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_分节阅读_3 - 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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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分节阅读_3
消息。“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在日建军节那天，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nbsp&nbsp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九章：新人赋(3)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　　除了“拒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奇儿女之“奇”，奇在精神。　　精神是人的内心生活及其品质。毛泽东在1918年就发出了对它的执著追求和坚定维护的誓言：“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作为五四青年，这是毛泽东当时追求的新人气象。　　在毛泽东的个性辞典里，“精神”还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称谓。　　它有时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理想，有时是一种深刻的思考与追问，有时是一种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时是一种无畏无敌、勇往直前的浩然正气，有时是一种具体奋发的作为，有时是一种不衰不屈的意志，有时是一种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欣赏《八连颂》，因为它毫不含蓄，过于直露。　　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格律诗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　　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特别瞩目王勃，称他为“英俊天才”。毛泽东还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从起义队伍里还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之舟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　　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　　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这首《七律·洪都》，并没有吟咏洪都往事。　　诗人1964年曾来过南昌，所以说此番一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72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还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　　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下，誓志北伐。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桨发誓: “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决不再渡此江。”　　祖逖北伐果然成功。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们的故事，就这样传递着晚年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曾期望它长出麦子和钢铁，如今，更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nbsp&nbsp书包网
第十九章：新人赋(4)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1965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　　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这是诗人的回答，还是智者的思考？　　热情消失之后，剩下的只是习惯。　　创造力消失之后，留下的陈迹便是“传统”。　　晚年毛泽东不愿遵循的，或许就是这习惯；他试图摆脱的，或许便是这传统。　　他要倡导精神的活力，去创造“新生事物”。　　在世界的五颜六色中，如果说红色象征着热烈、浪漫、进取、革命、创新的话，那么，晚年毛泽东尤其喜欢玫瑰红，则多少是他的这些内心向往的折射。　　晚年毛泽东用的地毯是红色的，沙发是红色的，窗帘是红色的，甚至他下水穿的游泳裤，也是红色的。　　也许，只有鲜红的颜色，才会使他变得年轻。　　晚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最易动感情的人。　　看电影《创业》，当主人公说：“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他流泪了。　　看《雷锋》，当主人公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你们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他流泪了。　　1976年春节，看《难忘的战斗》，当演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的时候，他流泪了。　　这些画面，这些形象，仿佛折射着他的心声，传达着他曾经拥有的风云历程，再现了他领导的事业中奔突的创造活力。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一个年头的第一天凌晨，两个美国青年走进了他的书房。　　看到毛泽东正将头靠在沙发背上休息，还张着嘴好像是在吸食空气，两个美国青年不由得感到有些心酸。　　毛泽东也许注意到他们的凝视，开口便语出惊人：“我生着一幅大中华的脸。”接下来的交谈，让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身上的活力奇迹般地出现了。　　走出毛泽东的书房，两个美国青年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冬夜的空气。　　一位情不自禁地感慨: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另一位则理性地述说: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二十章：冬天的歌(1)
走近毛泽东，你会发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性格风景。　　这道风景很像苏东坡对庐山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道风景也像毛泽东自己的描述：“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　　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　　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忍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青年时代，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袒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本色: “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他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毛泽东对束缚个性本色的外在规矩，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轻视。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绝少虚情假意的造作夸张，总是显得十分自然。　　一个本色自然的人，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　　他喜欢抽烟，不管在什么场合，有时甚至给客人点烟。　　他喜欢外出，看到好的景色，甚至让专列停下来，下车步入田野或山道。　　跳舞时，他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也能合上鼓点。　　他宣称自己的作息时间是按月亮办事，也就是说夜晚办公，白天睡觉。　　哪怕是在严肃庄重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愿掩饰他的个性本色，甚至会不按常规行事。　　会见外宾，他不拘外交礼节，有时候坐在偏座上同来宾交谈。　　会见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开玩笑地问基辛格，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　　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袖胡志明—因为天热，他让对方把汗湿的衣衫脱掉，光着胳膊，摇着蒲扇讨论天下大事。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人们劝他按国际惯例换一双黑色皮鞋，他却说：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我们中国人就按中国的习惯不行吗？　　毛泽东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握手，更显出直率的性情。一见面，他问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仪仗队？周恩来回答：主要是担心英国的现任首相不高兴。他说：我看还是要有。一位工作人员再问：不怕得罪他们的现任首相吗？他说：不怕。　　结果，欢送的时候，果然增加了仪仗队。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神话世界里的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挑战。　　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孙悟空。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　　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nbsp&nbsp
