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揭秘呼格案最后纠正过程 判断聂树斌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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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案再审决定公布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曾受邀前往呼和浩特，亲历该案的最后纠正过程。近日，京华时报记者对话洪道德，揭秘呼格吉勒图案最后的纠正过程，分析呼格案和聂案的异同，以及聂案今后的走向。
两案复查都未严格依法进行
&案件复查结果依法应在6个月内公布，长达近10年没有任何消息，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地(内蒙古、河北)都没有严格执行法律规定。&
京华时报：呼格案和聂树斌案(简称聂案)，为何都在沉寂良久后，突发&火箭式&进展？
洪道德：说到这两起案件的进展，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转折都出现在2005年，疑似的真凶出现，经过媒体报道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重视，开始进行复查。按照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复查结果应该在6个月内公布，但这两起案件都是接近10年没有任何消息，两地的司法机关长达近10年不回复案件。虽然案发时间长，涉及的事实也复杂，但长达近10年没有任何消息，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算进展惊人吗？两地实际上都没有严格执行法律规定。
京华时报：不过呼格案从做出再审决定到宣告无罪的时间很短。
洪道德：当然，内蒙古司法机关从做出再审决定，到最终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肯定是进展速度很快的。说明内蒙古司法机关认识到，对这种错案再采取拖延的方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中央的要求，不符合公众的期盼。同时，拖延已经没有法律依据了。如果认为案件没问题，可以明确回复。或者说，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查到什么程度就回复查到了什么程度。
京华时报：你说呼格案&拖延已经没有法律依据了&，那么聂案呢？
洪道德：聂案也是拖了近10年，目前只到了复查阶段，只能说明河北省司法机关依然没有回应公众的呼声。这不符合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同时也漠视了公众的相关呼声。法律没有赋予司法机关不回应公民申诉的权利。
两案都不具备标本性意义
&既然事实、证据、舆论等条件都具备了，最终就在于法院怎么去做了。&
京华时报：两起案件同样都是因为&真凶&而&真相大白&，如果没有&真凶&的出现，这样的案子是否会浮出水面？
洪道德：我的认为是不会浮出水面。一个被告人已经被执行死刑，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真凶，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最终才引发了申诉，乃至最后的无罪判决。即使未来聂树斌案也纠正了，但聂案和呼格案，都不是很具备标本性意义。因为两案都不是在没有真凶出现的情况下，仅仅因被告人提出申诉，法院发现原判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而将案件纠正的案件。
京华时报：这两起案件对依法治国的最大经验是什么？
洪道德：两案昭示的最大经验在于，法院愿意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对可能存在问题的已生效判决进行纠正，这属于审判监督程序。现在存在的情况往往是，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但下级法院再审后还是维持了原审判决，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聂树斌案是否能够经过再审得以纠正？我的看法是，既然事实、证据、舆论等条件都具备了，最终就在于法院怎么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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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疆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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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聂树斌案应是“异地复查”第一案 是一个进步
　　日，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签收立案复查决定书。CFP供图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前不久，生命被定格在18岁的呼格吉勒图，蒙冤九泉18载后获得无罪判决。同样已经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多年来也一直未淡出公众视野。日晚，最高人民法院在官网发布消息，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做法，似乎给该案带来了转机。
　　“异地复查”的做法是一个进步
　　多位法学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聂树斌案应该是“异地复查”的第一案。
　　“《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异地复查的相关规定，只是规定了再审的时候，可以由原审以外的法院来审。”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说，聂树斌案在河北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出一个审查结果。现在由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进行复查，就是为了确保公正。
