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命对话——毕淑敏小说论
与生命对话
——毕淑敏小说论
温奉桥& 陈金波
(原载《中国作家》2011年第9期）
&&&&从毕淑敏的名片谈起
毕淑敏的名片很独特，是蓝色的。蓝色是大海的颜色，天空、天堂的颜色（毕淑敏有本书就叫《蓝色天堂》），生命的颜色，同时，也是医院病房的颜色。在这个蓝色的名片上，毕淑敏赫然标着：一级作家、主治医师、文学硕士。同时，我也注意到，几乎在所有的“毕淑敏简介”中，这三个“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这说明，毕淑敏相当重视自己这三重身份，其实，这正是毕淑敏的独特之处。在当代，作家很多，但同时是医生/心理师的很少；医生/心理师很多，但同时是作家的很少；在这很少之中，毕淑敏成就了她的唯一。毕淑敏在《不言放弃，只是暂别》一文中说：“这个世界上，有三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虽是浅尝辄止，但融会在一起，相互比照，十分有趣。”（1）也可以说，作家＋医生/心理师＝毕淑敏。
毕淑敏在一次演讲中说，自己“更像文学队伍中的一个异类，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还比较正常”。（2）毕淑敏关于“异类”的自我认定，基本符合事实，只不过这里的“异类”源于她独特的创作而不是什么“看起来还比较正常”。当然，毕淑敏文学创作上的“异类”，是由她颇具传奇色彩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十一年的军旅生活和二十二年的从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毕淑敏的“异类”。在毕淑敏的人生经历中，曾有十一年的时间每天面对着喀喇昆仑山亘古不变的冰雪，每天吃的是罐头和脱水菜，每年洗一次澡都是盛大的节日，更不用说高寒缺氧等。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使毕淑敏“在花季的年龄开始严峻郑重地思考死亡的问题”。（3）其实，难以忍受的还不是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和严酷的外在环境，而是精神上的迷茫和“极端的寂寞”，也许人在寂寞的时候更能够思考和看清生与死的问题。
医学与文学是“近邻”，在中国有医学背景的作家很多，现代作家如鲁迅，当代作家如余华、池莉等，但是，这种医学背景对创作影响之深之巨似乎没有超过毕淑敏的。从部队卫生员到内科主任医师，二十二年的医生生涯对毕淑敏的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毕淑敏说：“经历为我的创作涂上了浓厚的背景。”其实，并不仅仅是“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毕淑敏创作的整体风貌和价值取向，可以说，没有医生毕淑敏，就没有作家毕淑敏。
毕淑敏的文学“出场”，带有横空出世的味道。一九八七年《昆仑殇》（1987）携裹着奇异的喀喇昆仑山的风雪，一下子震撼了文坛，征服了读者，随后，毕淑敏通过《补天石》（1989）、《阿里》（1993）等昆仑系列小说，让人们认识了藏北高原一个叫做阿里的地方，以及一群年轻的女兵，她们的欢乐与梦想，以及她们的生与死，就连刊物的编辑也被《昆仑殇》“磅礴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4），以至于怀疑这篇小说是不是毕淑敏写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女作家能够以如此平静的心态和笔触面对和书写死亡。毕淑敏在谈到自己的处女作时，特别提到了“取材的特别和文笔的不拘”。（5）其实，这正是毕淑敏向文坛展示的第一副面孔。
评论家陈骏涛说毕淑敏的创作有两个割不断的情结，一个是“昆仑山情结”，一个是“白衣情结”。（6）毕淑敏的小说创作，大体分两个阶段，即从一九八七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始，到九十年代前期，代表性作品有《昆仑殇》、《补天石》、《阿里》、《藏红花》、《君子于役》、《伴随你建立功勋》等；第二阶段，大体从短篇小说《女人之约》(1992)开始至今，代表性作品有《教授的戒指》（1993）、《生生不已》（1993)、《预约死亡》（1994）、《最后一支西地兰》(1996)、《红处方》（1997）、《血玲珑》（2001）、《拯救乳房》（2003）、《女心理师》（2007）等。这前后阶段的创作，无论从小说题材还是风格类型而言，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对死亡、尊严、人性的思考，死亡、尊严、人性构成了毕淑敏小说创作的持续热情和动力。
“死亡是一位透明的老师”
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医生，死亡都是毕淑敏必须也是最经常面对的课题，“面对死亡简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7），因此，对死亡的思考和描写就自然成为了她小说创作的首要主题。西藏十一年的军旅生活，毕淑敏几乎每天都面对“近在咫尺的鲜血和死亡”（8），不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毕淑敏是中国文学中在自然的意义上第一个直面死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也并不多见，作为一个作家，毕淑敏写出了死亡的真相，特别是表现了死亡的尊严和某种程度的诗意，这是毕淑敏的最大贡献。我们是一个具有浓烈死亡禁忌的民族，“不知生，焉知死”的古训，使死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盲点和黑洞，我们的古人对死亡采取了沉默、搁置、闪避的态度，死亡不可说，不能说，借用《拯救乳房》中的话：死亡是睡着的魔鬼，大声叫醒，它就暴跳如雷。