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
（本博客将陆续刊发辛波斯卡全书《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
辑一&|&在黄昏，我们点起灯
&&&&一粒沙看世界
我致力于创造一个世界
辑四&|&灵魂朴素，如梅子的核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是继《》之后又一经典诗集。在这本诗集中，诗人用机智、迷人的声音与语调，诉说了对家人的怀念与赞美、对世间种种生活的爱、对消逝的时间与国度的迷恋、对日常和万物的诗意描摹，隐隐折射出诗人内心的丰富世界和她的寂寞生活。
此书中收录《告别风景》《事件的版本》《从无馈赠》《我致力于创造一个世界》《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时代之子》等80多首隽永的诗作，同时，重译了《万物静默如谜》中广为流传的《一见钟情》、《种种可能》、《在一颗小星星下》等10余首作品，可以在不同的译文中窥见经典的韵味。
译序&|&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
　　“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用来总结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极其贴切。八岁起，辛波斯卡随父母迁居到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并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点。她的家位于市中心，是一所两室小屋。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这所屋子里安静地闭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这是从一次完整而静谧的生命中延伸出来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杨。我们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视树木时的静默神情：
　　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
　　仍在为他生长。
　　这句她参观歌德故居后写的诗，似乎是为自己写的。辛波斯卡声称所有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诗行随着世界的节奏而起伏。在具有挽歌性质的《植物的静默》一诗中，她以谦逊的姿态与植物所代表的万物交流，她自己则作为终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现于诗中：
　　与你们的交谈虽然必要但不可能。
　　那么紧迫，却被永远搁置，
　　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诗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世界的令人惊异之处、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束缚、承受世界的坚忍与真诚，以及地平线上隐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兰《选举报》记者安娜·鲁德尼茨卡、塔杜施·内切克对她所做的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说道，“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令人赞叹。”两个月后，她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发表演说时，她一直在强调对于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态度：“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这是对世界的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也是人类希望的来源。
作为二十世纪波兰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诗人，辛波斯卡总是与傲慢和雄辩无缘，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以柔弱的感觉。然而，在这柔弱之中，她倾注了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大限度的爱。她是备受苦难的二十世纪波兰的女儿，但并不钟情于政治，也不关注热门的宏大主题。她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米沃什在《论辛波斯卡》中曾说：“她在诗中是弱小的。她的诗只是一句碎语。”然而，她不是无聊生活的粉饰者、低级情感的推销员。瑞典学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罗泽克夫人的评价是，辛波斯卡“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为每一首诗赋予优美的形式、精确而又富于层次的内容，为此，瑞典学院赠予她一个称号——诗界莫扎特。
　　瑞典学院为辛波斯卡撰写的诺奖授奖辞是极其精确的：辛波斯卡的诗“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反讽不是廉价的幽默，相反，她善于精妙的错位、偶然和断裂唤醒根植于我们内在的对世界的忧伤、乡愁和依恋，在我们享受审美愉悦的时候令我们发出叹息，随后又引发我们赞美。
　　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现属于库尔尼克）。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现在仍保存着，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斯卡才十三岁。她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她在诗中不太写私人事务，家庭成员也极少出现于她的诗中。只有在《终于，记忆》一诗中，父母的形象隐约出现，然而是在一个梦中，“他们的脸庞如两盏灯，在黄昏，发出幽暗的光。”《赞颂我姐姐》一诗中则出现了姐姐，一位从不写诗、却喜欢寄明信片的姐姐。我们对辛波斯卡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欢将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们只阅读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则藏身于作品背后，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的：“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她在那里上小学。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这里上完小学后，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她写下了一些诗歌，在某次搬家期间，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从未发表，以为这是一篇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1943年，为躲避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途的专业。战后的波兰迅速社会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思想，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她并不清闲，上学的同时，还在一个小编辑部做校对工作。
　　1945年3月14日，对辛波斯卡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虽然这中间似乎具有一种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了诗人。然而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实践的，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
