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短篇小说述评(段崇轩)
坚守精英品格& 彰显文体优势
――2010年短篇小说述评
　　不变中的渐变
　　短篇小说真的半死不活、不思进取、前途黯淡，将被淘汰“出局”吗？不。浮浅的感受不能代替理性的判断。跟踪2010年的短篇小说，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年来它坚持思想、艺术上的探索，虽然鲜有出类拔萃的精品，但依然有一批新颖纯熟的佳作。像前几年一样可谓是一个稳产年。多年来执著短篇小说的一些青年作家，现在已渐趋成熟，登上文坛，成为短篇小说的生力军。短篇小说的现状和未来，受到了文坛和作家们的进一步关注，将会推动这一文体的变革和发展。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 短篇小说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历史剧变和转型时期的“宠儿”。譬如五四时期、“十七年”、新时期，莫不如此。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一个现代化、市场化时代，虽不能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革命”、动荡发生，但从总体上说已进入一个和平的常态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短篇小说很难找到它的“兴奋点”。它也不可能像长篇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一样，用“入世近俗”的方式去迎合社会和读者。它只能坚守自己以“启蒙”为宗旨的精英品格，关注社会人生，揭示批判现实，点亮理想和信念；并用它优美、精粹的艺术形式，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这正是短篇小说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它比当下那些活跃的文学门类，如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显得更纯粹、更艺术一些。
　　短篇小说与社会生活永远有着“宿命”般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会有什么样的短篇小说。从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当下中国，底层社会和民众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在短篇小说中这样的题材内容便急剧攀升，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深入、艺术了。当下中国，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们，都遭遇到了不尽相同的精神情感问题，成为短篇小说关注的重要领域，涌现了众多富有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当下中国，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反思，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它同样表现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显示了作家们的一种敏感和远见。当然，目前的短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已进入一个多样化时期，但其主潮基本上有如上数种。从这种发展状态我们可以看出，短篇小说之于社会人生，依然采取的是一种审视、反思、批判的立场态度。而置身滚滚红尘的大众百姓们，是远离和排斥这种精英文化的，这就势必造成短篇小说与广大读者的“错位”。这是短篇小说的“不幸”，而短篇小说又没有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和“狂轰滥炸”的现代媒体面前，作出有力的选择和变革。
　　2010年，在短篇小说发展中有两个事件值得一说。一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的短篇小说评奖。我有幸作为初评委参加了评选工作，在为期十几天的过程中，通读了参评的200余篇作品，其后评出22篇备选作品。我深感这批备选作品，题材广泛，内容鲜活，写法多样，确实代表了近年来的短篇小说水准。在最后的终评中，又从备选的作品中决出《伴宴》《老弟的盛宴》等5篇获奖作品。我以为获奖作品都不错，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作品就不够格，有些作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落选的，譬如作者此前获过“鲁奖”等。这是一种遗憾！
　　终评委梁鸿鹰总结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短篇小说创作成了一个似乎怎么也热闹不起来的行当，但仔细品味一下，有许多短篇小说其实大有可圈可点之处。”②
　　他的话道出了当下短篇小说的真实处境。此外，其他评委指出：这次入围作品总体质量不错，题材丰富多样。获奖作家鲁敏、盛琼、次仁罗布等均为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势头正旺，潜力丰厚。
