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绝唱_休闲阅读-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聂耳绝唱聂耳绝唱（原作者：张昆华（彝族））作者简介张昆华，彝族，1936年生，云南昆明人。曾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省第七、八届政协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云南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名誉委员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不愿纹面的女人》、《西双版纳恋曲》，散文集《洱海花》、《多情的远山》、《鸟和云彩相爱》、《漂泊的家园》，诗集《乡情集》、《在祖国边疆》，中短篇小说集《天鹅》、《爱情不是狩猎》等30部。曾获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个奖项。人的道路，无论是短暂或漫长、曲折或顺畅，都不过是从生到死、从始至终,如此而已。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律，对伟人或凡人都一样。因此人们对故人的纪念或缅怀，大都沿袭着一条道路或一种方式，不是到他出生的地方，便是到他安息的地方；不是在他的故居献上一朵红玫瑰，便是在他的墓地献上一炷紫檀香……但是对于聂耳，人们除了为他敬献上红玫瑰或紫檀香，还想唱一唱他的歌，让他知道我们活在他的歌声中，他也活在我们的歌声里：因为他是为《国歌》作曲的音乐家。我常常会在冬末春初、乍暖还寒、梧桐树叶飘完落尽的日子里，去拜访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3-74号那栋普通的楼房，把一支红玫瑰插在门窗上，面对着“聂耳故居”的文物保护碑久久地默然而立，在心里轻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之时，我仿佛听到日的黎明，聂耳在这栋小楼上诞生时如歌的啼哭。我也常常会在云浓风重、骤雨间晴，老松树绿了松针、挂上松球的日子里，去拜谒昆明西山聂耳墓地，一步步跨上那象征着聂耳生命年华的24级石阶，在聂耳墓碑前敬上一炷紫檀香，在心里轻声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之时，我似乎听到日下午日本鸹沼大海吞没聂耳生命时虎啸般的涛声……无论是面对聂耳故居或面对聂耳之墓，无论是听到他出生的哭声或是听到他“最后的吼声”，我们都会让《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的一个个音符去叩问聂耳出生之地和安息之地的始终往事，探寻岁月流逝时聂耳故居和聂耳墓地所蕴含着的那些真实的历史。聂耳故居坐落在昆明繁华的花鸟市场中间。那红玫瑰的清香和笼子里的鸟鸣，那老板的叫卖声和游客的讨价声，都不会淹没这栋楼房温文尔雅、简朴高贵的身影。住在这里的主人都能凭着祖辈的记忆，为你讲述聂耳的种种故事。这里为什么叫甬道街呢？那是因为清朝的云贵总督府就在街北的今日的胜利堂的位置上。当年的达官贵人们每日上班下驾，都要从这狭小甬道经过。有的官员为便于公务，便在这里购置土地建造了西边两层楼房、东边照壁、南北各一厢房含小院“三坊一照壁”住宅。随着清末王朝的夕阳西下，官员们大多离去迁居，这里便租给手艺人，成为昆明有名的羊皮、金箔作坊或店铺。1902年残叶遍地的秋天，聂耳父亲聂鸿仪和他的傣族母亲彭寂宽从祖籍玉溪来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栋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与现在的住民杨家共用后院成为邻居。聂鸿仪、彭寂宽夫妇在这里居住10年后，日即阴历大年除夕前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聂耳在这栋楼房里诞生。别具意味的是：彭寂宽在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三年也就是宣统的最后一年孕育了聂耳，母腹中的聂耳却跨越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光，在清王朝刚刚崩溃,民国建立的一个半月后的那一天，降临到这个硝烟弥漫、多灾多难的世界上。是聂耳有意选择这一天出世，还是时代让聂耳必须在这一天出生的呢？我们无法解答。但我们可以想想，在聂耳出生前的百多天日子里，正是中国人民为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而进行最后斗争的电闪雷鸣的时侯。聂耳在母亲不平静的胎胞里躁动着，也一定被辛亥革命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昆明10月30日即阴历九月九日的“重九起义”的枪声和呐喊声震撼了。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种震憾，是因为蔡锷、唐继尧等将军的新军所攻打的清王朝在云南的最后堡垒――总督署衙门，就近在聂耳出生的楼房北面只有数百米的地方。这难道不会使我们想到护国起义的军号声，不仅是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梦想的埋葬，而且也是对后来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的催生么？由于聂耳在学校期间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文艺演出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聂耳被迫于日乘法式小火车离开昆明。谁也不曾想到，聂耳的此次离别昆明，竟然成了他与故乡和亲人的永诀。聂耳从滇南河口出境，取道越南再经香港前往上海。聂耳顶替他三哥聂伦在上海云丰申庄当了会计。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聂耳成天与算盘、账簿和拉货板车打交道，与爱打麻将的店友相处，心里感到无聊和厌烦。随着云丰申庄因亏本倒闭。聂耳失业落泊。聂耳根据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去报考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被顺利录取，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1932年4月聂耳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由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年代，爱国激情使聂耳热血沸腾。由于与黎锦晖在音乐的时代性与艺术使命观点上存在分歧，聂耳离开了明月歌剧社。1932年8月，聂耳来到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但因北平难以求职，生活无着落，同年11月返沪。