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会有什么影响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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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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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就有修史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从华夏的人文初祖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 的三千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正如鲁迅先生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史记》至高的评价.司马迁本人在《 报 任安书》中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所言.这就是司马迁自信的言论.时至今日我们读《史记》,还是深感配得上这句话.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得以延续,而其他古国的历史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就因修史是历朝历代的大事,司马迁《史记》在其中是最耀眼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如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三千年的历史就无从考证,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站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任意的回看历史的任何一个章节,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为之自豪.史书的秘密 《史记》背后的司马家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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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的司法制度极其黑暗。即便是最高级官员，只要陷入司法的陷阱，都不能自保。例如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购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作陪葬，预备父亲死后焚化。有人就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被投进监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只是死人的用品。法官何尝不明白，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能死。另一位大农令颜异，相当于农林部长，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立刻被投入监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就是在肚子里诽谤朝廷。颜异也只能死。因此，周亚夫、颜异、司马迁等，任何人都救不了他们。那个时代，每年逮捕的囚犯，都达到十几万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也就是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因谋反罪关入大牢，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此相比。
　　司马迁忍受宫刑极为痛苦，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没有选择死，他必须完成《史记》。韩城司马迁祠堂内的塑像长久地遥望着那刻骨铭心，李陵一去不返的方向。那是一段令司马迁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必须写入《史记》的历史。
　　汉武帝没有下令毁掉这部他认为“诽谤”的书，他释放司马迁出狱担任中书令，或许期望司马迁能改写那些“诽谤”的内容。
　　司马迁出狱后发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他似乎没有对汉武帝的不满作什么修改。那么，汉武帝只须一把火，就能让它灰飞烟灭。
　　两代太史令的心血凝聚而成的《史记》，怎样才能万无一失，留传后世呢？为此，司马迁在《史记》的结尾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这就是史学大家的智慧，即使京师的副本遭遇意外，还有藏之名山的正本留存。那么，这两个版本，后来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逝世多年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至宰相，终于把《史记》公诸于世。这就肯定地说明，最后通过杨郓之手公诸于世的，是“藏之名山”的《史记》正本。
　　《三国志》里对《史记》的那段描写：王肃说到“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是说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只有目录没有内容。这就告诉我们，王肃看到的，是汉武帝删削过的《史记》副本。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到底出自哪个版本呢？
　　有人对此作了考证。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显然，《今上本纪》已佚，本篇开头六十字为后人所补。其下至篇末，是后人取《史记?封禅书》补充而成。
　　我们现在去看当代版本的《史记》，8000多字的孝武本纪，除开头60字，居然与封禅书一字不差，司马迁不可能记载汉武帝一生只关注封禅，其他事一字不著，也不会照抄封禅书。因此，这个本纪不可能是司马迁的原作。难道它是汉武帝删削过的副本吗？再看“景帝本纪”，却没有这样的问题，看其写作风格，应该还是司马迁的原作。它的存在，可以排除现代版《史记》是副本的可能性，说明当代版本应该出自司马迁“藏之名山”的正本。至于没有“孝武本纪”，那只能看出《史记》长期被视为“谤书”，杨恽慑于当朝者讳而不能出示的苦衷。这是司马迁大智大慧却未能在外孙那里实现的历史遗憾。
　　如此说来，三国时王肃所见应为《史记》“副在京师”之副本，当代版本应为《史记》“藏之名山”之正本。两个版本都曾传世。而封建社会印刷传媒业不发达，一般人看不到“谤书”正本，王肃也只得到副本。
　　正是由于司马迁政治上的挫折和困境中的人生追求，才能有历史巨著《史记》，才能有那若干辆牛车才能运走的两个竹简版本，才能有《史记》流传至今。这是司马迁的智慧。否则，我们实在无法估量，失去《史记》将是何等巨大的文化损失。
　　按《史记》记载，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葬于华池”。按此记载，人们在陕西韩城“北华池村”东北方向。能够找到司马靳墓。超过2000年的墓葬能够保留到今天，墓的主人一定声名显赫。在那危机四伏、充满诸侯战争的春秋战国时代，他又如何在生死存亡中建功立业呢？
　　秦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夫司马错，与宰相张议同时，为秦国的崛起立过功勋。那正是这位墓主司马靳的祖父(司马迁八世祖)。
　　当时有一个奇迹发生在中国的西部。位于西方蛮荒之地的秦国开始默默无闻，谁也没有看出这个落后贫穷的小国有什么前途。就这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偏僻小国，在法家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突然闯进了中原国际社会。各国惊慌失措，都没有想到自己也该变法图强，只寄希望于外交政策，有些国家主张联合起来抵抗，用武力把它制服。有些国家主张与它和解，以避免眼前的伤害。因此出现了“合纵”“连横”的不同战略。
