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
字号：大 中 小
《黑五类忆旧》之四（上）
黑五类贱民现象，在中国不以为非、不以为罪地合法存在了三十五年（）。这一罪恶和苦难涉及的人口超过1亿人。编了两个多月的《忆旧》，我不幸地发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和文章实在太少了，网上能搜索到的也就三四人篇而已。李若建教授和他的《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研究初步》，杨奎松教授和他的《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属于这三四人篇中的扛鼎之人和之作；而李教授文章中探讨四类分子现象的社会成因部分，则更是我所浏览到的绝无仅有的几段探讨前后持续了35年、使上亿人蒙受苦难的丑恶现象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源的文字。
李教授的这几段论述，恐怕至今仍然局限在有限的学术圈子里。今天我做一回学术掮客，把它从学术圈扛到更普罗的读者面前。当然，这里的一些尖锐措辞是我的，不是李教授的。这一点是需要告知读者诸君的。
黑五类现象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绝非它的唯一根源。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是那里却不曾存在大规模的类似中国黑五类的政治贱民群体。这就说明，黑五类现象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根性和国民性上长出的一个特有的巨型社会政治肿瘤。
首先，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惯于制造贱民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像印度那样有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可却从来不缺贱民群体。 中共建国后，二流子、破鞋、吸毒者、赌徒、地痞流氓、小偷小摸等等被新政府认定为新的贱民阶层，不问现状，不加审查，全都列入特殊户口管理，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部分人被歧视、受欺凌，其他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黑五类现象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30多年的社会传统基础。
其次，毛泽东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制造了黑五类贱民。毛几十年的革命运动，总体说来是属于工具主义的。说白了就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主义。几十年来，无论中国社会的哪个阶层，毛泽东要用它时就抓来或哄来一用，用过随手就扔，甚至随手就杀。中共立国前，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可是“一阔脸就变”，拿到政权马上翻脸。建国以后，中共对四类、五类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也是屡随其政治需要而改变。想整就整一阵，想松就松一阵，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完全由着自己的政治感觉走。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个案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平陆“61个阶级兄弟”中毒和抢救事件。61人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他们当然不是阶级兄弟。可是为了“做文章”的需要，为了突出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兄弟之爱，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都被填成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可事件过后，他们又全部被恢复了原来的家庭成分。曾经享受一时的阶级兄弟待遇，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都被“倒找回来”――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
再次，追求非法的社会稳定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从土改起，制造敌人就成为毛控制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单位都制造出一小批敌人，然后让每个村子、每个单位内的大多数人与小少数人彼此为敌，于是中国成为无数个内部自成敌对关系的小国，于是中南海就在这无数小国的内战中享受着惬意的稳定统治。每个村子、每个单位的大多数人都高度戒备，避免自己进入敌对的政治贱民群体。黑五类虽然人口数量很大，但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少数。在黑五类贱民蒙受苦难和屈辱的同时，百分之八九十的其他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对幸运的，因此对社会也是相对满意的。既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感到相对满意，这个社会能不稳定吗？
第四，寻找替罪羊的倾向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寻找替罪羊倾向是人类的普遍天性，而在毛泽东的中国，这种天性发挥到极致。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这表明，四类分子已经成为农村干部以杀鸡吓猴方式统治农村的那只鸡。70年代李若建教授所在的那个村子，某年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在一个集市日去赶集而不到集体田里劳动，驻村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大为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批斗大会，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们的儿子代替。”“批判老地主的效果很显著，农民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农民不出工去赶集，是对大集体消极怠工的一种表现，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黑五类就是这样的替罪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万事一收拾黑五类就大吉大利。
四类分子摘帽前，地富分子死了，子女要接班改造。一些公社、大队开会时，煮饭、取暖用的烧柴全靠四类分子无偿背来，老子死了，儿子继续背。地富子女成为某些特定领域的生产主力军，离开他们，社会几乎无法运转。某些偏远地区，马帮的驿道维修主要靠四类分子。1979年四类分子摘帽后，无人负责维修，道路状况迅速恶化，摔死摔伤驮马的事故频繁发生。中国社会已经离不开政治贱民。今天，社会底层贱民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年的四类分子阶层。当年社会对四类分子的歧视与冷漠，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象改变了，比如变成对贫困者和对农民工的冷漠。今天的北京，引进的海归或其他人才，孩子可以马上入学，可以参加北京中考、高考，可是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却长期上不了学，现在可以在北京上小学了，却仍然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高考。中国啊中国，你不制造贱民就无法显示你的文明和强大吗？
