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的写作方法和表达了诗人什么情感-55BBS 我爱购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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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的写作方法和表达了诗人什么情感
初一上册的第一篇是《龟虽寿》，作者曹操。选自《乐府诗集》《龟虽寿》是曹操的乐府诗集《步出夏门行》四章中的最后一章。千古传颂的诗句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第二篇《过故人庄》作者孟浩然唐代诗人。选自《孟襄阳集》全诗充满了回归自然的情趣。
第三篇《题破山寺后禅院》作者唐代诗人常建。
第四篇《闻王昌龄左迁龙标要有此寄》作者唐代诗人李白
第五篇《夜雨寄北》作者唐代诗人李商隐.羁旅他乡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以及期盼重逢的强烈愿望
第六篇《泊秦淮》作者唐代诗人杜牧。全诗以叙事带出议论，但议论并非指向歌女，而是指向不顾国家艰难，只顾自己享乐的上层人物。
第七篇《浣溪沙》作者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晏殊。
第八篇《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作者宋代诗人杨万里。主旨：在学习中克服了一个困难，又迎来了另一个困难，因此，不要被一时一事的成功所陶醉而沾沾自喜掉以轻心，应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阻碍。振做精神
第九篇《如梦令》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第十篇《观书有感》作者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
暗喻人要心灵澄明，非要认真读书不可。并要时时补充新知
恩。。。。。
下学期的第一篇《山中杂诗》作者南朝的吴均。写出了作者恬淡出世的安闲和情怀
第二篇《竹里馆》作者唐朝诗人王维 。此诗写诗人在竹林独自弹琴 ,长啸，与明月相伴的情景
第三篇《峨眉山月歌》作者唐代诗人李白
第四篇《春夜洛城闻笛》作者唐代诗人李白。最后两句；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意思是：此时此地听到这支曲子，谁能不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呢？
第五篇《逢入京使》作者唐代诗人岑参。全诗率兴而成，用语自然本色，韵味淳厚
第六篇《滁州西涧》作者唐代诗人韦应物。内容是;写春游滁州西涧所见到的情景
第七篇《江南逢李龟年》作者唐代诗人杜甫，后儿句写现在之衰，抒发无穷感慨。后儿句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全诗表达诗人感昔伤今，人生飘零的感慨
第八篇《送灵澈上人》作者唐代著名僧人刘长卿，全诗纯为写景，恍如图画，可谓诗中有画的佳作
第九篇《约客》作者南宋诗人赵师秀，表现作者寂寞心情，以及诗人向往诗意的心情
第十篇《论诗》作者赵翼清初著名史学家。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
好了。就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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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 赵翼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译文: 李白和杜甫的诗篇经成千上万的人传颂，现在读起来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我们的大好河山每代都有才华横溢的人出现，他们的诗篇文章以及人气都会流传数百年。 赏析一: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拟，此诗就体现了这一点。为了说明诗风代变的道理，诗人举出了诗歌史上的两位大家，唐代的李白与杜甫为例。以为即使是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诗作因流传千年，播于众口，已经不再给人以新鲜感了。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惟古人是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广为传诵的名句。 赏析二: 诗的前两句以李白、杜甫的诗为例来说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李白、杜甫的诗歌万古流传，无人能与之相比，然而，就是如此伟大的诗篇，至今也觉得不新鲜了。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国家代代都有有情的人出现，他们各自的影响也不过几百年而已。作者认为诗歌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上应求变创新，而不要刻意模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 作者介绍: 赵翼() 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 赵翼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 他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 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诗论》解诗，深刻透彻而又奔放洒脱，充满了圣知的光照，体现了形象与思辨的完美结合，前无古人，后继者亦难以望其项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说，《诗论》是真正的诗的哲学
