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月17日 14:24出自《邹忌讽齐王纳谏》
谢邀。《邹忌讽齐王纳谏》原文：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没有没有迹象表明邹忌同志之前见过城北徐公；也没有迹象表明邹忌同志之前没有见过城北徐公。所以情况有以下两种：1.邹忌同志见过城北徐公：葛优与赵本山经常组织家庭聚会，但是有一天葛优心血来潮，问媳妇：我跟赵本山比，谁更丑？葛妻曰：切，你比赵本山丑多了！葛优心里有些不舒服。过了两天，葛优又跟赵本山见面了，这回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赵本山的相貌，心说：尼玛！明显是他比我丑！老婆说我丑一定是她嫌弃我了！邹忌是个马虎的人，平时见面没怎么注意徐公是怎么美的。2.邹忌同志没有见过城北徐公：葛优与赵本山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有个“天下丑王赵本山”。但是有一天葛优心血来潮，问媳妇：我跟赵本山比，谁更丑？葛妻曰：切，你比赵本山丑多了！葛优心里有些不舒服。过了两天，葛优终于跟赵本山见面了，这回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赵本山的相貌，心说：尼玛！他比我丑多了！老婆说我丑一定是因为她是赵本山脑残粉！徐公美名传遍大齐，谁都知道临淄城北徐公很美，邹忌妻妾拍马屁时徐公的美只是一种“美”。（当然，邪恶的情况也有：邹忌被他的妻妾和徐公戴了绿帽……但是这种情况下，邹忌门客呢，见过徐公没？我不由得菊花一紧……）
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这一句透露了一个真相：邹忌妻妾都知道徐公长啥样，邹忌自己也知道，并不存在题主的假设。明日这一个词很关键，可以从这里推理出徐公和邹忌经常见面。在这里需要解释两个词：旦日：明天。这里指第二天。明日：即上文“旦日”的后一天。这说明什么？首先，在邹忌问客人这个问题之后的第二天，徐公就与邹忌见了面。邹忌因为孰与谁丑的问题而特意跑去见徐公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两个人却很快就见了面，偶然性的几率约等于0。两个人经常在朝堂见面的可能性更大，否则无法出现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在邹忌谈到徐公的第三天就见了面），除非搞基，不然打死我也不信是私交。让我们再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们平时攀比的时候，都是拿周围的人或常见的人当参照物做对比的。（求心理学童鞋证实或推翻这个结论Σ(っ °Д °;)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邹忌以前并没有见过徐公：邹忌第一天问妻妾，我与徐公谁美？妻妾说，你美。第三天，徐公就过来了，他其实也想知道邹忌和他谁比较美。谁告诉徐公的？
2013届毕业生威海一中校本课程之齐鲁文化（一）
齐鲁大地，陆海相连，民庶物丰；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学派众多。历史上它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之一，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艺家，创建出许多重要的思想体系、丰功伟业、文化精品，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至今影响着齐鲁大地，哺育着齐鲁人民。作为齐鲁大地的子民，让我们走进齐鲁文化。
第一节& 齐文化
　　齐文化，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地文化，二是齐国文化，齐国文化是齐地文化的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通常所说的齐文化是指齐国文化，也就是齐人创造的、存在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齐文化存在的时间，一般是从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结束。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时间可上溯至距今8000多年的东夷文化时期；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可下延至西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止。
齐文化存在的空间，主要以春秋后期时的齐国疆域为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
齐地文化共分4个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东夷文化时期，从原始社会到商末，是齐地的原始的本土文化。
　　文化代表人物有：舜帝、太昊（伏羲）、少昊、后羿、蚩尤、商汤
　　文化代表朝代：商朝
　　文化代表特质：一种巫蛊文化、天下共主的文化、开放文化
　　文化代表学说：巫蛊学
　　第二时期：齐国文化时期，从齐国建国到汉武帝时期，齐国文化是一种继承文化，是从东夷文化继承而来，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齐文化的保留不得不感谢太公：太公治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文化代表人物：钟无艳、缇萦、东方朔、邹衍
　　文化代表朝代：齐国
　　文化代表特质：齐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之一，别具一格，特点明显。从文化模式的角度观照，齐文化在地理环境上是半岛濒海型文化（非完全海洋文化）；在经济结构上，齐文化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复合式经济文化（非完全的工商经济文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齐文化是以忠君爱民相统一、礼法结合、义利并重为特色的兼容式政治文化（非纯爱民、法制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齐文化又显现出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乎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和鲜明的文化特点，使齐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星空中一颗亮丽的明星。
　　文化代表学说：阴阳学
　　第三时期：齐鲁融合时期，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唐宋年间。
　　文化代表人物：董永、王羲之、诸葛亮
　　第四时期：鲁文化时期，至今。
　　文化代表人物：辛弃疾、李清照、戚继光、蒲松龄
齐地疆域为圈定范围，即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
综上所述，齐文化是一种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主张以智取胜的先进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
