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为什么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为什么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08-12-07 &匿名提问 发布
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以上三种模式基本上是除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外最为主要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么让我们最后再看看马克思主义能否很好的改造中国呢? 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近几年很有影响的学派：“新启蒙”与“新儒家”，其中的“新儒家”试图通过中西社会文化本质差异性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发展，这种研究纲领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因此我也试着先从文化层面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兼容性。 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西方强调个人本位，自由意志，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抵触的，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天然的一致性，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去精神、哲学基础、社会理想都使它最容易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认可和接受：一，集体主义观念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相似的社会理想，对未来目标有一定的趋同性，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按需分配，消灭剥削与农民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军贫富”口号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光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号召力便是其他学说主张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农民阶级恰恰是历种主张运动所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和发动过的----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压倒性比例的国家实在是一件另人难以想象的事。 当然除却文化上的相融性，在现实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对具体国情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有一线生机。义无返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它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其次，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以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 一一回顾历史是为了说明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着，选择怎样的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它是不能脱离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的。我最后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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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历史的所然啊！ 当时如果有“某主义和某党”也能解决当前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就会选择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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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推荐，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理科生出身，对中国历史总是模模糊糊一知半解。开始看，觉得比较晦涩，由于基础薄弱，很多地方看不懂。《中国大历史》属于历史散文集。加之，该书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因此我这样的历史半文盲读起来很不顺利。毕竟，这不是通俗小说，可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读完。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中国大历史》有一些史实错误，比如黄仁宇一直对中国文明的独立进程持怀疑态度，就是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致的，而这样的东西在与其同一代的中国本土学者身上就不会有。比如几乎所有以西学治史的人都有疑古心态，干脆宣布很多古籍都是伪书不值得信赖，但后来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些人的看法，从而证明中国古人治史的真实性——西方人从其造假的习惯出发猜度中国人亦是如此，比如那篇所谓的诛功臣心理分析文章就是这样的东西。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有可取性的。当然，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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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道论述题，急求！！！
09-06-23 &匿名提问 发布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无论这样的选择最终会将民族带往何方，但在当时它都是最能解决社会迫切问题，满足社会强势需要的方案（我们要求制度具有灵活性就是反对将一定时期内的解决方案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固定僵化，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虽然质朴简单，确是针对包括改造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最为明智的指导思想）。 制度理论包括蕴涵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等等,就如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规则的名称并不是改革或革命所关心的，什么样的规则能更好的满足进行游戏（生产、生活）的需要才是人们做出选择的依据。工业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只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体现，人们对西化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对本质的渴望，而人们却常将其理解为对内容的需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既能秉承他们的优秀思想，又能对缺点矛盾进行批判既而提出更加科学完善的构想。照一些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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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间证明，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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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沙健孙教授访谈录作者： 文章来源   《高校理论战线》 2009年第2期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意义及其内涵的历史演进？怎样评价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怎样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于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召集人沙健孙。下面是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记者：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沙健孙：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的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必须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为完成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五四运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个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关节点。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失败了。而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间，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民的斗争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o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确实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记者：上个世纪初，中国发生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辛亥革命比较，五四运动具有什么新的历史特点？ 沙健孙：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毛泽东）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一加给中国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这个运动还坚决要求罢免北洋军阀政府中的几个亲日派官僚，并且进一步主张进行社会改造，提出了“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记者：为什么五四运动能够比辛亥革命大夫向前跨进了一步呢？沙健孙：我想，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这里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主要是：第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向全国推广，使“天地为之昭苏，好邪为之辟易”。第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在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期起改名《新青年》）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乃至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青一代知识界，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正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以它才能够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曾具备的特点。记者：五四遥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沙健孙：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地趋于破灭。这个经历，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它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就说过：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有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 尽管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记者∶毛泽东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该怎样理解？沙健孙：五四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对学生斗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了斗争，但他们并不是这场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列宁说，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这些条件逐步具备了。首先，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有了发展。五四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二百万人以上。在五四运动中，他们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为成立共产党提供了阶级基础。其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五四运动则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为成立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条件。再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实行与工人群众的结合。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为什么会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呢？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于是，在五四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自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他们的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发生两年之后，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诞生了。这决不是偶然的。记者：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呢？沙健孙：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这个革命的开端，不仅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正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应当说，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收获。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就有了获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记者：五四时期，中目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怎样认识这两个口号的历史作用？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更使人们陷人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所以，“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民主和科学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种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他的心目中成了社会科学的代表。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对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五四以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向，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记者：中目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是怎样对待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呢？沙健孙：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毛泽东），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意识到民主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即阶级内容的。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李大钊也指出，“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起来了。至于科学，除自然科学外，他们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不再是指那些采取了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而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李大钊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而“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陈独秀也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了。这不正是对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么？民主与科学内涵的这种历史演进，说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局限，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发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飞跃.这个情况也说明，那种把五四精神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也参加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另一部分（如胡适等）则“向右”发展，“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历史表明，自由主义既没有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的民主与科学的繁荣。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不曾有过大的作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崇春过自由主义的人后来也放弃了这种信念，而加人到人民革命的营垒中来了。历史表明，自由主义早已在中国无可挽救地遭到了破产。记者：应当如何评价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尤其是对孔学的批判呢？沙健孙：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它把批判的锋芒，首先和主要地指向了孔学。为什么要批判孔学？我们知道，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人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不破除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人们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是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来反对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的。他们指出，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了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破除孔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他们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这些启蒙思想家确实表现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智大勇，他们不愧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是不是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了呢？不是。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对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与此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它存在的一些弱点。主要是：第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有一些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这种“怀疑论”为他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记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 沙健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唯物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人、推向前进了。这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比以往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中的权威更进了一步，他们“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这种学说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再想维持它的绝对权威地位，既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与以往的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等不同，他们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作为进行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但是，“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再次，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他们进行这个斗争，主要是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指出，“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改革铸成国民性中落后成分的落后的社会。而“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这样，他们就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断或取消了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是没有根据、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的。