嚣张，他的很多诗作都受到限制，与之针锋相对处处制人一筹，这才归正当时诗坛的风气。如果说他的成就不大，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也许才情盛极一时可以称为大家，但是在诗坛无甚作为，怕也担不起大师的称号，人们喜欢才情，却崇敬这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当然，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王安石和苏洵暗生龌龊，因此王安石视苏东坡为潜敌，政治上曾一力打压。想必合为一处恐为人诟病。
王安石声望太高了，仅在宋诗一个领域给予称号有点盖不住他。
说句题外话，楼下好多反驳楼主都是从文学理论和流派上来说。。。其实举出几首比楼主举出的好的黄诗就行了啊。。。还请指教⊙▽⊙
特别喜欢王安石，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在历史上，能够与唐诗相提并论的，恐怕就只有宋诗了。相比较而言，唐诗以描写、抒情见长，诗体丰腴、厚重，而宋诗则以说理为先，表现得拗硬深窈，生气远出。
王荊公兼具两者之长，被当作承前启后的诗人。虽然他诗歌上成就很大，有开风气之先，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唐人风骨，不能算宋诗的代表。如“细数落花因坐久，闲寻芳草得归迟”、“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等等，完全不输杜工部。梁启超先生也说，“荊公七律，多学少陵晚年之作，后此山谷更遵此道而极其妙，遂为西江之宗”。其诗作源流，不言而喻。个人认为，欧阳修、范仲淹的诗歌成就也未必不如黄山谷，但也因为上述原因，而不能算成宋诗的代表。在荊公诗作中江西诗派已初具规模，但开山立派的还是人家黄庭坚。
因此，苏黄并列表示宋诗与唐诗分庭抗礼的格局，有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并非完全出于长短高低的比较。
不知说清楚没有。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就是很有名的佳句啊，黄庭坚没有题主说的那么差吧。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澦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翻看谈艺录第二章，或许能帮助题主
呵呵，@张林芝，回答得很好。1您说得很对，我的心态就是：黄庭坚没写出啥像样的东西来，还跟苏轼并列，反倒是写出好东西的王安石沾不着边，不平。2苏门四学士中貌似是秦观最什么的。黄庭坚的诗写得怎样，我是看不下去的。当然，大家各有所爱，这个不争论。 3至于黄庭坚开创了宋诗的主流派别的地位，我就不争论了。但是，唐代几位大诗人，李白 杜甫 没开创什么田园诗 边塞诗之类的门派，其成就之伟大，不是王维 孟浩然 高适 岑参所能比的；白居易 李商隐 杜牧 感觉也没开创什么门派吧（不确定，待查），其地位依然得到公认。可见，是否开创门派，并不是获得高评价的条件。4个人觉得：黄庭坚跟苏轼关系密切，这可能是并称的更重要原因。至于开创诗派倒是次要原因。
亲，你的思路是错的，黄诗更优于苏。
我只想说，多读点书。
相信大家看到“真的没有”都会有一股无名火
宋朝一代对诗的审美跟唐诗不一样，唐诗强调天成和气象，宋诗讲究格律和对仗。你看瘦金体和清明上河图，就能更好的感知这种审美标准。而且黄庭坚的诗确实不错，王安石的胜在内容浅明思想正确，而艺术性上确实不如黄。
关于黄庭坚，题主请自行百度为什么袁枚会说“书到今生读已迟。” 上传我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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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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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黄庭坚次韵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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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江合友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方向：
论文开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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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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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
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
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 签名 ．＼勿盔理
指导教师确认 签名 ：了工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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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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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v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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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古诗今鉴&&&&读黄庭坚《石通洞题诗》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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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县史志办公室&& 鄢麟
　　 读了建始县志《石通洞题诗》：古木萧萧洞口风，昔人曾此出樊笼。崖前况有涓涓水，好涤尘襟去效翁。便有了北宋官场腐败的感觉，感觉何在？感觉就在“樊笼”二字上。黄庭坚把石通洞比喻成樊笼，把樊笼比喻成官场，可谓技巧高深。樊笼虽切中官场时弊，但与探究北宋官场体制遍地贪腐深层原因庶几远之，这便是《石通洞题诗》的不足之处。但不足之处正是魅力所在，它起到了抛砖引玉、拨云见山的作用。
　　其一、樊笼指的是北宋国家命运，像这样的国家，人人都无法安居。众所周知，大唐江山传至北宋时，国家已山河破碎，腐朽的政治制度，处处都闻得到唐末腐臭的气味。同时，对辽的战役频仍，官俸兵饷不堪重负，民穷财困，农民起义时有所闻，夏的威胁与日俱增，即便王安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也于事无补，无力回天。实际上，北宋从陈桥兵变，唐朝改国号开始，亡国的危机就已经潜伏了。因为北宋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骨子里搞的是唐末那一套，这便是北宋必然走向亡国的根本原因。既然北宋走向亡国是唐末造成的，那就有必要触摸一下唐末的政治体制。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曰：“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政策，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唐朝散财于民的政策又引发朝士以贿容奸，逆臣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场腐败，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死。唐朝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财聚民散之弊，但却造成了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官员集体腐败之恶果”。由此可见，北宋一步步走向亡国，与唐朝的政治体制有必然的联系。
　　其二、“樊笼”指的是北宋官场政治生态，象这样的官场，人人都身感自危。从史料上看，北宋时“党争”基本沿袭唐末，藕断丝连纷争不断。著名的有“庆历党争”“元佑党争”等，且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与外部的斗争残酷而剧烈，施耐庵所写的《水浒传》就是北宋官场政治生态的写照。
　　其三、“樊笼”指的是黄庭坚的个人遭遇，有了被贬这样的遭遇，想逃离是正常的。据我个人分析，黄庭坚把“官场”比喻成樊笼，原因有三：一是个人遭贬，思想不愉快；二是个人正直，被人陷害；三是朋党之争，被人排斥。但不管何种原因，黄庭坚把“官场”比作“樊笼”都不算言过其实。这里黄庭坚的“樊笼”与钱锺书的“围城”好有一比。在“樊笼”里的人时间久了都想出来。诗语“昔人”二字指的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一批被贬谪或罢黜的官员。因为他们出了“樊笼”，故黄庭坚也想出“樊笼”，他不仅想出“樊笼”而且还要在出“樊笼”时在广润河（诗称涓涓水）把衣服洗干净，然后学欧阳修（诗称效翁）干干净净做人。黄庭坚欲不为“樊笼”所困，欲过出世脱俗之生活，然而黄庭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毕竟无法脱离血肉之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世俗和功利，最终谁也无法超脱“世俗功利”这个“樊笼”。黄庭坚毕竟尘缘未了、俗愿未结，在他心灵深处，还在仰望“世俗功利”这个“樊笼”，他终究还是逃脱不了“樊笼”的束缚。他几度遭贬便是一个佐证。
