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一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被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后来离开了朱德，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其目的是为了到定居，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而且贺治华竟然带人上门抓捕罗亦农。罗亦农当时本来有脱逃的机会，因为贺治华带领巡捕来抓时，他还没有回来，他夫人急中生智，把门口的一盆花推倒，已经发出信号了。但是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罗亦农打着伞，低头躲雨没有看见门口的信号，进门就被抓了。那一天还有一个险情，本来罗亦农约邓小平谈话，邓小平晚到了几分钟，如果邓小平早到几分钟，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在哪里？从这些事例来看，中国革命何其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邓小平后来向周恩来报告，贺治华叛变。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谨慎地说，我们还要调查，还要了解贺治华是不是叛变。最后，证实了贺治华叛变，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被打死在床上，贺治华在床上也挨了一枪，没有被打死，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被捕流放过两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若沙皇也成为蒋介石，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都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这就是新中国的曙光尚未出现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本文内容于
10:24:06 被陈继承编辑
谈不上报应，是应有的惩罚，毕竟两千多年前刘邦入主咸阳的时候都知道跟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既然血腥镇压了共产党，就要有共产党执政后被镇压的觉悟，借用嘎子最爱说的话就是，“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不过似乎果粉们显然没有这个觉悟。
__________________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搞武斗，还是采用和平方式与沙皇斗争，表决战争提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议员退席以示抗议。你认为沙皇应当用屠杀对付采用和平方式与自己对抗的组织？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用屠杀的话，他会死得更快。说法很不厚道。中共一开始也没使用暴力手段，是蒋用暴力清共，参见四一二事变。当时国共合作，中共可是合法的。
更多楼层已隐藏，6楼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啊！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共产党领导闹革命，一呼百应啊。
这样的报复其实还是最温和的，而且很少，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几百万党员都养活下来，即便该杀的只是枪毙，国军对付共产党，什么手段都用过了。
__________________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搞武斗，还是采用和平方式与沙皇斗争，表决战争提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议员退席以示抗议。你认为沙皇应当用屠杀对付采用和平方式与自己对抗的组织？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用屠杀的话，他会死得更快。更多楼层已隐藏，31楼 差点没被人杀绝，才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条真理，教训深刻得以至于到现在，都不敢把枪杆子握得松一点
6楼7楼8楼 9楼本文内容于
23:59:11 被小编a37编辑 更多楼层已隐藏，10楼你还敢说最近论坛啊，我给大家介绍下，这位就是和尚，也就是那位朝阳的马甲。。。。你要是没来论坛，早饿死了。。。。虽然对正常人来说，你这样的饿死更好本文内容于
21:38:05 被暴风龙吟编辑
42楼61楼63楼更多楼层已隐藏，66楼四一二清党，共产党杀了几万，国民党杀自己人杀了几十万（四一二前后国民党党员人数差了近50万，当然有些是退档了的）。本来农村国民党组织就很弱，四一二清党国民党居然把自己在中国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连根拔起。一直到逃离大陆，国民党也没有有效手段直接控制农村。而共产党利用这个扎根农村，利用农村包围城市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讽刺。纵观历史，古往今来每一个倒台的政府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了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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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楼100楼最后，应相信死在肃反牢房的一位无名的党员，他在牢房墙上留下了一行血书：正直的人应杀死斯达林。
希特勒可能就是相信苏联的无名党员才发兵苏联的是吧？可是怎么那么多正直的苏联党员都拚命的反击德军呢？
95楼 那些当年仇视苏联的国家的话是不能相信的,谁信了谁的脑袋连驴头都不如最多是个猪头,对于斯大林的清洗,应该说肯定不是斯大林睡了一宿觉早上起来脑袋一热不决定清洗的,内中的原因也许尽早会面世,任何事物应该都有个因果的关系,斯大林在统治苏联时期的每一个做法应该都存在着因果的关系.而敌对方的宣传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污蔑和诋毁中国的也不在少数,现在国内也在沉渣浮起,那些曾经被专政的共和国的抵制者,现在又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95楼100楼最后，应相信死在肃反牢房的一位无名的党员，他在牢房墙上留下了一行血书：正直的人应杀死斯达林。 不顾事实的夸大，除了抹黑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斯大林被形容成杀人屠夫，怎么还能带领苏联打败法西斯德国？怎么还能在三四十年代让苏联的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必然要适应经济基础，老百姓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怎么在斯大林身上就不灵了？一个被形容为独裁，恐怖的政权，和屠夫的领导人，怎么就对外可以战胜敌人？对内可以使经济腾飞？把过失放大为错误，把错误放大为犯罪，然后再用自己猥亵的心里去替代，解读，把过失犯罪变成故意为之，这就正常了？斯大林的一生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在共产主义实践中犯下巨大的错误，但绝不是西方宣传的那样——西方只不过为颠覆而颠覆，并不曾出于什么正义。
首先，要相信前苏联档案，严酷的党内肃反，内务部处决别人与自己人，清洗红军将士，是有档案记载的。其次，要相信斯达林本人，面对党内上报的估计饥荒死亡人数，他说：死亡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最后，应相信死在肃反牢房的一位无名的党员，他在牢房墙上留下了一行血书：正直的人应杀死斯达林。
