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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95919487819491949578101511261219&&陈克非（）原名建秀，号钟灵，字惟毓，天台人，生于1903年5月10日。第五期政治科毕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将官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九师排长、连长、营附，1934年任第九师二十六旅中校参谋主任，第九师第五十一团副团长、团长，第二军九师参谋长。抗战爆发后曾任第二军第九师二十五旅四十九团上校团长，参加会战、会战，1938年5月，侵华日军进攻鲁南，奉命率部自徐州东调，牵制陇海路东段侵略军。在邳县、地区与日军激战四昼夜，全力策应主力部队台儿庄战斗，取得大捷。1939年任第二军九师二十五团团长，年末开赴，率部主攻收复，1940年升任第二军第九师副师长。1941年兼任澧慈师管区司令，1943年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率第九师渡过，围歼日军于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顺利过江创造条件。过江后率部在滇西边境浴血奋战，率先中印公路，攻占芒友，与驻印新一军会师，立首功，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褒奖。担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任务。1944年10月任远征军第二军九师少将师长，1946年秋陆大将官训练班毕业，任整编第九旅旅长，整编第十五师师长，1948年3月任第十五军副军长代理军长，9月，铨叙陆军少将。旋调任第二军军长，同年冬兼任荆沙警备司令，1949年9月任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12月24日率部在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高参兼第五十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武汉市政府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民革第三、四届候补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协常委，1959年起任全国政协三、四届委员（特别邀请人士）。著有《光荣的抉择》、《第二十兵团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等。196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投江自杀。19794&&8119485212&与时代潮流共浮沉的无衔将军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五四运动的中学学生投身、武汉大革命的黄埔五期政治科毕业生，参加北伐身历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决战、印缅抗战的抗日英雄，中国远征军第九师少将师长19501019517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害，随大去&“黄埔之光”熄灭1949年的沙坪战斗，我第二野战军16军47师139团打得干净利落，战果辉煌。除打死打伤部分敌人外，还俘敌官兵3512人，以上将级9人，其中有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少将参谋处长张志月、少将教育处长陈继恒、少将副教育长田植、少将办公室主任陈定、少将教育总队长蔡时彦、少将教育长孔方、少将教育主任王豁达、第4补给区少将补给区司令罗文山，还有大量的弹药和2600两黄金。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响当当的人物，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抗日战争的淞沪战役、武汉会战以及阻止侵缅日军侧击滇西等战役战斗中，均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曾获国民党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政府赠与棕叶自由勋章，被誉为“黄埔之光”。1933年，他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时，率部驻防抚州之浒湾，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机会主义者指挥，搞堡垒战术，139团前身红12团数次攻击受挫，国民党借以大肆宣扬宋希濂以5个营对2万红军作战的“战绩”。从此，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没想到，16年后的1949年，从指挥几千人到指挥18万人的他最终还是栽倒在老对手面前。用两条腿追上敌人的汽车轮子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彻底消灭华南、西南之敌的指示，我二野5兵团第16军强渡长江后，以大迂回动作直击贵州。日贵阳解放，接着，从南向北再次渡过长江，向成都方向迂回，以截断川敌向南逃跑退路。前卫团为139团，该团攻占乐山后主动向西昌方向追击，12月17日晚在峨眉宿营时，得知有敌汽车100余辆向南开去，团长徐仲禹、政委王尚研究后主动请缨追击。得知这是条年久失修、不易通行的公路，团领导决定部队轻装追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18日拂晓，迎着浓露，部队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前进，不时遭到零星敌人的射击，团长一面派少数兵力搜索、歼灭敌人，一面指挥主力奋力追击。战士们不怕疲劳，越追越勇，越赶越快，敌人的汽车拼命逃，指战员们不顾一切地追，双方展开了体力和意志、战斗力和机动能力的竞赛。经过6小时40分钟的急行军，部队疾进55公里，在艰难的蜀道上平均每小时疾进8.5公里，追至新场，俘宋希濂之补给区司令罗文山所属1200余人，缴获汽车90余辆，还有宋希濂七八十人的军乐队，部队就地宿营。军事上猛攻与政治瓦解结合当地群众反映，沙坪附近，大渡河边来了大股敌人，团领导迅速调整部署，开进歼灭该敌。19日黎明，139团以2营为前卫，团直、1营为本队，3营为后卫，继续向金口河方向进击。当进到沙坪北岸时，透过薄雾，发现山下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其中一部已渡过大渡河，一部沿河南岸向西运动，这时又接到报告说：“数百名敌人正由新场方向向清水桥开进。”前后左右都有敌情，情况紧急。团长徐仲禹立即调整部署，沉着指挥，令后卫第3营在清水桥就地展开截击由新场东来之敌，自己则指挥2营主力进击金口河，切断对面众多敌人的逃路，并立即指挥火力分队占领有利地形，隔河以火力拦阻南岸企图西逃之敌。政委王尚、参谋长翁介山指挥1营及2营5连攻歼沙坪及北渡之敌。这样，曾经名声显赫的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及其所率领的残兵败将就已完全落入被歼罗网之中。宋希濂所部在川东遭我3兵团击溃后，慌忙率残部向西撤退，沿途被我军追得丢盔弃甲，损兵折将。16日到达大渡河边时，18万人的部队只剩下5000余人。19日上午，当宋希濂到达沙坪渡河时，终日阴沉的面孔露出了一丝笑容。原来前天他用电台与补给区司令罗文山取得了联系，商定今天罗文山派上校站长前来接他。但他哪里知道，接他的站长和补给区司令昨天就成了我139团的俘虏，迎接他的将是陷他于灭顶之灾的天罗地网。战斗发起后，政委、参谋长指挥1营及2营5连向山下之敌猛扑。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敌遭此突然猛烈的攻击后乱作一团，争相逃命。一部沿河岸向西逃窜，没出300米就被1营堵住。宋希濂带着警卫排向东跑，被2营副营长王道轩带领的5连压在一条山沟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掏出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企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夺下。就在这时，5连的勇士们冲到跟前，宋希濂及其部下只好举手投降。由于他已有准备，换上了士兵的军装，我军没认出来。