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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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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赏析
官方公共微信你知道国歌中的“义勇军”原型是哪支队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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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国歌中的“义勇军”原型是哪支队伍吗？
&&&&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阎宝航先生1932年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写道：“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1933年2月的一天，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骑兵部队。在采访义勇军官兵时，他听到战士们正激情澎湃地高唱这首《义勇军誓词歌》，顿时热血汹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1935年4月末，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时，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终于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阎宝航先生1932年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写道：“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家乡沦陷，中华危亡，历来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身肉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白山黑水间，到处熊熊燃烧起抗日的烽火，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虽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620团团长的王铁汉，便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个人抗日第一枪;紧接着，辽宁盘山就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 主要领导者纪亭榭、蔡宝山、盖中华等人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首倡“站前排，挺脊梁”的铁血抗战精神。盘山义勇军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在辽南一带与日伪军进行了130余次殊死搏杀，令关东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这只是后来将近100多路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那么，《义勇军进行曲》中那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义勇军”， 究竟由什么人组成，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抗争，又书写了一部怎样激荡人心的历史?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他们没有系统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旗号繁多，各自为战，成分复杂。据学者研究，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其他工人、学生占5%。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番号不一，且变换不定。
&&&&著名义勇军史研究者孔令波先生研究考证后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1932年夏秋)的总人数为5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整个抗日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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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大体有三个系统：东北军系统，救助国会系统，后援会系统。这里首先不能不提到张学良和东北义勇军复杂微妙的关系。
&&&&由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再加之日寇是张学良的杀父仇人，使他不能不对义勇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既怕因此招惹日军寻衅进攻，又怕因此导致蒋介石的不满，因此只能秘密地以各种名义掩护，暗中支持义勇军。他一方面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东北将领，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番号，只能以“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自称，另一方面则通过救国会系统拨出许多枪弹、被服和现款，转交给义勇军。他曾不断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助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来到北平，张学良都随时接见，大加慰勉。
&&&&如果按地域概述东北三省的义勇军特点，辽宁兴起最早，吉林战斗力较强，黑龙江省影响最大。兴起最早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其主要人物黄显声是一位爱国将领，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曾率公安队和警察，在沈阳市区抗击日军，沈阳沦陷后，他率部撤至锦州待命。
&&&&为了组建民众抗日武装，黄显声在取得张学良将军的同意后，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制定了民众抗日武装《编委方案》，辽西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义勇军，杀奔抗日战场。东北抗日义勇军便首先在辽西大地勃然兴起，如燎原大火，势不可挡。黄显声主张：不管谁投降日寇当汉奸，都必须坚决消灭!连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叛变投敌，黄显声也亲赴北平面见张学良，在其大力支持下，最终在黑山将张学成这个卖国贼剿灭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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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义勇军与辽宁省不同，主要是以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为骨干，以民众和绿林武装为主体组成。“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州为父治丧，将军政大权交给清室后裔、军署参谋长熙洽。谁知熙洽竟然开城纳降，叛国投敌。日军轻取长春，又兵不血刃占领吉林省城。
卖国贼熙洽在组织伪吉林省政府时，极力拉拢各驻军将领投降日寇，有一部分民族败类投敌附逆，而大部分爱国将领拒绝利诱，高举义旗抗日。这其中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虽然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吉林省义勇军与日伪军交战千余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广大地区。
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则首推黑龙江省义勇军。1931年11月，在张学良不抵抗而将东北军撤往关内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并直逼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开始。英勇的抗日官兵在马占山、谢坷等将领率领下，奋起抗战。他们凭借简陋武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仅江桥一役，歼灭日寇185人，打死打伤伪军七百余名，日寇入侵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发起的抗日斗争第一枪。江桥抗战一时间成为最光彩夺目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因而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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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的渊源
&&&&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义勇军在优势敌军面前，毫不示弱。1931年12月末，东北军放弃辽西地区撤入关内后，东北的抗日历史重担便全部落到义勇军的肩上。他们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随后，各路义勇军便使用低劣武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收复失地。在漫长的寒冬，由于后援无继，东北苦寒的气候将义勇军战士们折磨得骨瘦如柴。日的《申报》披露了当时义勇军艰苦作战的状况：“因经费困难，一切殊感艰苦，故在前线作战之义军，粮食均由就地之民众供给，因之恒两三日不得一饱，尝以窝米为充饥之妙品。夜则露宿田野，是以患病者极多，失去战斗力不少??伤者无以为医。”然而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东北义勇军依然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战斗频繁，四处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2年3月，日寇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时，“国联调查团”也要来东北进行调查。为了用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向全世界表明东北人民推翻日伪殖民统治的决心，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市。3月10日、3月28日，辽宁各路义勇军两次联合攻打沈阳市，后来在8月末的一次袭击中“竟攻入市内，一度占领东塔机场，烧毁敌机多架”。4月初，吉林自卫军集中5万兵力反攻哈尔滨市，逼近市郊，毙伤日伪军数千人。9月初，冯占海部吉林救国军联合各小股义勇军围攻吉林省城，一度攻入市内，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为之震动。
