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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毛泽东为何放弃延安：让蒋介石自我陶醉(14)
发布时间： 13:28  责任编辑：dbh  分享到：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10 of 10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外交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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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1期 宋美龄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 导语众所周知，国共内战时美国大力援助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打垮蒋介石装备精良的美式部队是解放军参战部队引以为豪的战功，消灭“美械王牌军”更是在建国后一次次被小说和影视作品演绎，至今不衰。那么，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到底给了蒋介石多少援助呢？这些援助在内战中起了多大作用呢？美国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扶蒋反共呢？01 一、国共内战时美国三大措施全力扶持蒋介石1945年日军投降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上将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国局势：“由于强大的苏俄的出现，中国也自然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美国和苏联——的政治、经济竞技场。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准确地说也就是指中共取得胜利，那么苏俄实际上也就控制了欧亚大陆。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控制着这么大一块区域将会危害世界和平。我们……不允许俄国人这样做”。对美国来说，在国共冲突中，只有让蒋介石掌控中国才能站在美国一边，如果中共获胜，那中国就会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正是出于此考虑，国共内战中美国一直采取三大措施全力帮助蒋介石掌控中国局势：措施一：帮蒋介石接受日军投降，限制中共扩张势力抗战胜利后，为了帮蒋介石快速控制绝大多数日占区，限制中共以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快速扩张势力，美国采取了三大措施来保证蒋介石收复日军控制地区：其一，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日本刚投降，杜鲁门便马上发布了“第一号总命令”，命令所有在中国的日、伪军只向蒋或蒋的代表交出阵地和武器。并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据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其二、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关键地区登陆，“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宣布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近六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这样被迅速调到华北，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替蒋介石占领了京津唐等重镇以及华北主要铁路、港口和机场。1945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据一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信里抱怨说：“在去华北途中，我们被告知是去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在我们抵达之前，中国人已牢牢地控制了局势，后来甚至重新武装了一些日军部队，以加强防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最近，我们被一再告知，我们长期留在这儿的原因是代替蒋介石将军的国民党军队扼守这一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呆在这儿是为了保护蒋将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造反。我们在这儿做的每件事情的直接目的或间接目的，都是为了压服共产党人。”其三，由美国出钱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下达命令：“……你在日本投降后采取行动的依据是，目前军事援助仍将继续，以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军队为重占中国战区目前为日本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要的军事行动，并运送中国军队占领日本本土、台湾和朝鲜。我们希望，只要军事情况许可，在华日军无论是整体的还是零散的，都只向蒋介石委员长或他的代表投降。你当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将军队迅速运送到中国的关键地区。你还可以在正常职权范围内，给予中国军队其他援助。”到1946年7月美军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50余万人。在美军帮助下，国军得以接受120万日军中的绝大部分的投降，并缴获其装备和物资储备。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注1）]措施二：帮蒋介石装备大量军队抗战中根据魏德迈1944年11月提出的整军计划，美国同意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和装备39个师，（即远征军30个师，驻印军5个师，第二批原计划30个师中的3个师，外加学生军1个师），到日军投降时实际已装备了20个师。抗战胜利后，美国继续帮助整训国军，并增加其装备规模。到解放战争结束，美国装备国军的实际情况是：“据廖耀湘介绍，由史迪威经魏德迈前后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共三十九个师，至马歇尔来华调处时（1945年12月）为五十七个师。据徐远举介绍，美国每天从印度以五十架飞机运法武器到云南装备国民党军队。在1948年美帝又装备了国民党十二个师。据说那时有武器无弹药，美帝又把关岛所存的一批剩余物资廉价卖给国民党。据覃道善所知，由于国民党军当时每师的人数不同，不能携带规定的装备数量，有半美械师、全美械师，有以两个师的装备分配军属的三个师，自行调拨，因此数字参差。”然而，在以抗战名义装备的39个师国军中，除孙立人的新1军、廖耀湘的新6军等16个师参加过对日军的缅北战役之外，其余23个师的部队装备好之后几乎未与日军交火，国共内战爆发后，这些部队全部就投入了内战（主要是东北战场）。后来装备的军队则更是直接为内战而准备的。那么经过整训的军队装备如何呢？据廖耀湘介绍：“美械装备的师，全师有冲锋枪约一千零八十枝，卡宾枪约五百四十枝，步枪约四千五百枝（新一军、新六军每师有步枪七千余枝）。重机枪七十二挺，轻机枪约二百七十余挺，六O迫击炮约一百七十门，八一迫击炮约三十六门，山炮十二门。此外尚有军属榴弹炮（105毫米）十二门和军师工兵和通信器材等等。”这样的装备的确非其他国军所能比拟，更不要说整体装备更差的中共军队了。因此虽然美军的整训的确提升了中国整体的国防能力，但对于中共军队来说，这明显使其在装备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也加大了其在战争中的损失。