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康有为的身份是什么_百度知道
历史人康有为的身份是什么
但后来，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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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掩盖百年的“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
今日话题历史版谌旭彬
导语：“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但考之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硃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硃谕称：“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实际上，“六君子”中厌恶康有为者大有人在“六君子”当日被当作“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说他们围绕着康有为，为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业而不惧牺牲。但事实绝非如此，“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笔者尚未见可靠资料，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故而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左图：杨锐；右图：刘光第。因与康党交恶，故政变发生前，二人认为并无出逃必要。入狱后亦处之泰然，自信经过审讯即可无罪出狱。孰料慈禧因担忧外人干预，未经审讯即下旨杀害了“六君子”，朝野内外俱为杨、刘二人冤痛。1、杨锐、刘光第二人相当厌恶康党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张氏素来鄙视康有为之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之学术旨趣，可想而知。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曾在给其兄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任职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铁杆康党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大致与杨锐相似，其进入军机，同样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但或许是因为刘虽得张之洞器重，但终非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之后，也非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但其对康党的厌恶之情，则与杨锐一般无二。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为缓和新、旧矛盾，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刘氏“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则有“小军机”之名）。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刘光第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锐的理由是与“康党”无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左图：林旭；右图：康广仁。林旭乃荣禄推荐，但长期受康党影响乃至左右，以至于被捕后荣禄拒绝对其施以援手。康广仁被捕后，曾遭遇审讯，似曾供出某些朝廷尚未知悉的信息。2、林旭、康广仁被捕前后曾竭力摆脱“康党”身份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左图：谭嗣同；右图：杨深秀。谭嗣同乃激进之反满革命党，其参与维新，隐含推翻满清之旨；杨深秀代康有为呈递了至为关键的部署“围园杀后”计划的奏折，但杨本人是否了解奏折之玄机，尚不得而知。3、唯谭嗣同一人甘愿为其反满革命理想而流血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所谓“秘密金库”，根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其被慈禧定为“康党”，并无诬枉。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尚未敢断言。事实上，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如此写道：“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尔），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对谭氏之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康党事后作伪，竭力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并对其成败有所预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维护其“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又不惜种种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之真相。1、篡改杨锐、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的关系如前所述，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康党”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但二人被杀后，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如康有为之《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之《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无什么“裁抑吕、武之志”。再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梁启超之《刘光第传》则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但实际情形，据胡思敬披露，刘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谭嗣同与同班值宿，邀与联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难。”谭氏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详，其力邀刘光第联名，乃是故意拉刘下水。类似此类篡改者甚多，此不赘述。2、篡改谭嗣同绝命诗，掩盖其革命党之真相康党对“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盖，是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谭之原诗《题壁狱中》，有两种流传版本。其一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其二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者系非康党人物所记；后者则是康党所着力宣传之版本。这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句。“欧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谭氏《仁学》中有谓：“谋反，公罪也”。如《仁学》中所述，谭氏认为满清皇室残害“中华”数百年，乃罪大恶极者，故在谭氏看来，“围园杀后”乃是代表千万“华人”对满清最高领导层实施正义的刑罚，故有“欧刀”之说；所谓“手掷欧刀仰天笑”，乃系指“围园杀后”计划失败，未能如愿刑罚满清皇室。谭氏认为：“谋反，公罪也。……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也就是说，“留将公罪后人论”一句，乃是谭氏自承谋反，且不认为谋反有什么不对。康党戊戌年之后，传播谭氏绝命诗甚力，但这两句，绝不见于其宣传读物，而被置换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与康党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认自己曾有“围园杀后”计划及“保中国不保大清”等谋反行为，是相一致的。至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否康党杜撰，目前还存疑。一种很大的可能是：这两句其实也出自谭氏之手，只不过被康党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绝命诗中。证据就是：谭氏应诏赴京时，唐才常为之饯行，谭氏曾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所谓“三户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阴谋推翻满清之暴政，“昆仑”非独指高山，亦有“华夏”之意。除篡改绝命诗之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内有“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等语。浑不顾谭氏毕生仇恨满清皇族之政治立场，必欲将其打扮成光绪之忠臣烈士；更无视谭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离京之事实，反杜撰出“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语。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这份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密谋捏造的。结语：纪念一种历史人物，所纪念之内容，却与该历史人物之真实行迹南辕北辙，实在是一种悲哀。“戊戌六君子”或厌恶康党，或名曰维新实系革命，并无一人系为康党之维新而死，百余年来，却始终被贴着“康党”、“维新派”之标签，实在是可笑复可悲。