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沉香袅娜的人生（外二）/2008.6
张爱玲——沉香袅娜的人生（外二）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阳光午后，一位端庄沉静的民国女子敲响了鸳鸯蝴蝶派大师周瘦鹃的家门，她递过去的手稿名叫《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就是这一篇韵味独特的小说，由此点亮了一颗照耀文坛的星星。
　　张爱玲是一个形容词。她的贵族血液里流淌的是谜一样的故事。张爱玲是天才，深得《红楼梦》真传的《金锁记》被以苛刻闻名的傅雷认为是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虽然她从未出现在文学史十二钗的正册，一向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倒是从不介意这样的排名，她惟一在意的只是读者的胃口。早年负心爱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几个月来一直在上海书市高居榜首，可见上海人对张爱玲的偏爱，爱屋及乌爱上了与张爱玲有关的一切，她爱过的，怨过的，以及四十年代飘浮在上海天空奢华而颓靡的空气。
　　因为推崇，所以有人摹仿。然而张爱玲的文章不可学，没有经过钟鸣鼎食，未落大家余晖氤氲浸染的人，写不出那样精致的颓废。那些下午的章回小说，线装书的陈香，弥漫在她的眉梢眼角，绮丽成她的冷艳之笔，行走出一道通幽的回廊，每一道雕栏都刻着一段传奇，每一个角落都埋藏着一个故事，然后像流言一样蔓延开来，无可救药。因为那凄幽的美丽韵味悠长，所以有了几多看破红尘的追随。然而张爱玲敏感而早熟的心灵，过早地感受到了亲情的淡漠、爱情的破碎、家族的算计、世俗的可讽，幼小的心灵早早地感受到彻骨的苍凉。苍凉，胡琴的调子，不是低低地怨诉，而是冷静地表白，更见惨伤。读来没有泪，但觉无边无际的悲凉漫过来，人生原来如此无常。
　　张爱玲其文不可学，其人却可鉴。当看过了人生舞台的繁华苍凉后，她再没有兴趣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给人看，在人性的高处看滚滚红尘。她穿着大团花、滚镶边的晚清长袍，微笑着扬起下巴，细细地赏玩人生，“演员的卖力，换来的是四座空空如也，而观者永远从容不迫”。也许在上海四十年代静安寺路那幢公寓的6楼里，她曾默默地对自己说。楼下，有电车嘀铃铃地开过，电车上的人在封锁中构思爱情，永远地目光迷离。
　　既然是一个看客，那就尽情地享受生命的绚烂吧，哪管别人怎么说。卖文为生，文字成了她手中把玩的珠玉，闪烁着变幻的光泽，掷地声声，也是一道凄哀婉转的音乐。那就尽情地享受一次欲仙欲死的爱情吧，“她见了他，头变得低低的，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没有婚纱，只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如果再痴情也无法挽留，那就放下，仍然要把握住当下，当下的红尘里有自己对文字的眷恋，还有与姑姑相依为命的天长地久。
　　张爱玲不同于三毛，亲手扼断了自己的韶华，将美好的生命血淋淋地撕给人看。她认认真真地完成了自己，直到大限来临。若说她是悲剧人物，那就有一丝同情意味，而她不需要同情，不屑于同情。她是把借来的人生当成了章回小说，工工整整认认真真地拟了回目，而后冷静地诉说，撩拨着看官们生生不息的欲望。于是，有了被黄金锁住一生的七巧，老后只能将玉镯滑到干枯腋下的七巧，怎样用这只手臂劈死了几个人，没死的人也送了半条命；有了明日黄花的曼璐，在妹妹曼桢贞洁和爱情的祭台上建立起一个飘摇的归宿；有了在萎琐男人世界里长大的聂传庆，向更弱小者施以报复的快感；有了川嫦这个稀有而美丽的女子，在病中凄凄地看着亲人和恋人一个个远去；有了白流苏和范柳原那似情还欲的游移爱情，而爱情的成本竟是一场战争的爆发和一个颠覆的城市。
　　人性真实而残酷地暴露，张爱玲的平静如此锋利，让人曾一度怀疑，张爱玲是前世之石，还是冷月无声。然而，爱坐电车、嗜衣如命、爱吃软而烂的食物、爱和好友炎婴逛街的张爱玲那些琐碎的乐趣，在她的笔下又绚烂开来。是的，她曾来过，带着温度。
　　当丝丝情愫欲理还乱时，不经意想起张爱玲的闲看花落神闲气定；当无尽的寂寞惘惘袭来时，想起她在大洋彼岸长达十年与世隔绝的红楼梦魇，心中有一个世界，哪管外面四季轮回。也许，人生只求这样恣意地生长一次，纵情地开放，从容地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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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和他的中国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辜鸿铭是—位奇特人物。他早年在许多西方国家游历，西方文化滥熟于胸，后来却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中国传统纲常著名。民国都十年了，他还留着辫子，穿着中式大褂在北大授课，这就使他的“遗老”身份愈加突出了。