鉴于聂耳的思想觉悟与音乐上的突出表现，他随即被党组织安排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秘密地举行了入党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迈上了如聂耳自己所说所向往的“代替大众在呐喊”又“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新兴的革命音乐家的道路。1933年夏天，聂耳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故事片《母性之光》的插曲。接着聂耳又为独幕话剧《饥饿线》创作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又为街头的小报童创作了《卖报歌》。聂耳不仅担任联华影业公司音乐股主任,为影片作曲、配音，辅导演员唱歌，还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负责人等职务。聂耳终因劳累过度，一次在影片外景拍摄中突然发作脑溢血而昏倒在地。可是住院7天后他又出院投入紧张的影业音乐工作。由于聂耳积极参加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产生巨大影响，联华影业公司老板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以聂耳“有病需要休养”，而于1934年1月解雇了他。党组织随即又安排聂耳进入英资企业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录音、作曲等工作。这期间聂耳先后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风暴》创作了《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等中国最早的劳工歌曲，还谱写《毕业歌》、《牧羊女》等歌曲。同时聂耳还组建了百代国乐队，亲任队长兼指挥，经常演奏他整理改编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具有昆明风味的民族器乐曲。11月底聂耳离开百代公司又回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聂耳在为该厂拍摄电影片《新女性》配音和创作了主题歌《新女性》组歌之后，1935年初为田汉新写的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4首插曲：《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接着又为电影《逃亡》谱写了《逃亡曲》、《塞外村女》两首歌曲。就在聂耳创作热情高涨、音乐艺术更加成熟，不断写出一首又一首优秀歌曲的时侯，他得知田汉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之前写出了抗日救亡的电影故事，接着又因夏衍完成的文学剧本《风云儿女》正需要写一首主题歌和一首插曲，聂耳找到夏衍要求完成这一重要的作曲任务。夏衍很了解聂耳的思想感情与音乐才华，当即同意了聂耳的要求。聂耳捧着田汉在南京狱中写于香烟衬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激情燃烧，胸怀潮涌，边弹钢琴边唱乐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谱起曲来，很快便完成了初稿。接着又谱写了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但这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耳与田汉的组织关系又是公开的秘密，聂耳随时有可能遭到逮捕。根据党组织的紧急安排，聂耳于日从上海汇山码头搭乘日轮“长崎丸”前往日本，19日到达东京。由于得到旅日昆明作家张天虚和几位左翼文人的帮助，聂耳住下后，第二天就开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聂耳三天三夜的大海航行，思考着祖国的灾难、人民的抗争，看那滔天的海浪犹如悲壮的音符在胸中跳荡，增强了改好《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力量与艺术力量。聂耳在田汉原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连续加了三句“起来！起来！起来！”，又把田汉原词“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加写了叠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接着又在叠句之后加写了“前进！前进！前进――进！”经过几天的歌词修改和完善乐曲，聂耳反复唱给朋友们听，直到自己和朋友们都感到十分满意了，这才于5月16日定稿，随即把《义勇军进行曲》从日本寄回上海……（原作者：张昆华（彝族））聂耳在东京开始他制定的“三月计划”：学习日语和考察日本的音乐、歌舞、戏剧、电影。在参加日本组成的歌舞团进行巡回演出前的一段时间，聂耳应友人的邀约前往离东京西南50多公里的藤泽市鹄沼海滨休息避暑，游玩了8天，7月16日聂耳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日记，次日，即日下午，海风如狼啸，波涛似虎口，聂耳在大海游泳时不幸溺水而逝……第二天，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的指派，张天虚从千叶县房州赶到鹄沼，察看并处理聂耳后事，三天后张天虚捧着聂耳的骨灰返回房州。接着，左联东京分盟举行了聂耳追悼会，林林、东平、蒲风、杜宣、林为梁、黄新波等三百多位作家、画家、文艺家出席，张天虚泪流满面，以悲痛哀切的声音在追悼会上报告了聂耳溺水身亡的经过和聂耳短暂一生的经历及其革命音乐创作的卓越成就……直到次年即1936年7月，张天虚几经辗转，才将聂耳骨灰及遗物送回上海。其中有一把聂耳生前最心爱的小提琴，琴盒里有几朵干枯却依然散发着芳香的昆明缅桂花，那是聂耳母亲夹在信中寄到东京的故乡的花……经过筹备，一个月后的8月16日，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聂耳生前的友人，还有聂耳为之写歌曲的码头工人、筑路工人、卖报儿童、普通市民等上千人挤在金城大戏院的场外举行了聂耳追悼会；歌声哭声响彻会场内外。更为难得的是，一年前在南京狱中送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田汉，闻聂耳在日本溺毙噩耗后，又在被软禁的南京写了悼诗以表哀思：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弟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追悼会上田汉送的花圈就写着这首“泪随笔下”的挽诗。令人伤痛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田汉与聂耳的绝唱，聂耳再也不能为田汉作的词谱曲了。在聂耳24载年华中，真正从事音乐创作的岁月仅有两年多。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用这么短暂的时间，聂耳创作了36首歌曲、6首民族器乐曲和琴曲。多吗？不多。