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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游思想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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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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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逍遥游
&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代表篇目，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战国百家争鸣，各不相让，陷于是非之中的人，激于意气，互相攻击。庄子主张忘彼此、齐是非、混成毁、一有无，让光彩含而不露，“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真宰”，即超越于万物是非变化之上的“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和争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
　　一、对是非争辩的齐一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此即“齐论”。因此，“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庄子解开心灵桎梏的方法。
　　庄子批判在理论思辨的观念市场中的争逐，批判那种汲汲营营，担心受怕，好胜好强的心态处境。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他认为，追求真理至道的人，应该有一种舒适愉悦的心境，因为自然的奥秘本也是如此的逍遥自适，庄子观念中的“道”就是一个“逍遥自适无目的巧妙的造化安排”，因此体贴了这个最高真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生活中体现一种自在轻松的情怀，但是战国时代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说客们，哪一个不是好强雄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彼此伤害呢？哪一个人物展现了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无胸怀呢？所以他们从生活情调上就已经悖道远甚了，所以庄子在生活情调上予以辛辣的讽刺，庄子说：“喜怒哀乐，虑叹变悊，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其萌。”（《齐物论》）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象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可见，在理念的战场上耗尽心神，消亡精力，真是人世间的悲哀，人们口口声声以此为追求真理，其实却正是在远离真理。庄子不禁发出感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因此，庄子就试图寻求一条解开心灵桎梏的道路，使之展现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的胸怀，“齐论”正体现了这一点，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予以彻底否定。
　　庄子否定社会议论的绝对性就是否定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所有议论。他对于战国百家的议论纷纭，虽然都不赞成，但却不正面反对任何一家的理论，反而是从知识的绝对性问题入手，瓦解所有的社会议论的绝对性。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和经历为背景，以自己的立场为坐标而作出议论的，因而议论总有一个观念上已经预设好了的出发点，总有一个特定的发言角度，所以永远不能无限地扩散这个观点的适用范围，当所有的议论都在一定范围使用时，它们是有效的。可惜的是，人们在辛勤地钻研出了任何自以为极端宝贵的观念之后，都是无穷扩散、任意解释，反而无限地普遍化了自己的观点，使之趋于僵化。任何的社会议论都不能有适用上的绝对性，如果我们心胸宽广，没有任何成见的话，我们都可以相当充分地理解任何观点的有用性，并进而欣赏这些观点的智慧形态，当然也同时清楚地知道这些观点的适用范围。然而世人心胸多不开朗，有了一点见解就要钻牛角尖，得了一点经验，就要无限地推演，于是理论市场中充满了排斥他人观点的绝对性意见，有你无我，非要辩个你死我活不可，生命的精彩就被这种心理的纠结给遮盖了，于是距离自然的逍遥也愈加地遥远了。所以庄子说：”欲是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与其喋喋不休于是非曲直，不如以平静的心情去关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
　　“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齐物论》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对于追求逍遥自适境界的意义便在于卸下人类繁重的心理包袱，从而为追求“至人”（内篇《逍遥游》）境界打开心理空间，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观念的纷纭。由此，庄子在本篇中提出了主体价值标准的“多元”的问题。
　　庄子说：“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齐物论》）不少论者依据上文断言庄子混淆是非，宣扬相对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将会认识到庄子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与否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价值反映的是主体需要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和需要，他们与客体之间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因而，人类、泥鳅、猿猴、麋鹿、蜈蚣、猫头鹰等这些不同的主体与客体世界理应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从人的居住、饮食和审美标准去观察周围的动物，人类就会”是非之途，樊然淆乱”（《齐物论》），迷惑不解，不知何为“正处”、“正位”和“正色”，不会谈论是非曲直。由此可见，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主体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存在问题。在庄子看来，如果人们仅仅从单一的价值标准（庄子称之为”自我观之”）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就会陷入价值认识的误区。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任何主体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存在，就象人类双脚踏出的万条道路一样，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如同世间万物的名称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任何主体价值评价标准都具有两面性：“然”与“不然”，即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肯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否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应该****的，这是所谓“不然于不然”。