两周时期的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阶段，她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可称得上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而八百年齐国故都临淄，作为齐文化发祥地和中心，更是久负盛名。周至汉时期，临淄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为中国最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手工业科技中心和海盐、丝绸贸易最大集散地，有“东方古罗马”的美誉。
　　文化不只作为一个符号象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的标识，更重要的在于：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一个民族联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动力的源泉。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指引着这一民族前进的方向，决定着这一个民族的未来。因而，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应是文化的复兴。
　　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持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呢？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应该而且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渊源于炎帝文化、东夷文化和姬周文化的齐文化，初步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初叶的姜太公封齐建国，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嬴秦，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降，齐文化与鲁文化融合，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影响中国中古社会达二千年之久。由此可知，齐文化不仅是我国一支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齐文化不仅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运动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试举几例以证之。
　　其一，齐文化的变革精神。《管子·内业》说：“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心术下》说：“一物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正世》进一步明确指出：“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齐文化的这种变革精神外化在齐人的行为上,则表现为齐国历史上产生了三次伟大的变革运动。
　　齐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变革发生在西周初叶。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在封齐伊始，就以超凡的智慧和惊人的魄力，把殷商时代的东方习俗与姬周集团政风礼制相结合，制订了“因其俗，简其礼”，“尊贤智，尚有功”，“劝女工，极技巧”，“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基本国策和相关措施，从而完成了对夷俗和周礼的第一次改造。
　　齐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变革发生在春秋的中前期。伟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齐桓公小白的信任和支持下，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刻的变革。
　　齐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变革发生在战国初期。“一鸣惊人”的齐威王在邹忌的辅佐下，厉行法治，重赏严罚，国内震惧，人人不敢饰非，个个恪尽职守。齐威王又悬赏纳谏，兴利除弊。结果齐国大治。
　　实践证明，齐国历史上的每次变革都为其生命机体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活力，使齐国一步步地成为大国、富国和强国，完成了霸业、王业和帝业，书写了一篇篇以变革求生存、谋发展的华章。
　　其二，齐文化的开放精神。齐文化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齐国建国伊始所面对的具体情况是：人少，地狭，土壤碱化，五谷不生；近海，有鱼盐之利；多山，拥桑麻之饶；地处交通要道，商旅往来频繁等，这些都为齐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姜太公从立国那天起，就没有自我封闭起来，而是把视野展得很宽很宽，把目光投得极远极远，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都纳入本国经济发展体系之中，积极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从而奠定了齐国开放的经济模式。管仲执政期间，不仅继承了姜太公这一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且给这一政策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积极地利用本国的有利条件发展对外贸易。在外贸工作中，管仲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和指导思想，那就是“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②意思是说：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仅能使天下的宝物都为我所有，为我所用，而且还能使外国人、外国货物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之宝壹为我用”的目的。否则，“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③战国时期，齐国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齐都临淄成为当时商贾云集的海内一大都会。不仅如此，齐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思想和用人路线的对外开放。《管子·牧民》说：“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齐人正是以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的博大胸怀，以超越宗族、乡里和国度的开放精神，海纳百川，揽天下之贤才，成文化之渊薮，这就是战国时期齐都稷下学宫的出现。对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孟子荀卿列传》亦载：“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由此，稷下学宫成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场所，稷下之学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高峰。
