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人知道哪一本小说的女主角的名字叫程如雪_百度知道
有哪位高人知道哪一本小说的女主角的名字叫程如雪
是穿越的小说啊！！！！！！！！男主角叫 皓羽寒 。还有一个人叫 “桃花眼”名字是幽冥，
提问者采纳
冷情王爷独宠：妃行天下
提问者评价
哈，兄台谢啦。谢谢哈。
其他类似问题
名字的相关知识
按默认排序
其他2条回答
爱上“同居”男友 喜欢的话给个满意吧，啦啦啦
男主角叫乔安，是《爱上同居男友》。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哪本吸血鬼小说的女主角叫安雅？？？_百度知道
哪本吸血鬼小说的女主角叫安雅？？？
按压这个死丫头竟然还捂着嘴巴图偷笑了一个早上，我嘴硬说是因为我不贪心，竟然是一只毛茸茸的一只兔子.jpg" esrc="http，于是我恶狠狠地威胁她不许外传.hiphotos，说出去恐怕会被族人嘲弄的，仿佛早已窥探到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在一本旧杂志（天使COM）上找到了一段连载日安雅醒来时明显被我的黑眼圈惊吓到了，却完全没有吸血的冲动时.com/zhidao/wh%3D450%2C600/sign=16a0f84c099c6befa187/242dd42aece37d3bec3，他红着眼睛看着我.baidu.jpg" target="_blank" title="点击查看大图" class="ikqb_img_alink"><img class="ikqb_img" src="http://d，气呼呼的说兔子是用来培养我的人性的，有400cc的鲜血足够我支撑很久.com/zhidao/wh%3D600%2C800/sign=8fda94e695eef01f4dceb51d/242dd42aece37d3bec3.baidu，一只苍白面色的吸血鬼竟然定盯两只熊猫眼://d，然而再三从我口中确认我是彻夜呆在他的身边，安雅神神秘秘的给我带来了个礼物.hiphotos，安雅却在我面前把兔子抱走://d.hiphotos，可是她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让我有些忐忑不安日为了奖励我遵守一个月只喝一次人血的约定;就打这么多吧<a href="http.baidu！我了不可支的对准那只活泼可爱的兔子就要咬下去，也是。&/zhidao/pic/item/242dd42aece37d3bec3
提问者采纳
《沉沦帝君》？或者是《吸血鬼的玫瑰情人》？
提问者评价
其他类似问题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
安雅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一小说女女主角名叫乔唯一_百度知道
一小说女女主角名叫乔唯一
我有更好的答案
按默认排序
一世情深：帝枭独占卧底妻
其他类似问题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求一本小说，女主角叫安落藤，男配叫安子乔，是女主角帮他起的名字_百度知道
求一本小说，女主角叫安落藤，男配叫安子乔，是女主角帮他起的名字
提问者采纳
《名动天下之美人倾国》
就是这本，太感谢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
其他类似问题
安子的相关知识
按默认排序
其他1条回答
霸道冰山老公：只疼小丫头！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黄侃古本音观念研究（乔永）
&&&&&（乔永）
古本音是古音學基本概念，它體現了對語言歷史變化的認識。黄侃從“歌戈”入手，認爲“歌戈”是人類最早能夠發出的“元”音，和“歌戈”相拼的聲母就是上古所有的聲母。而能和“歌戈”相拼的就是十九紐，與韻圖反映的十九紐狀況相合。黄侃認爲這就是古本聲，從而提出了重要的“古本聲、古本韻”概念。他說：“當知四十一聲類中，有本聲，有變聲。”（見《黄侃論學雜著》，15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簡稱《雜著》，注頁碼）“當知二百六韻中，但有本聲，不雜變聲者爲古本音；雜有變聲者，其本聲以爲變聲所挾而變，是爲變音。”（《雜著》157頁）黄侃對語音的歷史演變有深刻的認識，因而非常重視古本音研究。
王力先生談到黄侃“本音、變音”時(1979)說：“我們要知道黄氏所謂‘本’與‘變’的含義。所謂‘本’，就是說直到《切韻》時代，仍然保存著上古的讀音。例如見母，從上古到《切韻》時代一直讀[k]；又如咍韻，從上古到《切韻》時代一直讀[ai]。所謂‘變’，就是說上古讀音與《切韻》時代的讀音不同。例如群母的演變過程是[k]-[g']，又如之韻的演變過程是[ai]-[i]。”（王力）無論王力先生的理解如何，黄侃的“古本音、今變音”說承認語音是發展變化的，並進一步認爲語音發展不是雜亂無章的，變音以不變者爲根。古本音理論是黄侃古音學體系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它是黄侃賴以建立十九紐、二十八部的基礎。要探討黄侃古音學系統，我們有必要深入認識古本音、今變音的概念，探討它們的由來和內涵。
一、黄侃古本音觀念的繼承與發展 古本音和變音的概念出現得很早。古本音說可追溯到明代的陳第和清初顧炎武。語音是隨時間的推移而發展變化的。隋唐以降，去古日遠，語音的古今差别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不諳語音的流變而以今律古，叶韻之说起。陸德明提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的叶音觀。直到明代纔有陳第古有本音說，主張“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批判前代古人韻緩叶音說，從而奠定了古音學的理論基礎。
&&&&&顧炎武認爲古今音不同，是今音讀錯了。他以先秦有韻之文爲據，離析《唐韻》，歸納古韻部，作《唐韻正》，開始重視《唐韻》對古音研究的重要作用。顧氏說：“欲審古音，必從《唐韻》始。”（注：顧炎武《音論》卷上，《音學五書》，中華書局，1982年。認爲他所歸納的古音十部就是《詩經》的古本音）。
段玉裁沿用顧氏古本音的概念和體例，具體表現在《六書音均表》的“古十七部本音說、古十七部音變說、古四聲說”。段氏的古本音是相對今音而言的，“凡一字而古今異部，以古音爲本音，以今音爲音轉”，有了這一觀念，可以更好地認識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
戴震說：“……且悟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又云：“東韻一等爲古本韻，江韻爲今變韻。”他解釋語音古今流變說：“東冬鍾一類也，江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就一類分之爲平上去入，又分之爲內聲、外聲，又分之爲一二三四等列，雖同聲同等，而輕重舒促必嚴辨，此隋唐撰韻之法也。”（注：戴震《聲韻考》卷二，《戴震全集》2269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說明語音古今流變時，認爲“東韻一等爲古本韻，江韻爲今變韻”。戴震明確使用了古本音概念。
從上可以看出，中國語音學史上古本音術語與相關理論已有很久的歷史，古本音是研究語音發展變化的重要觀念。古本音觀念及對語音發展變化的認識發展到黄侃變得更加清楚和深刻。
黄侃接受了戴震“等”的觀點，進一步認爲古本音只有洪細之分。黄侃認爲：“凡韻有變聲者，雖正聲之音，亦爲變聲所挾而變，讀與古音異，是爲變韻。”又說：“凡有變聲，即爲變韻。故古韻二十八，今韻二百六；一韻之中，又分類多者，至分四類。”（《雜著》141頁）黄侃明確地使用了“古本聲、今變韻”的術語，以之顯示古今音的區别與聯繫，“凡韻但有正聲者，讀與古音同，是爲本韻。”黄侃的“本聲”是指保存在《廣韻》中的上古音，意思是它們從上古到《廣韻》讀音一樣，古本有之。黄侃說：“凡本聲，古今無變，譬如今日字讀影母，古音亦必讀影紐也。”（《雜著》69頁）黄侃的變聲，是指古無此紐，後經演變分化纔有此紐，如喻爲影之變聲，“今音讀喻者，古音皆讀影”（《雜著》69頁）。古本音學說雖並非黄侃首創，但黄侃爲古本音賦予了新的含義。
黄侃說：“凡昧於本音者，往往以變音爲本音。如《〈釋文.詩〉‘何彼穠矣’》引韋昭注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按，尺奢，舌音，讀居，喉音。豈有自漢以來由舌而變爲喉，可證三國時已不知本音之說矣。”（見黄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14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簡稱《筆記》，注頁碼）又云：“自明三山陳第撰《毛詩古音考》以駁古有叶音之說，於是研求聲韻之學者，始知古時自有本音。顧氏炎武繼起而發明之，於是古音之與今音遂判然若兩物矣。……至乎宋倡叶音，古音遂不可復問。夫研究古音者，所以研究其轉變也，苟無轉變，則今之注音字母即上古之音矣。研究轉變必推其所由來，故凡言轉者，定有不轉者以爲之根，然後可得而轉也；凡言變者，定有不變者以爲之源，然後可得而變也。”（《筆記》156頁）
曾運乾與黄侃有同樣的觀點，他在談論韻之正變時說：“正韻者，音之合於本音者也。變韻者，音之溷於他音者也。”（曾運乾）本音、變音觀念的確定，對上古音研究有很大幫助。黄侃通過古音史分期、古本音今變音的研究及古聲調的分析，勾畫出了古音韻發展的基本綫索。
王力先生認爲古音發展到現代幾乎全部發生了變化，不可能有保持不變的“本音”。“經過兩千多年的變化，絕大多數的上古韻值已經不是原樣子，實際上古本韻不再存在，差不多全是變韻了。”（王力）“古本音和變音，這是黄氏古音學的基本概念。他所擬定的整個古音系統都從此出發。我們必須深入考查他是怎樣看出‘本’和‘變’來的。”（王力）“他的‘古本韻、古本紐’之說絕不可信。”（王力）