我们的文学作品充斥着大量道德性死亡——比泰山还重、比羽毛还轻的死亡——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因为，对死亡的描写是不被允许的。毕淑敏对死亡书写怀着一种高度自觉，她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对精神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不去考虑它、不去说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态度。”（9）毕淑敏在其小说中，第一次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非道德化的立场书写了死亡。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后期小说，剥离了死亡的社会学、道德性内涵，展示了纯粹意义上的死亡真相。西方有一门科学“死亡学”（Hanatologys），毕淑敏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死亡学”启蒙读本。
毕淑敏对“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嗜好”。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就是揭示生命存在的真理”（10），死亡，也是“生命存在的真理”之一，死亡是通向“生命存在真理”的一条幽暗的隧道。毕淑敏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层面来重新思考和书写死亡，她说：“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只有对死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人才可能更深地把握生命。死亡其实是一切的本质。”（11）鉴于此，毕淑敏一方面对死亡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她在作品中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她的小说几乎就是死亡博物馆。书写死亡的“嗜好”，在毕淑敏的小说创作中产生了双重的美学效果。一方面，她对死亡的正视和描写，令人不快、恐惧甚至战栗；另一方面，毕淑敏的死亡“嗜好”又同时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充满了神秘气息的人性“黑洞”。正如她自己所言：“崇高这块燧石在死亡之锤的击打下，易于迸溅灿烂的火花。”（12）透过死亡，毕淑敏看到了人性的崇高和美好。
毕淑敏多次说过：“医学是我的童子功。”（13）医生的角色不但决定了毕淑敏对死亡书写的热衷，而且也影响了她对死亡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写作姿态，那就是某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叙事态度。毕淑敏认为她这种冷静的态度和医生的职业有关，和写过太多的病例有关，“你见过一个医生在病历里热情奔放、抒情咏叹吗？”（14）王蒙认为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15）。这种写作方式集中表现为她对死亡的书写。我必须承认，阅读《拯救乳房》、《红处方》等作品，特别是《生生不已》中对恶性脑瘤发病、挣扎等的病理描写，曾多次引起我强烈的不适感，我想这种阅读上的不适，一方面源于毕淑敏对癌症、吸毒等病理学意义上的描写引起的生理反应，另一方面更源于我们的恐惧、逃避和拒绝的心态，我们的文学已经习惯了对癌症等疾病的逃避和审美化的描写策略，毕淑敏对死亡的正视和描写，显示了一种科学精神。毕淑敏通过她的小说，建构了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死亡观念，她既打破了关于死亡的恐惧心态，也打破了面对死亡的虚妄态度。
与死亡紧密相连，死亡的尊严构成了毕淑敏小说的另一重要主题。尊严的主题在毕淑敏前后期小说中有一个衍化过程。她的前期小说包括“昆仑系列”和后来的《女人之约》、《女工》等，所着力表现的是人的生命尊严，《昆仑殇》其实讲的并不是死亡的故事，而是通过死亡的表象阐释“尊严”的主题。“一号”执意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冻土地带，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并徒步穿越无人区，其实，他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所谓军人的意志，在其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因为他的尊严受到了漠视和挑战，他要通过这种艰苦的自虐式的拉练，捍卫作为军人、特别是作为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尊严。金喜蹦、李铁、肖玉莲等人的死，并不完全是被自然的严酷所吞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了军人的尊严和荣誉而死。《阿里》同样如此。那个“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的漂亮女战士游星，临死前“很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一身新军装，飒爽英姿”。她的死既是为了保住父亲作为司令员、更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其实，如果稍加注意，毕淑敏在其小说中已经涉及到了一些敏感的悖论：尊严和生命。在毕淑敏的诸多小说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尊严是通过死亡得以完成的。“尊严”通过死亡得以体现，这是生命的悖论。