　　以这样一位颇有前朝遗老之气的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就不奇怪了。此书写于1915年，其时欧战正酣。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社会的一切社会矛盾暴露无遗。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连西方人也开始自己批评起自己的文明来。这种情势自然给辜鸿铭带来极大灵感，因此他写作此书之用心，就是要用中国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读《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发现处处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来揭露西方文化的“老底”。如说：“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看来，中西比较只是谜面，浇作者心中块垒才是谜底。作者心中的“块垒”是什么？这就是民国以来国人竞相趋新与追求“西化”之风。作者看不惯，故将满腔对世风的气愤激扬于文字。
　　由于有这种意识形态作祟，所以作者千方百计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因此，许多传统社会的陋习被作者极力渲染与颂扬。比如纳妾，作者说，“纳妾并不是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而这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生活的束缚，作者的描写也极其正面：“按照中国人的正统现念，上戏台和大庭广众面前唱歌，乃至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厅里去搔首弄唱，都是下流的、极不合适的事情。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正是这种幽闲、这种与世隔绝的幽静之爱、这种对花花世界诱惑的敏感抵制、这种中国女性理想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女人那种世界上其他民族妇女所不具备的——一种芳香，一种比紫兰香、比无法形容的兰花香还要淳浓、还要清新惬意的芳香。”总之在作者眼里，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落后乃至于愚昧的东西都不仅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散发出诗意的光辉。难怪五四时期辜鸿铭不仅遭到新思潮人物的猛烈抨击，而且也被社会与时代所唾弃。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位大肆鼓吹中国传统文明、极力诋毁西方现代文明的人，在西方世界中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成功。不少西方文化名流都引述他的话并予以极高评价。而西方社会的一般大众有不少因慕这位先知的大名而欲一睹其颜容，以至于有人写道：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观故宫，但不能不去见辜鸿铭。辜鸿铭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备受冷落，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名声却如此之大？这与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明在当年中西方人眼中的巨大反差有关。辜鸿铭眼里的“中国人的精神”在处于五四启蒙精神感召下的国人来说当然是糟粕，但西方正处于惨烈的战争地狱中，发现辜鸿铭所解读的中国文明正是解救他们脱离苦海的良方，况且他对西方文明的猛烈扫荡与颠覆，其气势之雄健有如尼采，这就难怪他的文字要在正浸润于虚无主义浪潮中的西方社会大众中风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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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毛病　　“悔不十年读书”是清代一位藏书家的藏书印语，据说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书店的店堂里就张挂着这几个字。其实，字是什么？书又是什么？细细想来，在其中浸淫越久，越是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从字面上看，似乎应该是先有字、有书，然后才有了书虫、书痴。但韩愈早就说过，“云从龙”，字和书亦然，从人。我想应该是先有那么一群人有了对记忆与生命的痴和悟，才催生出这物化的东西。然而，就像其他一切有灵性的事物一样，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有了卷入和抛弃的力量，就由不得人做主，反倒主宰了多少读书人的命运，颠覆了多少读书人的梦想。有人因之扶摇青云，有人因之海底沉沙，或者将其一生化作几颗沧海珠泪，或者几经历练竟然暖玉生烟……你问他字是什么？书又是什么？他只能回答：是我的命。纵然与书缠绵一世，到垂垂老矣仍然抱憾“悔不十年读书”。情到至真方知悔，一个“悔”字，饱蘸着多少痴男痴女对书的眷恋，对某种命运的执著。
