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王开玺驳火烧圆明园三误论&还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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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
&&&&人民网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文松辉）关于圆明园被焚的原因，&我国史学界大致有“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军事行动说”三种不同的观点。史学家王开玺教授近日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指出，“上述三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王开玺教授认为，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最根本原因，是要对清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的精神打击，&并留下报复的痕迹，&使之对外国人更加驯服。&&&&王开玺指出，英法侵略者有关清政府在圆明园将英法战俘虐待致死的指责，亦难以完全成立。应该修正以往有关侵略者焚毁圆明园原因的种种错误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针对三种不正确的观点，王开玺教授还通过研究一一纠正。&&&&观点一，“掩盖罪证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后，&英军头子额尔金为了消灭劫掠的罪证，&因而下令放火焚毁圆明园。&&&&研究证明：“掩盖罪证说”，&虽意在揭露和谴责侵略者，&但实则既无理论力度，&又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因而不能击中侵略者的要害。&&&&英法联军大肆抢掠圆明园，&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因劫掠他人宝物产生羞耻感，&从而萌发掩饰其罪恶行径的念头，&而是无耻地把这一野蛮的劫掠行为狡辩为是将“圆明园珍贵之物，&既皆移去，&我兵之入园，&并非抢劫”，&“复至圆明园拿取物件，&众兵分用”，完全当成是一种“胜利者”的必然行为。&&&&观点二，“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英军头子额尔金等人是为了消赃灭迹，&同时为了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故而决定焚毁圆明园的。&&&&研究证明：“惩罚清帝”，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18&人虐待致死为口实，&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这其实是焚毁圆明园的一个借口，&并非其真意所在。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也称:&彻底平毁圆明园，&不但“可以留一不易泯灭，&永久保存在人们脑海的痕迹”，&以示对清帝的“责罚”，&而且可以证明“联军已经旗开得胜，&耀武扬威的占据了北京??否则清室政府很容易否认这件事实”。&&&&观点三，“军事行动”说。这一说法虽未明确见诸我国的史学著述中，&但在某些文艺作品，&甚至史料中，&却可见某些蛛丝马迹。&&&&研究证明：1860&年10&月10&日，&恭亲王奕　等人所上奏折称:&“该夷(英法联军)&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占据园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它将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的野蛮罪行，&于不经意间淡化为一种尾追抵抗者的自然军事行为(尽管是侵略的军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开脱了侵略者毁灭人类文明的罪责。&&&&大量的史料均无可辩驳地证明，英军焚毁圆明园最终、最根本的原因，&即是要对清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最直接、最深刻的精神打击与惩罚，&以“表明吾人(英人)&之愤怒”。其最根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这一打击行动，&迫使清廷从此彻底对外屈服，&使中国彻底变成其殖民地。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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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在农奴解放后不久所说的：“人民挺起腰杆来了，样子变了；面貌表情，步履姿势，言论谈吐，一切都变了。”绅士们失掉了他们在村子里的准庄园司法权，他们再不能强制施行无偿的强迫劳动，或是获得由奴役产生的收益了。──［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材料二 1978年，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农民改革保护了封建主义的许多方面。毫无疑义，改革是对农民的诈骗。许多农民的土地都减少了……所有条件中最沉重的莫过于赎取土地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农民失去了最大部分土地……私有农民通过改革所获得的份地大部分全然不足以糊口。”材料三 1860年代，……改革使斗争空前激烈，俄罗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把西方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普世道路”而遵循前进，还是找一条“俄罗斯特殊性”之路?这就是此后半个世纪展现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基本事态，它涉及思想与文化斗争、政治与经济斗争。——钱乘旦为《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所作序言请回答：（1）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归纳“伟大的法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4分)（2）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指出俄国1861年改革是如何体现“俄罗斯特殊性”的? (4分)（3）俄罗斯改革的特殊性对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2分)-乐乐题库
&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知识点 & “(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习题详情
159位同学学习过此题，做题成功率64.7%
(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在农奴解放后不久所说的：“人民挺起腰杆来了，样子变了；面貌表情，步履姿势，言论谈吐，一切都变了。”绅士们失掉了他们在村子里的准庄园司法权，他们再不能强制施行无偿的强迫劳动，或是获得由奴役产生的收益了。──［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材料二& 1978年，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农民改革保护了封建主义的许多方面。毫无疑义，改革是对农民的诈骗。许多农民的土地都减少了……所有条件中最沉重的莫过于赎取土地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农民失去了最大部分土地……私有农民通过改革所获得的份地大部分全然不足以糊口。”材料三& 1860年代，……改革使斗争空前激烈，俄罗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把西方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普世道路”而遵循前进，还是找一条“俄罗斯特殊性”之路?这就是此后半个世纪展现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基本事态，它涉及思想与文化斗争、政治与经济斗争。——钱乘旦为《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所作序言请回答：（1）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归纳“伟大的法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4分)（2）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指出俄国1861年改革是如何体现“俄罗斯特殊性”的? (4分)（3）俄罗斯改革的特殊性对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2分)影响：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人身自由，摆脱了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2分）农奴解放时遭到沉重的掠夺，解放后的农民未能摆脱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关系。（2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1-江苏省如皋市五校高二下学期期中调研考试历史题