可能同为女性的缘故，毕淑敏对女性的尊严似乎格外敏感。《女人之约》、《女工》等，集中表现了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甚至最底层女性的尊严。只不过与《昆仑殇》、《阿里》等小说相比，毕淑敏在《女人之约》这篇小说中涉及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尊严伦理问题——“坏女人”的尊严。郁容秋是全厂出了名的“坏女人”，因而得了“大篷车”的绰号，虽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却长得“像年画一般艳丽”，“偏巧又生得心比天高”，“想做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在一个男性主导一切的社会中，她的命运可以想象，这其实是她一切“过错”的根源。郁容秋费尽周折，用尽一切手段，终于为濒临倒闭的工厂讨回了债，然而她不但没有得到女厂长鞠一个躬的诺言，反而全厂沸腾：“这是‘大篷车’卖X挣回来的钱。”女厂长是郁容秋“最敬佩的女性”，因为在郁容秋眼里，厂长是一个“活得最高贵的女人”。女厂长“不仰仗任何男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立在这个世界上”。在讨债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个女人的自信和价值感，“从未有过这样的神采飞扬，走路的时候腰杆笔直”。她之所以渴望得到厂长的鞠躬，源自她内心深处的“我渴望也光荣一次”的强烈愿望，“我渴望也光荣一次”集中表现了一个背负坏名声的下层女人的尊严渴求。在毕淑敏的小说中，这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然而，她至死都没有等到那个鞠躬。这是一个渴望尊严而不得的女人。
毕淑敏的后期小说如《拯救乳房》等则集中思考了死亡尊严的问题。虽然《拯救乳房》的书名令人瞠目，具有某种效应，但真正的读者还是能够发现作家的苦心：其拯救的当然并不仅仅是“乳房”，而是人的最后的尊严——死亡尊严。《拯救乳房》所着力宣扬的其实就是小说中的一句话：“死亡是宁静和安详的……死亡是我们成长的最后阶段。”这其实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她挑战的是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死亡伦理。毕淑敏说：“在中国，死亡的尊严是个盲点。”毕淑敏的许多小说写的就是这个“盲点”。道德化的死亡建构的是一种虚假的死亡尊严，即一切的所谓崇高、壮烈、贞洁的死亡，都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化的美学叙事，而毕淑敏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最普通最卑微的死亡，也具有同样的尊严感。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死同生一样，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死亡是最后的礼仪，任何的死亡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敬畏。
毕淑敏一篇文章名曰《亲自写作》，所谓“亲自”写作，毕淑敏认为就是要写出自己面对世界和人生的“真感受”“真体验”，包括对于死亡的感受和体验。毕淑敏曾说自己“充满着探索自我的愿望”，为此，她甚至亲自到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死亡，与那些行将离世的老人，住在同一屋子，品尝死亡的滋味，在现实层面上做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到死”。毕淑敏希望通过她的小说传达一种关于死亡的观念：“人的生存就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因而，毕淑敏笔下的死亡，一反常态，剥离了死亡的恐惧以及“死亡气息”，赋予了死亡某种尊严和诗意，如《教授的戒指》中对死亡的描写：“高远的天空，有五色的祥云逶迤。金色的霞光从云隙中麦芒般地洒下，将峰峦剪出黛青的绿影。远处有辉煌的屋宇，飘渺的音乐像香花的气息弥漫而来。在莽莽苍苍的白雾之中，有一颗红色的玻珠跳荡起伏。一种像羽毛一样温暖而洁白的神韵，源源不断奔涌而来，涤荡寰宇。”在《拯救乳房》中写到安疆老人的死：“安疆就这样安静得仿佛空气一般平静地走了。死亡被她演绎成了一波秋水，在这冬末春初的夜里。”《预约死亡》中：“死亡是轻飘飘暖洋洋的羽毛一般。那个瞬间是飞翔的感觉，一切痛苦都不复存在了，极为舒服。”毕淑敏试图通过她的小说，建立一种正确的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越是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越相信它会有出口”
休谟说，一切科学都同人性有关。文学对人性的痴迷和执迷超越其他学科，对人性本身的探讨成为文学创作最为持久的深层动力。对人性的思考构成了毕淑敏小说的第三个主题。医生和作家的显著区别之一，即表现在医生更多关注的是人的肉身，而作家更感兴趣的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探讨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性内涵。作为一个医生、心理师，毕淑敏无疑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进入人性的深处，探寻人心的奥秘。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毕淑敏的《红处方》、《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小说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当然，这种“轰动”效应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是诸如小说题材的奇特等，但是，对人性的深刻揭示是其“轰动”效应的更重要因素。毕淑敏说：“如果不超拔于琐碎之上，文学就丧失了照耀的力量。”（16）就毕淑敏小说而言，其超拔的力量却是源于对人性的不懈探讨和深刻表现。