　　与悔与坚持相对的是超然。这让我想起一位旷达的老者，他曾经对我们说：有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那块砖就该扔掉。因为人只有两只手，抓住不放你就不会有新的收获。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老人是无心之论，我却不知为什么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其实他正是我们的头儿，一直和文字打交道，快要退休了，而我当时才上班没几年。老头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长得干巴瘦小，脸上布满核桃壳一样的皱纹，却爱笑，一笑那些皱纹就舒展开来，像风吹开了沉重的衣褶。老头儿多病却充满活力，在新年的联欢会上我和他跳舞，他的步履轻快极了，让我这个年轻人自叹竟不如一位老者更懂得生活的乐趣。我对他其实所知甚少，但我想他肯定是扔掉了不止一块敲门砖或者其他的什么，甚至连生命正常需要的脂肪，虽然他病泱泱的却还很有活力，这么些年了，时不时还能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忽东忽西的，让人为他高兴。
　　老人在扔掉一些东西的同时应该是抓住了一点什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在我要抓住的有限的一两样东西中应该有书。我也曾经反思过父母给我的这种教育，没有对体育的热情，没有“秀”文艺的才能，只是一味的书、书，还是书。就像小孩子被逼着学钢琴什么的，虽然哭过反抗过，可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他在琴声中找到了自我，学会了在琴声中寻觅、表达和思索，钢琴成了他的血脉甚至灵魂。我对于书倒是从小就喜爱，但除了书也钟情过别的，不幸都被家里一一“修剪”掉了，只剩下在书里呼吸。前不久家里来了个为我修理电脑的小伙子，正在上大学。看到我家环壁皆书，他研究了半天，问我是做什么的，因为他看我那些藏书名类杂驳，实在猜不出有什么职业需要读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这些书与工作无关。他又问我这些书都读完了吗？如果不读或终究没有机会去读，买它们来做什么呢？再说，他指着一本《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说：读这样的书有什么用呢？
　　我一时语塞。是啊，有什么用呢？的确好像没什么实际的作用。想了想，于是问他抽不抽烟，他点点头说抽。我说其实买书读书就像你抽烟一样自然，有事没事翻一翻书，就像你随便点燃一支烟。如果时间长了不碰，好像还有瘾。抽烟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可能还有害，读书也是一样，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书买来是因为喜爱，总以为是有时间读的，即使不读，放在那里，有时摸一摸闻一闻，也很舒服。
　　曾经和一位爱读书也善读书的朋友交流，他说他的读书方法是一般有了一个方向后先读这方面的历史，再读代表人物的传记或代表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点后再做深入研究。这人博闻强记，其学识以及读书的章法都极让我佩服。反观我的读书就很可笑，纯粹跟着兴趣跑。比如前一阵子再读《红楼梦》，读着不过瘾，于是找来各种能找到的《脂胭斋重评石头记》，互相对照着读，猜，想。渐渐地，那个藏在字里行间的曹雪芹在我眼前忽隐忽现，斯是何等样人？竟是何种情怀？于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读着这些红学家们关于曹雪芹的文字，便觉得那个人活了，只见他忽而与敦诚解刀质酒，忽而在黄叶村歌哭无端，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寻来寻去，寻出二月河的“康、雍、乾”，和高阳的厚厚一撂“红楼系列”，爱屋及乌，“包衣”、“牛录”、“八旗”，从探寻曹雪芹的身世开始，不知不觉地对清史发生了兴趣，先是和曹雪芹关系密切的康乾盛世，后来追根溯源读到《明亡清兴六十年》，及至省悟到清朝对于国人的最大伤害是“奴才意识”的灌输与强化，于是重新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找出人民文学版1981年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书页已经发黄，读到鲁迅不动声色地刻画鲁镇的劳动人民在嘘寒问暖中把玩祥林嫂的痛苦时，忽然心有所感，在庸常的生活中读出了真实的可怕，想想人的心灵或许还是要有所寄托的，于是又翻出了梁启超的《说佛》……总之，读来读去，竟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了。