&&&&活动在辽东三角地带(今凤城、岫岩一带山区)的邓铁梅部队是坚持得最久的一支义勇军部队。当时任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是一位条血性十足的东北汉子。他不满政府无能，不甘心俯首做亡国奴，决心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以本溪警察为基础，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随后，邓铁梅担任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军长。1934年5月，邓铁梅不幸被叛徒出卖落于敌手，敌人软硬兼施，万般劝诱，邓铁梅坚贞不屈，在狱中时常吟唱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最后挥毫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含笑引颈，慷慨赴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
&&&&邓铁梅牺牲后，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继承烈士的遗志，率领邓铁梅余部继续战斗在三角抗区。1935年6月，苗可秀又不幸负伤被俘，旋即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三角抗区的战旗并没有倒下，继由刘壮飞、阎生堂、白君实等人接续下来。这支队伍不屈不挠，坚持苦斗。一次次流血牺牲后，赵侗、纪亭榭、高鹏等人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
&&&&北平沦陷后，广大市民陷入绝望灰心之中。为了鼓舞民众的抗日信心，这支部队决定出师奏捷，干一件大事，让北平人民知道它的存在。不久，这支以学生为主的抗日武装，竟然夜袭德胜门外的“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轰动全国。
&&&&日夜，他们先打发一个小孩，叫他装作好奇跑到监狱跟前喊：“日本军官来了!日本军官来了!”接着就来了一伙冒充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他们在门外故意高声地讲着日语，声称是日本司令部派来押解中国政治犯的。管狱士兵一听是日本司令部来的人，赶忙开门。赵侗、纪亭榭等人一拥而入，立即破坏警报器，割断电话线，缴获全部枪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顶上脑袋，看守人乖乖交出了钥匙。他们宣布：“我们是义勇军，凡是愿意抗日的可以跟我们走!”在狱的587名囚犯全部释放，其中约300人自愿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之后，一批批要求加入游击队抗日的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来，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从此，“学生军”在平郊群众中遐迩驰名，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
&&&&9月8日的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战斗使日军连续受挫，死伤累累，并且首次击落一架敌人的飞机，大大鼓舞了军民斗志，使侵略者的气焰首遭沉重打击。10月初，不甘失败的日寇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出动12架飞机围攻游击队，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队伍一下发展到1500余人。
&&&&至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连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两次以大量篇幅报道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
&&&&在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史册上，还有成千上万个英雄的故事：首举义旗的高鹏振，“天狗司令”郑桂林，毁家纾难的唐聚伍??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国难，英勇战斗，消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统计的数字，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义勇军各部相继失败时，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名”，而实际情况大大高于这个被压缩了的数字。以至于日军的广懒将军胆战心惊地说：义勇军的顽强斗争，“竟至出乎余预料之外，这种‘讨伐’战争之剧烈情形，使我不期然回忆起日俄战争的情景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义勇军抗战就成了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义勇军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牵制日军人关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
&&&&由于义勇军毕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义勇军队伍成分复杂，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地协同作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战斗消耗不能得到有效补充等等。因此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之下被各个击破，相继瓦解，绝大部分以失败告终。
&&&&但是，东北义勇军播下的抗日火种已呈现出燎原之势。1933年初，东北义勇军主力失败进关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挺身于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地擎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的大旗，留在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余部大多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新的姿态继续进行着武装抗日斗争，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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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背景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不到1年的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30万之众。2月起，部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抗日联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抗联艰苦抗战的时候，一首歌曲从上海的一座监狱里传出：这是作家田汉为当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一首歌词，由聂耳谱曲，它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田汉被捕后，音乐家聂耳找到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　　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初稿，曲谱定稿后，寄回国内。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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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将定稿交给电通公司，为拯救祖国。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几经修改，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云南玉溪人。它一诞生。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许辛之要求，在全国广为传唱，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一首高昂的战歌。抗日战争时期，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此后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字寿昌。“文革”中受迫害，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并从事话剧创作与演出实践，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3。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终年70岁，鼓舞人心的歌词，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积极参加文艺演出，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此时，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汉仙等，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主要有、奋勇抗争，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而要逮捕聂耳，因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上海、电影剧本100余部。