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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人之诗宁夏江
魏中林内容提要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入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关键词 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一、学人之诗的两重意义&&&&何谓学人之诗？要理解这一概念，首先得说说何谓学人。&&&&传统的学人是指以研究儒家典籍为主的儒士。儒学传承流变，在不同时期范围略有差异，唐代以前的儒学总称为经学（包括古文、今文经学），“《唐书》始易为儒学。至《宋史》而道学、儒林，E分本末……《元史》仍为儒学”。到清代，“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统以儒林”（《宋元学案叙》），相应地传统学人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但总以儒家经艺为核心。&&&&学人依其学问修养有大成、小成之分，《宋元学案叙》中说：“《周官经》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郑注以德行、六艺分属师、儒，盖以小成、大成别之，实非有区域也……盖道合于一者，圣也；其分而属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为学。”“师”即儒学之大成者，相当于圣人，他们学问渊博全备，化为崇高的德行而受民爱戴；“儒”即儒学之小成者，相当于饱学之士，他们学有专深，化为经世之术而受民尊敬。“师”、“儒”两者间“实非有区域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学人，“各就其性以成为学”。&&&&夫世有学人出，而后知有学人之诗存焉。学人之诗简而言之就是“师”“儒”等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杭世骏在《沈沃田诗序》中说：&&&&三百篇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于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已，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1]286&&&&杭世骏所说“学人之诗”就是学人中之大成者――周公、召公等圣贤之“师”所创作的诗歌。&&&&方南堂在《辍锻录》中所说：&&&&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2]1936&&&&方南堂所说“学人之诗”就是学人中之小成者――博学强识之“儒”所创作的诗歌。&&&&钱仲联在《论同光体》一文中将学人之诗就是学人所创作的诗歌之意表述得更加明晰：&&&&道、咸时期的程恩泽、郑珍、莫友芝诚然是学人，至于“同光体”诗人，只有沈曾植是著名学人……陈衍本人，虽也博览经史，毕竟只是诗人，古文家，是《文苑传》中人物，在那些代表人物中，却举不出学人。由此可知，陈衍“学人之诗”的说法，不仅在理论的本身，还值得商榷，即使就事论事，也不符合实际，闽派诗更不是“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一派。[3]199&&&&他在《清代学风与诗风的关系》中也说：&&&&清初的诗人大都是博学之士……厉氏（厉鹗）本人也是学人与诗人一身兼任之的……（沈曾植）才是道道地地的“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者的现身说法，而同光体诗人却不足以语些的……不同于郑珍、莫友芝合学人诗人之为一的情况。个别作者如陈衍，虽也博览经史，毕竟只是诗人，古文家，是《文苑传》中人物。[3]160-161&&&&钱仲联认为学人之诗就是如厉鹗、郑珍、莫友芝等学者所创作的诗歌，在“同光体”诗人中，够格称得上是“学人之诗”的只有大学者沈曾植的诗歌，其它诸如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尽管学问渊博，但他们只是文苑中的人物，终不是学人，其诗不是学人之诗。&&&&钱钟书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谈艺录》中认为少陵、昌黎的学问虽也广博，但不具备“专深”“精通”的特征，故他们的学问不是“学人之学”，只是“诗人之学”，他们的诗歌不是“学人之诗”，只是诗人之诗[4]177。&&&&综上所述，学人之诗的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即学人之诗的创作主体必须是学人。不能把以学为诗作为学人之诗的本质特征，“诗中有学”并不能成为学人之诗的标志，诗人之诗中也有学问。&&&&在古典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学人之诗的本意派生出第二层意思――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往往也称之为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相对举。