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李大钊女儿不如麻袋店老板——副产品系列（19）
做人：李大钊女儿不如麻袋店老板
——副产品系列（19）
三月云淡风清& 整理
笔者在《》一文中谈到贾植芳与他的哥哥贾芝给嫂子李星华（李大钊的大女儿）买骨灰盒的事。
那是1979年年底的事。
其实，贾植芳对他的这位老嫂子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贾植芳其人可以说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胡风分子”。
早在1936年，当贾还在日本读书时就与胡风建立了通信关系，1939年两人在重庆面识，奠定了一生的友谊。1946年6月，贾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当时就寄居在胡风家里。
1947年贾因参加学生运动再次被捕，1948年释放。
解放后，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又任主任，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55年的胡风案一夜间毁灭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日，贾锒铛入狱，后被判刑12年。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
当时，柯庆施提出口号，要把上海建设成“五无城市”，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任敏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小学教员，不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投入大牢，在三年大饥荒年代，青海大批饿死人，她被告知“自谋出路”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1、随叫随到；2、不准回上海。
出狱后的任敏无处可去？不知丈夫天涯何处？更不知是死是活？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投靠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
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李星华好一顿训斥：
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
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
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规定她不能接近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他冲进贾家，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
这个老李又是何许人也？
原来，老李同贾家都是同一个村的人，贾家兄弟称呼他“伯伯”。老李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30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兄弟俩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混”饭。
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怎么能料到，将近30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任敏种地养羊织布，寒窑苦度18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讲到这里，这个“做人：李大钊女儿不如麻袋店老板”的故事似乎也可以收笔了。
但还要补充两点：
1、当年李星华赴延安这件事，出力最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周作人，另一个就是贾植芳。
周作人为她做了“人保”，在学校预领了两个月的工资。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李星华初到延安时，延安正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也声讨汉奸周作人。李星华最终也不曾有胆量去见毛泽东。
贾植芳作为小叔子，受哥哥委托，责无旁贷地具体操办这件事。贾植芳回忆说：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难办事；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难以保证。
最终，贾植芳将这件事办得很圆满。他为嫂子找了人找了车，临走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部给了李星华。
所以说，李星华日后如此对待贾植芳的妻子，不仅仅是丧失亲情，而且是忘恩负义。
2、妻子在贾植芳心中的地位。
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
年轻时的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不顾一切地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同居了。
因此，他们也一辈子没有领过结婚证，但任敏却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其中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以及大大小小的四次牢狱之灾。
2002年11月末，任敏病故，在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一声又一声，“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让周围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
