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红色肃反”幕后的主凶是谁？
　　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红色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美丽的罂粟花。
　　斯大林大肃反则是&红色革命&史上永不消逝的痛。
　　斯大林肃反基本上消灭了列宁创建的苏联布尔什维党。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元勋除斯大林外全被污为&人民的敌人&枪决或刺杀。
　　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委会成员2/3枪决；十一大中委会27人被枪决20人；十五大政治局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15名成员中除已去世5人外和斯大林外的9人全遭枪决&&
　　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早在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战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二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更可怖的是：所有被枪决的苏共高官显贵在监狱里都受尽了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以至把&死&当成一种渴望，全在法庭上老老实实&背诵&体制栽赃的莫须有罪名，生怕背错一个字得不到&枪决&的恩赐重回监狱受刑。
　　斯大林大肃反是典型&为敌复仇&式自相残杀。
　　冥冥之中好象天数注定，斯大林在不经意中为&红色革命&的敌人疯狂报仇雪恨？&红色政权&的领袖元首，居然不自觉充当&红色政权&的最大掘墓人？
　　其实斯大林并非&红色肃反&的罪魁祸首。在世界红色革命史上，斯大林不是肃反第一人，也不是杀人最多的人。
　　二十世纪所有的红色政权，无一例外都发生过自相残杀的肃反悲剧，只是程度不同。
　　在世界红色革命史上，为敌复仇式自相残杀的&肃反第一刀&是毛泽东砍下的。
　　1930年，毛泽东在赣南苏区肃AB团，5000多名红军官兵被强加&莫须有&罪名，在受尽惨无人道酷刑之后被血腥冤杀。毛的肃反搭档邓发则在闽西苏区屠杀了6000多人。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总数不到4万人，这一下就被自己人屠杀了四分之一，超过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死人数。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上升为我党军政第一人后，就篡改中国红色革命史，把江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强加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头上。这真是典型的欲加之罪，当时王明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在没有手机、程控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前提下，王明怎么可能对被严密封锁的中央苏区实施瞬息万变的遥控指挥？
　　中央苏区的&红色肃反&在全国红色根据地引起连锁反应。
　　1931年冬，张国涛在鄂豫皖苏区掀起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红四方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就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
　　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下面有必要晒一晒鄂豫皖苏区被张国涛肃反残杀的部分红色高干：
　　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红10师政委陈奇、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
　　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
　　红28团团长潘皈佛、政委罗炳刚、红30团团长高建斗、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先酷刑逼供后野蛮屠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
　　在所有被肃反的死难者中，只有许继慎一人是被公开审判，因不服罪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和周维炯一道被保卫局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红四军军长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曾中生和旷继勋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陕后又被张国涛残杀。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继续奉行自相残杀的&肃反&政策，手段也倍极残酷。萧华将军的夫人女将军王新兰出身于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 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总共6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深秋在峰城山残杀红33军特务营营长任俊卿时，居然强迫王新敏、王新正两弟弟&坚定革命立场&充当行刑刽子手，亲手用大刀吹下了姐夫的人头。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家兄弟也难逃一死，一个月后也被保卫局处决。二姐王新国则在炉霍被肃反，罪名居然是&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三十年代红色苏区肃反最疯狂的是湘鄂西，三万红军杀得只剩下四千人，杀得只剩下五名共产党员？
　　红色苏区的主要肃反对象除了功勋卓著的高干外，中下层干部战士主要集中为下述三类人：
　　一是改编的国民党俘虏或从敌营投诚起义过来的官兵。
　　二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官兵。
　　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和那些吃不饱饭娶不上媳妇，为生存所迫揭竿而起的工农官兵相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地富子弟和青年学生投身红色革命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批人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四十年代末期&改旗易帜&也许有见风使舵投机分肥的阴暗动机；但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二三十年代之交铤而走险则多属于&理想主义&的驱动，拥有更为充分的革命气节和进步情怀。这是社会革命最为可贵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依托。红色肃反把这批真正的社会进步力量清洗残杀掉后，红色革命自此误入&反理想&和&反智&的赤裸裸功利歧途，离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因此二十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红色政权最后多背离了革命初衷，堕落成了&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力&的黑色政权。
　　&红色肃反&给二十世纪的红色政权造成致命创伤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谁是&红色肃反&的幕后主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十世纪&红色肃反&谁是主凶？
　　是斯大林？毛泽东？张国涛？波尔布特？金日成&&
　　好象都不是！
　　二十世纪&红色肃反&的主凶应该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才是系列&红色肃反&的自杀机器。
　　&红色肃反&的内在根源是&权力争斗&。&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则使&权力争斗&表现为&你死我活&、&残酷无情&和&灭绝天良&。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权力争斗的主要特权：
　　一、 & & 政治权力的获取不是通过宪法依据的&民意授权&；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和谎言欺骗。
　　二、 & & 权力的运作不遵循法定程序。
　　三、 & & 权力交接依靠阴谋和暴力，既不遵从民主国家的&民意基础&；也没有皇权专制体制下约定俗成的继承定制。
　　四、 & & 权力缺乏刚性的监督制约。
　　五、 & & 权力岗位含金量大，掌权者可在自已的职权范围内为所欲为。
　　仔细分析上述那些权力特征，就能发现&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下政治权力是高度垄断排他性的，权力争斗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任何人只要卷入这种体制的权力漩涡，就无法使自己置身事外，都会自觉或不自觉沦为政治斗争的迫害机器。
　　红色政权每次发生权力重新洗牌时，都要对前朝的权力骨干和他们的追随者进行迫害清洗，把权力转移到政治新贵手中。1931年张国涛来到鄂豫皖苏区后，迫不及待进行大肃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红四军高干手里夺权，同时为了孤立高干对中下层追随者大开杀戒。