　　其三，齐文化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末周初。当时的统治者及思想家鉴于民众在殷灭周兴、天下更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深化了对民心向背和民众力量的认识，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④，“敬德保民”⑤，“民惟邦本，本固国宁”⑥等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民众地位提升，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日渐突显，因而民本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发一道灿烂夺目的光芒出来。春秋首霸之辅，齐国贤相管仲无疑是民本思想家的杰出代表。《管子·霸形》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又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小匡》复说：“士、农、工、商，国之石民。”在春秋中前期，管仲能够提出“人本”、“民本”主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在“人本”“民本”思想的支配下，管仲在政治实践中提出了利民、富民、惠民和政顺民心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关于利民，《管子·版法解》说：“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
《管子·五辅》又说：“得民之道，莫如利之。”关于富民，《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关于惠民，管仲主张对老、幼、病、残等“行九惠之教”。更难能可贵的是，管仲提出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⑦的至理名言。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提出了从民“四欲”，去民“四恶”的主张。《管子·牧民》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来；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因而要求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谋求生存的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只有做到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顺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实现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齐文化中还有诸如务实精神、兼容精神、智谋精神等丰富的优秀成分，在此不必一一列举。仅此，以一斑窥豹，便可足见齐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所具有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齐文化十大名言：
1、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六韬·文韬·文师》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与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的人，就能得到天下；独享天下之利的人，就会失去天下。
　　2、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
　——《六韬·文韬·国务》
　　对于百姓，让他们得利而不受害，使他们成功而不要失败，使他们生存而不要死亡，给予他们而不是掠夺，使他们幸福而不让他们受苦，让他们高兴而不是怨气冲天。
　　3、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
　　4、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管子·牧民》
　　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
　　5、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
　　既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当今，而是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6、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
　　大凡治国的原则，一定要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困就难以治理。
　　7、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
　　8、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廉洁，是政事的根本；谦让，是德行的主宰。……廉洁才能公正无私，谦让才能保持美德。
　　9、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齐策四》
　当然是士人尊贵，而王者不如士人尊贵。
10、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
　　 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不会失败。
齐文化十大成语：
1、挥汗成雨、比肩继踵
　　形容临淄商业繁华、人口众多。
出自《晏子春秋·杂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意思是临淄有三百闾人家，展开衣袖可以遮住太阳，每人挥一把汗就像下雨一样，人多得肩擦肩，脚挨脚。
　　2、及瓜而代
两人轮流守一地，瓜熟时赴任，到明年瓜熟时派人接替。指任职期满由他人继任。后来引申为有一定的轮替期限，期限一到，自然有人交替。意同“瓜代有期”。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本来讲好明年瓜熟了就换防。两个人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一年的戍守任务，到了瓜熟轮换的时候，齐君却不派人来接替他们。两人派使者给于是，两人对政令无常、朝令夕改的齐襄公大为不满，便偷偷地去投靠与襄公结怨甚深的公孙无知，共同商量作乱之事。在一个冬天，齐襄公到渠丘田猎，早有预谋的公孙无知、连称和管至父三个人，乘机起事，向毫无防备的齐襄公发起攻击。齐襄公在慌乱中被公孙无知斩杀，后公孙无知自立为齐君。
　　3、管鲍之交
春秋时，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
