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的文体价值与超时空精神价值
原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CSSCI来源集刊，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第13辑
《红岩》是与文学史上（包括“十七年”时期）其他作品不同的一部奇书。说它“奇”，原因有四：第一，它以写地下斗争与监狱生活为主，题材与众不同；第二，它将本属南北两极的“纪实性”与“传奇性”奇妙结合，产生了独有的艺术魅力；第三，自问世以来，它不仅作为文学文本产生审美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一直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一起，被当作对青少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文本。第四，为上述三种因素所决定，它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
其社会影响罕有匹敌。对这样一部奇书，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宜忽略，也无法忽略。这里我们且不论其意识形态功能，单从文学本身角度，即从小说文体与超时空精神价值角度，看看它究竟有无独特价值、有什么样的独特价值。
一、《红岩》的纪实性与艺术真实性
虽然被称作“红色经典”的那批长篇小说大多具有一定史实依据，但与其他作品相比，《红岩》所写人物和事件与史实的对应关系更为直接。书中主要人物及一些次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人物的性格、行为乃至特定情境下的神态都与原型非常接近，就连姓名也类似或相关。书中所写主要事件大多实有其事，或与史实相去不远，作者被认为“是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的亲历者”。
在《红岩》接受史上，其纪实性一面也更多受到强调。真实感是读者和评论家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红岩》的纪实性曾给其真实感提供过天然保障：在全民革命热情高涨、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年代，有不少读者完全把它当作了纪实，对书中人物搞“对号入座”，使得作者不得不一次次出面澄清，一遍遍声明：这是小说，里面有些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
但近十多年来，质疑《红岩》真实性的声音开始出现。质疑的方式与焦点,一是以历史真实责备艺术描写，二是以今天的、自己的价值观念“逆推”过去人事，评估其真实与否。
就前者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炎黄春秋》第1期所载孙曙《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讹误》一文。该文指出了这部小说与历史事实的几个乖舛之处：一是关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不是像小说所写那样由于《挺进报》事件以及甫志高一个人的叛变，而是由于一大批地下党领导人的叛变；二是中美合作所其实与“瓷器口大血案”以及“九二火灾”无关。后者的代表，则是2002年第6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刊登的几位本科生的《红岩》读后感。这些读后感代表了当今一部分青年读者的看法，其中对《红岩》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占多数。否定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作品具有“谎言性与滥情性”，“它在叙述故事时主观人造的、政治化倾向颇为明显。这些大学生认为，既然刘思扬的家庭是富有的，他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书中的英雄人物缺乏人类应有的七情六欲，他们所能够承受的超出平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江姐见到丈夫人头“却能完全抑制自己的感情冲动，没有半点失态之举，甚至连泪水都没有流一点，这在我们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这使笔者联想到在网上看到的一位网友发的帖子，他（她？）说自己连手指扎根木刺都难以忍受，所以认为江姐受竹签刑而不屈的情节不可信。
