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文，生于农历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午一时二十六分，名字打分_百度知道
黄东文，生于农历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午一时二十六分，名字打分
文化印象95 分(男)
姓名学笔　画
名字黄东文评分、诗词等因素）五行八字80 分。（参考了生肖姓名学）五格数理77 分。（参考了八字喜用神）生　　肖75 分。（参考成语
来自团队：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名字打分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正文 第二章 姓氏习俗和制度的建立/中华姓氏/作者：郑红峰/类别：古代言情-都市言情小说/女性小说专业网站
小说阅读页
背景颜色:默认蓝色白色淡蓝淡灰灰色深灰暗灰绿色明黄
字型:默认字型9pt10pt11pt12pt13pt14pt15pt16pt17pt18pt20pt25pt&&
黑色红色绿色蓝色棕色
&&双击鼠标滚屏:(1最慢,10最快）
正文 第二章 姓氏习俗和制度的建立
&&&&早期姓氏习俗的轨迹社会发展到了殷商时期，由于大量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姓氏的发展轨迹逐渐清晰并显现出来了。可以说，殷商之前的姓氏发展轨迹，都是没有确切文字可考的传说时代。
&&&&在对殷商时代的中国姓氏状况进行叙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距离商代时间最近，并已有一些考古证据的夏代姓氏状况，作一个框架式的简单勾勒。
&&&&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可以确凿查实的奴隶制王朝，夏朝。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发掘出了夏代都城的遗址，其中有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经研究推测，这就是夏代的宗庙所在。相传夏的统治者为姒姓。
&&&&王充《论衡&amp；middot；奇怪篇》称：“禹母吞薏苡以生禹，故夏姓曰姒。”所谓薏苡，是北方田野常见的一种野生植物，即车前子。这一古老姓氏的取得，可以追溯到舜时代的赐姓，或者更早的男系氏族社会源头。夏的统治建立以后，改变了过去长期沿袭的氏族联盟首领（王）的公推制度为世袭制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家族世代统治的奴隶制王朝，后来从王室族系中逐渐分出了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莫氏、斟戈氏、有南氏等十余个姓氏。
&&&&在夏代社会，同一宗族的标记就是姓氏。同姓者，有共同的宗庙，祭祀共同的祖先，归葬于共同的墓地，遵循家族的宗法制度。从《尔雅&amp；middot；释亲》中我们获知，当时规定了由同一个高祖传下来的四代或四代以上子孙称为“宗族”。《说文解字》说：“宗，尊祖庙也。”其字形即表示在同一个屋顶下供奉同一个神主牌位，大家在同一个祖庙里进行祭祀仪式。一旦超过了四代，就要将部分子孙分出去另立祖庙，建立新的聚居地，以形成新的宗族了。
&&&&夏朝末期，发生了成汤革命，以东方的商人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推翻了夏的统治，夏代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桀及其家族被流放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有巢地方，殷商时代由此开始。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殷商时代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青铜铭器和甲骨文的出土，为殷商时代的历史描述提供了基础。同样，有关殷商时代华夏民族姓氏状况的轮廓也渐渐明晰起来，尽管这一轮廓还是粗线条的。
&&&&商代的统治者为子姓氏族。相传商人的始祖简狄是在野外吞食玄鸟之卵而生下了氏族的第一代男性首领契，故以子为姓，同时整个部族以凤鸟为图腾。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常有“王族”“多子族”等名称。据专家考证，“多子族”应是商王族的同姓分支，即小宗。商人往往在钟鼎铜器上多铸族徽铭文，这就是当时的姓氏标志。这种族徽铭文形象醒目，有较浓郁的象征意味，有些专家认为可视为后世图章的滥觞，目前我国考古出土中已发现的殷商族铭，有六百多个。
&&&&商人是长期生息在我国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氏族联盟，建立商朝统治后，政治经济重心从西北向黄河中下游东移，伴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新的姓族不断进入视野，生活在淮河下游和海边的“淮夷”、“东夷”也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左传&amp；middot；定公四年》记载了商代姓氏中的“殷氏六族”，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又有“殷氏七族”即陶氏、施氏、蘩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锥）氏。这些氏族中有不少是在今天的皖北和苏鲁一带形成的。
&&&&到了商代中期，伴随着几次迁都，商王朝所控制的疆土规模及所影响到的地域不断扩大，商朝中后期聚集在它旗帜下的姓氏部落已逾百数，后人形容当时的状况有所谓“八百诸侯”之称，如殷氏、来氏、萧氏、宋氏、时氏、黎氏、空相氏、耿氏、北殷氏、微氏、箕氏、阮氏等，都是在夏以后出现的。在《尚书&amp；middot；盘庚》中，商朝统治者将这些有姓氏的贵族诸侯总称为“百姓”。
&&&&在今天的历史界中，殷商时代的“百姓”这一概念，是有歧义的。多数专家认为：当时的“百姓”，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指的“庶民大众”，而是指商王宗室之外的贵族阶层，即各地姓族的族长，他们是商朝统治集团的基石，所谓“百姓千官”，百姓的位置居于千官之前，拥有姓氏本身就是高贵的标志。直至周末战同时期，诸侯兼并，封国灭绝，大量有姓氏的贵族流落成平民，越来越多的平民因军功及其他原因获得了姓氏，最后姓与氏合二为一，天下庶民大众无不有姓，这时候，原来专指各地部落首长的“百姓”才逐渐成为庶民大众的统称，并沿用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代的氏族统治开始发展为国家的雏形，渐渐改变了原来单一家族统治的模式，开始接纳异族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注意到，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往往称氏，商以后则称人，这很可能表明：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属于同一家族，而商以后的统治层中结合进了异家族的人，已不能完全用氏来指代了。如商朝一代名相伊尹，就不是商的宗室。而在朝廷之外的各个不同地域，也委派当地著名的姓氏大族进行管理，如周文王姬昌就被商朝封为西伯，负责西北方的部落联盟，这样初步形成了以姓氏为中心的分级统治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我国特有的姓氏礼仪习俗在商代后期遂渐初现端倪。
&&&&在商代的金文及甲骨文中，开始看到较多的人名。能够在铜鼎甲骨文上留名的人，大多是位高权重的统治集团成员，或与祭祀有关的人员。铭文中的商代帝王权贵，往往以天干取名。
&&&&所谓天干，是远古人们命名日子的符号。华夏民族崇拜太阳神，当时相传天上有十个太阳，分别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天一日轮值，十天就为一旬。夏、商时代的帝王出生于某一日，就以这一日的符号作为名字，为了避免重复，就在前面再加上“大（太）”、“中（仲）”、“小”或其他字符。如夏代帝王中有孔甲、胤甲、履癸等（注：夏代帝王中有太康、仲康、少康，据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考证，即为大庚、中庚、少庚。），而殷商的三十一代帝王名，全部都与天干有关，如大乙、大丁、外丙、中壬、盘庚、小辛、武丁、帝乙、帝辛等。
&&&&除了帝王之外，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殷商时代王室之外的其他权贵中，也多用天干取名的，如保定南乡出土的商代勾刀上，就有“大祖曰己，祖曰丁，祖曰乙，祖曰庚，祖曰丁……”等铭文，勾刀主人的几代祖先，都是以天干为名的。这种取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数字排行。
&&&&由此看来当时社会上对取名还处于一种质朴自然的阶段，人们仅仅将名作为一种辨识记号，没有去刻意取名。商代贵族男子名多为单名，或加前后缀。有单用氏的，也有单用私名的，氏与私名连用的较少，又表明当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并未把姓氏与名连在一起称呼，形成一个完整的“名字”。商代男子在社会上一般不称姓，女子则往往在姓后面缀以氏作为称呼，未见有名。
&&&&她们在出嫁时冠以父姓，以表明她是从属于某族、具有该族血缘的女子；婚后则改冠夫姓，又表明已是从属于丈夫所在姓族的女人了。殷商时代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她们的个体不被重视，其名称只是反映其所属的族，当姓用于女子时，往往就将姓族名女化，或加女旁，以作为“某姓族女子”的略缩，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古姓多从女旁的独特现象（注：参见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
&&&&当时妇女不参与任何公众行为和社交活动，她们的姓名很难被记载下来，因此在早期甲骨文中，凡是以姓族名加女旁或女化的字，几乎都是在祭祀仪式中被用作人祭的女子，如甲骨文《录》303中“帚于小乙三姜”，其内容就是询问要不要用三个羌族女子来祭小乙。商代中期以后，王室贵族女子的地位有所提高，在当时的铭文龟辞中，偶尔出现殷商王室的后妃或贵族女子之名，多见于求医问卜中，如商王的妃子“好”，就留下了多处记载，但仔细分析，“好”也未必就是她的名字，可能仅只是表明是王室“子姓”的女人罢了。
&&&&商代晚期的铭文中开始出现男名与姓相连的情况，表明随着姓族的不断增加，人口情况日趋复杂，社会上渐渐产生了将姓与名一起标示的需要。最初的姓名组合形式尚不规范，有姓+名或名+姓两种形式，与周代姓与人名以及姓与氏加名的多种组合形式相比还显得较为简单。我们在殷商晚期金文及石罄刻铭中偶见女名用姓的例子，有理由相信商代晚期女子也已开始称姓，只是还没有形成制度，姓与女名的组合类型则与男子相类似。
&&&&我们从商代的考古资料中还发现，在商代王族的祭祀仪式中，对远祖称示，近祖称祖，大致以商代中期有中兴之称的帝王盘庚为界，盘庚以前多称示，盘庚以后多称祖。示与祖的区别，前者更神性一些，后者即一般意义上的祖先。这种从神到人的变化，表明商人对氏族繁衍发展的认识中神化色彩逐渐淡去，为周朝建立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打下了基础。
&&&&商代早期，一代帝王死后，由家族会议在王族成员内寻觅继承人，往往是“兄终弟及”，先在同辈成员中进行选择。到商代后期，帝王的个人意志逐渐占上风，最终废除了“兄终弟及”的制度，改为嫡长子继承，并开始分出大宗小宗，即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庶子别子为小宗，以此维护长子继承制度。康丁之后，武乙、文丁、帝乙和纣，都是父死子继，纣的年纪小于微子启，因系嫡子而得以继承王位。这一制度的确立，奠定了自西周起三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姓氏礼仪制度的主干。