　　二是2010年8月，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了“中国文学高端论坛”，讨论的主题是“走向未来的中短篇小说”。六十多位在京作家、评论家、编辑作了发言和对话。有论者指出：手机、网络、电子书等全媒体文学的传播和阅读的高调登场，传统文学期刊的继续萎缩，使中短篇小说面临着“出局的危险”。而有论者则认为：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并未停滞，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在当下仍然坚守着支撑文学秩序，引领审美价值观的特性。它在当今时代面临着危机，更有着生机。还有论者则宣称：我们在敏捷应对时代变化的同时，还要有主心骨。文学对于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活曾经表现出来的重要价值和久远传统，依然不能放弃，中短篇小说依然可以在未来展开一片新天地。③
　　这些思考和看法，对当下短篇小说的生存和走向，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
　　当下短篇小说的生产，已进入一个稳定的、批量的、模式化的运作体制中。譬如不变的文学期刊格局、文学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等。每年总有二千篇以上的作品产出。这种体制保障了短篇小说规模数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创作的“跟风”、雷同等弊端。在2010年的众多作品中，韩东《呦呦鹿鸣》、鲁敏《铁血信鸽》、蒋贻斌《水塔上》、盛琼《胡子问题》、范小青《我们都在服务区》、裘山山《你的名字我作主》、马金莲《舍舍》、苏童《香草营》、石舒清《低保》、尤凤伟《空白》、残雪《老蝉》、张笑天《心到佛知》、铁凝《春风夜》等，在题材、思想和艺术上均有可贵的探索，代表了当下短篇小说所能达到的高度。
　　扣准底层生活的脉动
　　底层文学的强劲势头已历数年，而且必然会继续下去。中国文学历来就有关注社会下层和平民百姓的传统。但现在众多的底层文学都局限在几种老旧的写作模式里，譬如“苦难展览”式、“劣根揭示”式、“民间诗化”式等等，阻碍着底层文学向更高的境界发展。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反映底层生活的仍然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有明显的突破。其突破的标志是，作家们在努力把握底层社会的脉动和底层人物的性格“焦点”，使底层文学显得更深邃有力、富有艺术韵味。
　　作家对底层生活脉动的把握，其实就是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观照现实，在现实事件中洞察历史。迟子建谙熟、钟情乡镇社会普通百姓那种琐碎而浓烈的凡俗生活，在《五羊岭的万花筒》中，她不仅写了小豆、德顺、宋翎、林茂生、李秀等这些芸芸众生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写了他们开饭店、花店、水果店的辛苦与乐趣；更写了他们在日常交往、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中，所显示出来的善良本性、热忱义气和高洁人格。这些普通人身上珍贵的民间性格，照亮了他们卑微的人生，照亮了沉重的底层社会。铁凝短篇小说的取材领域十分宽广，但我以为她写底层社会和民众生活的作品来得更质朴、更深切。《1956年的债务》写一位老父亲临终时托付儿子“还债”的故事，突显了老一辈人灵魂深处那种弥久不衰的诚信信念，以及它对后代的顽强影响，找到了传统人物一种可贵的精神内核。《春风夜》是作者近年来的突破之作，也是对当前底层文学的超越之作。小说只是写了一对农民工夫妻，一白天一晚上在京郊春风旅馆的会面故事，但却表现了或者说浓缩了中国城乡社会的强烈反差和农民工的尴尬生存；表现了俞小荷、王大学在含辛茹苦的打拼中，对夫妻感情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幸福文明生活的憧憬。但眼下他们连起码的夫妻性生活也解决不了，激情的相聚留下了痛切的遗憾。铁凝紧紧扣住了两位农民工精神情感的“焦点”，又与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连，创造出一幅斑驳开阔的社会生活图画和丰满动人的底层人物形象。石舒清的《低保》，则以灵动、精练的结构，土色土香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偏远小村子里，那些可怜的低保户们在为村长平整果园中的战战兢兢、卑躬屈膝，那位小小村长在运用权谋时的老谋深算和志得意满。一个老鸦村折射出的是古老乡村的诡异面影。还有，范小青《接头地点》写当下乡村政权的怪诞和农村经济的扭曲，刘庆邦《到处都很干净》写灾荒年代生命与尊严的矛盾，何丽萍《乡村事件》写闭塞山村与中国革命以及外面世界的牵连，都是表现底层生活有特色的作品。