第二十章：冬天的歌(2)
由于“愚顿”的唐僧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使郭沫若对他特别生气，从而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激愤之词。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诗人郭沫若有些不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扫清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极为赞美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　　舞台上如此，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在诗人的感受中，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在是多事之秋。　　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 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 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唱……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继续冷战对抗的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联手保持核垄断，出现谋求缓和的趋势。与此同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名存实亡，但中国依然感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国际形势上腹背受敌，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　　从1959年开始，无论是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鬼怪妖魔。他常常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还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初编完后，他在序言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沿着这个思路，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主题是一目了然: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的攻击，大致是承袭郭沫若原词下阕的意思，把郭沫若的“桀犬吠尧”发展为“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　　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　　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　　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nbsp&nbsp
第二十章：冬天的歌(3)
“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的这种心情传达给同事和战友。　　毛泽东是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写这首词的。完稿后，他分别书赠正在杭州养病的周恩来以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毛泽东认为，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　　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　　因为在“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这时的国际形势的气候，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也恰如一片寒冬。　　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 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岔路口; 在中苏关系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怎样在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遏乃至包围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这些，在他看来，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肃杀的严寒，似乎格外诱发着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冬天带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也带来了对温暖的无可抑止的渴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温暖之源似乎都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　　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的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雪，进而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三张便条，一心要弄清“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来历。很快查清楚，这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这天，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　　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　　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只好孤芳自赏—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或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　　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上述情怀的共同典型。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出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一首美丽的诗。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　　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nbsp&nbsp
第二十章：冬天的歌(4)
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　　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　　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　　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　　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或许就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战士风采。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胸湖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灿烂梅花与纯洁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　　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　　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　　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　　都是冬天的歌。　　人生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应有一种自觉的使命。　　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　　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变化。　　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在后人眼里，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他在诗中营造的冰雪傲梅般的人格精神，却能激发后人无限的感叹。　　这时的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精神意志的张扬，可以转化为信念和勇气，进而成为对使命的认知和躬行。　　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而生活，为使命而奋斗。&nbsp&nbsp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一章：千年一叹(1)