这正是：石通洞本天生，何日成“樊笼”，樊笼生腐病，祸国又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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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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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木萧萧洞口风，昔人曾此出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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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前况有涓涓水，好涤尘襟去效翁。
道光版《建始县志.校注》第185页注：《石通洞》，作者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代诗人、书法家。其诗在当时与苏轼齐名。因大臣章惇等劾其所修《神宗实录》不实，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涪州，故自号“涪翁”。在贬涪州期间，其弟黄嗣直为巫山令，黄庭坚前往探望后，就近取道建始，游石通洞，在石通洞石壁上镌刻“涪翁”二字并题诗。《石通洞》一诗，载于道光版、同治版《建始县志》和道光版《施南府志》，而不见于黄庭坚诗集，其原因已无法考察。但比黄庭坚约晚四十年的朱胜非也作《石通洞》诗评价黄庭坚游石通洞的题刻与诗，说明黄庭坚游石通洞的题刻吟诗确有其事。此诗成作于诗人在贬涪州、黔州期间，表现诗人在屡遭权臣奸侫的排斥，仕途坎坷的情况下，对官场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现实厌倦，从而产生了效仿古代圣贤，冲出樊笼，返归自然的念头。
樊笼，关在笼子里的鸟。东晋诗人陶潜《归田园居》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句。
尘襟，尘俗的胸襟。贡师泰诗，“尘襟忽如涤”。
&翁，指东晋诗人陶潜。或说是指黄庭坚所敬重的恩师佛门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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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朱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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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翁诗名垂宇宙，李杜椎锋君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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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草木经品题，千古佳名长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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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微累谪黔中，石通曾运羲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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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乡人敬重之，神物堪持百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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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浯溪澹崖游，敬诵君诗三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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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身价重潇湘，一字千金犹未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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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通当在伯仲间，更藉文人开囗口。
&&&&道光版《建始县志.校注》第186页注：《石通洞》，作者朱胜非。字藏一，蔡州人（今河南汝阳）人。宋高宗绍兴年间官拜尚书仆射，宋史有传。并收录于民国年间臧励和编纂的《中国古代人名大辞典》。诗人曾到建始游石通洞，写下此诗。另载道光版、同治版《建始县志》和道光版《施南府志》。为七言古诗。诗的主旨是借石通洞宣扬黄庭坚的诗名及书法艺术，同时也号召文人骚客们向黄庭坚一样。为石通洞这样的胜景题字赋诗，宣扬于世。
椎锋：顶峰之意。《幼学琼林》“白马长史，殿后椎锋”。
微累：微，微言；累，累及，拖累。被微言所拖累、牵连。
神物：谓神仙。《史记.孝武本纪》：“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
浯溪澹崖：浯溪，源出湖南祁阳西南松山，东北流入湘江。澹崖：即淡岩或淡山岩，在湖南永州浯溪边，黄庭坚曾题诗于上，收录于《山谷集》。
潇湘：湖南湘江的别称。
一字千金：一字值千金，喻文章一字不可易，后多以形容诗文的价值很高。
伯仲：兄弟，指不相上下的事物。杜甫《咏怀古迹》：“伯仲之间见伊吕。”
开囗口：“囗”号为原文脱落的字。各志均缺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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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樊籬，恐風月被他拘束；大開戶牖，放江山入我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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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北宋后期文学概况，统治阶级内部的新旧党争逐渐演变为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派系倾轧。特别是蔡京当权之时，政治尤其黑暗，他尝立党人碑一百二十人视为奸党，又将数百人士分为邪正两党分别黜陟，以致有人作诗戏之曰：“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唐庚《白鹭》）文学创作自然受到极大压抑，并且也因为此时的文人没有北宋初、中期文人那种干预现实的胆量，故而创作中不复存在直言议政的气氛。其次，北宋后期又是一个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时期。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后，新旧两党都拿不出更好的治国方略，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国弱民疲的局面更加严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女真族的日益南侵，成为北宋王朝的严重威胁。同时，享乐之风更为盛行。宋徽宗只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许多文人官僚也只知道过着“醉醉，醉击珊瑚碎”（毛滂《忆秦娥》）的生活，写些“太平无事，君臣宴乐，黎民欢醉”（万俟咏《醉蓬莱》）的颂圣之作，激愤之士称之为“观晏、欧词，知是庆历、嘉祐人语；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赵文《吴山房乐府序》）虽然这些文人不能为北宋的灭亡负直接的责任，但在亡国之前如此醉生梦死，也足见世风与士风的陵替（衰落）了。这种社会气氛大大影响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未能充分地反映时代的风云，使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文学创作的成就远逊于北宋中期。相对而言，北宋后期的诗、词创作的成就稍高于散文。而诗词创作又呈现出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内容上不如北宋中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宽，思想内容相对较弱；二是艺术上更刻意追求表现手法的精美，如语言上深于锻炼，修辞上力求工巧，使创作上带有更多的人工安排。并且这些作家的学问又都很渊博，更便于他们在安排上左抽右旋；但过犹不及，反而常使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不如北宋中期的自然完美。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秦观、贺铸、周邦彦等。黄、张、晁、秦同出苏门，史称“苏门四学士”；陈师道早年受知于曾巩，后入苏轼之门，称为“苏门六君子”之一。黄、陈、张、晁以诗称，秦、贺、周词的成就为大。张耒曾有诗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廊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八引）可见一时人才之盛以及对北宋中期文学的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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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庭坚及其诗歌创作