　　庄子认为任何分析和评价都是个人的一偏之见，都是“分也，有不分也；辩也，也不辩也”（《齐物论》），都是有取有舍，有得有失。世人与其“自贵而相贱”，不如“是不是，然不然”（《齐物论》），以包容的心胸看待不同的个体价值趋向。庄子认为价值标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他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外篇《天地》），“有万不同之谓富”，希望人们宽容不同的价值趋向，号召人们“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庄子主张宽容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要求世人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人间的是是非非，这种处世态度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社会上的知识观念，才能在心境上达到不为外在情境所烦扰的境界，才可以尽情地追求心灵上的逍遥自适，真正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
　　三、向自然之道的回归
　　从理论上来说，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对“自然运行原理”本身的超越性的论点，“超越性”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的原理是难以把握的，是一般社会议论的层次无法掌握的，因为“道”只是一个自然、逍遥、自适、巧妙、无目的的造化安排，人们要善于体会这个“道”，而且只有对于“道”的理解才是人间智慧的极致，因此，一般社会议论之知的绝对性并不存在。
　　道家以道为其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统括一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始，是宇宙的总法则。道家确立道论的最主要目的是把道作为所有人事标准，要求人应遵循道，人合于道。人若能合于道，人类社会自然不会违道。道家追求人合于道的前提是：人出于道却背离了道。天地万物，均统辖于道，何以惟独人背离了道？
　　庄子作为道家之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如此论道的：“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内篇《大宗师》）。道论的确立，本身亦即确立了人出于道这一关系。庄子曾明确论述人是出于道的：“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内篇《德充符》）这里的“道”与“天”应是同义的。人出于道，这是人与道的第一层关系，但重要的是人与道的第二层关系人背离了道。《庄子》中讲：“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於心。”（外篇《缮性》）这就是讲人与道的背离。人出于道，但人往往背离了道。这一矛盾是人和人类社会所有痛苦与罪恶的根源。道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人与道的背离，使人合于道。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清楚矛盾起于何处，也就是说，道家必先知矛盾关键之所在，种种体道方法才能有的放矢。不然，如何能提出解决方法？人与道，首先，矛盾是起于人这一面，自不待言。但人出于道为何却背离了道？我们可以从道家对人的种种要求及体道方法中来分析，看究竟是什么使人背离了道。
　　庄子把人背离道的原因直接归于精神，虽然这在老子那里只是一个推论。《齐物论》中讲：“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魂交”指睡眠时做梦，“形开”指觉醒时感官形体功能开启，这所描述的正是人的普遍的精神活动，睡眠与觉醒都不停息。这与《德充符》中说惠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是同样的意思，说的也是精神驰逐外物这种状态。精神驰逐于外，劳而不休，这种精神状态庄子认为是背离道的。与此相反，体道“真人”则是“其寐不梦，其觉无扰”（内篇《大宗师》），这与“魂交”、“形开”正相反，是一种安静闲适的精神状态。以上已表达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精神。庄子的“坐忘”也明确反对人的精神活动，“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内篇《大宗师》）。这里虽未有表示精神的概念，但这是针对人的精神而言的。“堕肢体”和“离形”是指消除自我意识，“黜聪明”和“去知”是指摆脱对象意识，也就是忘掉自我和外物，达此“坐忘”境界才能体道。庄子还讲过：“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内篇《大宗师》）这也是对人的某种精神现象的反对。此外“造化”指的是道，“人耳人耳”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不祥”就是背离道。庄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人的这种刻意于物我之分或对立的自我意识使人背离道，这可以与庄子的齐物思想相对照：“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是在讲不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不是不承认物我之分别，而是不要刻意于物我之分别，应将物我混而为一。《齐物论》中的“吾丧我”是庄子对自我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反对的最典型的体现。“吾丧我”，把我自己主观的一切观念、意见、情绪、感受都予以化解摈弃，让“自己”不出现，从而进入“道的超越性”之中，让自我的心灵澄静下来，齐平地观赏议论的流动。以上这些都明确地说明庄子认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人之精神。把握住人背离道的根源，才能做到提纲挈领。天地万物受自然支配，自然有其不易之法则，但人与天地万物不同，人虽生于自然，但自然并未给人以固定的法则，因为人有精神，人受自己的精神支配。
　　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要使人合于道就必然要从这个“精神”入手。庄子是主张通过什么体道，是否要求去除精神？庄子逍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榖熟。”（内篇《逍遥游》）这是体悟大道的表现，“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的显然不是指形体，而是指精神。只有精神可以超脱现实，游于天地、人世之外，形体是不可能的。庄子是主张齐生死的，追求的是精神的逍遥，不是追求形体成仙（追求成仙是后来道教的事）。庄子在《齐物论》中是这样说的：“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差别，而是在承认差别实存的前提下，在精神上不刻意于差别，于是不生是非、好恶之情。若精神执着于是非、好恶，无疑是给自己戴上沉重的心理枷锁，人类将无法逍遥而游，而只能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齐物论》），纵观庄子的思想，齐物之论是为其逍遥以游的目的而发的。“逍遥”、“齐物”都是讲精神，而不是别的。此外，《庄子》中讲：“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伦。”（外篇《刻意》）这就更直接清楚地讲出惟有精神能体道。