孙曙质疑《红岩》的方式，与某些读者、评论者以《三国志》质疑《三国演义》的方式其实一样，就是用历史真实、用史书的标准要求具有纪实色彩的小说。孙曙对《红岩》价值判断的错误，则由于对小说文体特征的忽略。孙文也许有其史料价值，但与《红岩》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关系不大。孙曙也承认自己是“从史实的角度看”的。小说文本的文学价值该不该用是否符合“史实”的标准衡量，这对于专业文学研究者本不是问题。对于文学作品我们不必问其是否完全符合史实，而是要问它是否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即是否给人以“真实感”。而“真实感”存在与否，又与接受者本人的生活阅历与价值观念相关。时过境迁，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世俗精神、平民精神取代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读者正是依据今天的社会价值标准质疑这部小说的真实性。他们以己度人，以今天“逆推”历史，因而怀疑刘思扬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这其实表现出对历史的无知：过去出身富家而信仰马列、投身革命的人太多了。且不说“农运大王”彭湃，单是历史上真实的“红岩英雄”中，类似情况就有刘国鋕、王朴以及《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这些青年读者之所以不相信富家子弟参加革命的可能性，是因其忽略了人的精神追求、超越性追求在人生中的位置和作用。
对《红岩》的质疑，还有部分缘自新时期以后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教育“培训”形成的对“红色经典”的成见，即，有些青年学生在未认真细读文本的情况下事先接受了教科书及相关批评文章对这些作品模式化的描述。这样导致了对文本的某些误读。
例如，关于《红岩》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有的同学认为小说没有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甫志高的思想缺陷与其叛变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不符合文本艺术描写的实际。《红岩》没有将甫志高这个人物简单化、漫画化，而是写出了其特定情境中的心理。根据小说文本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假如甫志高不从事地下工作，没有被捕，用日常的观点和逻辑来看，他应当是个虽有缺点但又有工作能力、人品基本不错的人：他能比较出色地为组织筹集经费。对下级，“他的领导很具体，而且经验丰富，办法又多，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赖。”对同志、对工作很热情：党组织给他布置任务时，“他毫无难色地接受了任务。不管做什么，增加工作，现在都是使他高兴的事。”他能替别人着想：“新年期间，他特地雇用的老妈子回乡去和家人团聚。这几天，就由他夫妇自己煮饭吃。”他上特务郑克昌的当，除了自己急于立功的虚荣心，也是因为对后者穷学生的样子产生了怜悯心。对缺乏经验的下级陈松林，他“一直鼓励他大胆工作，而且关心、体贴，很少说重话。”对妻子，他富于家庭责任感，应当说是个好丈夫，身份暴露需要转移时，他一定要先回家告诉妻子一声，还给她买了一包她最爱吃的麻辣牛肉，他认为“不向他打个招呼，不把她今后的生活作好安排就离开她，他不能这样狠心！”这一文学形象虽无单一原型作依据，却概括了历史上一些叛徒的特点。罗广斌在《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指出：那些叛徒“不遇风浪确实是很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与那一时期其他描写反面人物的作品有所不同，《红岩》没有抹煞甫志高成为叛徒前“优秀”的一面。但是，小说又揭示了这个人物叛变的性格与心理依据：他好大喜功，头脑不冷静、做地下工作不够慎重细心，更重要的是，他缺乏真正的信仰，参加革命是怀着投机心理。选择革命，意味着要打破日常生活，放弃一些世俗享受，还要冒生命危险，而他却不肯放弃世俗日常生活，看到革命即将成功，便赌博似地参与进来，被捕后很快变节并危害他人生命。这与当今某些混进党内、窃据高位的腐败变质分子在品质上是一致的。甫志高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也有一定的深度。
当然，受作品产生的特定年代限制，《红岩》对这个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揭示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其叛变后就变成了一种符号，细腻的心理描写基本没有了。史料告诉我们，现实中有几个叛徒的叛变并非那么简单：李文祥被捕入狱后经受住了刑讯逼供，却被敌人用感情因素诱降，他想到自己看不到即将到来的胜利，感到太惨太冤了；涂孝文虽然对敌人供出了一些情况，但事后受到良心谴责，没有进一步交代组织的秘密，最后被枪杀。假如写出李文祥的情况，就可以和许云峰与徐鹏飞最后的对话形成对比；假如写出涂孝文的情况，更可见出叛徒心理的复杂性，更加真实可信，也更能显示出狱中英雄们的感召力。这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微瑕和遗憾之处。但这并不影响作品总体上的真实性，因为像小说中甫志高这样被捕之后马上叛变，一叛到底，拼命出卖过去的同志的叛徒更多。
还有学生认为作品中“二处”的特务“一律是鼠头獐脑，歹毒残忍，这种描写是很难服人的”。
对此笔者亦不能苟同。确实，《红岩》中漫画式的特务形象不少，如猩猩、狗熊、猫头鹰等。但它对大特务徐鹏飞、严醉等的描写并没有漫画化：从形象上说，徐鹏飞被写成“浓眉大眼的大高个子”，就绝非“鼠头獐脑”了；而如果把他们写得不“残忍”，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了。读一读沈醉的回忆录《魔窟生涯》，看一看有关大屠杀的史料，就不难判断。当然，若写出个别特务的良心发现（如史料告诉我们的那样），作品中特务的形象会更丰富多样些。
