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目录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这里是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到两宋之时， 宋代出现了儒学地域化。&罢黜百家&，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文化遗迹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史记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离骚》，《九歌》，《湘夫人》，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九嶷山举行，悠久的祭舜历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将“根在九嶷”的传说化作了无可争辩的史实。考古认证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文化影响《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本质介绍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包含内容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主要内容 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湖湘文学艺术：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湖湘史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民俗民风：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学技术：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历史发展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具体表现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故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继为贾谊。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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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与「庙堂」湖湘文化的历史吊诡
17:27:47     
来源：湖南图书馆网
「提起千斤，放落四两。」
用这句民谚来指涉一个文化的话题，实实在在有感于当今文化研究方面的混沌。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湖湘文化更是当下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边的一块口香糖，耳目所及，官也好商也好，似乎谁都可以对湖湘文化道出个一二三来，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却缺少深入的探究。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现当代文学进行观照，无疑受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家泰纳（Turner）的影响，他提出的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三要素说中的「地理环境」要素最引人瞩目，人们通过文学的地域性来考察文学，发现并揭示出文学的发展规律，「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1
1996年出版的《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便是这一研究领域上的一个重大收获，田中阳先生第一次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当代小说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审视，2000年9月，我再次读到了《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岳麓书社），这本书的出现，既是四年前的延伸，又是一种新的开拓。但我以为，在文学这一层面，这本书的意义不如前一本书，但在区域文化的层面上，这本书又远远超过了那一本。
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以下简称《湖湘》）这本书里，作者正是通过对二十世纪湖南文学的「百年反思」，「穿透百年湖南文学的纷繁表象」，来寻找其发展演变的文化之根──即湖湘文化精神。无疑，这确实是第一部探究湖南文学百年兴衰之源的书。
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个仅次于江浙文学的「文学板块」，吸引着人们向往的目光。「从世纪伊始被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的陈天华」始，「至世纪末被公认为『官场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王跃文」止，欧阳予倩、成仿吾、田汉、丁玲、叶紫、沈从文、朱湘、周立波、康濯、周扬、莫应丰、古华、韩少功、残雪、唐浩明、何立伟等等，再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就是毛泽东。他们的创作走向虽然各不相同，但其精神根源却同出一源。《湖湘》一书便是在回溯百年湖南文学长河的历程中，通过对上述作家作品的解读，对湖南文学百年盛衰的潜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既肯定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优点，同时最令人关注的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它的弊病，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田中阳在这本书里所做的，首先是廓清「湖湘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他指出：「对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来说，伏潜在他们的生命行程中的、使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化品性的所谓『湖湘文化』，亦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具体地说，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我以为这是承传至今的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质。」