在这种语境下所说的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可以对照的两种诗歌风貌。陈衍最喜欢提“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很多情况下就是指两种可以相对照的诗歌风貌。他说祁隽藻的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5]382同一创作主体，却又说其诗歌既是学人之诗又是诗人之诗，指的就是祁隽藻的诗歌具有两种可对举的特性，“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是学人之诗的特性，“写景言情”是诗人之诗的特性。他把同光体诗人的诗歌说成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那是因为同光体诗人许多篇章呈现出的学人之诗的特征。他在《石遗室诗话》卷六说张亨嘉①“素不以诗名，然偶为之，必惨淡经营，一字不苟，所谓学人之诗也。”[5]87是指张亨嘉（张本人称不上学人）作诗精严，其诗具有学人之诗的特点。&&&&二、学人之诗的特征&&&&事物的特征总是在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人之诗的特征是在与诗人之诗比较中凸显出来的。&&&&本来在以学问为诗这一点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没有根本上的差别，自从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个人创作时期后，无论是“清水出芙蓉的”天才型诗人，还是“读书破万卷”的功力型诗人，他们所写的诗歌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有学问化倾向的。主张“天然去雕琢”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天然之余，还须学问潜在的润饰作用，也就是说古典诗歌中的学问化现象不只是表现在学人之诗中，同时存在于诗人之诗中。学人之诗中的学问从形式上看与诗人之诗中的没有显著的差别。如果只是以诗歌中是否呈现出学问化的倾向来判别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以为有则为学人之诗，无则为诗人之诗，就会犯以共性来划分事物类别的逻辑错误。&&&&然而由于学人之诗是由学人这种理性的主体所产生的，在许多篇章都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这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本质分别之所在。学人由于长期运用抽象思维思考问题、钻研学问，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渗入逻辑思维，使诗歌具有学理特色。如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的诗歌就受他朴学的影响，明显体现出一种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他的《延平使至》、《三月十九日有事于宫，时闻缅国之报》等诗歌用典精切，典故之含义、背景，皆与所指事实切合，弹无虚发，字字落实，凝炼严谨，“宁人诗甚高老雄整……使事运典，确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谓精当”。（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2]2381他用典多出经史，绝少取稗乘小说、野史逸事、奇闻异说，体现出他诗歌创作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精神，也体现出他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诗人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是表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也就是钟嵘所说的“直寻”。诗人之诗不求精切，反求意象朦胧，兴致所至，随笔挥洒，诗歌具有跳动性、起伏性等特点，没有明显的逻辑学理特征。&&&&学人在诗歌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引进学术研究的方法，如翁方纲的《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歌为竹君赋》通过考辨纠讹，史料引证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莫友芝的《甘薯歌》对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指出番薯由“自海外窃取薯藤，纹入汲水绳中，渡海分植闽广境者”进行辩误，数典溯源，论证甘薯本黔南旧产。郑珍的《玉蜀黎歌》，为证明“玉黍乃古来之木禾”，旁征博引多种古笈：《山海经》、《竹书》、《地志》、《周礼》、《诗经》、《尔雅》等，穿插着古代神话传说、玉蜀种植现状。这些诗考证源流本末，列本证、旁证，大量运用朴学中常用的归纳法。诗人把诗歌看作艺术，以为吟咏性情，何关乎学术，当然不会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的方法引入诗歌创作中来。