总之，《红岩》中正面人物的精神境界、现实行为及性格特征的描写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甫志高、徐鹏飞等的心理和行为的描写也是真实的。笔者赞同新历史主义关于一切历史叙述皆有“文本性”的观点。即使被称作“回忆录”的《在烈火中永生》，其中也有一些虚构，比如江竹筠在奉节县城见到丈夫人头、陈然写《我的“自白书”》的故事。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应该肯定，历史上出现过叛徒，也确实出现过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于牺牲精神的烈士！那些英雄、烈士确确实实经受了各种毒刑、各种考验而没有叛变，是英勇牺牲了的！
二、《红岩》的传奇性及其与纪实性的奇妙结合
《红岩》的纪实性又是与一定程度的传奇性结合着的。《红岩》的传奇性主要表现为情节的惊险曲折性、题材的神秘性、人物的英雄性。论情节，“沙坪事件”、双枪老太婆劫刑车、刘思扬被“释放”又被重新逮捕、“红旗特务”的故事、白公馆《挺进报》事件、渣滓洞白公馆的越狱等，都引人入胜、脍炙人口；论题材，狱中生活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论人物，里面的地下工作者除甫志高外，几乎都是英雄。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大致可划分为“能力英雄”和“道德英雄”两大类。“能力英雄”是指在武力（体力、武功）、智力方面高于一般人的人；“道德英雄”则是在道德品格方面高于普通人的人。有不少英雄形象是能力英雄与道德英雄的合一，也有一些偏于一端。《红岩》中的英雄许云峰、江雪芹等人在道德方面是理想化的，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共产主义道德，是为集体牺牲个人、为未来理想牺牲个人现实生活的人，但这并非这部作品独特的地方，因为其他“红色经典”里的英雄人物也都能做到这些。能力方面，书里面没有写他们有什么出众的体力或武功，只有双枪老太婆的枪法出众，但除了一个“双抢”的绰号，小说也没给她展示的机会。许云峰、江雪芹等虽有比较出色的工作能力，但在智慧方面也没有到怎么神奇的地步，例如，在“沙坪事件”的处理上，许云峰虽然嗅到了危险气息并马上布置陈松林撤离，但没有充分估计到甫志高的麻痹大意与对于家庭的依恋蕴含的极端危险性，终于给敌人造成突破口，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事实上，历史真实中许云峰的原型许建业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还要大。江姐、成岗等人智慧方面又不及许云峰。刘思扬被“释放”软禁在家时，几乎上了“红旗特务”郑克昌化装的“老朱同志”的当，而且也没有能像冉阿让那样成功逃跑。倒是白公馆的齐晓轩在处理狱中《挺进报》问题时表现出沉着机智，算是给小说增添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但那不过体现了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经验与必备的应变能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也够不上多么神奇。所以，他们都不属于能力英雄。
笔者以为，《红岩》英雄最独特之处，是他们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英雄，即“意志英雄”。在这方面，书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都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迹。华子良按上级安排装疯三年多，每天在院坝里跑步，不与任何人交流，凭的也是坚强意志。
大家最熟知江姐受刑的情节。在受刑过程中，身为女性的江姐居然没有一声尖叫，甚至“没有一丝丝呻吟”，这应该说超乎寻常：即使是好汉，虽然不屈服，不由自主的惨叫有时也是难免的。另一个主要英雄人物许云峰经历的考验，除了酷刑，还有孤独。在渣滓洞时他虽然被单独囚禁在一间牢房里无法与难友交谈，但在难友放风时尚且可以在楼上窗口用目光与院坝里的同志们交流，互相鼓励，并参加了龙光华的追悼会以及狱中新年联欢会；而在被转到白公馆以后，他被囚禁在地牢里陷入绝对的孤独。如果说江姐受刑还有观众和听众，还能得到战友的鼓励和赞美，许云峰这时则全凭个人本身的意志坚持斗争。那里没有光线，没有声音，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很长时间内连自己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和经过了多少日子也不知道。在黑暗中长期生活，触觉和听觉渐渐代替了视觉。为了寻求越狱的机会，他选准了左面的石壁，硬是用手指，用摸到的半截铁箍，碶而不舍，最终为难友挖出了一条通向外面的通道。在集体事业的胜利即将到来之际，自己作为生命个体却面临毁灭，他和江雪芹一样，表现得非常坦然。成岗的意志力则更为惊人，那就是他能在基本失去知觉的前提下控制自己的潜意识。第一次是被捕不久，在刑讯室里遇到许云峰时，第二次是被囚禁在白公馆时，敌人见包括电刑在内的常规刑罚不起作用，便用催眠术、测谎器诱供；仍不见效，就给他注射一种美国新研制的药物“诚实注射剂”，导致其麻醉，精神处于幻觉状态。可他能“始终顽强地控制着神经末梢”，“抗拒着，不肯失去知觉，不肯陷入下意识。成岗和不断从他的控制下滑走的知觉斗争着，终于使自己清醒了一点，甚至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正躺在手术床上，面对着美蒋特务。”最终敌人的诡计也未得逞。这就将人的意志之坚强推向极致!