2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百年湖南文学长河得到印证，这种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在二十世纪湖南作家中表现为「政治──文学」和「文学──政治」两种创作心理定势。田中阳所做的便是进一步从这二定势出发，剖析湖湘文化精神对湖南文学的规约。尽管二者有不同之处，前者出于作家对政治的天生迷恋和主动逢迎，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和实际目标都是现实政治；其代表作家是周立波、田汉。后者表面上的创作行为仿佛是对政治采取一种刻意规避、超脱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沈从文、韩少功。但究其实质都是「以政治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的湖湘文化传统基因在起作用。这种研究都是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的。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这并不是田中阳在该书里的精神旨归。我以为，他的最后指向却是针对现实和当下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二十一世纪湖南文学的出路的一种屈原式的焦虑。既然是反思百年湖南文学的兴衰，既然是以探源为初衷，我们就不能忽略它的另一面，那就是「衰」和「流」。20世纪湖南文学有其风光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从90年代后期以来，湖南文学正一步步走向衰微，过去人们乐于提起的「文坛湘军」气象不再，甚至有些人不愿再提起这一概念，「文坛湘军」在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后已经溃不成军了。二十一世纪的湖南文学向何处去？这才是田中阳所忧虑的。所以，作者的研究目的不在于为湖南文学为湖湘文化精神歌功颂德，而是直指它的流弊。湖湘文化将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人格建构的忽略乃至轻视。而随着政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悄然退居幕后的时代大势之下，湖湘文化面临着重要危机，要么坚持政治这一「第一要义」，要么就任其自生自灭。田中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很明显，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已落后于时代，湖湘文化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的自大的病态人格」。众所周知，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百年来，所依凭的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区域性因素，在过去，人们也许只注意到了湖湘文化的优质表征，而忽视了某些不足以引人注意的负面效应。田中阳先生却从湖湘文化发展的世界性和现代性趋势中发现了这一文化精神的不足，即滞后性和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现在舍我其谁、夜郎自大的病态人格和虚骄之气。其滞后性表现在今天最为明显，「今日之湖南，动辄自号『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与此同时「湖南人的思维方式也多表现出封闭性、静止性」的特点。此外在处世和治学上更多的表现出负面效应：诸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心理，学风浮躁」。笔者感其思维之冷静、胸怀之海量，态度之坦然。
探求湖湘文化之源，反思湖南文学之弊，在央央湖南，似乎并没有因为田中阳先生这本书而出现新的气象。这进一步说明田中阳的焦虑是有远见的。20世纪湖南作家所经历的「往往都是悲剧性的人生，这种悲剧是政治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更是其蹴而不就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传统性格的悲剧」3，对这种悲剧的理解，正是人们不愿直面的现实。
田中阳所界定的湖湘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出发的，「它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滥觞于南宋时期，由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响湖南乃至中国数百年历史进和的区域性文化思想流派」。这同大多数湖湘学者的视角是相符的。这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近源，具体地讲是湖湘学派。它的一个远源便是广义的湖湘文化，目前普遍认为广义的湖湘文化，滥觞于先秦，是周代楚文化之一支。但是研究者在对待这段广义的湖湘文化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也正如田中阳所说的：「我以为还是没有将『湖湘文化』的独特性说清楚，……这里存在的一个矛盾是，你越想说清楚『湖湘文化』的特点，它似乎就越没有了特点，你越想说明『湖湘文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似乎它就越不存在。」
那么观照一下广义的湖湘文化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湖湘文化之源。而二千五百多年的湖湘文化是何等纷繁何等复杂，这是在一篇文章里说不清的。这里我认为不妨学一学余秋雨。将复杂的话题简单化，是余秋雨的一大「法宝」──尽管这一「法宝」笔者自己也不以为然。