出品：腾讯历史频道·今日话题历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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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连梁启超亦不讳言：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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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亦不讳言：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作者：伍国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康有为的形象颇为不堪，只是这股潮流的艺术体现。 　　康有为的功绩是否曾被夸大？今天的人们对康有为究竟是否又过于苛刻？ 　　其实，追究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等问题意义并不大，作为一个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历史功绩诚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维新运动在仓促中确实失败了，六名志士横死成就了爱国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烟做了飞毛腿，这不能简单地往“反动派”头上一推了事。而康有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变成顽固的保皇派，甚至成为共和革命的敌人。康有为立场，能力和动机，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质疑并不过分。 　　康有为的功利，首先表现在对权贵的巴结。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乡试时“遍谒权贵”，以求上书推进变法，结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们拒绝。一方面，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为保守的满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谀奉承，“嚣张卑蹈”也引起了官僚们的反感。当时的京官们都觉得康有为是“托名西学，希图利禄”，过度热衷功名。1895年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已经是名满全国的维新领袖，他带领弟子梁启超建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网罗了一批重要官员，组成强学会的几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权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赞助强学会。但据康有为本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记叙，他很快就失望地发现，开明官僚如丁日昌，张之洞的赞助不过是想“籍以渔利”而已，也就是说，尽管康有为刻意巴结高官，他们却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并非改革的忠实盟友，张之洞后来的翻脸果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拥有众多热情支持变法的绅商富贾。康有为当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但据启蒙思想家，广东籍的上海绅商郑观应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指出，“沪上强学会，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办事者无条理，不允选举商董协力维持。” 商人出了钱却不能参与管理，岂不等于是冤大头？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而当时上海绅商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变法，但对康有为个人的评价并不高，对变法的成功也并不乐观。康广仁曾经劝兄康有为“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日，康有为在即将接受光绪皇帝召见前，特地面晤郑观应，问，“政治能即变否？” 郑当即指出，“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可惜康有为哪愿再等三年？当时旁观者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势，康有为却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掷，其政治头脑和能力不待后世批评，就已有定论。但是，郑观应仍然在变法失败后努力保护康有为在上海的弟子，并送给避难于澳门的康有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为流亡海外后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绅商发起一系列政治活动，试图阻止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阴谋，其中上海工商界领袖经元善还因此被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澳门。立宪运动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国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维新的康有为只注意日本的体制变革，而忽略了其社会因素，他似乎没有弄明白，在日本变政成功背后的，正是企业精神的勃兴，工商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康有为面对中国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却不去争取，其势利和缺乏远见可见一斑。 　　最初经张之洞介绍后结识康有为的经元善对康有为的印象也并不好。经元善在致康有为的一封复信中说， 　　“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1) 　　这封信中暗示出这样的情况，康有为先写一信给经元善，对维新运动的推动不力大有抱怨不满之意，经元善则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康有为的缺点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说，十年前康有为在北京的时候，京官们对他的负面评价可能是守旧者的偏见和误解，那么一个支持变革的上海企业家表达完全一样的看法，就只能说明这是事实了。而“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点明了康有为当时的真实处境，除了几个后生晚辈把他奉为“圣人”，摇旗呐喊，在新旧两面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坚定性和否定皇权专制的彻底性早超过了康有为，最铁杆的梁启超后来也一度接近孙中山，差点弃康而去！）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对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和后来的保皇活动持怀疑态度的，还不止上海商人。当年在日本军校留学的阎锡山读了康梁编辑的杂志后曾叹息，“保皇党岂足以救中国？” 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和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经也是维新派争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当即拒绝了维新派的邀请。罗家伦曾经当面请教蔡元培当时为何拒绝，蔡从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令罗家伦多年后仍觉“言犹在耳”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I，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2) 蔡元培何以拒绝变法活动而投身同盟会，康有为为何在上海陷于孤立，上面这段话中可见端倪。西太后为人手段狠毒，但毕竟势力很大，而且对改革并非绝对反对，否则洋务运动也搞不起来。曹汝霖留学日本归来，初入满清外务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后召见，西太后向其详细了解日本宪法的宗旨，国会的选举办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说，并强调立宪的重要。而西太后“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曹当时的印象是西太后喜欢揽权，但思想并不顽固，只是缺少关于各国宪政的知识，曹甚至觉得，假如康梁当年能将变法计划，直接向西太后祥加说明，消除她以为变法只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觉，并让她不感觉自己大权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后同意，“惜乎当时维新诸君子，求进之心太切”。(3) 　　梁启超对待光绪皇帝的态度就给人以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感觉，一方面，梁并不象康有为那样真心拥戴光绪，而且光绪也不过给了他一个六品的官位，据说是因为在受召见时梁的广东口音太重，光绪听不大懂，影响了交流。另一方面，由于维新派事实上卷入了清廷内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梁又出于宣传的目的必须拼命吹捧光绪为“圣主”，“未来的总统”，同时竭力咒骂慈禧，荣禄等人，其结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内部保守派的疑惧，直接导致了慈禧欲废帝的意图和一场政治危机。当时就有人致书梁启超，劝他不要再捧光绪，越捧他越会死得快。(4) 而作为变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视若帝天”的光绪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和的日记中曾记载，幼年光绪胆小怯懦，成年后的性情，有一段轶事可证。有一天，“童心犹甚”的光绪皇帝突然将管理清宫中安装电灯的“电灯委员”召入，要求立刻安装电话（德律风），委员对称：此物都中不全，应在外洋购办。光绪大怒，斥令一日内寻到，否则掌嘴。最后是由一名原在太后身边的老太监跪地力阻，并搬出西太后警告，光绪才作罢。当时一位熟悉内廷的官员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且闻当今（光绪）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无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固也•••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5) 康有为的风格和光绪的脾气可谓半斤八两，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个是“童心犹甚”，一个是“尚少阅历”，但其实又都老大不小了，国家政治岂能靠这样的人来搞？ 　　