　　庄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庄子的着作是留给人间的悲剧曲谱。庄子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深受贫穷与痛苦的长期折磨。他不但能超脱于人世的哀乐之情以外，而且还从自然万物生生不已的变化中，找到了超越于悲哀之外的自然基础，甚至他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将要降临自身的死神。他求得与自然运行机制的合一，在这种合一里，找到心灵的慰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然而，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屈从中，却蕴涵着既是属于庄子个人的同时又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意志与能量，这在另一名篇《逍遥游》中便可见一斑。
　　参见 王先谦《庄子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参见 朱谦之《老子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4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中国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
　　黄坚：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年6月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4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时代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另一说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人。著名思想家、、，是学派的代表人物，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道教隐宗妙真道(正真道)认为他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奉祀为本派开宗天师。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他的思想包含着因素，主张“无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庄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色彩，并采用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同时佛教吸收其精华，导致了中国禅宗的诞生。
　　关键词有待无己无待《庄子·逍遥游》，自晋人郭象以来，众注家莫不把它的篇旨看作是论“逍遥”，并且以“逍遥游”作为庄子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在关于何为“逍遥”，怎样才能“逍遥”的问题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从而影响到对该篇思想意义及有关问题的正确理解。所以如此，除了庄子语文形式上的参差淑诡，也有论者方法上的“以自为方”。
　　笔者以为，要在从庄文本身的正言庄语出发，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来把握贯穿全篇的主旨。一《逍遥游》篇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即“有待”与“无待”，这是郭象据原文“犹有所待”和“恶乎待哉”两句，在注文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也是郭象在庄学研究中的一大贡献。
　　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对待，是指人的某种愿望、要求的实现要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谓“无待”，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庄子认为，“有待”是造成人生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摆脱有待，达到无待，才能实现自由，即获得逍遥游，逍遥游也就是无待的自由境界。怎样才能摆脱有待，达到无待呢？庄子强调，根本的一点是要认识到，不是外在的客观条件或必然性束缚了人的自由，而是人们自己的主观认识、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不知道“以道观物”、“道通为一”的道理；如果能从主观上齐同万物，忘却外在的一切差别，也就无所不适、无所对待了。庄子进而提出了最彻底的“无己”的方法，即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一切，直到忘记自己。无己而后无所待。《逍遥游》云：“圣人无己。”
　　“圣人”就是庄子理想中的逍遥人格形象，其根本特征便是“无己”。能做到“无己”，就不会计较外在的功名利禄，不会在乎自己的存亡得失，自然是无待逍遥。晋人支遁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
认为逍遥就是说明圣人无己的精神境界。支氏为佛门弟子，然此说未必是以佛解庄，而是深得庄子之心的。
　　以“有待”和“无待”两个核心概念来把握《逍遥游》篇旨，前人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如晋人郭象、清人王夫之，今人关锋、王树森等。这里再作两点补充说明：其一，“有待”和“无待”是该篇唯一从正面提出的两个思想概念。
庄子这个人有点像是没活在现实生活中。这应该是古代人都信神，都想长生不老吧。他的思想一直是超脱的。追求最上的置顶境界。这些做到了就是他认为的逍遥了。一句话总结他就是跟那些皇帝什么的一样想成神。 庄子逍遥游 庄子三十三篇，以内篇居首，内七篇又以逍遥游居首。逍遥游此篇实为庄子思想之代表，同时也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最足以表现其态度和为人风格。「逍遥游」三字如何解释？自古各家解说不一，但是与其在字面上作推敲解释，不如从逍遥游本文中去探索其要旨。