　　“因为本地法院已经处理过这个案件，它与原审案件实际上有一定利害关系。”程雷说，按照公正审理的基本精神，由原审以外的其他法院来审理，才更有利于纠正错误。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则认为，这是最高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手段。
　　“按照法律规定，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一方提出申诉，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都应该进行审查，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也是赋予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义务。但现实中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义务进行复查的法院，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迟迟不启动复查程序。”洪道德认为，异地复查，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则强调说，必须明确的是，“聂树斌案”只是启动了再审前置程序的复查环节，而不是真正启动了再审程序。“是否启动再审，要由复查结果来决定。”王敏远说。
　　但王敏远也表示，“异地复查”是一个进步。“异地复查，不论最终的结果是提起再审还是不提起再审，它的公信力都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王敏远说，“司法是需要公信力的，让不相关的山东高院复查，显然对公正解决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
　　王敏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异地复查和异地审判都不是常态的。“像薄熙来案、王立军案、聂树斌案，这些异地审判、异地复查的案子，现在都是特例。”他认为，可以建立起“异地”的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当遇到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时，启动这一机制。“因为异地更能显示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信力。”王敏远说。
　　此外，王敏远还表示，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另一个亮点，是山东高院明确表态，同意让律师阅卷。
　　据媒体公开报道，早前，河北高院曾拒绝给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下发聂树斌案判决书，随后，又以她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她的申诉。
　　“聂树斌都已经被执行死刑了，他妈妈却连判决书都拿不到，这本身就有问题。”王敏远说，与此相较，山东高院明确表示律师可以查看案卷的做法，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这表明，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把律师看成维护公平正义的同盟军。”王敏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阅卷是了解案件的重要途径，不论最终是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司法公信力就很难得到维护。
　　“获得公信力、取得当事人的认同，律师的作用不可替代。”王敏远表示，法院有权决定再审还是不再审，但如果这个过程中有律师参与，公信力就会提高许多。“如果律师看了都认为没有疑问，那就表明判决本身没有问题，公信力就更高了。”
　　“法官应该把律师当作帮助自己的同盟军。”念斌案的律师张燕生说，“现在要求法官对案件终身负责。问题有一百个，你发现了九十九个，唯一一个致命的错误没发现，律师就有可能帮助你发现。”
　　张燕生说，设置律师，就是为了产生争辩的焦点。“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问题的两面，然后取得平衡，办案人员应该多听一听律师的意见。”张燕生说。
　　“严打”导致证据标准降低
　　从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福建念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到人们还在持续关注的“聂树斌案”，对一个又一个令人生疑的冤假错案，舆论的追问从未停止，也折射出我国司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很多人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证据上，但我认为，证据问题只是表象，归结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司法体制出了问题。”程雷说，其实，这些案件在当年定案时，对证据的认定，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法官自己、合议庭之间有不同意见，上下级法院之间也有不同意见。那么，既然当时已经认识到证据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还会下判、造成这样的冤假错案呢？”程雷问。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严打”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一些案件被当地党委政府干预过。还有的是执法人员急功近利，为了考核，为了个人的利益，急着判案等。
　　“1983年以来，为了‘严打’，提出过‘从重从快’等口号，整个法律也都朝着‘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洪道德说。