上个世纪40年代，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发现毛泽东有一个同其他领导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说: 毛泽东“并不是那种一谈政治报告，便将自己的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　　他的结论是: 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共产党的行动家”。　　读过毛泽东著述的人，常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 现代历史如果没有把毛泽东铸造为革命家和政治领袖，除了写诗，他完全还可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文人学者，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一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　　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至今还放在那里的一张特制木头大床，似乎诉说着毛泽东别具一格的生活状态。　　它的一半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书，它的另一半，才是主人睡觉的地方。　　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从头到尾读过的，并留下了大量的圈画和批注。他读过的一套二十四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影印出版后，尽管售价达16万元之巨，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藏精品。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把它作为国礼，送给了哈佛大学。　　我们可以想象—　　毛泽东仿佛斜靠在床上，一旁的灯光勾勒出他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化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传达着心湖深处泛起的波澜。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　　忽然，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脚之间写了起来。　　毛泽东写的是什么呢？　　比如，日那天深夜，他在南宁住所写的是：“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比如，日那天深夜，他在武汉住所读《南史·陈庆之传》，写的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活剧，确实动人心魄，令人神往。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远逝的历史烽烟，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千回百转，千淘万漉。在记忆的河流中，奔涌的应该是历史的兴衰，民族的悲欢，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　　军事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充实的拥有者。　　大诗人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执著的观赏者。　　革命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勇敢的批判者。　　思想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深刻的辨析者。　　到了晚年，毛泽东重又上溯到烟波浩淼、浪峰叠涌的历史河道里去游泳了。他的目光穿越遥远的时空，投向若近若远的千年烟尘，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　　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他胸怀视野的，大都是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　　首先是唐朝文宗时期一个叫刘（fn）的人。　　当时，宦官专权，朝中许多官员都不敢说话，而进士出身的小官刘，却四处宣传自己翦除宦官的主张。唐文宗举行“贤良方正”科考时，他写了洋洋五千言的对策，直斥朝政，说“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宦官势力的办法。　　连考官都害怕了，不敢录取他。但被录取的人当中，有人上书唐文宗，宁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也不愿让国家失掉一个人才。　　唐文宗也是个怕宦官的人，竟没有采纳。最终，刘遭宦官迫害，屈死他乡。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传》时，特意在刘所写的对策开头处，批了三个字：“起特奇”。　　似乎言犹未尽，又写一诗—&nbsp&nbsp
第二十一章：千年一叹(2)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七绝·刘》，写于1958年。　　起句便以莫大的时空，造出一介书生刘的不凡气概。虽失意受挫，才不得展，志不能伸，但他仍如中箭摧羽的“孤鸿”，拖着带血的身子于一片沉寂的天空中，向敌对阵营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永恒地刻在了青史竹页之上，穿透几千年岁月，在20世纪的革命家和挑战者毛泽东心中，激起深沉的回响。　　三年后，1961年秋风萧瑟的季节，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特别钟情的屈原，又进入了他的诗思。写下一首题为《屈原》的七绝—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作为诗人，毛泽东没有把屈原作为诗国的太阳来称颂，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品评另一个没有展其才志的政治家。　　事实上，也是先有一个遭谗去职、放逐漂泊的三闾大夫屈原，才造就了一个能写出《离骚》的流浪诗人屈原。　　毛泽东叹其磨难，感其情志的时候，最奇特的体会，是认为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就像一把“杀人刀”一样，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世世代代的奸佞小人。　　憎恨蝇营狗苟、卑劣污浊的“艾萧”小人，乐于在逆境中作坚忍的抗争，这正是毛泽东的人格选择。于是，他赞美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这种遇难不屈以身殉志的大丈夫气概。　　让毛泽东赋诗称颂的，还有一个汉初的贾谊。　　毛泽东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1958年，他把这篇凝聚治国智慧的策论推荐给一些高级干部阅读，还说里面有一股“颇好的气氛”。　　贾谊二十多岁就当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史载他任博士期间，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老博士们都说不出所以然，独贾谊能“尽为之对”。汉文帝曾想让贾谊做手握重权的公卿，但遭到一帮贵族大臣的反对和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遥想当年屈原被贬来此的情境，写了有名的《吊屈原赋》。接下来又被派为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揖的太傅，可惜刘揖骑马坠落而死，弄得贾谊自为无状，在自责中忧郁早亡。　　天才短命。毛泽东为之动容。　　他连写《七绝·贾谊》和《七律·咏贾谊》两诗，予以评说—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在毛泽东看来，留下《过秦论》和《吊屈原赋》的贾谊，不仅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还是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贾谊的《治安策》和《论积贮疏》，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　　然而，“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对青年才俊一往情深的毛泽东，似乎体会到了才志高节总受猜忌这一在历史上难以避免的“人才逻辑”。　　从历史到现实的心灵之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逐渐清晰起来。写了具体的历史人物，似乎该从整体上来考虑历史的规律了。　　1964年的春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咏史诗中最好的作品《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 ju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nbsp&nbsp
第二十一章：千年一叹(3)
