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女作家冯沅君
冯沅君（1900——1974年），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史家，教授。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河南唐河县人。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
　　民宣统三年（1910年）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年），离
家赴京，考入北京女高师文科专修班。
　　“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1925年毕业。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葹》（北新书局）和《春痕》（北新书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北新书局）。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1932年开明书店），《中国文学史》（启明书局）、《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再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这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日病逝。
　　其文学研究论著有《宋词概论》《张玉田年谱》《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历代诗歌选》 (主编)
；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诗史》；与王季思合编《中国文学史教
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学大纲》。其戏曲研究专著有《古优解》《古剧说汇》《古剧四考》《〈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与陆侃如合编《南戏拾遗》等。译著有：《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价值及其发展》《新法国文学》等。冯沅君逝世后，由袁士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卷葹》、《春痕》和《劫灰》是她的三个短篇集。
冯沅君是继陈衡哲、冰心、庐隐之后，文坛又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小说中那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的精神足以与和她前后驰名文坛的另外几位作家比肩。?　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即使后期的创作也仍然是爱的主题。她的第一个小说集《卷葹》收小说4篇：《隔绝》、《隔绝之后》、《旅行》和《慈母》，这4篇小说主题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长辈对主人公爱的“隔绝”。于是矛盾冲突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前者是刚刚站起来而尚未完全站稳的新生力量，后者则有庞大的旧制度、旧伦理道德的支撑。在被压迫者一面，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隔绝》）。在压迫者那一面，视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是败坏家风，有损家庭荣誉，“是大逆不道的”（《隔绝》）。这种激烈冲突的描写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以女主人公为叙述主体，更增加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见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作家创作主体找到原因，但更是时代使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
冯沅君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不仅是指其作品思想上的浪漫因素，更主要的是指其创作方法上的特征。其作品不以故事情节安排为重心，而以人物心理刻画为重心；不以故事情节发展来框架作品的结构，而以人物心理、情绪发展为作品的线索。在那里，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即使是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的作品中，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语言或心理活动描写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失时机地借景抒情，以景物、环境的描写来渲染作品的抒情氛围。杨义认为，庐隐的小说广泛使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在五四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日记书信体的专家”。其实，从创作整体而言，冯沅君似乎表现得比庐隐更突出。在她的15篇作品中，运用书信体或运用书信作为作品主体的就有8篇，并且几乎包括她的全部重要作品在内，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像《隔绝》这篇作品，由于书信体的运用，使作者的笔直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敢于为恋爱自由而死的决心，且由于时空的立体性安排，把主人公“隔绝”后的痛苦和“隔绝”前与爱人的欢愉交织成一体，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即使不是书信体，如《旅行》这篇代表作式的作品，也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家注意的不是作品的故事性，而是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画；不是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人物的内在思想和情绪。这样，作品便表现出描写对象的强烈叛逆精神，同时，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精神背后的“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矛盾心理也得到充分地表现。我们还将发现，由于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的思想、情感的认同，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作家的主体情感也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淋漓尽致地宣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同作品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相联系。冯沅君说：“文学作品必需作者的个性”，“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
　　作为女性作家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另一特征，是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冰心擅长“诗化的白描”，并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的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斯人独憔悴》）
这种特征亦体现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卷葹》的集名，如鲁迅所说：“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作者以此象征女主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暗示了其恋爱的悲剧。此外如《慈母》题下引孟郊的诗《游子吟》，《劫灰》集题词引《诗经》中《小雅?节南山》的诗句等等，几乎是惯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还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诗的句子或自作诗词来表达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误点》中引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隔绝》中嵌进一首长达四节的新诗，都和作品的情节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情绪特征相吻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冯沅君这一创作上的特征，无疑是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这一特征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学初期受过古典文学熏陶、训练的读者的喜爱。写作《春恨》后，冯沅君的热情转向学术研究。总之，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她的作品，特别是恋爱小说，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珍贵的遗产。
&&&&&&&&&&&&&&&
冯沅君和丈夫陆侃如
陆侃如和冯沅君
　　陆侃如（），著名学者。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生于一爱国士绅家庭。1920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一年级时他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研究院毕业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
　　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夫妇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42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随校迁回沈阳。1947年到青岛，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8年随学校迁居济南。
　　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侃如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51年任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53年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日病逝。临终前将其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存款捐献给山东大学。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冯沅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也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在文化界、妇女界担任一些要职，积极参加青岛市的社会活动。
　　陆、冯夫妇在文学研究领域同心协力著书立说，比翼齐飞，堪称文坛佳话。1931年，他们二人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打破传统见解，很有新意。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他们二人的著作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山东大学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l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l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
陆侃如重要著作
　　《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
&&&&&&&&&&&&&&&&&&&&&&
冯沅君的母亲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是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吴夫人教子有方，除对子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请了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即使对年龄最小的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这就使冯沅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母亲训导她说：“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慈母的教诲，对冯沅君后来走上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冯沅君的未来是她母亲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冯沅君后来每念及母亲时，总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爱。