　　当时，波兰诗人亚当·符沃德克在《战斗》编辑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负责联系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赏她的处女作，发现辛波斯卡读的诗集那么少，他惊讶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小时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罗维奇、泰特马耶尔的两本小诗集。她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出于偶然，同学送她一本战争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诗集，她在沦陷期读了这本诗集，这也许是她接触的仅有的先锋派诗歌。而符沃德克藏书丰富，她经常去借书看。两人迅速相恋，并于1948年结婚，不过，这段婚姻并不圆满，只持续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是一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不久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被解放回波兰，随后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二十余部小说，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内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对命运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澄澈领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个体的命运
　　被赋予我们，为了审视：
　　多数命运被我们拒绝，
　　带着恐惧与忧伤。
　　以及：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他们通过这次婚姻兑现了爱情的承诺，也履行了在尘世的爱的义务。尤其是那首饱含深情的《一见钟情》，更是由爱的激情进而深入了对命运和机遇的思考。这首诗广为流传，打动过不少读者，包括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与开始》出版当年的圣诞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诗集，本来想把诗集送给《三色》的译者罗曼·格林，因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欢的诗人。当他翻阅诗集时，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与他正在拍摄的《三色》最后一部《红》十分接近，于是他留下了这本诗集。
辛波斯卡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而是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她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诗就像树木的年轮，经受着岁月的磨砺，生长出清晰的脉络。1949年，当她试图出版一部诗集时，由于已经社会主义化的波兰审查制度而流产，因为它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部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曾把世界弄得先后没有秩序，
　　——它是那么细小，两只手就能抓住它，
　　那么平易，可以面带微笑地将它描写，
　　那么普通，就像祈祷中的古老真理的回声。[&张振辉译。]
　　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发现辛波斯卡诗歌的胚芽。不过，她随即遏止了这一胚芽的生长。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主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保持一致。这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的诗集，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帝国主义等宏大主题，里面只有几首爱情诗以低沉的语调透露着她未来诗歌的走向，大多数诗歌显得空洞而虚假。这是一个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厌恶的辛波斯卡。然而，这本诗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同年，她加入了波兰作家协会和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不满将哲学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开除，她宣布脱离统一工人党。）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在这本集子里，政治主题并未消失，却有所削弱，高亢的诗歌中掺入了一些低语。比如《向自己提问》一诗，她通过一系列质疑开始自觉地搜寻并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对人性困境的敏感、对爱和真实的渴望和对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她写下了这样有力的句子：
　　是的，这平常的担心
　　却把我的喉咙扼住了。
　　幸运的是我知道，
　　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种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林以亮译。]
　　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不适合于“雄壮的诗句”，而逐渐向“带刺的玫瑰”倾斜，然而，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而言，辛波斯卡这一优雅的倾斜是多么幸运。
《我们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问》两部诗集后来基本被诗人否定，在以后的各种选本中，这两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几首诗入选。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过去。在雅盖隆大学就读期间，她开始接触波兰先锋派作家，尤其是结识了诗人米沃什，在写作上也受到了他影响。尽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不过，米沃什接着承认，“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这是一部标志性的诗集，从此她自觉地摆脱了政治诗的僵化声音，以柔韧而多层次的声音进入她所擅长的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众多主题。她的诗集不多，每本诗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诗。她是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诗人，犹如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则令人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德国诗人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用场合，不喜欢接受采访和诗歌朗诵（她有一首《怯场》表达的就是对公开朗诵诗歌的反感）。宁静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学周刊》编辑，负责诗歌部，培养了大批年轻诗人。