补白：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在当时的电影里，穿风衣的全是特务，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在我们几个小学生眼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跟踪越觉得他是个特务。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让他把我们甩了。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随时随地准备抓特务、抓敌人的情绪当中。&&&&&&&&&&&& 胡发云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 width="400" height="79" src="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align="left" hspace="12" v:shapes="_x">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 width="410" height="2" src="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3.gif" v:shapes="_x">&&&&&&&&&&&& &&&
玛丽有只小羊羔&&& 焦国标书
&&&&&&&&&&&&&&&&&&&
平反还是谢罪……………………………………………茅于轼（06）
母亲的自杀………………………………………………周& 舵（08）
我的早年…………………………………………………文贯中（17）
被斗记……………………………………………………张& 敏（20）
十四年的隐私……………………………………………海& 鸥（23）
乡下的大船哥哥…………………………………………童& 话（26）
五姨妈……………………………………………………蔡& 楚（29）
谋害伟人案………………………………………………晓& 寒（31）
他为何疯了………………………………………………海之鸥（33）
怀念陶懋颀………………………………………………胡显中（38）
好险的棒子根……………………………………………林& 玉（41）
同学李大颡………………………………………………佚& 名（43）
忆苦思甜全过程…………………………………………大& 隐（48）
地主仔陈国庆……………………………………………心& 声（51）
我家是这样当上地主的…………………………………侯德喜（53）
先行者戴洁天……………………………………………温州人（55）
恐惧与希望………………………………………………莫& 言（57）
刘义元卖妻………………………………………………林启山（59）
我经历的几个右派………………………………………正经人（65）
知青美女乔献华…………………………………………周& 立（67）
周立波为何倒霉…………………………………………朱忠康（71）
四类分子的身份意识……………………………………李若建（74）
神佑张乃仁………………………………………………黎学智（77）
桃园钓客…………………………………………………从维熙（79）
富农儿女的婚姻…………………………………………燕赵客（82）
地主之殇…………………………………………………野& 夫（85）
清华老子和牛……………………………………………潇& 雨（89）
六叔三案…………………………………………………玉壶生（93）
少年陈丹青………………………………………………曾慧燕（95）
整人要用二百五…………………………………………朱之泓（97）
邓朴方的贱民岁月………………………………………张士峰（99）
平反还是谢罪&&& 茅于轼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被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统治，赋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中国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五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则超过一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被整的大多是社会精英，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抄家，扫地出门，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政府不雇佣你，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之路。
当时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专政机器还专谁的政呢？这种思想至今也还有市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仍然被保留在宪法里即是明证。还有四个坚持之类的变相说法，也都有市场。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也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还告密说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上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
平反之于我，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平反前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而且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因而我更关心普通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个人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常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则实在是被正确地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有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的主张，还有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应该是毛去见他，而不是他去见毛，诸如此类。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就说明那时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共产党做错了。所以它要给我平反，可是逻辑却不许我领这个情。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可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就是究竟谁对谁错。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是谁赋予一个政权虐待自己百姓、无端迫害他们的权力。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谢罪的问题。
母亲的自杀&&& 周& 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补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见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刚好他过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 &&&&&&&&&&&&&&&&&&&&&&&&&&&胡发云
