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80后,为什么就哪个年代被这样叫的普遍,到低这80年代发生了什么_百度知道
都说80后,为什么就哪个年代被这样叫的普遍,到低这80年代发生了什么
如何如何的光彩.如此侮辱人格,实在令我这80后汗颜.80后一词无非就是70后,这是中国这礼仪之邦能做出的,和70以前那帮自己不懂装懂的傻子想出来的?80后这词一秆子打倒80年出生至08年的所有人,80后如何如何的失败等等.无非就是想炫耀自己70后.这是对事对人都不公平,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80后你们听不出有贬义的意味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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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汗拉~
现在还有70后90后呢
要真有发生什么只能说是1978年改革开放 这个是对中国的意义不一般
80年代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生下了我们这群80后！
你是不是看了80后的那电视所以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样说是有原因的，80后指的应该是80年至89年这段时间出生的人，这段时间出生的人现在的年龄阶段在28岁以下，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在上班了，都很年轻，前途一片光明，是祖国建设的新生力军，是年轻的一辈，是改革开放后走向社会的最强大的一批人，都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80年后出生的人应该感到很光荣，看历朝历代这时候是最需要人才的，也是祖国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所以我们80后出生的人的肩负的使命很重。。。。重振中华民族的伟大时刻就落在我们身上了。。。。
80后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包括1978年和1979年出生的人。是相对于建国后出生的一代人而言的。因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出生的第二代人，相比第一代人而言，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今仿照80后的称呼，又有了90后，以后可能还会有00后之类的，但是其意义与80后就有很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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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五、六十年代的荒唐往事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天灾和人祸并行的重大事件。那时人们似乎失去了理智和思维，导演了一场又一场的荒唐闹剧，伴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真实的历史将会被淹没，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见证人，也将越来越少。为了使真实的历史再现，不让历史出现空白和被扭曲。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亲自经历的、参与的、看到的，真实事件记录下来，让后人细细地凭吊那段原貌裸露的历史足迹。
1 &农业生产合作化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那是我国农村自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中国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农业合作化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生产互助组阶段、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阶段。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在农民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和收获的农产品均属私有的基础上，在劳力、畜力、农具使用上实行换工互助，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劳动互助组织。这样，没有耕牛和农具的农户的田，也可以耕种了；而田多有农具的农户的农活，也有人帮忙做了。这种换工互助组的形式，可谓换手搔痒，对所有的农户都有好处，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们村农业生产互助组是1954年春天开始筹建的，那时我正在上小学，在成立互助组前，村民天天晚上在我们学校开大会，可能是在讨论互助组分组和章程。我记得我们家所在的互助组共有四户人家，其中我家和李恒兴家为中农，另外两户孤寡老人均为贫农。村干部这样划分小组的目的就是利用中农的各项优势去扶持那些弱势群体，以便帮助他们克服缺乏农具、牲畜、劳力的困难，那时我虽然很小，但对当时几家人在一块热热闹闹搞秋收和打场的情景记忆犹新。互助组在我们村的寿命极短，前后总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到1955年冬天就成立起了初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它是的初期形式。按照初级社的章程，农户的田地实行统一入社，参加分红，牲畜和大型农具实行作价入股，转为集体所有；然而这些白纸黑字生成的文件一天也没有得到落实。农户所有的财产入社后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回报，土地、耕畜、大农具使用按比例支付租金和分期返还的诺言变成了一句谎言。实质上这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侵犯和对农民财产的一种剥夺。
土地是农民生命之本，农民总是天天盼土地。在解放前我家约有七亩（大亩）土地，父母日子过的很艰苦。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一家人省吃俭用，每年收过小麦全家都舍不得吃、用牲口拉到集上去换高粱吃。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父亲没冬没夏的傍着牲畜去拉脚，在外常常吃的是硬棒棒的窝窝头，唯一的就菜就是萝卜咸菜，渴了就从随身带的水壶中倒点凉开水，沉重的劳动付出，艰辛的生活条件是常人很难承受的。渐渐地手中有了点积攒，于是便换成了土地，年复一年，家中的土地从七亩增长到了十四亩。五十年代初，中国在苏联办集体农庄的影响下，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已是初中生的大哥已看得清清楚楚，曾几次劝父亲停止购买土地，但一贯脾气倔犟的父亲从不接受，为了让兄弟四人到分家时每人能分到三四亩地，仍在拼命地购买地。1955年家乡开始筹建初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一律入股，农具和牲畜均统统归公。这突如其来的运动，一时父母心理上很难承受，因为这意味着全家多年来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尚未得到享受就将付之东流。对于全村牲口和农具入社的情景成了我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是55年一个初冬的下午，李世信家门口的场园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型农具，其中以耕地用的犁，锄，耢，大耙，抿把和耩子最多，另外还有打场用的杈把，推把，扫帚，木锨，耙子，樰子等，以及马车，拖车等运输工具，工作人员逐一估价登记，分类摆放。另外村民的牲畜也一律实行集中喂养，村西头所有的牲畜分别集中在李恒一后院北屋和田秉春大门外东屋内喂养。全村集体收养牲口的时间已到了最后一天了，可我家那头青骡子和黑色的驴仍没露面，原来父亲是利用最后的机会，兑现他和客户的许诺，挣回最后一笔运费，那天晚上父亲赶着马车回来的很晚，第二天早上，父亲用最好的草料将两头牲口喂饱后，含着眼泪将它们送给了新的主人，别了，心爱的牲口！
初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程也是非常短暂的，刚刚成立不到两年，中央追求高速发展，全国的初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6年全部改成了高级社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仓促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管理一度混乱，最突出的问题是大批牲口死亡，由于多头牲口长期拥挤在一个黑暗潮湿的房间内，空气污浊不对流，造成牲口身上成片成片的掉毛，再加上饲料供应不足和饲养人员责任心差，个个牲口骨瘦如柴，每隔几天总有牲口死亡。因此我小时候看剥牛，剥马的机会最多，每死一头牲口队里总会找三五个人来当屠夫，剥过的好肉按人口平均分给社员，剩下的骨头和下水则是屠夫们的战胜品，只见他们将牲口的头，骨和所有的下水统统地放在一口大锅内煮，那个香味隔几道房都能闻到，有时我们小孩子顶不住诱惑，也跑去蹭点下水肉吃，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东西可真算是高档的享受了。说实话当时的社员也都想让牲口多死几头，这样可以解解馋，改善一下生活，因为那时候农民的生活太苦了。若不死牛，社员们根本尝不到肉的滋味。牲口接二连三的死亡，严重的危及了农业生产和村民的日常生活，过去由牲口干的活只能用人来代替，在那个年代到处可以看到人拉犁耕地，人拉耩子种麦，人拉马车运肥，就连社员们吃的米和面也全是靠人自己推磨推碾来加工。