消灭北岸之敌后，1营和5连利用敌人过河的渡船迅速渡过大渡河，冲进沙坪街内围歼残敌，一部敌人见势不妙，沿河边小路向西逃命。团长徐仲禹命参谋尘其鹤带一个警卫班、一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逆河而上，占领有利地形，以火力隔水堵截西逃之敌，打得敌人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尘其鹤趁机带几名战士乘一小船划向对岸，俘敌警卫营营长。尘其鹤命其率全营停止抵抗，他照办不误。至此，敌警卫营及教导总队官兵全部缴枪投降，向金口河断敌逃路的第2营也全歼了宋希濂所属124军残部1000余人；向清水河前进之敌亦被第3营歼灭。至中午，战斗胜利结束。古庙再次俘获宋希濂攻歼沙坪之敌战斗激烈进行时，宋希濂趁我河北岸人少，对俘虏看管不严之机，带着几个亲信偷偷溜掉。战后，团决定在河北岸几个村庄宿营，搜索残敌，集中清查俘虏。2连副班长吕世祥、战士刘光荣来到古庙，发现神台下有一堆东西，好像几个人挤在一起，便大喊一声：“赶快出来，你们投降吧！解放军宽待俘虏！”从神台下走出几个浑身发抖的人，最后出来的是一个穿灰色大衣，自称是“军需官”的胖子，衣袋上插着两支金笔，手上戴着两枚金戒指。这个胖子把一块金壳表送到战士面前，被威严地拒绝了。团领导判断俘虏群里藏着宋希濂，立即令各营认真清查。一营教导员许绰集合俘虏军官排查，讲清我军俘虏政策后，即令“校、尉军官各站一边”。穿灰色大衣的胖子偏偏站到校尉两排中间，以便看风使舵钻空子，引起了官兵的怀疑。在宋部做过秘密工作的我军干部认出了宋希濂，当许教导员再次问他是谁时，他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就是宋希濂。”宋希濂被俘后被送到五兵团，杨勇司令员接见了他，勉励他好好接受改造；到了重庆，刘、邓首长关心他的改造；他的黄埔同学、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也接见了他，鼓励他忘掉过去，展望未来，好好学习，加强改造。1952年“三反”运动中，宋希濂积极靠拢组织。1959年被特赦，先后担任过国家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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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6年，周恩来看着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陈赓说：你们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不一样，一土一洋。
1936年，周恩来看着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陈赓说：你们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不一样，一土一洋
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宋希濂奉命率三十六师(宋任中将师长)由南京开拔，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兵至潼关，就地 待命。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出于宋希濂及所有国民党官员们的意外。在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宋希濂又奉命进驻西安，维持治安，兼任西安警备司令。
西安城里，虽然东北军不断内讧，宋希濂奉命&不介入&，但共产党公开活动，各方各界的人士都云集在此，抗日救亡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亲手签署 了协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中国的又进入一个转折关头。宋希濂面对这一事实，反复思考、对比，认识到一致抗日确实是国人之所思、所想、所 向，谁要阻挡也办不到。他端坐在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想到时局的巨变，想到十年前的广州，想到周恩来老师就在西安城内。眼看国共两党将第二次携手，自己 能否捷足先登，去看望周恩来老师呢宋希濂每念及此，又望而却步。他深知，这类事不请示最高当局蒋介石本人，自作主张会惹出麻烦的。宋希濂犹豫之间，陈赓却 登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
&我到西安不几天。昨天周恩来副主席谈起你在西安，要我登门问候您!这正中下怀，今天一早我便不打招呼就来了。&
这在宋希濂也是正中下怀。&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周恩来老师派人来看望我，为什么我不能回访呢就是最高当局知道了，也说不出啥的。于是，宋希 濂在欢宴陈赓，尽情聚谈之后，便主动提出要拜访周恩来老师。第三天，经陈赓联系，周恩来安排时间会见宋希濂。在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陈赓着一身灰土布红军 军服，宋希濂则头发锃亮，将官服笔挺。坐定后，周恩来就风趣地说：
&十年前你们都是北伐军的营长，现在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是大不一样。真是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一土一洋。&
&哪里，哪里，&宋希濂不好意思起来，&比别人我也不轻易甘拜下风，但陈赓兄是我的同乡兼学长，我不敢这样狂妄。&
于是他们的话头转向十多年前的长沙、广州、黄埔，多少个可怀念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你和陈赓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好兆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站在一起。日寇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已经到了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刻。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之时，你们就发扬黄埔精神，再来个竞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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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湖北三千抗战将士遗骨揭秘:师长买30亩地作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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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25 发布在
长江日报报道，陡峭山崖下的一处荒坡，63岁的宜昌村民李先爱掀开一个装米的黄色尼龙袋，10多根长短不一的白骨在1米多高的荒草丛中暴露出来。 　　“就捡这么多，以前挖起来的都被拖走了”，眼前的这堆遗骸是李先爱在方圆几百米的地方找到的，他小心地将其堆放在一起。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金鱼坪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即312省道37公里处，因今年4月高速公路开建，遗骸不时被人挖起。 　　经媒体挖掘和曝光，六七十年前的那场中日两军惨烈的对峙和战争，也随着这些尸骨浮出历史。 　　宜昌沦陷日军西进四川，中日两军在黄花乡一带对峙 　　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 　　黄花乡两河口以东地区一些地方，均被日本占领，并修筑了大量半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西犯四川。 　　这里是进入陪都重庆的重要关口，战略意义显著。 　　国军第75军预备第四师，下辖三个团。1941年春担负该地的防守，这一年敌我双方拉锯战极为频繁。 　　据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政协做统战工作的魏启俊介绍，这段历史在《宜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第11辑中有详细记载。 　　