　　　黄庭坚是在宋诗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诗人。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同为宋诗的代表人物，以黄庭坚为宗主的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在宋诗中，真能形成一个派别的并在诗坛产生影响的，前有西昆，后有江西。西昆风行于馆阁，多出于应酬唱和之间，易于风行，也易于消歇。江西则为一些普遍爱好诗歌者所喜欢所学习，因之在欧、苏以后，宋代的诗坛无不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就是南宋的几位出色的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也不例外。江西诗派在宋代的影响一直到宋末，宋亡之际，由于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遗民诗人汪元量、刘辰翁、郑思肖等的出现，他们以感怀时事，抒发亡国遗民悲愤的作品，使宋诗诗坛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和新的艺术力量：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零漂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
　　　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金陵驿》）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御寒不藉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
（郑肖思《寒菊》）
　　　一、黄庭坚的生平
黄庭坚（），字鲁直，舒州怀宁县（今安徽潜山县）尝游山谷寺，喜其胜境，遂自号山谷，宋洪州府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自幼聪颖五岁即能背诵五经，相传七岁时曾作《牧童诗》，诗云：“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作英宗治平四年（1067）以三甲进士及第，被任命为汝州叶县县尉，从此步入仕途。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元祐八年（1093）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支持新党的哲宗亲政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黄庭坚在政治上基本上属于旧党，但对党争能执较公允超脱的态度，他既尊敬司马光，也很尊敬王安石的才学，甚至主张新旧两党互相宽让。司马光去世后，他作诗追挽“毁誉盖棺了，如今名实尊。哀荣有王命，始终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心两无累犹国哀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元祐三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新党也已失势，许多人诋毁王安石，黄庭坚不这样做，他既佩服王安石的人品，又认为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很难定论，尝云：“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新党得势后，以黄庭坚参加修撰《神宗实录》时曾有一条熙宁、元丰年间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把铁铸成龙爪形，用船拖着扒开河底的泥沙，加深水道。当时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赞同，但这个方法并不能根治水患）的记录，于是给他加以“诬毁先帝”的罪名，贬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四川彭水）安置又移戎州（四川宜宾市东北），故自号“涪翁”，又自称“黔江居士”。徽宗即位后，仍因列名元祐党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崇宁三（1105）年九月死于贬所。
　　黄庭坚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黄庶庆历二年进士，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黄庭坚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又通融释、老，青少年在家乡黄龙山时，就曾皈依祖心禅师后又与惟清、悟新等禅师交往，恪守修身之道，严于律己，强调超物脱俗，不以荣辱沉浮为怀，认为“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以俗。”（《书嵇叔夜诗与侄木夏》）所以他在党争中，并不以屡屡的政治迫害为意，曾作诗云：“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兄弟。”（《竹枝词》）黄庭坚擅长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朝四大书法家，但他主要以诗文名世，《宋史》本传云：“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名声始震。”著作有《山谷内集》、《山谷外集》和《山谷别集》。
　　二、黄庭坚诗歌的题材内容
　　黄庭坚的文学创作以诗的成就为最高，他现存诗歌约一千九百余首，就其题材内容而言，大约可分为四类：
　　1、用于日常交际应酬的赠答诗、次韵诗、以及咏物诗等，大约三百余首。这些诗或是以诗代笺，或是依韵酬唱，有的近于游戏笔墨，缺乏诗的情思韵味，价值不大。他在担任校书郎、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的馆阁生活期间，就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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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指牲畜的毛色）看王
　　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这是一首咏物诗。钱穆父，名勰，直紫微阁学士，一次出使高丽，带回几枝猩猩毛笔，送给黄庭坚一枝，请他作诗，于是黄庭坚就写了这首诗。八句诗所用的典故竟涉及到《孟子》、《庄子》、《通典》、《礼记》、《易经》等十二种书。举例说，“机事”，见《易经·系辞》上：“机事不密则害成。”“五车”，见《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物色”，用《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王会”，《逸周书》篇名，乃言周公以王城（洛邑）既成，大会诸侯，遂创朝仪、贡礼，史因作《王会篇》以纪之。“石渠”，即石渠阁，汉宫中藏书之所。“拔毛”，见《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里诗反用其意。此诗虽为游戏之作，而典故的运用却都十分妥帖，较好地表现了诗的主旨。在黄庭坚的次韵酬唱诗中，也不乏上乘之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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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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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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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次韵
我诗如曹郐（kuai），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元丰三年正月，
　　苏轼贬谪到黄州，多次游赤壁写作了不少不朽的诗、赋、文）风月笛，玉堂（翰林院，元祐元年，
　　苏轼拜翰林院学士）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