在分配制度上高级合作社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的方法，明文取消了土地分红。这样以来，土地多劳力少的富裕户收入减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再加上社内经营管理差，社员群众经济纠纷多，部分社员出现思想波动，许多地方还发了生群众闹事、拉牛退社的现象。到1957年闹退社风达到了高峰。当时办高级社时，宣传的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入社以后再想退出那是难上难了。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57年底全国又农村开展了整社运动，对带头闹社的人员进行了打压，我村的田景盛当时在济南市工作，因对家乡高级社的一些制度和管理看不惯，多次抨击过社内领导，后来在整社运动中开除了他的公职，下放到了农村。我父亲性格秉直，喜欢讲公道话，经常对基层领导说三道四，结果也多次遭到大队长任继武的训斥和点名，差点背上闹社的罪名。高级社如何管理才开始摸索，社员思想还一片混乱，也就是说高级合作社还没有站稳脚跟，到了1958年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又展开了，人民公社又应运而生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成立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急躁冒进地走过了坎坎坷坷的四五年，这四五年的时间，既有创造性的成功，又有始料未及的失误。它最大的功勋是加深了公有化程度的进展，避免了两极分化，为三大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在大发展过程中，在部分地区曾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贪多贪大，追求高级形式和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命令等。另外无偿收归农民的土地，家畜及农具，剥夺农民合法财产权，这都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958年“大跃进”之初，我亲历一场轰动全国的除“四害”的运动。“除四害”也算是一场政治运动，那时中央下红头文件、各级领导层层动员，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人必须参加这场战斗。工厂街道停止一切工作去捉麻雀，农村不搞田管理全力开展除四害。全国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场被后人称作“人民战争”的除四害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这个“伟大”的创举，我相信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所谓的四害是指：老鼠、麻雀（以后被臭虫所代替）、苍蝇和蚊子。“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的序幕，它以闹剧的形式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我们这些十岁以上的小学生被视为“除四害”的生力军。“除四害”运动开展的形式主要是两种，即统一行动和分散的行动。消灭老鼠、麻雀是大规模的统一集体行动。在学校组织下我们参加消灭麻雀的群众统一行动。我们平时管麻雀叫“家雀”，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雀类。现在已经是保护动物，但是在“除四害”运动中麻雀遭到了灭顶之灾。根据上级布置我们围剿麻雀使用了人海战术，我们每个人从家里拿一根竹竿，上面绑上一根红布条，和大人一起，散布在屋旁、树下、田野之中，每每看见麻雀飞来，便摇动竹竿上的红布条，大喊大叫，大人们还敲锣打鼓，甚至还有用二踢脚去驱赶欲落枝头的麻雀，许多被驱赶的麻雀疲于奔命，精疲力尽后会飞着飞着便一头栽到地上，一命呜呼了。那时用“天上鸟飞绝”来形容麻雀，最合适不过了。社员们除了用追打法以外，还常用下药、枪打、摸窝、诱扑等方法来消灭麻雀，其中我们常用的捉麻雀方法是灯光扑捉法。每到夜幕降临，我们就带上手电筒和各种扑捉工具走向村民的闲屋空棚内，由于天气寒冷麻雀最喜欢趴在室内的房梁上，这时我们用手电筒一照，在强光的刺激下，它不知所措一动也不动，只好等待束手就擒。每次逮到一只麻雀总感到它浑身颤抖，心脏扑扑跳个不停，说实话我真不忍心把它处死，但我也无办法，因为这是政治任务。消灭老鼠就比消灭麻雀费劲了。社员们扛上锄头满山遍野找鼠洞，一但发现鼠洞，就挖地三尺，非把老鼠找到不可。有的把洞挖开，不是老鼠，却是蛇。
在我的记忆中，消灭麻雀、老鼠搞得轰轰烈烈，好像消灭苍蝇、蚊子就没那么起劲。我记得当时我们小学生都有任务，每个人要交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或是麻雀的脚，或是苍蝇的蛹。由于我们年龄小，也就无法捕到老鼠剪下他们的尾巴，于是只能到处去挖苍蝇的蛹。挖蛆蛹是个不容易的事情，一是有时间性，只能在春天，蛆蛹没有变成成虫之前，二是必须在厕所附近才能挖到，是很不卫生的一件事情。慢慢地，我们知道了苍蝇的蛹动喜欢呆的地方，温暖朝阳松软的粪堆里多，我们就到粪堆上挖，有的时候半天挖不到，遇到机会好了，在粪土块里，就会挖到一个一个褐色的小小的苍蝇的蛹，小心翼翼地用手捏到火柴盒里。然后我们把这些“战胜品”如数的交给老师。分散的“战胜品”汇集在一块变成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除“四害”运动结束时，我亲眼看见一头黄牛拉着满满的一车麻雀，车棚的上方横七竖八的竹竿，每根竹竿上都栓满了用麻线系的老鼠尾巴，一串串像鞭炮一样整齐（这样可以显得数量更多），原来这是大队作为除“四害”的成绩向上级报喜。据《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北京市在一天的突击行动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83200多只。可怜的麻雀是变成了无数的“冤死鬼”。后来，在学者一再呼吁下，麻雀被臭虫取而代之，从“四害”中消失，麻雀们的大劫难终于结束。
“除四害”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首先，大呼隆的方式欠妥当。当时是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还是解放军、学生，个个手持武器，清剿“四害”。这种一哄而上的做法耽误了社会生产，妨碍了居民生活，荒废了学生学业，造成了深远而严重的危害。其次，对某些害虫的认识欠科学。大规模地消灭“四害”，误把益鸟麻雀当四害除，并让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断子绝孙”，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人类。
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总会对“大跃进”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狂热的激情掩盖理性的年代，那是一个精神力量被无限放大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发生了许许多多非常独特、非常典型的事件。这些极具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的事件有些已被载入史册，而有些则被历史遗忘。其中有些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有遗漏历史、遗忘教训的感觉。本人生活在那个年代，大跃进的一桩桩、一件件，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左”倾冒进的产物。大跃进的主要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从中央到地方都纷纷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由于这些生产指标过高按当时的生产条件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就产生了盲目指挥，搞虚报产量和浮夸。
回顾大跃进的特征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政治上制造舆论
为大跃进鸣锣开道
据有关资料报道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当时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声音。学校的教材也在宣传“三面红旗”（指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记得1958年秋季开学，我们语文课第一课课文就是关于大跃进的，内容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当时描写工人、农民战天斗地、势不可挡的跃进气概的文章、诗歌，可谓铺天盖地，内容极其夸张。除了一类传统的标语口号外，又有许多大跃进时代特色的标语口号如：“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还有“少年赛罗成”、“青年胜过赵子龙”、“老年赛黄忠”、“妇女胜过穆桂英”、“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公社社员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等等。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播出全国各地关于大跃进的内容。比如，为了实现钢铁年产1070万吨，实现“钢铁元帅升帐”，各地如何大办钢铁，等等；比如，各地农村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是如何“深耕”，如何“密植”，亩产达到几千斤、几万斤的消息。这年的从春夏开始，报纸上“创高产”、“放卫星”的记录几乎天天都有，让人目不暇接。浮夸风一时甚嚣尘上！这些狂言，为当时的瞎指挥和命令风推波助澜。这些错误语言，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单凭政治热情办事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与政治宣传相呼应，文化方面也是大力鼓噪。“社会主义好”、“听话要听党的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群众歌曲应运而生。一些宣传总路线、人民公社优越性，鼓吹大跃进大丰收的漫画劈天盖地。比如，一个大玉米装满一节火车皮，果树长的高入云霄，记得当时有一幅题为《高产卫星上了天》的画，画是一幅一捆谷穗，画上写早稻亩产46800斤，向着天宫直冲，吓得玉皇离开了宝座，惊呼：啊呀！粮食高产卫星，冲上孤的天庭！总之，一个比一个更夸张更“雷人”，这些文艺品和狂言对当时大跃进起到了加油鼓劲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舆论鼓动下，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用“高歌猛进”、“万马奔腾”、“捷报频传”这样的成语形容这一时期国家政治和社会氛围再恰当不过了！
