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海硝烟　
1989 年 5 月 25 日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　　　　　　　　　　　　　　　　一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我曾编过两种期刊和两种副刊：期刊是《学生生活》半月刊和《生活与实践丛刊》，副刊是《堡垒》和《集纳》。《学生生活》 半月刊的出版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主办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由《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人黄幼雄负责发行事务，我仅负责编辑工作。为这 个刊物写稿和作画的，有叶夫、吴景崧、陈琪等。因刊物再也找不到，很难 记叙当时的细节。《集纳》是《中美日报》的副刊。我接编后改为纯文艺性 质，主要写稿的有横恒（女）、钱今昔、过客（蒋星煜）、徐翊（徐开垒）、 钟子芒、马博良、谢紫灵、黄琦等。从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八日太 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孤岛”为止，前后仅编两个多月，时间十分短促。　　　　　　　　　　　　　　二 从一九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我编过《中美日报》的副刊《堡垒》，共一百四十七期。《中美日报》是国民党 CC 系的报纸，挂着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的招牌，社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东 侧的大楼里。我去《中美日报》，是由于复旦大学的推荐，因为我是复旦大 学新闻系的学生。复旦大学推荐的不仅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新闻系同学郑忠 辂（编国际新闻）和杨继民（编本市新闻）。《堡垒》是学艺性副刊，每周出版三期。和《堡垒》同时创刊的，是另一剧艺性副刊《艺林》，由鲁思同志主编。两个副刊交替出现。当时的“孤 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美日报》遭受敌伪特务的袭击，再三被迫 休刊。《文汇报》、《大美晚报》和《申报》也一再被炸，记者如张似旭、 邵虚白、程振章、李骏英等惨遭暗杀；而一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则甘心 为敌伪效劳。如周作人、张资平、穆时英、刘呐鸥等，包括我在中学念书时 的同班同学柳雨生，也都先后落水当了汉奸。敌伪报纸《中华日报》、《新 申报》、《总汇报》、《上海商报》、《时代晚报》、《民族日报》、《晶 报》、《肃清画报》等，期刊《新世纪》、《日本评论》、《大众言论》、《教育月刊》、《国风》半月刊等三十多种，相继出版，多如牛毛。一些留在“孤岛”的真正进步的文化人，有的闭门译写，有的休笔蛰居。只有地下 党领导的文艺和文教工作者，通过一些文艺社团和学术教育单位等外围组 织，坚持出版进步书刊，开展各种文艺性的革命斗争活动。在党领导下比较 活跃的话剧界，也都侧重于采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宣扬民族正气，鼓舞 抗日斗志。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堡垒》创刊了。它的特点，是以短兵 相接的姿态，毫不隐讳地与敌伪展开白刃战。那时我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从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来的严永洁同志常住我家，使我懂得一些抗日反汪的 革命道理。因此，我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能无视白色恐怖，做了一些作为 一个普通中国人该做的事。三　　在一四七期的《堡垒》副刊里，从内容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揭露敌伪的文化阴谋。这方面的文章，曾先后发表过陆维良的《从 日‘满’作家座谈会看出日本的文化阴谋》、耳耶的《给武者小路实笃的信》（指出武者小路实笃已经充当了日本军阀的扬声筒）、马青的《周作人新论》、 舀郁的《张资平也要混水里摸鱼》等。　　二是横扫一切毒化书报。曾经编组“文化毒素扫荡号”多期，给毒化书 报点名归类，唤起人们擦亮眼睛，坚决抵制。在《变色的文化市场》里，还 无情地揭露了东北、朝鲜、台湾、华北等地敌伪文化的各种丑态。　　三是批判漠视抗战的西崽倾向。如批判影片《玉蜻蜓》、《刁刘氏》等 内容黄色、麻痹青年抗敌意志。批判索非、黄嘉音等置身于抗战之外，只写 家庭琐事的出世文章。所谓“西崽”，正像昆如在《论“西崽相”》（副刊 第二十六期）里所说，是指那些“对抗战毫无感兴，漠不关心”，有时甚至 “放几支冷箭，回头又假装天下太平，说几句‘哈哈，今天天气??’”的 西崽式文人。　　四是发表带有时代气息的学术论著。如锡金的《论诗的分行》、朱维基 的《开展诗歌运动》、孔另境的《论方言剧与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 邹啸（赵景深）的《两年来的通俗文艺运动》、钱今昔的《孤岛文艺运动的 策略》、过客（蒋星煜）的《艺术略论》、束胥（锡金）的《诗歌奋起战斗》 等。五是介绍进步作家论著、推荐在“孤岛”出版或经销的进步文艺读物。前者如史叶的《热爱自由的普式庚》、钱今昔的《阿志巴绥夫论》、朱维基 的《波兰大诗人及自由的战士密基维支》。后者如《文艺新潮》、端木蕻良 的《新都花絮》、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曹靖华、尚佩秋 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死敌》等。　　　　　　　　　　　　　　四 编辑副刊《堡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四○年五月一日，在“五四”青年节的前夕，《堡垒》发表了一篇咒骂国民党三青团的文章，题目为《上海青年界抗议》，有几句话是这样说 的：　　　逢到纪念节日，还要长篇大论，满纸勖勉，那不仅是多事，抑且根本对于青年，没有表 示诚意，因而我们严重抗议。　　这些话确是说到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痛处，因此三青团恼羞成怒，决定用 暗杀的方式来谋害我。这种事被报社的总编辑詹文浒知道了。他通知我，要 我住在报社，不轻易外出。过了几天，詹把我接到他坐的小汽车里，说是为 了我的事，去看望一位负责人。汽车回环盘旋，终于驶到一座高楼大厦的门 口。走进大门，登上电梯，大约在十多层的楼梯口刹住了车。一位听差打扮 的壮汉早已等候在那里。就在他的引导下，按了电钮，我们走进了一间放着 许多古玩的小客厅。詹进入内室。不久，陪同一位头发花白、身穿绸袍马褂 的老汉，走出门来。詹陪着笑脸，介绍了我就是《堡垒》的编辑。老汉一面 就座，一面连连点头，好像事先早已知道了似的，连声说道：“好好好，我　　来打个招呼。没事，没事！”接着是他们寒暄了一番。整个会晤我没有说一 句话。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光景，退了出来。事后詹才告诉我，老汉的名字叫 蒋伯诚，是国民党留在“孤岛”上的总负责人。　　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咒骂了三青团，詹文浒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十分热 心地为我解除后顾之忧，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到今年春节，我和当时一起 在《中美日报》工作的同事胡道静（现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谈起时，经 他阐释，才恍然大悟。他说当时我们都年青，只知抗日，连《中美日报》是CC 系的报纸都不知道。日寇投降后，他进了《正言报》，才逐渐搞清《正言 报》是三青团的报纸，而《中美日报》是 CC 系的报纸。三青团和 CC 一贯对 立，狗咬狗。当时我正巧夹在两头恶狗之间，扮演了一只兔子的脚色，人还 活着，算是万幸。想起来真叫人毛骨悚然。　　过了半年，在一九四○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从报社 出来，走出长耕里，突然有两员彪形大汉，从我左右两侧靠拢。我机警地意 识到：可能是汪伪特务来绑架我。我加快步伐，走上公共汽车候车站的候车 台阶。一辆公共汽车刚巧停到我的脚边。车门开启后我并不上车，因为两个 特务已经站在我的两侧。马路对面的一辆小汽车，正在调头向我驶来。当公 共汽车的售票员动手拉门，快要关上门的一刹那，我急中生智，奋身一跃， 跳上汽车。只听得砰的一声，车门关闭，终于把这两条特务尾巴甩掉了。从 此我再也不出报社，长期和报社的排印工人住在一起。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中旬，由于《堡垒》编印了“诗座谈”专辑多次，发表了锡金、朱维基等的文章，受到报社内部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后来才 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共党嫌疑”），而终于从二月十六日起停止了我的编 务，由钱佛公接编。　　　　　　　　　　　　　　五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编副刊，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而已，有很多的具体实际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总编詹文浒用“乐之”、“乐斯”等笔名写下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文章，交副刊发表； 当他在下半夜检阅报纸“大样”，发现副刊里有露骨的进步文章时，擅自抽 调，补上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为了占领这一文化宣传阵地，我总是委曲求 全。