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却在不多的音乐作品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他创作的歌曲将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永远的传唱下去……1937年8月，在聂耳离家7年后，他的三哥聂伦从上海经香港、越南，逆行当年聂耳离家的路线，把聂耳的骨灰盒捧回到了故乡。10月1日，殓有聂耳骨灰的青花瓶掩埋在西山碧鸡关之下、高上的碧精舍上端的一块土地上。墓碑上刻着云南文化名人徐嘉瑞撰写的“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日，当年从日本护送聂耳骨灰回上海的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铁轮》的作者张天虚病故于滇池之滨呈贡县龙街家中。遵照张天虚生前愿望，家人将其安葬于聂耳墓地右侧。两位患难与共、生死之交的朋友在九泉之下相邻而居，英灵不再孤寂。1954年春，政府重修聂耳墓地，把墓碑换成郭沫若手书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上阴刻郭沫若写的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因聂耳墓地山势狭小陡峭，不便于开展大型纪念活动，1980年5月，昆明市人民政府把聂耳墓迁移至西山高处，在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选定背靠青山、面向滇池的一长片宽阔的坡地筑墓重新安葬了聂耳。1985年又将墓园另行设计，改造扩建，成为思想与艺术交融的聂耳永久的安息之地。据聂耳家人说，那里是聂耳学生时代最爱来郊游的地方，新建的聂耳墓园体现了人民音乐家的生命本质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节奏、气势。墓园主体造型既像云南民族乐器月琴，也像聂耳生前使用过、至今仍存留下来的那把小提琴；墓穴坐落在琴盘的发音孔上，仿佛聂耳仍在歌唱。“闻其歌者”，正如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所说，“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鹄的。聂耳乎，巍然其与同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墓碑依然沿用郭沫若1954年2月书写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9个大字。墓体用黑色大理石砌成，墓前置放汉白玉浮雕白色山茶花环，环中突起“1912――1935”聂耳生卒纪年。墓后正中和两侧为石刻屏风，上刻郭沫若手书的聂耳墓志铭和田汉当年写的那首悼聂耳和国歌曲谱以及歌中所唱的长城等。墓前立一座聂耳在沉思的塑像；像前布设7个花坛，象征着7个奇妙的音符；园中层层而上的24级石阶表示聂耳24年坚强的生命。墓园有西山的云和滇池的风来来往往，催鲜花四季常开，护松柏年年翠绿，陪伴着聂耳的灵魂。墓园右侧建有陈列聂耳遗物和生平照片的纪念馆，走进去就能与聂耳倾心交谈……责任编辑 杨玉梅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休闲阅读好评休闲阅读[转载]聂耳旧居探访记
在伦敦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勇夺一面面金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奥运赛场上一遍遍奏响，此时我们联想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今年是聂耳诞辰100周年，特向大家推荐上海《虹口报》上的有关内容如下：
&&&&&&&聂耳（1912年5月—1935年7月），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云南玉溪人。著名音乐家、作曲家。
　　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是因他的耳朵特别灵），就读小学时，就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5年，聂耳考取了昆明市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聂耳入云南第一联合师范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还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
　　聂耳于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这时期他还自修了和声学、作曲法等作曲理论。1933年开始为左翼电影、戏剧作曲。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产物。他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
　　1935年7月，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1959年，由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
公平路185弄——留下聂耳永远的琴声
——聂耳旧居探访记
今年是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聂耳诞辰100周年。位于虹口北外滩地区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石库门弄堂——同春里，自今年以来，却时常有访客前来瞻仰、参观，因为这里曾经是聂耳居住过的地方。
　　近日，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记者来到公平路185弄86号的同春里探访聂耳故居。这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记者扶着陈旧狭窄的木楼梯拾阶而上，转过一个弯，再上了几格楼梯，就踏进了八十多年前聂耳居住过的这间房屋。
　　十四多平米的房间，几易其主，在岁月的轻抚下，早已不见聂耳当年居住过的痕迹，倒是挂在墙上的几个石膏人像和三十年代月份牌画面的挂历，让人觉得颇有点艺术气息。对此，现任房主刘必芳女士自豪地说，这是爱好美术的女儿用来习画的。从小在聂耳故居中成长起来的女儿，非常崇拜聂耳，有一次在作文中写道“同学们唱起国歌时肯定会想起聂耳吧，我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的家就是伟大的音乐家聂耳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女儿的这篇文章为此还获得了一等奖。刘必芳是黑龙江军垦农场的返沪知青，成家后由于没有住房，由丈夫所在的单位提供房源，她所在的单位出资，分配给了她现在居住的公平路185弄86号二楼。自1993年初搬入此处居住后，接待来访者已成为经常性的事务。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和报纸杂志记者及一般市民，尤其是今年聂耳诞辰100周年，前来采访参观的人更是为她添了忙。热情爽朗的刘必芳没有丝毫怨言，她说，通过接待来访者，她更多地了解了聂耳，还结交了不少好朋友。