&&&&总体来看，夏商两代处于我国社会从公推制的氏族联盟向以姓族统治为核心的封建国家发展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上古时代形成的姓氏体系逐渐分枝发展，日益繁盛，一些著名的姓氏崭露头角，开始取得尊贵的地位。名的使用更加普遍，开始出现于部落外的社交和其他公开场合，并见诸于记载。将姓与名合并使用的趋向已见端倪。同时，经过几百年的打磨洗礼，以姓族为核心、层层分封的宝塔形宗法管理体系以及与此配套的宗族祭祀礼仪制度也开始绽芽出土。所有这一切，为以后的两周时代我国姓氏制度的正式确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西周“封邦建国”
&&&&公元前11世纪，商朝西部的姬姓氏族逐渐强盛，最后，氏族首领姬昌的儿子、号称武王的姬发联合附近中小部落起兵伐商，攻占商的首都朝歌，建立了周朝。
&&&&微子像，出自清&amp；middot；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哥哥，武王灭商后，将商朝旧都地区封给微子启，建立了宋国。
&&&&周朝一建立，就开始大规模的“封邦建国”。中国的“封建”这一概念自西周始，所谓“封建”，其实质就是赐氏封地，即在全国各地大量建立由特派姓族去管理的诸侯国。武王将他的十六个兄弟分别封于管、蔡、曹、霍、毛、毕等地，立国治民。武王的兄弟周公旦的几个儿子、周成王的三弟也随后得到了封地。
&&&&此外，随同他征战立功的同姓贵族四十人，以及部分重要的异姓功臣（如姜子牙和孙、陈、胡诸公数十人）也得到了各自的封地。为了安定人心，巩固统治，周武王又将商朝旧都地区封给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建立了子姓宋国；封虞舜后裔胡公满于陈（今豫东淮北），建立妫姓陈国；封夏禹后代东楼公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建立姒姓杞国；封神农氏的后裔于焦邑，建立姜姓焦国。这样，周朝在其所征服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置七十一个新的领地，称为“七十一国”，几乎覆盖了当时它所统治的全部领域。这些被周天子所封的诸侯，尽管大部分都是姬姓子弟，但是他们得到封国以后，纷纷建立自己的宗庙，其后代就以国号为氏，因此往往也就成为新的姓氏的始祖。
&&&&按照西周制度，得到周天子封赐的各国诸侯，又在自己的封国内如法炮制，对于自己的后代和卿大夫进行分封，赐予领地，使之成为第二层次的“氏”。他们有的以自己的爵位、官职为氏，有的以父祖名字为氏，还有许多卿大夫就以自己获得的田邑名称作为“氏”，如冯、刘、白、崔、卢、鲍、聂、费、范、蒯等。而这些卿大夫还可以再向下分封新氏。这样一来，中国的姓氏数量骤然扩大了。
&&&&西周初期的这一次大规模封建赐氏的实质，是为了落实姬姓氏族对新占领的广大区域的统治，建立有效的管理形式。并向新开拓的、还比较原始的地区或部落殖民、移民，传播文化影响。同时，也有意识地为已衰亡的各部落重新确立大宗，分配土地，并使之守住各自祖先之“祀”，巩固稳定各自的氏族，显示天子的恩惠。被灭亡的、湮灭的各姓族得到天子的承认和册封，重新获得政治经济权利，登上政治舞台，减少了周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并成为周朝统治的助力。通过这些举措，周朝建立了自己的整体统治模式。在周初的大封建以后，终其一朝长达七八百年间，基本上没有再进行国家级的分封赐姓（诸侯、卿大夫间的分氏裂土仍时有进行），充分证明自周初的封建赐氏后，确实建立了一个较稳固的统治框架。
&&&&在这个基本统治框架下，周朝自上而下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以姓氏为中心的承袭、祭祀、人际伦理、社会等级等行为规范和制度，后来被人们称为周礼，其中最核心的是分封和承袭制度的确立。周朝规定天子称姓不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须再以“氏”来划分具体的利益所在，但有权向诸侯封国赐氏，给他们划出利益区域。诸侯又有权在自己的封国内向卿大夫封地赐氏，卿大夫再在封地内分氏给子孙后代，这样就形成了层层叠叠向下伸展开来的统治网络。
&&&&同时，周朝继承并完善了商朝后期奉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规定由正妻长子作为法定继承人，承袭父辈的姓氏、宗庙和地位。称为大宗。其余的子孙则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分出去另立新氏，称为小宗。从周天子到各级大小贵族都是如此，在这种制度下，贵族内部层层分封大宗、小宗，除了嫡长子以外，每封一次，恩泽减一级，最后封无可封，成为平民。这就是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了。
&&&&周朝初年严格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礼记&amp；middot；大传》说“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并高度重视对姓的鉴别确认，作为礼仪之首，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们相互关系的各项准则，所谓：“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注：见《左传》昭公元年）同姓通婚被视为一种很严重的非礼行为。与此同时，还建立了较完备的姓氏制度，以保护姓氏，维护统治。西周时期的不少礼仪制度、组织制度，都与姓氏的远近亲疏有关，在重要的婚丧喜庆祭祀典仪中，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照血缘关系、姓氏亲疏排定位置，明确参与程度。
&&&&如《左传》襄公十二年记载：“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弥庙。”以血缘为依据的等级层次分得很清楚。喜庆典礼也是这样。《周礼&amp；middot；春官宗伯》规定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吉礼规范：“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通过这些明确的礼仪制度，有效地突出了姓氏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姓氏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固姓保姓，防止姓氏关系疏远散失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周朝分封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姓的各诸侯国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谓“同姓同德”。一旦某国有难，同姓各国首先有援手帮助的义务。秦国与晋国原为世世通婚的亲家，后世以“秦晋之好”来喻缔结婚约，但是当秦国灭了晋的同姓小国滑国后，晋国为此与秦国反目，血缘亲疏判然立见。
&&&&两周时期，除了周天子的王室一族之外，社会上普遍称氏不言姓，实际上氏逐渐消融和取代了姓的大部分作用。由于层层封氏、氏又分氏的封氏制度，周朝的氏越来越多，从西周初年起，金文中开始大量出现“氏”字，表明从这时起，社会上新氏大量产生，氏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姓氏的整体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周朝取氏的习惯，从宗族主干上分出去的新氏，既是新的氏，重立宗庙，但又与原来的氏有割不断的血缘联系，因此往往以祖辈的名号、官职、爵位等作为自己的氏名。比如鲁庄公的别系子孙以“庄”为氏，齐桓公的后代则以“桓”为氏；另外一些人以父祖的官职爵位为氏，由此产生了史、军、校、尉、司徒、司马、司空等新的氏等。
&&&&此外，新产生的氏还有以所获得的封地为氏名的，以迁往的新居住地为氏名的，以及新氏创立者的名号为氏名的，甚至还有将原来所属的氏名和新氏名迭加，形成为复合氏名的。种类很多，相当自由。汉代学者应劭在《风俗通&amp；middot；姓名》中归纳了周人命名新氏的九类准则，即：“氏于号、氏于居、氏于事、氏于谥、氏于国、氏于字、氏于官、氏于职、氏于爵。以后宋代史学家郑樵更进一步细分为三十二类。
&&&&即使这样，也并没有能穷尽两周时代新氏命名的所有情况，但却可以想见当时新氏不断蓬勃产生的旺盛状况。
&&&&除了贵族阶层子孙分立不断产生新氏以外，原来无氏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氏的进程也没有中断。自西周初年隆重的分封建国以后，以周天子出面、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赐氏已不再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奖赏的个别赐氏仍然时有发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后，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许多国君更是把赐氏作为激励和奖赏有功将士的有效手段，大量原属下等阶层、没有自己姓氏的人循此途径而获得了姓氏，进入上层社会。
&&&&这样，距周初大封建不过短短数百年，中原大地上的新氏就已蔚为大观。由于古代文字数量较少，造成氏名雷同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同名的氏其实并不同姓，毫无血缘联系，所以才有了“同姓不婚，同氏可婚”的规定。如原来的殷商王室子孙和被封于商地的贵族功臣，都以商为氏名，但是却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姓；各个诸侯国的宗室子孙，都有以“王”、“公孙”、“王孙”作为姓氏的孔子的学生子夏像，彼此之间毫无联系。
&&&&为了避免氏名重复，从春秋时代开始社会上大量出现了用两个字或更多字命氏的“复音氏”。如子孔、子夏、子张、子行、子车、子文、子尚、子高、子游、子羽；公德、公刘、公石、公施、公为、公师、公孙、公仇、公冉等。据初步统计，到了春秋中期，复音氏已经约占当时姓氏的三分之一。如在孔子的弟子中，就有端木氏、公冶氏、南宫氏、澹台氏、颛孙氏、公孙氏、公伯氏、公西氏、公良氏、公肩氏、公夏氏、司马氏、罕父氏等二十三个复音氏。
&&&&这些复音氏，大多是“小宗”，即各姓氏的分支所形成的。为《春秋》作传的三家左丘氏、谷梁氏、公羊氏，也都是复音氏。就连《庄子》一书中提及的人物，也有许多复音氏，如亢仓氏、畏垒氏、庚桑氏，这些书中人物不一定实有，但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复音氏之普遍。
&&&&鉴于商以前我国习惯上都是单姓单氏，从未在金文甲骨中确凿发现复音姓氏，只是到了西周后期以及春秋时代以后，复音氏才大量出现，不少专家据此推断，我国神话传说中所说的伏羲氏、祝融氏、有巢氏、神农氏、轩辕氏、金天氏、陶唐氏、高阳氏等，很可能都是出于春秋时代的人的臆造；甚至远古时代的“氏”这一称呼，很可能也是周人按照自己的习惯加给远古祖先的。
&&&&尽管周朝礼制明确规定“同姓不准通婚”，但是到春秋时期，几百年过去了，随着人口一代代的发展，原来的各同姓国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疏远，几百年前是不是同属一个古老的姓氏已经构不成对婚姻繁衍的实际妨碍，违反礼法同姓通婚的事时有发生。在孔子时代，就发生了鲁昭公迎娶吴国的王室女子孟姬的事件，而吴、鲁两国的王室均为姬姓，这件事见诸史籍，为极力维护礼教的孔子痛心疾首。
&&&&类似的事情一定还有不少，被当时的保守派视为“礼崩乐坏“的依据之一。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很正常，既然古老的血缘关系经过一代代岁月的稀释，早已接近于无，不再对下一代的生育发展造成实际影响，那么，冲破“同姓不婚”的禁忌，重新划定合理的禁忌范围，就是一个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必然趋势。徒然地阻止它、诅咒它，不但是迂腐的，而且是违反人道精神的。