6楼7楼 也不是一呼百应，而是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响应的。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冷冷清清的，林彪给主席写的信，就是红军战士普遍士气低落写的，老百姓在封建势力压迫下麻木不仁，每个根据地的红军都具备宣传的任务，否则无法建立根据地。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这是对中国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最为经典的解读之一。 86楼92楼97楼瞿秋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有经历了个人和政党的失败，他的思想和文字是远在方志敏之上的。而且，瞿秋白对革命的认识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相对于方志敏对革命失败中表现的表面现象亡羊补牢，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则提示我们注意到革命失败中隐藏的宿命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信仰，而是甘愿为信仰慷慨殉道。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这是对中国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最为经典的解读之一。 86楼92楼其实我最欣赏《多余的话》，坦诚的令人心悸，坦言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坦言自己对共产主义认识的不足——恐慌——借用老毛的一句话： 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67楼80楼87楼91楼94楼希望就在这里
据西方统计，在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大饥荒，斯大林清洗，德国入侵前苏联，这三项加起来超过了苏联总人口，我不知道要相信谁？
65楼我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否认，因为那就是强奸民主和法律！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许多“依法”不杀的时候。至于你说的“公审”，我实在不想多说。虽然被公审的对象并非全是无辜的，但当时的许多公审也是强奸司法精神的。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逐步走上正常的法治道路，过去的悲剧和丑陋渐渐离我们远了。 67楼80楼87楼91楼难，也在做。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这是对中国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最为经典的解读之一。 86楼不好说都记得，只能说有一部分人记得。而且，对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多数人最多看过一起被收录的《清贫》，就自以为读过《可爱的中国》。而《多余的话》，因为作者身份敏感，内容晦涩，许多人就没有好好读。《带镣行》因为收人在语文课本，需要背，知道的多些。我侥幸都读过，《带镣行》是背过，《可爱的中国》和《多余的话》读过好几遍，越读越觉得有味道。方志敏和瞿秋白是在特殊条件下所写的，内容远比那些喊口号的要深刻得多。我希望大家真的好好读一读《可爱的中国》和《多余的话》，那么你对当时的中国，和两位先辈所选择的道路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64楼65楼我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否认，因为那就是强奸民主和法律！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许多“依法”不杀的时候。至于你说的“公审”，我实在不想多说。虽然被公审的对象并非全是无辜的，但当时的许多公审也是强奸司法精神的。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逐步走上正常的法治道路，过去的悲剧和丑陋渐渐离我们远了。 67楼80楼87楼最难就是这个
6楼7楼 当时政党不止共产党和国民党。重点不是闹革命，重点是谁闹革命，不是谁都能一呼百应的。国民党为什么就一呼全听话呢？
44楼46楼57楼62楼79楼中国的法律就他妈专门对付那些遵守法律的老百姓的
62楼64楼65楼我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否认，因为那就是强奸民主和法律！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许多“依法”不杀的时候。至于你说的“公审”，我实在不想多说。虽然被公审的对象并非全是无辜的，但当时的许多公审也是强奸司法精神的。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逐步走上正常的法治道路，过去的悲剧和丑陋渐渐离我们远了。 67楼80楼事实就是事实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这是对中国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最为经典的解读之一。
现在没几个人读到这些书了，许多人都认为过时了，中国现代的教育有问题。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这是对中国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最为经典的解读之一。
57楼62楼64楼65楼我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否认，因为那就是强奸民主和法律！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许多“依法”不杀的时候。至于你说的“公审”，我实在不想多说。虽然被公审的对象并非全是无辜的，但当时的许多公审也是强奸司法精神的。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逐步走上正常的法治道路，过去的悲剧和丑陋渐渐离我们远了。 67楼如果实事求是，一切就都是很简单的。
42楼44楼46楼57楼62楼老百姓都信法律，都怕法律，都遵守法律，只有混混，黑社会，当官的不信法律，甚至藐视法律。
42楼61楼63楼变节的就可以释放，还有许多因为政治原因也会释放。你没见过民国有许多感化院吗？到了台湾也继续搞。大家都一样，死不改悔的处决，洗心革面的释放。 66楼74楼 可惜果粉只会找外在原因。不是共军太狡猾木九十美国人拖后腿，要不就是苏联人给了太多军火给共军。
__________________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搞武斗，还是采用和平方式与沙皇斗争，表决战争提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议员退席以示抗议。你认为沙皇应当用屠杀对付采用和平方式与自己对抗的组织？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用屠杀的话，他会死得更快。31楼68楼 楼主是从金一南《苦难辉煌》中抄出来的。金一南这本书，颠覆了许多人印象中的T G早期的历史。
28楼 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花公公和陈氏兄弟也弄不清楚。孙大炮在日本搞革命党的时候入党要签字画押向大炮宣示效忠，没办法，被袁大头逼出来的。后来，大炮和苏俄拉上了手有点无奈的和T G开始合作了国民党就从此就泛滥了，经常搞集体宣誓加入同民党，结果就是党员数量搞不清楚同时质量上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42楼61楼63楼66楼四一二清党，共产党杀了几万，国民党杀自己人杀了几十万（四一二前后国民党党员人数差了近50万，当然有些是退档了的）。本来农村国民党组织就很弱，四一二清党国民党居然把自己在中国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连根拔起。一直到逃离大陆，国民党也没有有效手段直接控制农村。而共产党利用这个扎根农村，利用农村包围城市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讽刺。纵观历史，古往今来每一个倒台的政府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了掘墓人。