对妻子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的贾植芳，也就很难原谅当年他嫂子的寡情薄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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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我们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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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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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好要写这篇散文的题目已经好长时间了,总是不敢动笔,怕我笨拙的笔不能祥细、准确、全面的,叙述出那个年代文学青年们激情澎湃的生活。但是八十年代我们文学青年火热激情的生活确总是在我的脑中萦绕,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将那些难忘的生活经历落在纸上以此记念。我相信凡是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八十年代那些让人难忘的生活,对我而言八十年代虽然已经离去久远,但仿佛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在我的眼前闪现。而对于在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我们称为80后的人也许对八十年代我们所经历的生活不以为然,或许都不可能相信,但他们父辈们确实是从那些经历中走来的……
八十年代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工作,当了名倒班工人,工作到很轻松,最使我不满意的就是三班倒,我所工作的岗位是兰化化肥厂造气车间,我所在的岗位是氧气鼓风机岗位,也就是通过我所在的鼓风机将氧气输送到我们另一岗位的煤气发生炉通过氧气在发生炉燃烧生产出煤气,(有毒有害气体)我上班主要是仪表操作,一个钟头巡视一遍我所操作的鼓风机,抄表记录一下鼓风机的运转情况,这就是我的工作。哪个年代物资匮乏,但人们精神生活却非常高昂。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全国人民都在写诗,用句夸张的话说,在路上有十个行走的人,如果有一块砖头掉下来砸在头上八个人都是诗人,还有二人虽然不是诗人但却是爱好诗歌的人。我就是从那时起喜欢并且开始学习写诗的,上班抄表记录完鼓风机的运转后,就拿出一本诗集默读了起来。下班后有事没事都要泡在中央广场那个年代最大的新华书店里,几乎是每天都去。那家新华书店的售货员从一楼到四楼没有我不认识的,并且和二三位漂亮的售货员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在我的影响下她们也喜欢并且和我一样学习起写诗,还将写好的诗拿给我看,并一起讨论起某首诗的某个词应怎样写,说到高兴时某位漂亮姑娘激动不已,脸上泛起一片红霞,用柔情的目光羞怯的看着我,更使我激情飞扬,大声的朗诵起她写的诗来,引来书店内众多羡幕的目光。如果那天我没有去新华书店,对她们来说就好像却了什么,第二天见面一定要追问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来新华书店?难道还有比去新华书店还重要的事情?去新华书店看书买书,看书,已经就像今天的我上网一样有瘾。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电影院,和歌舞厅。去新华书店看诗集就是我一天最快乐的生活。不知从哪一天我得到了市群众艺木馆要举办诗歌学习班,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激动的奔走相告,所有和我一样爱好写诗的朋友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激动不已。我和几个文学青年赶紧去报了名,那时群艺馆在滨河路兰州市很有名的《白云观》现在的道教协会所在地记得报名以后只要我不上夜班,每晚我都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早早的就在《白云观》听诗歌讲座。没有想到的是听讲座的文学青年人山人海,去的迟了就没有坐位了。群艺馆在《白云观》院内的广场上搭了一个讲台,台下坐满了前来听讲座的文学青年,老师在台上讲的认真,文学青年们在台下记的仔细,老师讲课时台下那么多的人静悄悄地哑雀无声。每天听完讲课后都令我兴奋不已,在听讲课期间我认识了,王新华,林新毅、尤今暑、贾立新、孙朝军、魏建洲、李星华、马静,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相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们走在了一起,没事时我们一拨一拨的组织在一起将自己写好的诗拿出来朗诵给大家听,并在一起研究着某首诗,热烈的讨论着,发表着各自对这首诗的意见。讨论兴奋时就大声地朗诵起那时已经很有名的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还有著名诗人:贺敬之那首著名的诗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此刻,满车歌声已经停歇/婴儿已在母亲怀中睡熟/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你可曾想见:那些年轻人火热的胸口/在喝念人生路上第一次战斗?/呵,你可曾听到,在车厢里:/仿佛响起井拂晓攻击的怒吼/呵,你可曾望到,在灯光下:/好像举起了南泥湾劈荆斩棘的镢头/呵,大西北这个平静的夏夜/呵,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以及诗人北岛那首名诗《回答》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顾城的那首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及顾诚的《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近/。那时候我们文学青年特别崇拜的诗人是:舒婷,北岛、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傅天琳等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诗人。以及老诗人:艾青,藏克家、贺敬之、郭小川、郭沫若、李瑛,等这些年青诗人及那些著名的老诗人。这些诗人们用他们的诗歌影响着我们一带人或几带人的生活,也成就了八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年代。特别是老诗人藏克家的名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让我深深思索并懂得了应该怎样去活着。
&&&&&&&&&&&&&&&&&&&&&&&&&&二