艾青，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浙江省金华人。中国现代诗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诗选》。【艾青】（1910年～1996年）当代诗人。本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笔名莪伽、克阿、林壁等。浙江金华人。自幼由一位贫苦农妇养育到5岁。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畈田蒋村的一个封建家庭。 　　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 　　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 　　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在狱中写了不少诗，其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 　　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以后陆续出版诗集《北风》、《大堰河》（1939年）《火把》（1941年）《向太阳》（1947年）《黎明的通知》《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等，笔触雄浑，感情强烈，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解放后的诗集有《欢呼集》《春天》等。 　　1935年出狱，翌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挚感情，泥土气息浓郁，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青在汉口、重庆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任《文艺阵地》编委、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等职。 　　从1936年起，艾青出版诗集达20部以上，还著有论文集《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以及散文集和译诗集各1本。他的作品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 　　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他在遍地抗日烽火中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汲取了诗情，抗战期间成为他创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钻》等9部诗集。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奋发昂扬，到了延安以后，创作风格所起的明显变化。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负责行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青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著有诗集《宝石的红星》、《黑鳗》、《春天》、《海岬上》。 　　1948年以后发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二百余首诗作。出版了《艾青选集》等。另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等著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直到1976年重又执笔，出现了创作的另一个高潮。 　　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出访了欧、美和亚洲的不少国家。创作有诗集《彩色的诗》《域外集》，出版了《艾青叙事诗选》、《艾青抒情诗选》，以及多种版本的《艾青诗选》和《艾青全集》。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 　　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这是我国诗人得到的第一个国外文学艺术的最高级大奖。其诗作《我爱这土地》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北方》被选入苏教版必修三语文书。 另外，他的诗作《太阳的话》也被选入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上册语文教材。 　　其子为当代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日凌晨4时15分因病逝世，享年86岁。《我爱这土地》一诗写于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38年，当时日本侵略军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
译文 ：　　李白和杜甫的诗篇曾经被成千上万的人传颂， 　　现在读起来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我们的大好河山每代都有才华横溢的人出现， 　　他们的诗篇文章以及人气都会流传数百年。作者简介：赵翼（1727年～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性灵是什么意思？
性灵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
参考资料： 相关：性灵诗派
性灵诗派：以袁牧为代表的诗歌流派。 清代中叶，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唐派诗人提出“格调说”，强调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以厉鹗、翁方纲为代表的宗宋派诗人提出“肌理说”，主张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这两种诗派尽管论诗的角度和师承不同，但在强调“道统”对文学的驾驭和控制这一点上却几乎是一致的，真正与这两派相对，能够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与“道统”文学观相对的是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在文学上他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从强调个人性情出发，在文学史观上他则主张文学进化论，认为每个时代应当有自己的文学。 袁枚的文学主张是对晚明公安派思想的重振和延续，但在创作上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的近体诗成就较高，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他的诗构思新颖，笔调轻灵，婉转玲珑，变化多姿。 乾隆时期，诗歌主张和风格与袁枚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在诗歌方面主张诗人要“自树旗帜”，“直抒血性”，与袁枚相近。