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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状元郎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国难见臣忠
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除四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卅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雩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10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淮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猛进，发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迫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悲痛欲绝。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此恨凭谁雪
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又唤起了逃跑的希望，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10月初，辗转万里，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9岁的赵隰又来了，文天祥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
再往后，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下，始终没有屈服，通事（翻译）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快快处置罢！”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隰）。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统治者又将他投入恶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使他读到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使他已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凛然作《正气歌》，颂历史人物不朽业绩，抒“是气所磅腐，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之志向。
一日，忽必烈亲自劝降，说：“现在你如能用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文天祥便被杀害，时年47岁
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陈太子舍人（舍人是官名）徐德言娶了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为妻。 婚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因为乐昌公主长得特别美，陈太子舍人心里既高兴又忧虑。古来红颜多薄命。陈太子舍人怕有朝一日夫妻被活活拆散，那痛苦之状就不堪设想。乐昌公主安慰他说：“别胡思乱想了，我们好端端地在一起，怎么会被拆散呢？” 陈太子舍人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说：“但愿我们白头偕老，永不分离。”说完苦笑了一下，回头把镜奁打开，帮助乐昌公主梳妆插花。 陈太子舍人从镜里看到妻子如花的面容，不由得又愁容满面。他仿佛预感到夫妻将要分离似的，悲切地说：“万一我们夫妻分离了怎么办？” 乐昌公主随口说：“万一分离，那我们把这面镜子各取一半，正月十五元宵节卖镜相约，以镜为凭，夫妻可以重会。” 陈太子舍人点点头，表示也只有这样了。 不久，果然发生了战事。夫妻俩把镜子砸成两半，含泪各自臧在怀里，互相嘱咐，一旦分离，不可失约。隋文帝灭陈后主，乐昌公主被掳入大臣杨素家。杨素跟从隋文帝平定天下，以功加上柱国，封为越国公，其权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可一世。他得到乐昌公主后，十分宠爱。但乐昌公主始终闷闷不乐。后来徐德言流落到京都，适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拿出那珍藏的半面破镜在市街上高价出售。半面破镜，要卖极高的价钱，京城里一时传为笑谈。这新闻很快传进越国公的府里去了。乐昌公主得知后，立即派心腹家人带着那半面镜子去验对。 街上卖镜的果然是乐昌公主的丈夫徐德言。德言见破镜已圆人未见，就写诗一首：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
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乐昌公主见到丈夫的诗，哭得象泪人似的。这件事被杨素知道了，他想自己已经老了，何必让人家少年夫妻分离呢？因此，问清情由，就召见了徐德言，并设酒宴款待他。席间，杨素命乐昌公主作诗。公主悲喜交集，即席作五绝一首： 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
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 酒席完毕，夫妻俩欢天喜地拜别了杨素，即启程回江南去了。 七绝《泷中》之一亦是佳作：