到了停止我编务后，我就和钱今昔、郑忠辂等商议，自力更生，合资创 办了生活与实践出版社，出版学艺性的期刊《生活与实践丛刊》。　　记得当时我们曾开过几次会，商议了经济问题、稿源问题、印刷问题、 发行问题。用“丛刊”的形式分辑出版，有两种好处：一是可以逃避登记， 立刻出书；二是可以不定期出版，比较主动。在写作分工方面，也作出这样 的决定：钱今昔写哲学，郑忠辂写时事，我写文艺。　　当时，钱今昔是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下的“学生协会”西区交通站的“交 通”。党的有关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矛盾论》等，通过他分送给西区的学协小组。“学生协会”的工作对象是 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它是党的外围的秘密组织，负责人是暨南大学化学系 的学生王经纬（即陈伟达，现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学协分东西南北四个 区。西区学协负责人姓龚，人们都叫他“龚大哥”，《生活与实践丛刊》里 发表了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文章，都是由他提供的。　　《生活与实践丛刊》第一辑《论思想方向》，终于在党的支持下、在我 们积极筹备下创刊了。那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是《堡垒》易手以后不到 一个月。创刊号里有来自延安的文章：张庚的《蒲列哈诺夫论易卜生》，是 西区学协负责人龚大哥交来的。其他六篇文章是：白丁的《论思想方向》、 钱证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二三见解》、柳金的《青年的团结》、侯补道的《亚欧战局》、司徒宗的《教育·生活·实践》、范泉的《表现上海的文艺 题材》。白丁是我的化名，钱证是钱今昔，柳金是周楞伽，侯补道是郑忠辂， 司徒宗是孔令杰。　　由于这个刊物是我们自己创办的，再不会受到敌伪的干扰和压力。所以， 我们都能畅所欲言。在钱今昔的文章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向马恩列斯学习， 批判了“代顽固派说教”的叶青、张君劢之徒。　　《生活与实践丛刊》大约出版过四辑。第二辑是《自由及其它》，第三 辑是《窑洞大学教育》，第四辑的书名已经记不起来了。《窑洞大学教育》 是我根据学协提供的资料写的，歌颂了抗大，歌颂了革命圣地延安的教育事 业。　　　　　　　　　　　　　　六 回想到“孤岛”时期的文艺活动，总使我禁不住在眼前浮现起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想到那些不避环境的险恶、不受敌伪的诱骗、经受住艰难的物质生活的考验，赤胆忠贞，为抗日反汪而挥毫战斗的师友们。 他们是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形象，晶莹璀璨，光采照人，永远鲜明地活在我 的记忆里。从新四军来到上海的杨斌，比我大六岁，圆润的脸，中等身材，体格壮健，能说一口略带湖北方音的普通话。他特别喜欢我的孩子海平。每次来到 我家，总是买了苹果送给我的孩子，还把他高高举起，逗着他。我的孩子也 习惯地叫他“苹果先生”，和他十分亲昵。他知道我搞文艺工作，有好几次 和我谈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还提醒我，进出要小心。我没有约他写稿， 但是他那语重心长的话，却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一九四三年以后，他回解 放区，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从南京雨花台的烈士陈 列馆里，才又看到了他的遗像：“啊！苹果先生！”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仔细阅读烈士生平介绍，我才知道：一九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七月， 他是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一九四七年被叛徒出卖，在南京解放前 牺牲。那时他才三十八岁。“他教育了我，文艺和生活??”我浮想联翩， 泪水遮断了我的视线??　　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 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 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 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一部二十四史，卷帙浩繁，真不知从何看起。 但是吕先生却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有时，我到他家里取稿，是在吃饭的时 候，他却连吃饭的时间也不轻易放过，嘴在碗口进饭，眼在书上琢磨。有一 次吕先生轻轻告诉我：“居然有人想用名利来诱劝我落水??”他淡淡地苦 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然后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了他早已写好的稿子，递给 了我。他为了抗战胜利，不计酬劳，默默地奋笔疾书。他那旺盛的写作热情，　　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在写作，这是在战斗！ 在年轻的作者中，锡金、朱维基和芳信，是我常说的“三剑客”。芳信和我接触不多。锡金是江苏宜兴人，正直豪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善于辞 令，有时带有些孩子气。每次和他见面，看到他那豁达恬静而略带孩子气的 笑容，总使我感到亲切而又温暖。维基是一位热情的诗人，敦厚淳朴，豪放 不羁。他的诗铿锵有力，旋律强劲。在一行行漫长的诗句里，伴和着激越的 节奏，热情奔放。读他的书，有纵横恣肆而不失规矩、葱茏粗犷而气韵雄浑 的感觉。和我相处长达十七个年头的孔另境，经济上一直比较困难。但在风 寒料峭的“孤岛”时期，他却能像松柏一样的挺拔，箪瓢陋食，巍然屹立， 用他那犀利的杂文笔触，鞭笞敌顽，捭阖自如。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钱 今昔，有着爱憎分明的性格，对敌桀骜不驯，对友淳厚温婉。虽然他专业地 理，却为了对敌斗争，而从事文艺创作，还写了哲学论文，可以说是一个多 面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瘦长的个子，苍白的脸庞，不善辞 令，不求闻达，真诚朴质，和蔼可亲。他和我在一张双人办公桌上工作，空 闲的时候，阅读莎翁原著，译写一些章节，也和我偶尔谈及“信、达、雅” 的要求。他为报纸写《小言》，也为《堡垒》写过一些短文，读来笔含春雨， 墨透烟云，确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　　　　　　　　　　　　　　七 在我离开上海五千余里、走了二十多年的空白以后，回到上海探询那些曾经在“孤岛”时期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文艺界师友们，真使我大吃一惊：差不多半数以上已经仙逝了。 上海社科院文研所要我写些“孤岛”文艺回忆录。我在“孤岛”时期虽然胡乱地涂写了一些什么，但滥不成章，不值得一提，倒是那些文艺界师友们的战斗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头脑里，教育了我，使我今天回忆起来， 还有勇气悼念他们。因此，我的回忆只能成为悼念。我谨向景崧、杨斌、维 基、芳信、另境、司徒宗、生豪、子芒等同志以及我的老师吕思勉先生表示 深切的哀悼。我衷心感谢他们在风云险恶的环境里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 助了我。迎着敌人的刺刀——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回忆
一 占领阵地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来看我，和我谈起一家长期从事印刷业务的永祥印书馆准备出版书刊。他已介绍了邵力子 的侄女、我在复旦新闻系念书时的同学邵德璜在那里工作。他说现在这家书 店准备成立编辑部，先出版期刊。因为书店的董事长许晓初是他的学生，要 求他推荐一位编辑部的负责人，因此他来找我，希望我去。　　金通尹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在解放后是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曾任青岛 工学院院长、武汉测绘学院院长，为人刚正不阿，思想一贯进步。一九三九 年冬，他曾推荐我去《中美日报》编辑一个抗日反汪的学术文艺性副刊《堡 垒》，后来因为我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稿，而在一九四一年二月 被撤销我副刊的编务，但是作为介绍人，他却没有责怪我，反而在我向他汇 报我已被撤职，副刊已由钱佛公接编时，笑了笑安慰我：“你编得不错，我都看了。” 他思索了一会，又带着十分真挚的感情缓缓地说：“别着急！今后，我会再去找你，介绍你干别的！”　　今天，他终于不顾眼病和行走困难，拄着拐杖，亲自来到我的寓所，要 我去开创一个新天地。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驻扎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冲进了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以后，我长期失业，并利用失业的空闲时间翻译小田岳夫的《鲁 迅传》。