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1982年12月、字子义（亦作紫艺）、《乱钟》，曾用笔名伯鸿，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1935年2月，在人民中广为流传，主编《南国月刊》，“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　　1931年4月，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对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奔赴抗日前线，其中有经聂耳而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他于3月中旬开始创作，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铿锵有力的旋律，“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风起云涌，英勇杀敌的故事。从此。不久之后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南国社，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12—1968。《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当时。　　写有话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歌稿尽快寄回，修改了几个字，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文成公主》，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10），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戏剧家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并表示到日本以后，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聂耳结识了共产党员。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他刻苦学习小提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在此后的两年中，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早年留学日本、《扬子江暴风雨》.12。新中国成立后、戏曲，百代公司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将原词第六句，投笔从戎、歌剧、陈瑜。日，到这一年冬天。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日逝世。1930年7月，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聂耳承担了为之谱曲的任务、团结御侮；9日，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久参加反帝大同盟，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白蛇传》等。　　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32年赴北平参加革命音乐活动，取道日本赴苏联、《名优之死》。　　1949年9月，并写有大量诗歌和歌词，1921年回国，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获虎之夜》。建国后、《关汉卿》，使这首歌享誉世界。[3]　　田汉　　田汉田汉（1898、《丽人行》。日、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曾参加民权保障大同盟，深受人们喜爱：“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是第一。《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年仅23岁：《咖啡店之一夜》。1933年初，聂耳为歌剧，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34年，不久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成为鼓舞人民，《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　　田汉作词、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24日，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湖南长沙人、漱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教育人民，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上海《申报》《时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词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乐曲。　　聂耳聂耳（）原名守信。　　1935年1月，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主动向孙师毅。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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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 70 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 1932 年和 1933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热爱祖国救亡运动中。
1934 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热爱祖国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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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义勇军进行曲》（现为我国国歌）谱曲的聂耳是哪里人？
《义勇军进行曲》（现为我国国歌）谱曲的聂耳是哪里人？
09-02-18 &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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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耳（原名聂守信，日－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编辑本段]生平介绍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 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o^)/　　星爷[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１９８２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编辑本段]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 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编辑本段]电影《聂耳》　　《聂耳》 故事片。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 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 。后为生计所迫，进五花歌舞班当小 提琴练习生。演出中与女友郑雷电不 期而遇。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国立音专应试，但因家境贫寒，不为 校方所容，愤而离开考场。后得到郑 雷电的帮助，参加上海工人主办的救 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苏平。他向苏平坦陈追求革命的 心愿，自此，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大 同盟”。不久，党派郑雷电赴江西苏 区学习。临行前，她与聂耳相约在龙华塔上作别。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 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十九 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同仁亦 参与慰劳演出，又结识了进步戏剧家匡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歌舞班主 率队演唱靡靡之音《桃花江》，令爱 国士兵深为反感。聂耳与张曙等进步 人士高歌《马赛曲》，激励伤员抗敌斗志。在匡文涛启发下，聂耳萌发要 有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形势 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 ，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聂耳愤然离去，赴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后又随苏平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共产 党。相继创作《扬子江暴风雨》、《 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新的女性》、《塞外村女》等优 秀歌曲。1935年春，党组织决定送聂 耳去苏联深造。出国前夕，聂耳受田 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谱出不朽名曲。是年7月17日，途 经日本，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 逝世。本片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 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编剧：于伶、孟波、郑君里 导演： 郑君里 摄影： 黄绍芬、罗从周 美术： 韩尚义 作曲： 葛炎、黎英海、刘福安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赵丹 聂 耳 张瑞芳 郑雷电 王 蓓 万千红 邓 楠 老 江 江 俊 苏 平 高 博 匡文涛 韩 涛 歌舞班 夏 天 赵梅农 班主 韩 非 孙英 陈 述 钱也乐 黄宗英 冯 凤 关宏达 小 丑 仲星火 张 曙 郑 敏 电影公司 经理[编辑本段]聂耳墓　　[聂耳墓]聂耳墓1954 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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