胡汉民在自传中也有专文论及康有为和戊戌维新： 　　“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竞，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6) 　　看来对康有为的好大喜功，时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学上的“剽窃武断”，在后人的权威学术著作中则得到完全证实，并非是因政见之争而起的诋毁。梁漱溟在1921年口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时说，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评了许多人，“却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摈弃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没有明说。但史学大师钱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关于康有为的专章里讲得就很明白。他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论著之一《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自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但康本人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廖平本人对此也颇为不满，认为康有为是在与他谈话，并读了他的著作之后，只一年时间就推出了伪经考，明显有抄袭之嫌。廖平甚至专门致书康有为，批评道，“•••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注：此为廖平笔误，应为郭象，汉代人认为郭象剽窃向秀)之谤”。虽然学术和思想总有传承，启发和影响的一面，但这通常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不是一年之内就能完成，而刻意的回避理论来源的确有沽名钓誉，做贼心虚之嫌。钱穆在著作中对康有为持明显的批评态度。对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的康著《大同书》，钱穆也大不以为然。钱穆认为，虽然《大同书》如梁启超所说，具有一些近代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自有其历史背景和实现的方法，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既无时代的需要，又无具体的步骤，不过是“以空想为游戏而已”。钱穆进一步质疑说，康有为号称尊奉孔子，但《大同书》中所谓去国界，去家庭，明显背离了儒家学说，“平等博爱”是来自西学，兼袭墨家，所谓“去苦求乐”只是浅薄地抄袭佛家思想。就算人类社会真的按康有为设想地破除一切界线，实现绝对平等，是否就是真的极乐世界？钱穆从纯学术的角度，将康有为的乌托邦大同思想的出现放在乾嘉考据学派衰落的背景下考察，算是替康有为找了个台阶下，但他仍然批评康有为“以好高衿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此成侈张不实之论也。” 钱著书成于1937年前后的北平，与今天中国国内论者关于康有为的争议及相关政治背景根本不在一个历史时空，钱穆的观点和评价，值得相当的重视。 　　将这几种来自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角度的人对康有为其人及其政治，学术活动的评价综合起来，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有连贯性的形象。虽然康有为的勇气，维新思想和实践值得肯定，但其自负，浮躁，功利心重，而且过度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也是事实。后一点连梁启超亦不讳言：“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其对于客观之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7) 康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与他在《大同书》中暴露的缺点是一致的：以追求空洞的目标代替对现实环境和可行性的细心研究――仅凭此一点，孙中山，蔡元培诸人的确远高过康梁，再加上人格的磊落，中山先生得到后世的崇仰绝不是偶然。他们的区别，也不全在于革命和保皇，更是方式，态度，为人的问题。康有为对待廖平思想的那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也和他只顾向上海绅商募捐，却拒绝给对方尊重和礼遇的做法如出一辄。救国救民的热忱和个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个性上的种种缺陷混合，必然导致康有为成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甚至不大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讨康有为及其同党的复杂性倒并不是非要将他们批倒而后快，热情如何与理性结合，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这一模式也适用于清末，则康梁显然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然而，这部分人身上，有时又也存在宏大的目标与责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间的矛盾。(8)章诒和对罗隆基有句精辟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尝不可以说，康有为既是理想之“圣人”，又为一实践之庸人呢。 　　【注释】 　　(1) 经元善，《居易初集》。 　　(2)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81页。 　　(3)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50-51页。 　　(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1969年版，85页。 　　(5)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8-19页。 　　(6)《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5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史概论》 　　(8)余英时详尽论述“国是”一词的起源的内涵，指出这是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条件下形成的最高国策，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恰恰要求“下诏定国是”，可以看成是争取体制外知识分子与最高统治者共治的局面，恢复宋代传统的努力。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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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康有为神话傅国涌=======　　虽然这只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并不是什么严格的史学著作，但它的出现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为神话。虽然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伟大的戊戌变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但是历史无疑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一百多年来笼罩在康有为身上的神圣光环破灭了。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将重新认识康有为，重新走向十九世纪末那个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一句话，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关于康有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章与书籍。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这样），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这个神话和史前时代的神话无关）。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恐怕也只有这一因素才能解释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尽管多少年来一直都不乏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 　　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但很显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两样的事实：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神话之二：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一**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而，《温故戊戌年》告诉我们，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一**五年五月二日，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一**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时，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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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贴]连梁启超亦不讳言：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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