　　底层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塑造底层人物形象，但多年来成功的人物形象却很少。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成果。先看老一代人物形象。詹谷丰《菩提的根》中的农民乔树根，挤夹、困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孤身一人的他，跟着在广东打工的两个儿子，既能干点杂活赚钱，又有所依靠，活得其实很轻松。但他却时时牵挂着他的土地、他的老屋还有那两棵菩提树。他终于下决心回到村里，但村子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他被埋葬在倒塌的老屋中。小说强烈地表现了当下农民的尴尬生存与无根状态，刻画了一个善良、勤劳、执著、重情的老一代农民形象。施伟《逃脱术》里的老魔术师王承当，一生辛劳、卑微、贫困，老娘、妻子、儿子的生活都压在他的肩上。他不堪重负，为了偿还儿子打架伤人的巨额赔款，他用表演魔术箱逃脱术的方法如愿以偿，但他却不露痕迹地碾碎在了压路机的铁轮之下。他用自己的生命救了儿子，也使全家人在绝境中振作起来。他在临死前终于领悟了老和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的偈语。这是一种多么卑贱、惨烈的人生。再看年轻一代人物形象。傅爱毛《换帖》，写落后小山村里的刘二拐，残疾、孤身，四十多岁了娶鬼妻翠枝，为的是死后有家有伴。想不到这位痴心的刘拐子，把死妻当真人，尽着一个丈夫的全部责任，日子竟过得有声有色起来。在他虚幻的生活中，表现了一个光棍汉对美满婚爱生活的向往。而在他断然拒绝现实婚姻、吊死在翠枝坟头树上的悲壮行动中，又表现了他对妻子的忠贞和对“换帖”礼仪的信守。一个潦倒而笃诚、懦弱而刚烈的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马金莲《舍舍》中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位俊美、温柔、贤惠的年轻媳妇，但夫丧儿失的天降之祸，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前景和信念，迫使她丢弃了回民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投身到一种灯红酒绿而虚无堕落的城市生活中去。这一形象蕴含了人生的无常和悲剧性，给人以深切的艺术感染。傅爱毛与马金莲，是两位文学新人，他们对底层生活的深入体验、在描写人物上的自觉与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向精神情感的深层掘进
　　现实的中国，在不断的分化和组合中，已经形成了界限分明的阶层结构。对于广大的底层民众来说，首要解决的是物质生存问题，自然也会有精神问题。而对于愈益庞大的中间阶层、还有上流阶层来说，物质、金钱已不再是什么事情，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形形色色的精神情感问题。精神情感已经成为当下最突出的社会难题。近年来，短篇小说以它敏锐的触角、强劲的表现力，深入到各阶层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出色地展现了社会人生的真实情状。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在表现人的“内宇宙”方面，更有文体优势。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力作和精品。
　　表现知识分子精神情感的躁动与迷惘，是当下短篇小说常见的主题。苏童是一位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在叙事艺术上，有着独到的领悟，写作也格外精心。他的新作《香草营》，写一位大医院的主刀大夫梁医生与同院的女药剂师的婚外情，把他们膨胀的欲望、忐忑的心理、纠集的情感，刻画得细腻入微。但作家的笔没有到此为止，他同时写了底层青年小马同梁医生的交往与纠葛。小马热心地租房给梁医生，因梁不到租期提前退房而恼怒翻脸。以梁医生的阶层成见，以为小马就是一个想赚钱想讹诈的赖小子。但事实上小马的真正动机是想结识名人，找机会发点小财，让梁帮助他升任信鸽协会的秘书处。小马的愿望是多么微小、可怜！小马内心的隐秘更衬托了梁医生精神情感的虚无和堕落，两个阶层之间的隔膜竟是这样深厚。东君的《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写国学大师苏静安教授，年过七旬，欣然退休，又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作和著书计划。但他的老师绝学大师朱仙田的辞世，他的年轻妻子的断然离去，使他的精神情感彻底崩溃。他在悲凉绝望中无路可寻，心魂游荡，竟找到了他的老师那里。于是他的肉身还是苏静安，而思想心理乃至话语都成了朱仙田。从荒诞的情节和人物中，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人格的消逝，感受到了高级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凋敝。还有晓苏《暗恋者》，写师生之间在暗恋中的微妙心理，莫怀戚《孪生中提琴》，写一个中提琴手在生存与艺术中的感悟，都表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在面对感情、艺术时的精神困惑和心态的复杂。