聲韻關係複雜，有變有不變，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凡以聲相變者，無不有關於韻；凡以韻相轉者，無不有關於聲。此語言轉變之大則，又以之示限制也。”（《筆記》116頁）此限制即指有不變的因素存於其中。黄侃主張“本、變”說，以聲韻發展演變的事實考察語音，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因此，古本音這一術語的產生及其在音韻學研究中的運用符合語音發展演變的規律，既有理論依據，也有語音事實的根據。黄侃的古本音思想實際上繼承了顧炎武以來的對語音發展的認識。王寧、黄易青先生認爲“黄侃‘古本音’概念是在前人各種合理意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注：參見王寧、黄易青：《黄侃先生古本音說證辨——兼論考古與審音二法之於古聲研究的影響》，載《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輯98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有關古本音的概念及其變化，該文中已作了詳細、深刻的研究，本文不贅述）。
黄侃說：“凡聲變必須疊韻，韻變必須雙聲。”“凡古音同類者，互相變。”“凡古音同位者，或相變。凡清濁音同類者，亦互相變。”（《雜著》141頁）“古聲十九類，必爲一、四等。中雖間有二、三等，而十九聲外確無一、四等。《廣韻》中於等韻全韻皆爲一、四等者，即爲古今同有之韻；於等韻爲二、三等者，必非古音。何以故？以其中有古所無之聲母。”（《筆記》106頁）認識變纔能進一步認識不變。黄侃的聲韻研究包含著對古音演變的深刻理解，不是憑空的想象、推理。他從聲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觀點出發理解“變”與“不變”，提出“古本聲、古本韻”說，這個理論對語音發展有很好的解釋作用。一般說來，古聲母的演變以韻母爲條件，其中韻頭的影響尤爲直接；而後，聲母的類化作用又影響韻母系統的變化。“古聲既變爲今聲，則古韻不得不變爲今韻，以此二物相挾而變；故自來談字母者，以不通古韻之故，往往不悟發聲之由來；談古韻者，以不憭古聲之故，其分合又無的證。”（《雜著》62頁）黄侃强調聲母與韻母互相影響，從而產生變化，這是語音研究中應該重視的原則。
從以上對諸家的古本音研究觀點的粗略檢查和討論中，我們認識到，“變化”的概念在古音學研究中的相應價值，更加清楚地瞭解聲韻交互影響而產生變化的語音研究原則。
二、顧炎武、段玉裁、黄侃古本音說比較分析 顧炎武認爲古音分部不能僅依《唐韻》以求其合，應以《詩經》押韻爲參照，對《廣韻》二○六韻的韻字該分的分，該合的合，並著《詩本音》、《唐韻正》（注：顧炎武《音論》卷上，《音學五書》，中華書局，1982年），逐一明其上古所屬韻部。他認爲所歸納的古音十部就是《詩經》的古本音。由十部到今音，有些本音發生了變化，形成變音（顧氏没有“變音”這個術語）；有些本音仍保留在今音之中。因此，他將歸入同一部的甲類字的今音看成是變音，而將歸入該部的乙類字的今音看成是甲類字的古本音。他的分析方法很具體，如對“尤”字的分析，先列出其中古和上古的反切：“尤”字，中古羽求切，上古羽其切，再並舉《詩.載馳》、《易.賁.象傳》第26例以證明古本音“羽其切”不誤。
顧炎武没有明確說明今音中哪些韻的音值是古本音，哪些韻的音值是由古本音演化出來的變音，我們可以根據《詩本音》、《易韻》、《唐韻正》的注音將其歸納出來。顧氏古本音、今變音對照情况列表如下：
分析可以看出，顧炎武的本音是就宋元人叶音而言的本音。顧氏認爲保留古本音讀音，構擬出變音字的古本音，一個完整的古音體系就建立起來了，以下三類字是古本音演化出來的今變音：
(1)第一部的江韻字，第三部的侯韻字。
(2)根據古音實際，將《廣韻》的一個韻離析開來，分析歸入古韻不同的韻部。如《廣韻》庚韻字，在古音系統中半入陽唐，半入耕清青，後者可看作古今無變，前者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讀如陽唐是其古本音，今音讀如耕清青就是變音。
(3)今音中有些韻的絕大多數字歸入甲部，其今音值被看成是甲部的古本音；但仍有少數字歸入乙部，它們的今音是由古本音演化出來的變音。《古音表》中凡是在某部下面注明“收入某韻某字”或“併入某韻某字”，這些被收入的字的今音音值都被看成是由該部古本音分化出來的。如東韻絶大多數字歸入第一部，被看成是第一部的古本音，但“弓雄夢馮”等字歸入第九部，被看成是由第九部古本音演化出來的變音。“芃汎梵風楓”等字歸入第十部，被看成是由第十部古本音演化出來的變音。
關於古本音的音讀，顧氏說“聲相近可讀，不煩改字”，即認爲某一韻部的本音字，它們的今音音值就是它們的古本音，音近可讀，照字面念就可以了。
段玉裁的古本音觀點是“古與今異部，是爲古本音”。他認爲“音不能無變”，古本音即中古某韻部的字，上古也在某韻部，如“雨”，中古是魚韻字，上古也是魚部字。段氏認爲上古屬某部的字在演變過程中轉入他部所統的韻中，是音轉，而同一部分化出不同的韻，是音變。這是古韻演變的兩種形式。他認爲：“凡一字而古今異部，以古音爲本音，以今音爲音轉。如尤讀怡，牛讀疑，丘讀欺，必在第一部而不在第三部者，古本音也。今音在十八尤者，音轉也。”（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一·古十七部本音說》，見《說文解字注》81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以韻部言之，有正音，有變音，“之者，音之正也；咍者，之之變也。蕭宵者，音之正也，爻豪者，蕭宵之變也……”；以聲調言之，“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考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晋，上入聲多轉而爲去聲……”（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一·古四聲說》，見《說文解字注》，同上，815-816頁。）。段氏的古本韻說，便於從今音觀察古韻。李開先生說：“‘古本音’一語，既指‘上古某韻部，中古同名韻部’的‘正規軍’，也指‘上古某韻部，中古異名韻部’的‘雜牌軍’。後面這種情形試記作‘上古某韻半’，倒過來說也對。”（李開2002a:92）
段氏認爲“古音有正而無變”，他未明確提出以“等”劃分本音變音的思想，但考察《古十七部音變說》詳列的正變各韻，可以看出他以“適中”爲正，即以三等爲正，以一二四等爲變。如下表：
段玉裁的理論是：“音有正變也。音之斂侈必適中，過斂而音變矣，過侈而音變矣。”在他的觀念裏，古本音是自古至今而不變的（所謂正），而音轉的變音則或由過侈或由過斂而與古不同了，因而某一韻部中的“正音”就是這個韻部在上古的實際音值。區分標準是斂侈，以開口度作爲“正”“變”的標準。段氏以自己時代方音爲準，得出“大略古音多斂，今音多侈”的結論。段玉裁的音變說試圖總結語音演變的大致規律，作爲古韻演變途徑的歸納是正確的，然而從音值角度探求古今韻部的流變，對音變作的解釋“音之斂侈必適中”却有問題。
黄侃接受了段玉裁的“某韻半”的從音值方面研求古今韻部流變的思想，也以開口度作爲分析古音的標準。以下是黄侃古今正變表（轉引自陳新雄《黄侃的古音學》）：
黄侃的古本音與顧氏、段氏的古本音有相同的地方。顧炎武、段玉裁、黄侃都認爲“正音”千古不變，“變音”是由“正音”分化出來的。他們的意思是語音發展了，古本音並未完全消失，有的保留在今音之中，把上古一個韻部的字分爲本音字和變音字兩類，“正音”是這個韻部在上古的實際音值。然而，他們在古本音的判斷標準和判斷的結果這兩方面又有明顯的不同。
第一，段氏古本音的標準是音的斂侈，適中爲正爲本，過斂或過侈則爲變。段氏的“斂侈”是以他當時的讀音爲準。黄侃的古本音思想吸收了段玉裁“正音”的思想，又增加了新的標準和內容，以等韻的表現爲標準。黄侃說：“大抵古聲於等韻只具一、四等，從而《廣韻》韻部，與一、四等相應者，必有古本韻，不在一、四等者，必爲後來變韻。”此觀點與段玉裁的“適中”說剛好相反，如段氏認爲“之”是正音，“咍”是變音。黄侃却認爲“咍”是古本音，“之”是變音。按照王力“元音的高化可以說是漢語語音發展規律之一”（王力1980:83）這種觀點來看，段氏之說是有問題的。
第二，由於判斷古本音標準不同，顧、段、黄關於古本音的結論有很大不同。段氏以音“適中”爲本，“過斂、過侈”爲變，則必以二等或三等爲“適中”。段氏以之、宵、尤、魚諸三等韻爲正，而三等韻有舌上正齒諸紐，皆非古紐也。紐既不是古音，則韻亦非古音了。黄侃與段氏正相反，他認爲古本音即有洪、細之分。一、四等之音是古今不變之音，那麽，二、三等就是變音。古音或斂或侈，今音則適中。黄侃說：“凡變韻之洪，與本韻之洪微異；變韻之細，與本韻之細微異。分等者，大概以本韻之洪爲一等，變韻之洪爲二等；本韻之細爲四等，變韻之細爲三等。”（《雜著》141頁）懂得某一個古韻的“正音”，把屬於“變音”的字按它們的“正音”去念，就可以得出古音的音讀。
黄侃定聲十九紐爲古本聲，韻二十八部爲古本韻，明確說明了古本音演變爲今音的過程：“古聲既變爲今聲，則古韻不得不變爲今韻”，“二物相挾而變”。意即聲母與韻母相互影響，從而產生變化。比起顧、段來，黄侃的這個思想有所發展。黄侃以古本音標準得出的古聲紐、古韻部結論，與前人關於古本音的研究成果剛好相合。進而以《廣韻》作爲古本聲韻的印證，用已有的成果爲前提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古本音說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它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黄侃將古本音思想進一步明確和深化。其古本音（正音）按照音理音史分析是正確的。陳復華、何九盈先生充分肯定本音、變音說對古音構擬所具有的意義，說：“儘管‘正、變’說不怎麽科學，但對我們擬測上古韻母系統還是有啟發的。‘明乎古有正而無變’這句話，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上古同一個韻部的字，不管它在《廣韻》系統裏是‘變音’還是‘音轉’，都要統一到一個讀音（即‘正音’）上去，這對我們理解一個韻部只有一個主要元音是很有幫助的。”（陳復華、何九盈）黄侃的“凡變聲，古皆讀從正聲”（《雜著》139頁）就是指在未分化前，古本紐與變紐的音值是相同的。以辯證的眼光看，音系的變化往往是從協和到不協和，再轉向新的協和，按螺旋形上升的軌道發展的。