《女心理师》的成功并非偶然，这部小说的魅力一方面源于故事自身的悬念——其实，毕淑敏追求悬念并非从这部小说始；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这部小说的人性内涵。《女心理师》在本质上类似于美国精神病学专家斯考特·派克的《邪恶人性——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手记》，只不过斯考特·派克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病例，思考、揭示人性之邪恶，毕淑敏则是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心理案例故事来探讨人性的“黑洞”而已。许多读者把这部小说看作是心理治疗小说，相对忽视了毕淑敏在这部小说中对人性展开的深层探索。在这部小说中，毕淑敏以其医生的冷静、心理师的耐心和缜密、作家的仁者情怀，从多视角，观察、展示了日常生活帷幕掩盖下的人性畸态。《女心理师》中的很多故事，其实并非完全是心理病案，而恰恰是人性的复杂性超越了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因此，我们在这部小说中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心理的畸态，更是人性的丰富和斑斓。特别是小说中大芳和老松的故事，惊心动魄，大芳变态的“宽容”——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丈夫有外遇，并把这些女子想方设法请到家中，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蝇营狗苟——并非完全来自大芳心底遥远的呼喊：你一定要做“大”（大老婆），而且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
在《红处方》中，毕淑敏通过简方宁和庄羽这一对立的形象，展开了对人性两极——善与恶、美与丑的思考。简方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想性的人性范式，代表了人性中的神性光辉，是善与美的化身：美丽尊严，医术精湛，热爱事业，热爱生命，然而，最终被阴谋和邪恶所毁灭。庄羽这一艺术形象，是人性恶的化身，是盛开在阴暗人性土壤上的“恶之花”：出身高贵，美貌惊艳，精神空虚，放荡不羁，为追求刺激，沦为毒品的奴隶，其原初美好的人性也随之彻底湮灭。庄羽就像一只黑色的邪恶的蝴蝶，面对简方宁的美丽、善良、尊严，她更加感到生命的绝望，彻底的绝望生长出的是邪恶：“要是有一天，把院长也变成病人就好了。”因此，她千方百计接近简方宁，目的只有一个，使简方宁也染上毒瘾。庄羽的邪恶源于其人性的嫉妒与自卑：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我今生今世，永攀不上。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的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了人性冰冷的内核。
《拯救乳房》中由于罹患乳腺癌只有一只乳房的周云若，把玩弄男人当作精神的荷尔蒙，她认为精神的性欲可以战胜癌症的痛苦，在一次次近似疯狂的玩弄男性的游戏中，她得到了自我确认——我仍然活着，我仍是女人，仍具有女性的魅力，并完成了对死亡的暂时超越。其实，周云若的超越方式标明她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可怕的人性黑洞无法自拔。因为周云若陷入了巨大的羞愧之中：“从我知道得了乳腺癌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女孩了。我变成了不男不女的怪物。”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言，世俗的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17）乳腺癌则尤其如此，历史上还没有另一种疾病像乳腺癌一样具有如此的道德方面的内涵，所以《拯救乳房》的癌症患者，都具有强烈的羞耻感甚至罪恶感，在一定意义上，她们不是被作为疾病的癌症所虐杀，而是死于这种比癌症自身不知强大多少倍的强烈的羞愧感。
毕淑敏另一小说《白杨木鼻子》，这个小说六千字，但其包含的巨大的人性内涵，远远超越了它的篇幅。在毕淑敏所有创作中，这篇小说都显得突兀而奇崛。故事很简单：年轻貌美的小茶嫁给了丑陋的木匠老姜，木匠人虽丑陋，但手艺好，且深爱小茶，然而，小茶却不愿为老姜添一个孩子。有一天，当老姜手提斧锯外出而归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俊俏的小伙子，正在吻小茶鼻梁上的那颗痣……于是老姜第一次用推木头的刨刀剃掉了妻子的鼻子。由于教授鬼斧神工的精湛医术，把鼻子重新“栽”到了小茶的脸上，小茶又拥有了她那“像浮出海面的一段象牙，闪着晶莹的光润”的鼻子。然而，面对妻子完美如初的鼻子，老姜表现出的并不是感激和欣喜，而是“双眼时不时露出凶狠的敌意”，因此，当老姜第二次把妻子的鼻子用刨子剃下来的时候，用脚后跟在地上狠狠地碾着踩了一圈，无论多么高明的医生，这次再也不能把鼻子“栽”到小茶那张美妙绝伦的脸上了，从此小茶只能戴着丈夫老姜用最白最细的白杨木做的同样美丽精致的木鼻子……老姜从此感到安全了，因为在老姜看来，“没有鼻子的女人，比老母猪还要丑。别人不要，我不嫌。”更让人困惑和震惊的是小茶和老姜二人对待“剃鼻”的态度，老姜剃掉了小茶的鼻子，不但不为自己的举动恐惧、悔恨，反而出奇的平静，甚至透出某种自豪和骄傲，当医生问用什么干的时候，他回答说“用刨刃，剃的。推木头的那种”。第二次“剃鼻”后，面对医生的极端愤怒，他仍平静如初：“是。