分析与解答
习题“(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在农奴解放...”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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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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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析，习题“(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在农奴解放...”主要考察你对“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
等考点的理解。
因为篇幅有限，只列出部分考点，详细请访问。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
与“(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在农奴解放...”相似的题目：
19世纪俄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说，借着改良道路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似乎就可以在500年内使俄国“一帆风顺地繁荣下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对沙皇诏书表示热烈欢迎，称赞它“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是贵族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产物”。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完整全面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俄国农奴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农奴制改革是由俄国资产阶级领导并实施的俄国农奴制改革从根本上牺牲了农奴主的切身利益
材料一：与其等农民自下而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材料二：农民这样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为私产后，因为赎买了土地，他们就摆脱了对地主的义务，成为拥有私产的完全自由的农民……地主领地上现存的秩序应维持到应有的准备工作完成，新办法开始实行为止。&&&&&&&&&&&&&&&&&&&&&&&&&&——《解放农奴宣言》材料三农民抱怨…负担的义务过重，特别是在原来利用的附属地面积超过了现有份地的那些地方；他们不肯缴代役金；他们拒绝服役或希望保留原来三天劳役的办法—1863年沙皇政府报告（1） 结合材料一，分析亚历山大改革的目的是什么？（3分）（2） 据材料二，改革后俄国农民的地位有了怎样的变化？（4分）（3） 材料三说明了什么？（4分）（4） 据上述材材料分析这场改革的意义和实质。（4分）&&&&
亚历山大二世是典型的封建君主，但他的改革，史学界却认为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主要依据是&&&&&&&&&&&&&&&&&&&&&&&&&&&&&&&& &&&& 改革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改革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改革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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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
日 08:43:54
【字号 】【】【】【】
——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兰克虔诚地相信，如果他自己照管着事实，老天爷就会照管着历史的意义”，卡尔对兰克的这一番讥评，正是此种情形的传神写照。
建构论：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复活”历史
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常识上，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在重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史料而得出的结果，最终就会展现出真实历史的面貌，三个层面的历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和无法克服的隔阂。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否有所分离，而不像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无间呢？
历史学研究的是什么？大概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可是，照英国史学家埃尔顿的说法，“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我们的所说、所思、所为或所经受的任何东西没有留下痕迹的话，就等于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就像古诗中说的“事如春梦了无痕”那样。重构论认为历史学要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但大概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人们可以毫厘不爽、分毫不差地还原过去。只是，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定，凡是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过去的那些片段，总是会留下让我们的研究可以凭借的痕迹的。
可是，情形真是如此吗？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墓葬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而能够在墓葬中保留大量反映当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墓主，只是社会中处于优势的极少数人，就“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凭借，来推断相关的情况。例如数量多达八千麻袋的明清内阁档案，清末时已被醇亲王下令销毁，若非罗振玉、陈垣等人的努力，恐怕早已化为纸浆。这些档案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形成和流传保存，都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和偶然性。很多重要的东西留存下来，实在是非常侥幸的事情。同样可以推断的是，还有太多重要的东西没有留存下来，以至于我们连它们的重要性何在都无法追寻了。对于“重建过去本来面目”的说法，似乎需要加上更加严格的限制。
除了形成和留存的偶然性之外，史料是否像一块玻璃板，能够让我们清晰地透视过去呢？史料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特定的视角。卡尔就说过，我们对古希腊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那个时期希腊的叙述是由雅典的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斯巴达人、波斯人、雅典没有公民权的那些人对于希腊是怎么看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预先为我们选择好、决定好了的。”史料的偏向性和偏狭性，注定了它虽然未必不能让我们看到过去，却注定了我们透视史料而得到的图景，难免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的和模糊不清的。
重构论认为，事实就摆在那儿，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卡尔的说法却是，事实本身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有着他的关切，有着他自身的问题意识，他的这些主观因素投射到过去的某些侧面，才让在幽暗深处的某些事实凸显出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命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个内涵就是，历史学家总是从当前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关切出发，将眼光投向过去的。卡尔在他的名作《历史是什么？》中，得出的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史家与史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前者消极地反映和呈现后者，而是双方的交互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都强调，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新复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能真切地把握过去。