舟随瀑水天边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时亦却立，白鹭欲下复惊飞。
"泷在乐昌县(今属广东)北，凡有六"(小序)，泷即湍急的河流。此时诗人已不是站在岸上旁观，而是身处急流之中，写来更加真切。泷中水乃诸峰瀑布汇成，所以有从天落下之感，亦自然蓄积着巨大的力量，其如山白浪足以摧倒青翠的山崖，可谓夸而不诬；而河岸巨石会倒退，令白鹭落而复飞，又极写水流奔腾之速，舟行如飞，非身历其境者不能道出。全诗既有全景，亦有局部细节，从不同角度写出泷水之险、力、速，表现出大自然的雄奇壮美。 《乐昌水涨》写广东乐昌涨水之景："春水三泷发，惊流两壁飞。蹴天过叠峰，洒雪乱晴晖。"境界并不闲淡，而是动荡不宁，现实社会政治亦正与此相仿，故日"几时捐世事，来此坐渔矶"，表露了对归隐的渴望。
下面这些诗所描绘的正是明朝以前的乐昌。当时这里被称为南莽之地（也叫南夷），就是一个没有被文化教化的地方。的确，这里山高皇帝远，几近原始生态区，瘴疫横行，谁见谁怕的地方，这些名人来到此地，大多数都是受了委屈和被流放的官员，因此，在他们的诗词中隐约地流露出无奈的感情。
汉 马援 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 嗟哉！武溪何毒淫！ 题临泷寺
韩愈 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 朝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武溪
宋 李渤 翩翩初泛入泷船，隐约乘槎上汉年。岸狭束成三级浪，山高分得一毫天。 扫开盘石非无酒，流出桃花恐有仙。青史若能留姓字，直须来此钓溪烟。
大自然的造化使乐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旅游、度假的胜地,有著名的“大瑶山隧道”；神奇的“地下宫殿”――古佛岩；疗养胜地 ――龙山温泉；佛家七十二福地之一――西石岩寺。乐昌河溪纵横,大小河流有80多条,奔流不息的河水孕育出许多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奇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各地旅游者和奇石收藏者的亲睐。从古到今，无数的诗人赞美她，歌颂她。下面这些既是赞美乐昌。
重上金鸡岭 杖履艰迟感故吾，十年来照旧梅图。 宣娇麾下重怀古，一字峰高望眼舒。 金鸡岭 金鸡报晓东方早，武水潇湘激浪高。 昔日丹崖闻鼓角，千秋巾帼颂宣娇。 九泷十八滩 襄昔昌黎远镝官，危崖断岸绰声寒。 韩泷今日冲浪阔，鱼跃？飞壮古滩。 春日山村漫兴
何物清人思，西山对古原。渔樵春草露，鸡犬夕阳村。
水动烟霞色，沙留杖履痕。何来无限意，一醉任乾坤。 李鼎：字福明，原籍湖南，先世刺史潮州后，于乐昌落籍。元至元年间为民剿乱有功，被荐于朝庭，先后授乳源县主薄、县令。 龙山月色
峥嵘盘踞似龙播，峭壁层崖接广寒。
西坠独怜深夜静，南飞应党碧波宽。
芳晖凝露含疏薄，素彩凌霜袭翠峦。
人去草堂空皓色，”几回掷踢卷帘看。
邓项：又名邓容，乐昌县人，永乐壬戍进士，赠光禄少卿
谒张文献公词
丞相词堂何处寻，龟峰石畔草如茵。松阴故址风霜古，苔锁残碑岁月深。
万古铁胎遗素像，千秋金描写丹心。登临眺望追怀处，风度依然照古今。
磷峋笔架插天齐，眺望回看列蚰低。一带晚烟凝翡翠，半空瞑色映玻璃。
云开峭壁寒偏急，雨雾造空望欲迷。郁结钟灵腾瑞气，余光夜夜灿文奎。
邓暖．乐昌县人，邓容之子，景泰丙子举人。
南岭潇湘武水连，上田荟萃咏诗篇。
山危路险无须慎，越过高峰景万千。
己已重阳登金鸡岭 娇垒传来鸡晓鸥，登峰极目望千屏； 洪关曾是英雄寨，一换新天万代承。 题金鸡岭 陈能兴 金鸡岭南一字峰，万级石阶绕云中。 好景常在人亦在，今日相逢盼重逢。 陈能兴：曾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 金鸡岭 胜清亭上说宣娘，一字峰前战虎狼。决策有方寒敌胆，运筹无误足兵粮。 太平往事堪回忆，天国雄风未肯忘。世代金鸡赞不绝，今天又喜写新章。 赵荣：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古佛岩留题 陈哲 曲径通幽处，洞涵古佛前。百花开绝壁，一枚力擎天。 浑炖时方午，光辉月半圆。神工惊造化，怪石可生钱。 咏赠中学九峰 树人树木两相宜，桃李春风烂漫姿。 旷代奇才曾此出，千秋咸颂伯陵师。 注：薛岳，字伯陵～周千秋：美籍华人，世界著名书画家 咏乐昌 乐昌高拥岭之头，南望云天是广州。 数朵梅花一盏酒，明时端不负斯游。 张采庵：广州荔湾区政协委员。 过九峰 陶铸 三十年前此地过，山头独立恨难磨。南望羊城狐鼠笑，北投衡岳虎狼多。 挥戈永赖英明策，返日终奏胜利歌。重睹峰峦青翠甚，桃源从此绝秦苛
塘埔渡是揭阳榕江北河的一个古渡口，其址本来便在揭阳县境内，今天归属揭东县管辖。然而，长期以来，在海阳及澄海等地百姓心目中，只有过了塘埔渡，才真正进入揭阳的地界。因为塘埔渡属官渡，两岸都是官道。古代，潮州府与揭阳县的驿传文书，须经塘埔渡过河。塘埔渡以东驿铺，昔日部分属海阳县管辖;塘埔渡以西驿铺才全部属揭阳县所管。故而，许多人一直认为，只有过了塘埔渡，才入揭阳境。 潮汕人多地少，粮食一贯紧缺。有些地方，一年之中要吃半年番薯，独揭阳县是个例外。榕江平原是个大粮仓，出产的米粮供应揭阳县是绰绰有余的。故“米县”之称远近知名。当然，要“揭阳米”弥补潮汕各县粮食的缺曰是不可能的。揭阳的米价从来也比其他县份略低。常年以番薯汤果腹的穷苦百姓，都以能到揭阳饱餐一顿白米饭为幸事。“未过塘埔渡，先食揭阳米”这句俗语，在潮汕流传已久。也有说，“未到塘埔渡，先食炮台米”。因为培埔这边属渔湖，过了渡口，才是炮台。这则俗语，也可用来比喻寅吃卯粮、超前透支、入不敷出、日食艰难的困境。也与“先支后做，穷过屎粕”意思相同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潮州大道北片开发区对面，未到中天城前一个路口拐进直走就是。可直通古巷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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