但他比袁枚更加注意关注现实，认为诗歌要“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写英杰之风猷”。因此他的诗中既有关心民生疾苦的热肠，也有抒发个人志向的情怀。 赵翼，字云崧，一字耘松，号瓯北，江苏武进人。他论诗强调发展、进化，主张诗应创新，反对摹拟古人，提出“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的诗题材与风格比较多样，并注意在诗中突出个性，抒发才情。 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世界丰富多彩，哲理诗自然也就多种多样，诸如自然、社会、人生、理想、爱情、艺术等方面，都有许多优秀的哲理诗，值得我们欣赏和研究。描写自然景物的哲理诗最多，也最为人们所熟悉。诸如王籍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刘禹锡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许浑的“夕云乍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王安石的“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描写社会政治的哲理诗，最能表现作者的思想观点，启迪深思。诸如左思的“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地位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咏史》）；白居易的“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放言》）；曹松的“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己亥岁》）等。描写人生理想的哲理诗，往往都是诗人的感情宣泄，真切自然，读了催人奋起。诸如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画菊》）；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已亥杂诗》）等。描写文艺创作的哲理诗，也同样是异彩纷呈，对人们的写作很有借鉴意义。诸如王安石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示子聿》）；郑板桥的“沉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题画竹》）；张问陶的“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绝句》）等。描写爱情的哲理诗，也不乏名篇，不过这类作品，大都是借助比喻或象征来表现感情的。诸如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等。其实，哲理诗之所以流传千古，久唱不衰，就在于后人在吟唱引用中赋予了更多更深的意蕴。下面仅举几例，谈谈与我们学习相关的诗句，以期共同受益。陶渊明有首《杂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时不我待，要惜时勤读。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后两句哲理明显：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还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要亲身实践。宋代哲学家朱熹，写有一首富有哲理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动。
秋浦在今安徽省贵池县西，在唐代时是著名的银和铜的产地之一，大约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左右，李白漫游来到此地，在秋浦逗留期间，李白以《秋浦歌》为名，写了一组诗，一共有十七首，全是五言诗。这里选了四首介绍给大家，其中第四首和第十五首是写的李白自己，而第十四首和第十六首写的是李白眼中的冶炼工人和农家田舍翁。
到秋浦时，李白已经离开长安已经快十年了，他是在天宝三载（公元744）离开的。从那以后，便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北上燕、赵，南下江、淮；其中不乏痛快欢畅的时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和中国诗坛上的另一位现实主义的巨匠杜甫两人携手同游梁、宋，把酒论诗，快意非常，真是尽一时之兴，成千古美谈。不过，他在秋浦时的心情并不太好，在他这组《秋浦歌》中多有反映。如在第六首写到，"愁作秋浦客，强看秋浦花"，连观赏秋色也要强打精神，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受相似，可见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在第七首又说自己"空吟白石烂，泪满黑貂裘"。从"白石烂"和"黑貂裘"这两个典故上，读者不难明白，在长安时失意于最高统治者其实一直是李白心中抹不去的隐痛。"白石烂"是宁戚在不得志时，抓住齐桓公出行的机会，牵牛叩角而歌时唱的歌词，"南山灿，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长夜漫漫何时旦！"从而引起了齐桓公的注意而最终得到了重用；"黑貂裘"则是说的战国时期最成功的策士苏秦在一开好游说秦惠王失败后，穷困潦倒的处境，"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战国策?苏秦始以连横说秦》）李白觉得自己的处境就好比那失意东归的苏秦，而再也不会像宁戚那样得到君王的赏识了。
盛年不再的李白，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来到秋浦的，虽然是刚过"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好像一下子白发就全白了。在第四首《秋浦歌》的开头，他说自己是"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听起来似乎觉得原来还李白一直是两鬓青丝，但到了秋浦之后，没有想到竟然会在一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两鬓已经白发苍苍了！"一朝"极言头发白得之快，简直出乎意料之年，言下之意，还真有点当年伍子胥过不去昭关，一夜之间，就把头发愁白了的味道，但是伍子胥是心急火燎，李白却并不着急赶到哪里去，而且，也不像伍子胥那样过不了昭关就有性命之忧，但是又为什么白了头发呢。