书中预四师已故战士易行锡口述说，有一次，他帮通讯兵抬电线杆时，与师长傅正模同行，看到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 　　年纪较长的人告诉他，“前线战士激烈，将士伤亡太多，傅师长很痛心。” 　　深夜血战 　　1941年冬天，预四师奉令全师开赴晓溪塔地区，准备与日军作战。那日当晚该师三个团冒着凌厉的寒风连夜出发。 　　某日凌晨一时许，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了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二点时分，主攻团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中潜伏下来，工兵排余排长带领1人在前面排除障碍，他们摸到敌前沿阵地，用虎口钳子剪断敌人第一道铁丝网，又顺利地剪开了敌人第二道铁丝网，把敌人的阵地撕开了一个口，10团向前跃进了100多米。 　　当我工兵剪第兰道铁丝网时，触动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顿时暴露干日军视线与火力网之下。此时此刻，似乎除了主动进攻已别无良策，团长立即下令强攻冲锋。敌阵中六挺机枪一齐向我军并火，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地被敌火力扫倒。冲一次倒一批，二营营长当即阵亡。 　　第二次冲锋时全团已伤亡过半。三营高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迁回，接近敌阵，连炸敌碉堡两个，接着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我50多名官兵全部与敌同归于尽。10团在此次血战中，仅剩下1人。 　　3000将士埋葬在金鱼坪的山坡 　　75军的野战医院那时设在南边村的养老坪，也就是现在的金鱼坪。 　　这里与易行锡的老家只隔着一条河。关于野战医院的一些情况，十六七岁的他是亲眼所见。 　　入伍前，他每天都看到成批的伤亡战士从前线运回，轻伤员住轻伤室，重伤员住重伤室，死了的立即掩埋。 　　由于日军封锁了我军的运输线，医药奇缺，全靠人工从三斗坪下面的地方运送，数量有限，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因此，一般到了重伤室的战士，百分之百的无救了。 　　有一次，担架排三天没回后方，医院就死了60多个伤员。起初的对死去的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土坑掩埋，坑里垫一点稻草。后来战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就顾不过来了，干脆几个人一个坑或几十个人一个坑。 　　在预备第四师驻南边村的4年多时间里，养老坪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上，一共掩埋了3000多位抗日战士的忠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易行锡记得其中一个石碑上刻有800多名士兵的姓名。 　　残碑铭刻“不成功，便成仁” 　　本报宜昌讯(特派记者罗京 瞿凌云)昨日南边村村民易生钱说，当时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野战医院就设在他奶奶家。父亲易顺沧是当时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和预备第四师的官兵交往较多，对该师情况较了解。“小时候，爸爸总是给我讲这段历史。”易生钱回忆说，父亲介绍过，有一位名叫郭德章的督战官，是浙江奉化人，当时受国民党第6战区委派，在南边村督战，后来病死安葬在京鱼坪。郭德章也是长眠于此的唯一一位将官。易生钱说，他爸爸也讲过，有2个中校也埋葬在京鱼坪，其中一个叫卿国权。 　　73岁的村民秦德标出生于南边村，回忆起小时候5、6岁时的经历，老人记忆犹新。“1942年，时任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南边村买下30亩地用作阵亡将士公墓，并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院。”秦德标说，“将士在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这里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不少人都不治身亡并葬于公墓，埋在这里的除了阵亡将士，还有许多死亡的当地支援前线、运送生活物资和武器弹药的民夫。” 　　在山坡上有一块残碑，是傅正模师长为阵亡战友所立，上面所刻的“不成功，便成仁”几个字依稀可见。 　　昔日陵园已成山田 村民记忆拼出大致轮廓 　　本报讯(特派记者记者罗京 瞿凌云)南边村金鱼坪，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在当地人眼里，是一片难得的风水旺地。这块土地下埋葬着75军阵亡烈士的遗骨，然而多年前先是被村民所建房舍侵占，后又开荒被垦为农田，现在则因宜巴高速公路的建设才重新被发现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昔日庄严的墓地，如今上面掩盖着一堆堆土方。昨日，在金鱼坪，几位村民用记忆为记者勾勒出它的大致轮廓。 　　青石台阶沿山而铺 碑亭林立甚为壮观 　　村民张治勤的承包田处于陵园正中央。他指着一块约莫两米长的台阶石告诉记者，“这是原址地惟一存在的实物了。” 　　张告诉记者，整个墓地葬占地12亩，原来的台阶一直从山脚下的黄柏河铺到悬崖处。 　　承包田上方，用岩石垒出的石基依稀可见，张说，“这个上面原来有三个亭子，一个大亭子，两个小亭子，每个亭子里面有三块碑，最大的碑高5米，宽2米，最小的也有2米来高。” 　　“大碑上落款人是陈诚，应该是他提的字。”他说，“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土，土都是当年请人挑上来的，你看，现在挖出来的断面，都是一层层的。” 　　营团级以上军官采用棺木 一般士兵就地掩埋 　　自从解放后将陵园开荒以来，南边村的村民经常在金鱼坪挖出人骨头。一位村民说，“经常翻地的时候，翻到人的头骨，大腿的骨头，肋骨，很平常的，偶尔也能翻到棺木。” 　　易钱生曾听母亲讲述过下葬经过，他说，“当时死的人很多，没有条件都用棺木安葬，一般营长以上才用棺木，战士都在挖好的坑道就地掩埋，最多的垒四层，南边山上有个窑洞，里面一共安葬了70个战士。” 　　因为埋得较浅，昨日，记者在张治勤的承包田下方，捡到一块15公分左右的小腿骨。 　　易告诉记者，“虽然宜巴高速公路施工挖出了一些遗骨，但是再挖，应该还能挖出千把个来。” 　　祠堂已经变成居民楼 很多墓碑成了门槛石 　　40岁的施一英房子所在地，就是陵园昔日祭奠烈士的祠堂所在地。她说，“当年建房子的时候，从田里搬来4块碑，3块做了门槛石，还有1块放在猪圈里。” 　　易生钱告诉记者，“陈诚题的那块碑，有一段就在施家，上面好像是个‘忠’字。” 　　施家碑石上还有什么？施一英说，“猪圈里的那块已经被腐蚀掉了，门槛石上的字要拆下来看，才知道写的是什么。” 　　祠堂里的大碑，曾经矗立在南边村小学校园内。后来，因为部分老师认为不吉利，校方请人用炸药将其炸毁。 　　所埋将士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南 　　本报宜昌讯(记者罗京 瞿凌云)易生钱，54岁，他的父亲易顺沧，曾入读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解放前南边村少有的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因为这层关系，他对这段历史颇为了解。他告诉记者，“这些烈士，很多都是湖南的。” 　　“我记得有一块碑文，上面写着‘追赠陆军工兵中校卿国权之墓，民国32年夏立’，”卿国权当时所在的部队是75军预备第4师。易说当时仔细看了一下后面的文字，他的籍贯是“湖南兴化青梅乡。” 　　他说，“听父亲讲，这些当兵的很多是湖南的，可以叫做湘军吧。” 　　“80年代，有很多湖南人来这边寻找自己亲属的墓地，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没有给他们帮上忙。” 　　易生钱说，“在我的印象里，埋葬在这里军衔最高的是郭德章，是个将官，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老乡。” 　　“他是第六战区司令部委派到南边村的督战官，不是战死的，是病死的。” 　　为什么伤员死亡这么多？易生钱说，“这里虽然是野战医院，但交通不便，缺医少药，送来的人常常只能等死。” 　　