在庄子逍遥游篇中的许多寓言故事，不直接以明确的文字阐述理由，而藉由外物故事来间接表达其寄托的深远意涵，这也是庄子为文的重要特色。因此我们在读庄子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寓言的主角都是「物」，表现出来的是物性，而寓言的对象是人，呈现出来的是人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切体会其中的寓意，而不能受限於故事本身的描述，如此可能会对庄子的原意有所疏漏。 贰、重要观点 庄子逍遥游篇，为了阐明逍遥之意，举了鸟兽虫鱼等等以为例，并且以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其要旨，思索其寓意。 我们试著从庄子的思想来探讨追究，知道所谓逍遥游的境界，也就是想在无限生的痛苦与现实的凄楚中，追求自己能够超脱而出，拥有一个自由而快乐的境界，培育一个属於灵性的、而且充满无限自然和谐的广大精神世界。所以庄子在他的著作中把逍遥游列为其中的第一篇，开宗明义的显示出他思想世界的要旨。在逍遥游的叙述中，我们如果以鲲来作为人的影射，水来代表现实世界，那麼鲲的形成，就如同是一个哲人在人群中造就了心灵境界的雄伟，而不沈浮於世俗尘埃。但是这种境界上需要再求上升，酝酿变化而成为鹏，那麼大鹏所代表的就是境界的上升，从现实中超拔而起，另外开辟一个飞扬活跃的精神境界。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是因为他已有所蓄养，成其与自然相近之体，另一个则是他因为能够待时而动，随著自然规律，自然能与万物融合一体。 大鹏最后能够在天池中逍遥，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默默耕耘。同样，我们想要逍遥而游，绝不是想那些小鸠一样，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满足、自我陶醉，便自认为是逍遥。逍遥的境界，其最终固然是无待的，无待的真义，不是流於虚无，而是把有待加以净化、升华，因此要达到逍遥的功夫，仍然必须从有待做起。只是有待而不拘限於有待，最后才能把有待化为无待。而「无己、无功、无名」的功夫，也是必须有己而后可以无己、无己而后可以见真己；有功而后可以无功、无功而后可以成大功；有名而后可以无名、无名而后可以得实名。 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即是在於体认自我、存在真我、由忘我偏见的破除，而追求人生的真我，以求逍遥。关於篇中叙述，大多著重於境界的描述，然而我们不可将境界误以为就是方法，而不知庄子逍遥境界的背后，有切实的修练功夫。但这些切实的功夫，在逍遥游一文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而是散见於其他篇章中，逍遥游只是总纲，想要对庄子思想有全面的了解，仍然要研读体会庄子全书。
　　庄子逍遥游篇，为了阐明逍遥之意，举了鸟兽虫鱼等等以为例，并且以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其要旨，思索其寓意，大致归纳出下列四个主要的概念：
积厚与有待
　　从鲲、鹏的描写，庄子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人类在思想上的追求提升到无穷，由自由而游的鱼、海，到鲲的天地，进而达到展翅高飞的大鹏和大鹏的广阔天地，而远眺遥远的天池南冥。这也就是说由水的世界，而达到水天合一更宽阔的天地，显现一个无所不在的领域和境界。所谓「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於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壮阔的世界？但是这种境界上需要再求上升，从悠游於北冥之鲲，酝酿变化而成为鹏，除了展现「道」的无边无际，而大鹏所代表的就是境界的上升，从现实中超拔而起，另外开辟一个飞扬活跃的精神境界，可说是求道的历程。在转换的历程中，「积厚」与「有待」是两个重要的观念。「积厚」，意谓北海之水不厚，则无可养大鲲，非大道之渊源广大，不能涵养圣人。「有待」，如鲲化鹏，虽欲远举，若无大风承负，必然无法抵达南冥，就算已养成大体，若不能加以变化，亦无法获致大用，要承於自然之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才能至远，而自然之道是只能顺乎其中，而不得外求的，因此圣人也必须要乘世道交兴之大运，才能应运出兴，成就事业。总结来说，必须要深蓄厚养、待时而动，才能尽大圣之体用。
大知与小知
　　庄子运用鲲鹏以及蜩鸠的寓言，藉由小鸠的无知，以写出俗人浅陋、不识大体的境界。鲲鹏之大与志在远方，与蜩鸠之小且无知，作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正如小年无法体会大年，因为小年本身生来的限制，根本无法去经验大年，生命长短是不可违的律则，而蜩鸠先天的限制也无法使他遨游千里。然而针对此处，有人认为此处是教人「各适其所适，各安其所安、各尽其性，各得其所」，不为用有所苦，不为有所求而伤其生、害其志。如同跛足的人不要要求他跑得像猎犬一样快，因为他有天生的限制。固然此说是针对客观限制与心灵的一种调和，亦是处世的适当态度。当然鲲变为鹏的例子在物理现象中没有出现过，但是这只是寓言，寓言中的寓意就是要打破物质的局限，揭示人生的开展。因此若摆脱寓言的「物性」，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庄子重在真实心志的保存与开展，心志与万物原本即是一体的，心志的培养，可以像小鱼变成鲲，由鲲变成大鹏，自由变化，重点并不是外在的变化，而是心志的「开拓」，终於与万物融为一体。因此我认为庄子在此的想表现的意义是更具积极意义的。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 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此即逍遥游篇的主旨、中心和结论，也是庄子的中心旨趣。由此可以了解所谓的逍遥游，应该是承於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辩，而游於无穷。真正的逍遥必然是无所凭藉依附的，是悠游於自然之中的。像「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乃是有待於外；宋荣子的「定乎内外之境，辨乎荣辱之境」是有待於内；而列子的「欲风而行」则是有待於方术。而成天地之正，欲六气之辩完全是顺乎自然，而得自由之乐。而如何能做到「无己、吴功、无名」，进而求得逍遥？我们所追求的「无」，应该是从「有」的境地升华而出的，也就是说「无」的境界仍要从「有」中获得。无己之道，从不曾知道自己，进而充实自己、完成自己以达「有己」，最后升华到不知有己、放弃自己偏见私执的「无己」境地。无功，从不曾有过功劳，进而有功於社会、造福人群，最后到达不知有功、生而不有为而恃的「无功」。无名之道，从不曾有过名声，到有名於世、为人楷模，最后不知有名、舍弃虚名、不以名累实，达到无名的境地。这种历程的努力，就是要把「有待」加以净化、升华，以表露人性的无限开展。 能够达於无己、无功、无名，而后才能体悟逍遥之道，三者之主体为「无己」，所以想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就是在於「无己」的功夫。庄子的无己，就是於中去掉形骸的自己，让真我精神从形骸中突破出来，上升到与万物相通的根源。这也就是舍弃形器而保其内在精神，使心不随物牵引，不逐物漂流，能够保持其心灵的本质，以观照宇宙人生。
　　庄子在篇末连举几个例子，藉由以说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并且从中我们可以体会，「无用」并不是真的无用，乃是因为人的判断的结果。若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个事物，将会有不同的判断。自然间的万物皆有其本性，有用无用乃是人离开自然大道后，因为自己偏见好恶所产生的概念，自然会有所偏颇，若使其心志顺应自然的规律，那麼有用无用又有何差别？此即所谓「忘物」的功夫。