黄侃在列出今聲、古聲、今韻、古韻時，心目中都是有其音值的。只是没有音標，只能用漢字標出而已。古本音今變音觀念體現了語音研究以聲韻演變發展的事實來考察的發展觀。然而，黄侃没有充分說明古今音變的根據和條件，以及“聲韻相挾而變”的思想，這需要我們將之進一步具體化。
三、黄侃古本音的音值研究 <font COLOR="#.古本音與上古音音值關係。王寧、黄易青先生認爲：“黄侃心目中的古音讀，有自己獨特思想，也有對前人的繼承。”（注：參見王寧、黄易青《黄侃先生古本音說證辨——兼論考古與審音二法之於古聲研究的影響》，載《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輯116頁）。黄侃的“古本音”，就是指直到《切韻》時代仍然保存著的上古的讀音，即認爲在《廣韻》二○六韻中有些韻與上古的讀音仍然相同。變音，就是指上古讀音與《切韻》時代讀音不同，已經發生了變化的讀音。
黄侃有“聲韻相挾而變”的觀念，所以古音指韻也兼指古本聲。他考慮到聲母因素，在推求古本音之法一節中强調：“古韻與今韻不同，古聲與今聲亦不同。故專言韻以求古音，偏而不備；必知古聲之說合古韻之說，由今聲以推古聲，而後古音可以知。”（《筆記》143頁）“番禺陳君著《切韻考》，據切語上字以定聲類，據切語下字以定韻類，於字母等子之說有所辯明；足以補缺失，解拘攣，信乎今音之管籥，古音之津梁也。其分聲爲四十一，兼備古今，不可增減。”（《雜著》149頁）黄侃的“據切語上字以定聲類、據切語下字以定韻類”，實際上就是音韻結構的研究，聲與韻的研究，上升到了音節結構的分析，也就是古音系統的研究。
關於本音變音產生的時間和方式，黄侃說：“古音之轉變而爲今音，首變於反切，次變於字母。”（《筆記》156頁）黄侃只以有古本紐的韻爲古本韻。按照今音定爲古音，語言發展中古本音仍保留在今音之中，並未完全消失。無論求古本聲還是古本韻，以《廣韻》爲代表的中古音系統都是重要的橋梁。先找出《廣韻》中的古本紐，有古本紐的韻，就是古本韻。以古本聲定古本韻，古今音系統不相混淆，符合語言變化的系統性原則，語音結構有較强的系統性、穩定性。由此，古本聲古本韻的合理性是可以肯定的。
語言雖有古今流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古今流變思想啟發黄侃以此爲基礎用審音法從《切韻》音系二○六韻中找古音。古韻二十八部，有些部，到了《切韻》時代整部的音值有了變化，而韻類不變，歸部字也不致大變，這樣的情況也是可能的。理論上說以審音法求古音有其自然的合理性。黄侃以傳世文獻、方言異讀爲根據，探討語音發展的一般規律，然後再將之運用於上古音系統的建構。得出：“凡變韻之字，若讀本韻，則從本韻之聲；本韻兼有洪細者，則變韻之洪，讀如本韻之洪；變韻之細，讀如本韻之細。本韻但有洪者，變韻之細，亦讀如洪；本韻但有細者，變韻之洪，亦讀如細。”（《雜著》142頁）“當知變音中之本聲字，當改從本音讀之；其變聲，當改爲本聲，而後以本音讀之。”（《雜著》158頁）
談論古本音就不能回避音值和音類的關係。音值變，音類不一定變；音類不變，也不等於音值一定不變。因此，古今音類同未必古今音值同。不變中有變，變中有不變，這是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黄侃古本音說强調語音中的一部分亘古不變的音值，儘管道不盡正確，但他把古韻字分爲古本音和今變音兩類，明其流變之跡，這對於古今韻類的對應乃至恢復古音系統，都是有意義的。
<font COLOR="#.前輩學者對黄侃的上古音音值構擬。黄侃《音略》中對今聲、古聲、今韻、古韻的研究非常深入。黄侃的“今聲”對每一個聲母都標明了發音部位，如喉牙舌齒脣、開齊合撮、清濁、發送收等，並舉了例字，再附以今聲發音法，這些都說明他心目中有明確的音值。“古本音”問題的實質是對上古音的音值的思考。黄侃二十八部古本韻標目，就是二十八部的音準。
王力先生說：“古代音韻學家所謂‘古本韻’，就是先秦古韻的音值。”（王力1985:41）又說：“黄氏對於古音擬測，用不著許多理論，因爲古本紐與古本韻的理論已經包含著上古音讀在內了。例如端母爲古本紐，可見端母的讀音古今都是[t]，寒桓爲古本韻，可見寒部的讀音古今都是[an][uan]。”（王力）
黄侃聲母系統構擬爲（依王力）：
脣& 音：幫p 滂ph 並b 明m
舌& 音：端t 透th 定d 泥n 來l
齒& 音：精ts 清tsh 從dz 心s
淺喉音：見k 溪kh 曉x 匣h 疑ng
深喉音：影
這個系統與某些閩方言的聲母系統基本一致。黄典誠先生說：“而在福建北部建甌的西陂，十九紐是不多也不少的。”（黄典誠1996:33）
黄侃明確認爲入聲是和陰陽相同的音質音位。陰聲韻類表：元音“吾華之元音凡七‘阿、隈、驚、烏、謳、鏖、哀’”“入聲者，本聲，非閏聲。而四聲皆以入聲爲基。……爲陰陽聲之樞紐。如引長之，則止於喉者爲陰聲，加以鼻音者爲陽聲。”（《筆記》102頁）
洪音阿歌隈灰烏模謳侯鏖豪哀咍；細音鷖齊麽蕭（《筆記》134頁）
“今韻”列有錢夏韻攝表，其攝之立名，多用零聲母字，其攝之代表字之音即黄、錢心目中的音值，如“藹攝”必音[ai]，齊、合、撮即前加韻頭[i][u]。“阿”攝即音[a][e]，“依”攝即音[i]，則206韻之擬音皆可得。再看其古聲、古韻之音，對比即可知其古本聲、古本韻之性質。“古韻”最後說“此二十八部之立，皆本昔人，曾未以臆見加入。至於本音讀法，自鄭氏以降或多未知；故二十八部之名由鄙生所定也”。（《雜著》90頁）
“蕲春黄氏二十八部標目即音準也，其爲段氏十七部商榷曾顯然曰：‘第一部本音以咍韻爲準，改稱咍部，其入聲職德等韻，當分出别立一部，名曰德部，本音即以德爲準。第二部本音以豪韻爲準，改稱豪部，其樂卓龠翟爵虐勺崔弱等聲，當别立一部，名曰沃部，本音即以沃爲準……’”（黄永鎮1934:65）可見黄侃“二十八部”之名，都與其音值有關。“每一聲類中提出一字，以便記憶，謂之字母。韻書之韻，有實際一類者，此爲分韻與分類相當。有實際包含二類以至四類者，此爲分韻與分類不相當。今以從舊便於記憶，故多用《切韻》韻目以談韻，欲其精細，則韻類乃爲至要。”（《筆記》133頁）黄侃認爲古本韻在韻圖一四等，因此二十八韻均以一四等字標目，以示音讀。
黄侃定古本音讀法的原則是：“第一，兩變韻之音溷，以本音定之。如魚、虞今音難别；然魚韻多模韻字，此必音近於模也；虞韻多侯韻字，此必音近於侯也。試於讀魚字時，先讀吾字；讀虞字時，先讀字，則二音判矣（簡言之，無異以吾於切魚，紆切虞，但須重讀其上字耳）。”
“第二，兩本音復相溷，則以對轉之音定之。如東、冬，今音亦難别，然東與侯對轉，此必音近於侯也，冬與豪對轉，此必音近於豪也。試於讀東字時，先讀兜字；讀冬字時，先讀刀字；則二音判矣（簡言之，無異以兜翁切東，刀切冬）。”（《雜著》161頁） 關於古本音讀法，黄侃從聲韻調等呼四方面作了說明：
①凡變韻中之變聲字當改爲本聲，而後以本聲讀之。
②凡變韻中之本音字當改從本音讀之，其一韻兼有古兩韻以上字者各歸本部，以本音讀之，其本韻中兼有他韻字者當改他韻本音讀之。
③凡今四聲字讀古二聲各從本音。本音爲平，雖上去入亦讀平，本音爲入，雖平上去亦讀入。
④凡變韻字若讀本音則從本韻之等呼。本韻或備有開合洪細或不能備有。本韻但有洪者雖正聲之細亦讀洪，本韻但有細者雖正聲之洪亦讀細。開合準此。本韻兼有開合者，則變韻之開讀如本韻之開，變韻之合讀如本韻之合。
錢玄同“以黄氏考定的十九紐二十八韻爲假定之周音，和國音字母、發音學字母列爲對照表”（錢玄同）很有啟發意義。
二十八部音值考定如下：
“歌”，阿攝開合，應讀a、ua，王力認爲“黄氏以歌麻合爲阿攝，讀爲o、uo，不讀a等”（王力）。我們認爲黄侃“歌”本元音，自然應音a
（依王力）
由古本音讀法原則理解，東冬不能簡單地以今音定之。讀東先讀兜，則音值是oug，讀冬先讀刀，則冬之音值似是aug。
古韻表中，模唐鐸擬音較困難。“唐”爲“開合洪”，“鴦攝開合”其音值似爲ang，但“模”爲“合洪”但“烏攝合”且說“今韻‘模’是本韻”，似乎音值似是u，但這樣唐模不能對轉。
黄侃《與人論小學書》中就描寫支、脂、之三部的本音。他說：“支之本音在齊韻，當讀爲鞮；脂之本音在灰韻，當讀如磓（脂韻古皆合口，前人多言之）；之之本音在咍韻，當讀如。今音所以溷者，以支由本聲爲變聲，遂成變韻，脂由本聲爲變聲，復由合口爲開口，由洪音爲細音；之由本聲爲變聲，復由洪音爲細音；於是支、脂、之，皆同爲開口細音，斯其分介不憭矣。”（《雜著》161頁）
黄侃對上古音值有自己的判斷。他說：“言古音讀法者多家，段君謂‘古音斂而今音侈’錢君曉徵已有諍難。本師章氏嘗作《古今音準》一卷，謂魚部音皆讀如模部，陽部音皆當如唐部；此可謂至精之論。又謂‘泰部本音當近麻’；以今驗之，曷之陰聲爲歌，而麻韻本自歌變，則泰近麻之說又諦矣。”（《雜著》160頁）
<font COLOR="#.古本音研究的啟示。上古音研究中，有古本音概念，就有相對的今變音概念。今變音是語音分化歷史發展的結果。黄侃通過聲母是否爲“古本聲”把韻分爲三類：本紐本韻、本紐變韻、變紐變韻。黄侃明確地批評某些對古本音、古變音的錯誤認識。“古韻家橫存一正變之見，或謂《詩》音爲正，雖《易傳》亦有方音；或謂古韻謹嚴，至後世乃通叶稍廣。不悟音之變轉，皆有成規，古之音不自知爲正，後之音亦不自知爲變；雖分合之跡不可泯，而生奴之見必不可存。”（《雜著》106頁）今音本是古音演變的結果，研究古音，需要利用今音以探求古音，而不能以今音去“訂正”或曲解古音。
王力先生認爲：“語音的一切變化都是制約性的變化。這就是說，必須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纔能有同樣的發展。反過來說，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發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王力1980:69）王力先生認爲自古及今，語音發展是有規律的，無一成不變之音，按音理來說是對的。比較黄侃與王力先生的觀點，我們認爲黄侃的觀點與現代“詞彙擴散理論”相似，即語音變化是突變的，在詞彙中擴散是漸變，“一種音變並不是在每個詞中同步進行的”。而王力先生的觀點則是“語音變化無例外”，是音變在每一個涉及音變的詞中同步進行思想的繼承。顯然“詞彙擴散理論”更能解釋語音變化的不規則性。將這兩種對語音變化的認識結合起來，一定會有助於我們分析解釋語言發展的系統性與變異性。