　　我读书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且读完后很快就忘了。翻到一本旧书，看到当年自己在空白处的稚嫩的笔记，竟如偶遇一位似曾相识的新人。由于缺乏“备战备荒”的意识，所以在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往往插不上话，有时明明不太赞成对方的观点，也不能够像样地引经据典地加以反驳，颇让人沮丧。这让我想起一次和好友去洗澡，高兴时哼起一小段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旋律。他觉得不错，问我哼唱的是什么，我说是钢琴曲。又问是谁的，我停下来想了想说：莫扎特，或者肖邦，如果都不对，那就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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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东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阳光午后，一位端庄沉静的民国女子敲响了鸳鸯蝴蝶派大师周瘦鹃的家门，她递过去的手稿名叫《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就是这一篇韵味独特的小说，由此点亮了一颗照耀文坛的星星。
张爱玲是一个形容词。她的贵族血液里流淌的是谜一样的故事。张爱玲是天才，深得《红楼梦》真传的《金锁记》被以苛刻闻名的傅雷认为是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虽然她从未出现在文学史十二钗的正册，一向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倒是从不介意这样的排名，她惟一在意的只是读者的胃口。早年负心爱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几个月来一直在上海书市高居榜首，可见上海人对张爱玲的偏爱，爱屋及乌爱上了与张爱玲有关的一切，她爱过的，怨过的，以及四十年代飘浮在上海天空奢华而颓靡的空气。
因为推崇，所以有人摹仿。然而张爱玲的文章不可学，没有经过钟鸣鼎食，未落大家余晖氤氲浸染的人，写不出那样精致的颓废。那些下午的章回小说，线装书的陈香，弥漫在她的眉梢眼角，绮丽成她的冷艳之笔，行走出一道通幽的回廊，每一道雕栏都刻着一段传奇，每一个角落都埋藏着一个故事，然后像流言一样蔓延开来，无可救药。因为那凄幽的美丽韵味悠长，所以有了几多看破红尘的追随。然而张爱玲敏感而早熟的心灵，过早地感受到了亲情的淡漠、爱情的破碎、家族的算计、世俗的可讽，幼小的心灵早早地感受到彻骨的苍凉。苍凉，胡琴的调子，不是低低地怨诉，而是冷静地表白，更见惨伤。读来没有泪，但觉无边无际的悲凉漫过来，人生原来如此无常。
张爱玲其文不可学，其人却可鉴。当看过了人生舞台的繁华苍凉后，她再没有兴趣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给人看，在人性的高处看滚滚红尘。她穿着大团花、滚镶边的晚清长袍，微笑着扬起下巴，细细地赏玩人生，“演员的卖力，换来的是四座空空如也，而观者永远从容不迫”。也许在上海四十年代静安寺路那幢公寓的6楼里，她曾默默地对自己说。楼下，有电车嘀铃铃地开过，电车上的人在封锁中构思爱情，永远地目光迷离。
既然是一个看客，那就尽情地享受生命的绚烂吧，哪管别人怎么说。卖文为生，文字成了她手中把玩的珠玉，闪烁着变幻的光泽，掷地声声，也是一道凄哀婉转的音乐。那就尽情地享受一次欲仙欲死的爱情吧，“她见了他，头变得低低的，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没有婚纱，只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如果再痴情也无法挽留，那就放下，仍然要把握住当下，当下的红尘里有自己对文字的眷恋，还有与姑姑相依为命的天长地久。
张爱玲不同于三毛，亲手扼断了自己的韶华，将美好的生命血淋淋地撕给人看。她认认真真地完成了自己，直到大限来临。若说她是悲剧人物，那就有一丝同情意味，而她不需要同情，不屑于同情。她是把借来的人生当成了章回小说，工工整整认认真真地拟了回目，而后冷静地诉说，撩拨着看官们生生不息的欲望。于是，有了被黄金锁住一生的七巧，老后只能将玉镯滑到干枯腋下的七巧，怎样用这只手臂劈死了几个人，没死的人也送了半条命；有了明日黄花的曼璐，在妹妹曼桢贞洁和爱情的祭台上建立起一个飘摇的归宿；有了在萎琐男人世界里长大的聂传庆，向更弱小者施以报复的快感；有了川嫦这个稀有而美丽的女子，在病中凄凄地看着亲人和恋人一个个远去；有了白流苏和范柳原那似情还欲的游移爱情，而爱情的成本竟是一场战争的爆发和一个颠覆的城市。
人性真实而残酷地暴露，张爱玲的平静如此锋利，让人曾一度怀疑，张爱玲是前世之石，还是冷月无声。然而，爱坐电车、嗜衣如命、爱吃软而烂的食物、爱和好友炎婴逛街的张爱玲那些琐碎的乐趣，在她的笔下又绚烂开来。是的，她曾来过，带着温度。
当丝丝情愫欲理还乱时，不经意想起张爱玲的闲看花落神闲气定；当无尽的寂寞惘惘袭来时，想起她在大洋彼岸长达十年与世隔绝的红楼梦魇，心中有一个世界，哪管外面四季轮回。也许，人生只求这样恣意地生长一次，纵情地开放，从容地告别。
