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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杂志编审刘传坤
《飞天》杂志编审刘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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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坤
(1927～)笔名刘驰。人。中共党员。1953年毕业于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工作，1957年后历任《作家通讯》、《陇花》、《敦煌文艺》丛书、《红旗手》、《甘肃文艺》及《飞天》杂志编辑、作品组组长、编刊负责人，编审。甘肃省文联第二届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一、三届名誉理事，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文艺期刊审读专员，甘肃省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委。1987年曾获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编辑荣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荣誉奖。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于1956年参加中国作协编选年两套文学作品选集（11部）。1959年和1979年参加编选两套甘肃文学作品选集（10部）。
甘肃文坛的“漂亮七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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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飞天》五十华诞
作者： 稿源： 兰州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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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天》的前身，由远及近，为《甘肃文学》、《甘肃文艺》、《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自１９５０年８月创刊，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征程。
　　回顾刊物５０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１年，为初创期。
　　１９５０年８月由甘肃省文联（筹）文学工作委员会创办《甘肃文学》月刊，２５开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甘肃文学》由刘让言、曲子贞担任主编人；编委成员为：徐列、高旭华、林草、李笑忝、宋炳林、安十坡、安迪光、平白、武杨、李书钧。创刊号有郭沫若、茅盾、周扬３人的题词，刊名为茅盾手迹。１９５１年７月改名为《甘肃文艺》，增加扉页画，封底刊登歌曲。１９５１年底停刊，共出１７期。初办时，刊物没有经费，没有稿费，编辑部办公室是借一家书店的一间房子。编辑部仅有林草、平白、清波３人，林草为组长。这个时期的《甘肃文学》（或《甘肃文艺》），是以突出群众性、地方性为特点的通俗文艺刊物。辟有“民族歌谣”、“地方戏曲”、“鼓子词”、“工人诗选”、“战士诗选”、“庄稼话”、“生产快板”等栏目。共刊发作品３００余件，作者多为工农兵群众。《甘肃文学》是继《甘肃日报·大众文艺》副刊之后开辟的又一块新型文艺园地，它为甘肃社会主义文学期刊的起步奠下了基石。
　　第二个时期：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６年，为曲折的发展期。从刊物办与停的角度，又可分为３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４年底甘肃省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甘肃省文联正式成立。１９５５年决定恢复《甘肃文艺》月刊，２５开本，由省文联主办，５月出版了第一期。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适应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和发展的需要，于１９５７年１月号改刊名为《陇花》。《陇花》在改刊第一期的“读者·作者·编者”栏中开宗明义，指出：“从今年起《甘肃文艺》改为《陇花》，陇是甘肃的简称，从字义上看，陇是地里的塄坎，花是象征着‘百花齐放’的意思。那么《陇花》这个刊名，包含着两种意义，它是我们甘肃省文学创作者的园地，这里将培植文学创作的幼苗，在这个园地里，将开放出甘肃省文学创作的花朵。我们欢迎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作品‘百花齐放’，只要是‘花’就培育它，使其开放。”从４月号起，《陇花》改为１６开本，增加篇幅，充实内容，除发表一定数量的演唱材料外，并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等作品，开展文艺评论，活跃文艺空气。《陇花》于１９５８年５月号出版后停刊，共出３７期。林草、清波、赵燕翼、谢宠、张宜第、王哲（益希卓玛）、唐剑虹、李东岳、李战、柴洛苇、刘青、朱冰、刘传坤等先后在编辑部工作；高天白、田季章、杨文林、何志刚也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林草为编辑组组长、清波为副组长。先后由李秀峰、岳松、余林、朱红兵等负责最后定稿，有时也送曲子贞审定。