对于这些军队会被用于内战这一点，美国人心里也很清楚，比如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就对蒋介石说：“等到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措施三：继续给与蒋介石大量物资援助从抗战胜利直到1949年蒋介石撤至台湾，美国给蒋介石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类：1、抗战剩余物资的继续供应。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1945年之前美国援华物资能运的中国的很少，从1941年至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中国所得的援助仅为2.8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由于中国军队取得滇西缅北战役的胜利，加上2月份史迪威公路通车，使当年美国对华援助急剧增加到了11.07亿，相当于此前四年总合的5倍左右。这些援助对抗战而言，已是“事过境迁，无足轻重了”，而对于随后的内战却是至关重要。同时，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在继续援助蒋介石，杜鲁门还特别在1945年8月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的情况下，批准继续向中国提供租借军火，直到1946年10月。那么，这段时间内本应用于抗战却被拿来打内战的美援物资有多少呢？截至日止，根据美国政府各有关机构向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美国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总价值达7.81亿美元（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援华8.457亿美元），主要种类如下：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资料来源：《中美关系》，第页此外还有，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货款，1943年秋开始用这笔贷款在美购买黄金和外汇，共计购金2.2亿美元。但抗战胜利前只运来价值6691万美元的黄金，胜利后运来1.50825亿美元的黄金，后者是前者的2.25倍。年间，宋子文就曾奉蒋介石之命大量抛售这笔库存外汇和黄金，以筹内战的军费。2、剩余物资售卖。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还有大量作战物资存放于中国境内及西太平洋各岛，这些物资对美无用，运回国内费用昂贵且无法处理，留在海外则需大量军政人员管理，因此便作价让售给了国民政府，合计有以下几项：　　资料来源：潘国琪《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3、1945年以后美国援华的其他物资，其中被用作军事用途的有：（1）、由美海军拨交“中美合作”军事援助物资1770万美元，主要是军火。（2）油管贷款5030万美元，根据日签订的中美协定，将战前订购的油管陆续交货。（3）1948年美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援助中国4. 36亿美元，国民政府用其中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购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4）空军援助，即1946年美国计划帮国民政府组建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所需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共3.08亿美元。（5）月间，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时，无偿地转让给了中国军队6500吨弹药，包括多种型号的炮弹、子弹、炸弹、手雷、地雷等。这些物资均被用作内战武器。总之，战后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至少30多亿美元的“救济”、售让、赠予等物资援助。 02 二、但美国援助也让蒋介石吃了不少苦头尽管美国的援助规模非常庞大，但毕竟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其首先要考虑的，一旦蒋介石有违背美国东亚利益的举动，那么美援便会成为“惩戒”蒋介石的工具。美国这种“利益为上”的援助在战争初期着实让蒋介石获利不少，但也让蒋在内战中后期吃了不少苦头。1、马歇尔调停不利，美国开始对华武器禁运逼蒋介石就范1945年底，国共关系愈发紧张，美国的态度是既要亲苏的中共在中国做大，又要避免因为支持蒋介石而卷入中国内战，因此，调停国共关系实现中国和平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于是，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上将来华促和。虽然日马歇尔甫一抵达中国就向蒋介石施压说，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就在此时，魏德迈将美军在华西的剩余军事装备折价卖给了蒋介石。这完全抵消了马歇尔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其促和努力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效果，直至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以示惩戒。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据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8月27日，王守竞前来汇报他为中国军队争取某些物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他说，战时特为中国制造的一亿三千万发7.92毫米子弹，国务院拒绝发给出口许可证。拒绝发证主要以中国当前的局势为依据。这无疑是对华禁运作战物资的一种行动，因为禁运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拒发出口许可证。禁运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我国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来源于美国，这就必须使用美制弹药。”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此后直到1947年5月的10个月中，国军都未能从美英等国获得军火物资。此外，为了防止美军驻华引发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更为了不使美军卷入中国内战，马歇尔促使美国从中国撤军。到1946年12月，在华的美国士兵、水兵及陆战队总数从11万余人减少到不足1.2万人。 2、武器禁运的确给国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美国武器禁运给国军造成了多大影响呢？有人认为国军有大量库存，加上缴获日伪的大量枪支弹药，禁运来说影响不大。也有人认为禁运“严重削弱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共军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从下列资料中看出禁运对国军的冲击：首先，由于国民党军队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得国民党军火库存量无可挽回地急剧减少，禁运实施半年后，负责军火供应的联勤部兵工署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军火供应压力：“各战区消耗太大，需补弹药过巨，美械日械弹药久无来源，国造弹药因材料及预算关系产量有限，以致供求悬殊，无法筹补之苦。”