71楼不反腐你知道吗？共产党的进步一直是大浪淘沙，在不断的总结发现自身的问题，改进之。一个社会的进步会有各种丑陋的现象产生，但要看到他进步的一面。不会如同在国民党在大陆时这样奇怪的现象：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__________________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搞武斗，还是采用和平方式与沙皇斗争，表决战争提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议员退席以示抗议。你认为沙皇应当用屠杀对付采用和平方式与自己对抗的组织？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用屠杀的话，他会死得更快。31楼52楼 血的教训，怎么能忘记！
现在的共产党员，可以肯定的说根本不信共产主义，即不学《共产党宣言》，也不看《资本论》更不会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说为人民服务，嘴角呵呵，心里都好笑，我是学猫的，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看看现在刚刚查出来的一个科级领导，家里查出一个亿的现金，三十七斤黄金，一个司长家里两个亿现金，不得了呀。
__________________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搞武斗，还是采用和平方式与沙皇斗争，表决战争提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议员退席以示抗议。你认为沙皇应当用屠杀对付采用和平方式与自己对抗的组织？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用屠杀的话，他会死得更快。31楼68楼 自己好好学学吧！嘴巴干净点！
__________________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搞武斗，还是采用和平方式与沙皇斗争，表决战争提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议员退席以示抗议。你认为沙皇应当用屠杀对付采用和平方式与自己对抗的组织？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用屠杀的话，他会死得更快。31楼好好学学历史
46楼57楼62楼64楼65楼我们的近现代史，是争取中国民主独立自由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每个手里有枪的政党都不敢说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因为这是中国特殊民主进程中的血的代价。我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否认，因为那就是强奸民主和法律！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许多“依法”不杀的时候。至于你说的“公审”，我实在不想多说。虽然被公审的对象并非全是无辜的，但当时的许多公审也是强奸司法精神的。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逐步走上正常的法治道路，过去的悲剧和丑陋渐渐离我们远了。 法制化建设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有公审，说明说尊重法律精神的。走弯路，我不否定，也痛恨之。借用一句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大陆的不同在于共产党还是有法律精神，而国民党完全无视，这是根本区别。
42楼61楼63楼 感化院？那是后来抗日战争之后第二次国内战争才有，之前有什么感化院？用子弹感化吧！杀了几百万人叫做感化，你他吗洗涤的功夫不行啊。
44楼46楼57楼62楼64楼我们可以将各种情况一一比对，如肆意屠杀是那些案件，司法审理又是哪些案件，走正确司法途径的，还有强奸司法精神的……我们的近现代史，是争取中国民主独立自由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每个手里有枪的政党都不敢说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因为这是中国特殊民主进程中的血的代价。我对于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否认，因为那就是强奸民主和法律！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许多“依法”不杀的时候。至于你说的“公审”，我实在不想多说。虽然被公审的对象并非全是无辜的，但当时的许多公审也是强奸司法精神的。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已经逐步走上正常的法治道路，过去的悲剧和丑陋渐渐离我们远了。
42楼44楼46楼57楼62楼臆测就不对了。前三十年法制建设不完善，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镇反时期还是做到了公审，走的是法律程序，不可能为反对而反对吧。反观国民党时期，连这个程序都没走，说杀了就杀了的比比皆是。
42楼61楼谁告诉你都死啦死啦？日本人？变节的就可以释放，还有许多因为政治原因也会释放。你没见过民国有许多感化院吗？到了台湾也继续搞。大家都一样，死不改悔的处决，洗心革面的释放。
42楼44楼46楼57楼什么教育？结果就是人民被教育得不信法律。
42楼 老将当时队国民党左派也没手软，只要有通共嫌疑或是同情共党的一律死啦死啦！
7楼8楼 9楼本文内容于
23:59:11 被小编a37编辑 10楼12楼
是不是那个但愿朝阳常照我土啊！久仰大名，臭名昭著啊！
6楼抢个银行，就发了，你抢不抢？想想看？
42楼44楼46楼不一样，刚解放时，一般都经过公审——教育群众，一般有血债的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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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中国今天面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第一个问题：关于话语权
先讲个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使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多给予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提出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提问的思路去寻找答案，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
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
今天，曼德拉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
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散布所谓“两头真”的“阴阳怪调”——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是假的。
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段时间里，我们致力于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