&&&&学人之诗常以专门之学入诗。由于学人之诗作为学人学术之一有机部分而存在，当学人们进行诗歌创作，一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诗歌意境的构造中，因而学人之诗可以看作“学之别体”，是作为学人之学术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存在的[6]107。如金石专家翁方纲大量以金石考据内容入诗；孙星衍懂水利，作《再至东省过河温各县》谈治水；程恩泽研究蚕桑，作《橡茧十咏》、《橡茧歌》。就具体诗句来说，黄遵宪如果没有“地圆说”的学识，就吟不出“回头望我地球圆”（《海行杂感》）的诗句；精通地志学的谭嗣同吟出了“崤函罗半壁，秦晋界长河”（《出潼关渡河》）、“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崆峒》）的华章。诗人“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4]177，“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蒋湘南《游艺录》（卷下）），诗中用事用典，并不体现出精深的特点，例如钱钟书先生曾说袁枚诗中也用禅语，但由于不好释氏，或未深读禅书，用释事释语归用事用语，实不曾知禅理[4]201-202。而深于禅学的沈曾植的诗歌频用佛典佛语，“其蓄之也厚，故其出之也富”[7]14，没有生硬之感，使人觉得“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r，而以辞为辖”[7]14。&&&&学人之诗质实沉厚，辞采不扬，敛性就范，意蕴深厚，“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7]14，“根底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石遗室诗话》）[5]161；作诗讲究功底识见、来历出处，有时看上去是平常之语，以为是学人自造，如果详细辨析，却大有来头；风格上“喜奥博不喜昌明，喜幽深不喜平直，喜含蓄不喜发露”（崔旭《念堂诗话》）[8]5453，所谓“其幽咽骚屑，缮性鞠情，|如孤葩，空壑自潦臃埙臁[7]14。“其辞未必尽文，而其旨远于鄙倍；其意未必尽豪，而其心归于和平；其情未必尽往复，而其性笃于忠爱”。（张际亮《答潘彦辅书》）[9]诗人之诗由于它的创作主体以为“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10]110，“诗……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随园诗话》卷九）[10]234，故诗歌不以学力功底见长。诗人之诗激情澎湃，极悲喜之情，所谓“博丽其词，激昂其声”（徐仁铸《人境庐诗草跋》），在味鲜、趣真、意新中表现诗人的情感、灵思和灵机。&&&&三、对学人之诗的理解&&&&“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如同许多常用的概念一样，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语义上的复杂多变或是相互矛盾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与其对学人之诗的概念进行条分缕析，强加界定，倒不如对这一概念容易产生的歧义和误解进行辨析。&&&&理解和把握“学人之诗”要注意六个方面：&&&&（一）学人之诗首先必须是“诗”，然“诗”中又有“学”。&&&&这就要求学人之诗的创作主体必须“诗”“学”兼顾，对学术和艺术有较强的协调融合能力。如果说一般诗人只是承受一种来自现实的生存压力，那么学人之诗除此之外，还始终受到另一种来自内部的异己性力量的吞噬，即他的知识、才学、理性对他作诗所必须的感觉、灵感和直观能力的威胁。学者诗人不仅不能像一般的诗人那样崇尚感觉而排斥理性，相反还必须在两者激烈的矛盾中去寻求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统一。既要有“理”又要有“诗”，这就是学人之诗在其创作过程中始终缠结着的逻辑困境。也可以说，它们在学人之诗中是一种“合则两全，离则两伤”的结构关系。就“离则两伤”的层面而言，如诗论家批评玄言诗“说山水则苞含名理”，批评理学诗“全无兴底意思”，如果说前一种问题是因为知识多而影响个体与对象的直观感性交流，那么后一种则是由于学理化解了情感上的郁积，因而也间接地取消了作诗所必需的冲动和激情。而在“合则两全”的层面上来讲，在其中所生成的则正是康德所谓“既思维又直观”的“理智直观”，这是一种虽无法论证却是人之最高认识机能。也可以说，如果诗人之感性与学者之理性结合好了，那么不仅不会出现所谓的“理事隔截”，相反在诗中还可以直接把握宇宙人生之最高真相，这是很多大诗人都梦寐以求的境界。当我们说“思维”与“直观”之逻辑矛盾难以解决时，并不意味着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它们在特殊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个体身上可以实现和谐的统一。一直全神贯注于纯粹知识对象的主体把目光转移向他一度冷漠的感性世界，从而为两种在学人身上原本严重分离与相互对立的生命机能提供了交流融合的现实基础[11]85。&&&&（二）学人之“学”与诗人之“诗”在同一主体身上实现统一。