&&&&取名择字在周代以前，名的使用已经有了非常漫长的历史，在夏商两代的考古材料中，都能够找到用名的确证，但周以前的人似乎对取名并不讲究。夏代质朴，崇拜太阳，取名多用干支，犹如今天的老大老二。当时的帝王有太康、少康、仲康等，康即庚也。还有孔甲、履癸等。商人承袭夏代的习惯，并没有多少创造，钟鼎甲文中辨别出29位商朝已知帝王，都是以干支为名的。那时候取名还没有被纳入礼仪制度的视野。
&&&&先秦时代一个人成年后，除了有本名外，还有字。这是因为古人对名字有一种敬畏感，除了在很正式的场合，一般只有尊者和长辈可以对别人呼名。即《礼记&amp；middot；曲礼》所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同辈人是不能随便把别人的名字挂在嘴上的，既然在人际社会交往中随便称别人的名字被视为一种失敬，那么，就需要在本名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在人际交往之中使用和自由称呼的便名，这就是字的产生缘由，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叙说过了。
&&&&中国人，名与字分开的状况，殷商晚期已见端倪。据载：商纣之子武庚字禄父，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吕尚字子牙。这些字是否取于西周之前，会不会是后人所加尚难确定，但在上层社会中正式把以字相称定为制度，则是在西周时期。
&&&&因为古人的字主要是用于成年男子在社交场合的称呼，西周礼仪规定人们在成年时取字。《礼记&amp；middot；檀弓》曰：“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这里的字，本意是指大名，即成年时称呼的名，后引申释为“表字”。《颜氏家训&amp；middot；风操》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这些记载都表明，在两周时代，字是作为一种社会交往中的称呼名而存在的，名和字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先秦时代中国人完整的人名系统。
&&&&周代礼仪重宗法，取名择字成为一个新成员被社会接纳的标志，往往必须隆重地举行仪式并向社会公示。
&&&&按照周朝礼仪，当时上层社会成员取名择字分为两个阶段，所谓“幼名，冠字”（《礼记&amp；middot；檀弓》）。首先，婴儿出世不久，就要由父母大集宾客亲友，举行隆重的仪式为之取名，因此称为幼名。到二十岁时，再举行仪式为之取字，作为已经成年跨入社会的名片，从此以后朋友等类不可再随便称呼他的名字，而要以字相称了。女子则比较随便，在家时以小名相唤，到出嫁时再为她取一个字（即可以呼唤的名），以便到夫家后称呼。这就是《礼记&amp；middot；曲礼上》说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但女子的字是不能够出于大门之外，被外人随便称呼的，与男子的字有所不同。汉代以后，一些贵族阶层的女子逐步有了介入上层社会社交活动的机会，开始取个在社交活动中可公开称呼的字，如蔡琰字文姬，薛涛字洪度，鱼玄机字幼微等。
&&&&周人重名（即字），在社会交往中使用越来越频繁，并开始注重名（字）的文采，以及文字中蕴涵的文化内涵，取名越来越精致、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些公认的取名原则和禁忌，如“五则”（信（身体标志）、义（婴儿天赋）、相（容貌）、假（假借）、类（相似）的命名原则，和所谓“六避”（避开国名、山川名、官名、疾患名、祭品名、祭器名）的取名禁忌等。一方面强调了命名的个性内涵和文化色彩尼山致祷图。相传鲁襄公二十年，孔子的母亲颜氏到鲁国的丘尼山祈祷，第二年生了孔子，于是为孔子取名丘，字仲尼。
&&&&同时要求避开一些重要的事物名称，以免子孙因为避讳而发生麻烦。从此以后，中国人的名字便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具有文化价值并逐渐成为一门学问了。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人们姓名的排列与今天的习惯不同，是：氏+字+名。如孔子，氏孔名丘字仲尼，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排列顺序应该是：孔&amp；middot；仲尼&amp；middot；丘，而不是今天所习惯的孔丘，仲尼。
&&&&先秦时代人们避讳称名，以示敬重，并以字作为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互相称呼的名广泛使用。为了解决对死去的长辈大人的敬称问题，又产生了称谥的制度。所谓“谥”，最初是君王死后在宗庙祭祀时所用的名号，这种称谥避名的做法是否在更早的时候已有发生，我们尚不能够确知，但是在周朝时已形成为正式制度，最初能够称谥的只有周天子，西周初年的重要人物如周公旦死后都没有溢号。春秋时期周王室渐渐失去权威，各国诸侯纷纷自行称谥。到汉朝时扩展到重要的王公大臣死去时由皇帝“赐谥”，用于祭祀仪式或其他需要称呼的时候。从此人们在对他不便称名的时候，就可以称谥。最初的谥号都是正面的，又称美谥；后来从对亡国君主的谥法获得启迪，对有罪过或民愤较大的大臣实行一种强迫性的“恶谥”。这种由封建朝廷对重要臣子死后盖棺论定赐予名号的赐谥制度，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封建时代。
&&&&前面提到过商代妇女的用名情况，从周朝的典籍和考古材料中，女性名字的出现频繁起来，先秦时代妇女名往往冠以夫氏（少女一般不会留下记载）。女子出嫁之际，要在姓前冠以出生的国名或邑名。如果是齐国的王室女子，就称为齐姜。若嫁给别国的国君，成为夫人，就要在姓前加上夫君所在国名，变成了郑姜或宋姜。我们在典籍中看见的秦姬、晋姬、息姒等，皆是如此。若嫁给卿大夫，则加上丈夫的氏名或邑名。
&&&&如卫国大夫孔圉的妻子姓姬，就称孔姬。也有既加出生地的国名，又加上丈夫所在国名或氏名的，如苏卫妃，就表明是苏邑的女子嫁给卫国国君做夫人。周朝谥号制度形成以后，对于地位尊贵的王室诸侯已故的母系长辈，还要在姓前加上一个表示身份的称号或谥号（有生谥、死谥），如：王姜、太姒、公姞等。周文王姬昌的母亲史书上称为太妊母，太就是尊号，她是商朝贵族妊姓挚国的女子，其父为挚仲氏。
&&&&到春秋以后，夫氏在女名中逐渐减少并近乎消失，那一时代青铜铭器中的妇女名，姓前冠以父方姓氏的逐渐超过了冠以夫方的。这似乎表明了社会上姓氏已经逐渐混一，女方出嫁冠以父亲的氏就可以了，不再需要去追溯古老的姓了。到了战国时代，史书中出现的各类女子就普遍称氏而不称姓了。它有力地证实了当时社会上姓的联系日益淡薄，古老的姓对于人们只剩下了观念上的亲属联系，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族氏在起作用，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取代了姓，由此导致氏姓合并，终于统一。
&&&&中华姓氏的郡望与堂号过去我们经常能看到，民间嫁娶的名帖上或官宦人家的府第上写着诸如“陇西李氏”、“彭城刘氏”、“三槐堂”、“西河堂”之类的字样，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已经有些不明所以，然而在当时却是关乎有关人家的地域来源或血统所出的重要标志。今天，如果我们要确知上述在李、刘两个姓氏之前的“陇西”、“彭城”的含义以及“三槐”、“西河”的具体所指，还必须从郡望、堂号这两个概念说起。
&&&&一、关于郡的历史概况郡望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郡中望族的意思。在过去，由于居住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个家族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成为著名家族，能够获得别人的羡慕或仰望，而所居住之地又被通称为郡，因此其家族也被称为郡望。当然，关于郡望的定义还有另外一些解释，认为它是“某郡显贵世族为标明家族身份而用的称号，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
&&&&上述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郡望，我们都可以发现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中之一是其居住地郡，另一个才是其家族本身。也正因如此，如果我们要对郡望作一系统了解，必须先来看看什么是郡，然后才是郡望问题。我们在这里，首先来看看郡的问题。
&&&&在春秋以前，行政区划或行政建制是以与国王关系远近的分封为基础的，称为封国或封邑，诸如齐、鲁、宋、陈、蔡等都是如此。但随着周王的衰微和各诸侯国的强盛，特别是一些强国对疆域的广泛开拓，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又要避免重蹈此前周王依靠血缘关系进行分封而引起尾大不掉的覆辙，于是，春秋时的秦、晋、楚等国先后创立了“县”、“郡”等行政建制，用以代替传统的封建制。在这两种建制中，“县”出现稍早且大多设在内地，“郡”则大多设在边境地区的地广人稀之地，以后才逐渐在内地推行。
&&&&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早期的“县”、“郡”似乎还不像后来那样县统辖于郡，而是县的地位略高于郡。能够说明这一问题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春秋末年的晋国，是说其权臣赵简子在晋定公十九年（前493）的一次军事行动之前向将士许愿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其中所提及的上大夫地位无疑在下大夫之上，在立军功之后所获得的奖赏没有理由比下大夫低，因此也可知至少在当时的晋国是县高于郡的。只是在后来，有关国家设立在边境地区的郡大约由于面积较大且逐渐繁荣等缘故才与县的地位发生置换，或者在较多实行这一制度的秦国随着势力的扩张而把它推广于新占领的地区，从而在战国时形成了郡下设县的新格局，并在秦朝统一以后正式“废封建置郡县”，确立了以郡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
&&&&秦朝在郡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时期。秦朝统一时所确立的郡县制度，一直是以后这一制度发展的基础，也是后来所谓“郡望”在行政区划上的最早依据。然而人们在习惯上所说的秦朝郡的数量，无论是刚统一时的36郡还是后来增加到的40多郡，其具体所指由于最早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而是出自南朝宋人裴骃为之所作的《集解》，其真实性自清代以来就引起史学家的怀疑，以至至今仍是一大公案。怀疑的焦点集中在裴骃所谓36郡中的内史郡，一种说法是内史不应包括在郡数之内，而是另外加上郯郡（东海郡）组成36郡之数。更何况这一郡的数量很快便发生了变化，亦即由于秦始皇南取百越而置岭南4郡，以及另外陆续增设河间郡等，使郡的数量实际达到44或45个。因此在秦朝灭亡以前，这44或45郡才应是其准确数字。至于在郡之下，所辖县的数量大约各有二三十个，但由于不见详细记载，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确知，所知的仅是当时全国大约有1000个县的笼统数字。
&&&&进入汉代以后，由于“因秦制度”，在郡县设置上也具有秦朝的特点，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而已。总的来看汉代的情况，大约是在前期所实行的基本是以郡县制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同时辅以封国制度，从而在郡一级的行政建制中增加了封国，人们从此也郡国并称，并以之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西汉中叶以后，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天下郡国进行管理，又在郡国之上增加了州的建制，用以监察数郡的行政事务，到东汉后期又将这种制度彻底地方化，从而导致郡国的地位下降，由原来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变为二级。尽管如此，汉代的基本地方行政制度仍是以郡县制为中心，其中西汉时郡的数量与秦朝相比已有大幅度增加，到西汉灭亡以前，总数达到103个。不过，这103个郡的总数，其实是当时同级的郡与国的总体数字，而并非全是郡。一般认为在这一总数中有83个郡和20个国。其中，在郡中有28个与秦朝同名，另外55个都是新增。至于与郡同级的20国，也大多是新增或改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郡的名称也像秦朝一样，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被以后当做郡望的基本依托。