　　刘必芳说，其实这条弄堂里现在居住的人，几乎无人见过聂耳。早些年住中厢房的李家老伯还健在时曾听其说起见过聂耳，常见聂耳傍晚时到阳台上拉小提琴，有时听见从他屋里飘出的琴声，还看见他伏在桌子上写什么。那时的阳台是全部通畅的，并有着漂亮的铁栅栏。说话山东口音的李老伯年龄虽与聂耳相近，却与云南来的聂耳彼此说话听不懂，交谈起来很困难。五年前，李老伯去世了，晒台也早也被居住者封了做住房了，聂耳在此处留下的痕迹很难寻觅了。
　　刘必芳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搬到这里的第二年冬日的一天，著名作曲家孟波，来到同春里专访聂耳故居，身着皮夹克特有艺术家气质的孟波自然引起弄堂里居民的注视，好奇的孩子们围着这位爷爷问长问短的，在聂耳故居的阳台上，孟波指挥着孩子们唱起了国歌，并抱起刘必芳的女儿逗乐。几年前，孟波又来过一次，还回忆起，《聂耳》电影曾在此拍摄过聂耳创作的情景。并说聂耳是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告密而转至上海公平路的，时间大约是1930年7月，公平路185弄86号正是他到达上海后最早的居住地，一直居住到次年4月。
　　刘必芳还介绍，也有些日本友人来访问过。藤泽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副会长佐藤乐造十年前就来过。前不久，他又带领两位会员再次前来瞻仰聂耳故居。佐藤乐造说：每年7月17日藤泽市都会开展纪念聂耳活动，我们爱聂耳、怀念聂耳、宣传聂耳，并要用聂耳精神推动日中友好运动不断发展。
　　今年3月，北外滩89街坊地块被列入旧区改造范围，公平路185弄包括聂耳旧居亦在其中。聂耳旧居如何处置引起关注，不久区相关部门就明确聂耳旧居将以“原址保留”的方式予以保护，虹口区将会同市有关文物保护部门研究具体修缮保护方案。作为聂耳旧居的现居住者，刘必芳说：“听说此消息，她感到非常欣慰，她赞同保留聂耳旧居，要让聂耳的爱国注意精神在后人身上发扬广大，通过瞻仰旧居也是很好的教育形式。”&
（撰稿　张林风）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上海国歌纪念广场
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广场
公平路185弄86号2楼
聂耳于1930年7月至1931年4月在此居住。
拉小提琴的聂耳
聂耳相关作品链接
　　《卖报歌》：为可怜的卖报小女孩“小毛头”的所作。正是这首《卖报歌》一改小毛头往日生意的惨淡。后小毛头在聂耳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中担任卖报童角色，由此，《卖报歌》广为传扬。
　　《毕业歌》：电影《桃李劫》插曲，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表达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深得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开矿歌》：开始沉重，给人一种压抑感，随着旋律的不断激进，体现了开矿工人对生活的呐喊。这首歌内在的紧张感与紧迫性相统一，成功塑造了一个劳动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
　　《码头工人歌》：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歌曲，是中国音乐史对工人形象的一次塑造，表明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消极的被压迫者，而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先锋，是新社会的缔造者。
　　《铁蹄下的歌女》：电影《风云儿女》插曲，是上世纪30年代电影歌曲中的一首杰作，曲调是悲痛的、深情的，但又富于强烈的戏剧性。是我国上世纪30年代，一个受尽生活折磨的、善良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写照。
　　《开路先锋》：鼓舞人们昂扬的斗志，开篇“轰轰轰”的声音模拟筑路工程的爆炸声，加上“哈哈哈”的笑声，对生活现象带有戏剧生动的描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打桩歌》：根据歌剧《杨子江暴风雨》剧情创作。深刻反映工人阶级沉重艰辛劳动生活的情景，将故事性的情节融入到歌曲中，使听众仿佛看到一个打桩工人在艰难困苦劳作中发出抗争吼声的场景。
　　《翠湖春晓》：以创作此曲表达作者思念故乡的情愫。作者在上海受到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启发，创作《翠湖春晓》期待家乡春天的到来。曲调静谧而美好，从缓慢的旋律，让人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潺潺流水涌入心田。
　　《金蛇狂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宣扬“龙文化”、音乐文化和节庆文化的音乐载体。在整首乐曲的创作中，大气的音乐感贯通全曲，以明丽上扬的音调不断呈现欢乐、昂扬、奔放的情绪，让人耳目一新。
　　《梅娘曲》：创作背景是主人公高维汉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战，受伤后失忆，其未婚妻梅娘坚守在其身旁。作品用简朴的手法，渲染剧中人细腻、真挚的情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原载上海《虹口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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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云南玉溪人，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云南 。日生于昆明市甬道街73号，日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溺水而死。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 ，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现昆明第十中学），1925年考取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现昆明市第二中学）插班生立。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 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入云南第一联合师范学校（现昆明学院）学习。并开始学习小提琴。1931年入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3年开始为左翼电影、戏剧作曲。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聂耳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 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37首，大多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准确地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这些歌曲，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梅娘曲》等。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音乐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地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创作的榜样。