　　表现社会精英阶层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探索，是目前短篇小说关注的重要领域。鲁敏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她在《铁血信鸽》中写了三个人物，清闲的妻子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对膳食的经营和身体的保养上，隔壁的养鸽人狂热地迷恋着养鸽、赛鸽活动，他们属于有闲有钱的中间阶层，但在人生中迷失了自己。只有穆先生，他曾经爱过诗歌，有过激情岁月，但现在中年的他养尊处优，深感过着一种“公共的、他人的、典型化的物质生活，他从来就没有过真正自由的意志……”他开始审视世俗生活和“沉重肉身”，重温青春时代，探寻人生意义。窗外那只时落时飞的矫健的灰鸽子，让他一见倾心，充满神往，领悟了人生。艾玛《相书生》刻画了大学青年教师何长江，他身居陋室、收入菲薄、生活清贫。但他献身学术事业，不为世俗名利所动。他善待朋友、亲人、未婚妻，尽着自己的全部责任。这是一个有情义、有良知、有追求、有操守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晗《回望》的主人公庄大维，是曾经的商界精英、斯科电子公司的大老板，而现在已成躺在榻上的偏瘫病人。他以痛苦而清醒的“回望”，审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成败、现代化和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遗患，还有自己同几个女人的情感恩怨……其中饱含着对世事的洞察、生命的理解、错失的悔悟以及对艰难人生的悲悯与体恤。只有生命处于绝境的人，才会有这样深沉、睿智的思想和见解。这对那些站在事业峰巅上的成功人士是有警示意义的。
　　表现年轻一代在爱情、婚姻上的困惑与求索，是现在短篇小说青睐的一个“热点”。这些作品大多出自青年作家之手。孙频的《鱼吻》是一篇有新意、有力度的作品。出身贫寒、富有冒险精神、用色相骗取富婆钱财的江子浩，是一个于连式的人物。他所以隐瞒经历去爱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公务员，是期望过一种“最正常的人间生活”。而女主人公“她”，而立之年，情感老去，渴望的是一种父爱式的贴体、呵护和包容。他们阴差阳错走在了一起。从中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扭曲的情感世界和他们对现实爱情的寻找。此外，祝红蕾《金波的星期九》，表现了一个莽撞的大学生对一个酒吧歌女的纯真感情；向春《瓦解》描绘了狂热的婚外情最终“成为一片废墟”；朱辉《止痒》写了痴情的网恋的无果而终……都表现了青年男女对新潮的、开放的情爱性爱的审视与反思，对纯真情感、现实婚爱的追寻与皈依。
　　爱情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情感的问题，它蕴含着复杂的社会、人性、哲理内容。盛琼的《胡子问题》就是一篇意味深长的佳作。女主人公安贝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和几次不成功的恋爱，但她并不因此鄙视和仇恨男人，而是理解和认识了男人：“觉得他们天生是可怜、脆弱的动物。”“他们的身上有太重的担子，受到了社会更多的挤压，所以，他们比女人更容易变形。”胡子成为她理解男人的秘道。这就从情感、婚姻的层面上升到了人性的层面。高君《郁达夫的情书》，情节别致，男主人公吴克“曾像绅士一样并以结婚为目的守候过爱情”。但在现实中，同居、性爱、婚姻是如此唾手可得，而“好好地谈一场恋爱”的体验却无处可得，他只好在手抄郁达夫情书中去体味、想象那种谈情说爱的感受。小说涉及到了肉体与灵魂、性爱与情爱等哲理问题，耐人寻味。
　　表现精神情感生活的小说，由于描述的是浩渺而幽深的形而上世界，因此很容易把作品写得情节散漫、人物模糊、语言庞杂、篇幅冗长，背离短篇小说的艺术规律。如上这些作品就或轻或重存在这种倾向，这是需要引起青年作家注意的。
　　“现代性”反思的潜滋暗长
　　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在社科、人文学界始终持续不断。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乃至生活方式等。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西方“现代化”为样板的社会形态，虽有许多普世规律，但也未必能在中国一一复制，在“拿来”的同时也会出现种种问题甚至“危机”。这就需要在建构现代社会的同时，不断地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在文学领域，敏感的作家早就对“现代性”开始审视与反省了，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张炜和韩少功。但文学上的表现毕竟是含蓄的、艺术的，许多作家虽然描写了这种内容，但思想上还缺乏自觉，因此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现代性”反思的文学潮流。而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反思”的潜滋暗长。譬如前面所述的《铁血信鸽》中对世俗生活的揭示，《回望》里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省，尽管只是作品中的部分内容，但都是对现代社会和生活的敏锐洞察。在裘山山与范小青的新作中，这种反思与批判就显得明朗而自觉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解剖一个家庭就可窥见社会的文明形态和人际的演变。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形成了独有的家文化，譬如齐家治国、长幼有序，譬如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但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彻底地解构了。