三大战役喋血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宜昌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凸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宜昌成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 　　决战宜昌之枣宜会战：中国军人爱国精神震撼敌猷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 　　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5月15日，日军10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不久，张自忠为国壮烈捐躯。21日，日军再陷枣阳，并北进至邓县、老河口、樊城一带。 　　23日，日军第11军决心实施宜昌作战，并于25日下达渡河命令。6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 5战区部队反攻襄阳，并将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由李宗仁、陈诚分任兵团长。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地区，中国军队则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 　　决战宜昌之反攻宜昌战役：积极进攻斗志高昂 　　1941年9月下旬，日军向湖南省北部进攻，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第6战区奉令围攻宜昌，策应第9战区作战。此时，日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省北部，宜昌仅有第13师团据守，第39师团在其周围。中国第6战区决定先攻第39师团，分割日军两师团，然后攻打宜昌。10月3日夜，各部发起攻击，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宜昌日军在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态势下，拼死抵抗。至9日，中国军队仍未能攻入城内。当日，第6战区奉令作攻克宜昌之最后努力，以第9、新编第33、第76师猛攻宜昌，激战至10日黎明，攻克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据点，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内日军。当日，第9师组织突击队，突入城内。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并以飞机轰炸，突击队被迫撤出。11日，中国军队准备再度进攻，天降大雨，部队行动不便，未能实行。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已逼近。第6战区遂停止攻势，撤离战场，战斗即告结束。 　　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从军事说，中国军队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 　　决战宜昌之石牌战役：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日军占领宜昌后，为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于1943年5月组织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了鄂西会战。这次会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是继枣宜会战之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地区的又一大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四十几个著名战役之一。蒋介石称这次会战之关键的“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此次会战，东起湘北华容，西止西陵峡口石牌，历时一个多月，毙伤日军官兵25718人、军马1384 匹，毁灭日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仓库5所。其他俘虏人马、械弹、器材、公文无算，终以我三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尤其是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所谓甲种精锐部队，经过鄂西会战元气大伤，不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而被日本大本营取消其原调往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军的命令。至此，日军再无能力对鄂西及大西南发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抗战史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宜昌抗战成功阻止了日军入川 　　历经四年三大战役的宜昌抗战究竟对整个中国的抗战进程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网上有学者将之比喻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改变中国亡国命运的关键之战”。 　　昨晚，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先生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主要发生在鄂西，包括湘西在内的这三场战事，之所以能彪炳史册，最突出的作用是它阻止了日军企图入川的脚步，彻底击碎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梦想，使鄂西成为捍卫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坚实屏障。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日军自此再也没能力突破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指挥的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防线。” (记者 蒋太旭) 　　参与北伐率部起义定居武汉 　　傅正模鲜为人知传奇人生 　　傅正模将军不仅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抗日名将，同时也是一位起义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傅应秋、傅克刚兄弟俩还向记者讲述父亲生前的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攻打武昌“死过一次” 　　1926年，傅正模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六团二营少校副营长。北伐攻打武昌城时，战斗十分惨烈，久攻未成。在围城30天后，北伐军再次发起总攻，傅正模组织奋勇队(即敢死队)强攻城关，在即将破城之时，被敌击中，堕入城下。 　　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人们才从死人堆中将尚有呼吸的傅正模寻救出来。正是这次“死过一次”，傅正模也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解放后，傅正模夫妇携子女定居武汉，直至1968年病逝武汉。 　　弃暗投明勇举义旗 　　解放战争爆发后，傅正模目睹国民党的黑暗，逐渐产生弃暗投明的想法。 　　“父亲想方设法避免参与内战，而不上前线，并在任上海师管区司令之职时，采纳身边中共地下党员的建议，多次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就曾住在我家，从事民主活动。”