　　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ju，岂）非晁张（晁补之、张耒）双（匹敌），
　　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三国时襄阳名士庞德公察识诸葛亮，称之为“卧龙”，而诸葛亮每次
　　造访庞德公，也总要独拜于其床下。）。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庬（pang，朴质敦厚）。诚堪婿
　　阿巽（苏轼孙女），买红缠酒缸。
　　这是一首论诗诗，诗的题目等于一篇小序，交代了作诗的原由。苏轼于元祐二年（1087）作了一首《送杨孟容》的诗，自称仿效黄庭坚的诗体。黄庭坚认为这是苏轼一时的戏笔，就好象当年韩愈在《答孟郊》、《酬樊宗师》诗中摹拟孟郊、樊宗师的风格一样。他怕后人误会为苏轼有意向他学习，故作此诗来表明自己对苏轼艺术才能的倾倒。所谓“次韵”，即用原韵并且按照其先后次序写诗词。
　　　诗分三层。头四句一层，运用生动的比喻，把自己的诗才同苏轼作鲜明对比，表现出对苏轼的无比景仰之情。曹、郐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小国，后来分别为宋、郑所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召南、郑、卫等乐都有评论，“自郐以下，无讥焉。”即不屑评论。楚则为泱泱大国，疆域辽阔。作者以曹、郐自比，而以楚喻苏轼，其仰慕敬服之情溢于言表。
　　　中间八句为第二层，写对苏诗的推崇赞美。“赤壁风月笛”二句，评赞苏诗感兴的丰厚。“赤壁”和“玉堂”分别代表苏轼一生中失意和得意两个时期，并列对举，是为说明苏轼的诗歌创作受到不同生活环境的磨练，因此才有如此精妙的早已。这一联丰厚的内涵，概括在纯用名词构成的对仗中，十分省净。“句法提一律”二句，上句用治军的严整有法比喻苏诗句律的精严；下句坚城受降，则用汉、唐掌故比喻苏诗句法精严、独具风貌，自己在苏轼精湛的诗艺面前只有服输、投降。“受降”，即受降城，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派公孙敖在北方边境筑受降城，接受匈奴投降，见《史记·匈奴传》；又，唐中宗时，命张仁愿在黄河以北筑中、东、西三受降城，抵御突厥侵犯，见《旧唐书·张仁愿传》。“枯松倒涧壑”四句，化用杜甫、韩愈的诗句，评价苏诗笔力的健劲雄浑，这是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理论的具体实践。杜甫《古柏行》云：“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作者化用了杜、韩的诗意，想象一株巨大的枯松倒在幽涧深壑中，被波涛冲撞，上万头牛也拖不动它，而苏轼一枝笔就能把它扛起来。这就在艺术形象上比杜、韩更为展开。
　　　最后八句第三层，写自己对苏轼的感激、倾倒。先四句假托旁人的嗤点，表示自己岂能与晁、张匹敌，自己得能忝列苏氏门墙，是出于苏轼的加意赏识。因此，自己只有怀着受知遇的心情，终身拜倒在苏轼面前。“拜老庞”，用的是三国时的典故，借庞德公对诸葛亮的器重和诸葛亮对庞德公的敬仰来比况自己和苏轼之间的关系，非常贴切且含深情。后四句再叙自己对苏轼的景仰之情，呼应开头，但写法有变，撇开一直论诗的话题而叙家常：我的小儿将来的造化虽“未可知”，但也有来客称许他朴质敦厚，如果真能同您的孙女阿巽定亲的话，那我就先买些红彩缠酒缸。这些话说得含蓄而幽默，说自己的小儿或许可与阿巽相配，正是说自己诗才不足与苏轼相匹。由于这个主旨在前面反复说过，不宜犯重，所以作者改用一种诙谐的说法，全诗在轻松幽默中收束。黄庭坚为人滑稽多智。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说，一次黄庭坚和苏轼谈论书法，苏轼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回答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宋人作诗讲求机趣，黄庭坚曾说：”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本诗结尾即如此。
　　　这首诗颇有散文化倾向，像“公如大国楚，吞三江五湖”之类的句子，音节和句子结构也一反常规，显得矫劲峭拔。诗句非常凝练，每一联都有一段独立的意思，而且段段有转折，诗的想象也十分奇特，形容妥帖，是“山谷体”的代表作品。
　　　2、反映民生疾苦和时事政治的诗，这些作品虽数量不多，但直接涉及现实，在北宋后期弥足珍贵。其中有的是直抒所见所感，如元丰五年在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任上，亲眼目睹农民食不果腹情状，写了一首《戏和答禽语》诗，借禽言以反映农民一贫如洗的生活遭遇：“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妇饷姑翁哺儿。田中啼鸟自四时，催人脱裤著新衣。著新替旧亦不恶，去年租重无裤著。”熙宁二年，河北遭受地震和水灾，难民纷纷逃到叶县（今河南叶县）。当时黄庭坚为叶县县尉，见此而作《流民叹》，对难民寄予深切同情：“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有的是借送别、酬赠以表达政见，如《送范德孺知庆州》；有的是借咏史以抒发感慨，如《老杜浣花溪图引》、《书摩崖碑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宋的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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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摩崖碑后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碑帖的拓本），摩挲石刻
　　　鬓成丝。明皇不作苞桑计（《易·否·上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疏：“苞本也。”意为把东
　　　西系在桑树的根上就牢固了。苞桑计即根本大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封建帝王为进
　　　行宗法统治设七庙供奉七代&祖先，《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至王
　　　莽增建黄帝太初祖庙和帝虞始祖昭庙，共九庙。九庙不守谓京城失陷。又，昭穆，宗庙次序，始祖庙
　　　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昭右穆）。乘舆西（指玄宗出奔四川。乘舆，帝王车舆，亦用
　　　作帝王代称），万官已作乌择栖（乌不择树而栖息，比喻安史叛军攻陷两京后，大臣们纷纷投降）。
　　　抚军监国太子事（君主外出时，太子留守代管国事，称监国。《国语·晋语》一：“君行，太子居，
以监国也”），何乃趣（与促同，急忙的意思）取大物（即天下。《庄子·天下》：“天下，大物也。”）
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畏缩不安貌。Juji）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
　　李父（太监李辅国）颐指挥（以下巴的动向指挥人，状趾高气扬）。南内（指玄宗还京后所居的兴
　　庆宫）凄凉几苟活，高将军（高力士，曾为右监门将军）去事尤危。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
　　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华美之辞。韩愈《祭柳子厚文》：“玉佩琼
　　琚，大放厥词。”）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涷雨（暴雨。古籍
　　刊本通用作“冻”）为洗前朝悲。
徽宗崇宁二年（1103）蔡京为左相，令销毁三苏、黄庭坚、秦观等人著作，重申禁“元祐学术”，攀附蔡京而为副宰相的赵挺之（陈师道连襟，李清照丈夫赵明诚之父）指使下属网罗黄庭坚罪名，以其《承天院塔记》中有“天下财力屈竭”等语，诬陷黄庭坚“幸灾谤国”，将他“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崇宁三年春他途经永州（今湖南祁阳县）浯溪，看到了闻名已久的摩崖碑。此碑碑文为唐·元结所作《大唐中兴颂》，后由颜真卿书写，刻于浯溪临江石崖上。诗人由是想到唐代安史乱后，李辅国等小人把持朝政，弄得天下不宁。这与目前的时局虽然不尽相同，但自己的忧国之心却与当年元结、杜甫的满腔忠愤一脉相承，于是写下了带有史论性质的名篇。
　　诗分三层。
　　前四句为第一层，为全诗的引子。“春风吹船著（同”着“）浯溪”一句，突兀而来，领起全篇，使人觉得春风似乎有意把诗人乘坐的小船吹送到浯溪，去瞻仰摩崖碑；接着写他舍舟登岸，扶杖上山看碑。三、四句作一跌宕，极写自己对此碑的向往以及看到碑时的激动之情，山谷此时年已六十，所以“平生半世”只看到《中兴颂》的拓本，而如今抚摩到石碑已是“鬓成丝”。