还是上回用过的那种，我觉着挺好使。”当医生问小茶“疼吗”的时候，小茶竟回答说：“一点也不痛。那刨刀是新磨的，很利。嗖的一下，凉凉快快，像雨后的风。”《白杨木鼻子》让人联想起福克纳的经典小说《圣殿》。《圣殿》里有一细节：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的“金鱼眼”是个丧失了性能力的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的“占有”欲，他用玉米芯强暴了谭波尔。《白杨木鼻子》和《圣殿》共通之处在于两部小说都表现了人性中某种极端的扭曲的存在。在《白杨木鼻子》这篇小说中，毕淑敏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以冷静得近乎残忍的笔调写出了人性的阴鸷和扭曲，爱的专横与恐怖，以及占有欲的疯狂与怪异，每每想起“剃鼻”后老姜和小茶的平静都令人不寒而栗。《白杨木鼻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多的最具人性深度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之一。
《女人之约》除了表达了女性尊严的主题，还有容易被忽略的另一主题——人性的内涵。女厂长之所以不向郁容秋鞠躬，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她不是一般的工人。她不如一般的工人，她受过处分，名声很坏……”“厂长向这样一个卑贱的女人屈膝，会成为厂内经久不息的新闻”——还有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同为女性，女厂长对郁容秋的态度极为复杂，厂长虽然是个“干练的女强人”，是个“威风凛凛的女人”，“有一股端庄的威严，从这个女人身上逼射而出”，然而厂长是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而全厂最低贱的女工郁容秋却“很妖媚，是那种眼睛里抛出绊马索的女人”，“女厂长不喜欢漂亮的女人”。郁容秋曾对兰医生说过一段痛彻心扉的话：“看着昨天还在我胯下受辱的男人，今天变得冠冕堂皇，当着众人讲大道理，大家还挺服气他。我就想，我征服了这个男人，也就征服了所有佩服他的人。”无论是女厂长还是郁容秋，在她们的决绝和包含着恶毒的快感后面都隐含了诸多人性的内容。《血玲珑》的卜绣文，身上集中体现了最无私和最自私的母爱，母性有其光辉、圣洁的一面，也有极端残忍、狭隘的一面。当然，这种极端的狭隘和残忍，是通过无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母性也是人性的表现形式。
“体验不可以嫁接，但能够生长”
毕淑敏在《我的五样》中说：“我清晰地得知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真爱——就是我手中的这支笔啊。它噗噗跳动着，击打着我的掌心，犹如我的另一颗心脏，推动我的一腔热血四肢百骸。”（18）由于自身身份的影响，毕淑敏的小说创作大都以描写军人、医生和病人的生活经历见长，其中的主人公也基本都是以女性形象为主，而且像《预约死亡》、《红处方》、《拯救乳房》等引起比较大反响的作品并没有一条明晰的故事线索，这对毕淑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以“疾病”为视角来探索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挣扎，这种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是比较少见的，仅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笔记》和贾平凹的《病相报告》等作品涉足这一领域。毕淑敏与史铁生、贾平凹的“疾病”叙事不同的是，一个是以“医生”的身份进行叙述，另一个却是以“病人”的身份对自我生存之境的思考。不同的叙述视角就决定了其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毕淑敏毕竟不是一个“病人”，虽然她也到戒毒医院（《红处方》）、临终关怀医院（《预约死亡》）等体验过病人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是病人就写不出以“疾病叙事”为核心的深刻文本，毕淑敏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她已经作了非常出色的努力，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毕淑敏的文学世界中的“隐喻系统”揭示出来，探索毕淑敏的灵魂世界。
如前文所述，毕淑敏的写作主要关注人存在的境遇、死亡的体验和人性的变化等命题，这些命题已经被中外许多作家所反复提及和书写，因为这些命题具有很深的现代意识，是现代人面临的共同处境，如卡夫卡、加缪、鲁迅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所透射出的焦虑、恐惧、绝望、孤独等精神向度，它们就像“牢笼”一样紧紧地攫住了现代人的灵魂。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毕淑敏也有非常强烈的焦虑感，她说：“当我把家里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开始有时间打量这个喧嚣的城市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灵魂深处的呼喊。”（19）显然，毕淑敏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精神炼狱，这个被拷问的灵魂挣扎着，呻吟着，但她却没有仅仅局限于复制这种痛苦的经验，而是让她周围的人一起接受审判和拷问，并且试图为这些精神向度找到一个“出口”，为这些痛苦的灵魂寻觅一个“安放之处”。