补白：远房表哥颜廷勇，三次匿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论给像他这样的地富子弟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被枪杀。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宝贵的生命却永远被绞杀了！让我们记住极左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斗争。
&&&&&&&&&&&&柴会群
我的早年&&& 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被斗记&&& 张& 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我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我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8月4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月4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8月5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卞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 补白：六六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游街批斗。只见百十个红卫兵，带红袖标，身穿绿军装，有的举着毛像，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手持橡皮头木枪，中间有敲锣打鼓的，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这是我最早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后边红卫兵押着两个牛鬼蛇神。一个头发被剪得狼牙狗啃，一个头发被推成三道门。正是大热天，却都穿着了死人的寿衣，被五花大绑捆个结实。我以为那人犯了什么罪或是现行反革命，红卫兵揭露其罪行时才知道，两人都是私开镶牙诊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我还以为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末了却是红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回家了事。中国那时整个是个大监狱，人们在家等于坐牢。另有一个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纺三厂职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几间房，对脸房两排之间距离不过两米。每家垒个放煤球炉子小屋，一个胖子走不过去，每间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后，红卫兵给他松了绑，严厉教训一番。他的家已经被抄，门口贴着一副白对联，上联“庙小妖气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文革发动者身居中南海仙境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住贫民窟的受苦人却还代表着资产阶级。真是荒唐透顶！&&& &&&&&&&&李建华
十四年的隐私&&& 海& 鸥
1980年1月11日，车间党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议表决大会。与会的三十多名党员，一致通过我和房师傅为预备党员。我俩各自宣读的自己登记表中社会关系一栏的内容，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我岳父和我爱人的姓名在我俩的社会关系中都出现了。这一栏的内容显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这个对外保守了十四年的亲属关系的秘密，此时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文革开始那年，春节刚过，房师傅把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堂妹晓玉介绍给我。正当我俩相处得如胶似漆的时候，晓玉告诉我：“不知为啥，我哥想拆散咱俩。他非要再给我介绍一位铁中的老师。”我十分气愤，找到房师傅当面质问。他说：“我这都是为你好。最近我听厂部议论，说你们这批毕业生数你最有发展，群众口碑好，根红苗壮，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响你的前途。那时你会恨我的。长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还会做下去吗？”他略作忖度：“你家里什么意见？”“还没到向家里说的时候。”“你要认准了晓玉，那我只有祝福你们了，但有两点你要记住：1、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你们的介绍人；2、任何时候不要说咱俩是亲戚关系。”我答应了。
房师傅和晓玉的爷爷有四个儿子。土改时，晓玉的父亲被划为富农，其余三个儿子皆被划为地主。房师傅三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四叔――晓玉的父亲把他接到家里抚养。
文革期间，我被分到房师傅的车间。为了遵守承诺，我尽力避免与他直接接触。有时走路迎面碰上，他会突然一拐，走向他处。有时实在有事找我，他会拿一张图纸做掩护，比比划划中与我谈私事。不久，他与相处一年多的女友（我厂化验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响下一代。一个星期天，在晓玉家，我俩碰到一起。他说：“我要像晓玉那样，非找个红五类出身的对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脉纯度要改变。”晓玉妈妈道：“你还想入党提干呀，那么看重成分？小杜哪点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辈子光棍才怪呢。”他说：“婶，你不知道现在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时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么也得设法改变下一代一半的血统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变老房家血脉纯度的人，又很快举行了革命化的婚礼。这个嫂子，人长得很清秀，父亲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妈妈改嫁，与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点抚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师傅偷偷告诉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赶回农村。我去不方便，请你去帮他们搬家，好吗？”说着掏出十元钱，叫我转交给他的四叔。晓玉的父亲很不满意，埋怨这个侄子在最需要他的关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钱。78天之后，晓玉全家又被她父亲的单位接了回来。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老人赶忙将另外两个孩子也圈拢过来指着我说：“这是你们的姑父，快叫。”孩子们马上齐声喊道：“姑父好。”看着这些长得一个比一个壮实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说：“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帮小地主。”接着老人抱怨起来：“你们可是实在的亲戚，怎么也不串门走动，是不是有啥隔阂？”我笑着作了解释，告诉她这是大哥定的规矩。她听了无奈地说：“小心点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时辰选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错了皇历，自古以来年逢丙午都被称为红羊劫，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就是双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们得格外小心。”瞅着那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我赶紧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元钱给了他们。在回厂的路上，忧伤不断向我袭击。这下一代孩子，难道也要沦为低种姓的小贱民吗？
