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甲午战争开战前中国人曾认为稳操胜券
来源：新华网
黄海海战中“致远”舰沉没情形。
日本画家笔下的黄海海战，此画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图为归国日军通过东京“凯旋门”。日本从此彻底地走上穷兵黩武之路，二战的失败投降是其必然归宿。
　　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整整两个甲子。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已非原来的中国，日本也不再是那时的日本，至于朝鲜，更非原来那个样子，世易时移，世界、远东、中日韩都在发生巨大改变。由于最近若干年中日、日韩三国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发生一系列纷争，现在再来审视这场战争的缘起过程及教训就具有很不一样的意义。
　　中国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突然发现原先的宗藩体制已经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开始领悟到自身发展的紧迫性，于是在186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时选择了一条只顾自身的孤立主义路径，放弃对宗藩体制的维护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实力，都让中国人自信这场战争稳操胜券。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洋务运动中，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确实恢复了遭两次鸦片战争打击而失去的荣光，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国的军事实力也经过三十年发展、改造，迈进了一个新时代，告别了冷兵器，进入了海洋时代。中国举三十年经济增长之实力而创建的北洋海军，确实还没有经过实战检验，但不论中国的当事人，还是国际观察家，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中日军事力量比较，都对中国拥有相当期待，至少没有多少人想到中国会在战场上如此不堪一击。然而，结局却是中国的失败，而且那么惨。
　　一百多年后检讨，我们很多人将这场战争归结为侵略、被侵略，归结为正义与邪恶。确实，从中国的观点看，朝鲜自明朝洪武年间就是中国的属国，朝鲜有难，发生东学党起义这样的事情，朝鲜向宗主国求救，中国履行宗主国责任发兵朝鲜，帮助朝鲜政府平息内乱，这是正当之举，是善意行为。
　　朝鲜确实在历史上是中国的属国，中朝之间确实在很长时间有着密切交往，人民之间的通婚，文化的交流，数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这都是事实。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没有近代殖民的经验，更不知道怎样从那些属国撤退。当中国面对西方压力不得不转身向西，学习西方的时候，中国一度选择了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对于先前数百年“中国的世界秩序”不再有兴致，眼看着琉球、越南、暹罗等一个接一个的属国走向完全独立，或者转换身份，成为日本或西方国家的新殖民地。这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值得总结的教训。
　　西方的压力让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发展冲动，那时的中国总觉得自顾不暇，无法继续充当宗藩体制中的老大，丢失琉球是宗藩解体的开始。中国那时如果继续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完全有办法让琉球王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刚刚开始，发展也刚刚起步，对于中国的态度，实事求是说，日本并非完全不在意。
　　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东方龙头老大应有的风范呢？为什么就这样貌似心甘情愿丢掉了琉球以及一系列藩国呢？这与中国对藩国的认知转变有关。
　　从大历史背景看，中国文明的边疆一直遵循“以夏化夷”的规则柔性扩张，中原王朝主流文明一直在向周边非主流文明施加正面影响，周边非主流文明经过若干年熏陶，渐渐地“生番”变“熟番”，渐渐地内化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才能充分理解中国文明何以从黄河中下游一隅扩展到后来如此大的四至。
　　中国文明的发展轨道被西方势力东来打断了。中国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突然领悟到自身发展的紧迫性，于是中国在186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时选择了一条只顾自身的孤立主义路径，对于中国本土之外的藩国，听之任之，已经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指导、帮助他们共同进步。
　　当然，放弃藩国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地缘政治考量。在传统体制下，中原王朝之所以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构建一个宗藩体制，不惜血本维护这个宗藩体制，是因为这些藩国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有着拱卫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思。然而到了近代，因为鸦片贸易而发生的战争，英国只用几千人就可以在东南数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不过万人竟然从南方直达京师。凡此，都在告诉中国的统治者，原先的宗藩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义不大，藩国体制已经没有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所谓“国防外线”的藩国到了这时已经没有意义。这就是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宗藩解体的本质，是地缘政治的必要调整。
　　对于琉球王国，以及南部边陲诸藩国，清政府在那个时代确实有点漫不经心，并不认为是中国的巨大损失，如此我们方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为什么不愿意为越南前途与法国彻底翻脸。
　　朝鲜却不一样。朝鲜半岛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在那时的中国统治者看来，丢掉了朝鲜，就意味着中国大门洞开，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因此，当日本对朝鲜心怀不轨时，中国不得不出手。唇亡齿寒，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含糊。这就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发生的根源。
　　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善后谈判中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发生类似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权向朝鲜用兵。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就地缘政治而言，朝鲜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任何对朝鲜的觊觎、蚕食，都意味着对中国利益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打，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伴随着西方势力东来而日趋严重，这既与朝鲜自身发展道路有关，又与中日两国的选择密切关联。