　　这一时期，由于文艺创作活动日益开展，在刊物周围团结了一批作者，形成了一支文艺创作队伍，涌现出一批工农兵作者和少数民族作者。
　　第二阶段始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８年８月，甘肃省文联与省文化局合署办公，成立了单独建制的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９月，《陇花》更名《红旗手》，由兰州分会主办，１６开本。李季为主编，闻捷、李秀峰为副主编。稍后，由徐刚主管刊物工作。《红旗手》在创刊号“编后谈”中称：“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创办《红旗手》文艺月刊的决议。”文艺月刊而以《红旗手》名之，自然带有当时时代的色彩。创刊号刊出了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写给主编们的信，表示了对创办《红旗手》和文学事业的关注和支持。郭沫若、李季、闻捷及胡采等作家、诗人都有诗文见于创刊号。在刊物扶植下，甘肃文学创作、文艺评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全国的文学交流也开始活跃。这一时期，先后在编辑部工作的有曹杰、于辛田、清波、刘传坤、艺兵、邸金俊、曹仲高、张素菱、余斌、师日新、谢昌余、徐夕明、高光起、仲文秀等，由曹杰、于辛田先后担任编辑部负责人。１９６１年２月号出版后停刊。共出３０期。编辑部除编辑刊物处，还举办了文学函授班，做了大量播种工作。其间，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也发表过一些思想虚夸不实的作品。
　　第三阶段始于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１年，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与甘肃省文联合并。为了贯彻中央“文艺八条”精神，这年１０月，《红旗手》改为《甘肃文艺》出刊，为月刊，１６开本，由甘肃省文联主办。杨文林为编辑部负责人，徐刚主管刊物工作。这一期《甘肃文艺》“改刊词”《我们的意见》写道：“《红旗手》经过半年多的休整，现在改为《甘肃文艺》出刊了，出刊后的《甘肃文艺》是一个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月刊。”“《红旗手》的改刊，是为了适应我省文艺工作发展的需要，给各方面的文艺创作者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同时，有了这个园地，使各式各样的优秀作品通过刊物发表出来，又可以更好地更深更广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１９６５年５月改为２５开本。这一时期，甘肃文艺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甘肃文艺》出刊后，进一步团结、扶植了文艺、戏剧创作和文学理论队伍，文艺争鸣也进一步活跃。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骤起，刊物于６月号出版后停刊，共出５７期。这一阶段，先后在编辑杨文林、于辛田、刘传坤、邸金俊、曹杰、谢昌余、清波、曹仲高、余斌、师日新、魏宏泽、朱冰、肖弟、徐绍武、王鹏、汪玉良、段兼善等。田季章也参与了编辑工作。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甘肃省文联停止工作，刊物也随之停办。
　　从１９５５年５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前后１１年期间，除去中间两度短暂停刊，共出１２４期，是甘肃文学期刊历史上相对稳定、长足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刊物联系、团结和扶植了一大批省内外、主要是省内的作家和业余作者，有了一支比较稳定的有一定实力的作家队伍，因而刊发的作品文学性加强，艺术质量日趋提高，推出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和论文，例如戏剧文学剧本《“８·２６”前夜》、《岳飞》、《向阳川》，电影文学剧本《黄河飞渡》、《红河激浪》，诗歌《复仇的火焰》（部分章节），文艺论文《论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论王汶石小说的容量》以及对话剧《“８·２６”前夜》的讨论等。通过工作实践，汇聚和锻炼出了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学期刊的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第三个时期：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７年，为过渡期，恢复期。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３０周年的活动以后，于１９７３年由甘肃省群众文艺工作室，调集下放的编辑和部分作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恢复并主办了《甘肃文艺》，１６开本。先为不定期刊物，后为双月刊，至１９７７年底，５年共出２３期。杨文林为编辑部负责人，徐刚主管刊物工作。在种种困难的条件下，为扶植本省作者做了大量艰苦工作。这一时期，先后在编辑部工作的有杨文林、刘传坤、郑重、李禾、李云鹏、王家达、师日新、杨忠、张书绅、冉丹、景风、王守义、徐绍武、老乡、郗惠民、赵方中、朱冰、罗承力、张凤林。这个时期的《甘肃文艺》虽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但它把“文革”前的一批编辑、作者重新汇集到了一起，又为一批青年作者练笔、起步提供了园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四个时期：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０年，为大发展、大提高时期。