　　秦国宰相张仪首先采用连横战略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就使魏国把上郡15个县，包括少梁，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以南，一起献给秦国。
　　司马靳的祖父司马错与连横派的领袖、秦相张仪在秦惠王面前有过一次战国史上著名的辩论，结果张仪败在滔滔雄辩、有理有力的司马错之下。司马迁把这个时期的一件小事，及时地写进了《史记》，这就是他祖坟所在的少梁改名夏阳，即今日韩城。
　　这次争论的起因，是四川的巴蜀两国打仗。巴国人就是楚国宋玉所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喜欢把棺材挂在山崖上、悬棺葬的那个巴人。巴蜀双方都派人向秦国请求支持。
　　这时，秦国大夫司马错力主趁机吞灭巴蜀。但是张仪反对，主张对付中原的韩魏两国。司马错指出，兼并巴蜀，就能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攻占楚国，兼并天下。同时，巴蜀富饶的资源可以作为秦国南部的大本营，支撑秦国长期战争的物力财力。
　　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战略，这是秦进军中原的开始。但是，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攻巴蜀难于上青天。传说秦惠文王就想出一个骗局，来解决这段交通障碍。他赠给蜀国国王五个美女和五头便金之牛，就是能屙出黄金的牛。蜀国就派遣千人凿路，开出一条蜿蜒八百里的山道。尽管如此，也只有三头牛进了成都，有一头牛被脚下的悬崖峭壁吓坏了，钻到山洞里不肯出来，士兵抓着牛尾巴使劲拉，导致山石塌方，砸死很多人。这就是李白所说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川蜀的道路从此开通，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出兵灭了蜀国和巴国，并驻守在那里。
　　假如当时巴蜀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以蜀道之难，不仅是秦国，就连后来三国的诸葛亮，也未必能轻易攻占川蜀，中国历史就未必是后来那个写法。
　　秦国统治四川期间，曾派李冰做郡守，修建了大名鼎鼎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巴蜀土地又极其肥沃，粮食亩产比中原高几倍，被三国时的诸葛亮称为天府之国。而秦国所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也被司马迁称作天府之国。这两个天府都成了秦国的地盘，秦国岂能不一统华夏？
　　韩城华池的那座墓主司马靳本人是秦国武将，他作为秦军高级将领，跟从秦将白起，参与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会战，使赵国走向灭亡的长平之战。
　　秦军首先派间谍散布谣言，说廉颇老了，秦国最害怕赵括。赵王听信谣言，撤换廉颇，任命赵括统率三军。赵括的老母亲请求赵王：“赵括只会纸上谈兵，如果要用赵括，万一打了败仗也请赦免我们全家”。
　　秦王听到赵括统率赵军，高兴的发狂，他任命了真正各国都畏惧的大将白起统率秦军，又担心白起的威名使赵括恐惧，就下令，敢泄露统率姓名的，立刻斩首。然后动员全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投入战场。
　　赵括厌恶防御，亲自率领大军，向秦军进攻。白起下令退却，然后派出二万五千人的奇袭部队，切断了赵括的退路和粮草运输线，然后团团包围。赵括虽然发动多次猛烈攻击，始终无法突破秦军的包围。士兵饿的发狂，先杀掉战马，最后自相残杀，吃战友的尸体。赵括被迫亲自挑选敢死队突围，结果死在乱箭之下。赵军所剩四十万人，全部投降。
　　为了彻底削弱赵国的国力，秦军把俘虏押送到一个名为“杀谷”的山谷之中，四十万人分十处全部坑杀，赵国从此没落。
　　司马靳参与的这次战役，从军事上评价，是极为成功的。作为军人，司马靳不愧优秀将领。只是由于白起与秦王对下一步的战略有分歧，白起与司马靳一同在杜邮被赐死，葬于华池，司马靳死的有点冤。
　　长平战役四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必须写进历史的事情。秦国军队再度攻击韩、赵两国，穿过了西周王朝的领土洛阳，西周王朝这时既小又穷，面对强大的秦军，周王震怒，亲自借钱组织军队讨伐秦国。楚国和燕国派军队赴约，但发现没有其它国家参与，都仓惶撤退。周王朝只招募了五六千人无法作战。秦国就派一支军队到洛阳，把国王捉住，废为平民，取走了九鼎。这个立国879年，被儒家学派赞不绝口的周王朝，没有得到一声叹息就这样悄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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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散文异常发达、早熟的国家，但要说起以人物为中心的能被后人称为传记体的作品，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是开创之作。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10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20岁以后，游历了许多地方。太初元年（公元前104）着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为李陵事上奏武帝，获罪，受腐刑。为完成自己的著述，他决心“隐忍苟活”。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
　　《史记》记述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作者在人物传记里再现了一幅幅巨大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个富于时代特征的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同时表达了对历史、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的爱憎。
　　《史记》中篇幅最长的是《秦始皇本纪》，共1.3万多字，最短的是《司马穰苴列传》，只有700来字。在有限的篇幅里，既叙事，又写人，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境界。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也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在历史学的文学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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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他的《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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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他的《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 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 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 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 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史记》的评价《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 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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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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