　　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内敛型的，为了自身的发展，心无旁骛，集中精力，集中资源，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很不一样，日本明治维新起步晚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好几年，但日本选择了一种发散型的发展道路。明治维新思想家提出的路径是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用不太长的时间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欲达此目的，正像明治维新思想家所设计的那样，日本必须走出海岛，必须踏上大陆，必须与世界上诸强国直接竞争。
　　中国内敛型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依据、合理性，中国逐步放弃一些藩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发散型的发展道路咄咄逼人，吞并琉球，进攻台湾，觊觎朝鲜。凡此，都是日本“大陆政策”一个又一个环节。假如超越中日两国极端对立的立场，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并非让人感到突兀。
　　至于朝鲜，在过往几百年确实是中国的属国，但到了近代，并没有跟随中国一起转变。中国那时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顾及朝鲜的发展，因而在1860年代法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试图进入朝鲜时，中国既没有向朝鲜提供必要的帮助，也没有尽到敦促朝鲜转身的责任。相反，当美国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发生冲突时，中国以“番国自主”为托词，拒绝为朝鲜的行为背书，拒绝承担“上国”所能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的拒绝让日本有了与朝鲜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助于“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谈判，达成《江华条约》。这既是朝鲜被迫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在朝鲜宗主权受到严峻挑战的起点。日朝两国在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主权国家”，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被日朝两国莫名其妙地单方面予以取消。
　　日本在《江华条约》谈判前后确实使用了一些雕虫小技，确实利用了中国大臣不敢承担责任的心理缺陷。不过也应该承认，日本通过这个条约将朝鲜强硬拖上了近代的轨道，中朝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果，当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李鸿章明白了《江华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后，很快开始了战略反击。李鸿章认为，如果让日本独占朝鲜，对中国的威胁太大，朝鲜不再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反而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桥头堡。要让朝鲜重回中国“国防外线”的战略定位，就必须设法将世界各大国引至朝鲜，以“大国均势”遏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李鸿章的外交战略，很长时期被视为传统的“以夷制夷”。
　　帮助朝鲜对外开放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朝鲜的利益，日本对此也毫无办法。经过李鸿章的努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俄国等各大国相继与朝鲜签署双边通商协议，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朝鲜在1880年代初期大致成型。中国顺顺当当夺回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即便此时不再刻意强调所谓“宗主国”，中朝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中朝之间的紧密关系让日本很不舒服，稍后发生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实际上都是中日两国为了争夺朝鲜事务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都因中国方面强势出击而平息。
　　1884年甲申政变背后力量为日本，日本支持的所谓“开化党”，其实就是一批亲日派。他们利用中法战争而发难，但他们没有料到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在袁世凯等年轻军官带领下迅即出手，平息了动乱。
　　甲申政变后，中国在朝鲜拥有绝对主导权，但是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因为中国此时毕竟两面作战，没有办法与日本动真格，一决胜负，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善后谈判中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发生类似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权向朝鲜用兵。这就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日本在甲申政变中吃了亏，中国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夺回了朝鲜事务主导权。此后十年，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为袁世凯，袁世凯的强势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让朝鲜臣民中的反华势力暗中发展，为后来的变局预留了契机。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很长时间无法平息。不得已，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而日本获悉这一消息后，格外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向朝鲜派兵。
　　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用意，或者说中国政府没有恶意猜测日本人的目的。中国政府自认为只是在履行宗主国责任向朝鲜派兵平息动荡，不料这个简单的行动中了日本的奸计。
　　当中国军队抵达朝鲜时，日本参照十年前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约定，也向朝鲜派兵，而且规模巨大，持续不断。中国方面发现苗头不对，动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有备而来，根本不再理睬中国的动议。日本政府此时的目标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大打出手，一举驱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军队并没有在朝鲜继续留驻的理由。但是日本人此时节外生枝，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的目标就是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国际社会，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日本“中日两国共改朝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朝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的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在朝鲜内政改革完成前，更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主导权因这个细微变动渐渐向日本方面倾斜。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恶化。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大规模用兵的计划也很难成功。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 必须抽调大规模主力，而大规模主力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国，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缘攘鲜瑁蛹焯种蟹ㄕ秸笫迹榻嵛匦胗肴毡驹诔室痪鍪じ海蛭视攵∪赖叵嘟樱夜冶卣兀毡究牛砉瓜眩⒐⑹印＝袢铡拔掖笄濉辈环鬯槿毡疽靶模毖锹揖质票馗拔掖笄濉贝次耷詈蠡肌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