　　１９７８年１月号起，刊物改为月刊。１９７８年年底，甘肃省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恢复，《甘肃文艺》重新划归甘肃省文联主办。１９８１年更名《飞天》。１９８８年，甘肃省文联主办的大型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并入，增加篇幅，充实内容，革新版面，增加理论稿件的比重，成为大型文学月刊。其间———
　　１９７９年任命杨文林为总编辑，于辛田、段玫为副总编辑。
　　１９８７年任命李云鹏为代主编，李文衡、张书绅为副主编。
　　１９９１年任命李云鹏为主编，冉丹、陈德宏为副主编；１９９４年，又任命何来为副主编。新成立的编辑委员会由冉丹、老乡、伊丹才让、安可君、杨文林、李云鹏、汪玉良、何来、陈德宏、赵燕翼、高平等１１人组成。
　　这一时期，先后在编辑部工作的有杨文林、段玫、清波、刘传坤、徐绍武、李云鹏、李禾、景风、王家达、王守义、冉丹、张凤林、师日新、张书绅、老乡、罗承力、朱冰、余斌、张素菱、马芳华、文岩、任惠芳、张锐、樊威、张平、何来、王博渊、李文衡、屈选、魏珂、孟瑷玮、陈德宏、张存学、马青山、马波、夏景、陈咪桃、宋亚霞、左连高等。２０００年初，又有高凯调入。
　　新时期以来，刊物首先组织撰写并刊发了《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果不容抹煞》、《＜红河激浪＞何罪之有？》等一大批文章，为“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被错误打成毒草的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平反昭雪，在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同时，下大力气抓创作，除连续推出《西安事变》、《丝路花雨》、《南天柱》３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戏剧文学剧本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阿尔太·哈里》，短篇小说《落叶无声》、《风雪茫茫》，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等一批优秀作品。１９８０年甘肃省举办首届文学评奖，在９８篇（部）获奖作品中，由《甘肃文艺》编发的达７２篇（部），占获奖作品总数的７３．５％。
　　１９８１年改刊后，为了全面提高刊物质量，编辑部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强调进一步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办刊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和扶植青年作者，加强作家队伍的建设。并开辟“我与文学”、“文坛争鸣”、“大学生诗苑”等栏目，以沟通、加强同全国作家的联系，加大刊物信息量。其中，尤以“大学生诗苑”和“我与文学”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些优秀作品被全国有影响的选刊选荐，其中《树上的鸟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９０年代以来，《飞天》坚持严肃文学阵地，继承传统，发展创新，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个性。每年一期的“诗歌专号”，以及历年编发的“散文专号”、“女作家专号”、“青年作家专号”、“西北作家专辑”、“甘肃作家专号”以及“军旅作家专辑”、“少数民族文学专辑”、“儿童文学专辑”等受到社会普遍好评，并通过各类文学赛事和函授，发现、培养、奖掖了大批文学新人。历年来，《飞天》刊发的相当数量的小说、散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读者》、《小小说选刊》等转载或选载；许多诗歌作品，也被选入各种诗集选本出版。１９９７年６期刊登的中篇小说《天上有个太阳》，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慧眼识中，改编为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赢得好评；并获得国家文化部电影文华奖和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金像奖。１９９０年《飞天》被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甘肃省“优秀期刊”。１９９４年被评为首届社科类“一级期刊”。１９９９年被评为第二届社科类“一级期刊”。刊物为繁荣和发展甘肃省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１９５０年８月初创至２０００年８月，已出刊４３６期。
　　５０年艰难跋涉，半世纪风雨坎坷。如今《飞天》又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负载着陇原文学———其实，不仅仅是陇原文学———的厚望，意气风发地跨入２１世纪。
　　（此稿由清波撰写，陈德宏增补，李云鹏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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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独立抒情——陵水诗人及其诗歌印象来源：