辜鸿铭和他的中国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辜鸿铭是—位奇特人物。他早年在许多西方国家游历，西方文化滥熟于胸，后来却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中国传统纲常著名。民国都十年了，他还留着辫子，穿着中式大褂在北大授课，这就使他的“遗老”身份愈加突出了。
以这样一位颇有前朝遗老之气的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就不奇怪了。此书写于1915年，其时欧战正酣。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社会的一切社会矛盾暴露无遗。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连西方人也开始自己批评起自己的文明来。这种情势自然给辜鸿铭带来极大灵感，因此他写作此书之用心，就是要用中国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读《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发现处处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来揭露西方文化的“老底”。如说：“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看来，中西比较只是谜面，浇作者心中块垒才是谜底。作者心中的“块垒”是什么？这就是民国以来国人竞相趋新与追求“西化”之风。作者看不惯，故将满腔对世风的气愤激扬于文字。
由于有这种意识形态作祟，所以作者千方百计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因此，许多传统社会的陋习被作者极力渲染与颂扬。比如纳妾，作者说，“纳妾并不是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而这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生活的束缚，作者的描写也极其正面：“按照中国人的正统现念，上戏台和大庭广众面前唱歌，乃至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厅里去搔首弄唱，都是下流的、极不合适的事情。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正是这种幽闲、这种与世隔绝的幽静之爱、这种对花花世界诱惑的敏感抵制、这种中国女性理想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女人那种世界上其他民族妇女所不具备的——一种芳香，一种比紫兰香、比无法形容的兰花香还要淳浓、还要清新惬意的芳香。”总之在作者眼里，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落后乃至于愚昧的东西都不仅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散发出诗意的光辉。难怪五四时期辜鸿铭不仅遭到新思潮人物的猛烈抨击，而且也被社会与时代所唾弃。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位大肆鼓吹中国传统文明、极力诋毁西方现代文明的人，在西方世界中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成功。不少西方文化名流都引述他的话并予以极高评价。而西方社会的一般大众有不少因慕这位先知的大名而欲一睹其颜容，以至于有人写道：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观故宫，但不能不去见辜鸿铭。辜鸿铭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备受冷落，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名声却如此之大？这与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明在当年中西方人眼中的巨大反差有关。辜鸿铭眼里的“中国人的精神”在处于五四启蒙精神感召下的国人来说当然是糟粕，但西方正处于惨烈的战争地狱中，发现辜鸿铭所解读的中国文明正是解救他们脱离苦海的良方，况且他对西方文明的猛烈扫荡与颠覆，其气势之雄健有如尼采，这就难怪他的文字要在正浸润于虚无主义浪潮中的西方社会大众中风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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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沉香袅娜的人生（外二）颜