　　“明皇不作苞桑计”以下十六句评论唐玄宗、肃宗千秋功罪的历史，四句一层，层层展开。“明皇”四句形象而含蓄地描写玄宗失德、安史乱起、天子奔亡、百官降贼的情状。“抚军监国”四句转入指摘肃宗。诗人认为皇帝外出，太子监国本是古制，太子为何要急急忙忙地夺取帝位呢？史载，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乱起，次年六月玄宗仓皇出奔，太子李亨于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治兵讨贼，七月于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事有至难天幸尔”句说：安史之乱的平息至为艰难，肃宗的成功实邀天幸。史载，肃宗至德二年(757)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杀安庆绪，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安史之乱基本平息。“上皇”句，用“跼蹐”一词形状玄宗失位后还京的畏缩、恐惧，自然过渡到下四句对他凄苦、苟活困境的叙述。史载，上皇自蜀还京后，起初居兴庆宫，太监李辅国与张后串通一气，离间上皇与肃宗关系。上元元年上皇登长庆楼与持盈公主闲谈，恰值剑南奏事官朝谒，上皇让公主接待，事后，李辅国诬奏“南楼有异谋”，并矫诏将上皇移至西内，软禁公主于玉真观，忠于上皇的高力士等流放巫州。“内间张后”四句即指此事，肃宗内中要看张皇后的颜色行事，外面又受制于李辅国，上皇居于南内时其境已甚凄凉几于苟活，到了高力士被流放，其幽居西内的处境就更危乎殆哉，朝不虑夕了。诗人于字里行间表现出鲜明的褒贬之情，既有对张后、李辅国一类奸邪小人的深恶痛绝；也有对玄宗这样曾经励精图治，造就过“开元盛世”而晚景凄凉的帝王深深的惋惜与同情；更有对肃宗懦弱无能的愤慨与悲悯。“臣结舂陵”四句，笔锋一转，以元结的《舂陵行》和杜甫的《杜鹃》诗来表示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对玄宗被幽禁的感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元结任道州刺使，目睹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惨状，曾上书为民情命，并作《舂陵行》诗“以达下情”，其诗序有云：“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广德元年冬，“西原蛮”少数民族占领道州月余，“贼”，是对西原蛮的诬称）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征敛赋税的公文）二百余封，皆曰：“失期限者，醉至贬削。”元结作此诗诗，距上元二年玄宗被幽禁仅两年。杜甫的《杜鹃行》则是感慨玄宗被幽禁事而作，诗中有云：“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如老鸟。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群鸟为饲之）。虽同君臣有旧体，骨肉满眼身羁孤。……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读杜心解》引黄鹤注：“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寖成疾。诗盖谓此也。”所以黄庭坚认为这两首诗代表了当时忠臣节士对政治的意见，然而人们却把它当作了美妙的诗歌来欣赏，不去寻究它的真实主旨。
　　最后四句第三层，回到观碑游览事，照应开头。据宋人《山谷先生年谱》载，当时与山谷同游浯溪的有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等。是日大雨，面对前朝兴亡盛衰的记载，诗人激情如涌：“冻雨为洗前朝悲”，赋予了大自然以强烈的情感，眼前的暴雨似乎要把前朝的悲愤冲洗得干干净净。全诗在回荡的气势中收束。
　　章法谨严，层次清楚是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黄庭坚的长诗往往分叙、写、议三个部分，此诗前四句叙泛舟浯溪观摩崖碑，点明题目；中间一大段夹叙夹议，写前朝事；最后四句再写当时观摩崖碑情形，记同来游者，一如古文游记的章法。其次，这首诗的音调高朗，全诗一韵到底，既有顿挫，又一气直下，诗以高峻激昂的声调配合纵横恣肆的议论，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
　　　3、表现自我人格和襟怀的抒情写意诗，这类作品包括思亲怀友、感时抒怀、羁旅行役以及题咏书画等内容。在这些作品中，他展示出自己孤傲高洁、卓行独立人格个性，不免陆沉（泥古而不合时宜）的精神世界以及因此而遭受的不幸遭遇；反映了自己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超脱的情感意绪。由于黄庭坚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党争激烈、政治黑暗和文网严密的时代，加之个人性格内向，为人较谨慎随和，奉行“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不赞同苏轼那样嬉笑怒骂，所以对社会政治问题有所回避，喜欢于从亲朋交谊、林泉雅趣和读书治学中寻觅诗意，体会日常生活中的情思和妙理，进行诗歌创作。因此，直接抨击时政的作品不多，他写得最出色、最有个性的就是表现自我人格襟怀的抒情诗，如《次元明韵寄子由》、《寄黄几复》、《秋思寄子由》、《题竹石牧牛》等。这类思亲怀友、借题发挥的作品将亲友之情、身世之感和老大之叹等中老年人常有的复杂感情糅合起来写，真挚而深厚，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笃于情谊的敦厚性格、明达的胸襟和狷介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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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思寄子由
黄落山川知晚秋，小虫（促织，即蟋蟀）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
&&& 江无万牛。
　　元丰四年诗人任吉州太和令，很不得意。当时好友苏辙因其兄苏轼“乌台诗案”牵连，也被贬筠州（今江西高安）为监盐酒税，两人相距不远。深秋时节，草木枯黄，诗人触景生情而思好友，遂作此诗。诗中抒发了仕途坎坷、功名未遂的感慨，以及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孤傲之情，也有对子由的慰勉。
　　　首二句通过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零，反衬自己落魄无依的情怀。晚秋天凉，促织鸣声四起催促织女织布，赶制裘衣。言外之意是：又到了晚秋季节，妇女们都在辛勤劳作，忙“献功裘”；自己所向往的功名事业至今无成，光阴徒催人老，节士枉自悲秋。诗中一“知”一“催”，诗人抑郁落寞之情溢于言表。三、四两句，诗人笔锋徒然一转，化用杜甫“云壑布衣鲐背（tai,谓老人背上生斑如鲐鱼背，用以称长寿老人）死”《和万牛回首秋山重”两句诗意，以高卧云壑，看尽人间炎凉的老松自比，抒写自己孤傲高洁节操：高卧云壑的老松沧江挽纤的万牛可以把它拉走，而我决不与世浮沉、同流合污的志向却难以动摇。杜诗的化用显得十分贴切自然。
　　　此诗精调细，刻瘦劲拗峭。诗人曾说：“古人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点，点铁成金也。”此诗除第一句外句句用典，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前人评山谷诗有所谓“草蛇灰线”之说，意即章法娴熟，结构细蜜，似断实连，不露痕迹，这首诗正具有这样的特点。诗人感秋抒怀，但不明言，而是融情入景，含蓄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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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竹石牧牛
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态，戏咏。
野次小峥嵘（高峻貌，此谓怪石），幽篁（丛竹）相倚绿。阿童（此童）三尺箠，御
　　此老觳觫（husu恐惧战栗貌，此处指牛）。石吾甚爱之，无遣（遣、让）牛砺角（磨角）。
　　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高手。本篇是为苏轼、李公麟（字伯时）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作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作者时在京师，任秘书省著作郎。
前四句概括画的内容，前两句是画的背景：山石峥嵘，丛竹掩映。白石衬绿竹，色调清新和谐，境界幽静平和。后两句是画的主体：一个小童手拿棍棒在牧牛，童幼牛老，相映成趣。作者在复述画面形象时特别注意突出它们的外形特征，以及相互间关系的艺术处理。“峥嵘”一词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作者用来描状画中怪石，活现出它嶙峋特立的状貌；“篁”指丛竹，冠一“幽”字，显其气韵，接一“绿”字不只写出了幽竹的颜色，更表现出一种勃勃生机。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必须将空间并列的物象按照美的原则加以巧妙的布置，表现出某种情韵，黄庭坚把这种绘画的技巧运用到题画诗，注意准确地传达出画面物象间的关联，因此他在峥嵘怪石与幽篁翠竹间着一“倚”字，写出了它们相依相映，其间不无诗人的企羡仰慕之情。写老牛诗人用“觳觫”一语来称代，更是神来之笔。“觳觫”出自《孟子·梁惠王》上：“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原意是恐惧发抖。诗人根据画上所画的牛老态龙钟的样子，想象它在牧童鞭子催赶下步履蹒跚，使得静态的画给人以动态的美。
　　后四句写由看画而生发的感想，在看似矛盾的叙述中，写出作者对竹石爱极而痴的心理状态。进一层想，联系黄庭坚生活的社会环境，那么牛砺角和牛斗使诗人联想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愈演愈烈的新旧党争，而石与竹在诗人的胸中则代表着他向往的宁静平和的生活。
　　思致曲深，是这首诗构思上的特点。诗人由“竹石牧牛图”联想到生活中的牛砺角和牛斗，再寄以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感慨，使得一幅平常的画具有十分丰厚的底蕴。在写作上，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作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尚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为诗增添了古朴的韵味。