作者： 时间： 09:06:47 星期五　　纵观近几年的陵水诗歌创作，郑文秀、李其文、周凌风、郑纪鹏、李仁盛、杨明衍、符胜芳等人的成绩较为突出。对于陵水的诗人们来说，他们各自创作所呈现的生存与命运，及其或隐或现的思想感情、诗歌技艺等方面，没有太多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如同陵水境内的海滩、河流、山岭、村庄和城镇，相对独立，却都汇聚在同一片大地与天空之间。我们可将陵水诗人的创作简单描述成“郑文秀－李其文、周凌风－郑纪鹏”（即“60后－80后－90后”），并在其中探究这个似零散而又有所联系的诗群。
将郑文秀作为谈论陵水诗群的第一个人，是因为他在这个群体中，对个人与时代、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思考，呈现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中显得非常尖锐、激烈。生为黎族之子的郑文秀，早年生活在黎族文化浓厚的乡村，如今面临着所谓的历史进步观带来的现代文明生活，他需要调解内心的情感，解决灵魂归宿问题。诗人的作品频繁出现的民族记忆，于他而言，不是一种异域浪漫情调，而是骨髓深处的情感胎记。所以，当郑文秀欣赏了著名画家王锐的海南黎族风情题材画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创作了多首诗歌。在《泛着红泥香的画》中，诗人记忆被催发恢复，“那些流动的山林、草木/那些宁静、祥和的山寨、船屋/在阳光下，在深山里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那个躲在榕树下的情人……”
　　郑文秀的黎族身份，让他既要面对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境遇，同时还要面对他所承载的黎族文明在当下的经验处理。《水鸟的天空》诗集中，诗人以个人境遇及自然人文为诗歌的内容，其情感变得或高昂或沉抑，隐隐中含有激烈。
　　面临时代变迁和文明冲突带来的影响，李仁盛、符胜芳、杨明衍等诗人就缺少郑文秀的这份强烈焦虑。李仁盛有的是淡淡的感受。《关于秋天》的“一丝丝悲凉的碎片与忧愁”，《秋天来了》的“一丝凉意漫过惆怅的窗台”，也有《以歌收获生活》的“尽管一路上尘土飞扬/我的诗歌依然沐浴阳光怀抱大海”。符胜芳的《悠悠南平河》带上希望“寄”向远方，面对生活，“几个世纪几辈人”是《弯弯的收割》。而杨明衍似乎是在自然人事中悟道，他的情感变得内敛。所以，《牛栏的木桩长出了叶子》就没什么惊喜，因“木桩的执着，被大地/永久收藏”。正因为有大地收藏，树桩就不担心未来的归宿。
　　李其文、周凌风的诗歌中亦存在对时代处理经验——与郑文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已经返身到个人身份，不作某个群体的代言人。周凌风的早年乡村经历与自然没有篱落之隔，先前就与蛙鸣、飞鸟、丘陵、河流等相识。《夜的城市》写于他在北方城市求学，高楼大厦隔绝了田野，分割了天空，因此我们更能深刻体会他仰望星空的执着心理。《秋》中说到，“应该找一个更低的角度/再低一点就能接近土地/以便倾听远去的脚步留在土地的回响/和亲吻离去的背影”。周凌风诗歌中的乡村、自然景物是安静祥和、田园牧歌、充满古典文学的诗意。这种来自古典文学和早年生活经验的诗意，成了他处理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矛盾替代物，也就是说诗歌只是他逃离现代城市文明的抒情物和隐居之地。
　　李其文面临时代变迁，主动选择了对乡土记录和家族寻根，拒绝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遗忘。李其文通过《关于老水牛的眼泪》，看到爷爷、奶奶、父亲等人命运。在《我的名字》中，诗人将自己的名字与祖先联系起来，“那是我对父亲的诺言的兑现”。正视和选择同父辈一样的承担命运，诗人像蚂蚁紧紧抓住坠落之前的唯一空间，“寻找一个葬身的寄托，做最后的告别”；《蚂蚁和木头》的结尾提到，“像山峦后面慢慢沉下去的日落/那是一种面对生命殆尽时高雅的举动/与结束后的开始的伤痛”。这个悲壮场景，是乡村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播下的种子，是诗人在时代中的一个主动性选择。
　　郑纪鹏的诗歌是陵水诗群最晦涩的文本。它具有意象密集、词语链接的突兀，缺少早期乡村及家庭教育赋予的情感记忆和审美，掺杂宗教文化在其中等特点。面临前辈们的时代问题，郑纪鹏不是二元论式的否定其一，也没有表现出农耕文明的情感依赖，他真正需要的是寻找信仰，来面对未来的生活。《情诗》表面叙述的是一个失败的爱情，实际是通过第二、四及最后一节戏仿了《圣经·雅歌》的基调，完成诗人寻找信仰的过程，但是寻找的结果是失败的——“我是那个唯一经过教堂的人/衣冠不整，不带利剑”，“我轻轻撬开梦境，像对待牡蛎那样/发现你，挖掘你，吮吸你的苦涩/把你的不快乐转移到我的身上/丰富我的梦境和你名字的含义”。反过来说，诗人无法随便信仰某个现成的教义，“情诗”也只变成“你望见教堂塔尖的颤抖和尖叫/都是我走不出蒙古斑地图时悲伤的祈祷”。
　　说到陵水诗群的大略技艺特点，有中国传统诗词的作法，有倾向于主体性言说，有戏剧的变化，也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在情感上，郑文秀、周凌风、李其文等诗人面对时代的情感较为明显，情感的着落之处也清晰，而郑纪鹏较为含蓄、隐晦，情感上对未来不可捉摸。因为，前者退缩依靠之处，或者黎族文明，或者山野风物，或者家族、乡村，后者却不能简单完成归宿方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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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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