好的作家需要具有不断创新、避免自我重复的写作意识。毕淑敏的作品中虽有大量的医生和病人，表面上看，这样的叙述空间显得略感狭窄和单调，但从其创作历程来看，这些医生和病人却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生境遇。《预约死亡》写的是对人之将往何处去的思考，《红处方》写的是人的受难过程，《血玲珑》体现的是人的“生”的意义，《拯救乳房》则更关注如何“拯救”受难的人们。这里面有生死，有苦难，有“拯救”，这不就是一个人完整的一生么？当大多数作家停留在对表层事实经验的主观臆断时，毕淑敏的这种探索性写作姿态本身就值得肯定。尤其是探讨人的生死问题，选择医生和病人作为叙述对象是一种非常可行的方式，因为病人是离“死神”最近的群体，而医生则是与“死神”搏斗的中坚力量，代表着“生”的一方，两者的所作所为可以视为两种终极价值的体现，正是这种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让毕淑敏无形之中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
关于叙事伦理，刘小枫的表述可谓精当：“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20）长期以来，我们的当代文学写作始终围绕着国家、民族、人民等这些中间价值系统进行探讨，缺乏对个人存在、个人命运等终极价值的写作，即使略有涉及，也常常把它寄托于沉重的历史脚步之中。在“宏大叙事”写作方式的烛照下，反观毕淑敏的创作，我则认为，她是这种新的“叙事伦理学”的践行者。首先，在毕淑敏的文学世界里，她对人的存在和死亡等问题的探讨并没有把它本质化为一种“宏大叙事”，而是通过“疾病”这一视角切入到主题当中，其中的人物虽以病人居多，但毕淑敏作品中人的世界不仅仅是病人的世界，而首先是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毕淑敏也曾在创作谈中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那些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它们像两块坚硬的石头，缀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21）所以，毕淑敏的小说里写的是极为密实的、通俗的、日常化的当代生活，比如《预约死亡》中即将寿终正寝的老人们,《红处方》中的张大膀子、庄羽等人，《拯救乳房》中的卜珍琪、周云若等。毕淑敏把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了读者，他们的生活是琐碎的，轻如雪花，但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这种弘扬日常生活精神、反“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写出了日常生活的内在真实，而人恰恰需要诗意地栖居在这样的“真实”中。毕淑敏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是丰富的，有普通市民的生活，有高干子女的生活，有知识分子的生活，有底层人民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概念化的，被简化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人有喜怒哀乐和爱恨情愁，这样的人便有了挂靠，不至于虚空。
疾病在现代社会其实是一种隐喻，在苏珊·桑塔格那里被解释为：“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种形式。”（22）这些人患上疾病以后，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接踵而来，让他们的灵魂无所依傍，无法确认自身存在的意义，在疾病的纠缠下，他们开始了“自我审判”，发出了对自我存在的狐疑，进而背叛了自己日常中的亲情、爱情和理想。实际上，对于生活在社会中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在疾病面前的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镜像”意义。毕淑敏说：“我希望对死亡有重新的解释，死亡在我们的概念中不再是肮脏的、悲惨的，它并不可怕，有时只是我们不能接受死亡而已。死亡是生命最后一个过程，有它的存在，生命才得以完整，我们不是要挑战死亡，而是接纳死亡。”（23）毕淑敏把死亡日常化、平常化，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是比较罕见的，但这不是对死亡的亵渎，而是对灵魂的敬畏，不把这一层面的意义揭示出来，很容易把毕淑敏的写作视为俗物，很难进入毕淑敏真正的心灵世界。当我们进行正常的生活时，我们很难感到灵魂的存在，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与身体、生活融为一体，它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而当面对像疾病这样的生死考验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不能再进行正常的生活，灵魂也从我们的身体中游离出来，它无所依靠，它好像是另外一个自己，无法确认自身，进而变得孤独、冷漠。毕淑敏给我们的启示是：让游离出来的灵魂重新回到自身，回到日常，不能让我们的灵魂任意地游荡和遭践踏，欲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死亡日常化。只有这样，疾病才不会成为隐喻，我们才能懂得生命的意义，那就是善待灵魂，敬畏灵魂。所以说，毕淑敏的写作是敬畏灵魂的写作、光明的写作。