&&&&学人之“学”是倾向于理性的严瑾学术，诗人之“诗”则是以直观感性为基础的抒情言志的艺术，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是如何在学者型诗人同一主体身上实现融合和统一的呢？对此，范罕②在他的《蜗牛舍说诗新语》中做了较有说服力的辨析，他说：“今之学者以科学为职志，科学虽是万能，然未必能入诗。而真正精于科学者，亦必可转而为诗人，其诗亦必奇工，可断言者，所谓离开一步说话耳。如精于名数之学者，当其分别名实，考验原代之时，其符号圈点之中，诗无一字可为立足之地。同一玄学也，彼之玄在刻意，而诗之玄在抒情，心理绝殊，诗不寓焉。但一旦脱离习缚，看花走马，吟兴忽生，则前此精刻过人之脑想，必尽量输入于五七字中，而成为细组，其美亦必逾恒美，谁谓名数枯槁之学去诗远耶！又如精于形气物理等学者，当其试验声光之速率，水火之原行，诗不能占其时间之一刹那，空间之一隙罅。盖物理之分量有定限，诗之分量无定限，手法不同，诗亦无与焉。苟使笃好此诸科之学者，暂置严密之心思，陶写片时之愉适，则前此物情纠绕，试术变化，又必一一穷形尽相，输之于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种灼丽椭治铮辉蛭锢硌Ъ遥槐涠耍梢病９试诳蒲Ы缣甘床坏币允疚唬砸钥蒲疚唬谑怯忻朗跫抑渭抑逃抑苎Ъ抑锢砑抑抑！[12]562-563范罕这段话归纳起来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即做学问与写诗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精神活动，前者“分量有定限”，后者“分量无定限”；做学问与写诗不能同时发生，当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时，“诗无一字可为立足之地”；诗乃学人之余事，学者在学术活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吟兴忽生”，“陶写片时之愉适”，就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学术中的思想内容结合所触之情景“输之于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种灼丽椭治铩保幻蓍轮ナ丛叮锢砑铱伞耙槐涠恕保擞胧送耆梢栽谕恢魈迳砩鲜迪滞骋弧&&&&（三）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文人之诗、儒者之诗、哲人之诗的关系。&&&&才人之诗、文人之诗、哲人之诗、儒者之诗不能从“质”上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风格特征，故不能与学人之诗或与诗人之诗相对举，它们往往是从诗歌质地的厚与薄、诗与文的融合、思想的深与浅、理与情的偏重而言的。当然有时是因为使用概念时不够严谨，造成了这些概念的混用或张冠李戴。&&&&“才人之诗，崇论宏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然角胜於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于闲暇，则时过境非。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方南堂《辍锻录》）[2]1938，“模范山水，觞咏花月，刻画虫鸟，陶写比竹，其辞文而其旨未必深也，其意豪而其心未必广也，其情往复而其性未必厚也”（张际亮《答潘彦辅书》）[9]。可见才人之诗才情挥洒，多为山水风月花鸟之咏，偏向浮华浅滑，非诗之正道，有偶得薄学之嫌。&&&&“文人之诗”一般是指以文为诗而写成的诗歌，如“退之（韩愈）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13]411。（有时文人之诗也指创作主体缺乏诗人的气质，往往流为虚华浮夸，故“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顾炎武《与人书十八》），诗作缺乏应有的气格，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是客套应酬，攀附夸饰。）&&&&“哲人之诗”往往是诗歌内容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对历史时空的追索，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表现出对时光易逝、富贵无常、天命反侧的沉思和阐发，与偶然兴到、流连光景之诗自是不同。&&&&“儒者之诗”的提出与宋明理学兴盛不无关系，孙承恩云：“诗自三百篇后有儒者、诗人之分，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情。”（《书朱文公感兴诗后》）朱鹤龄说陶庵先生通晓“四子经义”，所作乐府“远辞高义”，“真儒者之诗也”。（《题黄陶庵诗卷》）可见“儒者之诗”偏重于义理，与专于情的诗人之诗相对照。&&&&而钱谦益《顾麟士诗集序》中的“儒者之诗”、黄宗羲《后苇碧轩诗序》中的“文人之诗”都应指“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对举。这就属于概念使用不够严谨而造成模糊的情况。&&&&学人之诗总体上排斥才人之诗，而亲和哲人之诗和儒者之诗，喜欢文人之诗对传统诗歌作适当的破体，以便引学入诗。