聂耳[中国音乐家] -
聂耳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
聂耳[中国音乐家] -
1912年&2月14日（农历辛亥年腊月廿七），聂耳出生于云南省市。他的父亲聂鸿仪（字翼廷）是当地的一位中医师，兼营一家小药铺，名叫“成春堂”。他的母亲彭寂宽（傣族），原主要从事家务，并协助其夫经营医务。聂耳乳名嘉祥，学名守信，字子义。他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在男孩中排行第四。1916年—1917年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无法按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1922年——1925年&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开始接触。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1925年—1927年&小学毕业，考入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在其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及鲜明的同情人民的观点。同时，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1927年夏&初中毕业。1927年秋—1928年冬&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参加学校里由中国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的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1928年11月——1929年5月&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1929年3月随军官赴，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聂耳故居1929年5月——1930年7月&回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到达上海。1930年7月——1931年3月&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日云丰申庄倒闭。失业，四处寻找职业。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聂耳于1934年底，聂耳搬至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楼居住，现聂耳旧居为民居。1935年初，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随后为躲避政府追捕，去日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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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在校期间参与了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也有说被鲨鱼吃掉的，也有说被日本机关暗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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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还有：1932年：《进行曲》（口琴曲），《圆舞曲》，《天伦之爱》（歌舞曲）。1933年：《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1934年：《走出摄影场》，《一个女明星》，《雪飞花》，《翠湖春晓》，《雪花飞》，《金蛇狂舞》，《昭君和番》，《卖报之声》，《小野猫》，《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1935年：《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逃亡曲》，《塞外村女》，《打长江》，《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小工人》，《伤兵歌》，《白雪歌》，《采茶歌》，《茶山情歌》。聂耳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的。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的最底层。他在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由于发现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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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的家庭聂耳四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当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的。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像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在家里他和两个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但它包含厂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聂耳老宅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夏，十九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去上海。