《红岩》艺术上的独特性不在于其纪实性，也不在于其传奇性，而在于二者的奇妙结合。将这两种本处于两极的特性集于一身，而且做到了有机结合，这与作品题材的特殊性分不开：历史上出现过的这些人和事，其本身就是非日常的，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我们在读有关回忆录等纪实文学时就有此感受。这方面与《三国演义》有些类似，毛宗岗评点《三国》时就感叹“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三国演义》引起的争论往往与其对史实与虚构关系的处理相关。不论是三七开、二八开或四六开，一般论者都认为《三国演义》史实的成分占主导。在对这部古典名著的评价中，也出现过纯粹以“史”的标准予以褒贬的情况，毛宗岗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而不同意这种观点，以文学本身审美标准衡量其得失的更多。清代金丰就认为：以历史事实为依托的小说，“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这也可以回答一些指责《红岩》中虚构成分的观点。当然，历史小说的虚构应有底线，就是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基本性格的描写要符合事实，不能把岳飞写成奸、秦桧写成忠。就这一点来说，《红岩》的文学虚构是成功的：既然历史上的江姐受刑时被用竹筷夹手指没有招，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即使像小说中那样被钉竹签子，她也不会招。历史事实是她没有见到丈夫的人头，但见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她的性格，如果见到了，其表现也当会如小说所写的那样，而不会明显失态：在那种情况下，感情的流露会带来极大危险，像她那样非凡的革命女性，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许建业（许云峰）没有机会为战友挖地洞，但若有机会，他会干的；他临刑前没有和徐远举（徐鹏飞）对话，但小说所虚构的那段对话应当是代表了他的心声，否则他就会成为李文祥那样的叛徒，而不是烈士了。当然，也如同《三国演义》一样，由于史实和虚构结合，又由于虚构部分那么生动逼真，使得一些读者产生了一些误会，将虚构当作了历史。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成岗（陈然）写《我的“自白书”》的场面，许多读者将其当作了史实。而小说作者曾说明，那是他们的艺术虚构。之所以产生这种误会，也正因其虚构合情合理：历史上秋瑾、夏明翰等烈士临刑赋诗之事早已广为人知。虚构虽然导致误会，其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没有张飞喝断当阳桥、诸葛亮借箭祭风施空城计等虚构情节，《三国演义》就不会这么脍炙人口，流传这么久远。认清了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区别的读者，若真有志于考证和研究历史，这些虚构当不会给他们构成太多误导。即使从普及历史知识角度说，《三国演义》也是功大于过。至于《红岩》中成岗被注射致幻药物而仍能控制自己理智这样有些超乎自然的情节，笔者认为虚构得也是成功的。文学史上有许多名著，在写实基调上添加个别超自然细节，每每为之增色，使人印象深刻。且不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即使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颠峰之作《红楼梦》，也有空空道人、风月宝鉴、通灵宝玉等超自然情节。《水浒》中也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明显夸张的片断。这些夸张或超自然虚构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表达作品内涵，就值得肯定。
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内涵的丰富复杂性是文学经典的必要条件。笔者对此不以为然。文学的艺术美有丰富复杂美，也有单纯明朗美，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内涵相对单纯、格调比较明朗的经典名著。就《红岩》这部作品来说，他是一曲英雄的赞歌，而不是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亦非哲学思辩式小说。所以，作品没有写出英雄的缺点、没有更多表现敌方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除了当时体制的“规约”，从文学本身来看，也是其总体风格决定的：假如多写英雄缺点，或如某些根据“红色经典”原著改编的电视剧那样表现英雄的风流韵事、写出敌方人物身上的“人性”，作品也可能取得成功，甚至是更大的成功，但那会是与现有《红岩》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审美类型的作品了。此一类型与彼一类型互不可以代替。