歌未竟，东方白。　　诗人以咏史的形式，透彻地表达了甚至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观。但这又是激情的酝酿，形象的思维，诗意的总结，好似在文明峰巅对文明河谷的俯瞰。　　不是吗？开篇就让读者听到天边传来的悠远天籁，百万年前的人类从童年走来。　　人猿相别，石具铁器，刀耕火种，人类进化的艰难过程被浓缩为几幅极具情态的画面，宏大的诗意沧桑一步步把读者笼罩。瞬间，诗人一下子亮出了自己的高度—“不过是几千寒热”。　　含而不露的平静下面，是沉雄的底气。　　混沌的史前文明，就这样轻轻拂过了。　　接下来，历史厚重的铠甲打开了，冰山融化了。一览无余的历史原野上，展露出连绵不断的战争，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战争，更展露出让人震撼的斑斑血迹。　　这不是一般书生的惊世骇俗之论。　　也不是单纯史家从故纸堆里淘出的无奈浩叹。　　这是沉淀着不凡经历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历史的观照中得出的一个宏大结论。　　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把对垒、冲突、争斗作为永恒的题材。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更为实际的活动演绎了。　　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许有些绝对。但基本事实如此。　　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记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战争就有1800多次。　　如果一场战争平均打一年，那就占了1800多年，何况有的战争常常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一则读书笔记里欣然写道：“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在晚年的一次闲谈中，依然表示：《资治通鉴》那是一部“相砍书”。　　“相砍”的结果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这是毛泽东阐发的有名的历史观。　　然而，在青灯黄卷之下虚掷生命的古代读书人，有多少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呢？　　毛泽东发现，岁月在史书的编排中失去了真实。一代一代的修史，一代一代的读史，重复着宫闱演变，重复着帝业兴衰，重复着隐恶扬善，重复着偏见与不公。　　一部漫长的二十四史，遍布毛泽东的怀疑和诘问。　　他要向历史挑战了。　　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被正统史书所不容的盗跖、庄、陈胜、吴广这些揭竿造反的奴隶和底层的民众创造历史？　　毛泽东的答案是：一部二十四史的风流人物，应该从这些“奋起挥黄钺”的底层造反者说起。　　这与中国革命的经历和毛泽东自身的作为是吻合的。　　回想当年—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正是他揭竿起义的根本原因。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也正是他拥有力量和自信的所在。　　毛泽东把历史进步的最高法则，归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把最高的赞美和最炽烈的虔诚，献给了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　　古人期期向往而不可企及的最贤明的英雄，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近在眼前，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亿万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这是毛泽东晚年的名言。　　“歌未尽，东方白”。　　欲说还休的毛泽东，读史的沉重思索还在延伸，借用诗词来展露史观的灵感和热情，继续迸发。　　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这两大政治思想和实践派别，进入了晚年毛泽东的视野。　　这两个派别的分歧，主要在重礼治还是重法治，重怀柔还是重权威，重王道还是求霸道，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孔夫子与秦始皇两个人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而孔夫子的代表性主要在思想礼仪方面，秦始皇的代表性主要在实践功业方面。&nbsp&nbsp
第二十一章：千年一叹(4)
几千年中，儒法两派争论不已，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免不了要谈到他们。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秦始皇？　　诗里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　　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　　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nbsp&nbsp
第二十二章：业未竟，鬓已秋(1)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　　当然，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说得很轻松。　　他说：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　　他说：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他说：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开庆祝会，穿鲜艳的花衣服，还应该放鞭炮。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 “人之生死，唯聚散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　　在轻松随意的背后，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政治的走向，却并不轻松，更不随意。　　1963年12月，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　　噩耗传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起立致哀。　　他说: 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对党忠诚。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那段时间，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一天，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吴旭君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吴旭君不解地问：“主席，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　　毛泽东拿过诗稿，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投笔问苍天: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两句，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　　对“疑难”不少的“国事”，他忧虑殊深，挥之不去。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　　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恶化，论战加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同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订立这样的条约，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　　这三家条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可想而知。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为诗情，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先秦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其背有好几千里，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云彩；它从北往南飞，一扇动起翅膀，便水击三千里，扶摇一上九万里。&nbsp&nbsp
第二十二章：业未竟，鬓已秋(2)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藏伏着这样的鲲鹏情结。　　1918年，他刚刚走出校门，就写下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自豪地宣称：“革命的力量终究会发展为一个翅膀就可以扫尽中国的鲲鹏”。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他赋诗慨叹：“斥每闻欺大鸟。”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嘲笑和蔑视的笔调，又一次把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沟通起来。　　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和胆小无奈的蓬雀，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描述说，当鲲鹏高翔远举的时候，有一只在草蓬之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颇不以为然，它抬头问鲲鹏：“你看我腾跃而上不过几尺高，不也飞得很有乐趣吗？你何必非得这么费力地图谋飞到远方去呢？”　　燕雀不知鲲鹏之志，寓庄于谐，古今一理。　　毛泽东延伸了庄子的想象。他借助“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视野，嘲笑那些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草蓬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一遇到风起云涌的情势，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小雀的逃避处，不过是虚幻的仙山琼阁。　　鲲鹏的理想，却是借助风云来改造世界。　　小雀成了患得患失、中途退却的指喻。　　鲲鹏成了坚信马列、继续奋斗的象征。　　决心继续奋斗的毛泽东，在创作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之前，回了一趟井冈山。　　