黄侃只從語言內部“聲韻相挾”的發展變化考慮古今音變，失之片面。然而顧氏、段氏、戴氏他們都没有考慮這一點，這可以說是他們共同的缺憾。語音的發展，要考慮語音簡化（包括同化和弱化）和强化兩個因素，還要考慮許多外部因素，一般來說方言和民族交流是語音變化的動力，它既能解釋語音爲什麼會這樣變，又能解釋語音爲什麽會在這個特定的時間變。語音變化受共時的、內部因素的限制，也受歷時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從顧炎武到黄侃的古本音理論是有傳承關係的，因此他們也有共同的缺點。他們都疏於音值和音類的認識。值變，類不一定變；類不變，值不一定不變。古今類同未必古今值同。語言的歷史演變中，有没有不管音類怎樣變化而保持相對穩定性的音值，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
引用書目陳澧 《切韻考》，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
戴震 《答段若膺論韻》，《聲類表·卷首》，見《戴震全集》252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顧炎武 《音學五書》，中華書局，1982年。 陸德明 《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
江永 《古韻標準》，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
—— 《四聲切韻表》凡例，同上。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夏燮 《述韻》，北平富晋書社，1920年。
章太炎 《國故論衡》，吴興沈維伯校本。
—— 《菿漢微言》1916年版，見《菿漢三言》57頁。虞雲國標點整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鄒漢勛 《五均諭》，見《鄒叔子遺書》，光緒九年左宗棠署檢本。
&&& 1.论斯学大意。
“晁公武曰：‘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案三者难分，其实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也；闻而可知者，声也；思而可得者，义也。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蘆，相依而往矣。”
&& “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凡声之起，非以表感情，即以写物音，由是而义传焉。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
“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然后参之以等韵，较之以今世之方言；证据具而理亦明，斯其为音学之盛矣乎！”
黄氏以为音学之进步有二：其一，在于古韵、今韵、等韵之学苦无条贯，而“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广韵》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其二，在于声义同条之理未有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而“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今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
<font COLOR="#.论字音之起原。“字音之起原，约分三类：一曰，表情感之音；二曰，拟物形、肖物声之音。”
&“其用之转变，亦有二类：一曰，从一声转变为多声，而义不相远；二曰，依一声以表物，而义各有因。”
<font COLOR="#.论据说文以考古音之正变。据古有韵之文如《诗》《易》《楚辞》等以求古音之真，其弊有三：“一者，但能得韵而不能得声，或但能得声而不能得韵。……二者，执字有定音，拘于韵部，偶有异同，则别立名目；是故有叶音之说，有合声之说，其烦碎者又多立称号，徒使人眩乱而不得其真。……三者，嬗变之理至微，虽一字之音，同时可以异读。”&以《说文》求古音，有：“一、《说文》形声字，为数至多，据偏旁以求音，除后世变入他韵者，大概可以得其[角思]理。……二、《说文》重文字，为数至多，可以得韵类同部之关系。……三、《说文》训释，往往取之同音。”
<font COLOR="#.论反切未行以前之证音法。“反切未行以前，证音之法，大抵不出七途：一曰、形声，二曰、连字，三曰、韵文，四曰、异文，五曰、声训，六曰、合声，七曰、举读。”
<font COLOR="#.论反切之起原。关于反切之起原，黄氏断从颜之推、陆德明。
<font COLOR="#.论文字初起之时代。文字起原，自《说文序》即有二说：其一言仓颉造字；其一言八卦结绳。黄氏以为：“按文字之生，必以寖渐，约定俗成，众所公仞，然后行之而无阂。窃意邃古之初，已有文字，时代绵邈，屡经变更；壤地瓜离，复难齐一。至黄帝代炎，始一方夏；史官制定文字，亦如周之有史籀，秦之有李斯。然仓颉作书云者，宜同鲧作城郭之例，非必前之所无，忽然剙造，乃名为作也。”
<font COLOR="#.论文字制造之先后。黄氏以为：“造字次序：一曰文，二曰半字，三曰字，四曰杂体。就大体而言，二可附于一中，四亦三之支别。然则文、字二名，可以统摄诸字无所遗也。”
按，黄氏研究文字起源，对于“初文”颇为看重，云：“盖提挈纲维，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皆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也。”又云：“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斯诚考文者一愉快事也。”
<font COLOR="#.论六书起原及次第。“六书之总名，始见于《周官·保氏》。说其细目，始于刘歆。”黄氏以为六书为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
<font COLOR="#.论字书编制遞变。“自始制文字以迄于今，字书体裁，凡经几变。榷而论之，分为九种：一曰，六书之教；二曰，附之诂训；三曰，编为章句；四曰，分别部居；五曰，以韵编字；六曰，以声编字；七曰，计画编字；八曰，分类编字；九曰，专明一类。”其一有《周礼·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所佚之书；其二，有《尔雅》《方言》；其三，有《三仓》《急就》《千字文》等；其四，有《说文》《字林》《古今字诂》《古今字训》《玉篇》等；其五，有（1）体为韵书，而意兼在存字，如《广韵》《集韵》，“虽以韵排列，其实字书也。”（2）就韵书之体而列字，如小徐《说文篆韵谱》。（3）部首字依《说文》次序，部中字则依始东终乏之次，如《类篇》；其六，有《龙龛手鉴》《四声篇海》《五音集韵》；其七，（1）计点画之形编之，如宋李从周《字通》。（2）计点画之数编之，如《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其八，如元戴侗《六书故》，杨桓《六书统》；其九，（1）存古字。如《古今字》、《古今官书》、《古今奇字》《汗简》《古文四声韵》《汉隶字源》等。（2）资常用。如《通俗文》《续通俗文》《杂字解诂》《常用字训》《训俗文字略》《诂幼》《杂字指》《俗语杂字》《俗语难字》《单行字》《字偶》《异字》《难字》《要用字苑》等。（3）正伪失。如《误错字》《要用字对误》《字辨》《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干禄字书》《佩觽》《复古编》《字鉴》等。“惜第一类书，存者多难据信；第二类书，全付湮沈。惟三类书尚多，可资参考耳。”
<font COLOR="#.论说文所依据。“先正有言：‘言不空生，论不虚作。’况于剖判文字之书乎！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font COLOR="#.论尔雅名义。《尔雅》始见于载籍为《大戴礼记·小辩篇》：“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尔雅》始著于目录为《汉书·艺文志》：“《六艺》、《孝经》家，《尔雅》三卷，廿篇。”黄氏据《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与《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以“二文大同，独雅、夏错见，明雅即夏之假借也。”故认为“一可知《尔雅》为诸夏之公言，二可知《尔雅》皆经典之常语，三可知《尔雅》为训诂之正义。”
<font COLOR="#.论《尔雅》撰人。《尔雅》撰人凡有三说：一曰孔子门人；一曰周公；一曰汉儒。黄氏赞成孔徒之说，引宋林光朝《艾轩诗说》：“《尔雅》，六籍之户牖，学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学，必先通《尔雅》，则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类求。及散裂《尔雅》而投诸笺注，说随意迁，文从意变，说或拘泥，则文亦牵合。学者始以训诂之学为不足学，不知《释诂》、《释言》、《释训》亦犹《诗》之有六义，小学之有六书也。”黄氏以为“此说最能得《尔雅》释六艺之旨，即《汉志》列《尔雅》于《孝经》之理，亦明矣。”