其次，除了日常生活叙事外，毕淑敏的写作还有一条明显的身体叙事线索。身体，并不单单是指肉体，而是充满欲望的肉身，人不只是“下半身”动物，人的欲望也不只有“下半身”的欲望，它也有头脑、躯干和感情。与“下半身”写作不同，有的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开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整体的身体观，毕淑敏的《红处方》、《拯救乳房》等几部作品就是不错的尝试。斯宾诺莎说，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毕淑敏的写作并没有回避人的欲望，比如，《红处方》中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庄羽，她有着天使般的面孔，却同样具有“邪恶”的心灵。她之所以是“邪恶”的，完全是由于戒毒医院这个特殊的场所和吸毒病人这种特殊的身份所决定的，因为，她的欲望如爱美的欲望，性的欲望，渴望自由的欲望等等，完全是一个正常人所应具有的欲望，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变成了不正常的需求。这时，戒毒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治疗的只是他们的肉体，而不是身体，如同那些实验室里的猴子和小白鼠一样，并无限压抑庄羽们的欲望，想彻底拯救他们就彻底成了虚妄，所以，有了频繁的复吸者，戒毒医院也成为一个充满罪恶的场所。与其在虚无中抵抗，还不如让它灭亡，这就造成了庄羽的悲剧，简方宁则充当了这种虚无的治疗中的“殉道者”。
毕淑敏在论及女性身体时曾说道：“最理解女性自身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熟悉我们的身体，我们了解我们的欲望，我们知道我们的长处，我们洞悉我们的弱点。”（24）所以，庄羽的悲剧是由于不了解自己的身体造成的，一是因为她太放纵自己的欲望，忽略了自己的肉身，二是因为在拯救她的肉身时而忽略了她的欲望，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来说，两者缺一不可。其实，这也反映了科学与人的本质之间的一种悖论，用数据和实验来说话的科学只关心人的身体的各项生命指标，与人的本质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弥合的裂隙。毕淑敏的写作同时也触及到了这一悖论，比如，《预约死亡》中临终医院里那些因痛苦而死去的老人们，除了“安乐死”，科学对他们的肉身已经无能为力，此时，他们有一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欲望，但却得不到科学的给予；再如《血玲珑》中对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的处理，这个婴儿的身上寄托了太多人的感情，但也是为科学而生的工具，最终还是人的情感占据了上风，却是由于另一个女孩夏早早的离开。因为夏早早找到了她灵魂的落实之处——这个婴儿身上，死亡对于她来说已经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她选择了“向死而生”。这不失看作为毕淑敏的一个叙述策略，这种修辞不仅避免了夏早早痛苦地死去，而且也使那个婴儿扑朔迷离的命运有了归属，也不至于使作品带有很浓重的悲剧感。
梳理毕淑敏的创作历程，她总是试图为面对生死考验的人找到一条拯救之路，从死亡前的“临终关怀”到“心理小组”，这一嬗变过程充满了曲折，发生过许多悲剧。从表面上看，这些悲剧的原因是由于病人不敢正视自己的疾病，但本质上是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身体观，意识到的只是孤零零的肉体，这样就放逐了他们的欲望和灵魂，最终走向扭曲，更是无法确认自身存在的意义。一个不能确认自己的人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毕淑敏的创作努力首先表现为让生活在疾病的折磨中不能确认自己的人能够确认自己，进而把握现实的本真世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凝视自己的身体，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通过凝视身体而达到确认自己的目的的创作倾向是毕淑敏新的话语实验，是一种叙述的“原点”，一种“私密话语”。之所以称之为“私密话语”，首先是因为这一话语结构是来源于毕淑敏的个人经验，其次是因为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是私密的，有尊严的，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私密话语”。“乳房”作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是男人和女人共有的，它不但有生理上的意义，而且还代表着一种伦理，它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是确认女性性别最直观的存在，如果它出了问题，无疑会给女性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它还是男性最不重视的一个身体部位，但它一旦出现了差错，同样也会给男性的自身确认带来困难，小说中成慕海这个人物形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就“乳房”替代“人”的功能而言，是身体其他部位所不具备的。此时的“人”不是抽象和虚空的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灵魂的具体的人，它的核心意象是指人的身体。