一九四三年冬，光华大学的姚璋教授介绍我去南洋中学教书，生活 刚刚安定下来。现在听说要我去搞编辑出版工作，我当然有些疑虑：是不是 要把刚刚接手的教育工作丢掉？而且，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创办一个不 变色的期刊，能行吗？我沉重地思索着。　　看到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金通尹先生耐心地给我解释。他说学校的工 作还是可以兼顾，可以少教几节课。但是去书店工作，那是一件大事。特别 是在这个沦陷了的上海，意义十分重大。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文化阵地，不能丢！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文化阵地，那么，汪伪的文化渣滓们就一定会去占领！”金通尹先生热爱祖国 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一种民族的正义感使我不再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是 毫不犹豫地脱口回答：“我去！我去！”想不到这一去，就是整整的八年。　　　　　　　　　　二 迎着敌人的刺刀 当天下午，我去看望了许广平先生。　　许广平先生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一星 期，被上海的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她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刑讯了七十六天以后， 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由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保释出来。出狱不久，我去 看她，只见她满头白发，步履艰难。这使我非常吃惊。此后，在与我多次的 交谈中，许广平先生陆续告诉我她蒙难的全过程。她说她留在“孤岛”不走　　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看管、保存鲁迅先生的遗物和藏书，她认为这是她应尽 的义务；其次，是为了孩子海婴身体孱弱，经不起长途的奔波。而日寇以佐 佐木德正为首的十多个人到她家里搜查、逮捕她的原因，是为了要从她口里 追查出一些抗日留沪知识分子和出版工作者的下落，要她提供几个抗日期刊 的组织结构和内幕情况。她绝不透露真情，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朋友们的生 命和安全。也正因为这样，受尽了酷刑的折磨。入狱第五天，就被拳打脚踢， 沉重的耳光把她的脸也打肿了。还拔出长长的指挥刀，搁在她的脸面上，威 胁着要斩杀她。为了套取她的口供，要她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剩下最后的 汗衫短裤，狠狠地鞭笞；满身创伤以后，才叫穿上。然后再脱，再鞭笞，再 穿上。循环往复地凌辱和拷问。而最最令人发指的，是惨绝人寰的电刑，一 天通电十多次，通通停停，停停通通，强大的电流把人打得死去活来，活来 又死去。在这样酷刑的威逼下，许广平先生只吐露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民族的仇恨！ 正因为有着这种切身的体验，许广平先生的敌情观念非常强，警觉性高，观察十分锐敏。当她听到要我去一个新单位，而且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 办一个不变色的刊物时，她不能不为我担忧。她联系自身的血的经历，作了 具体分析以后，给我指出两点：一是要我调查了解这个单位究竟有什么政治 背景，为什么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搞这种容易被敌人摧残的出版事业； 二是要我作好坐牢甚至是流血的思想准备，因为任何编辑出版工作都不可能 不带有倾向性，而迎着敌人的刺刀，要搞好带有不变色倾向的编辑出版工作， 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三 文艺见春秋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终于从几个侧面，查清了永祥印书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永祥印书馆创立于清朝末叶，是由陈永泰独资经营，以印刷为业务。到 了一九三一年，陈永泰去世，由他的哲嗣陈安镇接办。到一九四二年三月， 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五十万元。同年七月，增资到二百万元，并在福 州路三百八十号增设了总发行所，又受盘了山东路的大昌元印刷纸号。到一 九四三年七月和一九四四年二月，更两度增资到四千万元（以上都以当时的 伪币计算），受盘了中国艺林彩印公司、美纶股票印刷公司以及 Slovo 俄文 报馆，因此彩印、铅印、铸字等印刷机械完全具备，还有一个开设在上海福 州路抗战前是上海杂志公司旧址、销售书刊、账册、文具用品的门市部。　　永祥印书馆的总经理陈安镇，并无任何政治信念，也未加入任何政党， 是一个唯利是图、善于投机的资本家。他抓住日寇占领租界，上海沦陷，人 心思“走”，工商业萧条的机会，低价受盘，蓄储实力，争取全面发展。他 把永祥的股票上市，在证券交易所做买卖。在出版业险象环生、无利可图的 情况下，永祥偏偏从单一的印刷业务发展到兼营出版，完全是为了宏扬名声， 以此提高股票的价值，是出于商业买卖上的一种投机需要。因此在出版业务 上，正如金通尹先生所说，他可以请“我们”去，也可以请汪伪的“他们” 去主持。面对着这样一块还没有染上任何政治色彩的文化阵地，我当然打消 一切顾虑，闯了进去。我到永祥的第一件事，是创办期刊。　　在沦陷了的上海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逃避登记，决定用期 刊的形式，丛刊的名称，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　　采用什么样的丛刊名称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刊物能否在敌人的鼻子下生 存下去的问题。　　我征询了很多文艺界师友的意见。大家提出不少名称，有带古典色彩的， 有侧重时代意义的，各有各的特色，但我最后还是听取了许广平先生的意见： “要讲究战略策略，要善于保存自己。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战斗不在 于名称。越是通俗、朴素、引不起敌人注目的名称，倒越是具有战斗的现实 意义。”　　当时的上海，一些汉奸文人力求把地狱般的上海粉饰成太平世界，开设 的书店名为“太平”（如福州路的“太平书局”），主编的期刊名为“风雨”（如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真是谈风吟雨，天下太平，叫人不再想到 我们正是处身于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正在各条战线 上英勇抗战。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决定我们的文艺刊物要反其道而行之： 将抗日大后方文艺战士们的信息，不断向沦陷区扩散，以鼓舞沦陷区广大文 艺青年的抗日斗志，并相应地揭露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本质，对于一些留 居在上海的正直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我们则以最大的篇幅，发表他们用真名 或笔名写的文章。丛刊定名为《文艺春秋》。　　这是因为这一名称比较通俗、朴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是一个引不起 敌人注目的名称；其次，是因为刊物的扉页上每期编刊了一条条文艺界信息 的报道，天南地北，前方后方，凡是显示民族正气的文艺信息，无不广采兼 收，包罗万象，总冠以“文艺春秋”的专栏名称，使这个丛刊名实相符，也 就是从文艺的园地里窥见春花秋实的意思。“文艺春秋”报道专栏里发表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我在《中美日报》工作时的老同事胡道静从大后方寄来；二是留沪的文艺界师友 接到内地来信后口头转告；三是编者的直接采访。比如邹韬奋在上海医院里 病逝的信息，是许广平先生告诉我的。为了蒙蔽敌人，我故意把逝世的地点 移到苏北，写成这样的报道：素以犀利笔锋著称的我国时事评论家邹韬奋氏，最近于江苏省北部患脑癌逝世。临终前双目失明。 虽然许广平先生详细告诉我韬奋在上海医院里逝世前与病魔搏斗的惨痛情况，但我只能作三言两语的不确切报道（连逝世日期也没有写），这当然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追查，实质上也是为那些抢救过韬奋同志的中共地下党员 和上海的医务工作者作掩护。　　有些信息，则来自编者的直接采访。比如吕思勉先生计划写《五胡猾夏 录》一书，是经过我们多次交换意见后确定的。那时我要求他用史学家的笔， 影射和挞伐日寇侵华的现实，后来他构思成熟，告诉我决定写《五胡猾夏录》： “五胡”，暗喻日本帝国主义；“猾夏”，就是侵华。扩散抗日文艺界的信息，后来也成为日寇追捕我的罪名之一。四 保卫鲁迅遗书遗物《文艺春秋丛刊》一诞生，就投入了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　　鲁迅先生生前，旅居北平的时间最久。“三一八”大屠杀后，他被通缉， 不得不南下。那时他还打算将来再回北平，所以把他生平搜购的中外图书和 碑帖，都留在北平寓所。南下以后，他仍继续将搜购的图书，随时运往北平。 一九三六年先生在沪逝世后，纪念委员会除编印《鲁迅全集》外，还打算翻 印他收藏的碑帖，作为研究我国文化沿革的参考。