&&&&（四）学人之诗从诗艺上来看并不优于诗人之诗。&&&&“学人诗人，努力的方向不同，并无高下之别。而在旧社会，一般文人却怀有学人高出一筹的偏见”[3]198，故而也有学人之诗高于诗人之诗之偏见。其实学人“嗣于经史、说文、考证之学嗜之日深，虽不废吟咏，非所专习也。”（《何绍基诗文集自序》）[14]1如作为学人的孙星衍就自叹不能兼有袁枚等诗人的性灵圆通，只好遁离诗坛而入学苑，“等身书卷著初成，绝地通天写性灵。我觉千秋难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随园诗话》卷16）[10]413。学人“经史考据之业自足千秋，诗不工矣”（朱庭珍《筱园诗话》卷2）[2]2351。在诗艺上往往不及诗人，有的学人之诗具诗形而乏诗质，流于有韵的学术文章，如翁方纲的诗“以考据为诗，恒钉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朱庭珍《筱园诗话》卷2）[2]2364典型的学人之诗，如果从艺术特征来看，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诗歌。故陈衍说：“然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石遗室诗话》卷14）[5]197&&&&方南堂说：“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又说：“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辍锻录》）[2]1936实是精辟之见。&&&&（五）学人之诗引奥涩术语入诗是一种由志趣而形成的用语定势。&&&&学人之诗中随处可见佶屈聱牙的文字术语、僻奥难明学问典故交织在一起，必然在解读方面给读者造成障碍。这是由于诗作的主体是埋首于经籍中的“读书人”，他们并不刻意以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为高，而是由于典籍读得多，钻得熟，术语典故自然奔注笔下，作者但喜其能确切达意，就随手用了，即他们诗歌的奥衍深邃是他们学问大量积累、高度成熟的自然发露，经传古训、奇词奥义在他们笔头自觉不自觉地顺手拈来。学人读学人之诗，“其蛰扶嘎酰绾鞣簦闳衔蚂郏玟岽罂幔纫粤骨濉[7]14，赏心悦目，轻松自由，但常人读学人之诗则觉得晦涩难明，难以卒读。正如胡先《海日楼诗集跋》所言：“先生（指沈曾植）视为常识者，他人咸为生僻。其诗本清真，但以|拾佛典颇多，遂为浅学所訾病。”&&&&（六）学人之诗的主体学人重学而不重诗，有的甚至轻诗。&&&&刘知几“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著自命”（《史通?自叙》），钱大昕“年二十以后，颇有志于经史之学，不专欲为诗人”（《潜研堂诗集?序》），王鸣盛“诗文皆辍不为，惟以考史为务”。（《十七史商榷?缀言二》）他们以治学为平生志业，把诗歌创作看作是馀事，把诗兴看作是“绪馀”，他们的诗作相对于其学术著作来说显得单薄寒伧，大部分学人诗集少，或者没有专门的诗集，他们对自己的诗作也“不自爱护，散落往往在人口”[7]14。另外，学人治诗的“馀力”“绪馀”在禀赋和量上的差异，即在才力感悟和时间精力上的差异，造成他们饮誉学苑与诗坛上的差异：“馀力”用得多，“绪馀”高，常以诗陶冶性灵，寄托抱负的，往往成为以诗而名的学人；“馀力”用得少，在治学之余稍为掇拾，却由于才力大而诗自工的，往往成为“诗”“学”兼擅的学人；非不能诗却专意于学，耻为诗人，偶有所作，随作随弃的，往往成为诗名为学名所掩的学人。&&&&学人之诗总体上重学问，但并不排斥性情，他们的诗歌也不是篇篇皆关学问。他们在理论上往往还标举首性情，次学问，只是在实际创作中却不自觉地首学问，次性情，如道咸宋诗派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就体现出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四、学人之诗之“美”&&&&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一）集学入诗，显示了学人知识的渊博。&&&&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学术的延伸，凡涉及他们的学术范围，他们的学识与情感一道倾泻于诗中，达到“情”与“理”同时的释放，从他们的诗篇可以集中地或零纨片羽似的领略到他们学识的渊博。如清代学术大师顾炎武精于经史之学，又旁通小学、音韵、舆地、典制、金石、校勘、辑佚、辨伪等学科，他的诗歌就浸潜着他广博的学问。有的以史学入诗，顾炎武平生最致力于史学，谙于历史风云变幻之掌故，所以他的诗歌比杜诗更有史的质地，“实则其诗足贵，正由字句间皆有事可指，且甚显豁”[15]4；有的以《易》学入诗，如《书女娲庙》、《赠路舍人泽溥》、《广昌道中》、《永夜》等诗中借“易”理反复阐发清覆明复的思想；有的引考据入诗，诗中论述文物制度，有本有源；有的以音韵学入诗，他的《音学五书》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16]82，他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显得格律严谨，合度有节；他的诗歌“长于隶事，尔雅典重”，几乎每一首都用事典，无一字不无来历[17]165。&&&&（二）以诗述学，显示了学人学术的精深。&&&&学人用诗篇阐释他们的专门之学，圈外人士感到奥僻晦涩，同行读之则如饮醇酪琼浆，显示出学人学术的精深。