傅克刚说，1948年，父亲还拒绝了台湾警备司令的委任，毅然在调任湘鄂赣绥靖总司令一职时，拒不到职，把武器装备运往湖南，后在改任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时，与昔日黄埔校友陈明仁将军一同率部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暗示长子不去台湾 　　“父亲起义前，也曾暗示要我留下，不要去台湾。”傅应秋回忆，1949年，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任特务连连长。“父亲虽然没有明说，但暗示我别去台湾，所以，当我把连队带到撤往吴淞口的卡车上时，自己一个偷偷溜了回来。” 　　傅正模率部起义后，傅应秋遵父命到香港去接母亲和弟妹，最终全家人来到武汉。 　　陈赓与之笑谈“革命不分先后” 　　新中国成立后，傅正模先后任中南军区高级参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傅克刚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54年，傅正模出席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时，陈赓大将得知，亲往北京饭店与傅正模会晤，见面后傅正模既感动又惭愧，说到：“庶康兄(陈赓之别名)，我愧对孙总理，也愧对同学你呀！” 　　陈赓随即笑道：“不必，不必，革命不分先后嘛！你仍是我的朋友、同学。” 　　“父亲留下一枚珍贵抗战印章” 　　“‘文革’期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当年与抗战相关的老照片及勋章毁的毁，抄的抄，惟有父亲这枚抗战时期的印章得以幸存。”昨日，傅应秋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这枚珍贵印章的来历。 　　几年前，傅正模当年的一位部下与武汉的傅应秋取得联系，告之他手中珍藏有一枚傅正模将军的私章。这位部下自称是当年参加宜昌战事的预备第四师的一位负责财务的军官，因工作之需，保留了这枚刻有“傅正模之印”的印章，并“物归原主”将之赠送给了将军的后代傅应秋。 　　“其实，这枚印章并不是父亲留世的惟一遗物。”傅克刚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在一家收藏网上，发现了父亲在抗战胜利后，赠送给战友的一个铜墨盒，“墨盒的上盖表面有父亲手书的‘保持过去之光荣历史’几个漂亮的魏碑体大字，落款为父亲的名字。”傅先生表示，此物非常珍贵，他准备与收藏者取得联系，将之买下来。 　　傅应秋老人还向记者展示了一枚纪念章，“那是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为表彰父亲抗战功勋，由国家颁发给父亲，由我代领的。”老人说，父亲留下的那枚印章和这枚纪念章将作为传家之宝传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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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败将黄维生前心愿：抗战功绩能获承认 日 07:40 光明网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63条核心提示: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他的女儿黄慧南回忆了父亲接受改造的漫长过程。被俘虏那年，父亲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回忆说，黄维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 对如此“顽固不化”的父亲，政府没有放弃，而是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关进去时，父亲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出现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政府不仅让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过来为他会诊，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困难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那时的父亲仍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他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机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科院。中科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父亲不死心，还要坚持他的永动机，这也被理解成他抵触改造的一种方式。 从1968年4月起，父亲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所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他研制“永动机”。管理所还花费了一些经费，委托机械厂加工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配件，最终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当时，这些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央最终将他留在了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许诺，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也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才又返回抚顺。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 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台湾派了很多人过来，父亲住的酒店附近经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护他。父亲最终改变了行程，提前回来。 后来，父亲又陆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 黄慧南口述 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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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少将：抗战只是打日本？此理解太偏狭 日 08:44 解放军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541条日 08:44 解放军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541条核心提示：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便走向衰落。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8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八路军干部作报告。（本报资料室提供）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日09版，作者：徐焰，原题：《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是两个革命 》在抗日战争这次全民族参加的规模宏大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成功地实现了两个革命并行的目标：民族革命――驱逐日本侵略，民主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抗战只是打日本？如此理解太偏狭近些年来，有关抗战史教育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倾向，即只单纯地讲国内团结打日本，而淡化了对当年阶级斗争的记述，使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产生了模糊认识，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也不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磨擦及其必然性。