　　黄庭坚的题画诗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美学修养和文化修养，也从侧面表现出他文人士大夫的节操和情趣。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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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子瞻枯木
折冲（冲，战车，折退敌人的战车，意谓抵御敌人。《淮南子·兵略训》：“修政庙堂之上，而
　　折冲千里之外。”）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和后周书法家杨凝式）鸿雁行（雁
　　飞成行，犹并列。《晋书·王羲之传》：“我书……比张芝[东汉书法家]草书犹当雁行也。”）。胸中元
　　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
　　　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知贡举，黄庭坚在秘阁任著作佐郎，为其属官，一起参加进士考试的阅卷，锁院之后，常在试院欣赏书画，相互唱和，苏轼作苦木图，黄庭坚为之题咏
前两句评价苏轼的为人及其书法。首句是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折冲”一词，在这里是斟酌雕停的意思。下句说苏轼和颜杨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第三句用《世说新语·品藻》典故：“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官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这里用“胸有丘壑”赞颂苏轼胸中原自有一种高尚的境界，所以落笔作画，自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老树经多年风霜打击，造成蟠曲，正与苏轼历经政敌迫害而其节愈劲相似，画中的枯木，即是他胸中的郁结自然流露。此诗以画喻人，也是自己情志的表白。
　　钱仲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对黄庭坚诗歌特点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语言象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三、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主张及艺术成就
　　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为诗与苏轼齐名，时称“苏黄”。这是因为：其一、在宋代的诗史上，苏轼虽才大学富，对于前人博观约取，在艺术有很高的造诣，但不喜标新立异，并没有形成一个宗派；而黄庭坚则不同，他不仅是诗、词、文全才的作家，而且有一套独到的、很有影响的诗歌创作主张，《沧浪诗话》说：“至东坡、山谷始自由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郐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又，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由此可以看出黄庭坚诗歌的特点，以及他能成为诗歌史上一个宗派的原因。“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是他的新体裁创制的来源，这新体制就是“拗体”。[所谓拗体，指的是律诗、绝句每句平仄都有规定，误用者谓之“失粘”；不依常格而加以变换者为“拗体”。前人所谓“拗”，除有时变换第二、四、六字外着重在五言的第三字和七言的第五字。两联都拗的称为“拗句格”，通首全拗的称为“拗律”。诗人中有故意为之者，清人王轩《声调谱序》云：“韩（愈）、孟（郊）崛起，力仿李、杜拗体，以矫当代圆熟之弊。”凡“拗”须用“救”，有拗有救，才不为病，如上句该平的用仄，下句该仄的就用平，平拗仄救，仄拗平救，以调节音调，使其和谐，称为拗救，也有拗而不救者。]并且，黄庭坚作诗注重作诗时修辞造句和取材用典的方法，所谓“虽只字半句不轻出”，正说明他作诗的严肃与认真，很像孟郊、贾岛们的苦吟。这一点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有这种态度，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六云：“闭门觅句陈无已，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好将苏、黄两派的作风作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苏轼的诗是信笔直书的，黄庭坚是在艰苦中作出来的，因此一个是流爽畅达，一个是艰涩古硬。其二、是因为黄庭坚被推为宋代最有影响的“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中的三宗之首（元·方回《瀛奎髓律》崇奉江西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主张有时陷入继承的圈子里难以自拔，有时又能破除陈陈相因的传统，大胆提倡创新，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为此他以“以故为新”为核心提出一系列创作主张，企图调和这种矛盾。黄庭坚认为晚唐诗的弊病，主要在于作者读书不多和缺乏艺术技巧，于是他提倡多读书，提倡学韩、杜，要以学问为诗，所谓“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落实在诗歌创作上，即提倡“以故为新”（《题柳子厚诗》），变俗为雅。概而言之，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主张与方法，以及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字字有来处
黄庭坚极力鼓吹学杜，但他要学的不是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形式、技巧问题，多在布局谋篇、选词造句、使事炼调的横空排奡(ao)上惨淡经营。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他自己作诗的方法，同时也是江西诗派尊奉的金科玉律，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创作就是运用典故、使用古语。黄庭坚作诗喜广征博引，尤喜用《庄子》、《世说》及南朝语，甚至是佛经、语录等他人少用之典，堪称以学问为诗的典型。钱仲书《谈艺录》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指出黄庭坚
“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湘东一目诚甘死”
“末春杨柳眼先青”等诗句，“均就现成典故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
（按，《弈棋》诗：“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恃”盖借王伟代侯景草檄语，以喻棋眼。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七批云：“梁元帝盲一目。引用此事，谓棋两眼而活，一眼而死；天下中分或作三分，此又谓救棋各分占路数也。皆奇不可言。”山谷之“一目甘死”，即无功之“只眼难全”）。所谓“夺胎换骨”是“点铁成金”的具体化，是一种使古人的意象和用语产生质的飞跃，化平凡为奇趣的语言炼金术；从本质上看，这是对前人用典法的一个发展，目的在于“以故化新”——援用前人之语而另立新意，从陈熟的意象中翻新出奇。所以黄庭坚作诗力避用滥了的常规俗典，注重对典故的改造和发挥，或取其一端而生发开去，或将几个可粘连的典故融为一炉，营造出新的意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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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黄 几 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寄，托也）。桃李春风一杯酒（诗人与黄几复于熙
　　宁九年[1076]同科出身，在京城春风得意，饮酒欢聚。孟郊《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
　　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江湖夜雨十年灯（京城分手，彼此宦游江湖，已
　　有十年，夜雨灯前，回首往事，一如梦幻）。持家但有四立壁（指黄几复家境贫寒，除四壁之外，
　　空无所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奔相如，相如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治病不蕲三
　　折肱（此句称道友人有治国治才，不但阅历丰富，而且已有良好政绩。“蕲”，祈求；“三折肱”，《左
　　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意谓一个人臂折三次，便可成为治疗断臂的良医）。想得读
　　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两句想象好友白发萧萧，唯以读书排遣孤寂和郁闷，惟有对岸瘴溪
　　藤树上的猿啼声和他的读书声相应和。后一句从李贺《南园十三首》之六化出：“寻章摘句老雕虫，晓
　　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河上，文章何处苦秋风。”）。