3.论《尔雅》与经传百家多相同。黄氏以为经传若《春秋》《周书》《易》《谷梁》等训释多与《尔雅》同，“此皆《尔雅》远出周世之徵。”《四库提要》以为《尔雅》集百家而成，黄以例举批驳《四库提要》论“《释鸟》：爰居，杂县，为取《国语》之文”，称“侃谓《国语》但有爰居之名，初无杂县之号；杂县二字，复取何文乎？”并论“《四库提要·经部》多有妄说，尤以《尔雅》、《谷梁》两提要为可笑。”
<font COLOR="#.论《尔雅》注家二。此节论郭璞之注尔雅。黄氏以为优点有五：“一曰，取证之丰。”“二曰，说义之慎。”（以其释《尔雅》西王母，不引《山经》《穆传》片言为例证。）“三曰，旁证《方言》。”（黄以为“《方言》之作，与《雅》相通，咨惟子云，能知古始。……注《雅》引扬，二途俱畅。”）“四曰，多引今语。”（《释草》一篇，言今言，今江东者，溢五十条。故知其学实能以今通古，非徒墨守旧说，实乃物来能名。）“五曰，阙疑不妄。”（翟灏称《尔雅注》中称未详、未闻者，百四十二科。黄侃统计有百八十条。）
缺点有二：“一曰，袭旧而不明举。”（郭注多同叔然）“二曰，不得其义，而望文作训。”（如“载、谟，伪也。”注云：“载者言而不信，谟者谋而不忠。”郑樵辈指为臆说，今亦不能为讳也。）
<font COLOR="#.论宋人尔雅之学。黄氏以为“自邢叔明以后，戴东原之前，治《尔雅》之学者，惟四家略可称道：一，王雱；二，陆佃；三，郑樵；四，罗願。”
<font COLOR="#.论清儒尔雅之学。黄氏以为“元、明二代，治《尔雅》者寥寥……爰及清世，小学大兴；其始也，由小学以探经传百家之门庭；其卒也，用经传百家以当小学之左证。”
黄氏认为清代《尔雅》之学能够兴盛在于《说文》及韵学的兴盛。“要而言之，治《尔雅》之始基，在正文字，其关捩在明声音。字不明，即义之正假不能明；音不明，则训之流变不能明；故使《说文》之学不昌，古韵之说未显，虽使《尔雅》至今蒙晦可也。”“一学之立，必待与之相关诸学，尽有纪纲。清世《尔雅》之业独隆于前古者，正由此尔。”
<font COLOR="#.论治尔雅之资粮。一是《说文》。“是故字书之作，肃然独立，而群籍皆就正焉。辞书之作，苟无字书为之枢纽，则荡荡乎如繋风捕影，不得归宿。欲治《尔雅》者，安可不以《说文》为先人之主哉？”二是古韵学书。“《尔雅》总绝代之离词，其中蕴蓄先世逸言，异国殊语。当时九服声音，相离未远，纵以声类比方假借，而聆音知义，不至淆伪。迨世远声迁，文字之著于竹帛者，不能相逐而同轨；于是覩文而不知义，音从世读而不谐于古初。治《尔雅》者，不明乎此，上之不过如邢叔明之守文，次乃侪于陆佃、王雱，舍望文生义外，无复他技，且以新得自矜，至可忿疾者也。”
“古韵部之说，由简趋繁。其最能致用者：一、为戴氏异平同入之理……二、为严氏诸韵会通之理……三、为刘氏分韵廿六之理。”
<font COLOR="#、《讲尚书条例》：“治《尚书》，可以三意求之：一、求其文字，以考四代之文章。二、求其义理，以考舜以来、孔子未生以前伦纪性道之说。三、求其事、制，以为治古史之资粮。则二十八篇，为用弘矣。”
<font COLOR="#、《汉唐玄学论》：“大抵吾土玄学，多论人生，而少谈宇宙。至世界成立，万物由来，心行缘起，益尠论述。《易》中稍露萌芽，其余众籍，并此句蘖亦不存焉。中古弥复简略；《庄子》载冉有问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耶？’孔子曰：‘可，古犹今也。’此为殊胜妙义。盖穹诘世界根源，即堕邪见。故中世理家，于斯亦斩截葛藤焉。尝谓方外哲学，思精，每过华土先贤；识大，则不逮远已！此中国玄学与外国哲学之别也。”
&&&&“汉、唐之学，罕言理气。而宋人则视为进塾之语；中世玄学，既不迷宇宙之根源，而宋世如朱子，且曰：‘天之上更有何物？’当时叹以为奇妙，不悟其思智之纷纭，议论之支离，皆坐此。唐以前，无是也。此中古玄学、近世玄学之别也。”
《学易笔谈》杭辛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版一印&#&
按先前所定的读书计划，读《易》是十年后的事情。在目前学力不足以啃进去的情况下，只能从书皮上啃一点《易》学的最浅显的东西，也算是为以后打点基础。以前对于任继愈和钱穆等人论述《易》之相关理论时总能发现一些差异，现在终于清楚，讲《易》也有儒家之易和道家之易的区别。这《易》学两个系统的存在，实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关键的问题，但此前自己竟未注意到，可见以前读书是多么不用功，挂一漏万所造成的问题，在现在都必须不断地投入精力来“补网”了。&
杭氏以为《易》初创于伏羲氏，为中国文化之初祖。而后演化为三：其一曰《连山》；其一曰《归藏》；其一曰《周易》。
《连山》以重艮为首，神农所增益，为夏所承袭；《归藏》以坤为首，黄帝所增益，由商所承袭；而《周易》以乾为首，虽由周文王所演化，但其祖述尧舜。故杭氏以为“《易》在三代，不啻为政治之书。”
虽夏制有《小正》商有“甲骨卜辞”，可资考证，但皆限于文体，不能见其时政治制度之全貌。《周礼》虽遭窜改，但其可与《周易》相印证者，可作周代政治史之史料。&
秦以《易》为卜筮之书，则推想于战国时代后，政治之科学化程度之高，使先前奉为纲纪之《易》而仅存其一息神秘主义的残喘，亦可知当秦之时，已不能理解三代以《易》为政治纲领之原意。
或者，秦火以前《易》学之两大系统已然形成。能避秦火者或仅指道家系统之《易》。杭氏以为上古学术分三派：儒、道、墨。道源于黄帝；墨出于禹，滥觞于神农（许行为墨之支流）；儒集大成于孔子，但孔子以文王为标榜（“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儒家之学出于《周易》，道家之学出于《归藏》，墨家之学出于《连山》。
儒家之《易》有所谓孔子赞《易》以存道。其所存何道？“五帝之治天下也以道，三王以德，五霸以功。世运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道之不明也久矣。”当孔子之世，“由功降而为力”，原有社会制度遭到彻底破坏，原有的政治原则也被颠覆，新兴的生产力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使孔子一派学者试图从以前的政治体系中寻出一个适应当前的原则，既所谓的“道”，此所谓“道”，则主要是学术意义上的政治原则，从其被提出，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而道家系统的“道”实际上，只是“术”，即一些政治活动中最微末的形式。
一、汉以前儒家易学的谱系：
孔子→商瞿→鲁桥庇子庸→江东馯臂子弓→燕周丑子家→东武孙虞子乘→齐田何子庄
&&&&&&&&&&&&&&&&&&&&&&&
&&&&&&&&&&&&&
&&&&&&&&&&&&&&&&&&&&&&&&&&&&&&
&&&&&&&&&&&&&&&&&&
&&&&&&&&&&&&&&&&&&&&&&
&&&&&&&&&&&&&&&&&&&&&&&&&&
&&&&&&&&&&&
&&&&&&&&&&&&&&
&&&&&&&&&&&&&&&&&&&&&&&&&&&&&&
&&&&&&&&&&&&&
&&&&&&&&&&&&&
&&&&&&&&&&&&&&&&&&&&&&&&&&&&&&&&&&&&
&&&&&&&&&&&&&&&&&&&&&&&&&&&&&&&
&&&&&&&&&&&&&&&&&&&&&&&&&&&&
&&&&&&&&&&
未立学官：
&&&&&&&&&&
东莱费直&&&&&&&&&&&
&&&&&&&&&&&&
↓&&&&&&&&&&&&&&&&&
&瑯邪王璜子中&&&&&&&&&
子庚、兰陵毋将永
1.东汉：施派：刘昆及子轶；孟派：渥丹鲑、阳鸿任安；梁丘派：范升、杨政、张兴及子鲂&
汉有两京房，详见《经义考》。《京氏易传》之京房乃元帝时魏郡太守，非宣帝时齐郡太守之京房。
2.汉季：费派：马融、郑玄、荀爽、陆绩、刘表、宋衷；孟派：虞翻。施、梁丘皆没落。&
3.晋唐：王弼为刘表甥，治费《易》，而弃象数，专以玄理演绎。又分《系》《彖》《象》诸传于经文之下。由是费氏《易》淆乱。永嘉乱后，经籍散佚。至孔颖达疏《易》，以王注为本，古《易》遂不可复见。
4.宋：“宋人讲易，自司马温公以至程子，大抵皆不出王弼范围。”
“周子《通书》，发明太极图，为理学之宗，与《易》学尚无甚关涉也。”
邵康节创为先天之说，独树一帜。（《大易萃言》八十卷，极宋学之大观。）
5.元明：“大抵盘旋于程朱脚下为多。”（《来氏集注》“初学者得此，尚为善本也。”）
清：焦循《通释》——汉学；&纪大奎《易问》《观易外编》——宋学。端木国瑚鹤田，治汉宋于一炉。
6.汉宋学派异同：
（1）“汉学重名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析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当。且尊家法，恪守师承，各守范围，不敢移易尺寸，严正精确，良足为说经之模范。”
弊端：墨守，取糟粕而遗精华。
（2）“宋学正心诚意，重知行合一，严理欲之大防。践履笃实，操行不苟，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
弊端：以己意为揣测。&
（3）元明以来，两派对峙，门户陋习，则意气相争，视同异为是非。
7.讲《易》家之锢蔽。“历来讲《易》家无论其为汉学，为宋学，而存一宗牢不可破之锢蔽，即将‘经学’二字横梗于胸中是也。”
8.读《易》法：
&必先读经：“读经之方法，宜先读最后之《说卦传》，次读上下《系传》，然后读上下经，则于卦位爻位象义及彖象爻之材德已略有头绪，以读经文，自可领会。”
读注：“《易》有四道，辞变象占。”
&&&&尚辞者莫备于《程传》，而其所短，往往离象数以言理，则有时不免于凿空。是宜参以纪氏《易问》《观易外编》
象，实从汉学。李鼎祚《集解》搜罗宏富，然东鳞西爪，初学每苦其不能贯串，则宜先读来知德氏《集注》。“然来氏于象亦仅得十之五六，而于数尤未能辨析。盖数虽原本于河洛，但《易》有体数，有用数，有五行数（即纳音数），有纳甲数，各有不同。来氏不辨于此，故遇言数之卦，开口便错，是则其所短矣。”
占，孔子之赞易，实为明道，非为卜筮，故《系传》未述其法。占法当从京焦之术。&
“故余以为欲明象占，宜求诸术数，更由术数而求诸经义，方可谓技焉而进入道，必有超出寻常而为术士所不及者。”