裘山山的《你的名字我作主》，写的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代沟与冲突。儿子高博生性懒散、我行我素，在上大学、找对象、结婚成家等人生大事上，完全凭感情出发，盲目草率。而父亲高德民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思维理性，办事务实，又想管教儿子。于是在父子之间以及母子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对话、争论和矛盾。自然，父亲是说服不了儿子的，儿子也理解不了父亲。作品结尾的情节独具匠心，父亲在睡梦中看到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作为父皇站在阶下请求儿子，将来为孙子取名，儿子却回答说他要做丁克家庭。作品形象地揭示了，子辈对父辈的叛逆与误解，父辈对子辈的深爱与隔膜，父子的关系虽然平等了，但却并没有可以沟通和依循的真理。即便父亲代表的是真理，儿子在本能上也会拒绝。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其实是一种人伦关系失衡、纯正文化流失的“问题家庭”。而这样的家庭在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作者的另一篇小说《秘密》，写的是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如今，夫唱妇随、夫妇有别、严父慈母、相敬如宾、百年好合等传统伦理已成陈腐的教条了；现代文化倡导的是男女平等、女权主义、个体独立、保护隐私等等。因此，小说中的那对夫妻，人到中年就开始分居、各自为政，丈夫心存旧好、妻子决然离婚，维系他们关系的只有财产和未成年的女儿。这样的夫妻关系显得何等自由、分明，又何等冷漠、沉重！作者对其的否定和批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范小青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已进入一种自由之境。2010年的《来自何方的信件》和《我们都在服务区》，着力表现了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的控制和“异化”。前篇写公司职员何方，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对网络的痴迷，成为一个电脑依赖症患者，在家、出差时刻离不开电脑。在一次出差中，他惊讶地发现，宾馆的电脑上留有“zhh”邮箱，其中的信件竟然与自己的经历、心理等不谋而合。他震惊、思索、探究了很久，终于明白自己依然在用曾经用过的“zhh”邮箱，不仅留有他昔日的信件，还有他无意识中新写的信件，“给他的过去写信，给他的内心写信，给他的灵魂写信。”小说意在揭示电脑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方便的同时，也在给人制造着迷宫、陷阱、隐秘，使人的精神情感处于混乱、分裂乃至“异化”状态，对人类其实是祸福相倚的。后篇写市改革委办公室主任桂平与他的手机的故事。作为一位政府官员，手机已成为他工作、生活、社交的重要工具，须臾不能离开。但频繁、蛮横的手机信息，又使他焦头烂额、烦不胜烦。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企图限制、减少手机对他的掌控，却引来许多误会、麻烦乃至上级的责骂，于是他只好又回到被手机掌握、支配的状态中去。这是每个现代人的遭遇和困扰，而被范小青艺术地表现出来了。“我们都在服务区”，人创造了手机，最终却被手机所“奴役”，人、物颠倒，人被物化。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将把人引导到哪里？实在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
　　多样化发展还在路上
　　一个时代的文学，活跃、繁荣的标志是什么呢？应该是既有一种创作主潮，同时又有强劲的多样化支流。当前的短篇小说创作，反映底层社会和民众生活，表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情感变化，构成了一种现实主义式的主潮。同时，在题材的拓展、主题的发掘和写法的开放上，也形成了一种多样化态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官场题材的继续探索。多年来，官场题材更多集中在长、中篇小说上，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好作品。短篇小说表现官场生活，就要体现文体优势，选择机智巧妙的情节，发现更深刻的社会人生意义。老作家张笑天的《心到佛知》，就是一篇构思严谨、描写精到的官场小说佳作。一帮影视圈和文化部门的头面人物，组织、拍摄了一部反映当地革命历史斗争的电视剧，为了向省委书记表功、献媚，不惜财力、人力，在原剧的基础上扩加省委书记父亲――当年地下小交通员的战斗情节。描绘了一幅官场官员猜测、取悦领导的卑贱嘴脸。作品可贵的是，正面写的是省委书记反对为父亲树碑立传，而最终的结果是影视、文化部门的头面人物，都得到了提拔升迁。表现了官场规则的微妙、复杂，不可言传、尽在意会。尤凤伟的《空白》颇有点荒诞色彩。作品没有写那位大权在握的岳局长，如何贪婪、腐败，只是写了他的办公室监控录像中的一段“空白”，引起了他的莫大怀疑和恐惧，让他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胆战心惊、如入险境。他甚至动用黑道人物威胁利诱秘书、诈取录像带；又用手中权力诱惑秘书，封官许愿、以求自保。一段并不存在的录像“空白”，透漏出官场的幽暗、腐败、凶险。还有冯积歧的《突然心慌》，写的是一位基层的乡长，常常突然心慌、浑身燥热，以至突发心脏病而亡。他的恐惧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抑或内心的罪感？让人深思！这些作品题材特别，构思新颖，意蕴丰富，比某些长、中篇官场小说要精彩、艺术得多。