　　黄几复，名介，南昌人，和黄庭坚少年交游，同科出身此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时黄庭坚任德州德平镇（今属山东）监镇官，黄几复知四会县（今属广东）。诗歌抒发了诗人对好友黄几复的思念，感慨其为人清正廉明、有治国之才，却沉居下僚、羁旅不遇，字里行间蕴涵着诗人的不平之鸣、怜才之意。
　　首联即扣诗题，写两人相距甚远，思念良深，相思之情无由传达。“我居北海君南海”，化用《左传》僖公四年楚子问齐桓公的话：“齐侯以诸侯之师犯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感叹彼此所处之地一“北”一“南”，已是相隔辽远，再各缀一“海”字，更显得海天茫茫，怀念友人、望而不见深情流于笔端。此诗跋云：“几复在广东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故作者乃言“我居北海”“君居（南）海”，这是为了强调他“字字有来历”。次句“寄雁传书谢不能”，从第一句自然涌出，既在人意之中，但又有出人意外之处。两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能相见，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寄信，“寄雁传书”的典故也就信手拈来。此句化用了杜甫《天末怀李白》诗意和王勃《秋日登洪州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句意。李白长流夜郎，杜甫为诗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申言寄书困难，遂有“鸿雁几时到”之感慨。黄庭坚却翻出了与众不同的新意：“寄雁传书”——我托鸿雁捎一封信去，而鸿雁却“谢（绝）不能”。为什么呢？相传大雁南飞，至衡阳而止，作者此句意同王勃所云“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颔联为此篇名句。上句追忆当年京城相聚之乐，“桃李春风”四字，以阳春烟景为背景渲染两人初入仕途少年得意的兴奋，相聚的快乐，而这种兴奋与快乐尽在“一杯酒”中。杜甫有诗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故人相见，或唱和，或论文，总离不开酒，当日欢聚的种种情事，只三字便包孕无余。下句写别后相思之深。“江湖”一词，能使人想到远离朝廷，流转漂泊。杜甫《梦李白》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夜雨”能引起怀人之情，李商隐《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江湖”而听“夜雨”，更添一层萧索悲凉之感；“江湖夜雨”再缀以“十年灯”，生动形象地描述出两位好友，一在天南，一在海北，江湖漂泊，每逢夜雨，相互思念，深夜不寐的情状。两句中“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构成鲜明的“乐”与“哀”的对照：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往与今日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故被张耒称为“奇语”（见《王直芳诗话》：“张文潜谓余曰：‘黄九云：“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奇语。’”
　　后四句从“持家”、“治病”“读书”三个方面叙写黄几复的才能和处境。前两句相互对照，作为县令，家徒四壁，是说黄几复为官清正廉明；下句言黄几复且有治国之能，因为“治病”与“治国”其理相通，《国语·晋语》有云：“上医医国，其次医人。”作者称述黄几复“治病不蕲三折肱”，言外之意是说他已有良好的政绩，表现出治国济民的才干，为什么却得不到重用呢？显然诗人为他作不平之鸣。尾联以“想得”领起，与首句照应，想象好友如今虽已白发萧然，但仍象“桃李春风”十年前那样好学不倦，然而却只有瘴溪对岸的猿声和他的读书声相应，怜才之意油然而生。
　　此诗用典凡六处，但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因活用了典故还丰富了诗句的内涵，是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故为新”作诗主张的较好实践。
　　但由于黄庭坚过分强调诗从学问中来，“搜猎奇书，穿穴异闻”，因此也就造成模拟剽窃的恶习。王若虚《滹南诗话》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余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并且，黄庭坚有些诗在点化时不免弄巧成拙、点金成铁，或句虽新奇而意乏深厚，或餖飣（douding罗列堆砌）典故而缺少诗意，或改头换面、殆同书抄。
　　2、夺胎换骨
　　唐代是诗歌创作的极其辉煌的时代，以至使人发出一切好诗都已被唐人作完的感慨，它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威压在宋诗面前，成为宋诗难以回避与超越的文化背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黄庭坚要在诗歌创作领域翻新出奇，便创造出了换骨与夺胎两种方法。他说：
“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释·惠洪《冷斋夜话》引）“换骨”是意同语异，用前人的诗意，再用自己的语言出之；“夺胎”是点窜古人诗句，借用前人诗意，改为自己的作品。如白居易有诗云：“百年夜半分，一岁春无多。”黄庭坚改换五字云：“百年中去夜半分，一岁无多春再来。”王安石有诗云：“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钩思。”黄庭坚诗改为：“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钩思。”刘禹锡有诗云：“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黄庭坚改为“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这些都是夺胎或换骨的例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曾季貍《艇斋诗话》说的：“山谷《咏明皇时事》云：‘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诗。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亦伤心。’全用乐天诗意。乐天云：‘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此所谓夺胎换骨者是也。”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成功之作，的确具有“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的特点，表现出清新劲峭、健朗豪纵的风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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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儿了却公家事（痴儿，作者自称；了却，完成。《晋书·傅咸传》载杨济与傅咸书曰：“江
　　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
　　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谓世无知己，不再弹琴。含有怀才不遇的感慨。《吕氏春秋·本味》载钟子齐为
　　伯牙的知音好友，“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青眼聊因
　　美酒横（《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
　　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
　　与白鸥盟（与白鸥结盟，共居水云之乡借指归隐）。
此诗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知吉州太和县时，快阁在“太和县治东澄江（赣江）之上，以江山广远，景物清华得名。”（《清一统志·吉安府二》）诗写作者在太和县任上，官卑事杂，心境落寞，一日趁闲登上快阁，排遣失意无聊之情，见山清水秀，顿生陶然忘机、屏去尘俗情怀。
　　全诗紧紧围绕着“快阁”之“快”字生发，首联入题为求解闷而登快阁，但是构思巧妙，黄庭坚巧妙地化用晋代杨济的话：“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杨济的话原意是说对官事不必过分认真，必待了却官事才感到快意的人定是痴人，这是魏晋人的清谈之风。而作者在这里反用其意，说自己正是痴儿了却了官事，所以才有闲空登上快阁，倚阁而观赏晚晴，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这也是作者“以俗为雅”的艺术表现。“倚晚晴”化用杜甫《缚鸡行》：“注目寒山倚江阁”，表现出作者之所“倚”乃在“晚晴”，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意态兀傲（倔强而有锋芒）。
　　颔联写景，描写登阁所见到的一幅高华明净秋江暮景图：千山落木，天空旷远；月光辉映，澄江如练。这两句是写景名句，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和谢朓“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脱化而来，山天远大，江月分明，生气勃勃。不但开拓了自己的心胸，也屏去了许多尘俗之见，忙却一天公事的诗人精神为之一振，对此良辰美景，颇有感悟，遂转入颈联的抒情：虽然世无知音，尽可自得其乐，聊且以美酒遣怀自娱。尾联述志，要与白鸥结为盟友，共居水云之乡，逍遥自在地生活。诗人此时虽身为官身，然心已与白鸥结盟，表现出他对归隐的向往，这种心愿他在许多作品中都有表露：“恨此虚名在，未脱世纠缠。梦作白鸥去，江南水如天。”（《次韵杨名叔十首》）“江南春尽水如天，中有白鸥闲似我。”（《演雅》）本篇用典炼字颇见功力，如“朱弦”、“青眼”用事贴切，“东西快阁”、“倚晚晴”动词写意态宛然可见。