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上，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版本，讲的是革命年代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最后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认真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每人买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问题，这让我如何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直率、很尖锐。
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都尚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
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
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义
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而我们，更应当珍视老蒋给共产党总结概括出的这七条优点，因为这是对手所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一种真正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优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
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老蒋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
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我们一项都未触及。我们总提坚持“一国两制”，可这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就你香港特殊？
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以致于，近年来香港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拔除这一“老根”。我想，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国外媒体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某些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
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
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
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在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个政党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进步中国
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
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
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很难，银行费了好大劲才筹齐。1988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实实在在地回答：“还有30亿。”邓小平说：“好，我全拿走。”朱市长当时就急了，说：“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邓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出，年间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今天，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全面变化，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今天国力的全新起点。
其次是军力的全新起点。
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曾经，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邓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可以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建设，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部队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超过邓小平当年设想的10倍还多。
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当年都没能实现，关键是当时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这些设想，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已经迈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林左鸣董事长讲：“从前，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中国空军的实力可以说望其项背了，与美国空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实现与其并驾齐驱。”这是中国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今天中国国力、军力发展的真实写照，这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与进步。再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而今天，各大城市每天车水马龙，私家车已驶入千家万户。
回想一下，北京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年，我也曾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而现在，自行车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或许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侧影”。虽然，今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也存在各种弊端，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无可否认的。
再次是国际关系的新起点。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金融政策调整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今年“两会”期间，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哪句话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中国股市，从而影响全球股市，继而影响世界经济。这是中国今天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直接反映，也说明中国今天具备塑造国际环境的强大能力。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还要奋力攀过一个反斜面，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金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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