那时候诗歌如同燃烧的火一样在我们文学青年的胸中燃烧,《诗刊》《星星诗刊》《诗探索》的发行量都是空前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发行量。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差不多人手一本。我就订了《诗刊》及《星星诗刊》每一期一到就迫不及待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如看到自己喜欢的诗歌作品后便一遍遍的看,看了不过瘾时就大声朗诵起来,朗诵到高兴时止不住的手舞足蹈。除了全国著名的诗歌刊物外,由李老乡,张书坤主编的甘肃《飞天》上的大学生诗苑,兰州的《金城文艺》以及由魏珂,管卫中主编的《当代文艺思潮》都使我爱不择手。看了就写写了就投稿,雪片似的往外投稿,又雪片似的收到退稿信。但就是这样也期盼某天在某报及某刊物上见到自己的诗歌发表。这种期待是苦涩的也是幸福的。每当写了一首是诗不是诗的习作便兴奋不以,和我那些文学青年们聚到一齐大声的朗诵和讨论着。记得我们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人经常聚在一起组织文学沙龙,人少时就在某位文学青年的家里,人数多时就找个饭店的会议室,进行活动,这些文学爱好者什么人都有、工、农、商、学、兵、及警察、干部等等,真正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经常在东方红电影院对面的一家饭店内聚会,因为我们的文学爱好者孙朝军就是这家饭店的工作人员。有次聚会不知谁提出找找文联的领导出面支持我们印出一本我们自己编的手刻的诗集。大家听了后都非常赞成,推选出几个人带头去省文联找领导其中就有我及林新毅、孙朝军、等人,聚会结束后我们几个人便去省文联找到了当时任省文联副主席的曲子贞家,站在曲子贞家敲门时我的心咚,咚、咚、直跳,我忐忑不安地敲响了他们家的门。还好曲子贞主席家正好在家,当弄清楚我们是几位文学青年时,非常热心地将我们几位请进了家,并给我们热情的泡上了茶水。曲子贞主席当时已上高龄,当他听到我们的想法和要求后他对我们说:我非常理解和支持你们对文学的热爱,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们的行动。并且还对我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从曲子贞主席家出来后我们很兴奋,能得到曲子贞主席的鼓励和支持我们便有了决心。我们文学沙龙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包刮我在内,很快就做出决定我们自己用腊纸手刻一本诗集,主要发表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诗稿。并给这本用腊纸手刻的刊物起名为《萌芽》。我们还做了一个分工,某人编辑,某人刻腊版,某人校对,某人印刷。时间不久,这本凝聚这我们心血的手印诗集,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诞生了。大家激动地互相传阅着,喜形于色。我记得那本手印的诗集选刊了十几首文学青年的习作,其中有我的一首题为《红绿灯》的诗。也可以说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虽说她不是发表在国家正式的报,刊出版物上,还是使我兴奋和激动不已。
&&&&&&&&&&&&&&&&&&&&&&&&&&&三
有了我们自己手印的诗集《萌芽》后,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聚会便更多,每期《萌芽》手印诗集出刊后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讨论发表在《萌芽》上的诗作。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文学青年间的交流,一些文友的诗作开始在兰州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金城文艺》上刊发,包刮我的诗及魏建洲,王新华、贾立新等人的作品不时刊登在《金城文艺》及当时的《兰州报》上。那时《金城文艺》办了一个栏目为一诗一评栏目,办的很有特色,该栏目由诗人傅金诚主持。每期《金城文艺》上刊发的诗歌都有他的点评,使很多文学青年的诗歌写作受益非浅。《金城文艺》也为金城的文学青年提供一个发表诗歌的平台,同时也发现和培养一大批诗歌爱好者。为金城的文学爱好者做出了贡献
一天我正在岗位上上班,接到了车间主任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通知我说:工厂报卫科接到兰州市公安局某处的电话,让我下班后去市公安局某处问话。接到这个电话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公安局找我是什么事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被厂保卫科及公安局找在车间及工友的眼中一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一定是犯事了保卫科和公安局才找你,没犯事保卫科及公安局为什么找你?下了班坐厂里通勤时车间的工艺员就用怪怪的眼光在打量我,仿佛他已经知道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什么事似的?厂车到公安局附近时我下了车,按厂保卫科的通知走进了公安局,在公安局的传达室询问到某处的办公室在一楼我便走了进去。该处人不多记好像是二、三人,报了姓名后,一名警察对我说:你就叫郭伟,找个地方坐。我坐下后他便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叫你是什么事”?我说:“不知道,我又没犯什么事,你们传我为什么?该警察对我说:“你不要紧张,我问你一件事,你是不是和其它人一同非法印了本刊物叫《萌芽》”?我说:是的,有这么件事,怎么这本手印诗集有反动言论吗?警察说:“该刊物上也没发现什么不妥的文章,你们是不是经常组织聚会?我说:是的。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聚会,都在什么地方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一共聚会过多少次?该警察都知道并且清楚的很。他对我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是这个聚会组织者的头目。我们传你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防止这样的聚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这样就不是文学聚会了,因为这样聚会不合法,虽然你们聚会的内容是文学沙龙,及文学青年。希望你能重视这件事,我们并没有恶意,回去后告诉你们沙龙的人,三人以前的聚会都要到有关部门申请同意后得到批准后才合法。当我听完这位警察的对我的传唤内容后才知道,我们这样的文学聚会是犯法的!走出公安局后我才意识到了我们文学青年聚会问题的严重性。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组织过类似这样的聚会,那本手印的诗集《萌芽》也很快就停印了。虽然再没有组织过任何文学聚会,但文学在我的心中一直是神圣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当年那些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你们在哪里?现在都生活的好吗?还在爱好文学吗?我不知道大多数的文学青年是否还在写作?还在喜欢文学?我知道还有那么不多的几位当年的文学青年,比如:王新华,贾立新等人,现在已经不再年青了,但是他们还再一如即往的坚守着文学这块现在已经边缘化的阵地。我在注视并期待着这几位当年的文学青年,希望他们的文学作品不断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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