　　因为权力岗位巨大的含金量，习惯了&权力享受&的权力魁首们都无法战胜自身弱点主动告别权力。为了能长期垄断无限权力，权力魁首们就要不断&清洗&掉那些潜在的或假象的权力竞争者，消灭追随他们的人。
　　这就是&红色肃反&的体制动力！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下的&红色肃反&不但表现出残暴冷血你死我活；而且永远不会自动停止，政治人物逃过了这一次不一定能够逃过下一次，政治迫害恶梦无穷无尽永不见底。除了平时的不间断零散清洗外，每隔三五十年都要把&大批量血腥肃反&再来一次；每次&权力重新洗牌&都伴随清洗迫害悲剧。所以&苏区大肃反&后是&延安整风&，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
　　前苏联如果不在九十年代初毅然决然告别这一自杀体制，下一次&斯大林肃反&一样不可避免。
　　我们的改革开放部分告别极权体制，三十来来有惊无除；但这并不等于肃反清洗会一去不返？只要极权专制体制得不到根本的变革，文革恶魔随时都能够追上我们。
　　二０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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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红军落脚点差点因“肃反”断送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本刊记者 | 黄金生
　　正是有了陕北根据地，为困顿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使中共领导的革命转危为安，“陕北救了中央”。但与此同时，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是“中央救了陕北”。因为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差点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所断送。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三嘉原缴枪事件
　　经过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陕北领导的革命斗争，1932年1月，西北成立了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但由于当时西北的大环境，部队内部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所以纪律难有保证，队伍也未明确打出红军或共产党的旗号。在“打红旗、改造部队”这个问题上，刘志丹与谢子长发生了分歧，谢子长认为部队应打出红军旗帜，“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 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他认为，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现在还不宜立即打出红军旗帜。另外，打出红旗就会引起敌人马上进攻，不利于队伍的发展。
　　1932年春节前，谢、刘带领队伍来到正宁三嘉原进行整编。一天，一位百姓突然向谢子长、刘志丹告状，说赵二娃率队抢了永宁集市，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走了。赵二娃，即赵连璧，是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队长。队委会连忙派人去查，果然发现赵二娃有严重违反纪律、强抢民财等土匪行为。于是，谢子长决定召集队委会，整顿纪律。在整顿时，赵二娃不服，欲拔枪反抗，被眼疾手快的警卫队队长白锡林一枪打死，接着二支队的枪都被收缴，除几十名队员留下外，其余都被遣散。刘志丹也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关于三嘉原缴枪的问题，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此曾做出过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应该说，事件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从革命角度出发，事后也仍以大局为重来看待和处理此事。但在当年“肃反”的大背景下，陕西省委的一些人却将之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1932 年 6 月 2 日， 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认为：“刘子（志）丹部都是土匪， 在保安一带，人一百余， 枪六七十支。”接着又对刘所执行的游击战术进行指责：“逃避上山，消极退却， 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党的威信扫地”等等。
　　从这一系列指责和批评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对陕北游击队一直存有“偏见”，把游击队结合实际情况而进行的游击战争看作是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意见， 并归纳为“梢山主义”，是“逃避”等等。
　　带着偏见到来的中央代表
　　在“三嘉原事件”后，根据地在刘志丹带领下发展非常迅速。但陕西省委对其一直“很不放心”。1932年底，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边，在他的指挥下，根据地损失惨重。1933年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旋即投敌叛变。正是之后失去与省委联系的这段时间，没有了“左”倾错误的干扰，才成就了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至6日，在南梁成立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
　　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在秘密指示信中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并认为，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区的工作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此后，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应该说，这两位是带着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成员的偏见，背负着“改造”、“整肃”任务而来的。“郭洪涛（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向朱理治介绍：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二十六军被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他回忆：“在西北工委的半个多月时间，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刘志丹、 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二十六军全军覆灭；刘志丹当过白军旅长，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等等。”
　　受“左”倾思想影响，对陕北领导人不信任、不了解当地实情的朱理治到陕北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刘志丹等人的成见。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便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就在此时，从外地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为肃反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于日到达陕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非常期待，他和刘景范等人亲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
　　能征善战的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应该是根据地壮大的好事，但这支部队却有着浓重的“肃反”情结，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更是“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因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才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郭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
　　当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却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残酷的“肃反”。
　　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埋掉我们