日那天，一到黄洋界，汽车刚刚停下来，他便快步走向山顶，观看良久，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这就是黄洋界！”随后让人去察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否还在。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　　有时候，一种心物碰撞的契机，会突然把人的经验一层层剥开，人生隐秘的大门也就一重重开启，让你走进去，再走进去，从时间的深海中打捞起那份泛黄的记忆。　　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记忆似乎已把他经历的一切综合起来，甚至覆盖起来。　　在保存下来的一段电影资料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72岁的毛泽东甩掉跟随的人群，大步走向峰峦崖边，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　　追忆从前的往事，已经没有了硝烟血腥，没有了刀光剑影，没有了强势对手，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鲜花和田野，一望无际的江山和阳光，一望无际的欢呼和拥戴，还有心灵世界一望无际的比较和缅怀。　　这里是他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　　这里是培养他的军事天才的最初摇篮。　　这里也是他作为别具一格的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　　这里的山峦，不仅燃烧过他的诗情，还燃烧过他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火种。　　这次回井冈山，离毛泽东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整整38年了。　　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惨烈，革命是何等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　　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回味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　　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他晚年常常说的这句话，或许透露着当时的一些心声。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这时在构想他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nbsp&nbsp
第二十二章：业未竟，鬓已秋(3)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追忆流逝的风烟，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成为诗。　　诗人当时还以“念奴娇”词牌写了一首《井冈山》，构思和语境同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大体相似，或许是先写的“念奴娇”，觉得不太满意，便换成“水调歌头”重写。如果加上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写的《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一生以“井冈山”为题写了三首词。　　井冈山，成为毛泽东惟一一个三次倾注诗情的地方。　　在诗人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38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激发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　　这些豪情壮志，既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创造未来的动力和信心。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红旗，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和象征，也是诗人特别酷爱的意象。　　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跃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研”……　　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茫茫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　　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让人们隐约看到了一座精神之桥，一座从昨天到今天进而开辟未来的思想之桥。　　毛泽东的诗兴和诗思，就这样走进了一条主题鲜明的通道：他决心按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去揭示命运，去掌握未来。　　一年后，他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决策。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称: 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打击。　　一生都深谙政权无比重要的革命领袖，为了掌握未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0年后，不惜以73岁的高龄，毅然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去“改造”历半生坎坷亲手缔造并一直倍加珍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　　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好的东西。　　一味追求最好，常常会忽视、轻视乃至厌倦好的东西。　　1966年6月，毛泽东先后到了杭州和韶山。　　在南方，他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观察着、思考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遥远北京漫天波涌的政治形势。　　他的观察和思考，属于政治家的，也是属于诗人的。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惟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nbsp&nbsp
第二十二章：业未竟，鬓已秋(4)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 “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nbsp&nbs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十二章：业未竟，鬓已秋(5)
回肠荡气的一搏，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悲剧。　　“风雷惊世”的反潮流，带来的是“风雷惊世”的大孤独。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虚。　　高处不胜寒，虚处脚不稳。谁站得最高最虚，谁就最孤独。　　纵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多少人会义不容辞地去跟着他攀登那缥缈的绝顶险峰呢？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太远。　　他嫌“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结果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吾行太远”，回头一看，“就只我一个人”。也像毛泽东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样的孤独，便有了些悲剧。　　为了即将的胜利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不是悲剧，而是历史的正剧。　　悲剧的要旨在于，一个向往崇高并且去争取胜利的人或群体，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的东西来推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实践，并且为了捍卫它而作出巨大的牺牲。　　结果呢？结果就像列宁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毛泽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红色江山的社会根基，这种目的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他在决策时具有一种卓绝意志。然而，“天下大乱”的结果，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天下大治”。现实的困顿和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拥护，又仿佛强化了他悲壮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毛泽东不仅用笔写诗，他也用自己的行为写诗。　　在毛泽东用行为写的诗里，产生了后来的历史需要去勘正和修改的作品。&nbsp&nbsp书包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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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风骚行(1)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 “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说: “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对自己的秘书说: “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当我们仰望一棵参天树，可曾注视过它的土壤？　　