与政治宣传相呼应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插红旗，拔白旗”。那时候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而那些吹牛皮，说大话，虚报浮夸的人统统都看作“红旗”。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被打成白旗，“拔白旗”颠倒了真理与谬误，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使人们思想发生了混乱，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也成了大跃进的催化剂，它扫清了大跃进向前突进的思想障碍，促使了大跃进更加狂妄放纵。
&&&&&（2）工业上以钢为纲，推行全民大炼钢铁
“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战钢铁。工业“大跃进”是“以钢为纲”，以全党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环节和主要特征。
全国各行各业部制定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掀起了一个以钢铁翻番为中心的，即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跃进”运动高潮。为了强制推行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当时采取了这样一些极端措施：（一）不顾一切，全力保钢。一切给钢铁工业让路，不管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材料、设备、运输工具等，都要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首先要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燃料首先必须保证钢铁生产需要。全国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一时间全国大江南北，高炉林立，到处是人山人海大炼钢铁的火热场面。（二）不惜一切代价，开展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现代化钢铁生产能力一时上不去，就土法上马，搞大炼土铁、土钢。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其中闷炉最多，闷炉又称闷窑，形似石灰窑，在地面掘坑为炉，上放矿石下放木炭焙烧，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冶铁方法。这种依地势掘坑为炉的闷炉容矿量极多，最大的可容矿几十吨。后来推而广之．砖瓦窑、石灰窑、旱堰塘、山沟、旧房等都炼出了铁。这些五花八门的所谓闷炉，虽然构造简单，容矿量大，但不易掌握，有些只是把矿石烧结后形成块状，有的只不过改变了颜色，也都称为“烧结铁”。许多地区的“炼铁卫星”，就是由这种闷炉放出来的。（三）银行、商业无条件支持工业“大跃进”。由于银行超量发放贷款，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由于商业大量收购不合格产品，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量急剧膨胀，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资。（四）全民炼钢，要求全国一盘棋，不分行业和系统全部去炼铁。一时间各个工厂、机关、医院、学校都是炉火熊熊，人人都成了冶炼工。当时炼钢的数量虽然上去了，但其他行业的损失却是无法计算的。如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严重的破坏了农业生产。这一年农作物长势虽然很好，但由于农村劳力、畜力、运输工具被调去大炼钢铁，大批粮食、棉花，花生等均无人收割。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3）农业上浮夸冒进，谎报产量放卫星
大跃进的另一个重点是以粮为纲，“放卫星”是农业生产上搞极左、浮夸、弄虚作假的“杰作”和典型。放卫星,指的是1958年
“大跃进”中、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玉米卫星”、“地瓜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官方之所以选择了“卫星”这个词,是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卫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热词”。大跃进期间，从上到下，层层下达高指标，无论哪一级，完不成高指标就挨批，上级就会说你右倾。在高指标的压力和逼迫下，有的只好搞浮夸、吹牛皮、“放卫星”。有的号称亩产几千斤，有的号称亩产万斤，有的号称亩产十几万斤。上报产量越高越受表扬越受重用；上报产量低的，就被说成是右倾和“白旗”。于是粮食产量便出现了你“吹”我赶的疯狂局面。当时有句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人们的胆子是越来越大，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一时间，“卫星”满天飞。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曾放出了许多离谱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其中，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两4钱，在当年诸多的“卫星”中特别耀眼。　‘
&虽然粮食“高产卫星”没能真正上天，但领导干部却把老百姓折腾的不轻，大跃进的那种热烈气氛我始终记忆犹新。为了尽快让“卫星”上天，几个村的劳力集中在一起，大搞深翻土地和种植革命，实行大兵团作战，搭上一个又一个窝铺，就如同战时的军营。组织按团营连排编队，吃住在一起。当时倡导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在哪里干活，就由该村的集体食堂管饭，其口号是“打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那时的口号是“早上5点半，地里三顿饭”，满坡红旗招展，炊烟四起，喊声阵阵。他们“挑灯夜战，日夜不停”、“苦干、实干加猛干，白天晚上连续干”，大搞疲劳战术。社员们起早摸黑，天天睡不上整夜觉，甚至连过春节都不让休息，我记得58年的春节前，公社干部就大力宣传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要求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不放假，不拜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明年夏粮“放卫星”大战开门红。结果年初一那天，大家刚刚吃完早饭，小队长就吹起哨子催人干活了。由于长期的打疲劳战和人海战术，再加上领导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大搞瞎指挥，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放出“卫星”。
（4）组织上强迫命令 &大搞瞎指挥
1958年至1960年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最厉害的几年。那时各级领导者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凭主观愿望出发，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做出来的蠢事举不胜。现将当年的所见所闻的瞎指挥实例略述几件。
深翻土地：农民们都知道，种庄稼要深耕细作，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但深耕“深”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不是越深越好。任何农作物都吃“熟”而怕“生”，用科学术语说，就是只有含有腐殖质的土层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可是当年的“大跃进”，好多事情走向极端，领导干部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那个“人定胜天”的年代，提出了“要高产，就深翻”的口号，于是，各地父母官亲自督促农村土皇帝们搞深翻，越翻越深，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我们大队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3尺更好。为了把土地彻底翻个身，精耕细作了几百年的熟地也没逃脱厄运。深耕中首先挖“表土”，把表土运开，然后翻“生土”。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接着燃起柴火“熏土”。又将熏土铺平，最后搬回表土。但多数是把“生土”翻上来后就没精力管了，反把“熟土”埋下去了。翻深耕运动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成群结队的翻深耕大军，从十来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其中，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惧风雨地在田野里挥撅大干。