　　《庄子·逍遥游》开宗明义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单看内七篇，三种人格，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荣誉。称号，此三者所以不同。但作为三种人生境界，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譬如至人到底比圣人高明在哪，庄周又未尝赋予深意。“至人无已”，无已便彻底打破了对立面，进入到所谓“吾丧我”（《齐物论》）的超然状态，由此看来，大约至人的境界最为高了。但是，《大宗师》载女仍讲授"圣人"治道的步骤，即“外天下”——“外死生”（生指性）——“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撄宁”。此处说的“不死不生”即指“外死生”（《天下篇》），“撄宁”即指打破了一切对立，这也就是“无己”。可见，“圣人”的境界与“至人”的境界，理论上没有根本的不同，凡终其天年，视死如归，打破一切对立面的人，都算修成了正果，只是作为一种荣誉，“至人”、“神人”、“圣人”才表示不同的品位。如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逍遥游》）；老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他们分别代表着“圣人”、“神人”、和“至人”。又《大宗师》中还提到过“真人”，但关于“真人”的几段描述，张恒寿先生指出是后人杂人的文字，此说是也。《刻意人》、《秋水》《田子方》、《徐无鬼》、《列御寇》、《天下》诸篇均见“真人”一语，但也不象《大宗师》中的“真人”那样纯然是一派神仙方术家之言，《大宗》关于“真人”的几段文字，当是汉初人所为。
　　庄子对“圣人”、“神人”、“至人”的描绘，常常给人以神秘之感比如《道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或调这里的“神人”是气功师，可是气功师再高明，也绝对没有本事去“御飞龙”，因为，“飞龙”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一段记载，只可当作神话故事看。但是“物莫之伤，大浸矧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逍遥游》）“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关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这些话又似乎是认认真真说出来的，不能作神话看。其实，庄子的人生境界，统而言之，即逍遥无待；细分之，则为“无名”、“无功”、“无己”。而逍遥无待，不是指肉体不受物理的、化学的条件限制游天游地，而是说精神上打破了知性的遮蔽，不再受“成心”的限制。“成心”或游于此或游于彼，游于此则非彼，游于彼则非此，这是俗人的境界，至人倒“乘物以游心”（《人间世》）而“顺物自然”以应帝王》）。所谓“道遥游”，此一“游”字，便是“游心”的省称。“游心”又特别指游于观念世界，而不是随意想象上天入地，白日作梦；游心于观念世界又特别指不受对立范畴的逻辑限制，打破自我与非我，非我与非我，自我与自我的绝对分界，即是不是、然不然、可不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可见，庄子游来游去，无非是破“成心”，破独断论，毫无神秘和可言。
　　庄子说的“无名”，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讲，即破自我与非我的对立，洗刷内心中功名利禄的观念。为别人做了件好事，便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什么，这实际上是把自我与非我对立起来了，即使是以仁义之心爱人利人，庄子也认为是求名利，因为强以仁义绳墨天下就把自我置于天下的对立一方．以已为是．以天下为非．这就叫“哲人”。所谓“无功”，即破非我与非我的对立，如日夜、寒暑、水火，本无所谓是，无所谓非，顺应了自然规律，无所不是；违反了自然规律，无所不非。故要“乘物以游心”，乘物即顺应自然，顺应规律；游。动即从观念上打破绝对分界，强调转化。懂得了日夜。寒暑、水火皆可为我所用的道理，人就活得更自由了。所谓“无己”，即破自我与自我的对立。世人遭受“与接为搞，日以心斗”的折磨，主要是因为有个“小我”在。“无己”就是破“小我”。“我”算个什么呢？“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生，时也；死，顺也。放养生的目的在以尽天年，不在长生不死。庄子齐死生，并不是说生死无差别，而是视死如归，客观地看待生死问题。所以，他既重视养生，又反对厚葬。齐死生是进入理想人生的最一步，过了生死关，便进入“撄宁”（见《大宗师》伤论修道）、“大妙”（《寓言》颜成子游与南伯子聂论修道有此言）的境界。
　　逍遥无待固然在精神上自由了，但精神自由不能改变客观规律。“死生，命也淇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自然之变，死生之命不会因你打破了“彼此是非”的观念遮蔽便失去了自身规定，“游心”仅仅以去“天刑”，恢复人的本然面目为终的。人即便修成“至人”的正果，也必然要遭遇到死生、存亡、贫富、穷达，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这些现实矛盾，庄周当然不会主观到以为只要闭上眼睛不去看世界，一切矛盾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游心”也不象人们所批判的那样，纯然是在“虚幻”中寻求解脱。首先，“游心”是心理治疗的清凉剂，解毒散，人生的喜怒哀乐，固然和个人的遭际有关，但人的主观“成心”的确是人自苦其苦、自寻烦恼的意识根源。人沉溺于“小我”之见，沉溺于主观的是非之中，不能豁达、宽容、平等地对待别人，往往被自己所不能把握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而这的确和自我对人生的态度，自我心是以“顺物”为前提的，“游心”打破了知性遮蔽，从而使人体味到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和物极必反、相互转化的道理，这又反过来有益于客观地看待矛盾，认识矛盾，把握规律，游刃于矛盾之中而“与物为春”。天有寒暑，人把握了四季变化规律，不以寒为恶，暑为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就叫“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顺物”与“游心”互相依托，评价庄子的人生观，不能只看其一面。最后，“游心”可以使人高尚其志，道德完美。庄子认为，儒墨的道德哲学用心虽善，但蔽在师心自用，缺乏自然哲学的基础。而庄子的道德哲学完全和自然哲学打成一片，他的道德可称之为“不仁之仁”、“不义之义”。庄子反对从爱憎（亲亲观念）出发建立道德信仰，要求道德律与自然律统一，故不仁不义，不强调为别人服务的动机，也不强调利他主义的效果，这种动机和效果都是外在的。庄子认为，儒墨爱人利人，这已经先把自我与非我对立了起来，已经违反了自由律；儒墨预先假定了要为别人做好事，这就已经在名利中。所以，最高的动机和效果无须刻意表现出来，圣人“为而不恃”，无意插柳柳成荫，只要客观上符合了事物的内在尺度应就是人的最高道德。圣人“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游心于淡”（《应帝王》），要作圣人，就必需取消任何价值判断。所以，死不必坏，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齐物论》）这样的生也未必就好；穷不必就是不幸，富不必就是走运。《山木》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逢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上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庄子“游心”于道德，轻视功名利禄，这种人生态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十分可取的。它与其说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毋宁说是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它与其说是一曲没落阶级的挽歌，毋宁说是一曲乱世中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歌。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的第一篇，它的中心思想是说：人应当不受任何束缚，自由自在地活动。这实际上反映了庄子要求超越时间和空间，摆脱客观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忘掉一切，在主观幻想中实现“逍遥”的人生观。《逍遥游》很能代表庄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体现出其散文的文学风格和成就。这里入选的并非《逍遥游》全篇，只是节录了开头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已经可以反映全篇的风格和成就。