当我们掬起一捧长江水，可曾想到过它的源头？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万世不竭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拣金。　　你看他: 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风骚故道溯流而上—　　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奔来眼底。　　大风歌，黄莺儿；边塞曲，杨柳风—交响合唱。　　《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延伸路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毛泽东都以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他经常索要的古代诗集，数不胜数。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亲笔圈画过的古代诗词，涉及400多位古代诗人，当在1200首以上。　　其中有：怒发冲冠的报国志，窗前明月的故乡情，独上西楼的长相思，草长莺飞的江南梦，春光乍泄的蝶恋花，斗霜傲雪的一剪梅。　　它们或刻写历史，或鞭笞黑暗，或思索人生，或憧憬光明。　　毛泽东读古典诗词的范围不仅广泛，也极其专精。　　比如，1957年12月，他提出要把历代名家注解的《楚辞》以及有关屈原的著作都尽量收集给他。工作人员只好请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开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才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搜集了50多种送给毛泽东。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　　日，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写下了“唐宋名家词选”这个书名，告诉工作人员，他要看这本书。另有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元曲选》，毛泽东也不知读了多少遍。　　1975年夏天，他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书了，又请人帮助他读书—实际上是“听书”。　　“听书”过程中，毛泽东感到，当时的中国，实在缺少古典诗词歌赋的好选本，便对帮他读书的工作人员说: 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日，他还亲笔给一位大学教授复信，谈论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他说：“李义山的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不仅读诗、品诗，还以其独特的毛体书法，写下了一首首他喜欢的作品。　　中央档案馆1993年编辑的十卷本《毛泽东手书选集》，有两卷是他书写的古典诗词，涉及90多位诗人，共有230多首诗词歌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躬行着他的这一主张。　　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20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奇葩。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曾给现代诗人徐迟写下三个字—“诗言志”。&nbsp&nbsp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十三章：风骚行(2)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　　没有理想，没有磨难，便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　　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追求着人品与诗品的和谐，追求着道德与才华的统一。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以生命的真诚，栽种诗歌的花朵。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志不能伸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些诗人诗作迎面走来—　　有“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理想的屈原。　　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　　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笑傲红尘的李白。　　有“国破山河在”而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有听一曲琵琶，便泪洒青衫的白居易。　　那一边有登一座高楼，便心忧天下的范仲淹。　　大江上有苏东坡月下把酒，声声向苍天发问。　　灯光下有辛弃疾挑灯看剑，夜夜梦沙场点兵。　　更有那柳永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吟咏歌唱。　　还有那李清照为“梧桐更兼细雨”凄凄黯然神伤。　　展读这些老去千年的诗人诗作，毛泽东是在倾听，是在感叹，是在对话，还是在倾诉那不平之鸣？　　在这条精神河流中，毛泽东特别欣喜那诱人的浪漫之波。　　1958年1月，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非常坦率地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讲述了自己的诗词爱好。他说: 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的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　　一年后，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专门为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说屈原开创的骚体诗赋，“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奇诡的想象世界，博大的时空意识，对现实不拘成规的超越，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这是浪漫主义的精髓。　　在艰难中奋起抗争，在曲折中永远乐观，在决策上不拘一格，站在此岸思考着彼岸，推动历史变化进而设计着未来—这是战士、思想家、战略家毛泽东的形象。　　浪漫主义和毛泽东，在精神品貌上的沟通印证，是不难体会到的。　　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笔下的民生疾苦，也时时拨动着这位追求民主和平等的革命家的心弦。　　翻阅江州司马白居易被沦落风尘的艺妓感动得流泪时写的《琵琶行》，毛泽东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读者多少有些忽略的伟大感情。　　他批注说：“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白居易是琵琶女的知音，毛泽东是白居易的知音。　　他完全凭着记忆，书写下六百余言的《琵琶行》。　　现实主义作品，常常给毛泽东带来现实政治的启迪。　　1958年３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游览了杜甫草堂。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他感慨道: “是政治诗。” 随后又专门借阅了杜甫草堂收藏的十二部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　　他随后来到武侯祠，观看各种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毛泽东在这幅楹联下久久驻足，欣赏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要求把武侯祠的30多幅楹联全部收集起来给他阅读。　　正是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动手编选了两本诗集，一本叫《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叫《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两个集子选了30多位古代诗人的90多首作品，全都印发给了与会者。&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十三章：风骚行(3)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向来有豪放和婉约两个派别。毛泽东明确宣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1963年，当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到有人说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应该提倡战斗的作品时，禁不住反驳说：“战士就不需要抒情吗？宋词也是这样的嘛，有苏轼、陆游的豪放派，也有柳永、李清照的婉约派，婉约派就是讲爱情的。”　　在毛泽东的藏书中，凡是收有李清照的《醉花阴》这首凄婉哀丽之作的集本里，都留下了他对该词的圈画痕迹—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当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要同爱人约会时，他可以停下工作，为她抄写《诗经·静女》中的几句话—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他还把秦观的《鹊桥仙·七夕》抄写下来，送给身边的卫士—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爱国主义是诗人们最普遍也最深沉的情感。