李白在惊异之余，给自己找了一个看上去说得过去的原因，"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中国古代的文人一听到猿声，马上就会愁肠百结的，这其中的例外恐怕还只有李白一人，不过那也是他晚年在长流夜郎的途中，在三峡中得到大赦，乘舟东归的时候，曾经欢快地写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在眼下，他可没有这么好的心情，猿声一"催"，他满头的青丝，不管是长是短，统统白了，这个"催"字可谓是用得惊心动魄，本来头发就在一夜之间白了，那里还禁得住猿声的催促！这一首诗由于用了"一朝"和"催"这两个词来着重强调自己头发白得异乎寻常的快，不由得让人想到他在《将进酒》中的名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不过，说一头青丝是被猿声"催"成"白发"的，谁也知道这不过是夸张想像之词，其中总要有一个真正具体的原因的，从《秋浦歌》第十五首中人们不难读出浪漫的诗人为什么突然之间白了头。这首诗上来就给人一种带有明显诗仙色彩的浪漫与格调，"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要是别人说自己有一丈长的头发，估计不会有人相信，而李白偏说自己生了一头三千丈长的白发，却成了千古名句。那为什么一种在客观上不可能的现象，却能在主观上得到无数读者的认同和喜爱呢？究其原因，当然是在紧接而来的第二句。因为这一联诗的意义重点不是在表示长度的"白发三千丈"上，而是在说明原委的"缘愁似个长"上。原来，三千丈的白发在李白的笔下，只不过是一个参照系，我为什么生出这么长的白发？是因为我有"同样长的愁！"缘是因为的意思，个是如此的意思。这两句诗原来是一个倒装句，李白的愁当然不是像常人那样，愁他的衣食住行，他也不是愁自己没有官做，因为他放着在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不干，非要跑到这山野之间的秋浦来"唱什么白发歌"，他是愁的自己不能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他是愁的自己已经再也无法实现自己当年功成身退的宿愿，眼见得自己早已远离了国家的政治中心，而朝政却是一日不如一日，自己已经全然无能为力，于国家的命运，于个人的抱负，都已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矣，你说李白最想得开，因为高官可以不当，权贵可以蔑视；但是李白又最想不开，既然如此，你就干脆随心所欲地去"开心颜"，去快意人生不就行了，可是李白说归说，做归做，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放浪形骸，但却不能无止无休地忘乎所以，这种不为自己个人遭遇，而为理想，为天下，为苍生的担忧才是李白最终会"白发三千丈"的"个中原因"。在发出了这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浩叹之后，李白笔锋突转，自问而不自答地又提出了一个突兀的疑问，"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是在揽镜自照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自己已经满头"秋霜"了，可是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头青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变白的？这又一次说明，李白并没有像伍子胥那样遇到什么人生的重大变故，而在精神上突然遭受到刺激，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但是，浪漫的人并不一定就没有烦恼，因为浪漫的人往往有着比知足常乐的普通人更多的追求，更强烈的愿望，所以也就必然会有更大的失望。一次次对理想的追求的失败，使李白在精神上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而他那天生的傲骨又无时无刻不在摆脱压抑，追求自我。这种精神上的压抑与反压抑，当然会对人在心理乃至生理上产生无形的负面影响，其实，李白绝不仅仅是在感叹自己已经生了白发，已经老了，而是有着更加深层的悲哀，即一生追求，到头来一无所得，却只有"三千白发"，从今以往，年华老去，以往的豪情万丈，不复存在，这种处境那怕你再浪漫通达，也难免迟暮感伤呀。虽然李白内心是低沉无奈的，但是他表达这种无奈低沉心态的方式却仍然是洒脱张扬的，我的白发有三千丈长，胜过常人无数，我的头发白了，可我却浑然不觉，尽管在说愁，说悲，但是我们读着这声"白发三千丈"的感叹，我们听着这句"不知明镜里"的疑问，却仍然感觉出这是一颗不服输的心灵在向命运、向苍天做不屈的抗争，仍然会被作者那不肯向外界低头的顽强人格所征服，为他那最终的是悲剧式的人生经历所震憾。
《秋浦歌》的第十四首诗的题材非常特殊，写的是正在从事紧张劳动的冶炼工人，这类形象不但在李白的诗中是绝无仅有，而且就是在中国整个诗歌艺术宝库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它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诗歌的一开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第一句是全景，只见炉火熊熊燃烧，映红了整个天地，在夜幕中远远望去，景色非常壮观；第二句是中近景，可以看见从炉中喷出一股股紫色的浓烟，时而有腥红的火星从炉烟中欢快地跳出来，整个画面呈现出浓重的色调与强烈动感，给人以一种视觉上的冲击。透过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描写，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在亲临这种火热的劳动场面后，所引起的兴奋、欣喜而又夹杂着新奇、赞叹的多重感情体验。
接下来两句"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是作者对正在紧张劳作的冶炼工人的正面描写，赧的本意是因为羞愧而脸红，李白对其加以创造性的发挥，而生成了一个全新的诗歌词汇"赧郎"，用来表达他对眼前的辛勤工作的劳苦大众的由衷的钦佩之情，工人们的脸庞因为炉火的烘烤，因为劳动的紧张，在月色的笼罩下和炉火的辉映中，一个个显得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压垮他们，相反，他们在这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工作中，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豪迈与振奋，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边挥汗如雨地工作，一边情绪昂扬地放歌，那高亢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响彻夜空，编织成一曲粗犷的劳动创造一切的赞歌，甚至使得寒冷的河水都为之激情荡漾起来！工人们这种乐观向上，团结互助的精神面貌，给了本来就十分敏感的诗人以强烈的内心震撼，如果说诗歌的前三句是通过主要是通过画面来表达诗人内心所受到的视觉冲击的话，那么在诗歌的结尾，则是通过音响效果来重现诗人当时所感受的听觉震憾，连"寒川"都不能自已，那么就更不用说天生浪漫，感情丰富的李白了。他在这一瞬间，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满头的白发，而又一次感到生命的可贵，体验到劳动的崇高，于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消沉，他的灵感又一次焕然喷发，于是大笔一挥，创造出了一幅有声有色，无比壮观的秋夜冶炼全景效果图，言简意赅又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对创造性的劳动和质朴的劳动者的由衷的赞美和钦佩之情。千载之下，我们都似乎可以体会到李白在写作此诗时那种欲罢不能，不吐不快的创作欲望。