　　“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
　　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聂士成。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于是他们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将主力撤至成欢驿。
　　对于清军的行动，日军密切跟踪，悄然完成对成欢驿的包围。28日拂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经几个小时激战，日军占领成欢驿，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平壤集结。
　　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进入9月，日军分批进逼平壤，逐步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切断清军退路。9月12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清军将领马玉、左宝贵、卫汝贵等率部奋力抵抗，战斗至15日，双方互有死伤。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近乎惟一的亮点，但终因日军死死围困，清军有全军覆灭之虞。平壤战地最高统帅叶志超与诸军统领商量，决定放弃平壤，保存实力。结果，兵溃如山倒，后撤的清军犹如惊弓之鸟，一溃千里，闻风而逃，退守中国境内，整个朝鲜随之成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战争陆路部分就此结束。剩下的，就是海军。
　　两天后，9月17日上午十时，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水域狭路相逢。
　　十二时五十分，两国舰队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时，日舰第一游击队突然左转，直奔北洋舰队右翼。犹豫片刻，北洋旗舰“定远”舰终于发出黄海海战第一炮。三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发炮还击，旗舰“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摧毁，整个北洋舰队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陷入瘫痪，海军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此后各战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激战五个小时，至下午五时许，“经远”舰被击沉，北洋主力损失殆尽，战斗结束。
　　是役，为甲午战争转折点。北洋海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击毁。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清军死伤千余，日军死伤六百。此后，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
　　此后，日军乘胜追击，大本营分兵南北两路登陆作战，试图剑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队虽然也有顽强抵抗，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日军强势进攻，转败为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日夜，被围困在刘公岛很长时间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将领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降。2月14日下午，双方将领签署投降书。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倾三十年国家财力营建的北洋海军，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六或第八，至此全军覆没，成为历史陈迹。
　　山东半岛沦陷，使京畿门户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的危险大增，这是清廷建政中原两百多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因而威海之战是甲午战争巨大转折点，先前的清廷即便在朝鲜陆地、大东沟海战连续失败，但只要本土防线不被突破，日军不大规模登陆作战，京师不受战争影响，战争总能支撑下去。现在，京师门户洞开，清廷终于在现实面前醒悟，终于知道李鸿章为什么在战前反复告诫不要轻启战端的理由了。随后，清政府的选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求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 在二十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诸如法国差不多两百年的历史。这种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甲午战争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之前三十多年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终结，也让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经这场战争的打击而丧失殆尽。中国走向何处？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此后，中国在维新、新政、革命、共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变化越来越快。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张謇等一大批政治新秀相继出场，稍后的中国，由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大剧，循序渐进的洋务新政就此终止，近代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渐渐成为思想主流，一浪高过一浪。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 在二十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诸如法国差不多两百年的历史。这种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甲午战争。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甲午战争的缘起、过程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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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日本人一直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把他看作侵略朝鲜的最大障碍，多次试图寻找机会把他赶走。李鸿章就曾经说过，袁世凯“历年驻韩据倭，与倭夙嫌已深”。[10 ] (P6) 以至于国内有人在甲午战后把袁世凯当作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虽曰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11 ] (P230) 袁世凯是否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另当别论，但他与日本人的矛盾却是不争的事实。