这一情感，在面临河山分裂的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笔下，汇聚成慷慨激越的豪放声浪。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常常被这些慷慨悲歌所感动，甚至震撼。越到晚年，越能激发起他深沉的共鸣。　　一张由昆曲艺术家蔡瑶仙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唱片，或许会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心声。他曾经整整一天放着这盘录音。　　是什么打动了他—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或许，岳飞的《满江红》也会告诉你毛泽东的心声。　　在日接受眼睛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词曲声中，他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生前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国古代诗词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1954年，毛泽东到浙江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里徘徊寻望。　　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 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也格外爱读鲁迅的旧体诗。　　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鲁迅诗集》，收入了54首作品。这本诗集，毛泽东一一细读，留下不少批画。　　让毛泽东特别感慨的是，鲁迅不仅在孤寂中坚忍苦斗，还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1961年10月，他写下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送给来访的日本朋友。他担心日本朋友看不懂，又特意嘱咐陪见的郭沫若帮助翻译成日文。　　这一年，正好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nbsp&nbsp
第二十三章：风骚行(4)
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杀害的23名革命青年，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说: “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鲁迅的“积习”，就是以笔为旗的抗争。　　除了这篇杂文，鲁迅还写了一首《七律·无题》，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怒吼: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一怒吼，在毛泽东心里唤起深深的回响，于是便有了“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由鲁迅，毛泽东想到了浙江绍兴历史上的雄杰名士。　　这里有留下《剑南诗稿》的南宋大诗人陆游。有辛亥革命志士，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她牺牲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慷慨诗句。　　“剑南歌接秋风吟”。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曾经被国人称为“蛮夷”的西方人和邻近的“东洋人”，一手端着大炮，架着军舰，挥着毛瑟枪；一手捧着《圣经》、达尔文、西医、电报；一手抱着三权分立、议会制度或者君主立宪，强行闯入了中国。　　强行闯入者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有理由，那就是因为他们强而你弱。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本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冲击。　　大危机、大冲击必然产生大精神，呼唤大英雄。　　列强的侵略，残酷地切割着诗人们的赤子之心。　　救亡图存，舍身报国，他们书写着时代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诗坛，屡屡响起呼唤英雄的黄钟大吕。　　这里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里有黄遵宪的“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这里有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中国诗人的激烈壮怀，中国风骚的雄强气度，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在近代以来的河床上，再一次奔涌出爱国主义的惊涛骇浪。　　它披带一路风尘，抛洒一路血泪，挟裹一路呐喊，让无数志士动容鼓舞，感发兴起。　　没有从古到今这许许多多的优秀诗人，不可能有诗人毛泽东。　　千古诗人的文化土壤，养育了诗人毛泽东。　　诗人毛泽东，也映照了这些诗人的不朽。　　接受，是服膺和适应。　　创造，是立异和升华。　　诗人毛泽东有一个健康的“诗胃”，他吐纳古人之长却没有追步古人之尘。　　在古代诗人面前，毛泽东善于接受，也善于创造。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　　正是这“非分之物”，使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传统风骚最卓越的继承者和创新者。&nbsp&nbsp
第二十四章：诗人谢幕(1)
1945年在重庆，因为柳亚子的索诗，毛泽东在一封信中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诗词风格。　　他称道柳亚子的诗“慨当以慷，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接着说，自己的作品，“似与先生诗格略近”。　　毛泽东把自己和柳亚子，都归于豪放一路。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　　在近代诗坛独执牛耳的柳亚子，从毛泽东的诗中，读出了不让苏东坡、辛弃疾这些豪放大家的独特品格。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开，在中国诗史上，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别开生面的巨匠。　　屈原，中国诗史上第一位个性化诗人，开启浪漫主义先河的大师，最大的愿望是辅佐明君。而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位开辟时代的政治家。　　屈原是在做大政治家的梦想破灭之后，成了诗人。毛泽东是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和理想的逐步实现过程中，写出了他的诗篇。　　诗仙李太白的确潇洒、狂放，他卑视“摧眉折腰事权贵”，他高唱“为君笑谈尽胡沙”。然而，他一生没有赶上看懂一份军事地图的机遇。醉卧长安的诗人，不可能体会到万里戎机的玄妙和辛苦。　　黄州太守苏东坡，以一曲音节高亢，景象开阔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领袖豪放词派。但他在一番“故国神游”之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的喟叹。　　稼轩居士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有一番驰骋疆场的风云生涯。但到得中年以后，便只能“梦回吹角连营”，低唱“闲愁最苦”，一腔抱负化作泡影。　　历史上的浪漫者和豪放派走远了。　　在20世纪中国的旧体诗坛上，又出现了毛泽东和柳亚子两位豪放大家。他们的诗交，成为中国文人佳话的现代回响。　　清末秀才柳亚子，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他是同盟会###，民主主义革命家，又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旧体诗社南社的盟主。　　从1926年在广州同毛泽东相识以后，他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毛泽东，还频繁地赠诗毛泽东。　　投桃报李，毛泽东一生只写过六首唱和之作，其中三首是步柳韵之作。　　两位豪放诗人，似乎很容易实现心灵的沟通。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之初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就是一个例证—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坦诚直率的柳亚子，在1949年到北平后，连续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情，不免有些牢骚，甚至产生像东汉名士严光归隐浙江富春江一样，回乡隐居。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传递自己的牢骚。　　这首七律便是毛泽东读完柳诗的唱和之作。　　作为政治家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诗中回顾了两人于广州饮茶、重庆论诗的情谊，暗示共产党不会忘记长期合作的老朋友，随后委婉地劝说柳先生不要“牢骚太盛”，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先暂时住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耐心等待，将来参政议政必定胜过回乡隐居。　　4月29日写完这首和柳之作，毛泽东当即派秘书田家英把它送给了柳亚子。柳亚子把此事载入日记: “归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所谓“即次其韵”，是指他又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之句。　　他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　　两天后，毛泽东又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益寿堂造访柳亚子。他们先在屋里谈了一会儿诗词，随后出门，联步走过著名的长廊，又乘画舫泛游昆明湖。　　毛泽东对柳亚子说: 先生是位大诗人，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十四章：诗人谢幕(2)
