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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朴学述论
& &一& 皖派朴学之得名与名学之意义•……箸…………………………2……17361820惇12…… 瑮惇()?58……” 苴第一，第二，第三，二& 皖派朴学的成因塨塨骫訶121673181679141750330骫754432135095.1%15.9%10016……403墝騂硗8910795888.89%熉櫆16991761……櫆87尝过梁溪，访高世泰。按：高世泰，东林领袖高攀龙从子，字汇旃。笃守家学，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三& 皖派朴学的演变1622169616331721168117621692175912311752320175633弨弨17561756211757221758173917……窃……游扬州，识惠氏松崖之后。”22弨、钱大昕辈是；或不入皖派营垒，却汲汲以提携朴学之士为己任，………………………………211819珪、珪17291805珪（1731—1807），直隶大兴人。二朱皆少有文名，长而出仕后“锐意求朴学之士”。曾以有诏求遗书，筠上言：请裒集中秘所贮之《永乐大典》。其后朝廷纂辑《四库全书》，首倡之功“实筠发之”。四库开馆，朝廷征聘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于世的学者，其中皖派诸师亦多有参与其间，戴震以举人特辟入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史称“（戴震）晨夕披检，靡间寒暑”，所校《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水经注》诸书，皆“详慎不苟”。任大椿，少从戴震学，四库开馆，担任总目协勘官，他“条分义举，钩剔醇驳”，于礼经“裒辑为多，《提要》多出其手”，时人以“考订论说多精当，于纂修之事尤为有功”称之。余如精研经学、小学之洪梧，深晓小学、校勘学之王念孙诸人，皆得获厕其间，一时之间，“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四库馆开，对当时的乾嘉学术，乃至皖派朴学的发展皆有深远意义，梁启超以“汉学家大本营”称之，且以之为乾嘉学派获“全占胜利”的标志。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元“淹贯群书，长于考证”。他曾主持编纂《皇清经解》、《经籍纂诂》、《畴人传》、《学海堂经解》等大型图书，令人编写宁波藏书楼天一阁的藏书目录，出资刊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诸书。大兴二朱、仪征阮元而外，镇洋毕沅（1730—1797）也主持编纂了一些图书，如《史籍考》、《墨子》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及一些汉乾嘉学者的作品的获得出版，使得大批朴学之士积极参与其间，部分学者的论著获得梓行，这些无疑都大大促成了当时学术风尚的转换，也推动了皖派朴学的发展。二方面，开设学堂。这是提倡朴学诸贤达有功皖派朴学发展又一方面。他们往往重视地方教育的发展，利用自己出任地方官员之便，开设学堂。这里仅以影响较大的阮元为例，予以论述。清人刘毓菘《阮文达公传》有云：“（公）所至必以兴学为教士之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知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皆奉为矩。”由之可见，阮元为官一生，前后所设学堂以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为最。它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阮元设立学堂的目的在培养朴学人才，以诂经精舍为例说明。《国朝先正事略》载：阮元浙江巡抚时，“立诂经精舍，祀许叔重，郑康成两先生，延王述庵，孙渊如主讲席，选高才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由之，我们知道学堂之设以东汉经师许慎、郑玄为圭壁，所请教师王述庵、孙渊如诸人亦是汉学家。其结果是培养了大批人才，时人以“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称之。第二，培养了良好的学术氛围。阮元设诂经精舍、学海堂等学堂时，注重培养自由的学术氛围，拓宽士子的学术视野。从当时学堂的设立宗旨看，乃是以讲求实学为标的，时人吴岳说：“（阮）公之媲浙士于粤士，而孜孜以古训实学相淬励者，上以报国家倚任”。从其实行的管理措施看，学堂实行八学长集体分工负责制，此举乃为“不立门户，不相党伐”。课业诸生，则可“择师而从，谒见请业，庶获先路之导”。而出任学长诸人则各有专长，或“博通古今，兼通汉宋”（林伯桐），或“枕经葄史，无所不通”（吴兰修），或诗书画俱佳（徐荣），皆一时之雅士。诚如阮元自云：“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故训于《仓雅》，……规矩汉晋，熟精筛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在阮元精心组织下，学海堂蔚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群体，良好的学术氛围得以培养，诸生的学术视野得以拓展。总之，阮元的开设学堂的活动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术视野的拓展，使得诂经精舍诸子如汪家禧、徐养原、丁授经、洪颐煊、洪震煊、李富孙、李遇孙、许宗彦；学海堂诸子如陈澧、廖廷相、桂文灿等人，皆为一时之后劲，一大批以浙粤两地学者为主要阵营的皖派朴学后劲形成。（2）、家法、专门之学兴盛皖派朴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法、专门之学的兴盛，这可视为代表民间观念的一般学者群的活动。家族内部治学氛围浓厚，在同一地域内以家族为核心的经学研究家学化的不断外延和拓展，形成以师长为奠基人，以家学为核心的学术群体。这为皖派朴学在各地的更有力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高邮王氏父子、绩溪朴学三胡皆其中之荦荦大者。高邮王氏。以王念孙、引之父子为代表。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念孙幼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子引之，字伯申，“能世其学”。论者谓“国朝经述，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自长洲惠氏父子外，盖鲜其匹云。”绩溪朴学三胡。三胡，即胡匡衷、秉虔、培胡匡衷，卒年74，字寅臣，号朴斋，绩溪人。于“经义多所发明，不苟与先儒同异。”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礼书。胡培（1782—1849），字载屏，一字竹村，匡衷孙，其学“邃精三礼”。时人以绩溪胡氏“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斐然有述作者无虑十人，海内论家学之盛，于鄞县万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而外，绩溪胡氏实为后劲。”