反切之理之理，上一字定其聲理，不論其爲何韻；下一字定其韻律，不論其爲何聲。質言之：即上字祗取發聲，去其收韻；下字祗取收韻，去其發聲。故上一字定清濁，下一字定開合。
假令上字爲清聲，而下字爲濁聲，切成之字仍清聲，不得爲濁聲也。假令下字爲合口，而上字爲開口，切成之字仍合口也。今舉一例：
東，德紅切。德，清聲；紅，濁聲；切成之字爲東，仍隨德爲清聲，不得隨紅爲濁聲。
紅，合口；德，開口；切成之字爲東，仍合口，不得隨德爲開口。
反切上一字，與切成之字必爲雙聲，故凡雙聲者，皆可爲上一字：如東與德，雙聲也；然東與端、與都、與當、與丁等亦雙聲也；故東爲德紅切可，爲端紅、都紅、丁紅，亦無不可。
反切下一字，與切成之字必爲曡韻，故凡爲曡韻者，皆可爲下一字；如東與紅，曡韻也。然東與翁、與烘、與工、與空等，亦曡韻也；故東爲德紅切可，爲德翁、德烘、德工、德空，亦無不可。錯綜言之，左列之音同其效果：
德紅&&德翁&&德烘&&德工&&德空
端紅&&端翁&&端烘&&端工&&端空
都紅&&都翁&&都烘&&都工&&都空
當紅&&當翁&&當烘&&當工&&當空
丁紅&&丁翁&&丁烘&&丁工&&丁空
右設二十五反切，皆同切東字。據以上所列，則用多數字以表明反切上字，與指定一字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其理無殊；亦與造一字母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無殊。然而至今雜用多數者，從習慣也。
又據以上所列，則用多數字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與指定一字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者，其理無殊；亦與造一字母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無殊。然而至今雜用多數者，從習慣也。如依吾儕之私議，則四十一聲類，即爲指定之反切上一字；而下一字，則於母韻中專指一字亦可。譬如德、當、丁，同爲端母，吾儕但指定一「端」字以表明上一字；紅、翁、工、空，同屬東韻，吾但指一「翁」字以表明下一字。故東，德紅切，可改定爲端翁切，而其實無絲毫之不同（黃侃國學文集.中華書局.2006年5月第1版）。
《说文略说》，说明《说文》的性质及其内容：第一，依据《说文序》中“庖牺作卦、仓颉作书”等语，来阐明文字的起源和“文”与“字”制造的先后问题。第二，又依据《说文序》中所说“六书”定义及“改易殊
体、孳乳浸多”等语，来讲文字的类例以及“变易”和“孳乳”的两大规律。“变异”是指字形虽异而实为同字，如《说文》所录“重文”以及后代因读音小变而别造异文之类。“孳乳”是指形义俱变而“语原”实同；凡“孳乳”之字，其间“语原”的关系，有容易识别的，也有难以识别的。第三，关于六书和字体的关系问题，认为全部汉字中，即使不是《说文》的正体，甚至是讹变的字，也都不出于&“六书”的范围。第四，讲字书编制
的源流，谓字书体裁可以分为九种。第五，论到自身的依据问题，谓《说文》之为书，蓋无一字、无一解不有所依据，即令与他书违悖，亦必有其故。孙贻让《名原序》里主张根据金石、甲骨古文来补许书，顾炎武《日知录》里对许书说解有所疑难，黄侃一一加以反驳，并且申明《说文》中的“六书、字体、说解”，都有所依据。最后，列举东汉到唐宋之间研究《说文》的学者，以指明今本《说文》的渊源所自。
&&&&黃侃校《说文》音，以系传合校。黄侃说，韵学之乱，蓋自朱翱始：分韵之缪，尽弃古音；取纽之误，多违《广韵》。因为宋人如此，自然给后人带来了许多影响。像《韵府群玉》、《洪武正韵》、《注音字母》，都出现了一些纷纭颠倒的弊病。
黃侃在《说文略说.论文字制造之先后》中说：“盖提挈纲维，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皆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也。”又说：“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斯诚考文者一愉快事也。”同时他还在《说文略说》&的《论文字初起之时代》、《论文字制造之先后》、《论文字起源及次第》、《论变异、孳乳二大例上、下》、《论俗书滋多之故》、《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论字体之分类》部分中，集中对汉字字源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阐发。另外，他更在《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和《说文小笺》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像对《说文解字》正文9353个字，重文1163个字和南唐徐铉所增400个新附字，全作出批识。又在《说文小笺》中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阐述。关于《说文解字》的体例，黄侃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精湛的论述。黃侃论小学云：“形声训诂之学，莫备于《说文》。不明《说文》，不足以通古文。”又云：“看《说文》，当专攻许氏原书，旁及二徐，清代注《说文》者甚多，略之可也。”
黄侃治《说文》，更注意从声音上去探索。他说：“昔戴君举‘以字说经，以经证字’二语以示后学，余今欲以音说义，以义证音。”为什么要这样强调音呢？因为“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说文》列字，多载本义。然后起之义亦间载之，而本义晦矣。故欲推其本义，不外求之形求之声也。”他的这些话，是在乾嘉诸人“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等经验基础上的发展，不仅指明了声音与文字、语言的关系，而且超出了前人横向描写的局限，深入到从纵向探求文字之源的领域。而研究文字的根源又是寻求语源的不可或缺的阶梯。黄侃注重从声音方面研究《说文》，还因为他注意到许慎在说解中大量运用了声训这一事实。他说：“若《说文》，义训只居十分之一二，而声训则居十之七八。故凡‘也’字上之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如‘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何以不读为‘至高无上’而读为‘天’邪？言在人身之上为颠，在形气之上为天，天之与颠，实为一语耳。说解中字与‘天’有关者，如‘大、至、上’……故天之构成为颠、至、上、大四者，此一说解为一因而众果，或众果而一因。”显然，从《说文》本身中去寻找潜藏着的声训材料，再证以文献典籍，就比单凭声音去推测要可靠得多，也更加接近许慎著书的原意。黄侃曾经把《说文》&的所有说解字一个一个地研究过，寻求他们与被说解字在声音与意义上的关系，并计划与《尔雅》等书相印证，但这一工作没有完成。现在《杂著》中所收的《说文说解常用字》，即当时搜集的资料。黄侃的这一方法是独创的，他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说文》，多发前人所未发，可以说把《说文》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占《说文》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形声字也是寻求声义关系的重要材料。黄侃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凡形声字之正例，声必兼有义”，“凡形声字无义可说，有可以假借说之者。”这是因为“古者造字时已有假借”。例如《说文.止部》：“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徧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律历书名五星为五步。”“戌声”与岁字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原来“戌”是“悉”的假借。“戌”字下说解即云：“戌，悉也。”从戌声，正表示“宣徧、越历”之义。本来，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注意到了形声字声符的表意作用，&但往往不是混同了会意与形声，就是拘于声符的形体。黄侃的声符假借说，就克服了这些弊病，开拓了利用形声字研究字源学的更为广阔的道路。
黄侃还注意了文字开始制造时的声母数音现象。清代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已经提出了“古文一字数用”说，其中就包括声母数音现象。但张氏所列的例子“数用之间不是双声就是迭韵”，意义上也都有关联。而黄氏所说，则扩展到声音毫无关联的现象。例如：“&，读若戢，又读若呶。”“&，读若三年导服之导。读若沾。一曰读若誓。”承认“古文简少，往往一字数用”（张行孚语），承认在数用的情况下可以兼有完全不同的读音，这就更加接近文字初创时期的事实了。同时也可以解决古代小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例如配从己声，而配、己声音迥异。于是段玉裁以为“己非声也，当是妃省声。”&但是这既违背了他自己“许书言省声多有可疑者”，“皆不可信”的话，同时也陷入了新的矛盾：妃也是从己得声。段玉裁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擅
自删去“妃”字说解中的“声”字，说“此会意字，以女俪己也。”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王念孙不满于段氏的武断，于是说“妃、配、（案，即肥字，《说文》从），三字从弓，不从己。《说文》当别有字偏旁部首，读若飞，若‘飞’&、&‘&’、‘&’等字皆从此增省，今缺，不可考矣。字亦当谐声，不当从&也。”凭空造出一个声偏旁，更不可信。其实，用声母数音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己”在最初就有两个音，从它得的字当然也就划然成为两个系统了。黄侃早年写有《说文声母字重音钞（已收入《杂著》），就是为了进行这一研究