按照余氏的「历史逻辑简单化」方法，我不妨这么认为，纵观二千五百多年的湖湘文化，它的发展、改造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回归江湖」的大轮回。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精神」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湖湘文化精神的一种写照。回到先秦，探溯湖湘文化，一言以蔽之，其时的「湖湘文化」──如果能够这么称呼的话，实际上正如余秋雨所说的是一种「贬官文化」。屈原是贬、屈谊是贬，此二人被公认为与湖湘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这是第一波；历史的小舟驶向大历四年，也就是公元769年，湘江之上驶来了一只孤零零的木船，向潭州开来，这是一只很不起眼的破船，比起潭州水域任何一只画舫和游船都逊色得多，船上的人也是一幅老病衰弱的穷儒模样，那褐冠那长袍那书卷都早已在风雨飘摇之中破烂不堪了。再也找不到比「落魄」二字更好的形容词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唐代大诗圣杜甫。然而，屈原沉江、贾生愁绝，储生断书，这些凄凉的人事，能给他带来甚么好心情吗？在湖湘大地漂泊了一年之久的老人，不得不寻生退路，但是「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不得不病死在洞庭湖上。公元805年前后，老杜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文人先后漂泊到了湖湘，他们有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更有自称「退之先生」的文坛领袖韩愈紧跟着被「贬退」到了湖南。「湘风楚雨总关情」之情，牵系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另一位文坛领袖柳宗元也开始了「潇湘十载苦淹留」。从礼部员外郎到永州司马……这一切，都看到范仲淹的眼里心里，1046年他倡导改革被贬，应邀为好友滕子京写《岳阳楼记》，趁机借湖写楼，借楼抒怀，把这一切都浓缩成一句千古名句。「于是，浩渺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4在汉语词汇里，潇湘便这样成了一个「漂流岛」。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被贬到北京、上海去的，不知道这是湖湘大地之幸还是不幸？无论是先秦时的湖南，还是唐宋时期的湖南，都只是文人眼里的「江湖」。湖湘文化不啻于一种「江湖文化」。在这里余秋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且不说这些长期或暂时流放、贬谪、漂泊、写作于此的作家，是否都该被接纳在「湖南文学史」之中5。这个问题可待继续探讨。但湖湘文化肇始于屈庄，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秦时期的楚文化的核心便是屈庄，它和中原文化可谓当时二大文化系统，分别代表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长江的诡奇造就了楚文化的浪漫传统。洞庭湖的宏阔蓄积着楚文化的「势能」。从地理方面来看，湖湘文化的早期便具有「江湖」文化的特质。「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山水对文化对文人的影响是深层的，它可以侵入人的骨质，沉积成「基因」潜伏下来。生活在北国草原与生长在南方江湖的人的基因断断是不同的。当然，任何一种文化它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江浙文化，早期的江浙文化是尚武的，他们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浩渺的大海，要生存，不尚武是无法生存的，早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但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发展，江浙文化开始趋于「秀气」，「奶油小生」成了人们对江浙人的一种印象。但人的基因并不因此而根本改变，这就不难想象为甚么在清兵南下之际，恰恰是江浙人反抗最强烈的原因了。
和中原文化的「稳重」相比，湖湘文化的这种浪漫气质恰恰正是江湖文化的表现。多数学者都发现了一个现象，「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而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湖南文学并不发达。但少有人去研究其中的原因何在。究其原因，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在近代以前，统治中国的文化不是庄子的「江湖文化」，而是「庙堂文化」，以韩非为代表的庙堂文化，其时，「江湖文化」无力无心与庙堂文化抗衡。这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致的。近代以前，国中相对稳定，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转型。而江湖文化的温床只
适合于先秦那种「百家争鸣」的社会土壤。湖南文学的每一步发展，都足以印证。魏晋以前的湖南文学远远落后于中原和东南地区，「显得非常冷清，沉寂」，直到魏晋（有点类似先秦），才出现了刘巴、蒋琬、阴铿等湖南本土作家，到唐代又开始「步履艰难」，如果没有一批流寓湖南的作家文人，也就难以想象明清时期的湖南文学会是甚么样。
湖湘文化的发展都是借助于外力的结果。每当社会出现动荡，特别是异族的「进入」，就会激起湖湘文化的爆发力。在宋元时期，湖湘文化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张龊、朱熹等人在岳麓书院传播薪火，开了湖湘学派的先河，张龊的父亲就是一位将军，在抗击异族的侵入方面做出了成绩，张龊的「薪火」来自于其父。近代第一次外族侵入是在清，出现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学人；第二次是在1840年左右，这一次是真正的异族侵入，而且是来自于遥远的西方，此时就出现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接下来，更有谭嗣同、陈天华、郭嵩焘等辈。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东洋日本鬼子的入侵，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毛主席就应运而出……这每一步的发展，湖湘文化的精英们举起的「薪火」无一不是「经世致用」或「经邦济世」，无一不是心忧天下，心怀苍生。与「经世致用」差不多同义的便是江湖中人常说的「替天行道」。这些时期的湖南文学，在田中阳的《二十世纪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一书中有更充分的阐述，这里就不必重复。正如湖湘文化总是处于时代急潮中爆发，在大转折时期发展一样，湖南文学也是借助于时代急潮推进，在大转折中求发展了。
来源：湖南图书馆网  作者：刘绪义  编辑：王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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