柳亚子表示，自己写的都是老一套，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最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　　与润之“谈诗甚畅”—柳亚子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感受。　　又过了四天，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同去香山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随后邀请柳亚子夫妇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还请来了朱德和田家英作陪。席间所谈，自然离不开诗词。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在柳亚子的《羿楼纪念册》上，题写了上述诸语。　　在20世纪中国旧体诗坛上，毛泽东是一颗高悬璀璨的明星，但不是一颗孤独的星。除了柳亚子，他还有很多诗友文朋。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毛泽东同他们或相互唱和，或相互切磋。一片赤诚诗心相待，一派文人意气共赏。　　因为他们生活在、追寻在同一个诗的世界。　　在老一辈人中，他把自己新写就的《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给民主人士黄炎培。他细读章士钊的百万言的《柳文指要》，写信同他讨论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　　在同一辈人中，他同郭沫若、周世钊唱和，还屡屡请郭老帮助修改自己的诗词，仿佛经过郭老“斧正”之后，他才放心。　　在文化界人士中，他和周谷城谈《离骚》、谈李商隐；他请臧克家改诗，讨论诗歌的发展方向；他看了袁水拍发表的新诗，立刻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党内领导干部中，他评改陈毅的诗作；他称道董必武的五律和叶剑英的七律写得好；在报上读到叶剑英的《七律·远望》后，当即背诵下来，几个月后又书写给自己的孩子们。　　在身边工作人员中，他几度为胡乔木改诗，更是一段佳话。只要读一读胡乔木晚年在《人比月光更美丽》这部诗集的“后记”，便可体会毛泽东鼓励后学的殷殷之情了。　　胡乔木说: 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一共有三次。　　1957年1月，在《诗刊》的创刊号上面发表了18首。　　1962年5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由别人收集的6首。　　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共收37首。　　为编选《毛主席诗词》，诗人倾注了大量心血。　　正式出版前，他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还召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高层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　　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毛泽东对出版自己的诗作是何等重视。　　这本诗集的出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1964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组“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文章和附词。其中有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由于该词对毛泽东的创作概括比较恰当，仿佛毛泽东的自述一般，便很快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　　此事惊动了中央领导层。1966年2月，康生在武汉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查实之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诗，说明为高亨所作。　　这是一首怎样的词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nbsp&nbsp
第二十四章：诗人谢幕(3)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隹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　　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这位承续中国文化根脉的诗人，不再写古人的怀才不遇，不再写古人的看破红尘，不再写古人寒蝉凄切，不再写古人的报国无门。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就像诗人自己描述的那样，他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常有人主动谈起毛泽东的诗词。　　1960年5月，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他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我过去的诗是反帝反封建的，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在外国人面前，毛泽东时常感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写诗太少了。他甚至说，一些政治问题把他的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诗人似乎格外怀念战争年代骑在马背上哼诗的写作状态。　　1955年，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起他的诗歌创作，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　　有人说，少年是童话，天真浪漫；青年是诗歌，热情奔放；中年是小说，丰富动人；老年是散文，含蓄隽永。由此构成了不同色彩依次变幻的人生四季，并进而使人拥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丰富多彩的情感底色。　　对毛泽东来说，充满诗意地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似乎是他相当浓重且颇为一贯的情感底色。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nbsp&nbsp
第二十四章：诗人谢幕(4)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　　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　　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　　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　　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　　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　　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深情地赞美道：“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巨人与时代，时代与巨人，总是相互需要，交相辉映。　　对巨人来说，他们借以兴起的环境，并非他所独有。　　和他们共同享有这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上万。　　但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或那么几珠青莲出污泥而挺立独秀。　　它们所凭借的，除了共有的环境，更有主体上那些恰到好处的要素组合。　　毛泽东，在他的时代环境中，便是一个出色地兼具了常人看来难以相容的多重角色的人—　　他是学生运动的精英，是工人罢工的领袖，是农###动的旗手，是富有魅力的宣传家。　　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吐故纳新的哲学家，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是经济天下的政治家，是别具一格的书法大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诗人，还是博览多识的学者。　　就像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一样，毛泽东这样的诗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可遇而不可求的诗人写的诗，似乎再也没有人写得出来了。　　毛泽东的歌唱，成为绝唱。　　有的，诗人活着，诗却死了。　　有的，诗人死了，诗却活着。　　岁月推移，没有磨灭不朽的诗篇。　　时光流逝，没有沉埋诗人的形象。　　诗篇注入了心血，自然会生命绵长。　　形象经历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的诗，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20世纪中国大舞台上演的悲欢离合。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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