管仲和鲍叔牙小时候相交很深，成为莫逆。管仲家贫，有老母，鲍叔牙时有接济资助，甚至一起赚钱，管仲也是多得多分，而鲍叔牙绝无怨悔，史称“管鲍之交”。齐僖公、襄公时期，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老师，而管仲则是公子纠的师傅。因为齐襄公诸儿淫行无度，滥杀无辜，暴虐无道，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逃奔到了莒国，而管仲辅佐公子纠出奔鲁国。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无知杀死，无知又被雍廪杀掉，小白与公子纠回国抢国君之位。公子纠派管仲带领军队拦截从莒国回国的小白。管仲弯弓搭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假装被射中，倒在车中，骗过管仲，抢在公子纠之前赶回临淄，登上君位，也就是齐桓公。后来，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劝谏下，不计一箭之仇，任用管仲为相。他们对内推行全面改革，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创建了春秋首霸的赫赫伟业。
　　公元前645年，管仲患了重病，桓公去探望他，询问谁可以继任相位。管仲认为鲍叔牙善恶分明，不适合担任相国。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向鲍叔牙告管仲的黑状。鲍叔牙却认为管仲理解自己、一心为公、并不去计较。可见，管鲍之交不仅仅是私交，更多的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国家利益之上的人间大爱。
　　4、老马识途
老马认识曾经走过的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指引的作用。
　　公元前664年，北方少数民族山戎攻打燕国。燕庄公抵挡不住，向齐桓公告急。齐桓公、管仲率领齐军前去救燕。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杀得山戎大败，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齐军追击山戎的过程中，误入荒漠，迷失了方向。管仲向齐桓公建议说：“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让他们走在队伍的前面，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依言，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险地。
　　5、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十年树人，百年树人”意思是种树是为十年以后打算，培养人才是为长远打算。比喻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也表示培养人才很不容易。树，种植，培养。木，树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出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意思是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材，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
　　管仲的言论，表现了齐国执政者对培养人才的重视。齐国是一个从太公“尊贤尚功”开始就高度重视人才的国家。齐国“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用人模式，在先秦各诸侯国中特色鲜明，历史悠久，蔚为传统。
6、和而不同
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记载：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来诣见，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呀！”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与您只是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和谐。”景公说：“和谐和相同不一样吗？”晏子说：“不一样。和谐就象调治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肉，用柴火烧煮，厨师调配，使味道适中，味道不够就增加，味道过了就减少。君子吃了它，心情平和。国君与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行而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指出其中的不可行，正是促成国君认为可行的；国君认为不可行的，而臣子指出其中可行的，去掉不可行的，所以政治清平而不相抵触，百姓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经上说：‘有着美味调和好羹汤，五味齐备又平和，精诚感动神来享，一致肃静无争论。’先王之所以调备五味，调和五声的原因，是用来平静内心，成功地治理他们的国家。声音和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软硬、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节的。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义就和谐。所以《诗经》上说：‘德音没有瑕疵。’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行的，他也说可行；国君认为不可行的，他也说不可行。如果用水去调剂水，谁去吃它？如果琴瑟老弹一个音，谁去听它？”景公说：“好！”
　　7、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意思是一只平时不鸣叫的鸟一叫，声音惊人。比喻一个人平时默默无闻，突然有惊人的表现，干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鸣惊人”源于《史记·滑稽列传》。战国时期，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赘婿，身高不足七尺，能言善辩，屡次出使诸侯之国，使齐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时，喜好说隐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不管政事，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淫放纵，各国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齐王身边近臣都不敢进谏。淳于髡就用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有一次，淳于髡对齐威王说：“大王，我给您说个隐语玩玩，怎么样啊？”齐威王兴致高涨地说：“寡人智慧超群，有什么隐语能难到我呢？快说。”&淳于髡就笑着说：“我们齐国的都城中有只大鸟，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知道这只鸟是怎么一回事吗？”齐威王听后，怔了怔，心中忽然有所触动，心情似乎有点沉重，低下头来，陷入了沉思之中，良久，对周围的大臣们郑重地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鸣则已，一鸣就使人惊异。”&淳于髡的隐谏使齐威王醒悟过来，开始励精图治。于是就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来入朝奏事，奖赏了忠于职守、政绩卓著，但不会奉承阿谀的即墨大夫；烹杀了荒于政务，靠贿赂齐威王身边的人而求取名声的东阿大夫；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都把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达三十六年。