这深翻地，实际上搞得是挖了沟又填上，将千年的熟土埋在了地下，把深层的生土充实到了地面，土地缺乏腐植质，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种啥都不长，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密植高产：当深翻土地完成后，政府又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要求每亩下种100斤，超过正常用种几十多倍，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斤，那个时代怎么种地，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这样的高度密植，农民都知道不可能丰收，可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了创高产领导干部还有一个高招，那就是播种时横竖都耩，耩成“棋盘田”，说这样能一亩顶二亩。这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59年的秋天，那时家乡已有了大型播种机，为了完成密植的任务，播种机先竖播一次，然后再横播一次，本来播种机的行距只有10厘米宽，再横播一次，麦苗长出来后，一片片麦地活似一个筛子网。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大部分很快就被沤死，活下的也是又瘦又黄。到第二年割麦的时候，小麦长得像狗尾巴草，尺把几寸高，麦穗还没有婴儿的小鸡鸡长，有几颗麦粒还是瘪的，大多数跟本就没有颗粒！60年夏收时，除去应向国家交的公粮，全村人均只分了6斤麦子。老百姓仅靠这6斤麦子作口粮，是如何度过那段青黄不接的艰难岁月，其中的艰难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耕收地瓜；58年是一个比较风调雨顺年，庄稼丰产。当时由于领导的瞎指挥，采用了荒谬粗野的收割方法，丰产并没有丰收。其中，耕地瓜尤显荒唐。收地瓜传统的方法是用镢刨，先左一镢，再右一镢，然后前面深深一镢，仔细将地瓜块提出。为防土中有埋着的落秧瓜块，将带秧瓜块提出后还再搂一镢。可大跃进中的收地瓜，只讲收得快，不讲收得净。领导现场督促，统计员几个小时就往管理区汇报一次进度。为加速，竟用牛拉着犁耕，人在后面拾，整个回收率不到百分之六十，眼睁睁的看着一块又一块大地瓜深埋土中。随着冬天来临，大地封冻，被埋的这些地瓜烂在地里了。第二年闹饥荒时，老百姓又到地里捡这些冻坏了的地瓜吃。尤其在下过雨后，不少干地瓜被冲出地面，那时满地都是捡干地瓜的人群，给人为丢失粮食的做法以极大的讽刺。
聚家并屯；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先进”的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 “聚家并屯”。“聚家并屯”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创新。什么叫“聚家并屯”呢？ 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年龄和性别及身体情况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例如“罗成”连，“穆桂英”排，“黄忠”班等等。小孩则住进托儿所，老人住进敬老院，一家人被分的七零八落，全家想团团圆圆的见一次面那是难上加难。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更加无比荒唐的事，就是扒社员的房子。人们一般只知道大跃进炼钢铁，强行收缴老百姓的铁器铁具。并不知道为了粮食增产就扒社员的房子，房子和产量有何关系呢？当时领导认为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一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于是领导一声令下就扒起了老百姓的房子。本人亲眼目睹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拆房运动。我们东枣园村是个不大的村子，全村绝大多数的房子是土胚房，从东头到西头全村将近三分之一的房子遭到强拆，其中村西头李家胡同拆的最厉害。开始只拆厨房，后来发展到见老屋就拆，见房子的位置不顺眼就拆，一个村子被拆的七零八落，处处是残檐断壁，积土如山，为了把这些残土运往田里，又有人想起了小“火车”，将拆下的木门钉成车箱，下面按上四个轮子，然后再将拆下的门框钉成轨道，从村里直铺村外。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房屋正变成一车车残渣运向田野，个个心里都充满了悲伤与无奈。残缺不全的村庄，残缺不全的家产，残缺不全的心灵，必将导致一场更大的恶性循环。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是一个神话，它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给了人们太多的幻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是一个苦果，让老百姓去品尝了生命中的种种无奈，使全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千载难逢的大灾难。
4&&大跃进中的笑话
58年的大跃进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火红时代，那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那个年代有很多荒唐的故事让人啼笑皆非，刻骨铭心。尽管大跃进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至今想起，依然记忆犹新，
给小麦喝狗肉汤打“葡萄糖”
大跃进期间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敢想敢干，农民为了提高产量，放卫星，想出了许多办法，创造了许多发明：如深翻土地，把耕地翻一米多深，然后撒上种子，结果连芽都出不来；还有的把煮熟的黄豆埋到麦子地里做底肥，增产的小麦抵不上埋到土里的黄豆多；再一个发明是煮狗肉汤做肥料。专门组织了打狗队，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当然不能放盐。狗肉汤撒到田地里，结成一层硬痂，结果庄稼并没有因为喝了狗肉汤而增产。
为达到所谓高产目标，不知哪个名人出的花花点子，给小麦打“葡萄糖”——用木橛子先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汤子。不料，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很明显是根系遭受破坏，难以吸收，烧死啦。没“打针”的地块麦苗像野草似的疯长。到了收获季节，极少数挑着蝇头大的麦穗，随风摇晃，那个密植丰产账落空了。结果，亩产不是几万（斤），而是“几碗”。真是劳民伤财，荒唐至极！
　　超声波喷雾器：在大放卫星的过程中，有人发明了用平常喷施农药的喷雾器，将喷头卸去，换成两端有一道缝隙的短铁管，装上刮胡子的刀片，就造成了超声波喷雾器，将超声波发生器的头部放在装满水的桶内，而后打气，通过刀片就产生了用超声波处理过的水。这处理过的水，喂猪能加快长大催肥，浇灌能增产，浸泡种子能使种子变异成高产的新品种，病人喝了能治百病，父母官们为民做主，都把那普通的喷雾器，改造成超声波喷雾器，让跑步进共产主义的老百姓得到幸福。使中国越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一个建成共产主义的国家，人民在天堂里享受幸福生活。
　　给猪注人奶：当时畜牧部门的科技人员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只要在猪的甲状腺上用注射器注5—10毫升牛奶，这个猪这会安静老实，整天除了吃食外就是睡眠，每天能增长一公斤的肥肉。此发明强令推广，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没有奶牛，土皇帝们就要喂孩子的母亲们献奶，规定每人献奶十毫升，由兽医给猪注射，结果是注射了人奶的猪没增肥，而且还死了不少，不能给新发明抹黑，社员们自认倒霉了，还得报喜，宣扬，表演，让参观学习的人们深信不疑。
　　狗肉鸡蛋育红薯：要想高产就得新方法种植，就得摧苗施肥，于是发明了狗肉鸡蛋汤浇红薯苗，论文说得滴水不露，论证也说得有榜有眼的。种植红薯的地区，如河北省正定县上水屯村，土皇帝们就命令杀狗熬汤煮鸡蛋，要社员们给每棵红薯根浇灌一碗汤，一个鸡蛋。心想创高产，可收获时只有薯蔓，薯叶，狗肉汤和鸡蛋都是高蛋白的，浇到地里发酵后成了氮肥，其后果为地面的薯蔓，薯叶疯长，地下的薯根吃饱了撑着不长，劳民伤财瞎折腾，社员们都守纪律不说，土皇帝们掩瞒不报，守纪律的人成劳模到处汇报宣讲，掩瞒不报者升官享福，演奏着指鹿为马的中国特色。
人造肉：大跃进是个神奇的年代，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年代，有人发明了人造肉，就是用胡萝卜熬成的汤，用盆装着，用菌种接种在这盆汤中，室温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上，这种状态维持4—5天，汤表面上就会生出一层菌膜，便大功告成，人造肉就制造出来了（当年我在学校曾经参加过这种人造肉的制作）。它的维生素含量高，是营养极品，能增强人的免疫力，能延年益寿，不敢说能长生不老，刚生产的时候，规模不大，产量不多，于是，父母官们才有资格享受，还要依据级别大小，先后享用。媒体宣传，喜报张帖，敲锣打鼓的好热闹，大家都想要延年益寿呀！就扩大生产，改盆变池，用水泥砌成大池，用大锅熬胡萝卜汤倒入池中，将菌种接种在这池汤中，大家兴高采烈的想象着延年益寿，长命百岁。还真是社会主义天堂好呀！
“先进烧饭法”：“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半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
5 &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兴起并发展的。我从小生在农村，亲身经历了人民公社从成立到发展的整个过程。记得我们村在合作化后，不到两年就成立了人民公社。那是1958年9月,在孙村家西的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当时锣鼓齐鸣，炮竹喧天,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家乡历史上少有的。历城县一共成立了10个人民公社。原来的乡、村组建制改为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那是我们全村分成了共分为四个生产小队，隶属于埠东大队管辖。大队之上是人民公社，相等于镇或乡的规模。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遂层下达，农民所有生产由国家计划及统一收购，农民所需的商品则由国家分配，实行所谓的“统购统销”的制度。生产由公社统一指挥，实行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广大农村普遍办起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基本实现食堂化。那时我们全村500多口人全都集中在一个食堂吃饭，食堂地点就在村子中部的李重竹家（那时全村都住集体大宿舍，房屋居住权由大队统一调配），托儿所设在田景霖家、此外，还建立了敬老院及理发室，卫生室等福利设施。