二次大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发展至今未衰，只是远不像它风头最劲的时候那样具有排他性了。在不少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家看来，没有社会理论的观照和概念化工具的介入，人们就无从真正了解过去。可以说，这种思路也着眼于强调，特定视角的介入，是人们把握过往历史的不二法门。
建构论的历史观的要点在于，历史学家必须从特定的视角，以自己的精神体验、理论观照、概念工具来介入历史研究，建构自身的历史图景。与重构论对主观性戒备森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解构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
解构论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历史和历史学“解构”成了纯粹的文本。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登·怀特可说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中的领军人物。我们先来看看怀特的这种说法：历史学乃是一种“言辞的结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这话的前半截，说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所产生的成品，也即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等等，是历史文本，是一种语言制品。后半截中，说这种语言制品的内容中有被发现的成分，也有被发明的成分。“发现的成分”很好理解，历史学讲求的是无徵不信，无一字一句无来历，历史文本中这样的成分是被发现的，从史料、档案中发现出来。“发明的成分”指的是什么？难道是说历史文本中也有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成分吗？当然不是。一份历史文本，纵然其中字字句句都有史料的依据，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出现，但正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他总是在自己所可能使用的相关于这一主题的史料中，选取其中一部分，并舍弃另外的（往往是更多的）部分，来构成自己的历史图景；他总是要给其中所蕴含的某些事实赋予更重要的地位，而将另一些置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他总是会给自己所建立的历史图景选定一个起点，确定一个终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选择、编排、加工、定型的成分，正是“发明”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看到，怀特对历史学的关注，集中在了历史文本的特性之上。在我看来，解构论的历史观，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所谓的文本化，至少有着以下两点蕴含：
第一，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各种文献，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这并不意味着，解构论者就必定会否认曾经有过真实不妄的过去，但他们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历史学家无从直接接触到过去，也无法以一个真实的过去来与各种历史图景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后者的真伪优劣。
第二，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用怀特的说法，可以说，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之下，蕴涵了选择、想象、创造的因素。这一点，正是怀特奠定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基础的《元史学》一书所要论证的论点。
历史学的文本化走到极端，就不难得出怀特的弟子、史学理论家汉斯·凯尔纳如下的结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历史学的真谛究竟何在
历史学在其长时期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各种帮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能、历史学家建立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这一切乃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
在澄清了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的基本思路之后，我们看看当代几位著名史学家的几段话，并略作分析。
先来看看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的说法：“当然，历史的书写是一种‘建构’。我们将那些经过长时间代代相传留下的碎片过往兜拢在一起，就是为了建立一幅过去可信的图像，但这幅图像却同样是‘重构’。就是这种内在张力——这两种原则之间难以驾驭、且通常难以预测的互动——赋予历史研究独特的性质。”金兹堡又说，文学形式是将历史学家工作与史料之间隔离开来的一种过滤机制。前一番话中，金兹堡的意思是，建构和重构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既有张力又有互动；后一番话，则与海登·怀特的思路颇为相通。这个例证表明，一方面，重构、建构、解构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上三种历史观，虽然大致说来，其出现和发展有着前后相继的历史脉络，却也可以作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来看。某一个具体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的立场，未必就严格地符合于其中的某一类，但这些范畴，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把握各种考虑“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思路。
再就是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例子。关于事实，达恩顿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话。他说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学习为报纸报道抢劫、凶杀、强奸等事件，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事实搞对。言下之意，是提醒历史学家们注意，自己的研究要受到历史实在的制约。但在别的场合，他又说，所谓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是“呈现”，“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对于发生的事情的报道。”达恩顿所表达的意思，一方面，是文本并非对于事实的直接而透明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事实对于文本的制约和束缚不容忽视。
最后，是美国史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的一段隽语。他说，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科学，有时候是一种艺术，始终是一门技艺”。历史学在其长时期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各种帮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能、历史学家建立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这一切乃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贝林所强调的，正是历史学作为“技艺”的特性所在。
从前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可以得出几条简单的认识：
首先，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如同任何别的学科一样，它需要对自身的前提预设不断进行自觉的理论反省。其次，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第三，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在出现无可辩驳的史料对于自身历史构图造成质疑或颠覆的情况时，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放弃自己的预设，这是史学研究实践中最常见不过的情形。这就表明，无论如何，过去实在并未因为历史学的文本性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最后，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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