&&&&东汉以后，由于从东汉末年到隋朝统一以前基本属于动乱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省置无常，“或郡国参置，或年代短促，州部无恒，增省而众，离合不一”，以至“疆理难详”，我们至今也无法确知各王朝的具体情况。根据有关记载和目前学界的通常看法，在这一时期中各有关王朝的郡国数量大约是三国魏101，蜀汉22，吴44，西晋179，南朝宋238，齐395，梁350，陈109，北朝北魏519，北齐160，北周508，隋统一时680。从以上数量变化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西晋开始具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最具影响的是从东晋开始的侨郡制度和州的性质变迁。当时，由于西晋末年北方发生大乱，迫使一大批北方贵族随晋宗室南迁，他们为了在新到之地标明故有的身份，纷纷以“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为理由，提出自己“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亦即用原来郡的名称命名新到之地。而朝廷为了争取他们的广泛支持，竟然也“皆取旧壤之名”，“而称名所系，仍冠旧邦”，从而把远在外地的郡设在当地的郡中，导致名实分离，形成特殊的侨郡制度。在这种制度推行最为混乱的东晋时期，曾出现过“一郡分为四五”的局面，甚至“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对此，尽管东晋和以后的南朝曾经通过土断等办法做过一些整顿，或者“流域郡县，多被并省”，但由于许多具体的原因，“诸侨郡县”仍有很多被保留了下来，并最终成为郡的数量在这一时期迅速膨胀的一个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与秦汉时期相比还出现了郡国制度与州的混乱交织在一起的新现象，并导致州的地位一降再降，最后几乎与郡国相同。
&&&&此外，这一时期的各割据王朝还出于不同的目的乱自规划，或者“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或者“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从而也导致了郡的数量迅速膨胀。
&&&&隋炀帝杨广像在上述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下，其结果正像唐朝人杜佑所说的那样，“晋宋之后，分析渐多，至于魏齐后周，虽割据鼎立，天下分裂，其于州郡，乃倍两汉之地”，以致到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天下州郡过多”。时任河南道行台的兵部尚书杨尚希曾专门就此上疏隋文帝，指出“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从而建议“并小为大”，隋文帝深以为然，不久便“废五百余郡，而以州治人，名则因循，职事同于郡守”。
&&&&隋炀帝时，又进一步“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亦即把州郡进行合并，使二者具有了相同的等级和性质。
&&&&至此，我们可见郡的性质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它已经不再像秦汉时期那样是一级地方机构，也不再仅是与封国同级，而是又变成了与州同级的地方一级机构。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的州郡名称互改中，被称作州的郡所改的并不仅是作为它等级标志的“郡”，而且还包括它的实际名称，如把京兆郡改名雍州，把冯翊郡改名华州，把扶风郡改名岐州，把河南郡改名司州，等等，都是如此。
&&&&当然，这种更改或许有它的某些依据，或者也并非是隋朝的首创，但作为经历了国家长期分裂以后的第一个统一王朝，隋朝的这种政策仍然对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直接导致了郡最终被州取代的严重后果。
&&&&隋朝在隋炀帝时期实行的郡县制度，其中“大凡郡一百九十”。对于这190郡的情况，《隋书&amp；middot；地理志》有较详尽的记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其名称来源有些可以追溯到秦代刚刚确立郡县制的时期，有些则又沿袭于两汉，或者继承于魏晋南北朝，真正属于当时新创的数量并不很多。
&&&&唐代是郡的制度实际存在的最后一个时期。在其立国近三百年间，郡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首先，就前期的情况看，早在唐高祖建国初年就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宣布废除隋炀帝的一切制度，恢复实行隋文帝的有关制度，其中当然包括把隋炀帝确定的郡县制度恢复为隋文帝的州县制度，从而把郡变成了州。
&&&&但到唐代中叶的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时，则又重新下令改州为郡，使郡名在消失了一百余年后再次被恢复。不过，这次恢复郡名后的时间并不长，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便又改郡为州。从此直到唐朝灭亡以前，以及在唐代以后的各朝，再也不见改州为郡的记载，说明郡这种行政建制以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改郡为州为标志，正式从官方的制度上消失，其存在的历史已经到了尽头。
&&&&故而在整个唐代的情况是，由于具有此前的隋朝以及本朝把州郡名称互改的历史背景，人们逐渐接受了州郡同级或同名的事实，致使州郡的名称并存，人们时而称郡时而称州，或者州郡两称。如以唐玄宗天宝元年的改革为例，当时被恢复的郡的数量是328个，但在以这次改革为依据所编修的《通典&amp；middot；州郡典》中，不仅其名称是州郡并称，而且其有关内容也是把州的名称加注在郡名之下，说明州郡互称的确是事实。只是这328郡的名称，在数量上已经近于隋朝末年的两倍，但若与隋朝的情况相比，除增加的以外许多都是固有名称的继承，说明它与以前的郡之间具有较多的承属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郡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以后，到秦朝统一时被正式确立为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然后经过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演变，到隋唐时期已变得与州一般无异，从而也引起由州郡并称最终向单一称州的方向转移，并最终以唐肃宗乾元元年改郡为州为标志结束了其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历史。从此以后所谓的郡，只不过是对此前历史的追溯，并没有真正的现实依据。
&&&&二、郡望的形成及其演变由于姓氏都是发源于各自的特定地域，在发源后又由于不同的原因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居住，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一些特殊原因，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姓氏的人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地位的高下之别：其中的一些可能因为家中名人辈出而备受关注，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而另外一些则可能因为家业不旺而默默无闻。这样，在郡县制于秦朝确立以后，特别是在汉唐时期，那些在各郡受仰望的家族为了表示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便把自己的姓氏和所居住的地方并称，叫做陇西李氏、彭城刘氏等，意思与今天的北京王家、河北赵家差不多。
&&&&这里所谓的陇西李氏，意思是说居住在陇西郡（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李姓人，他们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是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彭城刘氏则是两汉及南朝宋的皇族，地位也在其他地区的刘姓人之上。由此可见，在这种把姓氏与郡望联系起来看似简单的表象背后，其实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诸如上述以郡望相标榜的风气，一般认为盛行于三国至唐末五代之间，亦即宋人沈括所谓“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第三，其重族望如此。其俗至唐末方衰息”。但在事实上，这种风气的发端远远在此之前，甚至在郡县制度确立伊始便已露出某些端倪。
&&&&对此，笔者曾在《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一书的有关部分中指出，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度，到商周时期又发展为宗法式家族，这种家族中的一些是与君主同姓的宗族，他们既是在各地的统治者，又是各级家族的族长，并通过姻亲等形式保持与异姓家族之间的联系，在全国维持一种上有国家政权、下有宗法族权的君君亲亲关系。这种状况即使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以后，尽管受到各地新兴贵族的猛烈冲击，但也没有从历史上完全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封国制度逐渐向郡县制度的转变，各地也先后出现一批以郡县或封国名称相称的名门望族，史书也称从此开始“郡国往往有豪杰”，诸如齐郡瞷氏、颍川原氏、河内穰氏、涿郡高氏、蜀郡卓氏、南阳孔氏、京兆杜氏等都先后知名于天下。
&&&&此外，从西汉中叶汉武帝时期开始，原在各地的强宗大族逐渐与政治和文化结合，演变成为政治大族，一个家族世代为官或相继担任某一官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史书中所谓“金张籍旧业，七世珥汉貂”、“金张世族，袁杨鼎贵”等都是当时的实情。
&&&&东汉时期，“世为著姓”或“家世衣冠”的人更加充斥朝野，南北各郡也逐渐形成了一批被普遍认可的著名家族，如吴郡顾、陆、朱、张，会稽郡虞、魏、孔、贺，颍川郡荀、陈、钟、申，冯翊郡桓、田、吉、郭，天水郡姜、阎、任、赵，等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当然，这种情况与后来的“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相比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事实上也已具备了某些近似的特征，所以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崇尚郡望的开始。