后来由于“八一三”事变 发生，日寇全面侵华，翻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出，鲁 迅先生在北平故居的藏书是极为丰富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消息传来，说是“鲁迅在平家属”准备出售藏书，而 且正“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许广平先生告诉我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我就 决定在丛刊第一辑《两年》里，编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特辑》，并 用“本刊”名义，写了一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展开保卫鲁迅 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　　我写的这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大意说：虽然我们不能苛 求在世界多事之秋，用“高尔基研究院”和“托尔斯泰纪念馆”一类的形式 来纪念鲁迅，但对于一位民族巨人的遗产，不论是他的遗书或遗物，我们都 必须竭尽所能地加以保护。遗憾的是，偏偏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的今天，竟有 人借用“鲁迅家属”的名义，想把鲁迅的藏书用拍卖的形式来消灭。这决不 是鲁迅家属的意愿。因为第一，所谓在平鲁迅家属，不过只是名义上的鲁迅 前妻一人，而对于她的生活费用，周作人曾经在答复某杂志编者的信中早已 表示愿意负担，所以决不致成为问题；第二，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 暨其公子周海婴君，更在九月十日刊登广告，切实声明：“如鲁迅先生在平 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由此可见，出售鲁迅藏书 的，必然另有其人，我们必须予以揭露，坚决保卫研究鲁迅的资料，开展鲁 迅遗书遗物的保卫运动，希望知情读者将出售藏书的有关资料，包括出售的 书目，出售者的姓氏和兜销的具体情况，来信来稿揭发。在这一期里，还编刊了有关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其他资料，包括许广平周海婴的启事、一些报章的新闻报道、《新中国报》的专论、《海报》第二 版君宜的文章《鲁迅藏书出售说》以及本刊的《启事》等。刊物的内容这样 安排，是和许广平先生商量的。我写的那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 也是按照我和许先生交换意见后写的。由于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以及后来唐弢同志去北平向鲁迅前妻朱夫人作了解说，鲁迅先生在北平的遗书遗物终于保存了下来。非常明显：保卫鲁迅 遗书遗物的斗争，正像纪念文章所影射的，矛头直指周作人，而当时的周作 人，早已“荣任”了敌伪阵营的显赫大官。这是不能不引起日寇惶惑不安的 事。而这件事，后来也就成为追捕我的罪名之一。
五 揭露国民党 引起日寇注意，最后决定追捕我的另一个罪名，是对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揭露。　　特别是在丛刊第三辑的《春雷》里，发表了题为《桂林作家的流亡》的 通讯。它充分揭露了国民党抗而不战、以退为战、儿戏人民的事实。通讯说：“当时战雾已经迫近，桂林当局便下令疏散，人们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充作自己的疏散费。但是不久，又宣布局势好转，人们重又归来。可是曾几何时，紧急疏散令下来了。已经 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逃光了的桂林人民，哪里再有钱来逃难呢？官老爷们带了太太和马桶夜壶， 上了火车，唯有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欲走不得欲住不能的境况里啼笑皆非！”这篇通讯报道，更明显地揭露了国民党对抗日进步作家的迫害：　　　“战时的生活是非常畸形的，商人可以赚大笔的钱，惟有文化事业一落千丈，尤其是战 时的中国，执政者对待文化人总是采取了监视的态度：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 有被禁止发行的。恶意检删和故意扣压的结果，作家们就得不到应有的稿酬，贫病交迫，生活 十分悲惨。”　　“监视”、“禁止”、“检删”、“扣压”，这哪里像是抗战大后方的 自由天地？通讯列举了大批作家，如艾芜、邵荃麟、葛琴、周钢鸣、韩北屏、 熊佛西、欧阳予倩、田汉、孟超、王鲁彦等的悲惨遭遇。在谈到艾芜时说：　　　“艾芜在柳州，一家六口，简直陷于穷途。虽然文协救济了他一万五千元，数目不能算 少，但要回到他那阔别十年的故乡，却还是成为问题。他在这次逃难途中，尝尽了流亡的辛酸， 搭车时曾遭到一位有车可乘的朋友的拒绝。”　　通讯重点报道了小说家王鲁彦的死，他是因为不堪流亡的折磨而死的。 王鲁彦在没有离开桂林时，创办期刊《文艺杂志》。由于战时生活费高 昂，加上多病，便陷入贫病交迫之中。他不能继续在桂林生活，只能将刊物 转给王西彦续编，自己则和家属一起，回茶陵去养病。这期间，柳亚子曾为 他发起募集医药费，当然对他不无小补。但后来茶陵沦陷，他在临危前扶病 跟随他的夫人，带了儿女三人逃难。逃到衡阳，打算乘火车再回桂林，可是 搭车的人拥挤不堪，他病体虚弱，上不了车，就在火车站上等车，躺了三天 三夜。最后连车站的工友也感动了，帮他上了车，才算到了桂林。可是经过 这次长途跋涉的劳累，加上国事日非，忧患交逼，他终于不能支持，在八月二十一日病逝。为了进一步剥开国民党的画皮，我在丛刊第四辑《朝雾》里，写了一篇《鲁彦之死》，明确指出：“他的生命的过早夭折，表面上看来固然是由于肺病，究其实，是更有深刻的原因在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桎梏，终于因为抵不过黑暗势力的逼迫而苦恼死了。”所谓“黑暗势力”，当然是指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一九四五年六月的上海，已经不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的上海。当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初期，对抗日爱国人士，一律冠以“重庆分子”或“共产党” 的帽子，搜捕不遗余力，而且被捕者无不遭受严刑拷打，很少有生还的希望。 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寇败局已定，南京、 上海一带的大汉奸们纷纷向国民党蒋介石“输诚”，蒋介石就提倡“曲线救 国”，要敌伪“戴罪图功”，“保卫东南”，“粉碎共党阴谋”。于是日寇 大量增兵上海，对“重庆分子”非但不再逮捕，而且“礼聘出山”，成为拉 拢对象；对攻击国民党、有“共党嫌疑”的人，则到处搜捕，施以酷刑。吴天、锡金、芳信等遭到搜捕，巴克、柯灵、孔另境、司徒宗、吴琛等被捕。 作为《文艺春秋丛刊》的编辑人，有着反对国民党的现行活动，当然也就成 为日寇追捕的对象。　　　　　　　　　　　　六 甲斐军曹 那一天，正当我在书店的编辑部给丛刊第五辑一篇连载稿划样的时候，书店的总经理突然来了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说是日本人为了《文艺春秋丛刊》的出版，需要和我面谈。他说他们正在和他谈话，坐在中法药房 的会客室里，他并且郑重地告诉我：“务必立刻就来，不然他们要来请你了。” “请”，是怎样的“请”法呢？如果我不去而立刻逃跑，那后果又将是 怎样？如果我去了，又将会得到怎样的惩罚？我迟疑了片刻，终于想到自己的事不能连累别人，答应立刻就去。 在中法药房的会客室里，我见到了上海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宪兵队长甲斐军曹，和他带来的一个日本翻译。两人都佩带手枪，都在背后悬挂了 一柄套着皮壳的匕首式刺刀。他俩有意脱下外衣，露出凶器。经过介绍，闲谈一阵以后，终于说到了正题。 甲斐军曹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而且还说，经过调查，搜集了我的资料，证明我在上海负有活动的特殊使命。他还拿出一方白纸，上面画着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系统表，其中写着“范泉”的名字，在“范泉”的名字 旁边，写了“即徐炜”三个字。我不否认“徐炜”是我的名字，但我否认我是“共产党”，并为名单上写着的“锡金”辩护。争论毫无结果。 陪同我们一起谈话的，有书店的总经理陈安镇、中法药房的总经理（也是永祥印书馆的董事长）许晓初和一家毛纺厂的蔡经理。这位蔡经理，是曾经在日本宪兵队里被拷问得死去三次而最后释放出来的，他和甲斐熟识，我 估计可能就是被日伪拉拢的所谓“重庆分子”。他是由书店总经理请来，为 我游说和解围的。他看到我们争论不休，就插言夸说甲斐的宽宏大量，而且 郑重声明：　　　“要是甲斐先生还有其他的话，那以后约范先生到茶室谈谈。要是甲斐先生今后一定要 范先生去宪兵队谈话，那我愿意跟范先生一起去。”在蔡经理保证我随传随到以后，第一次谈话就此结束。 第二次谈话是在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的会客室里，第三次谈话是在霞飞路的一家茶室里，第四次谈话是在蔡经理的办公室里。说来说去，扣住了 我的三大“罪行”，除了扩散抗日文艺界的信息外，还有两条：发表了矛头 直指周作人的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文章以及揭露国民党抗而不战、以退为战 的通讯。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实质上是要通过我，追查一批在刊物上发表过 文章的锡金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作家的下落。无休止的追捕和审问，就像 无形的啮人的枷锁，紧紧地套住了我的脖子。我终于躲起来了。　　正在这个时期，书店的总经理通过蔡经理给甲斐军曹请客，还“调借” 给他三百万元，并给甲斐的一组宪兵送去每人一只自动打火的烟盒子。事后 知道，这是金通尹先生在营救我（许晓初是他的学生）。　　　　