如汪师韩的《胡袭参司业示以所著同文声形故》是一篇谈论音韵文字学的诗作，这是乾嘉朴学家的专题研究，汪氏以短短的篇幅阐释了深奥的音韵文字学问题，足可见他的学术造诣。再如杭世骏的《万编修经将往明州修志过予追访旧事述长句答之兼以送行》，对四明地区的方志和文献从宋到清初进行了一次细细的梳理，如数家珍，解答了友人心中的种种困惑。对各种典籍的追根溯源，指瑕点瑜，充分显了作者对文献方志的精熟，非学者无以成此诗。&&&&（三）篇章凝练，显示了学人驱学从容自如。&&&&学人之诗以诗述学，其内容相当如一篇学术论文，但用诗歌来表述，往往被熔铸成数十字至几百字的诗篇，繁杂的学术内容依靠逻辑的连贯性与诗歌语言的跳跃性，舒卷铺陈。如清代金石考据专家翁方纲的《唐泰山磨崖铭》以三百多字形象地再现了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为宣扬国力，挑选各种颜色的马各一千匹，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大观峰下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神飞四千九百丈，手摸日观凌天门”。碑文《纪泰山铭》由玄宗亲自撰写，“完完岳色千字存”，记述了封禅的过程和目的，“河东祈Y河北赐，青齐兖濮胥拜恩；四方治定岁大稔，宜荐岳伯天帝孙”。铭文赞扬了先皇之功绩，表白自己（玄宗）不敢耽于安逸，“上帝之休祖考庆，若迷后稷歌姜；又云毖患儆在位，何异惩鉴桃虫x”。其书浑厚苍劲，遒逸婉润，“鸾翔凤翥磴道表，俯照碧海黄河奔”。铭刻所关涉的唐代人、事、历史、军功甚繁，但诗人却能提纲据要，驾轻就熟。诗笔随思维急转，想象飞腾，流宕铺叙。&&&&（四）经纬万端，显示了学人的经世情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比，学人的经术之心使他的诗歌更关注现实，更注意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以显示他们“初志岂诗人”或“耻为文人”的理想和情怀。道咸著名诗人郑珍就在诗歌再三表明了自己的经世之志，而且阐述了自己的经世策略，例如他曾为家乡贵州摆脱贫穷，发展经济，在诗中提出三策。《黎平木赠胡生子何》提出黔地必须从农耕转向林业，发挥地区优势，才能守土致富，“我生为遵人，独作树木计”；《堑口》提出贵州要开山辟岭，改善交通状况，才能与外商平等交易，繁荣贵州经济，“一朝会平荡，茶盐得通易”；《樗茧谱》，详述桑蚕之业，认为养蚕业“金帛满山那苦贫”，贵州养蚕业可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地其它地方推广。&&&&（五）使事用典，显示了学人的精审严谨。&&&&学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仍保持着谨严不苟的本色，体现出他们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使事用典，务求神理相通，分寸悉合。如顾炎武《陈生芳绩，两尊人先后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词旨哀恻，依韵奉和》中的“祭祢不从王氏腊”，出于《后汉书?陈宠传》：“宠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间为尚书。及（王）莽篡位，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陈芳绩和陈宠都姓陈，此其一；气节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馀分闰位，不承认其为正统，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兴者，此其四。朱彝尊的诗典故迭出，他驱遣典故，也是分寸切合，“寓典则于文从字顺之中，阖辟卷舒，妥贴排S”[18]272。祁隽藻往往对所吟咏的对象详细考索和分析条贯，他的诗歌“证据精确，比例切当”[5]382。&&&&（六）不事藻绩，显示了学人之作的质实沉厚。&&&&学人之诗重意不重辞，遣词造语往往显得朴拙无华，不似诗人之诗灵巧丽。诎黜风云月露之态，趋向质朴厚重的审美特征。如郑珍的《抽哀》：“东门牛截角，西门来使者。南门生吃人，北门大张橐。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不论Ыa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村民租铢利有几，何况十钱主簿先奉己。纵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饲尔饿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呜呼！贯率括率有时可暂为，盍使桑儿一再心计之。”诗中的“А薄敖a”、“菜茹”、“蕉苏”、“租铢”、“十钱主薄”、“贯率”、“括率”、“桑儿”，都是学问典故，但用语质实平易，“以功力深湛为特色”[19]82。&&&&五、学人之诗研究的缺位&&&&我们在研究和欣赏古典诗歌时，由于强调抒情言志、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社会现实诗、山水田园诗、咏史诗、咏物诗都可以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甚至风花雪月、虫鸟花鱼之篇都能引起我们的关注，而学问诗，特别是金石考据等学问诗，由于难懂，常常被嗤为故纸堆里的东西，以为缺少性情，充满学究气，毫无价值，人为地把这些诗搁置起来。