&&&&郡望之风尽管在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有较大发展，但真正形成风气仍是魏晋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在西晋以后才真正变成事实。对此，一个最应提及的原因是在西晋末年北方发生大乱时一大批拥有北方郡望的人随晋宗室南迁，他们显赫的家世在原籍人所共知，用不着自行表露，但迁到新的地方以后就必须通过向人显示才能为其所知。如陇西李氏是贵族，其他地方的李氏就不是；天下的李氏如果因同样的原因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不以原籍郡望加以区分，人们就不明其籍贯，也不知其身份，就不会再把他们当做贵族。
&&&&在大批北方贵族南迁以后，朝廷为他们设立侨郡，使之在新到之地继续保持原有的社会影响。这种做法，尽管在实质上是“庶邑居井里，以亡为有，实去名存”，但对于那些拥有北方郡望的大姓而言，在家族迁移的情况下保持郡望不变，仍然拥有固有的“金字招牌”，保持郡望这一名义上的荣誉依然也有其实际价值。
&&&&它在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称：我是贵族，而非黎民百姓；是陇西李氏或彭城刘氏，而非别的李姓或刘姓，从而也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了开来。在此情况下，郡望无疑成了贵族身份的标志。正如岑仲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就最初而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已明厥氏所从出也。……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这里说的尽管主要是唐代的情况，但对我们理解郡望受到重视的过程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南史演义》版画之侯景像郡望作为家族出身和身份的标志，在魏晋以后以至隋唐时期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当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有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他们甚至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郡望较低的人无论才能多高，都是无法染指这些位置的。
&&&&在社会上，拥有著名郡望的人与一般百姓之间也有严格的界限，有时还被用“士庶天隔”来形容。在他们看来，二者之间的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伍”，甚者拒绝与一般百姓交往，不得不交往时也拒绝与之同起共坐。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当时几乎俯拾皆是，说明人们对郡望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当时在婚姻上也不例外。
&&&&最著名的例子是南朝梁时已贵为宰相的侯景由于没有著名郡望，曾经向皇帝要求与当时最著名郡望的拥有者琅玡王氏或陈郡谢氏通婚，但居然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除此之外，当时的其他人也有“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评价。同样的情况在著名元曲《西厢记》里，曾以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为主线，着力刻画了一桩与郡望有关的婚姻事例。剧中的张生因为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因此才会有崔莺莺之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加以反对。该剧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唐代中叶，虽系小说家言，但大抵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况。
&&&&在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最重视郡望的时代，所造成的影响除以上提及者外，还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后果。
&&&&其中之一是由于有关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郡望，甚至进而把不同地区的郡望加以区分，出现了诸如侨姓、吴姓、郡姓、虏姓等专有称谓，从而形成一批望族。对此，唐代人柳芳曾有过一个概括，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无论何地或何割据政权都有自己的代表性郡望，如东晋南朝时从北方南下的侨姓、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原有的吴姓、北朝关东和关中的郡姓、北魏时期的虏姓等都是如此。
&&&&另一个后果是由于社会上过于重视郡望，而拥有高贵郡望的人实际上都是各姓中地位最高的人，享有其他地区的同姓人所没有的地位和权利，久而久之，在其他郡中不是望族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的家族和地位，就会有意无意地与别的郡中的同姓望族进行攀附，或者干脆假冒别人的郡望，自称自己的家族也是出自名门望族，甚至假冒户籍，公然作伪。这种情况在南朝宋时就已发生。当时朝廷为了争取拥有著名郡望的人的支持，曾专门为他们建立特殊户籍，没想到由于管理不严竟出现假冒，致使社会上有人“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一些非法改变户籍的人有时仅用“一万许钱”贿赂官吏，便可使“昨日卑微，今日仕伍”。为了扼制这种现象，那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曾要求朝廷加以打击，严厉其事，但由于有关人员受利益驱动，收效并不明显。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仍是如此。史称当时“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刘）者咸曰彭城，氏禾女（魏）者皆云巨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其甚者如武则天宰相李义府，由于不是出身李姓著名郡望之一赵郡，便为了抬高自己的家族声望而假冒“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这些事实都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何种身份的人都不能免俗，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现了郡望的实际价值。
&&&&此外，如果我们把两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个时期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差别，特别是在进入隋唐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使之不再像此前那样过于极端。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大约是一方面由于在隋朝确立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逐渐打破了那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对政治的垄断，使之必须像其他同姓人一样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从而也在无形中降低了郡望的实际价值；另一个方面，隋唐皇帝有意识压制那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无疑也起了重要的移风易俗作用。对此，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旧唐书&amp；middot；高士廉传》记载，高土廉在唐太宗时奉命编修一部反映天下郡望的书籍《氏族志》，书编成后按惯例把一向被认为是天下第一高门的博陵崔氏放在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不以为然，说他还没有看到天下形势的变化，是“不贵我官爵”，让他进行修改，标准是“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结果博陵崔氏被降到第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进入唐代以后变得越来越多起来，说明传统的崇尚郡望的风气到这时由于皇帝的干预正在发生变化。
&&&&当然，由于积重难返，这种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更何况那些高贵郡望的拥有者又不肯自掉身价，从而也延缓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在唐代，一些拥有高贵郡望的人甚至把郡望看得比官位还重，认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惟称陇西李稹而不衔”，显然是在顽固坚守着固有的习惯。故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上）是一些高贵郡望的拥有者虽已“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但“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民间也“慕其祖宗，竞结婚媾”，“不计官品，而上阀阅”，说明这一时期重视郡望的风气依然存在。
&&&&到了唐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唐末五代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使许多“衣冠旧族”遭受了灭顶之灾，以至使他们或“衣冠荡析”，或“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致使“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其甚者如在北朝以至唐代曾经“蝉联圭组，世为显著”的“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在唐末五代以后也“绝无闻人”。
&&&&宋代人赵彦卫曾尖锐指出：“唐人推崔、卢之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者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唐末五代以后的着眼点已更多地放在了现实之上，而不再去注意那些徒具空名的旧有门第，原来颇让人引以为荣的郡望已经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朝廷的选官用人不再看被选者是否拥有非同一般的出身，民间的婚姻嫁娶也不再讲究对方的门第是否高贵，一切都以现实为依据，亦即所谓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分阀阅”，标榜郡望从而也最终失去了实际意义，发生性质的逆转当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因此，大约以唐末五代为分界线，郡望的含义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以前的具有实际政治、社会价值逐渐演变为姓氏的一种标志，不管是不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可以“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而不必在意真正的出身如何了。