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公告》指令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国 内的死硬派还是坚持“对等议和”，上海的日军发言人还说什么“战胜国不 能向战败国投降”。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击溃日本最精锐的关 东军。十五日，日本天皇接受无条件投降。至此，敌人对我的追捕完全解除。我自由了！ 我用两天的时间修正了原先基本编好了的丛刊第五辑：《黎明》。 我用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热情歌颂了在敌伪宪警特务的监视、逮捕和严刑拷打下英勇不屈的文艺战友们。　　《文艺春秋丛刊》到此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紧接着出版的，不再 是丛刊，而是《文艺春秋》月刊，一直出版到全国解放为止。　　　　　　　　　　　七 致哀和致敬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文艺春秋丛刊》迎着敌人的刺刀，在荆天棘地的上海沦陷区，连续出版了五辑：第一辑《两年》，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版；第二辑《星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出版；第三辑《春雷》， 一九四五年三月出版；第四辑《朝雾》，一九四五年六月出版；第五辑《黎 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为这五辑丛刊执笔的主要留沪作家，有许广平（用笔名 K.P.）、吕思勉（有时用笔名程芸）、顾仲彝、锡金、孔另境（有时用笔名东方曦）、吴景 崧（用笔名吴志平）、吴天（用笔名方君逸）、师陀（用笔名康了斋）、吴 仞之、朱维基、鲁思、袁鹰、司徒宗、周贻白、钱君匋、钱今昔、吕翼仁（用 笔名左海）、池宁、沈子复等。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吕思勉先生。他毕生勤读好学，刻苦钻研，曾把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批阅了 3 遍，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 部专史和其他多种著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蜚声于国际 史学界。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汪伪报刊妄图利用他的声誉，曾以优厚的 稿酬向他组稿，他却一一谢绝。“孤岛”沦陷以后，汪伪通过他的学生，拉 他下水，他更大义凛然，毫不动摇。为了不愿向常州的日敌岗哨折腰鞠躬， 他宁肯长期留沪，不回老家。当时他已年届六旬，年老体弱，但是处身于存 亡关头的民族正义感使他变得非常年轻，他用“野猫”、“六庸”等笔名在 我编的抗日反汪的副刊《堡垒》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又用“程芸”等笔名 给我编的《文艺春秋丛刊》写稿。还应我的约请，准备给书店写一部影射日 寇侵华的《五胡猾夏录》。　　当时留在上海的文艺界人士，有的因为顶不住生活艰难的折磨，而在不 同程度上投入汪伪的怀抱；有的则像松柏一样，巍然屹立，岁久弥坚。比如 为丛刊第四、第五辑设计封面的舞台美术工作者池宁，住在一间低矮而阴暗 的晒台搁楼里，根本谈不上工作和休息的条件。担任剧团编导的吴天，住在 一家小理发店的楼上，楼梯又窄又陡，没有照明设备，从春光明媚的马路上 走进只有一个人可以回旋的楼梯间，真可以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住在这样低矮的斗室里，生活十分艰难，妻子即将分娩，住院的费用还没有 着落。孩子出生以后，“东处找钱西处找米”。孩子病了，没有钱找医生。 直到孩子病重，用卖掉东西的钱去请了医生，结果诊断出是晚期的“结核性 脑膜炎”，已经无法挽救。一些留沪文化人仅仅是为了不向敌伪低头，受尽　　了贫穷和疾苦的折磨。 现在，这些迎着敌人的刺刀曾经英勇搏斗过、曾经在沦陷区为广大文艺青年呐喊过、曾经在黑暗的年代里透露过真理和自由曙光的师友们，差不多 大半已经成为古人。写到这里，往事如烟，一幕幕地回想到他们在血海腥风 的黑暗年代经受住了多么严峻的考验，我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我都怀着无限真诚的心意，向与世长辞的同志们致哀！向迄今 健在的同志们致敬！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
一 停办和流产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敌伪的压迫已经解除，应该得到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被迫停顿的文化事业可以复活起来，被摧残的文化工作可以重建起来。 这时候的书店资本家陈安镇，眼看不能坐失良机，批准了编辑部拟订的七大 丛书出版计划，并即开始陆续组稿（其中部分书稿是在一九四四年开始组织 的）。一切书稿，归口到大学文库、科技丛书、新译丛、文学新刊、各科学 习丛书、青年知识文库、少年故事丛书。在出版期刊方面，除《文艺春秋丛 刊》改为《文艺春秋》月刊外，先后又出版了四种期刊：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司徒宗、欧阳翠主编的《少年 世界》半月刊以及我和陈钦源合编的《文艺春秋副刊》。　　关于我介绍给书店的《文联》半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版创刊号， 十六开本，是一个以报道（国内外文化动态）、评论、介绍（新出书刊）为 主的刊物，共出版七期，一九四六年六月停刊。我已写了一篇《茅盾主编的半月刊出版始末》，不再赘述。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二十五开本，每期约一百数十面，对外用“文章社”的名义编辑。吴天，中共地下党员，原名洪为济，笔名方君逸，在一 九三七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曾经发表过他的报告文学《殖民地的故事》， 用的是“洪为济”的名字。当时他在马来亚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工作， 组织和领导当地抗敌后援会。一九三八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后，因受到英国 殖民当局的通缉，被迫回国，在上海转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 动。一九四四年我编《文艺春秋丛刊》时，经孔另境介绍而来往，他曾为《丛 刊》写稿。日寇投降后，我把他编的这一期刊，纳入编辑部计划，以文化综 合性刊物的面貌出现。《文章》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创刊了。先后共出版四期，在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第四期后停刊。为这个刊物写稿的，主 要有郭沫若、田汉、夏衍、陈烟桥、蒋天佐、景宋、周建人、赵景深、徐迟、 魏金枝、周贻白、朱维基、凤子、李健吾、于伶、艾芜、蔡楚生、任钧、端 木蕻良、吴岩、于在春、欧阳山尊、沙汀、许席珍、赵丹、史东山、吴祖光、 王西彦、林焕平、叶以群等；作画（包括木刻）的有叶浅予、丁聪、新波、 李桦、罗清桢、王琦、章西崖、吴作人、朱鸣刚等。　　每期一篇由编者撰写的“文化一月”，尖锐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初期国民 党当局如何坚持内战、摧毁民主自由以及在上海等地倒行逆施的事实，暗示 真正的民主自由还得要流血争取，是这个刊物的一大特色。这里略举数例。 比如创刊号内报道：“马歇尔特使抵渝，同日《自由导报》被封”；“青岛 文德女中学生费筱芝因甄审事，在张贴标语时被保安队枪毙。教育局唯恐引 起公愤，就说费母是文化汉奸”；“本市《周报》、《民主》等杂志在报摊 上被非法禁卖”；“市立剧院负责人顾仲彝为了阻止士兵不买票入场，因而 被打，说是：‘打你这个负责人！’”三月一日出版的第二期报道：“蒋主 席宣布四项诺言，人民享有人身、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　　“当局表示，暂无游行自由”；“报纸时见天窗①”；“政治协商会顺利完成， 重庆举行庆祝会，暴徒殴打出席代表，郭沫若等重伤”。五月十五日出版的 第三期报道：“停战协定淮阴小组到南通，学生列队欢迎，当局禁止。欢迎 小组学生失踪。记者孙平天被暗杀（挖眼割鼻），投在江内，尸身发现”； “昆明惨案责任者升官”；“政府军队不顾一切，继续北上，扩大内战”；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特务捣毁，枪杀编辑”；“重庆复 旦大学特种学生殴打洪深”。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四期报道：“内战继续， 边打边谈”；“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等晋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被‘苏北难民’ 殴打成伤”；“《消息》停刊，《民主》、《周报》有停刊说。广西、西安、 贵阳、北平查禁报纸”；“西安记者被杀”；“茅盾的《清明前后》被禁止 销售和演出”；“京戏名伶叶盛章因不愿歌功颂德而被打”。　　应当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在《文章》的第三期上，发表了署名“马蒙” 的文章《中共领袖生活的另一面》，在上海的期刊上第一次公开刊印了毛泽 东、周恩来和秦邦宪（博古）的大幅照片，介绍了他们的生活起居、衣着爱 好、写作习惯、家庭成员等各方面，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少年世界》半月刊是三十二开本、每期三十二面、以高小和初中学生 为对象的少年读物，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创刊，同年七月一日出版了第六期 后停刊。为这个刊物专写“时事知识”的是巴克（中共地下党员），专写“写 作指导”的是许杰、于在春，专写“修养”的是孔另境，专写“科学小品” 的是贾祖璋、贾祖珊、严大椿，写儿童小说和童话、寓言、故事、报告的有 司徒宗（长篇）、魏金枝、贺宜、赵景深、任钧、范泉、施蛰存、罗洪、欧 阳翠、莫洛、姜天铎等。主编之一的欧阳翠当时在永祥印书馆任编辑。《文艺春秋副刊》是随《文艺春秋》月刊附送，由我主编，由陈钦源具体负责，六号字排，三十六开，每期约三十二面，专收短小精悍的文艺短评、 回忆录、人物志、杂记、书话、文坛琐闻、文艺书讯、影评等，是以刊登中 长篇文学作品为主的《文艺春秋》月刊的补充，一九四七年一月创刊，每月 出版一期，连出三期后停刊。为这个小刊物撰稿的主要作者有：陈翔鹤、戈 宝权、柯灵、晦庵（唐弢）、黄裳、李何林、陈敬容、梅朵、辛未艾等。按编辑部计划，还打算从一九四六年底起，每年编辑出版《文艺年鉴》一部。　　刊物相继停办，编辑部计划流产，都是因为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 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而在 他统治的区域内，则更进一步扼杀民主自由，控制言论出版，迫使一些原来 就是抱着投机目的经营出版事业的资本家，眼看无利可图，还有毁产危险， 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屈膝投降的原故。