　　“证明标准降低了，比如，法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定罪，改成了‘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洪道德说，死刑的适用罪名被扩充，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高级法院。同时，被告程序保护的期限也被缩短。
　　“在实践方面，更是讲究从重从快、命案必破。”洪道德说，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以前，侦查阶段把犯罪嫌疑人关在哪，讯问地点、时间、环境有什么要求，这些都是空白。“程序上的空白和不足，就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给冤假错案制造者大开方便之门。”
　　张燕生说，从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由法院产出“罪犯”的成品，公检法的关系变成了传送带式的线性结构，重配合，而不重制约，这就无法预防冤假错案。
　　“真正要建立的，应该是一个控、辩、审的三角形结构。”张燕生说。
　　新一轮司法改革能否带来改观
　　张氏叔侄、念斌、呼格吉勒图先后被改判无罪，程雷认为，这些案件传递出的信号是，刑事诉讼越来越追求程序公正。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诉讼制度改革，程雷说，这样的改革更符合司法规律。
　　“不同于以法院为中心，它在审判过程中，强调的是我们的证据制度，要求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要按照法院的证据规格进行取证。证据问题由法院最终裁断，证据不能定罪的，就应当严格地作出无罪判决。”
　　程雷说，前面提到的几个冤假错案，都是没有以审判为中心的结果。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些冤假错案，法院在当时都已经发现有问题了，但对这种‘定放两难’的案件，还是不敢依法作无罪处理，而是大部分做了降格处理，甚至有的还判处了死刑，比如呼格案。”
　　法院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作为最终裁决者，如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很薄弱，根本达不到定罪的标准，它该怎么办？程雷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院，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国法院的无罪判决率其实非常低，不超过千分之五，这在全世界都是比较低的。”程雷认为，这说明，法院不敢作无罪判决，也表明现在的诉讼流程，不是以审判为中心的。
　　程雷向记者分析道，法院之所以不敢作出无罪判决，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个是社会的氛围。”程雷说，出现重大犯罪，舆论作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法院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自觉地就成了打击犯罪的一方。好像把案件证据比较薄弱的犯罪嫌疑人放了，社会就会乱了一样。这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解。”
　　另两方面的压力，程雷认为，一个是来自党政部门的干预。另一个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考核压力。“法院如果作了无罪判决，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考核，会造成影响。这让法院作无罪判决很艰难。”
　　程雷说，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以审判为中心，这些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缓解。“这几年，民众的法治观念有所提升，社会各界对无罪判决的容忍度也有所改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在司法改革中做了一些制度的调整。比如对考核体系的改革，以及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建立等，这让改变来得更快。”
　　“现在都是终身追责了，我不能再替你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担这个责。如果证据不够，要么你补充证据，要么我就作出无罪判决。”程雷说，这对法律执行的严格程度，确实有很大促进。
　　王敏远说，四中全会明确要求，一是预防冤假错案要从源头处理，二是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他认为，侦查机关的主导作用太强，导致法院发现问题了，仍然会给出有罪的判决。
　　王敏远说，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好的改革措施，例如防止刑讯逼供、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明标准等，下一步要看的，是具体怎么落实。
　　“法律确实有不健全的地方，但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法律不执行，或是执行得不好。”王敏远说。
　　程雷也提出，接下来，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制度改革，要进一步研究一些配套的体制和机制。同时，应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规范，从源头上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们讲防范冤假错案，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审判，这是我们司法的整个追求。”程雷说。
责任编辑：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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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和王书金：究竟谁是玉米地里的凶手