　　&齐威王一鸣惊人的典故，两千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在中国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这个典故说明，一个人有错误并不要紧，关键是要能猛然惊醒，翻然悔悟，勇于改过。一个人只要能够认真、坚决的改正错误，振奋精神，奋发有为，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8、门庭若市
　　指门前和院子里的人很多，像市场一样。比喻来的人多，非常热闹。
　　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齐策》，出现于“邹忌讽齐王纳谏”故事的结尾部分：（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战国齐威王时期，齐国相国邹忌明明不如徐公长得美，然而却受到了妻、妾及客人的奉承，都说他比徐公美。邹忌从此事中悟出：执政者只有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才能掌握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正确施政。第二天，邹忌把自己悟出的道理告诉了齐威王，借以劝谏齐威王广开言路，多听取、采纳人民的意见和建议。齐威王欣然纳谏，立即下令：“不论朝中大臣，地方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凡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给上等奖励；用书面形式指出我过失的，受中等奖励；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议论我过失的，受下等奖励。”命令颁布的最初几天，向威王提意见的人很多，宫门和朝廷里人来人往，热闹得如同市场一样。几个月以后，来提意见的人就少了；过了一年，齐国人想提意见，也没有可批评的了。其他国家看见齐威王如此谦逊宽容，热爱民众，纷纷到齐国来朝拜，齐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大增，这就是在朝廷、在国内战胜了敌国。
“门庭若市”这个成语阐明，一个品德高尚、大气智慧的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只要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聚民心，集民智，自己的施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从而取得成功。
　　9、百家争鸣
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也指不同意见的争论。
　　齐宣王尊贤礼士，喜文学游说之士，大兴在田齐桓公时期就已经建立的稷下学宫。他在政治上给稷下学者相当高的地位，在经济上给他们以丰厚的待遇。凡来稷下的学者，都要经过齐宣王召见，通过问答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条件的了解，授予不同的等级称号，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当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的职位。例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齐宣王以“养弟子以万锺”为条件来挽留孟子，孟子被列为客卿，孟子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着数百人”。田骈虽“设为不宦”，齐宣王却给他“訾养千锺，徒百人”。由此可见齐宣王给予稷下先生俸禄的优厚。齐宣王还为稷下先生们建筑高门大屋，处处尊崇他们。优厚的俸禄，壮观的府第，使天下贤士、诸侯宾客大都投奔齐国。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各派林立，各抒己见、相互问难、互融互长、共同发展，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盛况。可以说，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颠峰。
　　10、滥竽充数
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的队伍里充数。比喻无本领的冒充有本领，次货冒充好货。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禀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不加考察，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300人的吹竽队中。&这以后，南郭先生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心里得意极了。&
　　&其实南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挺投入，还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薪水。&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闵（min）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300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悠扬逍遥。于是齐闵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好好练习，作好准备，他将让它300人轮流来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想一展身手，只有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像南郭先生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要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
【思考题】
1.谈谈齐文化精神在现实中的运用和体现。
2.请选取齐文化名言或成语中的一个，联系现实，写写你的思考认识。
第二节 鲁文化
鲁文化的来源与特点
鲁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也是整个周代最著名的礼乐之邦。春秋时期，就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鲁文化基础深厚，极富特色，大致说来，有三个来源：一是周文化，这是鲁文化的主体、主流；二是殷文化，鲁国有不少殷遗民，也有不少奄遗民，奄是殷商的附庸，殷遗民和奄遗民共同尊奉殷文化；三是东夷文化，东夷人是鲁地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说，鲁文化是融合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成。融合即是创造。与上述三个来源相比，鲁国人七百余年的文化创造才是最重要的。