可以肯定，迄今为止，从文学艺术角度说，《红岩》是成功的，以后的读者大概也不会把它彻底遗忘，因为它曾经产生过极其巨大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史上又是风格非常独特的一部长篇。
三、《红岩》的超时空精神价值
假如一部小说只能供人娱乐消遣而无其他价值，它只能算是一般通俗文学作品。有学者指出：“不仅仅是‘认识’也并非单纯的‘娱乐’，而是二者的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这便是小说功能的基本构成。”
我们肯定了《红岩》艺术上的成功，肯定了其审美愉悦价值，而且认为它的思想内涵不算丰富复杂，因而其认识社会、启迪思想的价值虽有，却并不突出。那么，除了审美愉悦，它是否还有其他价值呢？在“后革命”的和平建设年代，在一个非英雄的时代，《红岩》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笔者认为，在于它对读者的精神陶冶价值。
《红岩》塑造的是意志的英雄，这些英雄极为坚强的意志来源于其坚定的信仰。当某种信仰偏向于“迷信”、表现为“狂热”时，确曾给人类社会带来过负面影响乃至灾难后果。但人类不可以没有任何信仰或精神追求，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没有任何信仰或精神追求的人会精神贫瘠，庸俗粗鄙，行事唯利是图，没有原则和道德底线。思想和实践中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东西，就会只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之类的常识，在引用哲人名言“这种无情的名利追逐，这种占有和贪婪的欲望，没有它们，人类的一切自然将永远沉重，得不到发展”
时忘记了过分的贪欲曾经和正在引发的犯罪，在肯定“恶”在推动历史前行时客观上所起的作用时放弃了对它的道德谴责。而文学史上许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名著就是以这种谴责为主题的。一些人将“现代性”作为一种绝对正面价值并据以衡量一切，他们忽略了现代性其实有“五副面孔”，审美现代性其实是对工业现代性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批判。有的青年学生在怀疑《红岩》的真实性的同时，也否定其精神价值，甚至断言：
印刷了几百万册的《红岩》让整整一个时代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对它疯狂地仿效，然而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仿效，无论是对社会开放还是社会创新都是极其有害的。……当《红岩》“英雄”逝去的时候，大量的英雄崇拜者却作为主角而出场，他们无法摆脱“英雄情结”的蛊惑，因而习惯于让心中完美的“英雄”来支配自己的生活、思想和行为，而封锁和僵化了自己的思想。
“五四”的启蒙发现了人，启发了国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重新肯定了人的核心地位，肯定了普通人过平凡生活的权利，某些“新写实”小说甚至将这种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神圣化，“朦胧诗”开始怀疑以往那些被认为神圣的东西的虚幻性或虚伪性。这些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很难自行把握好纠偏的“度”，往往在“纠”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反方向的另外一种“偏”：在肯定了现实世俗生活、平凡人生的价值之后，对一切超越性的东西都产生了怀疑和否定，肯定了“哈姆雷特”之后就全盘否定了“堂吉诃德”，嘲笑一切堂吉诃德精神，或认为一切堂吉诃德都是“假堂吉诃德”。上面所引青年学生的言论甚至干脆认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是有害的。笔者以为，让人人都成为圣贤、都做殉道者是不现实的，硬要付诸实际操作必会导致社会性的虚伪，这些已屡被历史所证实。但社会的发展又离不开理想，离不开为理想而献身的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哈姆雷特精神和堂吉诃德精神是历史大车不可或缺的两轮。历史上确曾出现过不少殉道者，这些殉道者的殉道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是人性没有堕落为兽性的证明。现代文明社会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是选择殉道献身还是选择过平凡生活应全凭个人自主的意愿，不能强迫；现代文明社会也强调任何理想主义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人权为原则。在这一前提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就绝对不是“极其有害的”，而是社会必需的。