所准备的材料之一。到他晚年，对此尤为措意，常常用来晓喻学生，可惜并没有整理成文。黄侃在研究《说文》时，对异部重文、旁见说解等也都十分重视，多有发现，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黄侃强调声训的重要。他说：“义训（案：包括互训与义界两种类型）……特不说两字之制造及其发音有何关系者也……只以其观念相同可以相训，而非完全之训诂也。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这是因为“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文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求其统系者，求其演进之变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原始之本也。”从这里可以看出黄侃关于声韵的两点重要的思想。一是主张训诂的最终境界应该是对形、音、义三方面给予全面注意，忽略其一，就是“不完全之训诂”。这是他的形、音、义统一观在训诂学上的集中体现。“完全之训诂”叫声训，意在突出声韵的枢纽作用：“欲推其本义，不外求之形、求之声也。因流（案：指后起义）以探其源，因子以探其母，皆音韵之功也&”但这并不是说单凭声音就侈谈源流。典籍的资料、先儒的训释、字形的剖析，都是声训不可少的
佐助手段。他对学生们说：“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二曰善于解剖，三曰必有证据。”他的因声求源说是贯彻了这个原则的。第二点，他所说的声训，包括了“推因”，即寻求语源和字根，也包括了研究字词的统系，也就是今之所谓字族、语族。这是对乾嘉以来“以声音通训诂”之学（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重大发展。黄侃把形、音、义统一，形书、音书、义书有机联系的原则，贯穿在对《尔雅》的研究中，特别是对《说文》与《尔雅》，他更是配合着研究，两方面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尔雅》解释群经之义，无此则不能明一切训诂；《说文》解释文字之原，无此则不能得一切文字之由来。盖无《说文》，则不能通文字之本，而《尔雅》失其依归；&无《尔雅》，则不能尽文字之变，而《说文》不能用。”黄侃运用《说文》与《尔雅》就象“车之运两轮，鸟之鼓双翼”，而他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以音说义，&以书证音”。&
&&&&《尔雅略说》，这篇说明《尔雅》一书的性质和研究的途径：第一，解释《尔雅》书名。第二，关于《尔雅》的作者问题，断定郑玄“孔子门人所作”之说为不误。第三，指出《尔雅》和群经古籍的关系以及历来经师备习《尔雅》的事实。第四，叙录历代注释《尔雅》的书，从汉代诸家到郭璞的注，再从郭璞到陆德明的音义和邢昺的义疏，以及宋人的《尔雅》之学。第五，叙录清代诸家的《尔雅》之学，并一一评论其得失；由于清代《说文》和古音之学大盛，所以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那样超轶前代的著作。六，指明《说文》和古音学书，应作为研究《尔雅》的工具和基础，并说明古音学内容的大概。
黄侃研究《尔雅》，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使《尔雅》研究进入了语言科学的新领域。从汉代到清代，清代是历史上《尔雅》研究成果最多，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然而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学者们对《尔雅》的研究，仍然没有脱离明经、治经的范围。章太炎把传统的小学改称为语言文字之学。黄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训
诂学探讨语言的新课题。他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提出训诂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目的是推求语源，探索语义系统和语义发展的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黄侃对我国第一部训诂学专著——《尔雅》的名义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说：“雅即夏之假借也。明乎此者，一可知《尔雅》为诸夏之公言，二可知《尔雅》皆经典之常语，三可知《尔雅》为训诂之正义。”他在这里一方面肯定《尔雅》的工具书性质，认为&《尔雅》，与经传百家多相同，是训诂之正义，是“厘正故训，纲维群籍之书”。另一方面认为《尔雅》所释是我国北方地区公用的通语，是经典中常用的词语，是一部反映上古汉语词汇面貌的语言学著作。黄侃在比较《说文》和《尔雅》两书异时，曾说：“《说文》之训诂，乃独立之训诂。《尔雅》乃隶属之训诂。”说《说文》所释是脱离具体语言环境的字词的本义，《尔雅》&所释是出现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词义，其中包括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指出应当注意两书的特点，两类训诂的区别。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尔雅》&所释为非通语语词的意义，因为《尔雅》所释不论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都是“公言、常语”的意义。黄侃的这一论述，就使&《尔雅》&的研究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从明经、治经的狭小天地里解放出来，为《尔雅》研究开辟了新的境界。这在雅学史上是一次不曾有过的飞跃。这一突破，&把《尔雅》研究纳入了语言科学的新领域。
章太炎提出以声音、训诂求文字推衍之迹，由音而义，由义而形，将形、音、义三者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黄侃进一步阐述了章太炎的思想。在《尔雅》研究中，他从理论上论述了形、音、义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字、音韵在《尔雅》研究中的作用。他说：“治《尔雅》之始基在正文字，其关键在明声音。字不明，则义之正假不能明；音不明，则训之流变不能明。”深刻地阐明了研究《尔雅》必须以正文字为基础，以明声音为关键的道理。与此同时，黄侃还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了研究《尔雅》的一整套具体的方法，包括其程序和参考书。他说：“治《尔雅》之程序：先辨字之正俗；次辨字之正假；次比较书本所用文字异同；次校勘本书异本；次校本书与他书（经、传、子、史皆是）字之异同。以上关于文字之部分。次求字音：一、每字反切。二、每字多音（可考《类篇》）。有前师异音，有陆德明所注异者。三、每字多音。四、每条中多字声音相关（或双声，或叠韵）。五、诸篇中声义相同、相近、相转，比较之余，得其会归。以上关于声音之部分。次求义训：一、本书义训。义训有同、有异、有近、有直诂、有展转引申。有与他书训诂同，有与之异。二、《尔雅》前师自有异同。三、部注与前师异同，或有未详。以上关于训诂之部分。参考书：《经典释文》，邢疏、孔颖达，贾公彦诸经疏，邵、郝二疏，《广韵疏证》，《经籍纂诂》。”这一套程序和参考书的提出，反映了黄侃力图使《尔雅》研究成为有系统、有条理之学的思想。
黄侃还说：“言小学，一不可讲无条例之言，二不可讲无证据之言。”在小学研究中黄侃特别强调掌握条例，&这是古人行文使用语言的规律，是以简驭繁的一种方法。因此，他把条例看得和证据同样重要。他又认为，对条例不可泛泛而论，必须专治一书，才能使条例得以切实应用。他在研究《尔雅》中对前人著作中有关条例的阐述非常重视。如他总结邢疏有三个优点，其中，第三个优点就是“达词言之例”。对严元照《娱亲雅言》中说《尔雅》之文，他特别指出：“其中有一条，言《尔雅》之例，至闳通足以药近人拘挛之弊。”总之，在古往今来的《尔雅》研究中，黄侃的研究则是具有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所以使他在雅学史和训诂史上成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黄侃在沪苦钻的第三本书是《广韵》，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韵书，五卷，宋陈彭年等奉诏重修。收字二万六千余，平声字多，分上下二卷，上平二十八韵，下平二十九韵。上、去、入声各一卷，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共二百零六韵，&研究上古语音的，大都以此为重要根据，研究上古或近代语音的，也都以此作为比较的资料，是汉语音韵学中重要的一部韵书。黄侃对古音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广韵》出发来着手的。他曾说过：“凡舍《广韵》而别求古音者，皆妄也。”从《广韵》出发，依邹汉声古声纽说，刘逢禄的古韵部说，陈澧的今音学说，提出了“古本纽、古本韵”的看法。对于“古本纽”（即“古本声”）的确定，他是从《广韵》“歌部”入手的，歌部音本为元音，观《广韵》歌、戈二韵音切，可以证知古纽消息，如非敷奉微，知彻澄娘，照穿床审禅，喻日诸纽，歌、戈部中皆无之，即知古无是音矣。黄侃此一论证，其师章太炎“初不以为然”，后乃见信，于《菿汉微言》一文中誉为“此亦发明”。师弟间善善从长，令人感佩。那么28部是如何拟定的呢？28部考定，论证的方法，一如确立19纽之例，即：考察《广韵》里凡有19纽的韵，谓之“古本韵”。依他看来，“大抵古声于等韵只具一、四等”，所以，《广韵》韵部与一、四等相应者，必为古本韵，“不在一、四等者，必为后来变韵”。这样，他考定出具有19纽的一、四等“古本韵”共32个。在这32韵中，有8韵开口、合口相配，它们是：歌、戈、寒、桓、曷、未、魂、痕。并其开合而为4，32去4即为28，这28韵即为“古本韵”，&它们不是一等便是四等韵。于是，古韵28部就这样确立下来。此28部，“皆本昔人”，可谓集乾嘉古音学之大成。