　　开头一段，从“北冥有鱼”起至“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止。作者大笔挥洒，以描写神奇莫测的巨鲲大鹏开端，一开头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雄奇壮丽的画卷：北方深海之中，有一条“不知其几千里”长的巨鲲。这条鱼的巨大，已经够令人惊奇的了，而它竟又变化为一只大鹏，这怎不令人感到神奇万分呢?应当承认，这样的鱼和鸟是现实生活中绝对没有的，是人们绝对不曾见过的，但想像力丰富的庄子却偏要让你相信世间有此二物，特意对它们进行一番形象化的描写。描写的重点是大鹏：这只神奇的大鸟岂止是大，还要腾空而起，还要乘海风作万里之游，由北海直飞南海天池。它积满气力，怒张毛羽，一振而飞上天，翅膀像遮天盖地的大块云影。
　　接着，作者又假借所谓《齐谐》一书的话来证明他的描写是可信的。《齐谐》上说：“大鹏迁往南海的时候，先拍击水面，滑行三千里，然后盘旋宛转，靠风气相扶，直冲云天，到达九万里高空。起飞之后，历时六月，方才止息。”那么，九万里高空又是什么景象，究竟如何高远呢?作者先以高空中只见游气奔腾，微尘浮动来形容，接着以人仰视天空的经验来比说，说大鹏在九万里高空俯视下界，也如同下界的人仰视高空，只见莽莽苍苍，难辨其“正色”。经过这样一番描写、形容和打比方，无形中联系了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调动了人们的联想和想像，把作者心目中那种为一般人难于理解和想像的高远哲学境界，变得易于理解和想像了。
　　接下来，作者为了说明“有所待”与“无所待”、小与大的区别，以及小与大之间思想境界和见识的悬殊，而连续打了一系列的比方。先以水与舟的比喻，说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正如同“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是为了证明：大鹏的高飞南迁，凭借的是九万里的大风，这还是“有所待”的，没能做到真正的“逍遥游”，也就是没有达到作者理想的绝对自由境界。接着，作者又童话般地叙述了蜩(即蝉)和学鸠(小鸟名)对大鹏的嘲笑。蜩和学鸠局促的天地、渺小的见识，自鸣得意的口吻，以及它们毫无自知之明的对大鹏的奚落和嘲笑，本身就表现了它们的可怜和可笑，从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小知不及大知”的道理。下文的朝菌、蛄与冥灵(大乌龟)、大椿的比喻，长寿者彭祖与众人的比喻等，自然就说明了“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作者作了这一系列的比喻，是为了说明：这些人和物之间小大之辨十分明显，但都毫无例外地没能达到超脱一切的“逍遥游”的境界。
　　文章的第二段，从“汤之问棘也是已”到“此小大之辩也”止，大意是说：商汤王问他的臣子棘：“上下四方有极限吗?”棘回答说：“无极之外，又是无极。在那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一个广漠无边的大海，就是天然的大水池。那里有一条鱼，它的宽度有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有一只鸟，它的名字叫鹏，鹏的背像泰山，翅膀像遮天盖地的云，它乘着羊角旋风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越过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飞往南海。沼泽里的小麻雀讥笑它说：‘它要到哪儿去呢?我腾跃而上，不过几丈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这也算是我最好的飞翔了。而它究竟要飞到哪儿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啊!”
　　这一段，假托古人的话，再一次形象地描绘了鲲鹏的神奇变化，以及大鹏雄奇壮观地展翅南飞，也描写了小鸟对大鹏的讥笑。这段描写，内容上与上文有明显重复之处。这种写法在一般散文家笔下很少见到。其实这正是庄子的有意之笔。《庄子》的《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是有所寄寓之言，重言是重复之言，卮言是随意变化之言。庄子说他的文章中寓言和重言所占的比重很大，随意变化的“卮言”则日出不穷，这很合于自然之道。这四句话实际概括了庄子散文的特点。“汤之问棘也是已”一段在本文中的运用，正是通过“重言”以加重论说的分量，加深读者对“小大之辩”的理解。通过这一段与开头部分那一段的呼应和印证，更显出大鹏形象的高大雄伟和那些小虫小鸟的渺小卑微，从而以鲜明的“小大之辩”来说明了“小知(智)”不及“大知(智)”。
　　第三段从“故夫知效一官”至“圣人无名”，在进行了上述那一番奇异无比的比喻和描述之后，逐次展开了对处于不同思想境界的几种人的描写和评论。庄子告诉我们：有些人智慧能胜任一个官职，行动能庇护一乡之众，道德能符合一个国君的要求，而才能得到全国的信任，他们虽然自我感觉都不错，但也只不过像仅仅能腾跃几丈的小麻雀罢了。宋荣子禁不住要嘲笑他们。宋荣子能做到让全社会都赞誉他，却不会因此更加努力；整个社会都批评他，也不因此而沮丧。能认清自身和外界的区别，明白光荣和耻辱的界限。但也不过如此罢了，虽然他对于社会不去计较什么，但仍有未达到的境界。庄子接着又告诉我们：列御寇这个人能够驾风而行，轻巧极了，他飞行一次，十五天以后能回来。他对于求福的事，并没有专心专意去追求。但他虽然可以免于步行，但毕竟还是有所依靠和凭借的。庄子设想：如果能够顺应大自然的规律，而把握好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的变化，遨游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那么他还要依靠和凭借什么呢?所以他的最后结论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三句翻成现代汉语就是：修养高的人，会忘掉小我；修养达到神秘莫测境地的人，不再去建功立业；修养达到圣人境界的人，更连任何名位都不追求了。到这里，全篇的中心思想和盘托出，使人豁然开朗。原来，按照庄子的看法，不但蝉、小鸟和在一乡一国有作为的人们只是小知小见，没有达到“逍遥游”，就连在九万里高空飞翔的大鹏和能驾风远行的仙人列御寇，由于仍不得不有所依靠和凭借，也算不上真正的“逍遥游”——即绝对自由。真正的逍遥游是要“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也就是要达到至人、神人、圣人那样的忘我、无为、无用、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