一、鲁文化的先驱——周公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国在周代各诸侯国中，地位非同一般，既在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称“班”或“周班”）上居于首位，《国语·鲁语上》明确记载“鲁之班长”，又享有其他诸侯国不敢奢望的特权：祭祀周公时可以用天子礼乐。周代礼乐有着严格的等级性规定，天子有天子之礼乐，诸侯有诸侯之礼乐，大夫有大夫之礼乐，决不可以僭越。鲁国享有特权，可知鲁国的确非同寻常，亦由此可知周公在鲁国地位崇高，其对鲁国社会和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名旦，鲁国的始受
封之君，也是周代杰出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军事家。因为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在商周之际，在协助武王打天下和辅佐成王治天下两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协助武王克商，武王卒后摄政称王
周公在文王时，即以仁、孝闻名，文王卒后，成为武王的最得力的助手。在灭商之中，周公“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做出了重要贡献。灭商后第二年，武王病亡，周公拥立武王的长子诵即位，是为成王。这时，“小邦周”刚刚取代了“大邦殷”，立足未稳，内有权力的分配与争夺，外有图谋复辟的殷人势力，而成王幼弱，周公乃毅然摄政当国，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周公摄政，前后共计7年。这是周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摄政期间的历史功绩。
（2）三年东征，平定天下
&周公摄政当年，“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刚刚把周人政权稳固了下来，东方就发生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周公沉着应对，亲拥成王东征，第二年打败了武庚和“三监”；第三年继续东征，讨伐参与叛乱的奄、徐、薄姑等，最终取得了平定叛乱的胜利，中原及东方完全纳入了周朝的统治范围。接着，周公又秉承武王遗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营建了成周洛邑，使之成为新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遂名副其实地成为继夏、商之后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
（3）分封诸侯
东征胜利后，天下一统，如何维护周人的天下长治久安？是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周公再次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汲取武庚和“三监”叛乱的惨痛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选用有明德之人，分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藩屏、侯卫。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亲戚，也有部分异姓功臣和历代圣王的后裔。无论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与周天子
都是君臣关系，共同尊奉周天子为天下的共主。分封制始自武王，由周公完善、发展，成为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4）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作乐，从其摄政第六年开始着手，并在这一年初定规模、框架，后来逐步充实、损益、完善，以至“周道四达，礼乐交通”（《礼记·乐记》），臻于极盛。
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礼乐配合，文质彬彬，既尽善又尽美，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成熟的文明所拥有的和谐与典雅。
周公制礼作乐，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王国维曾经指出：周人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于“德”与“民”二字，“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著名历史学
家许倬云先生也指出：周人克商后，出于追寻历史性的解释，而发展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9页
二、鲁文化的直接来源：宗周礼乐文化
宗周礼乐文化是鲁文化产生的前提，又是鲁文化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二者本质上同属一种文化，都属于“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不能确指其起源于何时，但至少从夏代开始，礼乐文化就已进入了大致成熟的发展时期。此后，由夏及商，由商及周，礼乐文化一脉相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经过长时期的损益选择，“郁郁乎文哉”，于周为盛，粲然大备。然而，由于文献不足，对于夏、商两代的礼乐文化，即使博学如孔子，也不能闻其详。宗周礼乐文化则不然，对于孔子来说，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不是文化遗存而是文化生活，所以，孔子说过：“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吾学周礼，今用之”，正表明了这一点。
宗周礼乐文化，实赖文王和周公而成：周文王奠定其修德敬德的精神方向；周公制礼作乐，提供了其日后藉以发展的基本范式和基本规模。
周文化承接殷文化而来，但周文化不同于殷文化。在古人看来，周文化的基本特点，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文”；殷文化的基本特点，同样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
“质”。具体到继承法来说，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指出：“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质家”指殷，其继承法的基本原则是“亲亲”，根据这一原则，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弟。“文家”指周，其继承法的基本原则是“尊尊”，根据这一原则，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孙。“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孙。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适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史记·梁孝王世家》）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亲亲”和