　　1995年4月，因被认定是一起发生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强奸杀人案凶手，河北石家庄青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然而10年后，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被警方抓获，他却供认自己曾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经调查，案发地正是聂树斌案的那片玉米地。究竟谁是玉米地奸杀案凶手？
　　聂树斌家人从案发后就坚信聂树斌不会是凶手，王书金的供认让聂树斌家人开始了申诉之路。历经近10年的申诉，聂树斌案迎来了重大转折――今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决定，指令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
　　京华时报记者详细梳理聂树斌案发生的始末，还原这起当时曾被视为不容置疑的铁案，是如何变成重大疑案，再次追问聂树斌案的真相。
　　聂树斌被捕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一片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一名康姓女子被人强奸后杀害。现场情况显示，凶手将康某强奸后，用一件衬衣将康某勒死。当时的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展开调查，9月23日下午，石家庄市下属的鹿泉市下聂庄村村民聂树斌被警方抓走，他被认为是这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聂树斌当年只有20岁。10月9日，聂树斌被批准逮捕。
　　执行死刑
　　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聂树斌正是强奸杀害康某的凶手，一审判处其死刑。聂树斌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日，河北省高院做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的家人始终不相信他会是该案的凶手，也没有停止申诉。
　　“真凶”现身
　　1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在治安盘查中，抓获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王书金为河北省广平县人。王书金被抓归案后，供述了自己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包括多起强奸杀人案，作案地点均在河北省，河南警方迅速通知河北警方，案件移交到广平县警方。
　　很快，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带队开始审讯王书金。在审讯中，王书金提到，1994年8月，他在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曾将一名30多岁的女子强奸后杀害。在带领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现场时，广平警方从石家庄警方获悉，当年这起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凶手早就查获并被枪决了。一案两凶的情况突然出现！究竟谁是这起案件的真凶？
　　媒体披露
　　一案两凶的情况也很快被河南商报记者获悉，经过采访，2005年3月，《河南商报》刊发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最早披露了王书金可能为当年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真凶，聂树斌或许被冤杀。
　　该报道刊发后，全国上百家媒体跟进报道，聂树斌在被枪决10年后，其案件发生重大转折，究竟谁是当年那起案件的真凶，聂树斌是否被冤杀，引发全国公众的关注。
　　官方重查
　　《河南商报》报道刊发后的第三天，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河北官方承诺：重新调查，尽快公布真相……
　　一案两凶的情况发生后，始终坚信聂树斌不是当年那起案件凶手的聂家人开始了申诉之路。聂家人和律师来往于河北省高院、河北省公安厅等部门之间，但将近两年时间，河北官方再无任何答复。聂树斌案陷入沉寂。
　　“真凶”脱罪
　　2007年4月，王书金被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在庭审中，王书金多次主动承认1994年的石家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但最终该案没有被认定。王书金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理由就是一审法院不认定他实施了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王书金也通过律师获悉，聂树斌已经作为这起案件的凶手被枪决。
　　日，河北省高院二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王书金再次对玉米地案供认不讳。这一次开庭后，将近6年时间，王书金案件再没有任何消息，聂树斌家人的申诉也石沉大海。
　　沉寂6年
　　王书金案件沉寂近6年后，日，河北省高院在邯郸开庭，再次审理这起案件。此次的庭审，一出中国法制史从未有过的审理局面上演：应该指控嫌疑人有罪的河北省检察院一方，却坚决否认王书金就是玉米地案的凶手，并出示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而应该极力否认自己是玉米地案凶手的嫌疑人，却坚定承认自己就是案件凶手。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在庭审中提出，需要查阅聂树斌案件的案卷，并申请休庭。合议庭同意了这一申请。
　　日，在查阅过聂树斌案件的部分案卷后，王书金上诉案在邯郸再次开庭审理。日，河北省高院对王书金案件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再次否认王书金为玉米地案的凶手。目前，王书金案已经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异地复查