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日语，练习小提琴。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练琴坚持在六个小时以上，专心致志，毫不旁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学习，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聂耳1932年11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都是在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扬子江的暴风雨》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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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聂耳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和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墓地聂耳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一致。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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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聂耳故居聂耳故居系聂耳的曾祖父聂连登于清未所建，传至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聂鸿仪去昆明行医，留给聂耳的大嫂王静珍居住。聂耳故居是一楼一底木结构，临街面楼下原为半截砖墙，外有护板，上部为活动木板窗，开为铺面。街面楼下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见的浮雕图案。聂耳1927年初中毕业后，曾随母亲彭寂宽回玉溪，于农历6月22日至7月10日在此复习。公园聂耳公园聂耳公园位于玉溪市南门街南端，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1985年6月兴建，1987年7月竣工，是以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为主，兼容文化、休息、娱乐的综合性公园。园内分为区、游乐区、文化活动区、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花卉生产观赏区和公园管理区。聂耳铜像是纪念区的主体，铜像坐南朝北，采用锡料铸成，高2.4米，重1.8吨，铜像基座建在高出周围约2.25米的平台上。聂耳铜像身体前倾，表情庄严，风衣飘舞，双臂高举，呈打拍姿势，站立在墨玉石的基座上，仿佛正在指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文化广场聂耳文化广场聂耳文化广场是玉溪生态建设的三个主体性工程之一。该总用地面积43.6公顷，包含9个项目：玉湖工程、玉湖湖岸配景工程、环湖游路及地形营造、音乐广场、喷灌系统、水景、照明、植物景观、迎宾桥。空间布局为“一湖、两线、一桥、四区”一湖两线&一桥四区一湖：即玉湖，湖体用地210.8亩，是聂耳广场生态及人文景观的主要，各个功能分区结合玉湖水体和周边地块进行布局。两线：即环绕玉湖公园建设的交通外环线及供市民休闲、散步的沿湖岸内环线游路。一桥：暂定名为迎宾桥，横跨玉湖之上，采用板拱方案单孔设计，净跨径24米，桥梁总长30米、宽9.9米。聂耳文化广场四区：即文化休闲区、商业及聂耳音乐区、运动功能区、生态休闲区。文化休闲区，将聂耳图书馆、聂耳纪念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与玉湖建设协调配套的一体化群布设其中。商业及聂耳音乐广场区，音乐广场区是整个聂耳文化广场的核心，可容纳2万多人，音乐舞台区可容纳1.2万人。运动功能区，由嬉水池、儿童游乐设施等部分构成，临湖岸区域配种水生花卉植物。生态休闲区，山顶景观主轴线上设置聂耳，作为聂耳文化广场的最高点，是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体现 聂耳文化广场建设首先体现的就是，突出水为“灵”、文化为“魂”的理念，通过建筑、雕塑、小品等充分展现聂耳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从而体现聂耳精神和特色鲜明的聂耳文化及商业文化，成为建设玉溪“三湖”生态城市群和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次是体现生态。从湖底防渗的处理开始，生态的始终贯穿在建设中，更多地强调自然协调。如植物景观设计，更多地采用玉溪的乡土树种，通过科学的，表现出富于季相、色彩变化的自然植物生态群落景观。第三是体现精品。聂耳文化广场强调“做精单体”，力求精益求精，把每一个项目都做成精品。比如通过音乐喷泉、乐器造型以及播放聂耳的音乐作品等方式，把与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相互融合、彼此交融。
聂耳[中国音乐家] -
母亲的歌&聂耳墓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在聂耳4岁时，父亲死了，药店由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不果，又被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那种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拼命三郎聂耳故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刊登在《》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还有两本。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聂耳“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社的小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后完成的。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藤泽市修建聂耳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加盟百代聂耳日，聂耳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大家的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
聂耳[中国音乐家] -
聂耳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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