　　1935年9月底，肃反领导者在永坪召开会议，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当时形成的肃反材料，据张秀山回忆，其中有“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10月1日这一天，他们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5人。10 月 2 日，戴季英又派人逮捕了张秀山。其后，在戴季英等人的严刑拷打下，张文华、蔡子伟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于是，朱理治与郭洪涛商议把刘志丹从前线调回软禁起来。
　　日清晨，刚过完32岁生日的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后，便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五岁女儿的妻子也打入了劳改队。
　　刘志丹被捕后，聂鸿钧回忆说“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供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负责干部。”
　　“肃反”过程中，执行者对被捕人员进行了逼供。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一书中回忆，他在狱中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时，几度昏死后他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其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徐海东也回忆，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把他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这49个人都被杀了。
　　此外，张秀山的书中还记载，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习仲勋被扣押后，即送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还让他肩上扛着两支长枪。习仲勋回忆说，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是重点逼供的对象，他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
　　日发布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这场错误的“肃反”“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 张秀山在日西北高干会上的发言中说：肃反“严重地危害了革命！所幸的是中央来了，才没有把革命完全断送，但是已经杀了一批人，给革命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张策回忆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埋掉我们这些人。这所监狱可谓是人间地狱，没有任何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所幸的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起残酷的“肃反”。后来查证，“肃反”中，“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
　　“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原红二十五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后来，杨尚昆遇到原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八十一师是主要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原红二十六军为主改编的红七十八师，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由于肃反“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
　　“没有肃反，刘志丹不至于牺牲”
　　“文革”期间，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响全中国，以毛泽东领导解决陕北“肃反”为背景的歌词：“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家喻户晓，时至今日，依然经久不衰。
　　日，中央红军到陕甘根据地吴起镇。期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和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接触，才知道陕北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这使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便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之后党中央常委们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了郭洪涛等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会后常委们兵分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处理“肃反”工作便留给了在后方的张闻天。
　　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入瓦窑堡，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五人( 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 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经过二十天的调查后，宣布刘志丹等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无罪，立即释放的决定。这样，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终于得以出狱。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出狱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完成了对陕北“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
　　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有局限，留下一些隐患。比如《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就是在总体肯定陕北“肃反”的前提下，认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 而对在“肃反”中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戴季英，虽然周恩来对他说过“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但最终只是给予其撤职和严重警告处分，而被释放的刘志丹等人却仍戴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当年曾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李维汉也坦承：“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1936年初，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经过神府苏区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张秀山回忆：“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倾分子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他的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使当事人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相关领导部门申诉，要求重新审查。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召开了西北高干会，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决议。这些新决议从政治上完全否定了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关于肃反“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的基本定性，认为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应该完全否定。新决议还在政治上为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此基础上，一批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才开始在工作中逐渐受到重视。
　　（参考资料：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魏德平：《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温相：《陕北肃反中的刘志丹》；黄正林：《1935 年陕甘边苏区和红 26 军肃反问题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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