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所谓大：就是人多势众，最小的社几千人、最大的社几万人；地多，好经营管理，好纳入计划；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无所不包。所谓公：就是比合作社更社会主义，割除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不准许农民自家养家畜家禽，农民住房、房前屋后的树林，现有的家畜家禽等都归公社所有。取消高级农业社时的单独核算，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
“吃饭不要钱”，似乎农民几千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幸福理想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所以在群众中普遍流行这样一首民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工农各业齐跃进，幸福生活万年长。”
但是这种“共产主义”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大食堂”没推行不到半年就推行不下去了。大食堂解散后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来，人们吃饭成了大问题。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欠收，收的大部分粮食都要先交爱国粮，一般社员家里的粮食大都不够吃。经过饥饿大灾荒的教训，社员们都饿怕了。于是社员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偷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所以公社时的小偷小摸特别多。那时流行这样的民谣：“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社员吃地里，干部吃囤里”、“不偷不摸饿死不多”、
“偷队的东西不丢人”。吃食堂时,胆大的社员偷存粮食，免于一死，胆大沾了光。所以社员们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社员只要有机会，可以说见什么偷什么，一偷队里的东西不丢人　二小偷小摸也犯不大“王法”。庄稼快成熟的时侯，也是社员大偷的好季节。每逢收获之前生产大队如临大敌，日夜派人在地里看守，尽管检查很严，但社员有社员的对策与偷法。偷摸每天都有，防不胜防。麦收秋收时是偷的高潮，尤其夜里偷东西的社员更是络绎不绝，有用肩用绳背的、有用棍棒扁担挑的、还有个别胆大的社员用推车往家推的。有的社员一夜能偷两三趟庄稼，偷的情景很热闹，有时,比白天干活时忙多了。为了方便偷，好多妇女身上缝了大小口袋。有的把腰带缝成一个长筒状，把偷的粮食装在长筒的腰带，系在腰里。有的在裤头裆里缝上个袋子，上述花招是社员为了避免检查搜身才想出的对策。
人民公社后期生产上虽然不再实行大兵团作战。但仍然是大呼隆生产管理，采取集体劳动制度，由于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生产瞎指挥，加之劳动管理的混乱状态，社员群众普遍存在着消极怠工的现象。干活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劳动效率极度低下的现象极为普遍。那时在社员中流传许多顺口溜，如“上工如拉纤，下工如射箭”、“锄把当拐棍，田埂当板凳”、“男的乘阴凉，女的拉家常”，等等。在田里干活的社员，出勤不出力，只要一离开干部的视线，马上就在田头坐的坐，躺的躺，谁也不干活。由于社员们消极怠工，最终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
人民公社化时期，集体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由于体制上的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工、副业的发展，由于科学种田水平不高，农业生产效益低下，使集体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公社化前期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集体经济、农民收入，在队与队之间开始拉下了差距，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好的生产队，集体有积累，年终分配时，一个劳动日的单价可达块把钱，但为数不多。差的生产队，集体经济成了“空壳”，年终分配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的报酬就是几分钱，正如当时群众所说：“堂堂男子汉，不如母鸡生个蛋”。更有甚者，有的生产队年终搞“倒分配”，就是一个劳动日要反过来向集体交几分钱，白干活不算，还得倒贴钱，真是荒唐之极。那时候，农家全年的日常开支，全靠集体年终分配，分配很少钱，或者没有钱，甚至倒贴钱，可以想象，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俗说，开门七件事，油、米、柴、盐、酱、醋、茶，谁家都有必不可少的开支，还有穿衣、管人情等，都是必须要花的开销。劳动日单价低的地方，造成了许多新的困难户。有的户因年年亏欠集体的粮草钱，旧账未还，新账又到，越滚越多，亏欠数千元，成了无底洞。过去有个说法，“大河有水小河满”，“锅里有，碗里才有”。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受害的自然是老百姓。值得注意的是，那种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模式，大轰大嗡的劳动管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能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吗？
人民公社时还有一个怪现象，做人好像越穷越光荣，不好的、落后的、集体的、贫困的、都是社会主义。凡是积极的向上的，能脱贫致富的，都是资本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中喂个鸡、鸭、猪、羊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统统割掉。甚至房前屋后社员种的树，也是资本主义的根，要么砍掉、要么统统归公。那时的社员不准个人饲养牛、马大牲畜，当时还有一个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真叫人不明白，好像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各种限制打击，使已经贫穷的社员就更贫困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未把人民带入“共产主义”的天堂，相反，给人民生活和生产造成了极度的紧张和混乱。短短几年内，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村形势日趋紧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日益暴露出来。
6 &大炼钢铁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人，对“大炼钢铁”的经历记忆尤为深刻，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尽管已经过去了50多年，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依旧是激动不已、热血沸腾。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是一场轰动全国和震惊世界的群众运动，其运动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战场，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不分城乡，不分行业，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统统都要参加大炼钢铁。当时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大炼钢铁？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1959年他做过统计，大跃进“一股风建成了200万个土高炉”。据统计，1958年7月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已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增至6000万，年底达到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那时全国的总人数是六亿，也就是说全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参加了大炼钢铁。
当时我正在埠东村上高小，本人也亲身体验了这场运动的磨难。我们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砸矿石，检废铁和搬运物品等。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搬运坩埚。坩埚是一种用耐火土加工成的筒式炼铁容器，我们村的南河岸边盛产耐火土（家乡叫坩子土），这是制作坩埚的最好原料，村民们从岸边挖出之后，经过碾压，筛选，倒摸等工序制成坩埚。每个坩埚足有三四斤重。我们这些童子军的任务是将坩埚搬运到白谷堆，从埠东到白谷堆一趟单程有两里多路，要求我们每人抱一个，一天要往返三四趟，时间长了许多同学的棉袄被磨破，双手被冻伤，个头小的同学还会累的哇哇直哭。