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就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投降。”其次，对于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人也有所察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日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1947年4月，马歇尔的助手艾尔文吉伦中将的报告显示：“中国军火库存供应天数在25~123天之间浮动。”再者，直接与国军作战的中共也发现了其装备补给跟不上的情况。1947年2月彭德怀告诉中共中央：“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 1947年3月，据刚在延安待了5个月的美国约翰索尔斯陆军上校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方面弹药供应紧张状况非常清楚，在战斗中，他们设法尽可能地迫使政府消耗物资。尽管由于担心国军会因此而全面溃败而在日解除了对华军火禁运，但十个月禁运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最为致命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是美式装备，“因其装备几全为美国所制之故”，零件不能从其他国家购得，“装备自若干部分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需”。因此，禁运实施后，一旦库存的美式军火和库存零配件告罄，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就等于被缴械了一半，美式装备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比如据新六军长廖耀湘告诉魏德迈“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整体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由此可见，禁运虽不至于说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惨败，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军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受挫。 3、1948年后美国对蒋失去信心，对华援助开始推三阻四此后虽然美国仍大力援助蒋介石，但是却无法扭转国军的颓败之势，其援助也大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拿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获得的最后一笔大额援助——1948年《援华法案》的4.36亿美元来说，国民政府用1.25亿美元的赠款向美国军方及军火企业购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但在1948年战事正酣的时候，这批军用物资却很少能运到中国，日蒋介石还特地命令顾维钧将密电转交给杜鲁门总统，呼吁杜鲁门推动这项特别军援物质的采办，密电措辞非常迫切。但即便如此，直到日，仍有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而即便是运到了中国的，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据接收这批援助的黄仁霖回忆：“1948年底，蒋介石命令我把一船550吨的军火，运往北平，那是“五省剿共总部”的所在地，由傅作义指挥的。我告诉傅作义说：虽然这550吨轻武器军火，数目不大，但是这批军火是1.25亿美元‘援华法案’中的第一批，蒋先生要我向你保证，随后的军火将继续不断地运来。事实上证明，几天之后，1949年元月31日，他打开北平城门同中共议和了。我必须提出这一个报告是很悲惨的，因为这项“援华”物资的第一批，事实上却落入了共军的手中了。对于这项秘密，我始终是守口如瓶，从来不曾泄漏过。那并不是我怕受到惩罚，因为我是奉命行事的。而且我把军火交付他的时候，他还在守城。我只是害怕，一旦这个消息泄漏出去之后，中共便会向外宣布，他们正从美国国会最近批准的‘援华计划’中，新受到了一批军援物资装备……”而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美国在对蒋介石的援助上也开始推三阻四，比如1949年2月初，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主张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根据《援华法案》该送往中国的剩余物资，这引起军方的反对，最后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总统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而此后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都没有再对蒋介石抱有特别的希望和重视。结语美国援助并非一直都是蒋介石的保护神，有些时候反而成为让他吃尽苦头的紧箍咒。（注1）蒋介石不是恨毛泽东，而是恨美国日07:56[][导读]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转播到腾讯微博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左）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全责（资料图）转播到腾讯微博1962年，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蒋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为彭德怀一败再败。（资料图）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国民党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高华: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 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 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您刚才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高华: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建国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然而多数论者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高华:蒋介石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政、军，他对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二十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 “对牛弹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阔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蒋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岛。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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