其实，当年抗战的国内各阶层除了“打鬼子”这个共同点外，还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要打碎国内的旧制度。按当年解释就是要使“胜利果实属于人民”，不能在战后恢复中国旧政权的黑暗统治。全面抗战开始前，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被国民党“围剿”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体现了全民族共同利益。代表大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接受了这一要求，是因为日本入侵也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不过，各党派把抗日当作首位任务时，国共斗争为中心的国内阶级斗争也只是退居第二位，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未消失，且屡有激化。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承认过“国共合作”一词，只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允许共党输诚”，在内部又强调“抗敌除奸”，“敌”指的是日本，“奸”指的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对待共产党军队的态度，就如同宋朝招安梁山再让其打方腊，想用“收编”方式让其到前线借助日本的飞机、大炮消灭之。至于共产党的抗战指导路线，美国记者斯诺有清楚记述。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说，当走进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改名志丹）县城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时便谈到抗战的规划──“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斯诺又总结毛泽东谈话宗旨说：“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后人不能不钦佩，抗战的局势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回顾历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续。日本敢于侵略中国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无能，抗日期间革命力量需进行内外双重斗争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狂妄，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且丧师失地。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扬长而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当年的中国抗日力量要想有效抗日，除了直接打击日军，同时也要铲除伪军、伪政权，在联合尚能抗日的旧势力一同对日作战时又要设法对其加以改造。由于当时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分成不同阵营，各自又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抗战时国内反动势力也产生了分化。清王朝的残渣余孽如溥仪、蒙古德王和社会上一些不得志的黑恶势力主动投靠日本，为其充当傀儡。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也分为两派，汪精卫代表的投降派认为“抗战必败、再战必亡”而在战时降日，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南京政权。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在美英苏支持援助下坚持了抗战，不过仍具有反共和压迫人民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不同势力只能是采取不同政策，把斗争与联合结合起来，才能在削弱国内反动势力时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政权。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其主力只能占领“点”（各城市）和“线”，要控制大片农村不能不利用汉奸和伪政权。日军对广阔的后方只能定期分区“扫荡”和分散设立据点，这就为共产党发展力量实行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之前，毛泽东便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下旬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获胜后，针对一些领导急于打大仗的心情，毛泽东又强调“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接着，八路军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跃进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的战歌一时传遍了华北、华中大地。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便由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曾达到1亿，在各地打击日军孤立的据点和分散的部队，并铲除了伪政权。共产党的武装到敌后迅速壮大，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从1939年以后便连续出现了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国民党军制造了反共的“晋西事变”，八路军便以反顽战斗打垮了晋豫边顽固军。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叫嚷要把新四军苏中部队“赶到长江里喝水”，又在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中被歼大半……不过为了维持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的反击都适可而止，随之蒋介石同周恩来还能一再在重庆谈判握手。近些年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煽情式地说什么“抗战中只有华夏儿女，没有党派之分”，这岂不是抹煞历史的欺人之谈？抗战中除了有爱国者抗日、打汉奸的激烈斗争，抗日营垒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就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持久战”来对抗强敌国民党政府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有外援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弹药补充，抗战时消耗子弹就达17亿发，有条件与日军打正规战。而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没有外援，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只能用人民战争来对抗强敌。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面对其后方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长期以其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和1942年间，敌后解放区人口曾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降到40万。