“尊尊”实际上反映了重母统与重父统的差别和对立，“所谓传统的‘殷道亲亲’，系指商代重母统，所以长子死了，传位于母弟，不传孙。所谓‘周道尊尊‘，系指周代重父统，所以长子死了，传嫡孙，不传子。亲亲立弟，说明商代仍然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继承风格，而尊尊传嫡孙正是斩断了旧的继承制度的证明。”李衡眉：《“夷俗仁”发微》，载《文史哲》1992年第1期。继承法只是“文”和“质”的一方面的内容，从这一方面的内容即可看出
“文”和“质”、周文化和殷文化的差别。
礼乐文化是制度文化。王国维曾对周代制度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论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之际。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制度是礼乐产生的基础。王国维论周代立子立嫡之制，称“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立子立嫡之制是原生的制度，宗法制、分封制皆由此而派生，是次生的制度。礼乐是文化也是制度，其核心是礼制。礼制更在其次，就一层一层的派生关系而言，礼制是制度的末端；就制度与礼制的关系而言，礼制从属于制度，哪儿有什么样的制度，哪儿便有什么样的礼制。由此可知，宗周礼乐文化实由各种社会制度而生成，并以社会制度为核心，为社会制度服务。
三、鲁文化的其他来源：殷文化和东夷文化
鲁地原居民是“商奄之民”，立国之初又分有“殷民六族”。“商奄之民”和“殷民六族”，是鲁国的“国人”，他们的社祭之所称为“亳社”。鲁国的姬姓贵族，则是西来的周人，他们是殖民者和统治者，其社祭之所称作“周社”。春秋末年，阳虎发动政变，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与贵族在周社盟誓，与国人在亳社盟誓，亳社、周社的地位几乎同等重要，所以鲁国人喜欢用“间于两社”来比喻执政大臣（《左传》闵公二年记成季将“间于两社，为公室辅”）。鲁国的商奄之民和殷遗民，作为“国人”，为数众多，聚族而居，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据报道，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鲁国故城两周墓葬，可以明显地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墓是当地土著“商奄之民”的墓，“从西周初年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期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变化的过程。”《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5页。
鲁国的殷遗民的确有着自己的礼俗，并且通过孔子对鲁文化产生了影响。孔子是殷遗民中的一员，他对本民族有着文化上的认同感。据记载，孔子临终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礼记·檀弓上》）这实际上是告诉弟子们：他死后要用殷人的丧礼。孔子弟子子张也是殷遗民，他曾向孔子请教“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是：“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高宗”指殷王武丁。大概子张察觉到了殷遗民的丧葬礼俗与古书记载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有某种联系，所以他向孔子请教，而孔子是从三年之丧的角度予以回答。孔子和子张师生二人，一问一答，说明这两位“殷士”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子张的父亲死后，主持丧事的公明仪“问启颡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启颡，颓乎其顺；启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也。’”（《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在这里，孔子明确主张实行三年之丧。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孔子时代殷遗民行三年之丧的重要证据；同时，这也说明三年之丧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孔子对本民族一种礼俗的倡导和推广。子张死后，同样也是用殷礼治丧的。可见，殷文化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地的“商奄之民”主要是东夷人，他们和殷遗民一样，也继续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许慎《说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释了“夷，东方之人”之后，又在“羊”部中指出：“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这里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明孔子大力倡导的仁，或许受到了夷俗的影响，或许最初来自夷俗。《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柢”是树木的主根。《韩非子·解老》篇解释《老子》中的“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时，说：“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由此看来，所谓“夷者，柢也”，是比喻东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爱“万物柢地而生”。仁的德性是好生（“仁而好生”），很自然，有仁德，即长寿，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寿”之说。“仁者寿”，亦见《论语·雍也》篇，董仲舒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我们联系《淮南子·地形训》说“
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其民好让不争”来看，东夷地区当有敦厚和平、好让不争的民风。这种民风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已不可得，但仍为人们所向往，称之为君子之风。孔子曾经一度动过“欲居九夷”的念头，有人以为不可，说东夷鄙陋，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这是说：
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对东夷人及其文化是相当尊重的。郯
国国君来鲁国访问，孔子乘机“见于郯子而学之”，收获颇丰，事后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孔子时代，东夷人还保持着较高的文化水平。
正因为东夷人有仁德，而又为孔子所尊重，所以有学者断定：东夷人的社会道德观念，“便是中国历史传统上所说的‘仁道’。……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9页。的确，“夷俗仁”应该是孔子、儒家关于仁的思想的最早渊源。
四、鲁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