大多数诗歌史或文学史对学人之诗或鲜有提及（即使提到，也只是阐述与诗歌相关的学术思潮的附论），或阈于“填书塞典，满纸死气”[10]605的偏见和定谳而对学人之诗直接否定。少数涉及了学人之诗的诗歌著述，也是太多地关注于其中用典用事、险韵僻字、拗句涩语这些表层的东西，缺乏深入的分析。结果一提起学人之诗，无论内容、作者，就用偏僻晦涩、堆垛无聊等套话去评价。至于学人们是如何用诗歌来表述学问，表述哪些学问；哪些是可取的，哪些确实是什物；哪些故意逞才使气，哪些是自然的流露；学问诗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是作者的读书心得，还是为某件古董名物题作；是写给学友后辈解疑答难的，还是学人之间的论学之诗，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少去考虑。&&&&由于上述的原因，我们在评价学人之诗时，有意地失却一部分文本，没有对学人的诗歌进行整体上的研读，造成我们对学人之诗的审美价值、学术价值及其地位影响的认识非常浅率，陌生、讹误甚至舛乱也伴随俱来。部分批评者由于学问的肤浅狭窄，看不懂或难以看懂学人之诗，当然只能贬斥学人之诗艰深晦涩，而没有为自己的浅薄反省自责，评价也就显得武断和粗暴。于是学人之诗一直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位置，“学者诗人”多被排斥于诗人群体之外，从而集体失声，使得我们对学人之诗有浓重的隔膜和成见，无法真正看到其价值。&&&&如果抛开这些成见和人为的回避，“透过‘抄书’之讥的遮蔽，从学问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可开掘的空间正自不小，评价亦未必止于当下”[20]19-20。学人大部分时间与书本典籍为友，虽“学擅专门，诗本余事，然心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之间”[21]10，“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跑进人生里边去生活，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22]74。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而言，读学人们的诗歌，同样可以感觉到他们跳动的“诗心”，可以体察到学人的生活情趣、思想感情。学人把诗歌作为他们学术活动的栖息调节之地，这儿虽然仍是大片学问纵横的町畦，但间杂着娱情悦目的花圃。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而言，学人之诗诚如袁行云先生所言：“包涵内容，至为广泛，足供文字比勘、名物训诂、史地考证、艺术赏析之资”，“中国诗歌之本身，除具有艺术价值外，尚具文献价值。惜乎研究者眇，未能尽量发掘，为世所用。”[23]1总之，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的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勾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而且更可由此而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思想史[6]113。&&&&从目前对学人之诗的研究状况来看，漠视和偏见固然不足道，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切割肢解的不足，很少把学术与诗歌结合起来去分析“学者诗人”两重身份所承担的两重功能是如何在同一主体身上达到和谐统一的，诗艺和学理是如何通融渗透的，学人和诗人是如何相互交流而带动他们所处时代的学风诗风的。受文苑和儒林分立的影响，在研究学人之诗的主体时，要么只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研究，要么只把他们当作学人来研究，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把诗歌史和学术史有机结合起来而进行研究的著述，使得“学者诗人”所呈现的是两幅缺陷的脸孔，而无法复合成一张清晰完整的面容。&&&&从目前诗学研究的视野来看，学人之诗的研究还处于草昧广袤、人力未施的状态。学人与诗人、学苑与诗坛的横向研究以及学人之诗发展演化的纵向研究还有许多尚待开掘探索的空间，值得学界去关注和思考。&&&&［收稿日期］&&&&注释：&&&&①张亨嘉，字燮钧，一字铁君，福建侯官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值南书房。官至礼部左侍郎。嗜古精鉴赏，工诗文，著有《口磐室集》传于世。《清史稿?儒林传》、《清儒学案》都不载。&&&&②范罕()，字彦珠，江苏通州（今南通）人。范当世子，有《浪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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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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