《红处方》中人物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并都分布在各个年龄阶段，她们在迷惘和忐忑中加入了程远青组织的心理治疗小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心理小组是病人由阴暗走向光明的一座桥梁，在接受心理治疗以前，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完整性，只是单单看成是肉体或者是欲望的化身。比如小说中让人又爱又恨的小五，为了给哥哥治病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得病以前，小五完全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一堆死死的肉体，供男人取乐和自己赚钱的工具，而得病后，她又把身体完全当作欲望的化身，全然不顾病情的恶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当一名“名妓”的变态欲望。经过心理治疗后，她猛然发现自己的人生世界里没有灵魂，只有非常态的欲望，这首先就是因为她没有发现和善待自己的身体，即使她曾经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对哥哥的美好的爱情想象上，当她知道哥哥并不真心爱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的灵魂一直挂着空，自身的存在意义也就没有了。所以，她醒悟后选择的第一步就是治疗自己的疾病，善待身体，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卜珍琪、周云若、应春草、成慕海等与小五的处境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她们都不敢正视自己得病后的身体，或者把身体当作肉体的等身，疾病在他们的身上变成了隐喻，由此而进行了自我审判和自我背叛，最终失去了灵魂。毕淑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找到自己的身体，并凝视身体，“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生活中自由的安居。
综上所述，毕淑敏对日常生活和人的身体的肯定是对“宏大话语”这一结构性写作的反拨，但她也没有沉迷于个人经验的叙述，反而呈现出一种“公共写作”的趋向，也就是说，文本中所建构的这种“私密话语”并不仅仅对病人们有效，它的精神内涵指向了人的共通生存处境。毕淑敏总是努力地去书写中国现实中所熟悉和关注的领域，这充分表明毕淑敏是一个有自觉担当意识的作家，作为一个军人、医生、作家，她对自身的境遇有着深切的自知，面对死亡，面对生活，毕淑敏始终活在自己的真实经验里，这样的写作才是对现实发声的写作。
王蒙曾指出毕淑敏的“清澈如水的医心”，毕淑敏也谈到作为一个作家“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25）无论王蒙的“医心”还是毕淑敏“良心”，其实在毕淑敏的小说里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愫。只不过，在毕淑敏的小说中，其人道主义是通过对于死亡主题表现出来的。毕淑敏在对死亡的凝视中，完成了与生命的对话。
（1）毕淑敏：《不言放弃，只是暂别》，《我的五样》第13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4）毕淑敏：《文学与人生》，温奉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齐鲁书社2011
年版第247页，第250页。
（3）毕淑敏《毕淑敏文集—哑幸福》第47页，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5）（8）毕淑敏：《我的故事》，《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6）陈骏涛：《走不出白衣——毕淑敏〈没有墙壁的工作间〉跋》，见毕淑敏《没有墙壁的工作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12）（26）毕淑敏：《凝视崇高》，《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6页。
（9）（10）（11）毕淑敏：《预约死亡》，《生命》第30页，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
（13）毕淑敏：《走出白衣》，《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14）（16）毕淑敏：《〈女心理师〉自序》，《女心理师》，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
（15）王蒙：《作家—医生毕淑敏》，《王蒙文存》第2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7-168页。
（17）【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8）毕淑敏：《我的五样》，《毕淑敏散文精选》第8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9）毕淑敏：《写作是一种命运》，《毕淑敏自述人生》第181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20）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1）毕淑敏：《别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小说月报》1992年第11期。
（2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版，第38页。
（23）毕淑敏：《我敬畏生命的过程》，《我敬畏生命的过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113页。
（24）毕淑敏：《女人，谁为你呼唤》，《我很重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25）谢有顺：《文学的常道》，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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