　　王书金被二审宣判后，公众及相关专家曾担忧，河北省高院的判决否认王书金是玉米地案的凶手，一旦王书金被执行死刑，聂树斌案将无法继续申诉。时间过去一年多，王书金的死刑复核尚无结果，聂树斌的申诉也陷入沉寂。
　　日，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介绍，王书金被二审宣判后，他曾多次前往河北省高院，要求查阅聂树斌案的案卷，但均被该院以各种理由拒绝。
　　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最高法的决定中指出，聂树斌案的案卷将移交到山东省高院，依法保障申诉代理律师的阅卷权。
　　聂树斌案和王书金案仍是疑问重重，主要聚焦在花衬衣和钥匙两大疑点上。
　　花衬衣是否当年那件？花衬衣来自哪里？
　　日，王书金案二审，聂树斌的母亲在休庭后指出，法庭上出示的照片显示是一件短袖衬衣，而当年聂树斌被抓后，警方拿给她辨认的是一件长袖花衬衣。
　　此外，王书金的律师拿放大镜仔细观察，照片上的衬衣非常整洁干净，没有任何污渍，不符合缠绕在高度腐烂的尸体上8天这一情节。律师还当庭指出，法庭上应该出示物证原件，而不是照片。至于花衬衣的来源，检方在法庭上并没有做出说明，王书金的供词也没有涉及，在法庭上，他回忆不起来。
　　聂家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曾对媒体分析，该案先后出现5件衬衣：1.现场勘查发现一件；2.案发后警方从受害人康某家中拿走了一件；3.案发后警方曾拿着一件衬衣给聂树斌母亲辨认；4.警方也曾拿着一件衬衣给受害人康某的家人辨认；5.日庭审出示的照片中的那一件。
　　李树亭判断，在聂树斌的供述中，必然提及那件衬衣。问题是，“这5件衣服，是不是同一件？”
　　王书金供述的钥匙，是否聂案中被忽略的那串钥匙？
　　聂案卷宗公开部分显示，现场物证包括一串钥匙。案发后，那串钥匙很快作为遗物发还给康家。根据“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的办案规定可以推测，聂树斌的口供应该没有提到钥匙。
　　疑似真凶王书金在供述作案过程时也提到钥匙。他说：“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自行车东边的地上”。
　　2005年最先报道聂树斌案的老报人马云龙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办理王书金案的广平警方曾透露王书金供述钥匙的细节，当年因为报道不能泄密，他用“非亲到现场不可能提供的证据”来表述。
　　马云龙阐释这句话的含义：王书金曾经供述，他作案后拿起过钥匙，在井台边藏匿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死者的这串钥匙很可能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又返回现场，将这串钥匙扔回死者的旁边，依他自己说法是1米左右。“后来我看到聂树斌案的现场还原，果然在离死者7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只差30厘米。但是在被枪毙的聂树斌的所有供词里，只字未提这串钥匙。”
　　马云龙认为，在完全没有案卷的参考下，王书金能够在远隔11年后准确地指出这串钥匙的位置，说明此案绝对是王书金干的，不可伪造。“我现在仍然认为：其他什么证据可以不要，只要把这个证据扒出来，就能证明王书金是康某案的凶手。”
　　□专家观点
　　聂案是否为冤案取决于案卷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曾指出，由于案件发生至今已经太久，相关证据已经消失。而按照刑诉法的要求，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河北检方及河北省高院最终不认定王书金为玉米地案件的凶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同样的原则及标准，聂树斌案也该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毛立新认为，目前聂案判决书等披露的材料中并没有提到精斑检测之类的物证，也就是无从断定到底是谁奸杀的被害人。王书金对玉米地案的供述，与聂树斌案有太多吻合之处，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王的供述虽然不足以确定他就是玉米地案的凶手，但足以导致公众对聂树斌案产生合理怀疑。
　　对于聂树斌案是否为冤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指出，从刑诉法的角度来说，即使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王书金的死刑判决，王书金被执行了死刑，也不代表聂树斌案就没有改判的可能。洪道德认为，从法理上来说，王书金案如何判决，与聂树斌案是否能改判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只要聂树斌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应该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予以改判。而聂案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能通过案卷来决定。目前，河北省司法系统依然不允许律师查阅聂树斌案的全部案卷，聂案的全部案卷无法公之于众，成为聂案改判与否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王书金若被执行死刑，聂树斌家人依然有机会进行申诉、反映。
　　京华时报记者张剑 李显峰
责任编辑：宋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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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定调聂树斌案，律师急需组建专家团
央视定调聂树斌案，律师急需组建专家团
文∕谭敏涛
聂树斌案在听证会之后，原本以为山东高院会尽快做出启动再审决定，不曾想到，中间冒出个央视的《焦点访谈》。按照之前央视《焦点访谈》的风格&&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想必聂树斌案迎来转机指日可待，殊不知，虽然它还是《焦点访谈》，但已不是以前的《焦点访谈》，而成了官方的喉舌，成了政府的传声筒。而这次关于聂案报道即是为聂案定调&&这不是一起冤案，各位律师及围观群众都散了吧！