&&&&《声韵略说》，这篇是指研究声韵的途径和方法的：第一，说明研究声韵的重要性，又指明研究的途径就在《说文》和《广韵》两书当中。第二，论字音的起源，是由于表情感、拟物形、象物声等。第三，论古今声韵的异同及其变化的由来，谓古今声韵条例有其共同性，也有其差异性，声韵的变迁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也是由于地域的不同。第四，谓根据《说文》中“形声、重文、训释”等，可以考明古代的正音和变音。第五，谓根据《诗经》中的“韵字、连字、对字”等，也可以考明古代的正音和变音。第六，讲反切以前证明读音的方法，有“形声、连字、韵文、异文、声训、合声、举读”等。最后关于反切的起源问题，依据颜之推、陆德明及张守节三人之说，断定反切起于孙炎；对其他异说一一加以驳斥。
在上古韵部的研究方面，黄侃在《谈添盍帖分四部说》中，主张《广韵》中的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九韵，在上古应分为覃、谈、添三部，与之相配的入声，应为合、盍、帖三部，即在古韵覃、合、添、帖之外再增加谈、盍两部。这是因为黄侃注意到阳声寒、痕、先，入声曷、没、屑，两两相配，这六部都是“收舌”音。收唇音阳声覃、添，入声合、帜，也应两两与收舌的三组六部相配，不应缺少一组。&换句话说，他认为寒、曷、覃、合的主要元音一样，只是韵尾不同，先、屑、添、帖也是如此。那么痕、没两部也应有一组对应的主要元音相同、韵尾为收唇的音。这组音即谈与盍。如果列表，就是这个样子：
收唇&收鼻&收唇
寒痕先&覃（谈）添&曷没屑&合（盍）&帖
谈、盍两部从添、帖中分出，不但有音理的根据，而且有文献资料（《诗经》的押韵、连语等）的证明。但是终因《诗经》&中这四部的韵脚字太小，所以黄侃始终没有在他的韵表中增加谈、盍两部。这正是他严谨审慎处。事隔若干年后，俞敏先后以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黄侃音学的精微，“虽然用弓箭射，&可比戴着折光的眼镜片握着现代步枪瞄准的人打的离靶心近”。
在古音纽方面，黄侃“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纽”。清人治古音学，声纽的研究不如韵部研究的成果大。钱大昕首先提出古无舌上、古无轻唇；章太炎又提出娘、日归泥。黄侃在这个基础上，又将群母归溪，邪母归心，喻母归影，照系二等归精系、照系三等归端系，得出了十九纽的结论。群、邪的归属目前还有争论，姑置不论；喻母的归属黄侃后来有所修订；照系的归属则是几十年来音韵学界所公认的黄侃的巨大贡献之一。可以说，黄侃的这一成绩，是自钱大昕、章太炎以来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黄侃后来改变了喻纽归影的主张是受了曾运乾&的启发&。曾氏提出喻母三等归匣、四等归定。他的根据之一是陆法言《切韵序》的两句话：“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他说：“上四字举音和双音，以明分别部居之意……下四字举类隔双声，以明分别等第之意。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者也。若如今等韵，则侯在匣一等，尤在喻母三等，尤侯两字分隶两类，与上举支脂、鱼虞、先仙六字之各为双声者不侔矣。此徵之法言自序，而知匣、于（喻三）在当时同隶一纽者也。”黄侃得知他的观点后，十分叹服，不仅立从其说，而且推而广之，用于对古声类的再研究上。黄侃认为先仙、尤侯的区别既在于洪细，&那么据是以观守温字母中的影、晓、见、溪、疑、来、精、清、从、心，也应该就其洪细各分为两类。这样，&他就把早年的今声四十一类改为五十一类了。而且，他还给影、晓等母离析后的声类重定了标目字：
守温字母：影 晓 见 溪 疑 来 精 清 从 心 鸟 於 虎 古 许 举 苦 去
五许郎臧良将麄取藏匠苏 须 声类
三十年代初，白涤洲、黄淬伯分别从《广韵》和《一切经音义》考得中古声类应为四十七，其中影、晓、见、溪、疑、来各析为二，正与黄侃不谋而合。到了1939年，陆志韦在检讨了陈澧的系联法，并用数学统计法加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几与黄侃全同。由此可见黄侃研究之精确。只可惜他的具体论述已不可得闻，他所使用的方法今人也不甚了了。&
&&&&黄侃强调治学次第有三：第一，应辨字读、章句。治经学必有小学为始基。礼有今古文，有通假。辨音读，除《尔雅》、《说文》外，还应读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陆氏所见三礼异本多至二十余家，六朝三礼之学，从《释文》中可见其梗概。辨礼书音读，应以《释文》为钥匙。《周礼》、《礼记》，章句尚明，《仪礼》每多省简，必须明句读、析章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创离析章句之体，其后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两书均便于初学。第二，确审名物。《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则三礼所及之名物多矣。正名定物，然后能明礼之仪文。故《周礼》每言辨其名物。《尔雅》训释五经，十九篇中释名物者十六篇。考礼经用名，又不画一。有名同实异，名异实同者；有通言则同，对言则殊者。前人说解分歧，亦多在于名物之争。是以辨名察实，不可不慎。其中并有须绘图以明者。前人辨三礼名物之书，如李如圭《仪礼释宫》、戴震《考工记图》等，均为精核。第三，重求条理。发凡言例，为礼经原有之法。如《周礼》经中每言“凡”，即指明此凡例也。亦有虽不言凡，而义在凡例者。郑玄注，贾孔疏中，每析常例，又辨变例。凌廷堪《礼经释例》善承其学，集前贤之所述，并补缺漏。使十七篇之仪文，&得此而若网在纲，&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门径。孙诒让《周礼正义》，博嵇约取，义例精纯，其要以大宰八法为纲领，众职分陈，区轸靡越。后之治《周礼》者，未能舍是。黄侃又说，一经有一经之例，不必合乎他书。《周礼》有《周礼》本经之例，则必笃守不移。孙氏《周礼正义》虽微集古义，但仍分清何者与本经合，何者不合。黄侃常举《正义》卷首凡例。凡例云：“此经在汉为古文之学，与今文家师说不同。先秦古子及两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淆混。近儒考释，或缀粹古书，曲为傅合，非徒于经无会，弥复增其纷纽，今无取焉。”黄侃极推崇所说，谓此乃治三礼必守之则，不然则一经之脉络既不能明，而三礼所述亦纠葛愈甚，殽杂而无归矣。有学生问，三礼之学，异说纷纭，应宗何家？黄侃说，首先要钻研本经，按文究例。其有经义未明，需求于注者，则宗郑玄注。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三礼之名亦始于郑玄&《三礼目录》。两汉说礼者，虽有杜子春、郑众、卫宏、贾峰、马融诸家，但书均不传，郑注每多引及。郑氏注有功于三礼，可谓雅达广揽，博综众长，是以孤行百代不废。
音韵训诂类书目：
清.樊腾凤撰
清.程际盛撰
清.萧云从撰
清.邹汉勋撰
.清.程际盛
清.孙星衍辑
清.洪亮吉撰
清.钮树玉撰
（明）吕坤撰
清.牟应震撰
陶承学/明.毛曾辑
清.朱士端撰
严可均\清.姚文田
清.成蓉镜撰
清.戚学标撰
清.杨廷瑞撰
清.尹彭寿撰
清.甘扬声撰
王念孙\清.王引之
清.洪亮吉撰
清.张行孚撰
明.梅膺祚撰
清.孙诒让撰
清.孙诒让撰
清.严元照撰
清.郭庆藩撰
明.桑绍良撰
清.庞大坤撰
清.叶蕙心撰
清.姚文田撰
清.杨廷瑞撰
明.岳元声撰
清.刘玉麟撰
清.姚文田撰
清.邵晋涵撰
明.张自烈撰
清.潘衍桐撰
清.严可均撰
清.王念孙撰
清.潘奕隽撰
明.叶秉敬撰
明.桑绍良撰
清.莫友芝撰
明.火原洁撰
明.火原洁撰
清.王祚祯撰
（清）翟灏撰
明.吴元满撰
清.梁僧宝撰
清.陈玉澍撰
明.吴继仕撰
清.存之堂辑
清.李调元撰
清.史梦兰撰
清.吴锦章撰
清.罗振鋆撰
明.兰廷秀撰
清.吴任臣撰
清.熊士伯撰
明.叶秉敬撰
清.任大椿撰
明.朱谋㙔撰
清.易本烺撰
清.贾存仁撰
清.任大椿辑
清.王引之撰
清.张惠言撰
清.释阿摩利谛
清.田宝臣撰
清.郝懿行撰
金.韩孝彦.韩道昭
清.葛其仁撰
清.时庸劢撰
清.王在镐撰
清.胡承珙撰
清.时庸劢撰
清.宋翔凤撰
清.承培元撰
清.袁仁林撰
清.钱大昭撰
清.程先甲撰
清.张金吾撰
清.王念孙撰
清.钱大昭撰
清.孔广森撰
清.刘宝楠撰
晋.郭璞\唐.陆德明
王念孙\清.王引之
清.孔广森撰
清.程瑶田撰
王念孙\清.王引之
清.朴隐子撰
清.谢秀岚撰
清.翟云升撰
清.丁履恒撰
清.翟云升撰
清.钱大昕撰
清.钱庆曾撰
&法.金尼阁撰
清.张鸣珂撰
清.夏味堂撰
清.马建忠撰
清.吴大澄撰
清.李汝珍撰
清.高翔麟撰
清.潘存原辑
清.吴玉搢撰
清.华长忠撰
（清）厉荃辑：&
上古汉语的音节与声母的构成（郑张尚芳）
：（视频）
：（视频）
：（视频）
：（视频）
“（视频）
：（视频）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视频）
：（视频）
汉语音韵学——曾晓渝（南开大学）
《》： 第150页； 第312页； 第354页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