东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阳光午后，一位端庄沉静的民国女子敲响了鸳鸯蝴蝶派大师周瘦鹃的家门，她递过去的手稿名叫《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就是这一篇韵味独特的小说，由此点亮了一颗照耀文坛的星星。　　张爱玲是一个形容词。她的贵族血液里流淌的是谜一样的故事。张爱玲是天才，深得《红楼梦》真传的《金锁记》被以苛刻闻名的傅雷认为是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虽然她从未出现在文学史十二钗的正册，一向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倒是从不介意这样的排名，她惟一在意的只是读者的胃口。早年负心爱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几个月来一直在上海书市高居榜首，可见上海人对张爱玲的偏爱，爱屋及乌爱上了与张爱玲有关的一切，她爱过的，怨过的，以及四十年代飘浮在上海天空奢华而颓靡的空气。　　因为推崇，所以有人摹仿。然而张爱玲的文章不可学，没有经过钟鸣鼎食，未落大家余晖氤氲浸染的人，写不出那样精致的颓废。那些下午的章回小说，线装书的陈香，弥漫在她的眉梢眼角，绮丽成她的冷艳之笔，行走出一道通幽的回廊，每一道雕栏都刻着一段传奇，每一个角落都埋藏着一个故事，然后像流言一样蔓延开来，无可救药。因为那凄幽的美丽韵味悠长，所以有了几多看破红尘的追随。然而张爱玲敏感而早熟的心灵，过早地感受到了亲情的淡漠、爱情的破碎、家族的算计、世俗的可讽，幼小的心灵早早地感受到彻骨的苍凉。苍凉，胡琴的调子，不是低低地怨诉，而是冷静地表白，更见惨伤。读来没有泪，但觉无边无际的悲凉漫过来，人生原来如此无常。　　张爱玲其文不可学，其人却可鉴。当看过了人生舞台的繁华苍凉后，她再没有兴趣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给人看，在人性的高处看滚滚红尘。她穿着大团花、滚镶边的晚清长袍，微笑着扬起下巴，细细地赏玩人生，“演员的卖力，换来的是四座空空如也，而观者永远从容不迫”。也许在上海四十年代静安寺路那幢公寓的6楼里，她曾默默地对自己说。楼下，有电车嘀铃铃地开过，电车上的人在封锁中构思爱情，永远地目光迷离。　　既然是一个看客，那就尽情地享受生命的绚烂吧，哪管别人怎么说。卖文为生，文字成了她手中把玩的珠玉，闪烁着变幻的光泽，掷地声声，也是一道凄哀婉转的音乐。那就尽情地享受一次欲仙欲死的爱情吧，“她见了他，头变得低低的，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没有婚纱，只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如果再痴情也无法挽留，那就放下，仍然要把握住当下，当下的红尘里有自己对文字的眷恋，还有与姑姑相依为命的天长地久。　　张爱玲不同于三毛，亲手扼断了自己的韶华，将美好的生命血淋淋地撕给人看。她认认真真地完成了自己，直到大限来临。若说她是悲剧人物，那就有一丝同情意味，而她不需要同情，不屑于同情。她是把借来的人生当成了章回小说，工工整整认认真真地拟了回目，而后冷静地诉说，撩拨着看官们生生不息的欲望。于是，有了被黄金锁住一生的七巧，老后只能将玉镯滑到干枯腋下的七巧，怎样用这只手臂劈死了几个人，没死的人也送了半条命；有了明日黄花的曼璐，在妹妹曼桢贞洁和爱情的祭台上建立起一个飘摇的归宿；有了在萎琐男人世界里长大的聂传庆，向更弱小者施以报复的快感；有了川嫦这个稀有而美丽的女子，在病中凄凄地看着亲人和恋人一个个远去；有了白流苏和范柳原那似情还欲的游移爱情，而爱情的成本竟是一场战争的爆发和一个颠覆的城市。　　人性真实而残酷地暴露，张爱玲的平静如此锋利，让人曾一度怀疑，张爱玲是前世之石，还是冷月无声。然而，爱坐电车、嗜衣如命、爱吃软而烂的食物、爱和好友炎婴逛街的张爱玲那些琐碎的乐趣，在她的笔下又绚烂开来。是的，她曾来过，带着温度。　　当丝丝情愫欲理还乱时，不经意想起张爱玲的闲看花落神闲气定；当无尽的寂寞惘惘袭来时，想起她在大洋彼岸长达十年与世隔绝的红楼梦魇，心中有一个世界，哪管外面四季轮回。也许，人生只求这样恣意地生长一次，纵情地开放，从容地告别。
辜鸿铭和他的中国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辜鸿铭是—位奇特人物。他早年在许多西方国家游历，西方文化滥熟于胸，后来却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中国传统纲常著名。民国都十年了，他还留着辫子，穿着中式大褂在北大授课，这就使他的“遗老”身份愈加突出了。　　以这样一位颇有前朝遗老之气的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就不奇怪了。此书写于1915年，其时欧战正酣。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社会的一切社会矛盾暴露无遗。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连西方人也开始自己批评起自己的文明来。这种情势自然给辜鸿铭带来极大灵感，因此他写作此书之用心，就是要用中国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读《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发现处处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来揭露西方文化的“老底”。