孟繁华先生充分肯定《红岩》的超时空精神价值。他指出：
《红岩》作为一部‘红色圣经’，它除了表达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意志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作品还提供了关于身体、灵肉、施虐、受虐、家国、生死等可以解读的众多的内容。《红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红岩》的浪漫、激情以及对革命信仰的描写，已经植入几代人心理意识的深层，它仍然散发着巨大的思想魅力和道德感召力。
文学史上的任何名著经典，其具体内涵都不会永不过时。它对于后世的意义，除了审美愉悦价值、认识价值，就是其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的具体主张人们可以不再感兴趣，但哈姆雷特精神、堂吉诃德精神不会过时；对保尔·柯察金为之奋斗的具体理想，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可以不赞同，但他对于生命意义的那段思考、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顽强精神，却能超越时空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对许云峰、江雪琴以及谭嗣同、秋瑾等所殉的“道”的具体内容，如今的青年学生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不应误解这些先烈、更不应贬低他们，认为他们缺少“对生命的热情”。
他们在狱中坚持学习、锻炼身体、憧憬未来，难道不是对生命强烈的热情？《红岩》英雄和历史上一切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一样，是民族的脊梁。对“《红岩》精神”，后世读者不应弃之不顾。
这里所谓“《红岩》精神”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宣传所说的“红岩精神”，它是指这部书超越意识形态的那部分内容，那就是：对于超越性的精神价值的追求，无比坚强的意志，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这些虽不能要求人人做到，但作为一种美好品质，却值得赞美；现实中的人不可能绝对完美，但用比自己更完美的榜样衡量自己、让英雄主义鞭策自己，促己向上，并不意味着思想“僵化”。事实已经证明，受过“《红岩》精神”陶冶、受过英雄主义教育的一代，并不反对改革开放。在新的时代，英雄主义鼓舞他们中许多人战胜各种困难，创下了新的业绩。对于在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如果存在着性格懦弱、情感脆弱、意志薄弱现象，如果出现了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推向极端功利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倾向，“《红岩》精神”也有助于帮其克服匡正。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同上第112页。
廖述务等《“探索者之夜”——本科生读〈红岩〉》，《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厉华、孙丹年《〈红岩〉小说与重庆军统集中营》，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廖述务等《“探索者之夜”——本科生读〈红岩〉》，《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金丰《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序》,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378页。
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廖述务等《“探索者之夜”——本科生读〈红岩〉》，《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该书第24章为孟繁华执笔。
廖述务等《“探索者之夜”——本科生读〈红岩〉》，《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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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狗熊为什么叫“狗熊”
bczqyly2347
根据命名学原则,“狗熊”就是象狗的熊,当然,狗熊不是学名,只是俗称,但相类的则有“猫熊”,就是大熊猫的学名,当初外国动物学家发现熊猫时,就根据这种熊类与猫相似命名为“猫熊”,后来在展出时由于阅读顺序与中国传统习惯相反,就变成“熊猫”了……所以前一个字是特征,后一个字是本名,最普通的就是什么“黄狗”、“花猫”等等,基本上命名都是这个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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