&&&&&&&&&&&&&&&&&&&&&
冯沅君的童年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l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l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l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冯沅君是一位著名学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她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仅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2年开篇创作到1929年搁笔，历时七年，给后人留下三个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大胆写出了当时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恋爱心理，表达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对封建传统的激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细流汇入“五四”以后文学的洪流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冯沅君的创作，凝聚着鲁迅的心血，这棵幼苗，曾得到过鲁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鲁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说《卷(艹施)》连同其它三篇编入《乌合丛书》（之六）,从编辑稿件到印刷出版，都亲自办理，鲁迅写信给画家陶元庆（112致陶元庆，《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要他为《卷(艹施)》设计封面，并自己撰写广告。
　　鲁迅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一页的篇幅对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说《旅行》给予了热情而中肯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艹施)》……其中的《旅行》是提炼
　　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艹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
　　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
　　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
　　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
　　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
　　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
　　“缠绵排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
　　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鲁迅议论作品，同时也是对作家的评论。字里行间充分肯定了冯沅君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革命精神。
　　　　　　　　　　　　　　　　　 一
　　冯沅君毕生为追求妇女解放而斗争，她身先士卒争取和男子同样受教育，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挑战和讨伐，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亲树侯于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进士。中进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学堂工作；以后被任命为湖北省武阳县知县。冯沅君的母亲吴氏曾携大兄冯友兰，二兄冯景兰随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后又领着他们兄妹住在父亲的官署中，达一年有余。不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扶柩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虽被封建思想所束缚，但对子女读书却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返回老家后，母亲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大兄、二兄请教。
　　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进入大、中学。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封建势力重如磐石，社会舆论不准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也为她后来毕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大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喜闻北洋军阀政府把清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结婚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她向封建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挑战。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
　　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首先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对封建家长的小小不驯和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艹施》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艹施》（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艹施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艹施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她们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而人类幸福的源泉皆归至于恋爱。作者从这一点出发去观察社会，去描写他们。因此，小说主人公的思想，一方面是拼命抗争；一方面又陷于虚无。有着“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
　　“我诅咒道德，我诅咒人们的一切，尤其诅咒生，赞美死，恨不得把整个的宇宙用大火烧过，大水冲过，然后再重新建筑。想到极端的时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这种单纯为热情所支配的没有社会依靠的自由思想，是作者世界观局限所投下的阴影。正是由于作者不曾感到经济生活困厄和少于与社会政治事业发生关联的缘故。
　　冯沅君的小说《卷艹施》中的若干篇，主要取材于表姐吴天的婚姻悲剧。吴天是地主家的小姐，年青时，由父母作主，许配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表姐坚决反对，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表姐认识了北大物理系的同乡王某，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母亲得知后，便把表姐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并不许她再到北京上学，表姐以绝食自杀表示反抗。当时，恰好吴天的两个哥哥从美国回来，借助哥哥的力量疏通了母亲的思想。经母亲允许，吴天得以回北京继续上学。冯沅君对表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全力给予支持。
　　后来，吴天的哥哥因自己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头衔，便瞧不起没有博士头衔的王某。他把自己在美国的同学介绍给吴天，吴天坚决拒绝。冯沅君站在表姐一边，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她劝告吴天和王某一起参加河南教育厅“官费”留学考试。她的小说《旅行》正是取材于吴天和王某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去参加考试的一段经历。
　　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原样照搬。为了深刻揭露血淋淋的封建婚姻制度，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妇女解放的战斗，她给予《卷艹施》小说的结尾以悲剧的结局。
　　继《卷艹施》之后，是小说第二集《春痕》。《春痕》的风格与题材“可以‘春痕’二字及‘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二句表之”。陆侃如先生在《春痕》后记中写道：
　　　《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
　　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月。
　　……每一信里也许讲的两件事，故标题极难定；现在避难就
　　易，因以首二字命篇。
　　上述这段文字对《春痕》从思想内容到篇章结构，以至标题都作了透彻而准确的剖析。从这五十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出作者笔下的女性是怎样从勇敢精神变成沉郁性格的。《春痕》中的女主人公青春的火焰，好像在每一集中已经燃烧完了，这里留下的只是带汁的苦果。女主人公确实不象从前那样远离社会了，他们在社会上经历了许多坎坷和不幸，从恋爱中也得到不少的教训和相当的刺激。失败与碰壁的结果，女主人公变得忧伤、困惑，沉着而坚毅。
　　　前也茫茫，后也茫茫，左右也无不茫茫，问天涯倦羽，更向何
　　处栖息？……吾性浪漫，悲喜无恒，高兴时乐而忘忧；愁苦时愤不
　　欲生。
　　　我平生不喜欢算盘，同时也讨厌“没星称”。我不愿意为名利
　　鸡鸣而起，同时也不愿躲在象牙塔里。
　　此时，主人公所渴望的生活，具有浓烈的隐士风味，这也正是当时作者心情的写照。
　　　春阴漠漠，春寒恻恻，今日天气大似江南。此种时节，宜小
　　病，宜清谈，宜推敲诗句，宜闲行山中，最忌忙碌碌地作教书匠。
　　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
　　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
　　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
　　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
　　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序》）
　　鲁迅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当时女作家寥若晨星的文坛上，这样的情况又何止是冯沅君一人呢？
　　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冯沅君及其作品而言的，但又不仅仅是。鲁迅透彻地观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也环视了二十年代的文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但“宣传不是文学”的革命文学主张的真谛。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命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艹施》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而“一介寒儒”却是春蚕到老丝未尽呀！
　　杰出的女作家、学者犹如一道星光，消失了，但她辛勤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将继承她的遗愿，沿着她的足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1974年，袁世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完整地保存了冯沅君一生研治古典文学的成果。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辑有她的小说、散文、诗词及译文等，是一本她的全部创作的作品集。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