二 资本家投降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一天下午，书店总经理陈安镇带来一位穿着比较朴素、身材比较魁梧的中年人，来到编辑室，给我介绍说：
“我来介绍，这位是敬业中学校长陶广川先生。陶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 很熟悉，对文艺也很感兴趣，书店准备请他当顾问。”①
“天窗”：文章或新闻被检查后挖去一块，成为空白，像开了个天窗。我当然表示欢迎，握手，寒暄。陈安镇接着说： “陶先生学校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来。但是在审稿方面，我们可以请他协助，可以由书店派人送去，帮助你承担期刊的一部分审稿工作。” 最初，我不知道陶广川是怎样的人。后来我请金通尹先生调查后获悉，陶广川是“国大”代表陶百川的胞弟，国民党员。他参加书店的所谓审稿工 作，当书店的顾问，是资本家找来的保护伞，因为据说，“有关方面”对书 店出版的几种期刊内容，很不满意。我理解：资本家已经接受审查，正式投降！ 我采取表面接受暗里抵制的做法，送去一些无关紧要的书稿，聊备“审查”一格，期刊的文稿则强调付印时间仓促，不送审。 陶广川不常来，来后也总是到经理室，偶然也来编辑室和我聊聊，语言谦逊，强调学术观点，表达一些比较开明的见解。当然，他的姿态，给我留 下一种世故深、心计险的印象，觉得不易应付。自从他当书店顾问以后，首 先推荐给陈安镇一部百万字的《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史》，著者是国民党二 十五军副军长唐子长。后来又向“青年知识文库”推荐了一本沈锦如写的《三 民主义概观》。到了六七月间，三个期刊相继停办：（《文联》在六月出版 终刊号，《文章》和《少年世界》在七月出版最后一期），可能与陶广川贯 彻上级意图有关。但是书店资本家强调《文艺春秋》在敌伪时期历尽艰险， 已有一段斗争的历史，它是书店继续存在的象征，主张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 也要坚持出版。陶广州既拿了书店的劳务报酬，当然也得遵照陈安镇的意旨 行事。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为这个刊物取得了已经申请 一年多的“京警沪字第一百五十八号”登记证。《文艺春秋》月刊曾将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文艺春秋丛刊》五期，作为第一卷。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二卷第一 期起，仍保持《丛刊》的二十五开本形式，基本上每月出版一期，到一九四 九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临近解放前夕，出版到八卷三期为止，每卷六期， 从未出过双月刊，合计出版四十四期。这是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出版的纯文 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发行量最大、基本上按月出版的纯文艺期刊。为这个期刊写稿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田汉、洪深、臧克家、端木蕻良、欧阳予倩、耿济之、黎烈文、丰子恺、 蒋牧良、闻一多、邵力子、戴望舒、钟敬文、陈白尘、巴人、周而复、李健 吾、靳以、穆木天、艾芜、熊佛西、骆宾基、许杰等一百余人。解放区作家 如艾青、刘白羽、吴伯萧箫的文稿，是由冯雪峰交由当时在上海开设作家书 屋的姚蓬子提供的，有的是周而复从延安来到上海时直接交给我的。有些南 洋的来稿，如林林的诗文等，是他们在菲律宾、印尼等地买到了这本刊物后， 按地址寄来的。　　应该说明的是：从一九四七年一月起，书店将《文艺春秋》的每期清样 多打一份，送给陶广川审阅。陶广川在清样上有时要用墨笔或钢笔涂改。当 茅盾先生的文稿《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也被涂改后，为了全面传播 茅公的声音，也为了今后给类似被涂改的文章创造一个全文发表的机会，我 和孔另境、何家槐、肖传芳、冯之原、徐同康等合资组建了文艺丛刊社，出 版了《文艺丛刊》。第一期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名为《脚印》，第一篇 文章就是从《文艺春秋》月刊的清样里抽出来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 人》。《丛刊》共出版过七期，全文发表了不少被审查涂改的诗文。这正可　　以证明：即使是纯文艺期刊，出版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需要经历一个披荆斩 棘的斗争过程。关于《文艺丛刊》，我将另写回忆。
三 节外生枝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我编辑的三种丛书。　　在书店的七种丛书中，我曾编辑了“青年知识文库”和“文学新刊”， 执笔编译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青年知识文库”的构想，在我一九四四年进入书店。 以后就开始酝酿。那时估计敌伪的占领不会长久，就建议书店收购书稿，积蓄力量，既可照顾留沪正直作家们的生活，还可陆续排字，打成纸型，等 待胜利后成批出书。我的设想得到了支持。因此几乎在编辑出版《文艺春秋 丛刊》的同时，我已开始组织书稿。　　“青年知识文库”是一种篇幅不大、涉及各科知识的青年读物，每册字 数从三万到六万不等，三十六开本，分辑出版。第一辑出版二十册，第二辑 出版十册，第三辑仍是十册，合计四十册。“文学新刊”是以文学创作为主 的丛书，也兼收少量的文艺译作，三十二开本，分集出版，每集六种。曾出 版四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是以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为 依据，用浅明简洁的语言，适当简化的情节结构，编译原著的故事，每册约 三万余字，四号字排，三十六开本，曾编译改写（retell）过十五种。这里我想比较具体地谈三件事。　　第一件，关于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我在一九四四年组稿时，他原 定写一本影射日寇侵华的《五胡猾夏录》。后因国际形势剧变，德意惨败， 眼看日寇的末日也已为期不远，所以迟未执笔。抗战胜利后，由我建议，请 他写一本《历史研究法》，总结一下他从十六岁就已经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 以来四十五年的学习体会，他欣然表示同意。当年（一九四五年）撰写完成。 他的观点非常先进。他对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极为赞赏，认 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对史事的考察和理解，有很大的帮助。这是 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次从先进的方法学角度阐释学习心得的书，是他留给 后学者的一笔珍贵的遗产。此书至今仍在日本、美国以及台港图书馆流传或 翻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此书重印出版。第二件，关于支援作家。结合在书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我确实在经济上曾经支援过一些作家。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上午八时，我带研究生住在 长春的旅馆里，锡金来看我，约我晚上去他家里吃饭。晚上，我和研究生同 去。锡金一面饮酒，一面向我的两名研究生谈到他如何在沦陷了的上海，被 日寇追捕，幸得我的资助，得以逃离上海，进入新四军解放区。从这件事， 我又想到了碧野。他要先去北平，然后投向八路军，苦无路费。记得当时我 也曾支援过他。一九八四年春节，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文革”时期抄家物 资时，发现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写给我的二十八封信（包括郭沫若在一张 名片上写给我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艾芜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我 的信，他提到我准备支援沙汀和他的事，这才使我想起确有那样的事。当时 我听说沙汀患肺病，从解放区回到老家养病，生活困难，我写信要艾芜转给 他一笔钱，转寄时不说是谁寄的。