如说：“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看来，中西比较只是谜面，浇作者心中块垒才是谜底。作者心中的“块垒”是什么？这就是民国以来国人竞相趋新与追求“西化”之风。作者看不惯，故将满腔对世风的气愤激扬于文字。　　由于有这种意识形态作祟，所以作者千方百计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因此，许多传统社会的陋习被作者极力渲染与颂扬。比如纳妾，作者说，“纳妾并不是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而这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生活的束缚，作者的描写也极其正面：“按照中国人的正统现念，上戏台和大庭广众面前唱歌，乃至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厅里去搔首弄唱，都是下流的、极不合适的事情。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正是这种幽闲、这种与世隔绝的幽静之爱、这种对花花世界诱惑的敏感抵制、这种中国女性理想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女人那种世界上其他民族妇女所不具备的——一种芳香，一种比紫兰香、比无法形容的兰花香还要淳浓、还要清新惬意的芳香。”总之在作者眼里，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落后乃至于愚昧的东西都不仅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散发出诗意的光辉。难怪五四时期辜鸿铭不仅遭到新思潮人物的猛烈抨击，而且也被社会与时代所唾弃。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位大肆鼓吹中国传统文明、极力诋毁西方现代文明的人，在西方世界中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成功。不少西方文化名流都引述他的话并予以极高评价。而西方社会的一般大众有不少因慕这位先知的大名而欲一睹其颜容，以至于有人写道：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观故宫，但不能不去见辜鸿铭。辜鸿铭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备受冷落，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名声却如此之大？这与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明在当年中西方人眼中的巨大反差有关。辜鸿铭眼里的“中国人的精神”在处于五四启蒙精神感召下的国人来说当然是糟粕，但西方正处于惨烈的战争地狱中，发现辜鸿铭所解读的中国文明正是解救他们脱离苦海的良方，况且他对西方文明的猛烈扫荡与颠覆，其气势之雄健有如尼采，这就难怪他的文字要在正浸润于虚无主义浪潮中的西方社会大众中风靡了。
读书人的毛病　　“悔不十年读书”是清代一位藏书家的藏书印语，据说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书店的店堂里就张挂着这几个字。其实，字是什么？书又是什么？细细想来，在其中浸淫越久，越是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从字面上看，似乎应该是先有字、有书，然后才有了书虫、书痴。但韩愈早就说过，“云从龙”，字和书亦然，从人。我想应该是先有那么一群人有了对记忆与生命的痴和悟，才催生出这物化的东西。然而，就像其他一切有灵性的事物一样，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有了卷入和抛弃的力量，就由不得人做主，反倒主宰了多少读书人的命运，颠覆了多少读书人的梦想。有人因之扶摇青云，有人因之海底沉沙，或者将其一生化作几颗沧海珠泪，或者几经历练竟然暖玉生烟……你问他字是什么？书又是什么？他只能回答：是我的命。纵然与书缠绵一世，到垂垂老矣仍然抱憾“悔不十年读书”。情到至真方知悔，一个“悔”字，饱蘸着多少痴男痴女对书的眷恋，对某种命运的执著。　　与悔与坚持相对的是超然。这让我想起一位旷达的老者，他曾经对我们说：有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那块砖就该扔掉。因为人只有两只手，抓住不放你就不会有新的收获。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老人是无心之论，我却不知为什么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其实他正是我们的头儿，一直和文字打交道，快要退休了，而我当时才上班没几年。老头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长得干巴瘦小，脸上布满核桃壳一样的皱纹，却爱笑，一笑那些皱纹就舒展开来，像风吹开了沉重的衣褶。老头儿多病却充满活力，在新年的联欢会上我和他跳舞，他的步履轻快极了，让我这个年轻人自叹竟不如一位老者更懂得生活的乐趣。