当时我的家乡也和全国一样，处处狼烟四起，座座土炉日夜升火。白谷堆是我们家乡的炼钢基地，那里曾布满过大大小小的土高炉几十座，每天晚上在我们村头都可以看到东南方向火光满天。公社之所以把炼钢基地选在那里，就因为那里有个西芦煤矿。这样炼纲用煤就可直接从西芦煤矿拉。那个年代共产风盛行，炼钢需要什么就的给什么，谁也不敢一个不字。如果煤不够烧就让社员们去砍树，树不好烧就烧老百姓的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让群众捐钢铁，若群众不交，就组织抄家队伍去搜,他们见铁器就拿，见金属就收。许多好端端的铁锅,鏊子统统砸碎，连搞生产用的锄头、镰刀等也被敛走。甚至连大门的铁环子也要砸下来炼铁。当时的口号是家家户户、寸铁不留。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庙宇房屋，毁围墙挖坟墓。在解放初期埠东村的四周均有围子墙，整个围子墙全是用大块的石灰岩砌成的，墙高六七米，墙体平整坚固，并依次留有杨家门，曹家门，朱家门等出口。可惜这么好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大炼钢铁中被破坏的倘然无存，所有的城墙石头全部拉去砌了炼钢炉。令人可恨的另一件事，就是老百姓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祖坟也未免一难，当时凡是有名的古坟和富有家人的祖坟统统被挖开，挖出来的石料有的砌了炼钢炉，有的砌了养猪圈。
在我们家乡大炼钢铁时实行的是土法炼钢，用的是土高炉，土高炉是沿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种炼铁炉。这种高炉用耐火砖就地砌筑而成，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中间如坛以装矿石和燃料，炉前开门出铁，炉后开一门鼓风，燃料多用木炭和块煤，鼓风设备多用风箱；后来有人用自行车的脚踏、中轴、链条等配件制作了一种脚踏鼓风机。采用这种人工脚踏鼓风机，炉火比原先旺了，冶炼时间短了。但这种鼓风机不仅占用劳力多，而且劳动强度大，棒小伙子踏一段时间，就汗流浃背，气喘嘘嘘，精疲力竭了。实际上整个大炼钢铁打的都是疲劳战。所有的土高炉一律采取连轴转的方式,白天干了黑夜干,一天干三班，甚至有一连五天不给睡觉。人人搞的精疲力尽,个个烤得皮焦肉干,经常看到有些人钢钎抬不起,装料举不动,风箱拉不出，许多人走着路睡着了，干着活爬倒了，所有的社员都在超负荷运转。
事过多年之后，每当我走到白谷堆庄头时，总想凭吊一下当年大炼钢铁的遗迹，只见昔日的土高炉倒的倒、塌的塌，周边荒草丛生，还有许许多多锈迹斑斑的铁疙瘩散落在荒草丛中。这些无人问津的铁疙瘩在那里静静的屹立了多年，它似乎在不停的向过路人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不辛与悲哀。
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各村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和“放开肚皮吃“的宗旨得到空前发展，于是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全体社员已经过渡到了“共产主义”。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各村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和“放开肚皮吃“的宗旨得到空前发展，于是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全体社员已经过渡到了“共产主义”。
从1958年下半年起，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忽然全都拥到新开办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就餐。开始人们感到非常的惊奇和兴奋。我记得第一次到食堂吃饭是奶奶带我去的，食堂设在村中间的李家胡同，准确地讲就在李重竹家，那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西屋是伙房，南屋是储藏室，其他的房子做了餐厅，由于全村500多口人餐厅不够用，又将他家北园子的五间北屋做了餐厅。至于当时他们全家到底住在何方我就不知了，因为那时正是共产风盛行，房子统一调动，让你住哪就住哪。那时食堂吃的很简单，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梁面窝窝头，偶尔也能吃到馒头，开饭时食堂工作人员将干粮盛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里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象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的肚皮鼓鼓的。除了饭可以吃饱外，菜是很简单的，每天几乎都是青菜,萝卜,我好象没有吃到过鱼肉之类的菜。虽然大家的饭菜吃得并不好,但吃得是很饱的,当时有句顺口溜叫“人民公社大食堂,畅开肚皮尽量装”。当然农民吃了大食堂，干活是一定要卖力的,大人们每天起早摸黑干,还要经常开夜工,我们小孩也有干活的任务,队里养了不少牲口,割草的任务就落在我们头上，每天放学之后我们都要到地里去割草。总之那个时代没有一个闲人。
虽说大食堂在刚开办时曾受到社员们的欢迎，但后来随着食堂管理越来越混乱，饭菜质量越来越差，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冷，人们很难吃到热汤热饭，于是大部分人都不想在食堂吃饭了。但干部们有两个办法能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全部收走。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整。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鏊子，锅铲，勺子等，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出于无耐，社员们也只好待在食堂内吃饭。
人民公社大食堂从兴办到衰败，整个过程时间很短。我记得食堂刚开办时，食堂墙壁上用石灰水刷上了大标语，东面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食堂饭菜真是香！”西面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全村几百号人聚集在食堂吃饭。开始还像那么回事，让人敞开肚皮吃，不受定量限制。然而饱饭没吃几天，食堂就显现出窘态。突出的是粮食紧张，必须控制使用，于是就开始限量供饭，而且饭菜质量也大打折扣。一个多月后，粮食吃完了，开始吃地瓜；地瓜很快又完了，开始吃胡萝卜，胡萝卜吃完了，食堂只好解散了。我村大食堂前后没有超过三个月就“散伙”了。
“散伙”后，大家怎么生活呢？困难大发了。在此之前，每户人家的铁锅、铲子、菜刀等铁器都已经被搜查走了，或者说被动员大炼钢铁已经贡献出去了。干部们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号召大家“自力更生”。还好，有些思想落后的社员还偷偷藏了些锅，鏊子，还有一丁半点粮食。于是乎，大家东借西借，有的有粮食没锅，有的有锅无粮，互相帮助，共度难关，村与村的亲戚们也相互接济。其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最深刻，食堂解散后我们全家八九人因缺少大锅无法蒸干粮，一度吃饭成了最大困难，当时在济南上班的大哥，托多方关系买了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锅买到之后运输成了大问题，当时我们家不通公共汽车，大哥只好背着四五十斤的大铁锅座市郊车回家。从平陵城火车站到我们家足足有八里路，大哥牙一咬，一人背起沉重的大铁锅徒步走回了家。从此家中做饭有了大锅，许多乡亲邻居就跑到我家来烀饼子，蒸窝窝。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事，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就是当时的各种政策，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广大农民不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吃饭的锅碗瓢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大饥荒就不可避免了。
8 & 三年生活困难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以前人们把它称为“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改革开放后，人们又将它改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58年是大炼钢铁的一年，也是农业大丰产的一年。似乎老天爷格外慈悲，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样样都长的好。可是人人都忙于大炼钢铁，无人顾及地里的庄稼，成片成片的玉米无人收获，造成雨后发芽生霉，地瓜埋在地下直至上冻后才开始回收，回收不是用镢刨，而是用耕地的犁来翻土取瓜，这样回收率仅为60%，有将近一半的地瓜烂在地里。这种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似乎激怒了上帝，进入59年老天便开始变脸，该下雨的时候他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他偏下雨，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是接二连三地下了一个多月不睛天，使大量的玉米、大豆、地瓜干发霉变黑。60年就更惨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没有下雨，夏季小麦几乎绝收，全队每人平均分小麦仅有6斤。由于严重的干旱，夏种无法进行，秋粮也自然绝收。老天爷的惩罚似乎没有罢休，在61年、62年继续发难，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绝望了，多年的库存吃光了。一时间发了霉的地瓜干成了救命的宝贝，库存多年喂猪的糠成了人的主餐，为了生存地里的野菜，树上的叶子都成了救命的盘中餐。但不是所有的树叶都能吃，有许多树叶不但味道苦，而且有毒，树皮也只有榆树皮能吃，当年我也亲口尝试了榆树皮的滋味。由于营养极度缺乏，村民出现了“胖”瘦反差极大怪现象，瘦者骨瘦如柴，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再往上是长长的脖子挑起一个大脑袋；胖者胖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其实不是胖，是极度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胖胖的脸上，一按一个坑。浑身浮肿走路无力，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致使农民无法正常耕种。时年我正值在历城四中读书，带到学校吃的主食是地瓜面掺糠的饼子，由于糠的成份太多，在笼里蒸过之后很难拿起。值得欣慰的是学校每月补助我们3斤白面，1斤面六个馒头，一个月这18个馒头我不忍心自己独吞，总是把它带回家供父母及全家享用。