还记得在日寇投降前后，我曾把我的《鲁迅传》一书译稿向开明书店出售版权后取得的全部稿酬，送给了当时生活比 较困难的《鲁迅全集》第一版（复社版）的发行人黄幼雄先生。诸如此类， 我在物价飞涨、生活极其艰难的战乱年代，确曾支援过不少作家，现在很难 一一回忆了。　　第三件，关于节外生枝的事。为了抵制书店资本家接受审查和出版单行 本横遭干预，我把组织来的文艺创作书稿，交给其他出版机构出版，迫使我 在书店以外，节外生枝地为中原出版社、益智出版社和寰星书店编了三套文 学丛书。“寰星文学丛书”出版了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茅盾作序）、 臧克家的短篇小说集《拥抱》、范泉的散文集《创世纪》、李健吾的剧本《云 彩霞》等。“益智文学丛书”出版了骆宾基的中篇小说《一个倔强的人》、 李广田的论文集《文学枝叶》、臧克家的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王西彦 的长篇小说《眷恋土地的人》、梅林的短篇小说集《红花集》、顾仲彝的剧 本《白莲花》等。“中原文学丛书”出版了艾芜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 时代》、王西彦的长篇小说《寻梦者》、许杰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铸炼》、 艾芜的短篇小说集《烟雾》、范泉的散文集《翻身的日子》和台湾高山族传 说集《神灯》（黄永玉作插图）等。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不久，永祥印书馆的铅印、彩印、零印厂工人选 我为工会主席，我开始兼搞工会工作。一九五○年二月，“二六”轰炸后不 久，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沈峻坡把我从书店借调 到市工会，协助编辑机关报。一九五三年一月起，我完全脱离书店，参加了 市工会的工运工作。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八年，实际工作是在解放前的五年。回忆在那五年期间，我看到了一些龇牙咧嘴、阴森诡诈的鬼魂形象，令人一旦想起便不禁 毛骨悚然，栗栗畏惧。这真是一段砭人肌骨、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1989 年 7 月，上海青海流放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上海赶到老家金山县吕巷镇，向母 亲辞行。我告诉她我要去青海“工作”。母亲不识字，不知道青海离上海有 多远，她问我是不是需要一天的工夫才能赶回来。　　“回不了，”我很老实地告诉母亲说，“青海还没有通火车（当时青海 还没有铁路），要赶回上海，五千多里路，大约总得四五天工夫吧。”　　“四五天？”母亲大吃一惊。迟疑了一会，她又非常敏感地轻声问我： “莫非你在上海犯了什么错误吧？”　　母亲的猜测完全正确。我是因为双反运动向党交心时，真正说了心里话， 对肃反运动提了“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被认为“诬蔑了毛主席亲自领导 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而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降薪，名义上调往 青海，实际上是流放到青海去改造我的世界观。但是我怎么能说清我犯的是 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为了不让孤独生活着的母亲再度受到心灵的创伤， 我只能面不改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了笑回答说：　　“没有的事。这是‘工作’需要嘛，是上海市出版局把我调去的。今后 你的生活费，我按月照寄。我还争取每年回来看你一次呢。”“可是，要是我有急病，你??”母亲说话的声音有些硬咽，说不下去了。那天夜里，我听见母亲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出身贫农，小时候拾过破烂，十八岁时嫁给我父亲。父亲是小学教师，生活清寒。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孩子，因此负担更重。由于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父亲患了肺病，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 撒下母亲和三个孩子去世了。那时母亲才三十二岁，我才四岁，哥哥十一岁， 姊姊十二岁。为了生活，我们都帮着母亲从事粘元宝等手工劳动，还到田塍 路脚去割野菜。经常把猪吃的豆渣炒熟了充饥。生活的重荷压得我姊姊也患 了肺病，无钱医治，永远离开了我们。幸亏这时外祖父贩卖糠麸致富，支援 了母亲，才使我和哥哥进了学校，培养成人。但是哥哥精神失常，不能工作。 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知道她相依为命的儿子要远离她到五 千里外去，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这一夜，也可能是以后的无数夜，她是无 法安眠的。在她被苦难煎熬的一生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想投河自尽，但是她 不，她活着，而且顽强地一直活到今天，“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培 养你们长大成人嘛”！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说。??想到这里，想到母 亲艰苦的一生，我不禁在床上辗转反侧，暗自流泪。　　但是母亲是坚强的。自从父亲和姊姊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母亲流 过泪。第二天，母亲送我到吕巷镇公共汽车站，当我上车告别的时候，母亲 非但不流泪，还强忍着笑了笑，向我招了招手，似乎在说：“祝愿你一路平 安！”　　是的，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终于平安地来到青海省的鲁沙尔山沟里。 这是一个漫山遍野被白雪覆盖着的冰凌世界。由于挡不住零下二十多度的严 寒，我前后死去过两次。一次是初来不久，我患了肺炎，当地治疗无效。眼 看躺下不能工作，领导叫我独自去西宁，找省医院治疗。省医院发现我病情 严重，但没有床位，要我自找旅社，每天门诊。下午三时，从省医院出来， 边走边找旅社，全部客满。当时我每走一步，好像胸口被捅了一刀，痛彻心　　肺，呼吸一次，也得停顿几回。就这样，走了将近十一个小时，还走不到两 里路程，终于倒在马路边，冻得失去了知觉。是两位巡夜的人民警察发现了 我，将我背到一家由马戏团承包下来的旅社，在一间猴子住的灶披间里，支 起两块板，作为我的床位，用温水把我救活。第二天，由人民警察借用马戏 团的板车，把我拉到省医院，才在医院三楼过道的厕所门口，安排了我的病 床，把我收留下来。还有一次是为了水。我住的喇嘛寺前沿，是一条足足有 两丈多深的干山沟。山沟底部，有一口围着石栏的井，喇嘛们喝水做饭，都 得到这口两丈多深的河底水井里来提水。那天正飘着雪花。当我担水走上泥 泞的沟坡时，一不小心，右脚往悬崖般的斜面滑去，收不住腿，从两丈多高 的沟坡顶上摔下来，一头撞在井沿的石栏上，满身鲜血，昏死过去了。两个 盛水的铁皮水桶，也被摔得弯弯扭扭，桶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很快结起冰层， 内红外白，人像一串孩子们吃的冰糖葫芦，躺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幸亏 喇嘛尼玛来担水。他是我贴壁的邻居。他在黄昏的暗淡月光里，认出了我， 才叫来另一位喇嘛尖措，把我抬回寺院，救活过来。　　生活是那样的艰难，但是比起母亲的苦难一生来，这一点周折又算得了 什么。母亲的坚强形象指引着我，使我这个死了两次的人，却从来没有想到 要死。我要活着！像母亲那样坚强地活下去！后来当青海通了铁路时，我急 不及待地一再请假，争取回到老家去探望我日夜思念着的母亲。“啊，你回来了！”喜出望外的母亲见到站在她面前的我，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可是不久，母亲默默地不说话，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一遍又一遍。我想，也许我自己洗的衣服不干净，也许我穿的一双胶鞋太破旧。我向母亲解释说：　　“路上不好走，要背行李，要汽车换火车，火车换火车，火车调汽车， 汽车接汽车，上下车好多次，中途还要住旅店，所以我穿了一双破胶鞋。” “不，”母亲带着决断的口吻说，“不是这些。我估计你在青海的日子不好过。”“为什么？”我有些吃惊：难道母亲也知道我死过两次吗？ “你看，”母亲用怜惜的眼光盯着我，“才四十出头的人，去的时候身强力壮，现在回来，却是又黄又瘦。去的时候不抽烟，可是现在，你看，连手指也熏得焦黄了。我估摸，你在青海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你在青海究竟干 些什么？”听了母亲的问话，我倒是放心了：她不知道我在青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于是壮大了胆撒谎。我说除了青海的天气冷些，路程远些，地势高些，山 头多些，其他什么都跟上海差不多。我说我在那里的一所中学堂里教书，由 于学生多，工作累，也就不知不觉地抽起烟来了。我用这样的解释来消除母 亲的疑虑。事实上，我在青海的主要工作是修房造屋，成天呆在建筑工地上。 一间间新房盖起来了，可是乔迁到新房居住的，都是一些不修房屋的干部， 真正修房造屋的我，却永远住在破旧的寺院里——先是阿訇住的清真寺，后 来清真寺要拆迁了，才又安排我住进喇嘛寺。这座世界闻名的喇嘛寺，原有 喇嘛四千多，平叛后多数已遣返老家从事农业生产，留下的贫苦喇嘛看守寺 院，大约不到一百人，因此随着山坡分散建造的寺院群落，除了大经堂、小 金瓦寺、班禅故居和花寺等供人膜拜外，绝大部分房屋都空着，年久失修， 有些已经破烂坍塌。我住的一间还算是比较好的，泥墙泥地泥屋顶，屋顶下 钉了木条，糊上报纸，名为“顶篷”。各个房间的顶篷是相通的。