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来大发展。侵华日军总头目、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便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事实证明，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如在1941年以后的最艰苦时期，华北200余县的抗日武装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合计能毙日军6000人，从而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战将日军拖得日夜不宁和疲惫不堪。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的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拥护。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主要是以大生产减轻群众负担。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切实做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最期盼的土地问题，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当时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远比共产党多，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关键也在于不能解决民生特别是土地问题，其军队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敌后国民党军倒真是陷入“游而不击”的状态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敌当了伪军。至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中就只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统天下。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战后很快迎来新中国诞生中国抗日战争尚处在相持阶段时，就因国际形势的剧变在1945年8月结束。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便一直有着不同看法。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首先就要涉及到用什么尺度看待当年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功绩。有人只是单纯地使用对抗日军这一把尺子，就是只从表面数字看谁同日军打了多少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和片面的。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多以外，更重要的是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当年拥有的兵力、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侵华日军，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说法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逃到台湾后其史书多叹息“赢得了抗战却丢失了大陆”。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时的发展又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便走向衰落。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8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力量便同反动势力进行了最后决战，并驱逐了继日本之后而想控制中国的美国侵略势力，很快赢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而彻底结束了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就此骄傲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建设的辉煌成就，已经雄辩地证明广大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抗日战争所书写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业绩也将永远铭刻于史册。（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徐焰（1951.9―），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事史专家，军事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 　　徐焰将军1969年入伍，先后从事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后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后读研究生，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调入国防大学。此后至今长期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从事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的教学和科研。 　　作为军事史专家，他潜心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曾多次去过日本，并在日本防卫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录》于1995年在国内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日本由官公厅株式会社以中日两种文字同时出版，为战后在日本出版过的惟一一部全面中国抗战的学术专著。 　　徐焰将军最近做客CCTV数字电视国防军事频道《战争谜中谜》栏目主讲《徐焰讲军史》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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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49 &&
买下30亩地用作阵亡将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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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06 &&
傅正模为人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人抛弃了这些死去的抗战将士，幸亏有报应。希望他的后代好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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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51 &&
1941年冬天，预四师奉令全师开赴晓溪塔地区，准备与日军作战。那日当晚该师三个团冒着凌厉的寒风连夜出发。 .................----------------------------在此期间,&&红色延安 在学习 毛掌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15:17:2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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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31 &&