她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这将为难任何试图为她写传记的人。事实上，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她不愿意成为明星，即使在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这一年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的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金。辛波斯卡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的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阅读占据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时间，也呼应着了她平缓的生活节奏。1968年开始，她为《文学生活》“非强制阅读”撰写书评，与雅盖沃大学文学教授马强格轮流供稿。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又为《选举报》陆续写过一些书评。她的书评行文不拘一格，随着性情而展开，轻松幽默，短小精悍，深为波兰读者喜爱。撰写书评对一个书虫来说是正中下怀的美差。她是那么热爱阅读，甚至说过：“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她还是翻译家，精通法语，翻译过不少法语诗歌，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自己的诗中，她会偶尔掺入一些法语词。她那简短的诺贝尔奖授奖答谢辞是用法语演说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会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区扎科潘内。在这里的作家俱乐部二楼，她有一间屋子。扎科潘内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修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在迪恩·墨菲的访谈中，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生活。在早年的《墓志铭》里，她就设想了自己朴素的一生。
　　波兰诗人尤利杨·普日博希对辛波斯卡的评价很有趣：“她是个近视眼，也就是说，要在近处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在一颗小星星下》几乎是她的诗歌宣言：“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她选择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边。在《无需标题》中她写道：
　　当看见这些，我不再确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她重视诗歌写作中的民主，极力为被忽视、被压抑、被遗忘的事物增加砝码。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记者就这样称赞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的诗人。”的确，她拥有一种奇异的天赋，即经由对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类的普遍命运。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通过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虽然与米沃什、罗兹维克、齐别根纽·赫伯特、贡布罗维奇同属于波兰战后一代先锋派诗人和作家群，但相对于其他人，她的诗凝注于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被减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数字》是对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绝。《填写履历》更是这一主题上的杰作。她曾经回忆，八九岁时，她刚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学去参观一个反酗酒的展览会。然而，她对那些图表和数字无动于衷，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块牌子，上面每两分钟就亮一下红灯，解说词是：“每两分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死于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学用手表测验红灯的准确性，并以优美的动作画着十字，念诵祝愿死者安息的祷告。这一细节感动了辛波斯卡。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斯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她能够通过对细节的敏感，记录“日常的奇迹”。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对平凡事物的惊异感，比如《奇异》《奇迹市场》《一见钟情》等。通过诗歌，辛波斯卡将世界呈现为一个“奇迹市场”。她的诗是生动的剧场，人性和命运被暴露在灯光下。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这样评论她的诗，它们“震动了许多读者，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许多事情，同时她也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当成了戏剧表演。”她的诗试图更新我们对寻常事物的认知，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推到临界点。她的诗即使聚焦于某一场景，也会为之赋予各种夹层，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开丰富的褶皱，比如《葬礼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视》等。
请不要误会，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位只会经营琐事、热衷表象、兜售廉价情绪的诗人。她书写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为了防止个体的尊严受庞然大物（比如极权主义、消费主义）威胁。她写过一首《乌托邦》，用以揭示庞然大物的谎言性质。她相信个体的救赎，而不是集体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访谈《我将自卫》中，她甚至对读者阅读她的环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欢读者坐在大厅里集体感受她的诗歌，而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的闲暇时间，随意地翻开书本或杂志，读她的诗。她对具体世界的信仰是建立于布罗茨基所谓的两个否定之上的：对语言大众的否定，对引力法则的否定。她书写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却拒绝平庸，书写具体而真实的事物却拒绝对重负的屈从。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论者。她渴望人类团结、友爱的能力。她曾说过，诗歌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在早年的诗歌《爱侣》中，她写道：“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林以亮译。]她的诗歌才能体现在优异的反讽能力，在细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切近与渺远、偶然与必然的事物之间取得巧妙的沟通，使每一样事物随时可能走入另一个未知的空间。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写作的总结。她的诗并不封闭，而是向生活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