那个年代不但吃的粮食缺、穿的布票也缺。那时因布匹供应紧张，城市农村都要凭布票购买布匹。每年每人发放的布票数量不等，最少的一年,每个人仅发一尺六寸布票，一个人做件裤头都不够。那时有个口号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过年过节很多人穿不上一件新衣服，有的年轻妇女走亲戚串朋友，因无件像样的衣服，衣服大都补丁套补丁，只好去别人家借件衣服穿。那时用“衣不掩体，食不果腹”去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除了吃穿两大票之外，买什么日用东西都得要票证。如：盐票、火柴票、烟票、糖票、油票、肥皂票、煤票、棉花票、自行车票等等。城市里面的票证就更多了，除上述票证之外，还有菜票、豆腐票、肉票等等。那时发的各种票证并不是人人都有，一般的社员家庭很多是见不到的。那时妇女生孩子及病人想要吃点红白糖，都是很奢侈的愿望。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我们回忆历史，不是要算历史的老帐，而是要记住过去，更好的展望未来。
9 &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这个词，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可是早些年在中国，“阶级斗争”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为什么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呢？因为据说，不讲阶级斗争，党要变质，国要变色，弄不好还会亡党亡国。
阶级斗争在中国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表现有时激烈有时缓和一些而已。1962年毛泽东又强调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大陆新政权建立以来，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打老虎、三大改造、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变着法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数不胜数，记不胜记，越斗矛盾越激烈，越斗人们就越愚昧、越野蛮，斗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阶级斗争就是人为地把人们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类，并展开无休止的斗争。本人从上小学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富农是坏蛋，是阶级敌人”，也多次参加过斗地主大会。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是最低层社员，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来什么运动、掀什么高潮、开批斗会，都要从五类分子中下手示众，所以批斗五类分子就成了家常便饭。我们村共有五类分子9人，其中地主4人，富农3人，右派2人。土改时各地划成分掌握政策伸缩性很大，有的村把划地富的政策给扩大化了，有许多根本不够地富成分的人，也都给划上了地富成分，我们村就是个情况。有的家境生活很艰难，却被化成了地主或富农。不管你实际情况如何，只有将你划成地富成分，你就是终身的阶级敌人。在那个年代对五类分子的批斗是相当残忍的，训地主变成了常规性活动，对一些说话出头，行动出格的人经常实行罚跪，随时都可能遭到拳打脚踢各种人身侮辱，甚至还会在全村游街示众。当时的口号是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除了无休止的挨斗训话外，还要强制他们参加一些无赏的劳动，如扫大街，清垃圾，扫雪开路等等。
在阶级斗争盛行时，贫下中农成分的人做错了事，是认识问题，可以得到谅解或从轻处理，不予深究：成分高的人做了错事，是立场问题，被认为是‘骨子里’反动，要深挖阶级根源。甚至连地富分子的子女做了错事也不容放过。我们村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在和别人吵架时，说了一句“太阳不能光晌午”的话，有人将此话回报给大队，这一下可出大事了，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恨共产党，梦想翻天。多次把他拉出批斗，挂上大牌子，并在全公社游街示众。有运动就拉出来批斗，一斗就是几年。
确实，地主富农不仅害了自己,而且祸及子孙后代. 在学校里也是越穷越光荣,
贫农的子女最威风,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女才可以入团当班干部,地主富农的子女在学校里任人欺负也不敢出声,不能上大学,甚至不能上初中,只能世代为奴.。五类分子的子女在婚姻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般出身好的，党员干和军人部绝对不能同五类分子女结婚的。五类分子的子女婚姻还出现了一面倒的现象，闺女还好嫁出去，男孩想娶个老婆就难上加难了，好多“五类“家的男孩就成光棍了。因贫下中农、党员干部与地富五类分子通婚，就要上纲上线，是阶级路线不清，自跳火坑。文革时还有一句名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社会上一般把五类子女叫作“王八羔子”、“狗崽子”、“地主羔子”等。这些五类子女，国家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一个五类子女可教育好，解放出来给条出路---入伍、入党、提干的。说一套，做一套也是那个时代骗言政治的一大特点。所以后人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共产党向太阳，照到那里哪里亮；共产党的政策向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阶级斗争最紧时，五类分子的子女连上学的权力都被剥夺了，更别说有什么前途理想了。
1979年1月，党中央宣布对多年来遵纪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本人的成份和家庭出身一律为公社社员，不得歧视。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开始了政治上的新生。
10 &共产风
现在的年轻人对“共产风”这一词非常陌生，可凡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一提起“共产风”无不深恶痛绝，因为那场“共产风”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太大了。当年山东省省长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中曾这样评价共产风；“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它对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由此可见“共产风”的威力是何等的巨大和恐怖。
所谓的“共产风”是指一九五八年“”、中发生的一场空想式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内容是：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大搞“一平二调”，吃平均主义大锅饭，调拔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肆无忌惮的搜括和没收社员个人的财产等等。当年“共产风”刮的范围十分广，上至省级，下至基层，几乎每一个运动，每一项工作，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在不同的刮共产风。大到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锅碗瓢勺，无所不刮。就在那短短的几年内演绎出了一幕幕惊世骇俗的人间喜剧、闹剧、悲剧和惨剧。
收没土地；人民公社后，农民的土地归公早已既成事实，当时入社时不管你土地多与少，在人民公社内部所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按比例分红之说,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的一种无偿没收,在人民公社前那些省吃俭用拼命挣钱买地的农民吃了个大亏.土地越多吃亏越多。入社后土地的使用和调配权均在大队和公社手里.，在“共产风”盛行时常常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人们眼睁睁的看着上等良田变成了养猪场，养鸡场，养兔场，那个时代不讲科学和技术，全凭狂热办事，养猪猪死，养鸡鸡死，到头来鸡飞蛋鬼吹灯，一片片良田变成残砖烂瓦荒草地。随意平调土地这是共产风时期的一个突出特色，领导干部常常借调整耕作区为名，可随意在队与队之间进行无偿调拨土地。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无偿剥夺，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
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和家禽、自营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统统都在建立公社过程中转化为公有，从此广大农民真正变成了上无片瓦（房屋被扒），下无寸土和手无分文的无产阶级。