我对他其实所知甚少，但我想他肯定是扔掉了不止一块敲门砖或者其他的什么，甚至连生命正常需要的脂肪，虽然他病泱泱的却还很有活力，这么些年了，时不时还能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忽东忽西的，让人为他高兴。　　老人在扔掉一些东西的同时应该是抓住了一点什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在我要抓住的有限的一两样东西中应该有书。我也曾经反思过父母给我的这种教育，没有对体育的热情，没有“秀”文艺的才能，只是一味的书、书，还是书。就像小孩子被逼着学钢琴什么的，虽然哭过反抗过，可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他在琴声中找到了自我，学会了在琴声中寻觅、表达和思索，钢琴成了他的血脉甚至灵魂。我对于书倒是从小就喜爱，但除了书也钟情过别的，不幸都被家里一一“修剪”掉了，只剩下在书里呼吸。前不久家里来了个为我修理电脑的小伙子，正在上大学。看到我家环壁皆书，他研究了半天，问我是做什么的，因为他看我那些藏书名类杂驳，实在猜不出有什么职业需要读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这些书与工作无关。他又问我这些书都读完了吗？如果不读或终究没有机会去读，买它们来做什么呢？再说，他指着一本《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说：读这样的书有什么用呢？　　我一时语塞。是啊，有什么用呢？的确好像没什么实际的作用。想了想，于是问他抽不抽烟，他点点头说抽。我说其实买书读书就像你抽烟一样自然，有事没事翻一翻书，就像你随便点燃一支烟。如果时间长了不碰，好像还有瘾。抽烟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可能还有害，读书也是一样，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书买来是因为喜爱，总以为是有时间读的，即使不读，放在那里，有时摸一摸闻一闻，也很舒服。　　曾经和一位爱读书也善读书的朋友交流，他说他的读书方法是一般有了一个方向后先读这方面的历史，再读代表人物的传记或代表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点后再做深入研究。这人博闻强记，其学识以及读书的章法都极让我佩服。反观我的读书就很可笑，纯粹跟着兴趣跑。比如前一阵子再读《红楼梦》，读着不过瘾，于是找来各种能找到的《脂胭斋重评石头记》，互相对照着读，猜，想。渐渐地，那个藏在字里行间的曹雪芹在我眼前忽隐忽现，斯是何等样人？竟是何种情怀？于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读着这些红学家们关于曹雪芹的文字，便觉得那个人活了，只见他忽而与敦诚解刀质酒，忽而在黄叶村歌哭无端，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寻来寻去，寻出二月河的“康、雍、乾”，和高阳的厚厚一撂“红楼系列”，爱屋及乌，“包衣”、“牛录”、“八旗”，从探寻曹雪芹的身世开始，不知不觉地对清史发生了兴趣，先是和曹雪芹关系密切的康乾盛世，后来追根溯源读到《明亡清兴六十年》，及至省悟到清朝对于国人的最大伤害是“奴才意识”的灌输与强化，于是重新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找出人民文学版1981年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书页已经发黄，读到鲁迅不动声色地刻画鲁镇的劳动人民在嘘寒问暖中把玩祥林嫂的痛苦时，忽然心有所感，在庸常的生活中读出了真实的可怕，想想人的心灵或许还是要有所寄托的，于是又翻出了梁启超的《说佛》……总之，读来读去，竟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了。　　我读书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且读完后很快就忘了。翻到一本旧书，看到当年自己在空白处的稚嫩的笔记，竟如偶遇一位似曾相识的新人。由于缺乏“备战备荒”的意识，所以在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往往插不上话，有时明明不太赞成对方的观点，也不能够像样地引经据典地加以反驳，颇让人沮丧。这让我想起一次和好友去洗澡，高兴时哼起一小段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旋律。他觉得不错，问我哼唱的是什么，我说是钢琴曲。又问是谁的，我停下来想了想说：莫扎特，或者肖邦，如果都不对，那就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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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自己动脑筋呢,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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