　　现代主义诗歌在十九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有一个封闭性的神话，即诗歌必须自律、朝向自身。也许出于对马拉美、瓦莱里和维特根斯坦的误读，二十世纪产生了大量沉溺于语言游戏的纯诗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诗歌不再是体验生活、沉思命运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说自身、外在于生活危机的形而上之物。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二十世纪一样，诗人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诗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倾心于呈现一首诗成形的过程。更严重的是，这一情形经常发生于诗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论文章中。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东欧很少产生纯粹的形式主义诗人。在辛波斯卡的诗歌中，几乎见不到关于诗歌自身的言说。在众所周知的《种种可能》中，关于诗歌的诗句不是对形式主义的沉溺而只是对诗的守护：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语言的无限，而是语言和交往的内在困境，如她在《巴别塔》中表达的。即使在少数几首关于写作的诗中，她也并未蜕变为形式主义者，比如《写作的愉悦》，这首诗触及了语言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将写作的愉悦视为“凡人之手的复仇”。她写作，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认出他们自己，她为每一个渴望爱和自由的个体写作。1996年11月14日，米沃什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论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诗探索着私人境遇，然而有时相当具有普遍性，这样，她才能避免独白。……对于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觉诗人。这意味着她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作为我们的一员，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诗歌并不锁闭事物，而是从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于1972年的一本诗集，取名为《可能》。而在1986年的诗集中，又有一首诗叫做《种种可能》。相信可能，这与她对待现实的态度一致。她不沉溺于当下，而是希望在当下注入记忆与未来，从而打开当下现实的封闭性。“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十九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二十一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如是说。对她而言，可能性并非预示乌托邦性质的专制性未来，并不代表对待世界的相对主义态度，而是在人类认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缚之后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唤希望的入口。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体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她在文茨卜的访谈中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辛波斯卡诗选2
《告别风景》
我并不责备春天，&
它已再次出现。
我不会责怪，
因为，年复一年，
它履行着职责。
我知道，我的忧伤
并不能阻止新绿。
叶片只在风中
看到什么东西让
水边成丛的桤木沙沙作响，
这不会使我痛苦。
我获得了一个消息，
那湖泊的堤岸
依然美丽，一如从前——
就像你活着的时候。
我并不怨恨
这阳光令人炫目的海湾。
我甚至可以想象，
不是我们，而是两个别的人
坐在倒下的白桦树干上。
我尊重他们的权利：
低语，大笑，
陷入幸福的沉默。
我甚至认定，
他们被爱绑在一起，
他伸出有力的臂膀
将她搂在怀里。
也许是新孵出的小鸟
在苇丛中窸窣作响。
我真诚地祝愿
他们能够听见。
我并不要求
浪花的变化，
它们时而迅疾，时而迟缓，
并不遵从我的命令。
我对林边湖水的深度
没有任何期许，
最初是碧绿，
随后成为蓝，
最后又变得幽暗。
只有一点我并不赞成：
让我回到这里。
我放弃——
生存的特权。
我比你活得更久，这已足够，
在远方苦苦地思念你。
《金婚纪念日》
他们一定有过不同之处，
水与火，相互远离，
在欲望中偷窃并赠予，
攻击彼此的差异。
紧紧抱住，那么久，
他们占用、剥夺彼此，
即使只有空气留在他们怀里，
透明，如闪电之后。
某一天，无须回答，他们就领会了彼此的问题。
某一夜，在黑暗中，他们透过
沉默的种类，猜测彼此的眼神。
性别消退，神秘溃散，
各种差异在雷同中遇见彼此。
一如所有的颜色在百色中变得一致。
这两人谁翻倍了，谁消失了？
谁以两种笑容微笑？
谁的声音形成了两种音质？&&
谁以两个脑袋点头，又是谁同意？
谁的手势将茶匙举向两人的唇边？
谁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
谁活着，谁已死去，
缠绕于某人的掌纹中？
他们凝视彼此的眼睛，逐渐成了孪生子。
熟稔是最完美的母亲——
不偏爱任何一个孩子，
几乎不能记住谁是谁。
在这个节日，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他们一起看见，一直鸽子栖止于窗台。
&&&&&&&&&&&&&&&&&胡桑&译
《写自旅馆》
是一座幸运之城
幸运，到处是宫殿，
长有翅膀的屋顶，
星辰如音阶，
苍老，却迷人，
石阶，却生动，
却从地面生长到天际，
是一座美得，
让你落泪的城市。
我是说，一位先生流出的
真实眼泪，
这位鉴赏家，古物爱好者，
他在关键时刻，
在一张绿桌后面，
疾呼，毕竟
有那么差劲的城市，
于是突然在座位上
就这样，获救了，
它比广岛更美丽。
但这已是久远的历史。
我不能总是惦记着它，
或者，不断地问，
以后会如何，以后会如何。
日复一日，在历史的预期中，
我相信永恒。
在持续的惊恐中，
我如何将牙齿咬入苹果。
我不时听到某个普罗米修斯
戴着消防头队员的头盔，
欣慰于自己的子孙。
写着这些诗句，
他们中的什么东西，在何时
会显得荒谬。
偶尔，恐惧
在陌生的城市。
只有花园砖墙，
常见的古塔，
粗糙的檐口线脚上剥落的灰泥，
饼干盒一般的房屋，
一无所有，
只有一棵无助的小树。
他将在这里做什么，
这位温和的先生，
鉴赏家，古文物爱好者。
石膏上帝，怜悯他吧。
叹息吧，批量生产的
古典胸像。
只是有时，
在一座城市，众多城市中的一座
在旅馆房间，
远眺排水沟，
一只猫在星辰下
如婴儿般嗥叫。
在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
人多于你在茶壶、
茶杯、碟子和丝绸屏风上所找到的人像。
对于一座城市，
我只知道一点：
&&&&&&&胡桑&译
“那么，你真的确信我们的船靠岸的地方
就是波斯米亚的荒野吗？”“是的，老爷”
莎士比亚，我确定不是别人。
一些事实和日期，一幅肖像在他死前
已临近完成......谁还能奢求更多？为何还希望看见
证据，被大海抓起，
投向这个世界的波斯米亚海岸？
&&&&&&&&&&&&&&&胡桑&译
在灰色的天空下，
一朵更灰的云，
被太阳镶上黑边。
左边，也就是右边，
一根白色的樱桃枝上结着黑花。
灯光使你的脸变黑。
你正坐在桌旁，
变灰的手放在桌上。
你像个幽灵，
试图召唤生者。
（既然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该出现在眼前，拍打一下：
晚安，也就是早安，
再会，也就是你好。
并且，对于他有关生命的一切答案
不吝于提出的疑问，
生命，那暴风雨前的寂静。）
&&&&&&&&&&&&&&&胡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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