　　诗意小说的精心营造。短篇小说从文体上来说接近诗的特性，因此很多优秀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赋予了浓浓的诗情画意。王蒙说过：“短篇小说也要追求诗的凝练。短篇小说追求的是诗的境界、诗的语言、诗的表达方法。”④
　　在2010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诗意小说。如姜贻斌的《水塔上》，就像一幅淡远而古朴的水墨画：小山顶上，一圈红墙，一座水塔，一个古怪而凶凶的老人，养着一只矫健凶猛的黑狗，年复一年地守护着水塔，养育着一方百姓。老人与黑狗、菜园、岁月浑然一体。但老人的身世和心理却像一个谜。如周新天《心随野蜂飞》，展现的是一种静谧、丰茂、优美的原始森林风景。轻疾如猴子的山村姑娘，响蜜鸟引路，蜜獾相助，采下树上的蜂巢，然后人取一份，鸟和獾分一份，一派天人交融、和谐快乐的自然生态图画。但现在城里人入侵了，要拍照、要录像、要火烧蜂房，各种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到底原始劳动文明呢？还是现代人的探险文明？美好的画面中蕴涵着作家的困惑和思索。魏微的《姐姐》是一篇富有抒情韵味的作品。小说以精致、灵动的语言，以意象化的笔法，渲染了家庭中姐姐与弟弟之间的微妙关系、特殊亲情，雕画了姐姐、弟弟两个意象式的人物形象。读来亲切、动人。李浩的《父亲树》则是一篇饱含缅怀情调的作品。儿子遵父亲之命活埋了父亲、父亲长成一棵有灵性的树，情节有点荒诞。作为长子的“我”，与父亲树唠叨家务、询问农事，人与树心有灵犀。但农村现实的严峻，家庭事故的频发，终于使父亲树难以应对而失去灵性，而“我”也无力重振家业。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作为传统农民的父亲形象的倒掉与消逝，作为青年农民的儿子一代的孤独和无助，作者是在为农民寻找生存之路和精神支柱。意味可谓深远。
　　现代写法的努力实践。小说的艺术实验与变革，往往发生在短篇小说文体上。譬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派”、“现代派”小说的兴起。但90年代之后到今天，短篇小说向现实主义、向“本土经验”回归，艺术探索逐渐式微，但有一小部分作家，依然坚持艺术创新，写出了一些独树一帜的作品，这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残雪是一位坚定的现代派作家，毫不为世风所动，每年都有几篇纯熟的短篇小说问世。2010年的《老蝉》表现了她在艺术上的坚守和调整。这篇作品表面看写得明朗、逼真、有趣，只是写了一只老蝉的生存境遇、领唱经历、死而复生等等。但透过这个“昆虫世界”，作家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社会人生的“寓言”，它折射或者说暗示的正是当下的现实尘世。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竞争、躁动和危机的现实社会，但众多的蝉们――人们――沉浸在世俗的享受和满足中，没有思想和理想，更没有忧患意识。而只有老蝉，它是蝉中之王、蝉的精魂，也象征了人类中的先知者、思想者和引领者。但它对同类的提醒、同敌人老蜘蛛的搏斗，并不能改变生存的困境和危局。它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在老蝉身上，寄寓了作家对社会人生乃至现实未来的幽深思考。韩东的《呦呦鹿鸣》，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与他们的残疾孩子的故事，似乎是一个写实题材。但新出生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博物馆的石雕小佛像又会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学生，使写实的情节又变幻成虚幻的故事。亦真亦幻、清晰而诡异。在奇异的故事、丰富的想象中，沉淀着作家对时间、生命、人神、轮回等哲理问题的苦思冥想。
　　当下的短篇小说，成果是丰硕的，路子是开阔的。但实事求是讲，我们既缺乏那种卓然不群的具有原创精神的杰作，也鲜有百花争艳般的多样化创作流派，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嘈杂的全媒体时代，短篇小说的振兴和强大还有待时日。
　　①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见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 366页，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②见武翩翩：《题材风格丰富 创作后劲增强》，《文艺报》日。
　　③见舒晋瑜：《全媒体时代，中短篇小说的命运难以确定》，《中华读书报》日。
　　④王蒙：《中国文学怎么了》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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