　　庄子追求的“逍遥游”的境界，是一种天地间根本不可能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但他这篇文章却写得十分漂亮，代表着他非凡的文学成就。他以寓言作比喻，寓哲理于离奇的想像和形象化的描写之中。文中的一系列寓言，都写得奇幻无比而又形象逼真。这些寓言故事性很强，而且穷形尽相，煞有介事，所以能够深深地吸引和打动读者，成为论说事理的有力手段。除了想像丰富、形象逼真之外，文章的大开大合的写法，纵横跌宕、浩荡奇警的风格也是非常突出的。这篇千古妙文，不讲究一般文章那些起承转合的程式，而是任情挥洒，不拘一格，很像作者本人那飘逸、洒脱的个性。清人林云铭评论《逍遥游》说：“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未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往反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逍遥游》的确是古代散文中突破常规艺术格局的一道“异观”。
　　此文纵横驰骋，时而述及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时而述及低飞数仞的蜩、学鸠、斥鴳；时而述及长寿的冥灵、大椿、彭祖，时而述及短命的朝菌、蟪蛄；时而述及具备世俗小德的官长君主，时而述及超尘脱俗的宋荣子、列子。凡此种种，其间虽有大小之分，而小者不及大者，但在庄子看来，即使是德大者如腾空高飞的大鹏、御风而行的列子，也仍然“有所待”，算不上“逍遥游”。只有因循自然而游于无穷的时空中，才是“逍遥游”。这种观念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就是要消除自我意识，无所作为，无所追求，唯其如此，才能达到悠闲自得的逍遥游境界。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本文充分体现出庄子散文的特点。作者极尽其讽喻之能事，使文章显得澜翻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其讽喻的手段大致有如下数端：一是大量使用寓言故事，如鲲之变化、海运鹏徙、蜩鸠讥笑等等，使文章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富有传奇色彩。二是多方引用古代言论，如《齐谐》的记载、汤问之传说等等。这些言论虽与其寓言的题材相似，但由于言出有据，所以穿插在寓言中，具有一种相互印证、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三是随时随地设譬取喻，如用积水负舟来喻说大鹏高飞培风，用外出备粮来喻说智之大小以讥刺二虫等等。其比喻丰富多彩，贴切自然，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并使其文更显得斑驳陆离。值得指出的是，庄子此文也注意广泛采摭现实材料，如述及才德时，低至小官，高至君主，超脱如宋荣，得道如列子，无不择取。其文章如此虚实相间，充分表明了其种种讽喻实为现实而设，而并不是无目的的空谈。
　　《庄子·逍遥游》-浅析《庄子·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列于《内篇》之首。逍遥游的意思，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永恒的精神世界。
　　庄子天才卓绝，聪明勤奋，“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非生来就无用世之心。但是，“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庄子·天地》）。一方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的腐败社会使他不屑与之为伍，另一方面，“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现实处境又使他无法一展抱负。
　　人世间既然如此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的追求之歌《逍遥游》。 全文若即若离，疏而难分。为分析方便，权且分为三段。第一段从篇首至“圣人无名”。作者采用了先述后议、先破后立的写作顺序，首先通过描绘一系列具体事物形象地说明：无论是“扶摇而上”的乘天大鹏，还是“决起而飞”的蓬间小雀，也无论是“不知晦朔”的短命朝菌，还是春秋八千的长寿大椿，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都是并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的。然后又通过三个层次的人物来反复申明绝对自由的难得。那些为世所累，心系功名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自不必说，就是“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之流仍是“犹有未树”；列子虽然已能“御风而行”，胜过宋荣子，但是仍然“犹有所待”，待于风，算不上逍遥游。怎样才能“无所待”地去作逍遥游呢？庄子在本段的最后说：必须能够“乘天地之正”（顺着天地的法则，亦即自然规律），“御六气之辩（驾驭阴、阳、风、雨、晦、明的各种变化）以游无穷（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才是无所待，才是逍遥游。什么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唯有“无己”的“至人”。
　　“无己”就是忘记自身的存在，做到任乎自然，顺乎物理，把自己的形体连同思想都看作是虚幻的不存在之物，也就无所限，无所待了，也就绝对自由地作逍遥游了。 “无己”说说容易，实际无法做到。比如庄子就没能“无己”。他虽然醉心于作绝对自由的“至人”，但念念不忘的仍是不自由的人世，尽管他所追求的是在人世的无为。所以接下来他又写了尧让天下等世事，展开了第二部分的论述。第二段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主要是着力塑造神人形象，以使逍遥游的“至人”形象具体化。作者先通过泻染尧让天下之事，表明君不足贵，权不足惜的思想观点，再借许由之口，提出自己的政治态度：“予无所用天下为！”接着，又能过肩吾和连叔的对话，创造了“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形象，这个神人即前文所称的能作逍遥游的“至人”，是庄子逍遥理想的完美体现者，所以庄子赋予她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
　　她从不“以物为事”，但是能够“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旁礴万物以为一”，能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在这样无为而逍遥的神人面前，“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的尧、舜之流又怎么能不感到“窅然丧其天下”，因而不得不让天下于许由呢？ 庄子不能忘世，所以写了尧让天下等世事；更不能忘我，所以接下来又写了自己与惠子辩论的是是非非。这是全文的最后一段，极为生动幽默地写了庄子与惠子论辩有用与无用、小用与大用的情况。庄子认为小用不如大用，无用就是大用，只有“无所可用”，才能“物无害（之）者”，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永作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实际上也就指出了无为是通向逍遥游的途径，从而结束了全篇。
　　总之，庄子的《逍遥游》借助一系列虚构的故事和形象，否定了有所待的自由，提出了一个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又创造了一个神人形象将其具体化，并且指出了“无为”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 庄子作品具有“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艺术成就。《逍遥游》更是如此。这里只谈主要的两点。