洪道德在节目中直截了当地认为，聂案没有问题，因为聂的供述和现场的物证一一印证，而从现有证据未能发现聂案有刑讯逼供。且不说洪道德的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如果，再让洪道德评判王书金案，那么，依据洪道德的这套逻辑是否也可以印证王书金为作案人，因为也有供述和现场物证一一印证。
综合学术界对聂树斌和王书金案的分析：虽然王书金案的证据不足以印证王书金的有罪供述，并且，王书金供述的证据之间存在合理怀疑，但是，王书金案的一些证据能够带来针对聂树斌案裁判结论的质疑，王书金案以聂树斌供述为核心的证据体系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犹如何家弘教授之前所言：王书金无罪不等于聂树斌有罪，那么，在聂树斌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对聂树斌案进行重新审查，启动再审。但是，经过了听证会后，聂案能否迎来启动再审，目前形势不容乐观！
下面，我们来分析央视《焦点访谈》的问题。按说一个节目的采访，应当兼顾各方意见，做到观点平衡，要么，就有倾向性报道之嫌，但从央视这个节目来看，倾向性报道十分明显，而且，和洪道德一样，央视是在袒护河北方面。
从《焦点访谈》整个节目制作来看，为河北方面背书有目共睹。例如：1、节目首先把河北省高院的复查结论：&聂树斌案不属于冤错案件。&放在前面，有为河北方面提前定调之弊；2、节目制作没有兼顾各方观点，只是采访了本身具有倾向性认识的洪道德，而且，洪道德的观点显然是给河北方面背书；3、代理律师提供证人证言证明聂被刑讯逼供，原办案单位予以回应，但节目解说词却在开头即说&这份证词被原办案单位代表推翻&，不知《焦点访谈》从何得出结论证词被推翻？
一如我之前所言，办案单位回应，这位证人被关押在105室，而聂被关押在102室，两人根本无法聊天，那么，原办案单位只是凭口说明，何来证据？而关于聂树斌是否被刑讯逼供，从聂1994年9月23日被抓，到9月29日交代作案事实，在这一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警方有必要说清，如此，才能证伪聂是否被刑讯逼供。
之前，央视曾邀请何家弘教授接受访谈，专门谈论聂树斌案，但中途何家弘教授又被取消采访，不知意欲何为？难道何家弘教授不会按照央视的意见谈案所以取消访谈么？或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对此，也有请央视尽快释疑。
囿于听证会本身的缺陷，听证会让代理律师先发问，然后让原办案单位回应，但是，却缺少了律师的反驳环节，导致律师针对原办案单位的回应无法做到再回应，这样的听证会程序设计，显然不利于律师充分阐述理由和意见，更无法让案件事实予以澄清。
尚且，原办案单位针对王书金案，只是说明了王书金的供述和聂树斌案的不同之处，但却无法解释王书金的供述还有与聂树斌的相同之处，特别是一些小细节，例如王书金供述中一串钥匙、隐秘的衣物，这又如何解释清楚？
与此同时，代理律师陈光武于昨日（4月30日）在微博刊发声明：我可能危险。我将授权杨金柱律师作为我出事后的维权律师团团长。负责组织律师团。以杨学林、朱明勇、斯维江、迟夙生为核心成员，为我维权。同时组建专家顾问团。以何兵，贺卫方为核心成员。如有机会我分别征求意见。如没有机会，请杨金柱代劳。并请金柱力所能及照顾好我的家人。拜托。
公开刑事案件材料，确实有风险，而且难以预知，特别是这种和一个省份的公检法抗衡的申诉案件，更难以预判风险所在。而聂案听证会虽然是微博直播，但却选择性地公开案卷材料、央视又偏袒性报道、听证人员同时亦为专家的洪道德为河北方面背书，在如此环境下，申诉材料的公开也就成为代理律师抗争的唯一选择。不公开，社会遭受蒙蔽，世人不明不白，因为明摆着的真相总被河北方面搞浑，仅凭口供便定罪的办案模式，河北方面非但没有反思和致歉，反倒一再为自己辩解。
而央视以国家媒体的名义在新闻中发布偏向性报道，明显偏袒原办案单位一方，且有阻隔聂树斌案昭雪之嫌，尚且在节目中只采访为河北方面背书的专家，且这位专家还是听证人员，凡此种种都预示着，聂案，有人想把这趟水搞浑，目的在于让世人对聂案启动再审不抱有期望，如此，河北方面也会松口气，持续十余年的聂案申诉才会告一段落。
而按照陈光武律师一贯的沉稳老练性格，声明自己可能危险应不会是兴风作浪，大有可能是遇到了有关部门或人员的威胁（或警告），所以才刊发声明。随后，陈光武律师在其微博不断刊发质疑聂案的证据材料：1、公开聂树斌案执行时的照片让公众辨认现场到底是雪地还是沙地？2、案发现场发现一串钥匙，王书金透漏出，河北方面回应，这是王书金听到的，但是，当时，王书金离案发现场百米之远；3、法医专家认为：被害人尸体背部右侧第9、11、12肋骨从胸椎处缺失，右第6肋也疑似缺失；肋骨缺失的影像表现符合在外伤致肋骨骨折的基础上，软组织被破坏后而脱落于尸体内外。而这符合王书金的供述，是其剁得太重；4、执行死刑命令，没有院长签字；5、&花衬衫&来源不明；6、认定窒息死亡的证据是：①、颈部有衣服缠绕（其实没有缠绕，只是附着）②、未见骨折（未解剖，未检验。背部明显肋骨损伤视而不见）。
陈光武的上述几点质疑有待于河北方面继续解释，毕竟，一个听证会虽然结束了，但关于聂案的争论却好像又重新开始。王书金虽然招供，但被以&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聂树斌也招供，为何却被以&疑罪从有&的原则治罪？在此，山东高院有必要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尽快做出启动再审决定。
在之前，陈光武律师还表态：近日来，山东高院成了河北高院充分表演的舞台。我没回应。想看一看究竟表演到什么程度。丑恶的东西只有让他尽情表演，才能让其充分暴露。一个连死刑执行都可以造假的机关，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中国有过不寻常的历史。我们可以包容特定历史时期犯的错误，但绝不能原谅继续用谎言掩饰错误包装罪恶！
看得出，听证会好像是山东高院为了河北方面洗脱罪名才出此招，那么，在河北方面准备充分，代理律师一方势单力薄之际，律师一方很有必要尽快组建一个专家团（集合刑诉法、刑法、证据法等专家学者及律师），在认真综合审阅聂树斌卷宗的基础上，从聂案以及王书金案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刑讯逼供、排除合理怀疑、案件疑点质询、笔迹鉴定、行刑时的照片分析等专业技术角度进行意见咨询和分析研究，以此抗衡河北方面的体制阻扰。而现在，仅凭两位代理律师的力量，实在难以抗衡原办案单位的整个体制之力，所以说，下一步聂案的走向，会是法律专业技术和能力的对抗，望代理律师尽早采取行动组建专家团，不要让聂案离法治愈加遥远！
[责任编辑：柳叶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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