&&&&三、宋代以后的郡望发展从宋代开始尽管在不少地区仍有一些较大的宗族以郡望相标榜，但与此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昕曾做过一个系统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所谓的郡望大都缺乏事实依据，实际上都属于假冒，而假冒现象的出现大抵由于遭受了“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士既贵显，多寄居它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唯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玡，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
&&&&钱大昕的话里所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我们从中也可见郡望的性质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事实。
&&&&唐末五代以后的郡望被人使用的主要还是其象征意义，以前那种竞相标榜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此背景下的所谓郡望，由于缺乏了对某些特定人群的专指性，而是变成了同姓人群的共有标志，从而也使那些姓氏相同的人之间有了更多的认同。以被清朝人王相称为“传播至今，童蒙诵习，奉为典册”的相传出自宋代钱塘老儒之手的《百家姓》为例，它在早期作为蒙学读物时的具体情况尽管已经不为人知，但到明代黄周星《百家姓新笺》和王相《百家姓考略》中都为相关的438姓加注了郡望，至清代及今流行的《百家姓》增广本也都为所增加到的504姓一一加注郡望。这些加注的郡望大抵为宋代以后有关各姓人所认同，但如果我们进行认真研究便可发现，这些郡望基本都是一姓一望，与唐代以前所流行的一个姓氏多个郡望的事实并不相同，而所涉及的郡望所出现的时间也不在一个时期。
&&&&被认为是郡望的姓氏望族标志中，在历史上真正是郡的仅有88个，占总数的82%；其余18个都不是郡名，甚至连与郡同级的国都不是，而只是县名或笼统的地名。其中如佴姓郡望古滇和福姓郡望百济所指，其实都是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割据王国，居然都被当做两姓的郡望，显得尤为不伦不类。
&&&&这一切都说明，郡望问题到了这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所具有的仅是一种象征意义，或者说已经变成了有关姓氏的代名词，而不再是以前那样的贵族血统标志。
&&&&由于《百家姓》在宋代以后成了姓氏的代名词，它所涉及的郡望直到今天仍有广泛影响，也基本是我们所说郡望的依据。在上表所见的106个郡望中，可知大约有10个郡望是许多姓氏共有的，有时在习惯上也称它们是十大郡望。这十大郡望和它们有代表性的姓氏是：
&&&&？京兆（陕西西安）：杜、史；？天水（甘肃通渭）：赵、秦；？汝南（河南上蔡）：周、袁、廖；？河南（河南洛阳）：方、元；？南阳（河南南阳）：韩、邓、叶、白；？平阳（山西临汾）：汪、解；？陇西（甘肃临洮）：李、董、牛；？济阳（河南兰考）：江、蔡、丁；？西河（山西临汾）：毛、林；？渤海（河北沧州）：高、封、欧阳。
&&&&在这十大郡望及代表姓氏中，有些已成为有关姓氏的代名词，有些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些。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历史有关。其中如周姓人的汝南郡望，形成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平王东迁洛阳时期。当时，周平王把小儿子烈封在汝坟，烈的后代被称为“周家”，因此姓周。
&&&&西汉时，烈的后代周仁被封为汝坟侯，因汝坟地势卑湿，迁居汝南郡安成县（今河南平舆县南），从此开始了汝南周氏的历史，进而形成汝南郡望，也是周姓影响最大的一个郡望。
&&&&在汉唐千年历史上，汝南周氏一直兴旺发达。他们所居住的汝南郡是汉朝初年设置的一个郡，治所在今河南上蔡县，下辖37个县，大约相当于今天河南的西华、商水、项城、沈丘、郸城、淮滨、新蔡、息县、正阳、确山、遂平、西平、汝南、平舆、潢川等县，以及安徽的界首、太和、颍上、阜阳、阜南、临泉等县市。又如邓姓，现在在四川最有名，但他们在历史上的郡望却在南阳。这是因为他们最早居住在南阳，后来逐渐迁到四川。他们的郡望南阳郡设置于战国秦昭王三十年（前272），治所在宛县（令南阳市宛城区）。
&&&&汉代中叶，有一位名叫邓况的人从楚地迁到这里的新野县，子孙世代务农，人丁繁衍兴旺，逐渐发展为当地大族。东汉时，他们因帮助刘秀复兴汉室有功，一跃而成为南阳显族，代表人物主要是邓晨、邓禹。邓晨年轻时是刘秀的好朋友，后来娶了刘秀的姐姐，成为刘家的乘龙快婿。刘秀起兵时，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因而株连全族，致使祖坟被挖，妻女遇害。光武帝登基后，痛感其姐死于非命，并因邓晨戎马功劳，封他为房子侯，后改封为西华侯。邓晨死后，先后有子孙五代世袭侯爵，历时近百年，世系连绵不断，长盛不衰。邓禹则是东汉开国功臣，名列云台三十二大功臣首位。邓禹后代子孙众多，繁衍兴旺，史称“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胜数”，他所在的南阳从而成为著名郡望，也是后来邓姓的一个著名郡望。他们的后代在后来又迁到其他地方，四川的邓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郡望作为历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无论如何仍与百家姓有关，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百家姓的一种象征。
&&&&四、堂号的来源与意义堂号是姓氏在过去的一种特殊标志。这里所谓的“堂”，最初是指宽敞明亮的房子，或者指与“室”相对应的住宅正屋，唐宋以后又把祭祀祖先的房子叫做宗祠或祠堂。由于它们都是家庭和家族活动的主要场所，久而久之，一些家庭或家族为了表明自己与众不同，或者为了纪念某些与家族相关的重大事件、典故、传说等，也借用“堂”，的上述含义制定专门名号，简称堂号，如以前所举的三槐堂、西河堂等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堂号最初是厅堂的名称，后来才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与郡望有基本相近的作用。
&&&&在与堂号来源有关的诸多因素中，“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最具典型意义。它在此一点上的性质与郡望基本相同，所表示的同样是某一姓氏中某一家族的出身非同一般，有着值得标榜和炫耀的东西。也正因如此，堂号有时也被认为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房支的称号。在这种情况下，堂号所指的是在某一姓氏中的某一房支成为望族后，由于不断繁衍和发展的缘故，往往会进一步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房支和系派。这些房支或系派与郡望不同的人一样，也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了加以区别，便在保持郡望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一些新的名号，这种名号也就是堂号，当然有时也称作房号。如本话题开始时所提到的“三槐堂”，本是王姓中琅玡王氏的一个分支，这支王姓人的开创者王祜在北宋初年于所居住的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树，以勉励子孙努力仕宦位登公卿，此后，子孙果然实现了他的夙愿。为了纪念王祜，这支王姓人便以“三槐堂”作为堂号，或者称为“三槐王氏”。这里的“三槐堂”或“三槐”就是这支王姓人的堂号。同样，“西河堂”是林姓人使用的堂号，因其祖先最早居住在西河一带（今河南淇县淇河以西）而得名。
&&&&由此可见，这种意义上的堂号与郡望相比仅是名称来源上的不同，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差别。当然，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考察堂号与郡望的关系，仍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各具特点，尤其是在早期更是如此。比如，早期郡望的基本含义是以郡中望族为核心的血缘标志，堂号则是由郡望进一步分衍而出的血缘概念，它最初仅指望族所居住厅堂的名号，后来才指以该厅堂为名号的人。特别是由于发展或迁徙等原因，原来的一个望族可能分为多个地位高下有别的支派，这些支派为了加以区分，进而又用所居住的厅堂名号命名自己的支派，从而形成堂号。换句话说，堂号与郡望所指的血缘群体较为广泛不同，它所指的仅是郡望之下的某些支派。
&&&&堂号的产生一般比郡望晚，在空间和范围上多指一件物或一件事，而不像郡望那样有着较为广泛的地域概念。再者，堂号使用的范围一般较小，往往在一个郡望中有几个堂号。当然，上述这些大多是堂号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后来因为与郡望有基本相同的意义，才又被与郡望混淆在一起，共同表示姓氏和家族的渊源关系。
&&&&堂号除与郡望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来源，在形式上要远比郡望仅来源于地名一个方面复杂得多。
&&&&首先，堂号作为人们社会心态的一种表现形式，较多地反映了共同心理特征之下的血亲观念。尽管每个堂号都是一批批具体人群的代表，但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所代表的人群也不一样。其中的一些堂号可能仅为某一地方的某一特定家族所使用，而另外一些就可能不再仅为一家一姓所独有，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从而也使其成为多个群体甚至多个姓氏的共有标志。以上述八个姓氏的556个堂号为例，如赵姓的天水堂、钱姓的吴兴堂、孙姓的乐安堂、李姓的陇西堂、周姓的爱莲堂、吴姓的三让堂、郑姓的荥阳堂、王姓的三槐堂等都有较为广泛的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有关姓氏的代名词。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由多个姓氏共用的堂号，其中如李、吴二姓共用继述堂，孙、周、王三姓共用余庆堂，李、周、吴、郑四姓共用雍睦堂，赵、孙、李、周、王五姓共用敦本堂，孙、李、周、吴、郑、王六姓共用敦伦堂，等等，都是如此。至于在这些姓氏之外多个姓氏共用一个堂号的事例，大约以洪、江、翁、方、龚、汪六姓的“六桂堂”最具代表性。由此可见，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一种血亲观念，与那些单独由某一姓氏或某一姓氏支派使用的堂号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其次，堂号是有关姓氏或其支派的历史记录，尤其是记录那些非同一般的历史，称颂或夸耀祖先功勋业绩、嘉言懿行、道德文章、科第功名、官号封爵，展示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勉励后人继承祖先功业，并将其发扬光大。如周姓人的堂号中有一个在南方较有影响的“濂溪堂”，便是为了纪念宋代哲学家周敦颐而来的。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出生在道州营道濂溪（在今湖南道县境内），后来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这里有一条溪水，注入湓江，很像他营道老家的濂溪，于是用“濂溪”命名。在这里，他筑濂溪书堂，怡养闲暇，读书讲学。去世后葬在道州德化县清泉社（今九江市十里铺周家湾）其母墓之旁，墓前有祠堂三间，祠匾为“宋元公濂溪先生祠”。后来又有人在他的故居修建濂溪祠堂，请朱熹撰写《濂溪先生祠堂记》。祠墓现今保护完好。此外，在今江西庐山脚下的九江市东南郊还有一座周敦颐墓，就在当年的濂溪旁边。墓前建有濂溪祠，祠前有二池，池中种莲；墓的左右为太极图碑和像图石碑，墓前五里有墓道，还有墓道亭、墓道碑、石牌坊。为了纪念周敦颐，自宋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濂溪书院”，“濂溪”成为周姓别称，“濂溪堂”也成为周姓的一个著名堂号。至于周姓的其他堂号，如景濂、绍濂、爱莲、植莲、景莲等，也都与他有关。