林彪之后，邓小平复出，我厂也开始步入正规，妻兄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是我厂唯一的一个出身地主的非党干部。为了表示祝贺，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谢。“毛主席说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小心为上。”把我搞得很尴尬，好像我在巴结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惯例，一大早高兴地告诉我：“昨天区里的领导一大帮人到我家来看望老太太，还带来礼品。区长与我握手照相，又给了一套精装毛选四卷。”我还没来得及问详情，他已走开了。后来听他邻居说，今年是“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区领导下来慰问军烈属。
1978年冬，我到铁道部开会，听说中央马上要发布《关于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回去后我告诉妻兄，他极为兴奋：“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点。”“可以。等我高兴时再说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作为上次的报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妻兄十分激动，主动邀请我晚间去他家小酌。席间我打趣他：“毛主席对华主席可是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两报一刊也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们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不管这些。既然今天把我这顶帽子摘了，我坚信不会再给我戴上。哈哈，我终于看到我们房家血统改变的日子了。”当晚，我俩都喝得酩酊大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三十年间，因出身而沦为低种姓、被唾弃的5000多万政治贱民。
乡下的大船哥哥&&& 童&
大船哥哥是乡下伯父的儿子。父亲逃出家乡参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渔，兄弟俩好多年断绝音讯。家乡海湾物产丰富，伯父因勤劳能干，置了一点土地，还买下一挂车。土改一来，伯父被划成富农。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故乡人顽强地找到了父亲，伯父的儿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到北京登门。父亲对登门的侄子们很是严厉。
乡下的堂兄们都沉默寡言，饭量极大。大船哥哥却很有灵气，一来就和我哥哥熟识了，操着乡音聊天，讲水浒谈三国。成年的他，喜欢替哥哥做头疼的算术题和作文。我们瞒着，不让父亲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欢看家里的书，有时看得出神，忘记回避父亲，看见父亲，总是抱歉地把书放回原处。他写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强，爸爸气愤地训哥哥“还不如乡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临摹了一页小人书，是仙女在瑶池沐浴，画得像极了，只是瑶池的入口忘了留门。我提了出来，他笑着找橡皮修改。我妈妈看了这张画感慨地说：“大船没有念书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却很生气，说大船哥哥画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么，哥哥也陪在旁边跟着挨了训。
乡下的哥哥们返乡前要采购些糖果点心。这事通常由哥哥代办。六十年代物资困难，票上的买完只好买高价的。哥哥由于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采购任务以后，就提议到中山公园去玩。我们欢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记照看东西了，竟把给大船哥哥带的那一大包东西丢了。我们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最后只得回家受罚。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乡的。
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了七年。“解放”以后，在报上看见家乡修油港，思乡心切。七七年秋，我随父亲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乡亲们仍然视他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还戴着富农帽子。父亲问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会儿，终于说刚刚摘了反革命帽子，但还在专制队里。父亲问是什么缘由，大家说是因为写诗。父亲叹口气，气急败坏地说：“他能写出个什么？”&又问大船哥哥的亲事，大家说四十岁的大船哥哥和邻村一个带两个孩子的寡妇刚刚定亲。我们没有去专政队看望大船哥哥。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父亲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儿子却金榜题名到北京来上大学了。大船哥哥四十二岁得到儿子，精心培养儿子，让儿子接续他去圆读书梦。由于家境不好，孩子没有去大城市读书，连县中也去不了，就在渔村的中学上学，竟考了出来。家乡已经成为旅游区，不再经营农业或渔业，六十多岁的大船哥哥是市场清洁工，嫂子赶海找些海物卖给游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码需要八千元供儿子在京读书。对于他们，这是一大笔钱。
阔别四十年后，在北京我又见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经是个干瘦的小老头，脸是海边人特有的古铜色，布满纵横皱纹，正像名画《父亲》中的老人。强烈的陌生感使我们的谈话开始进行得很困难，后来还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瑶池的仙女，我妈妈的宽容和我爸爸的严厉，提起在中山公园丢失的东西，我们之间的距离才渐渐拉近。
大船哥哥虽然是“富农”子弟，但生活其实一直相当困苦。少年时背负出身包袱，中断学业，饥荒年月挨饿，为了吃饭在北京寄人篱下，青壮年时政治上又出了问题，接受专政，娶不上媳妇，晚年又要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负担昂贵的学费。但是大船哥哥一点不埋怨命运，话语间流露着知足和感恩。不知为什么，他在谈话中总时不时说“我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我没有给老叔（我父亲）抹过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吗，我受的没有什么”。我只感到无以名状的难过。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亲回乡的事，大船哥哥也没有怨恨我们在他受难的时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们乘坐的汽车背影的情景，让我好不辛酸。