3. 甲午中日战争前的对日交涉
甲午战前十年间，日本迫于形势对朝采取“退婴政策”，即相对和缓的政策，并默许清政府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扩张政策， “征韩论”与“惩清论”的呼声在日本国内始终没有间断过。尤其是19 世纪90 年代后，伴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的扩张主义开始在政府政策中占据上风，对朝鲜重新采取积极扩张政策就成为势所必然，所缺少的只是时机和机会而已。1894 年4 月，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贪官苛政的“东学道”起义，给日本提供了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从而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早在1893 年，日本国内已经在酝酿对朝政策的转变，而袁世凯却多次向李鸿章报告说:“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持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12 ] (P63) 东学道起义爆发后，日本出兵朝鲜的传言越来越盛，但袁世凯仅依靠派员对日本使馆的刺探和自己长期以来的经验判断说:“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12 ] (P109) 朝鲜官军镇压东学道起义不力，屡遭挫败，甚至威胁到了京城的安危，被迫向清政府求援。
而在清政府方面，出兵与否，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至为关键，身在朝鲜的袁世凯的意见就显得相当重要。袁氏本人对出兵援助本来就十分热心，在他看来，宗主国代为出兵戡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朝鲜一提出要求，他就积极地表示赞同。在日本方面，其驻朝使馆人员向袁世凯刺探情况，并极力怂恿中国出兵，并且表示日本“必无他意”。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电告李鸿章:“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勘，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自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 自未必不可却之举。”至于日本方面，袁世凯认为根据条约日本没有出兵的理由，再加上朝鲜和各国的反对，日本肯定不会出兵。“日如多事，似不过藉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来汉。”[13 ] (P6 - 7) 这些意见，对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朝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让袁世凯始料不及的是，日本方面早已开始秘密动员，做好随时出兵的准备，甚至决定一等中国出兵，就采取军事行动。[14 ] (P26) 1894 年6 月3 日清政府决定出兵，6 月6 日通知日本方面，6 月7 日日本也宣布出兵朝鲜，6 月8 日日军即开始大批开进朝鲜。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袁世凯的情报和判断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他长期以来低估日本实力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他对敌情并无可靠的情报来源渠道，对日本方面知之不多。袁的失误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应该说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一大诱因。
日本出兵朝鲜既然已成事实，袁世凯就在李鸿章的指示下与日本进行关于撤兵问题的交涉。他一方面直接和日本驻朝外交人员接触，希望和日本公使直接谈判，另一方面指示朝鲜方面抗议日军登陆，并尽力阻止日军进驻汉城。另外，他还积极联络驻朝的外国外交团，企图利用他们的力量阻止日军进入汉城。但是，日本人这次有备而来，再加上朝鲜政府软弱无力，列强的调解口是心非，袁世凯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6 月9 日，他向李鸿章报告说:“惟倭今年因韩轻侮顽疲，迭有应照约驻兵挟制之议。今果趁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即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 15 ] (P550) 至此，袁一改以往对日本的轻视，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日军侵入朝鲜后步步紧逼，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加剧中日冲突。而主持对朝政策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虽然也认识到了日本的野心，但是坚持外交重于军事，期待列强的调和，不愿意大举增兵。在这种局势下，袁世凯虽然在朝鲜努力交涉，却毫无结果，已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开始建议清政府增兵朝鲜，并酌请英、俄等国调停，军事与外交并用。6 月18 日，他接连建议李鸿章增兵说:“倭势甚凶悍，各国员(指各国公使) 殆已无可如何。”
“凯迭与(日本公使) 商，均反复，极可恨，恐非口舌所能争。”“似应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13 ] (P17 - 18) 其后，日本利用优势军事力量一步步开始把持朝鲜政局，排斥中国势力，朝鲜内部亲日派势力日益嚣张。对此，袁世凯已经认识到仅靠外交调停“恐无益，徒误我军机”，建议清政府早做军事筹划，应付已经不可避免的战争，但没有被接受。他本人在朝鲜的处境也日渐艰难，为脱离危险，请求回国。7 月19 日，袁世凯乘船回天津，此时的中日战争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甲午战争中，袁世凯被李鸿章委派负责军队的后勤工作，目睹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他在寄给其六弟袁世彤的信函中说:“京堂大国之束手，为小丑所困，倨非天乎？ 然亦有谋之不臧，平时不能绸缪也。”[5 ] (P378) 1894 年11 月，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袁世凯看到军事已经无望，建议和谈，认为“事势至此，惟停战议和，徐图报复，较合算”。[ 12 ] (P148 - 149)
战后，尽管袁世凯因为战争的发生饱受指责，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发生有了比较清醒地认识。“伏查倭人十数年来，外示联和，内蓄叵测，其甘言愉色使我略不猜防，而整顿武备，踏勘形胜，密以谋我。迨祸机突发，我已支吾不暇，故败挫频仍，不克抵御。究其本源，虽由于练兵诸统将多未得人，亦由于未雨绸缪之义有所阙如。此故中国覆车之鉴，要以中国更始之机也。”[ 11 ] (P217) 作为中日交涉的亲身经历者来说，这样的认识可以说相当深刻。
二、封疆大吏时期:从以日为师到“联英美制日俄”
从1894 年至1908 年，袁世凯在政坛上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很快由编练新军起家，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等要职，还同时兼有各项要职，可以说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成为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因为职务的关系，直到升任直隶总督后他才参与对日外交政策的制订及对日交涉的活动。但如何看待日本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在袁世凯的活动中自始至终都占据重要地位。大体说来，袁世凯和日本的关系可以分为两方面内容:以日为师学习日本，从联日制俄到联英美制日俄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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