地载万物，土地本为人世间一切财富之母。对于对农民来说，土地绝不仅只是财产，可以说，土地是农民身体或生命的一部分。“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数亿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想当初，我党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极为成功地动员起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故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称为“土地革命”。几百万农民正是在“打土豪，分田地”信念的支撑下，用无数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人人分得了土地。但好景不长。短短几年后，便开始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土地从此成为“公有”，中国农民破天荒地失去了土地。几千年来，虽然王朝不断更替，“土地兼并”不断发生，但有一点却基本不变，即绝大多数农民一直或多或少地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像人民公社这样的土地完全公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失去土地，就失去了自我。全中国的农民都成为“人民公社”的雇农，最后沦为赤条条的奴隶。
搜刮民财；太平天国时期曾有一个口号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没想到事过百年之后洪秀全没有实现的愿望，在大跃进的年代兑现了。那时不分你我,大公无私,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有衣大家穿。不但吃饭不要钱，老人进养老院不要钱，小孩进幼儿园不要钱，理发看病都不要钱，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共产主义生活并不是靠物质的丰富来实现的，完全是共产风刮出来的。在它的背后充满了农民悲伤与无奈。首先是食堂，养老院，幼儿园等公用设施的房舍全是无偿占用的；全村那些地理位置好，布局合理，建筑质量高的房子最容易被占用。只要领导干部看中了哪套房子，房主必须立即搬出，其场面犹如土改时斗地主分房子的情景，不管你家中有何种情况叫你哪天搬必须哪天搬，否则就要挨斗。本人亲见一家被幼儿园占用的房东，由于迟迟不愿意搬出，结果大队派人把他家的家具卧具全仍在了是室外，当时正是下雨天，他家的被褥和衣服都沾满了泥浆，那种凄惨的情形至今难以忘却。其次，食堂的粮食和蔬菜也是共产风刮来的。开始食堂用粮大部分来自生产队的集体储蓄，若哪个队吃光了，便立即从其他队调拨，这给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收多了调出去，收少了调进来，收多收少无所谓。更为严重的是基层干部常以巩固公共食堂为名,不允许社员储备粮食，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到社员家抄家。他们将搜出的谷、米、小麦、地瓜干等,统统拿到大队食堂去。
大办食堂是中央领导作为消灭家庭，消灭私有财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措施。既然兴办大食堂是消灭家庭、消灭私有财产的重大举措，那么农民的私有财产也就必须充公，堂食里缺什么,便发动积极分子去各家各户搜集。没有柴煮饭,就把社员家的木柴、木料搬到食堂;没有菜下锅,就去逮社员家私养的家禽，甚至连社员家坛坛罐罐里的咸菜和晒干的野菜也要，家里原有的锅灶统统都要拆掉，桌椅板凳、炊具也被食堂征用。各家不准私藏铁锅，烟囱不准冒烟，由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负责监督，日夜登高瞭望，一发现谁家的烟囱冒烟，便带人闯破门而入，将其食品夺走，小锅砸烂，甚至还会遭到批斗、毒打。老百姓的财产被彻底洗干净后。家家户户变的家徒四壁，无论你曾经是富翁、还是贫穷，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共产共居； 常言说；“鸟有巢,人有家”，可见“家
”在人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在大跃进的年代　生活集体化后，广大社员们不但没有自己的家，就连个固定的安身之地都没有。大跃进年代实行的是“大军团”作战，所有的老百姓都被编到一起共产共居住大屋，睡统铺。老人住进敬老院，小孩住进托儿所，男的住进男兵连，大姑娘小媳妇住进娘子军连……房产归公，原来各家各户的房子一律归公社所有。　
这种充满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在这样一种狂热风潮之下，各种荒谬的怪事都应运而生。有的干部就在社员大会公开叫喊；“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这个队种的菜，那个队可以挖出抬走；连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可以领走。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据说这条还得请示上级。一家人子女不能与父母相见，丈夫不能和妻子同居，那时老百姓流行黑色幽默。社员们把几家共居,叫做“住共产主义集体宿舍”,几代同堂,称为“享共产主义天伦之乐”;夫妻同居无房,只好去野外偷情,则谐之曰“为共产主义配野种”，这无疑是对共产共居的一种绝妙讽刺。
“生活集体化”解体后,社员的房子扒光了，食堂解散了，既没吃的，又没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许多人只好挤居在集体的猪栏、牛圈之中，有的搭起个小草棚,一家数口,几代同堂;有的几户人家挤在一间破屋里。一时间新建房子成了社员们的一件大事，木料，砖瓦等建房材料成了最紧缺的物资。
平调劳力；无偿调拨劳力是“共产风”的另一个特点。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大跃进”过程中搞了很多“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文教卫生事业，大办土化肥等等。一个接一个的大会战接连不断，这些运动无一不是凭借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无偿地大规模调用农村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集中管理，使生产队一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自主权，一切听从调动。所有“共产”都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下达，作为下级组织的管理区、大队和生产队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
调动劳力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按生产片（邻近的几个生产大队结合而成）或重点工程（如“河网化”工程）成立会战工区，调用的男女劳力以军队建制编成大队、中队、小队或营，连，排的形式，集中劳动，集体生活，统一调度指挥，还制定了作息时间表，谓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各地奉令“参战”的民工，自带取土工具，自带铺盖，住的是几根毛竹、几把茅草搭成的集体窝棚，风餐露宿，日夜劳苦。在大会战的日子里，农民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下，以“大跃进”的姿态，没日没夜的大干苦干，一天能完成几天量的活，打早工，干夜活是常有的事。
在那个年代平调劳力最多的的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大办水利工程。大跃进鼓吹人民公社巨大优越性的要义之一,就是大办水利工程。那时候上级要求每个县都必须立项搞大水利工程，县以下各个公社，都要建中型水库；每个大队都要有自己的小型水库工程，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枣园村里就搞了机井大垻，连环井等多项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消秏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座座都是由广大农民的血泪筑成。遗憾的是这些水利工程大部分都是“跃进卫星”工程，没过多久就出现漏、垮、淤，塌，很快就报废了。但也有一些后来成为家乡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和创福利的设施。如家乡的狼猫山水库，现在它既是历城区防洪除涝抗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济南市东部城区城市供水唯一的地表水源地。提起狼猫山水库，开启了我的尘封记忆，因为1959年我本人也亲自参加了狼猫山水库的建设。那年我正在埠东上高小，大队长到我们校点名让六年级的男同学去修水库，主要任务是拉车子。狼猫山水库离我们家有20多里路，我们这些十二，三的孩子每人背着一床棉被，整整步行了一个上午才到达了目的地。修水库，一直是公社化时期最苦的体力劳动。那时候根本没有机械化，整个工程几乎全靠人力用厥头，铁锨、扁担、独轮车和板车来施工。土场在离大坝几里地的山坡上，“截山填坝”全靠独轮车往返运输，一辆辆满装石土的独轮车从陡峭山坡上往下推，人必须用尽全力后拽；上坝大坡，稍弱一点的劳力，拼死命也推不上去，这时我们这些拉车童子军便发挥了作用，每人手拿一根绳子挂在独轮车的前方，小绳搭在背上，双手抓紧绳头，弓起自己的小腰使出吃奶的劲把车子拉上大坝，每拉一次就感到筋疲力尽。可是干部们要求天天放“卫星”，搞大会战，我们只好跟着大人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完不成任务也不让睡。觉睡不好，饭又吃不饱，没过多久我们就累的起不来了。最后还是现场干部发了慈悲，将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送回了学校。如今回忆起来，它究竟是苦难还是乐趣，是失误还是成就，这些已经没有必要分清了。唯有的真实是：共产风无偿平调了我们这些童年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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