　　首先是“洸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想像。这种“洸洋自恣”的想像不仅体现在具体形象的描写上，而且更主要表现在整个文章的构思上。那“其翼若垂天之云”、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的鸟的雄伟，那“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树的长寿，固然令人咋舌，但更令人神往的却是庄子用来说明观点的奇特的物事，奇特的境界和奇特的用意上。
　　在庄子的笔下，鱼可以化而为鸟，冲天飞起；鸟可以自视甚高，互相嘲笑；人可以有俗人、至人、神人、圣人之分。他所想像的境界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境界，除了庄子又有谁创造得出呢？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的美丽形象，将那种境界人格化、具体化，使人明知其假，宁信其真。把自己的缥缈幻想写得这样实在，这样美妙，除了庄子，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庄子随心所欲地想像出这些物事、境界，并非空言诳人，而是其构思匠心的必然体现。他极写鹏之大，椿之寿，一则造成一种声势，一种氛围，引人入胜；二则形成一种对比，一种暗示——以鹏之大暗示人之小，以椿之长寿暗示人生之短暂。
　　大鹏必须乘风而飞，尚且要有所待，人生的不自由不难想见；重负之下，立言、立功、立名还有什么意义，争名夺利根本没有价值，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无为、无己，在“无何有之乡”去作逍遥游！ 其次是炽烈而隐蔽的情感。看透了人间的沉浊肮脏，庄子耽溺于纯洁无瑕的幻想王国中，否定了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世人。庄子醉心于动物、植物与神仙的世界里，所以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写虚的、空的、幻想的、非人世的事物，似乎做到了“无己”；但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背后有深深的苦闷，虚幻的“无何有之乡”产生于对人间世的绝望，他追求着逍遥却无法摆脱人生的羁绊。
　　他把“至人”的境界写得那样不可企及，其中不正隐约露出他追求逍遥而不可得的苦恼失望吗？他把那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得那样美丽绝伦，其中不正燃烧着他那炽烈的、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之火吗？还有，他虽然提出应该“无己”，物我不分，却发自内心地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由此可见他对智慧的重视，对生命的热爱；可见这个一心要飞离人世的作者要否定的不是人生社会，而只是人生社会的黑暗和肮脏。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大鹏这个形象。尽管作者从原则上否定了大鹏，但是却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蜩与学鸠的嘲笑，强调指出有“小大之辩”，并且三次用浓墨重彩，不避重复地描绘了大鹏的雄伟形象，热爱之情跃然纸上。
　　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作者在才能无双、向往着逍遥却无法逍遥的大鹏的形象里，正隐藏着自己难言的苦情。什么苦情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比较想像：一只大鹏在茫茫北冥中冲天而起，一颗心灵在深深苦闷中挣扎而出，幻想翅膀张开了，怒而飞向无何有之乡……有所待的大鹏失败了，那么心灵呢？有所求的心灵能在那广漠之野找到慰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雄伟的大鹏形象所体现的正是作者这种欲飞的理想和无法飞走的悲哀。
道家思维以顺应规律为主，突出的是人在宇宙中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特点是静，其工作是疏导，是非常客观地思索着人的渺小和宇宙之道的博大，所以老子讲要复归于婴孩，返朴，无为，庄子讲要齐物、自然。这个道，所寻找的是如何认同客观世界，如何把复杂变为朴素和太初，如何找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服从现实和把问题客观化，减少自身的疏忽。 道家认为，“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体，从产生的过程看，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外在强加的力量，所以说“道”是“无为”；但从其产生万物的结果看，一切都由“道”所生，因此又可说“道”是“无不为”。所以，道家不是说“不作为”，而是说“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放弃，而是说按规律、按逻辑自然发展和变化，不去强求。 逍遥，不是任性，不是随意，是随顺事物自然的规律，凭借其势而自然运行。讲的是物适其性，没有什么谁更好、谁更差的区分，所以，大鹏的自然就是逍遥，麻雀的自在也是逍遥，不是说大鹏鸟要比麻雀如何如何，只是自己在自己的环境下更舒适畅快的自然体验。为什么说列子的御风不能算是得道呢？因为他的行为不能任用自如，仍然需要有所依赖和凭借。所以说，凡有所侍，皆不自由，随心所欲，任意无穷。
庄子在文中运用“寓言”方式塑造了多种动物、植物和人物形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最具有观念意义的是斥鴳、大鹏和至人，表现了庄子对“游”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认识：“小知” 、“有待”和“无穷”：斥鴳之流不知大鹏的九万里图南之志，它们虽然也有“决起而飞”、“腾跃而上”的快乐之游，但根本无涉于“逍遥”，只是最低层次的“游”；宋荣子、列子都是世人中的佼佼者，可谓超凡脱俗了，但仍未达到逍遥之游，原因就在于“有待”；真正的“逍遥游”是彻底的“无待”之“游”，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才是真正的“无穷”之“游”。
无己、无功、无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这才是逍遥的境界。逍遥游不是指形体上的自由，而是心灵上的自在，庄子称之为“游心”。没有世俗的羁绊，自由无碍的心境，淳朴真实的自然心态，超脱功利和现实境遇的神游。逍遥游不是纵情任性的，而是要在心上不断的修养才能达到的。
文章从高远之志、厚积之力、大小之辩到无待之游的描述，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远大的志向应当通向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而不应局限于“一官”、“一君”的现实功利，人应该有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追求，这些都是庄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对于庄子思想中的虚无主义、绝对自由以及遁世避患等消极因素，我们应摒弃。
庄子逍遥游所标举的精神解放，为普天下无助苍生另辟一条生路，给予在自然与社会重重制约下的人生以自由的希望，因而受到后世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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