不参与政治。不表态，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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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39 &&
　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第三军官总队总队长、上海师管区司令官、第一兵团中将副&&傅正模司令等。民国38年1月起，任陆军编练司令部副司令、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 　　1949年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高级参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中南行政委员会在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民革中央委员。 　　1957年，傅正模被错划为右派。日，病逝于武汉。1978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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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16 &&
我从小学的历史书，只知道只有八路军是抗日的，即使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也叫中国军队，我还以为是八路军在抗日，而且正面战场写的也很简单，像这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压根就没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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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55 &&
在山坡上有一块残碑，是傅正模师长为阵亡战友所立，上面所刻的&不成功，便成仁&几个字依稀可见。 &&==================&向傅师长致敬，向那些战死病死的军人和民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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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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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1 &&
傅正模&&（）中将，兵团副司令。字镜磨，号汉卿，湖南醴陵人。1923年入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11月该校并入...详细内容：关闭（）中将，兵团副司令。字镜磨，号汉卿，湖南醴陵人。1923年入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11月该校并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后历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排长、区队长、连长。1926年7月参加北代，任副营长。1928年初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参加第二期北伐。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津浦路保安大队大队长兼全路警察总教官。1929年任第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1931年5月任警卫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932年1月率部赴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1933年任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8月任第三十六师第一○八旅旅长，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同年12月，参加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后任第四十九师副师长。1935年8月在四川阻截北上红军。1936年调任第八十三师副师长。同年10月28日任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了忻口会战。后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二期受训。毕业后任补充兵第五训练处处长。1938年5月任预备第四师师长。1941年底任第五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后兼昆明防守司令部参谋长。1943年去印度入美军驻印战术学校受训。1944年冬任军政部部员。1945年10月任湖南洞庭湖警备司令部司令官。次年1月任军政部第三军官总队中将总队长。1947年1月任上海师管区中将司令官。1949年1月任陆军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后任第一兵团副司令。8月4日参加长沙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不久任中南军区参事。1954年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6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9月在武汉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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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21 &&
祠堂已经变成居民楼 很多墓碑成了门槛石 　　40岁的施一英房子所在地，就是陵园昔日祭奠烈士的祠堂所在地。她说，&当年建房子的时候，从田里搬来4块碑，3块做了门槛石，还有1块放在猪圈里。& 　　易生钱告诉记者，&陈诚题的那块碑，有一段就在施家，上面好像是个&忠&字。& 　　施家碑石上还有什么？施一英说，&猪圈里的那块已经被腐蚀掉了，门槛石上的字要拆下来看，才知道写的是什么。& 　　祠堂里的大碑，曾经矗立在南边村小学校园内。后来，因为部分老师认为不吉利，校方请人用炸药将其炸毁。 &=============================&哀我族这奴性根深，极端地自私、冷漠，这些作为凡有良知者所不齿，可恨复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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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50 &&
自从解放后将陵园开荒以来，========================啥都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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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59 &&
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中华儿女永垂不朽！&我们再不能隐瞒或歪曲历史真相了。更不能让&我爷爷领导的......消灭了150万日本军队&这样的盖世谎言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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