鲁国立国之初，即已得“周”独厚，其文化发展亦复如此。早在西周时期，鲁国就已经是“大东”地区的文化中心。进入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在东迁之前曾遭到戎人的烧杀抢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毁；东迁之后则日益衰微，王官失守，学在四夷，则鲁国进一步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时，鲁文化一方面居于宗周礼乐文化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又成为宗周衰落之后礼乐文化的代表。
《庄子·天下》篇是我国最早的学术史著作。该篇作者把古代思想、学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是“道术”无乎不在，“皆原于一”；第二个阶段，是“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第三个阶段，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故“道术将为天下裂”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这是从“道术”演变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在这里，第一个阶段相当于王官之学或政教合一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相当于诸子百家之学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即“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阶段。“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是指哪些人呢？邹鲁，地域名称。搢绅，搢，插的意思；绅，束身的带子。《论语·卫灵公》记孔子回答子张问什么是“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子张听后，立即“书诸绅”，就是把孔子说的话记在束身的带子上。这是孔门儒者服饰用绅的明确而可信的记载。搢绅是一种服饰特点，大概是指身着宽松的长袍，用绅束身的样子。蒋锡昌在其所著《儒家哲学》里说：“‘搢绅’盖即‘儒服’之一种。’搢绅先生‘称儒家也。‘搢绅先生’即‘邹鲁之士’，‘邹鲁之士’即上文‘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之‘君子’，皆儒家之称也。”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9页。蒋锡昌把“邹鲁之士”和“搢绅先生”完全等同起来，认为都是指儒家而言，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邹鲁之士”是从地域上讲的，应该包括“邹鲁”一带的士人。而“搢绅先生”是从服饰上说的，是指身着“搢绅”打扮的先生。显然，“邹鲁之士”的概念大于“搢绅先生”，应该包括“搢绅先生”在内。“搢绅”大概不是专指儒服，而是当时一种在有学问的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服饰，儒家的人可以穿，墨家的人也可以穿。因此，“搢绅先生”既可以指儒家的人，也可以指墨家的人。这样看来，所谓“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就是指邹鲁一带有学问的士人，再联系他们所习的“诗、书、礼、乐”来看，他们大致是儒、墨中人。儒、墨两家都习诗、书、礼、乐，也都精通诗、书、礼、乐，但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儒、墨两家对于诗、书、礼、乐持有不同的看法。儒家持同情的看法，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主张“述而不作”，在礼坏乐崩中维持礼乐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墨家则持改革的看法，主张对礼乐进行一番合乎时宜的改造。
明乎“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之所指，我们再来看《庄子·天下》篇所述的古代思想、学术的发展。《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代思想、学术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可以称之为“道术”。
“道术”本来只有一个，故曰“原于一”，在政教合一的时代，“道术”自然在王官之学，由王官所掌握。然而，到了礼坏乐崩、学术下移的时候，诸子百家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涌现了出来，他们藉由各种方式了解那个“道术”，人人有所见，亦人人有所得，并且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得谈论着“道术”，都自以为自己了解或掌握了真“道术”，有一个人即有一个人的“道术”，有两个人即有两个人的“道术”，
有一千个人即有一千个人的“道术”，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介乎“道术”原于一和为天下裂之间的，是“道术”转移到了邹鲁一带，集中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那里，从而为“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所能明瞭掌握。“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明瞭掌握了“道术”，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思想、学术的核心和命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邹鲁也可视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
春秋时人对鲁国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晋国韩起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慨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吴国季札依次考察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只有在鲁国看到了当时唯一保存比较完备的周乐，当他连续观看了十几种乐、舞后，更是一步三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是精通礼乐文化、既有所“述”又有所“作”的大思想家，他几次宣布“吾从周”，可是，他明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王室卑微，学术下移，鲁国成为新的礼乐文化中心，所以他又曾喟然而叹：“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记·礼运》）的确，在孔子心目中，只有鲁国最接近“周道”，也只有鲁国保存的周代礼乐最丰富最纯正。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孔子别无选择，他只能把“从周”归结为“从鲁”，——“吾舍鲁何适矣”，这就是孔子虽然不太情愿却也无可奈何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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