&&&&在属于这类的堂号中，较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姓人的堂号。他们多在堂号中使用“让”字，究其原因，其实是在说其祖先太伯和季札等人先后辞让本应继承的王位，显示了过人的高风亮节，故而深受孔子等人的称赞，认为这种行为“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种获得了孔子盛赞的事实，也足以让作为他们后代的吴姓人引以为荣，甚至认为这种荣耀是他姓难以企及的，足以勉励其子孙以让传家，或者庇护其家族世代荣昌。有关于此，在吴姓家谱中是屡见不鲜的，如其中的一些家谱称“《史记&amp；middot；世家》太伯第一，表其让也。太伯开于前，季札嗣于后，让德之光诚《世家》中所未有者”，另一些家谱也称“夫千古以让著者，唐虞而后更有夷齐，惟以让传其世者，亘古以来惟太伯与季子耳。所谓明德之后有达人，盛德必有百世祀者，信不诬也”，或者称“非季子之高风垂亘千载，安能世系如斯之盛哉”，无不明确反映了这种思想。在此背景下，吴姓人在堂号中使用“让”字，或者把堂号命名为三让堂、世让堂、思让堂、德让堂、让德堂、至德堂等，显然都是这种思想的直接反映。
&&&&在周、吴两姓之外，其他姓氏的堂号也大多如此。如钱姓“万选堂”的来源与唐代钱姓名人钱起“青钱万选”典故有关，孙姓“兵法堂”的来源与其祖先孙武、孙膑著述兵法有关，“映雪堂”的来源与其祖先孙康雪下读书的故事有关，李姓“青莲堂”的来源与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有关，等等，都是这样。至于在上述八大姓氏之外，同样也有不少姓氏的堂号独具特色。比如毛姓人的堂号中有一个是“舌师堂”，堂号的出处来自于著名典故毛遂自荐的故事。毛遂是战国时著名策士，曾任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奉命出使楚国，对楚王晓以利害，促使他答应联赵抗秦。回国后，平原君夸奖他“三寸舌抵百万之师”，“舌师”堂号即由此而来。再如蒋姓人的“钟山堂”，来源于三国时南京一带流传的蒋侯神故事。蒋侯神即东汉秣陵尉蒋子文，因在山中平乱而去世。他生前说过“我的骨头贵，死后一定成神”。到三国时，吴国孙权在今南京建国，有次到钟山游览，自称看见了蒋子文，骑着白马，摇着鹅毛扇，于是封他为蒋侯，在钟山上为他盖庙，专门派人进行祭祀。后来，蒋姓便以“钟山”为堂号。
&&&&最后，堂号是有关姓氏或其支派道德观念的一种反映。传统家族（尤其是那些著姓名族）特别注重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族人的行为，而本族堂号对于多数族人可谓耳熟能详，其中所包含的道德观自然便成为阖族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要求。综观各姓的堂号，在道德上追求清白正直、谦恭礼让、孝悌宽容者居多，折射出中华传统美德与家规族训的互为影响的关系。如赵、孙、王等姓都以“孝友”为堂号，堂号名称出自《诗经&amp；middot；小雅&amp；middot；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意思是说要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三个姓氏的有关家族以此为堂号，当然也反映了相关的道德观念。甚至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为本家族所制定的家规家训中，还明确写明“吾家孝友堂，尔师鹿忠节额之，山左刘幼孙讳重庆节之，迄今五世矣”，使我们从中可见其家族具有以孝友传家的传统家风。同样情况的堂号还有周姓“爱莲堂”，来源于其祖先周敦颐的代表作《爱莲说》，文中称莲为“花之君子也”，声明“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无疑也是作者本人的人格宣言。周姓家族多以爱莲为堂号，便与他的这种道德价值取向有关。此外，至于孙、周、王等姓的“余庆堂”，李、周、吴、郑等姓的“雍睦堂”，赵、孙、李、周、王等姓的“敦本堂”，孙、李、周、吴、郑、王等姓的“敦伦堂”，以及赵姓的“崇礼堂”、钱姓的“忠孝堂”、孙姓的“积善堂”、李姓的“仁义堂”、周姓的“清白堂”、吴姓的“怀仁堂”、郑姓的“务本堂”、王姓的“正义堂”，等等，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强调了相应的道德理念。
&&&&尽管按儒家道德观念选择堂号，并使它成为规范族人行为的道德标准之一，并不意味着这些观念及行为就能在传统家族蔚然成风，但一种道德要求的普遍和反复的强调，对于良善之心尚存者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奸邪之徒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我们对堂号所包含的传统家族的上述道德要求，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五、堂号的命名与堂联为了彼此区别和标榜，堂号的取命方式也五花八门，饶有文化内涵和意味：
&&&&（一）以祥瑞吉兆取命琅玡王氏中的“三槐堂”，是由于在北宋初年，琅玡王氏中有个叫王祜的裔孙，手植三槐于庭院中，并预言以后子孙必有位登公卿者，其后他的儿子王旦果然仕途顺利，位列宰相，深为朝廷所倚重。以后这一房王姓便以“三槐堂”为其堂号。
&&&&（二）以先祖居住过的别墅厅里取命白居易像，出自明&amp；middot；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好佛，隐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其后裔追慕祖先，便以“香山堂”为这一支白姓的堂号。唐代宰相裴度因不满宦官专权，愤然自请罢相，隐居洛阳午桥，建别墅，造凉亭，并植木万株，绿荫如盖，因而命别墅为“绿荫堂”，其后裔亦以为堂号。
&&&&（三）以先祖功名取命唐代泉州人林披，生子九人，后皆居刺史之职，一时门庭显赫，尊贵无比。刺史在古代亦称为“州牧”，故其后世遂以“九牧堂”为林姓的堂号。宋代临湘人徐伟侍母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生子八人，世人号为“徐氏八龙”，其后人便以“八龙堂”为这一房支的堂号。
&&&&（四）以祖先高风亮节取命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酷爱莲花，并作《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的品格，为后人传诵，其后人便命其堂号为“爱莲堂”。东晋诗人陶渊明因看不惯官场的腐朽与黑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于家，“种豆南山下”，过起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并赋《归去来辞》以明心志，为世人所敬仰。因房前植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其后裔遂以“五柳堂”为堂号。
&&&&（五）以祖先美德取命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麟德年间高宗祭祀泰岳，路经郓州，曾亲临其家，询问他九世同居的秘诀，张公艺在纸上连书百余个“忍”字，其后人遂以“百忍堂”为其堂号。以封建伦理道德取命为堂号的还有李氏的“敦伦堂”、朱氏的“格言堂”、任氏的“五知堂”、刘氏的“重德堂”、郑氏的“务本堂”、周氏的“忠信堂”、蔡氏的“克慎堂”和许氏的“居廉堂”等。
&&&&（六）以先祖的丰功伟绩取命东汉名将马援在讨伐南越的战争中，主动请缨，后因讨伐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其后人有以“伏波堂”取命者。唐代大将郭子仪在平息安史之乱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唐王朝封为“汾阳王”，子孙遂以“汾阳堂”为房号。
&&&&（七）以先祖嘉言懿行取命东汉末年，“关西孔子”杨震为太尉，为人清廉正直。一次，县令王密以黄金十斤深夜求见，并说深夜无人知道。杨震严辞拒绝，说此事“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无人知道，王密羞愧而退。此事被传为佳话，杨氏后人便以“四知堂”为堂号。而范氏的“麦舟堂”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扶危济困的故事。有一次，范仲淹遣子纯仁到姑苏运麦，舟船行至丹阳，遇石曼卿无力丧葬亲人，范纯仁即以麦舟相赠，纯仁回家后告诉父亲，深受范仲淹嘉许，故其后世以此典故作为堂号。
&&&&（八）以始祖发祥地取命一般而言，每一姓氏大约都有一个或多个郡望。如陈姓的郡望为颍川，徐姓的郡望为东海，张姓的郡望为太原、清河、范阳等，于是有许多宗族便以郡望为其堂号，如陈姓有“颍川堂”，徐姓有“东海堂”等，由于以郡望取命的堂号历史久，名气大，所以也较为普遍。
&&&&与堂号密切相联的家族文化还有堂联。堂联亦称祠联，主要用于家族祠堂，有些堂联内容多为反映对祖先的崇拜、承继祖风、光耀门闾等内容，常见的有“世代源流远，孙支奕祀长”；“祖力永扶家道盛，宗光常照子孙贤”等，诸如此类的堂联甚多，各姓皆可通用。另外有一些堂联，其内容反映该姓的历史渊源、家族名人的道德文章、文治武功等，只能用于某一特定的姓氏，很有特点和文化内涵，王泉根先生把这些堂联分为以下几类：
&&&&（九）寻根联重视本姓的来龙去脉，表达崇敬先祖，依恋故土的情节。如王姓堂联：“迁史前稽轩昊由来遵远祖；明图可按姬王自昔证同宗。”袁州《南阳堂邓氏重修族谱》所载邓姓堂联：“派分河北由汀州而潮州惠州刘锜顺昌战金兵图袁州一脉流传愈盛；祭祖冬至自始祖迄高祖曾祖显祖千秋陟降攸临。”江苏无锡吴姓堂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瑗万古江南。”1992年台湾苗栗县吴氏宗亲会在祭祀泰伯祠时，特意敬献一副堂联：“始国忆江苏，碑前遂得追根志；迁台荣栗邑，海外还存慕祖心。”
&&&&（十）史迹联表彰先贤，显扬宗族的光荣历史。如李姓堂联：“经传道德；名重谪仙。”上联指春秋时期著《道德经》五千言的李耳，下联指唐代大诗人李白。王姓堂联：“《中说》书香，世传五子至理；古人品重，文标八大名家。”上联指著《中说》的隋代学者王通，号称“文中子”，下联指宋代名相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刘姓堂联：“海隅文藻振世；顺昌旗帜惊人。”上联指“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下联指宋代刘锜守顺昌，大破金兀术。姜姓堂联：“超群智勇，荣拜征西将军；冠世文章，健羡登瀛学士。”上联指蜀将姜维，下联指“十八学士”之一的宋代文学家姜文达。郑姓堂联：“古之遗爱；号为司农。”上联指春秋时期孔子曾称郑国执政子产为“古之遗爱”，下联指汉代学者郑众曾任大司农。司马氏堂联：“龙门良史；洛邑相公。”上联指太史公司马迁，他出生于龙门，下联指宋代名相司马光，曾居洛水。
&&&&（十一）训勉联激励族人不断进取。如广东《洪氏宗谱》所载本族堂联：“由嘉应徙杨梅祖德宗功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藉华峰贯华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宏敦煌之遗风。”江西《张氏六支族谱》所载堂联：“忠厚近愚鲁毕竟传家在是；勤俭似艰苦须知奋进由斯。”江西九江《刘氏族谱》所载堂联：“士求名在勤农趋利在勤人生勤则不匮；子诚身以慎妇敬戒以慎家道慎罔不兴。”
&&&&（十二）海外华人的宗祠堂联表达他们心系华夏，不忘本土文化恩泽的情结。如泰国王氏大宗祠的堂联：“系出周秦万派同源传佛国；亲联中泰四邻合德耀南天。”泰国郑氏大宗祠“荥阳堂”的堂联：“荥水润九垓；阳光照万代。”台湾高雄市郑成功庙的堂联：“由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驱异族出境，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