成群结队的老鼠不分昼夜地常在顶篷上跑马一般地奔驰，有时还你追我赶，厮杀一阵， 吱吱呐喊。顶篷成为它们比武竞赛的体育场。房间的南侧有一扇小木门，可 以上锁。木门旁是一块方格子窗，用白纸糊着，透不进阳光，白天写字也得 点蜡烛。床是土坑。住进这样的房间，最初不习惯，思想的疙瘩解不开，于 是买来八分钱一包、装有二十支的简装劣质烟，有时买些廉价的烟叶，晒干 搓碎，用废纸卷成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精神上的麻醉已经成为我不可缺 少的生活乐趣。日子就是这样地一天天打发过去，后来也终于觉得轻松愉快， 习以为常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居然跟其他“右派”不同，享受到县委书记一 般的待遇，日子十分好过。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有一天，一位姓张的“造 反派头头”走来，跟站在我们身后监督我们劳动的刘“副司令”说：“现在 独缺画像的人。”　　“可以问问那些北京上海来的。可以废物利用嘛！”副司令回答。他灵 机一动，转过脸来把我叫住：“喂！范泉！我问你！”　　当时我正和另一个“摘帽右派”扛来一桶浆糊，放在地上，开始用扫帚 在县委招待所的墙上边刷浆糊，边贴一张张人家写好了的“大字报”。听到 叫我的名字，便立刻转过身，面对“副司令”。“你会画画吗？”他问我。“不会。”我回答。 “你从来不曾画过吗？”“画过。那还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美术课上。”　　“画过就好嘛，可以试试嘛！”那姓刘的“副司令”像发现新大陆似的， 笑了笑，跟姓张的“头头”商量了一阵，吩咐那位指挥我们贴“大字报”的 “造反派”，把我带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给我绘画的纸笔和水粉，要我画 一幅毛主席像。临走时向我训话：“你可以不参加学习，好好画。要带罪立功！”　　我有什么“罪”？我也不要立什么“功”，唯一使我告慰的，倒是我可 以借此机会不参加学习，可以离开这伙成天吆喝的人，可以关起门来过一些 清静的日子。我再不能有其他选择。冒着当“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我反复 尝试调色和上色，照着原件，小心翼翼地画，终于画得非常成功。从此我居 然成为“造反派”心目中的“右派画家”，容许我长期不参加学习，在这间 办公室里建立了我的“独立王国”，还有他们指派的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 作为我的助手，陪伴我，常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听他讲述如何在土匪 的队伍里从事策反工作的故事。日子过得很好。我也从“造反派”抬在肩上 游行时使用的大幅毛主席半身像，发展到绘制那些建造在县委大楼前近十米 高屏风上的毛主席全身油画像，发展到数以百计的毛主席像语录牌。别的“摘 帽右派”重新挂牌游斗，我这个“摘帽右派”却逃过了这一“劫数”，甚至 还容许我在运动中回家探望我母亲。　　可是这一次，看到多年不见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非常衰老的人了。 母亲的双目深陷，面有土色。从那安放饭菜的凉橱里，我发现一碗豆腐肉糜 的菜，爬满了虫子。眼睛已经看不清虫子的母亲，却还是吃着，连虫子一起 吃着。听邻居说，她整天吃粥，不买菜，有时到隔壁的菜馆子里去买一碗肉 糜烧豆腐，常常要吃一个星期。难怪这次看到母亲，她一再诉说“造反派” 如何把她逐月节约下来的二百一十元钱，在抄家时拿走了。她说“造反派”　　已经告诉她，我是“右派”，在青海改造，因此她再也不忍使用我每月寄给 她的二十元钱。“这是你的血汗钱，我准备积起一个整数来还给你。”母亲 说。　　“你不能那样。给你的钱并不多，是你最低的生活费。你看，我的脸色 不是比过去好了吗？我在青海生活得很好。”我说尽好话，宽慰母亲。　　可是在我的心里却从此蒙上了阴影：金山的“造反派”怎么知道我在青 海改造，而且为了我，株连到母亲，批斗她，罚她跪在许多碎碗碎玻璃片上。 要她和我划清界线，揭发我。我不知道那多年来饱受创伤的母亲的心灵，又 经受了多大的伤痛！我感到无法补偿的内疚，心想住一夜就走，免得“造反 派”要她交代时说不清。　　“不，你别走。”母亲非常坚定，“天下哪一个母亲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的！我知道你不会犯错误，你没有‘罪’，今天搞不清，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　　母亲一反常态：不仅原谅我对她的撒谎，而且还笑逐颜开，用她最近几 个月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亲自去菜场买了一只活母鸡，请人宰杀好，在长期 不用、积满灰尘的土灶上烧，还上菜馆买来了几个熟菜，买来了小瓶白酒， 像宴请多年不见的亲友那样地款待我。那天晚上，母亲向我吐露了她唯一的 心事：“我已经八十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伸冤的一天。”停停，她又说：“下次你来的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 几天以后，当我告别母亲，当母亲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向我招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眼圈有些红润，好像在重复着那天晚上的那句话。“妈！我很快又会来看你的！”我从车窗口探出了头，大声说。 但是我怎么能相信，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向母亲的诀别。 一九七七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突然接到上海打来的“母病危速归”的电报。我立刻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启程。经过整整三天两夜，赶到老家金山县吕巷镇，只见母亲平静地躺在床上，睁大着一双眼睛，张开了嘴，离别这 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已经有十六个小时了。母亲死得非常不平静。是母亲等待我回来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 是母亲不放心我这个沉浮于上海和青海的儿子，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妈，我回来了，你安息吧。”我一面说着，一面抚摸着母亲的眼皮，让她合上了眼。　　一九七九年二月，我终于在母亲的骨灰盒面前，读到了上海市出版局寄 到青海来的平反改正通知书。青海师范大学也派车把我从喇嘛寺里接出来。 一九八一年，经青海省省委常委讨论通过，青海省教育厅重新授予我全省第 一个“教授”的职称。我的中共党籍也恢复了。一九八六年十月，上海市委 组织部又将我调回上海，根据我个人的意愿，重新回到了上海市出版局系统 工作。　　虽然我的壮年时期已经被迫丢失，但是千真万确：我仍然精力充沛，正 为上海书店组织力量，编纂一部将近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母亲，安息吧。我差点挨揍——流放青海的第一件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任期内，戴上 “右派”帽子，和其他一百多位“右派”一道，作为第三批“支边”者，由 出版局派员押送西宁，住在离市区四华里的东郊李家庄。　　那时的西宁市，开设在煤屑马路两旁的商店，绝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平 房，墙壁是用土块垒起来的，屋顶不用瓦片，是在木椽上铺盖树枝，覆上泥 土，滚压结实以抗雨雪的。称得上所谓“洋房”的建筑，仅仅是军阀马步芳 时期修建的一座像教堂一般的湟光电影院，以及在它对面的一家三层楼旅 社。这些建筑的门窗都很窄，像是害怕阳光会挤进去似的。　　十二月，西宁的晨晚寒冷刺骨，常常是雪花纷飞，远山近山一片皑皑白 雪。有时露了太阳，也是软弱无力，像是故意不把这些厚厚的积雪融化似的。 我们这些上海人，刚来乍到，好像掉进了冰窖，加上高原缺氧，走一段路就 会气喘，很不习惯。一九五九年元旦，晴天，放假。同志们都上街去了。我 因为一天只吃两顿饭，到了中午总觉得饥饿，就请了假，想到街上去看看有 什么好吃的。　　走了很久，又累又饿，到了大十字，看见南大街上一家熟食店正在零售 刚刚烧好的猪头肉，我买了一包，饥不及待地匆匆走进西门口的一家拉面馆， 付了钱，要了半斤拉面。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端放到我的面前。　　拉面的葱油香味沁入我的鼻孔，使我食欲大增，更加觉得饥肠辘辘，垂 涎欲滴。我立刻拿起筷子，打开我买来的那包猪头肉。可是不等我举起筷子捡上一片猪头肉，那位下罢面条站在旁边的伙计，像猫抓耗子一般，蓦地冲过来，一把抓起我刚刚解开的肉包，像丢掉带有传 染细菌的垃圾一样，用力向店堂外面的马路扔去，还用震耳欲聋的吼声吆喝 着：“鞭①哪！你，马路吃去！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正当我稀里胡涂，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见那端送拉面的伙计， 从店堂的另一头走回来，怒不可遏，满脸通红，拉下了白帽子，往空桌上一 扔，嘴里“鞭哪鞭哪”地，边走边卷袖口，一副打人的架势。我看到形势不妙，立刻拔腿就逃，连放在桌上的那个装着几元零钱的小钱包，也顾不上拿。 我冲出店堂，一口气冲过两条马路，然后歇了一会，缓了缓气，眼看没有追捕的人，才一面为缺氧而大口大口呼吸，一面慢慢地、又累又饿地走回 李家庄。　　走进宿舍的大门，遇到了临时负责看守任务的办事员小马。他是青海省 人事局派来的干部。我满怀委屈地把不准我吃猪头肉的事告诉了他。
“啊，你真幸运，没有挨揍！”他好奇地笑了笑，接着又严肃地说：“你 没有看清，你进的是一家回民开设的清真馆。伊斯兰教规是不准吃猪肉的。 看到你在他们馆子里吃猪肉，不揍才怪哩！”
成为本站VIP会员,
若未注册,请点击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