后来大船哥哥从家乡来过几个电话，托付我几件事。“妹子你要劝你侄子读研究生，别怕读不起。”“妹子你要劝你侄子申请入党，入党还是好。”“妹子你要费心帮你侄子在北京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却做不了什么。今年大船哥哥的儿子最终放弃了考研，将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没有入党。一个贫困的乡下孩子，白手起家，独自在北京创业，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又谈何容易？
补白：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反右时未被打成右派，可是反右之后总觉得有些别扭。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劳动，他发现地上有一本笔记被风吹得哗哗响。他捡起来一看，大为光火。那笔记本是党支部书记的，里面记载着哪些人是内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我这个同学还是共产党员，却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个“中右名单”是绝对保密的，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控。据估计，“中右分子”全国约有300万众，比右派分子多五六倍。&&&&&&&&&&&&&&&&&&&&& 王书瑶
补白：文革初起时，北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也如其他同学一样，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那清脆、尖利、威严的声音覆盖了操场，又被不远处的高楼反弹回来，余音不绝，吓退了想上台发言的黑、灰二类，也刻进了不少同学的记忆留声机里。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因为没有点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能他心中已经有数，国人通过电视，看见他神情抑郁。后来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悲惨而死，邓小平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刘、邓和他们的儿女们由红变黑。文革后，他们又重拾“光荣”。真正是大起大落，荒诞诡谲。&&&&&&&&&&& &&&&&&&&&&&&&&&&张& 敏
五姨妈&&& 蔡& 楚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民国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训导主任，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1932年与王新培结婚。
王家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成都学道街建一家书坊，名曰志古堂。由于刻印的书籍选题对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学术界好评。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典籍。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与婆婆一道艰难维持志古堂。大陆易帜后，一系列残酷运动开幕。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于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好在我家族中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五姨妈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样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当时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若总是戴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当局可能也觉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关门大吉了。抗美援朝时，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版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间，这些书版被作为四旧焚毁，志古堂的匾牌则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亲戚将其反扣在猪圈前，作为粪坑的踏足板，终于得以保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
五姨妈被管制得服服贴贴。改革开放初，有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五姨妈不敢回信，悄悄把来信烧了，怕秋后算帐。1979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诩为中华文化传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妈从亲戚家的粪坑边把这块文化见证物找了回来，但俨然拒绝出卖。
补白：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 &&&&&&&&&&&&&&&&&&&&&胡发云
补白：奉节县万胜公社清水大队一个姓杨的社员，出生贫农，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爱和熟人开玩笑。当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泽东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姓杨的看到一个中年女社员丰满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像章，便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鸡鸡（奶水），难怪长得那么胖。”他的话惹得女人骂，男人笑。事后，这则笑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姓杨的胆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然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会组织大会，将姓杨的揪出批斗后，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对姓杨的逮捕法办。&&&& 陈宗培
&我最近在玩和讯微博，很方便，很实用，你也来和我一起玩吧！去看看我的微博吧！
function open_phone(e) {
var context = document.title.replace(/%/g, '％');
var url = document.location.
open("/ishare.do?m=t&u=" + encodeURIComponent(url) + "&t=" + encodeURIComponent(context) + "&sid=70cd6ed4a0");
！觉得精彩就顶一下，顶的多了，文章将出现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大 名:&&[]&&[注册成为和讯用户]
(不填写则显示为匿名者)
(您的网址，可以不填)
请根据下图中的字符输入验证码：
(您的评论将有可能审核后才能发表)
已成功添加“”到
请不要超过6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