　　但是我们应当指出，这种“重流轻源”的作风王安石、苏轼已开其端，到了黄庭坚们更形成了一种文学的风气，他们忽视从根本途径上学习古人的创作经验，忽视了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根本创作原则，因而给后世造成了的极不良的影响，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十一中曾对苏、黄两家使事用典、讲究才学的特点作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比较，他说：
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亦自有优劣：东坡随物赋形，
　　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
　　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junzhi摘取，
　　搜集）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pi备具，治理）料为主，
　　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理论，成为江西诗派诗人作诗的不二法门，致使北宋后期诗歌创作的陵替，正如元代诗人元好问批评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心。传语闭门陈正字（陈师道，他曾官居秘书省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论诗绝句》。“闭门陈正字”是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六中的句子：“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落古藤州。”）
　　3、去陈反俗、好奇尚硬
　　去陈反俗，是黄庭坚作诗的最高信条；好奇尚硬，是黄诗的法与格。黄庭坚认为做诗若要卓然自立，必须排除陈言，反对俗调，人家常用的字眼，鄙俗的调子，一概要洗除干净，这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特性。因此，他强调：“宁律不协，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苕溪渔隐丛话》引）所以在他的诗里，鸳鸯、翡翠、红泪、香衾、飘零、相思一类的字眼很少用，美人香草绿意红情一类的歌咏也很少见，目的是去陈反俗。因此他造句用字无不刻意求奇，这表现在体制上用拗律，在句法组织上用拗句，在押韵上用险韵，在用事用典上用奇事怪典，宋人魏泰批评说：“黄庭坚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临汉隐居诗话》）好奇是黄诗一大特征。
　　其次是尚硬，硬就是古硬。韩愈诗即以此见长，他在《荐士诗》中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奡，传说中的大力士，“力排奡”，力能推开奡，喻笔力的雄健）这十个字很能概括韩愈的诗风，比如说，五言诗一般都是上二下三，韩愈偏用上三下二或是上一下四的拗句；七言诗通常是上四下三，韩愈却偏造上三下四的形式。为了在音韵上避免圆润和谐，韩愈往往越是长篇越是不转韵，韵脚越押越险，有如攀登一线直上的险峰，使人喘不过气来，偏又没有一处可以停步换气；而一些短篇古诗，偏偏多次转韵，而且避免四句一转，故意转得参差错落，使人好象走着一条十步九折的小路总不能潇潇洒洒地走。韩愈诗用字造句也与众不同，明明一句很平浅的诗句，偏用古怪字眼和古怪的句子，我们以《陆浑山火》里的句子为例：“熊虎麋鹿逮猴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鵾，燖炰煨燻孰飞奔。”但盘空硬语的确有一种雄峻奇峭之气不流于俗套滥调。黄庭坚一生多在这上面下工夫，朱彝尊说：“涪翁黄氏厌格体近诗之平熟，务去陈言，力盘硬语。（《石园集序》）因为黄庭坚的诗去陈反俗、好奇尚硬，不作艳情之歌，不写淫艳之语，当时的理学家写诗都以学黄为正轨，如曾几、吕本中之徒，一面精于理学，同时又是江西诗派的鼓吹者。
　　4、拗的格律
　　前人作诗，无论造句调声都依成法。但杜甫的七律已有拗体，据方回《瀛奎律髓》说：
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止句中
　　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
可知拗体始于杜甫，不过他是偶一为之。到了韩愈，作诗喜独出心裁，尤其在句法方面，创造出种种新形式。拗律是平仄的交换，使诗的音调反常，拗句是句法的组织改变，使文气反常。黄庭坚把这两种方法大量应用于诗的创作，拗体便成为黄诗的特格，也就成为江西诗派喜用的形式。而且名目甚多，所谓出句中平仄二字互换叫做单拗体；两句中平仄二字对换叫做双拗体；大拗大救，于每对句第五字用平声谐转的叫做吴体，等等，不一而足。
　　四、山谷体的艺术风格及江西诗派
　　1、山谷体的艺术风格
　　生新（奇）瘦硬，是山谷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黄庭坚作诗，常以字句的奇崛造成一种陌生感，追求诗歌境界的生新美、诗语的峭拔美和诗韵的兀拗美。瘦硬是黄庭坚诗歌风格脱俗的表现。所谓“瘦”，是指洗净铅华、摒绝绮艳；所谓“硬”，是要求诗歌创作刚健挺拔，力矫柔弱。为达此境界，黄庭坚作诗除命意新奇、谋篇避熟和声律拗拙外，字句的生新也是他极其讲究的。工于炼字是山谷体的特征之一，黄庭坚以善于运用动词、形容词和语助虚词。如：“寒虫催织月笼秋，独雁叫群天拍水。”（《听宋宗儒摘阮歌》）阮，即阮咸一种类似琵琶的乐器，两句以虫禽之鸣写乐声辽远清幽；又如：“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巢缀露珠。”（《戏呈孔毅父》）“丝巢缀露珠”，用清晨缀于蛛网上的露水，比喻外表华美而无实在内容，构想新奇。但是这种务为奇僻的做法，也易造成故为艰涩的流弊，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前人论宋诗，常以苏、黄并举，然苏诗气象阔大，黄诗格律森严；东坡体以旷见真，以坦为激，以透能警；山谷体则以清为奥，以生出新，以涩作健。一者天才超群，一者用功深刻，此为两家之不同。
　　追求无意为文而文已至，强调作诗要能平淡自然，也是黄庭坚一贯主张。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所以黄庭坚的诗，不全是生新瘦硬的作品，也不乏浏亮、晓畅自然之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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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投荒万死（流放到荒远偏僻的地方，九死一生）鬓毛斑，生入（《后汉书·班超传》：“但愿
生入玉门关。”）瞿塘滟滪关（瞿塘，长江三峡之一；滟于，即滟于堆，在瞿塘峡口古设江关于此。）。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满湖）风雨独凭栏，绾结（盘结）湘娥十二鬟（湘娥，湘水女神。相传舜之二妃死
于湘江，住在君山。《山海经·中山经》宋·任渊注：“按，君山状如十二螺髻。”）。可惜不当湖水
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黄庭坚因曾参与《神宗实录》的编写被蔡京、章惇等新党人物加以“诬毁先帝”的罪名，于绍圣元年（1104）贬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后又徙戎州（今四川宜宾），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极边远极险阻的地区，直至徽宗元符元年（1100）才奉诏内迁，谪居四川六年。崇宁元（1102）年春到巴陵，诗人冒雨登上岳阳楼，临眺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下这两首七绝。岳阳楼，唐张说所筑，宋滕子京重修；君山，一称湘山、洞庭山，在洞庭湖中，与岳阳楼遥遥相望，相传为舜妃湘君所游处。
　　第一首抒写谪官脱险的欣喜侥幸心情。首二句写被贬谪之地的荒远、贬谪经历之艰险、贬谪时间之久长和脱险归来之不易。“投荒万死”，沉痛并不衰飒，从而轻轻地引出了次句的欣喜，前面分明讲到“万死”，但一转而为“生入”，特别是历经航行凶险的“瞿塘滟滪关”而“生入”，心里的确十分的兴奋。但这种欣幸之情，诗人不是泛泛的说，而是以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在望说出；但又不用“在望”二字，而用“未到”，“未到江南先一笑”，那么真正到了江南，回到故乡，更该怎样？作者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想象，这就使得诗的意蕴更丰厚。第四句写带着这样的心情登临岳阳楼。
　　从投荒四川到行将重见江南，从“万死”到“生入”，从登楼到眺望，这都是一系列的动，有行程之变有心情之变。
　　第二首写登楼眺望所见。首二句写实，远远望去，烟雨中的君山有如湘水女神头上绾结的十二发髻，点染出诗人凭栏远眺时的愉快心情。正因景色如此之美，心情如此之好，所以诗人感到意犹未足，后两句便写设想，寓情于景，耐人寻味。
　　山谷体形成于黄庭坚入官汴京以前，生新瘦硬的特点在前期诗歌创作里表现较明显，到了晚年则出现了追求自然简易的浏亮风格，作诗趋于“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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