&&&&（十三）中国姓氏的堂号堂联荟萃？李—陇西堂。
&&&&经传道德，名重谪仙。
&&&&？王—太原堂。
&&&&阳明学术，逸少风流。
&&&&？张—太原堂。
&&&&烟波徒钓，横渠理学。
&&&&？刘—彭城堂。
&&&&阮稽作友，丰沛发祥。
&&&&？陈—颍川堂。
&&&&三君翊汉光乔梓，二阮扶唐驾竹林。
&&&&？杨—关西堂。
&&&&四知足畏，三喜同时。
&&&&？赵—天水堂。
&&&&风高琴鹤，图绘麒麟。
&&&&？黄—江夏堂。
&&&&汪洋叔度，孝友庭坚。
&&&&？周—汝南堂。
&&&&军推细柳，品合爱莲。
&&&&？吴—吴郡堂。
&&&&人中骐骥，天上麒麟。
&&&&？孙—太原堂。
&&&&兵家祖，循史宗。
&&&&？胡—淮阳堂。
&&&&寿齐九老，名列四真。
&&&&？朱—吴郡堂。
&&&&鹅湖世泽，鹿洞家声。
&&&&？高—渤海堂。
&&&&女中尧舜，学本程朱。
&&&&？林—西河堂。
&&&&励志禁烟，御夷留恨；血书求救，为夫解围。
&&&&？何—东海堂。
&&&&家传三桂，学贯六经。
&&&&？郭—汾阳堂。
&&&&织女赐词，汾阳寿考；郡主好礼，真定芳徽。
&&&&？马—扶风堂。
&&&&云台列像，铜柱标功。
&&&&？罗—豫章堂。
&&&&诗耽郑女，曲感赵王。
&&&&？梁—安定堂。
&&&&眉齐鸿案，老踞龙头。
&&&&？宋—京兆堂。
&&&&广平守法，皇嗣延师。
&&&&？郑—荥阳堂。
&&&&古之遗爱，号为司农。
&&&&？谢—洛邑堂。
&&&&东山系望于苍生，西堂自夸夫奇梦。
&&&&？韩—颍川堂。
&&&&名高三杰，文冠八家。
&&&&？唐—晋阳堂。
&&&&帝尧启绪，唐叔振封。
&&&&？冯—颍川堂。
&&&&父号万石，子通四经。
&&&&？于—邗城堂。
&&&&当代清官，救时宰相。
&&&&？董—陇西堂。
&&&&千秋良史，一代儒宗。
&&&&？萧—兰陵堂。
&&&&收图兴汉，辅政匡君。
&&&&？程—安定堂。
&&&&衡阳主簿，河洛渊源。
&&&&？曹—济阴堂。
&&&&人称绣虎，自庆接鸾。
&&&&？袁—陈郡堂。
&&&&扬风仁政，卧雪清操。
&&&&？邓—南阳堂。
&&&&云台首列，谏院知名。
&&&&？许—许昌堂。
&&&&万卷毕览，五经无双。
&&&&？傅—清河堂。
&&&&兰台名宰，版筑肖形。
&&&&？沈—汝南堂。
&&&&四声作谱，三善名堂。
&&&&？曾—鲁国堂。
&&&&南丰撰史，西府迎亲。
&&&&？彭—大彭堂。
&&&&作柱下史，封长平侯。
&&&&？吕—南阳堂。
&&&&老弃钓竿荣佐帝，少交中散喜多才。
&&&&？苏—河内堂。
&&&&眉山三杰，沧浪一亭。
&&&&？卢—范阳堂。
&&&&盛唐四杰，大历十才。
&&&&？蒋—蒋乡堂。
&&&&为社稷器，具文武才。
&&&&？蔡—济阳堂。
&&&&纸造桂阳，桥留松荫。
&&&&？贾—武威堂。
&&&&篇陈训诂，策上治安。
&&&&？丁—济阳堂。
&&&&飞凫驯伏，化鹤归来。
&&&&？魏—钜鹿堂。
&&&&收屏志画，图像表功。
&&&&？薛—河东堂。
&&&&三风媲美，五隽齐名。
&&&&？叶—南阳堂。
&&&&书成海录，赋就云官。
&&&&？阎—天水堂。
&&&&抚士得死力，谏役慰民心。
&&&&？余—新安堂。
&&&&灵鼋负阁，钓鱼列屯。
&&&&？潘—河南堂。
&&&&功推武惠，绩著司空。
&&&&？杜—京兆堂。
&&&&书成通典，名列瀛洲。
&&&&？戴—谯国堂。
&&&&破琴示节，学礼删文。
&&&&？夏—会稽堂。
&&&&涂山启瑞，梁国授徒。
&&&&？钟—颍川堂。
&&&&诗书悦性，山水知青。
&&&&？汪—平阳堂。
&&&&状元甘雨，童子春风。
&&&&？田—北平堂。
&&&&孟尝好士，穰苴知兵。
&&&&？任—任城堂。
&&&&西川智士，南海名臣。
&&&&？姜—东齐堂。
&&&&平江保障，白石清歌。
&&&&？范—高平堂。
&&&&沼吴归隐，述汉成书。
&&&&？方—河南堂。
&&&&巨山名翰，正学孤忠。
&&&&？石—渤海堂。
&&&&传载纯臣，诗歌圣德。
&&&&？姚—吴兴堂。
&&&&爵封梁国，派衍桐城。
&&&&？谭—弘农堂。
&&&&七岁能登上第，三子尽作大夫。
&&&&？廖—汝南堂。
&&&&绿荔名族，紫桂书堂。
&&&&？邹—范阳堂。
&&&&鲁郡为钟灵地，邹屠乃迁善乡。
&&&&？熊—钟陵堂。
&&&&西山廉士，东阁直臣。
&&&&？金—彭城堂。
&&&&姹侯世爵，仁山隐居。
&&&&？陆—河南堂。
&&&&河北三虎，洛下双龙。
&&&&？郝—太原堂。
&&&&夫人家法，宰相襟期。
&&&&？孔—东鲁堂。
&&&&东山振铎，北海倾樽。
&&&&？白—南阳堂。
&&&&青衫司马，紫清真人。
&&&&？崔—清河堂。
&&&&五原贤守，四皓齐名。
&&&&？康—京兆堂。
&&&&明经登第，驰射受封。
&&&&？毛—西河堂。
&&&&捧檄而往，脱颖而来。
&&&&？邱—河南堂。
&&&&文雅希范，像立昭陵。
&&&&？秦—天水堂。
&&&&圣徒乐善，蜀吏辩才。
&&&&？江—江陵堂。
&&&&刻炬成诗，梦笔生花。
&&&&？史—京兆堂。
&&&&直躬如矢，忠谏伏蒲。
&&&&？顾—会稽堂。
&&&&姿推三绝，扇藉一挥。
&&&&？侯—上谷堂。
&&&&霓龙节度，钜鹿经生。
&&&&？邵—博陵堂。
&&&&种瓜高隐，修竹盈乡。
&&&&？孟—平陵堂。
&&&&孝著恭武，道传孟轲。
&&&&？龙—武陵堂。
&&&&伯高敦厚，经德文章。
&&&&？万—扶风堂。
&&&&忠实二字，经史一家。
&&&&？段—武威堂。
&&&&平姜锡士，梦风呈祥。
&&&&。雷—冯翊堂。
&&&&帝妃后裔，石室奇缘。
&&&&？钱—彭城堂。
&&&&泽承周府，名并钱郎。
&&&&？汤—中山堂。
&&&&文庙从祀，孝感动天。
&&&&？尹—天水堂。
&&&&中兴良辅，东海名臣。
&&&&？黎—京兆堂。
&&&&修沙阳志，开孝义门。
&&&&？易—济阳堂。
&&&&通经处士，释褐状元。
&&&&？常—太原堂。
&&&&节齐苏武，名擅儒林。
&&&&？武—太原堂。
&&&&武班尚留遗墓，皇后竟号则天。
&&&&？乔—梁国堂。
&&&&相推文惠，邑号神君。
&&&&？贺—河南堂。
&&&&四明狂客，一代儒宗。
&&&&？赖—颍川堂。
&&&&秘书归里，御史敢言。
&&&&？龚—武陵堂。
&&&&荆楚仙范，渤海清风。
&&&&？文—雁门堂。
&&&&洛邑耆英，出将入相；庐陵正气，取义成仁。
&&&&中华姓氏与少数民族中华姓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与少数民族密切相关，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少数民族姓氏曾是汉族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今天的少数民族也有各自的百家姓，如回族的马姓、满族的金姓、畲族的盘姓、白族的刀姓、傣族的杨姓、蒙古族的包姓、朝鲜族的朴姓、壮族的韦姓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因如此，今天的每一个姓氏中几乎都有来自不同民族的众多支派，实际上已经成为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一、我国早期的姓氏与民族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其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交流史。而这种交流融合又是多方面的，互相借用姓氏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具体一点说，汉族人姓少数民族的姓，少数民族姓汉姓，都是很常见的事。
&&&&有人说，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就是你打我，我打你，这种战争屡见于历史记载。又有人说，和平共处才是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上打仗的时候少，互相友好、互相交流的时间多，比如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才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人说，以上两种说法都有片面性，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华文明更加辉煌灿烂，这才是历史的主流。这个观点是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提出来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我国的姓氏起源很早，基本上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时期，他们都是人们公认的人文始祖。《史记&amp；middot；五帝本纪》说黄帝、炎帝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但炎、黄二帝是古羌族部落的首领，居住于陕、甘、青一带，在东进中原的过程中与东夷等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那个时期只是民族融合的萌芽时期，还没有改姓之说，因此还谈不上少数民族与汉族互改姓氏。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包括华夏、东夷、荆蛮、百越、三苗五个族系的人都成了秦始皇的臣民，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大融合。车同轨、书同文，给这五个族系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也给后来的赐姓、少数民族改汉姓或汉族改少数民族姓氏带来了方便。所以，要谈少数民族的姓，便不能忘了秦朝所起的作用，尽管秦朝立国的时间很短。
&&&&汉朝的疆域很大，南边到了越南，北边到了蒙古，东边到了朝鲜，西边越过了新疆。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由于汉朝的强大，少数民族受汉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西汉武帝时便有给匈奴人赐姓的事，其中他向匈奴休屠王的太子赐姓“金”一事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已经被我们在其他话题里提及。除此之外，还有与它类似的例子。传说汉朝的康居国是居住在西域的少数民族国家，为表示对汉朝的忠心，派太子朝见汉朝皇帝，居住在河西等候圣旨，河西就是现在的河西走廊。等候的时间久了，就在当地娶妻生子，他们的后裔就以康居国的康字做姓了，成为康姓的一个来源。
&&&&此外，我们也曾提起过汉代的匈奴人中有姓刘、姓李的例子，说明当时的少数民族姓汉姓的情况并非仅见。这些现象，无论是当时出现的少数民族改汉姓，还是汉姓又改少数民族姓，都是很自然的民族融合。只是它们的规模与以后相比还较小，或者说不成规模，有关的一些记载也只是很零星的事例。只有到了汉代以后，具体来说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姓氏改革运动，并最终带来了一次民族大融合，对我国姓氏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二、北魏孝文帝的姓氏改革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在其立国期间所进行的姓氏改革，无论是背景、经过还是影响都值得历史铭记。
&&&&鲜卑拓跋部原是由活动在今嫩江西北大兴安岭地区的东胡的一支脱胎而来的，在中原地区进入秦汉时期以后尚处在原始发展阶段，直到他们传说中的成帝拓跋毛时，时间?
独家发布于女性小说专业网站-都市言情小说，首发网站后续章节更多、更全，都市言情小说已开通手机网站，请使用手机访问完全与网站同步更新，方便您随时阅读喜爱的小说。
最近阅读纪录：最近阅读纪录：
发表书评：
支持！强烈支持！
不错啊，继续努力哦
大大写的很精彩，顶一个先
Copyright (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所收录正文 第二章 姓氏习俗和制度的建立-中华姓氏、书库评论及本站所做之广告均属其个人行为，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