记者：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学习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 沙健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今天的历史环境与90年前已迥然不同，但这个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所开创的传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应该从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中学习什么呢？我想提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国的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这种爱国主义，在当年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去为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而英勇奋斗；在今天，它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第二，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青年运动只有在它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担负起时代的任务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历史的意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纪念五四运动，当然不是要去重复当年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而是要继承这个运动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我们应当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和爱国群众顺应历史的要求，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样，认清单前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正是经过五四运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兴，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增强我们坚持“三个选择”的自觉性。第四，遵循五四运动开辟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前进。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自己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代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诚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年青一代的成长道路必定会有许多与当年不同的特点。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这些基本点，仍然是当代中国先进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以上是我对五四运动历史经验所作的一些思考，不知是否恰当？ 记者：谢谢沙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 10:33:00 点击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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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它满足当时中国理论需要的程度。此外 ,十月革命爆发后 ,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合适的条件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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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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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意义及其内涵的历史演进？怎样评价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怎样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于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召集人沙健孙。下面是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记者：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沙健孙：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的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必须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为完成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五四运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个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关节点。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失败了。而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间，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民的斗争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o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确实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记者：上个世纪初，中国发生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辛亥革命比较，五四运动具有什么新的历史特点？沙健孙：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毛泽东）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一加给中国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这个运动还坚决要求罢免北洋军阀政府中的几个亲日派官僚，并且进一步主张进行社会改造，提出了“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记者：为什么五四运动能够比辛亥革命大夫向前跨进了一步呢？沙健孙：我想，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这里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主要是：第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向全国推广，使“天地为之昭苏，好邪为之辟易”。第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在 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期起改名《新青年》）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乃至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青一代知识界，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正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以它才能够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曾具备的特点。记者：五四遥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沙健孙：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地趋于破灭。这个经历，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它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就说过：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有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尽管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记者∶毛泽东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该怎样理解？沙健孙：五四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对学生斗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了斗争，但他们并不是这场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列宁说，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这些条件逐步具备了。首先，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有了发展。五四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二百万人以上。在五四运动中，他们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为成立共产党提供了阶级基础。其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五四运动则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为成立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条件。再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实行与工人群众的结合。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为什么会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呢？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于是，在五四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自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他们的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发生两年之后，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诞生了。这决不是偶然的。记者：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呢？沙健孙：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这个革命的开端，不仅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正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应当说，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收获。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就有了获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记者：五四时期，中目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怎样认识这两个口号的历史作用？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更使人们陷人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所以，“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民主和科学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种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他的心目中成了社会科学的代表。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对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五四以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向，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记者：中目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是怎样对待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呢？沙健孙：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毛泽东），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意识到民主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即阶级内容的。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李大钊也指出，“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起来了。至于科学，除自然科学外，他们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不再是指那些采取了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而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李大钊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而“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陈独秀也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 ”、“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了。这不正是对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么？民主与科学内涵的这种历史演进，说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局限，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发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飞跃.这个情况也说明，那种把五四精神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也参加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另一部分（如胡适等）则“向右”发展，“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了。历史表明，自由主义既没有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的民主与科学的繁荣。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不曾有过大的作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崇春过自由主义的人后来也放弃了这种信念，而加人到人民革命的营垒中来了。历史表明，自由主义早已在中国无可挽救地遭到了破产。记者：应当如何评价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尤其是对孔学的批判呢？沙健孙：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它把批判的锋芒，首先和主要地指向了孔学。为什么要批判孔学？我们知道，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人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不破除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人们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是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来反对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的。他们指出，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了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破除孔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他们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这些启蒙思想家确实表现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智大勇，他们不愧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是不是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了呢？不是。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对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与此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它存在的一些弱点。主要是：第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有一些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这种“怀疑论”为他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记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沙健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唯物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人、推向前进了。这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比以往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中的权威更进了一步，他们“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这种学说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再想维持它的绝对权威地位，既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与以往的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等不同，他们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作为进行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但是，“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再次，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他们进行这个斗争，主要是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指出，“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改革铸成国民性中落后成分的落后的社会。而“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这样，他们就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断或取消了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是没有根据、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的。记者：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学习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沙健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今天的历史环境与90年前已迥然不同，但这个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所开创的传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应该从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中学习什么呢？我想提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国的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这种爱国主义，在当年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去为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而英勇奋斗；在今天，它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第二，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青年运动只有在它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担负起时代的任务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历史的意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纪念五四运动，当然不是要去重复当年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而是要继承这个运动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我们应当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和爱国群众顺应历史的要求，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样，认清单前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第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正是经过五四运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兴，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增强我们坚持“三个选择”的自觉性。第四，遵循五四运动开辟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前进。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自己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代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诚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年青一代的成长道路必定会有许多与当年不同的特点。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这些基本点，仍然是当代中国先进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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