如果我们能够把视野再放宽一点，从李白在秋浦时的整个创作背景及当时的个人处境来观察思考，就会发现，尽管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李白觉得好像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而看不到出路与光明，以至于他也像一般的文人墨客一样，听不得秋日的猿鸣，但是当他一旦接触到火热的生活和激情的迸发，那怕是与他平常的生活全不相干的体力劳动，他也能够从中吸取生活的力量，感受人生的真谛，从而在心灵上获得洗礼，在灵魂上得到新生。于是，他可以迅速忘却自身的所遭受的不幸和挫折，昂起头来，热情地讴歌生命，赞美劳动，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对他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使他再次萌发创作的灵感。所以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走出来，重新发现生活所处处存在的真、善、美。比如，他很快就可以用一种极为欣赏的眼光，在诗中再现秋浦人家的生活情调了，"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妻子张白鹇，结D映深竹。"这是《秋浦歌》的第十六首，渔家在夜以继日地打鱼，而他的妻子也不肯闲着，在竹林深处，张网捕鸟，D是捕鸟兽的网。一家人都在为着生活而忙碌，但是心态却是非常平和的，这首被人赞为颇有王维《辋川诗》格调的诗作，显然是在一种轻松自在的心境下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接受新事物的健康心理，才使得李白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华彩辞章来的重要主观因素呀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辛弃疾词在宋代即已有多种版本，主要为4卷本和12卷本两种。4卷本名《稼轩词》，分为甲乙丙丁4集，宋刻本已不存，今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及《唐宋名贤百家词》本。12卷本名《稼轩长短句》，宋刻本已无传，今传本通行者有四印斋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今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点校本《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和陆游一样，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他还能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他说：“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他还能用战略家的眼光，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抗敌救国的三原则：“一日无欲速，二日宜审先后，三日能任败。”（《九议》） 辛弃疾虽没留下系统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从一些词句中也能看出他的一些文学倾向。他说：“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说明他不但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情作用，而且强调文学应反映重大的社会内容。又说：“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说明他提倡严肃的写作态度。又说：“有意雄华泰，无意巧玲珑。”（《临江仙》）说明他特别推崇豪放风格。他还对陶渊明在静穆恬淡之中带有一股兀傲不乎之气深表推崇。这种审美情趣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词风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然成书很早（约公元前330年），篇幅不长，且在流传中有所散佚，但“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来阐明美学概念、研究文艺理论的人”[1]，《诗学》的立论精辟，内容深刻，形成了西方现存最早的一部高质量的、较为完整的论诗和关于如何写诗及进行诗评的专著，至今对西方文学批评仍然有指导和借鉴意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迄今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诗学》开宗明义：“关于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它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2]因此，从开始亚里士多德都确立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与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探讨”这个词，可以看出“《诗学》的方法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3]所以，它给了我们更多的认识和阐释的空间。虽然因历史久远等原因，本书残缺不全，文字布局有些零乱，某些部分的衔接也显得比较突兀，但这种描述性方法形成的诗学理论是较为完整和系统的，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超越于那个时代的美学思想。在此，我们就对《诗学》中的理论体系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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