高邮王氏，绩溪胡氏而外，仪征刘氏四世（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宝应刘氏三世（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皆为皖派朴学在该期之家学尤盛者，他们或治小学（高邮王氏），或精三礼（绩溪胡氏），或研春秋左氏（仪征刘氏），或通论语（宝应刘氏）。一家之内，数世皆承家法，专治一学，成绩斐然于世。以上所论为皖派朴学发展原因。3、治学路径该期之皖派朴学主要经由三条路径展开学术研究：一派继承戴氏小学、音韵学，方法更加严密，成就更为突出，但抽剥了皖学中的义理色彩，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一派兼通小学、音韵学和义理之学，继承发挥戴震的哲学义理，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这又可分作两条进路：一条以凌廷堪、阮元的“以礼代理”学说为线索，一条以焦循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学说为脉络。一派从皖派朴学正统中分化出来，从尊崇古文学转向今文学，进而走到古文学对立面，以孔广森为代表。上列学者按其生卒年排列如下：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孔广森（1752—1787），凌廷堪（1757—1809），焦& 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王引之（1766—1834）。他们的学术活动大都在乾隆中叶以迄嘉庆末造（1821）之前，虽王念孙、阮元、王引之卒年稍迟，但因其主要学术活动仍在嘉庆以前，因此，仍他们作为发展期的皖派朴学的代表人物予以考察，分论之：（1）、小学、音韵学一派戴氏之学，其尤显明于当时者，乃在小学及音韵一路。梁启超以“乾嘉以后言古韵者虽多，而江、戴门下薪火相传，实为其中坚。”称之。训诂之学，“其始能有条理有统系之发见，戴氏震开其始。……戴氏之弟子段玉裁，其训诂之方法更精……高邮王氏父子之工作尤巨。”足见戴氏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小学及音韵学成就之一斑，详论如下：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乃在经学，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皖派学者于此用力甚勤，故成“蔚为大国”。要而论之，此期之皖派学者治小学以江永、戴震启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集其成，所涉之领域包《尔雅》、《广雅》、《说文》等：《尔雅》之研究。《尔雅》一书的研究，戴东原启之，他曾著《尔雅文字考》十卷（书成未刻），其自序有云：“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故“折衷前古，于《尔雅》万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传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然此书之作尚未完满。其同学专释《尔雅》者为程瑶田，他作有《通艺录》42卷，其中含《释宫》、《释草》、《释虫》篇。弟子从事于斯者，乃任大椿，他作《释缯》等。《广雅》之研究。戴氏弟子王念孙《广雅疏证》为其中之最著者。据其“自序”所云：该书之作乃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寐其非。”而成。按：“张君”即《尔雅》之作者（魏）张楫。王氏此书所校，凡原书之讹字、脱字、衍字、错乱、正文误入音内、音内误入正文者，皆有改定。王氏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之法，实承乃师衣钵而来。段玉裁称其书尤能以古音得经义，后人以“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称之。《说文》之研究。戴东原于该书用功颇早。据段玉裁《年谱》所记:“先生十六、七，……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由此，戴氏之初研《说文》当在十六七，然未有成作。其后，弟子段玉裁承其未竟之志作《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氏此书，影响颇大，时人卢文弨以之为“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王念孙说此书乃“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戴氏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于小学颇有成绩者，尚有阮元、王引之、洪颐煊、洪震煊及郑珍诸人。王引之作《经传释词》十卷，亦为皖派学者研究小学一门之大者。该书乃引之既憾古说经者“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而作，他“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而成。小学而外，此期之皖派学者治音韵学成就亦是斐然。众所周知，清代的音韵学，一为古韵学，一为切韵学。清代音韵学，首推顾炎武开山，所著有《音学五书》：《音论》、《易音》、《诗本音》、《唐韵正》、《古音本》。自亭林而后，皖派诸人能承其遗绪者为江永，著《古韵标准》，永弟子戴东原作《声类表》、《声韵考》，东原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皆有撰著，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王念孙作《诗经群经楚辞韵谱》、孔广森作《诗声类》，戴氏之乡后学江有诰亦成《音学三书》，以上诸书皆多有创获。要而言之，他们的成就主要在古韵分部的日益精密上。亭林分古韵十部，永析为十三部，玉裁析为十八部，广森析为十九部，念孙析为二十一部，有诰析为二十一部。总之，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比较各家分韵之异同，可知戴氏数家皆自相师友，学求其是，是之所至，即师说亦不可强许之。因此，取得了很大成绩，王国维总结清代古音研究的情形后，说:“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古韵学而外，切韵学也是此期的皖派学术颇有成就处。这学问仍由清初顾亭林启之，他著《音论》，论发音之条颇多。皖学大师江永、戴震也讲切韵，江永作《音学辨微》，戴震著《转语》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综上，此期之皖派学者的小学及音韵学成就，远承清初顾氏，近接江、戴二人，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或直承乃师未竟之志，或补苴罅漏，发凡起例，渊源有自而成。（2）小学、音韵学与义理兼采一派该派以凌廷堪、阮元、焦循为代表。他们部分继承了戴震的义理学，同时于小学、音韵学也有一定的成就。从小学、音韵学方面看，正如前文所云：戴氏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中于小学颇有成绩者，尚有阮元等人。阮氏之小学成就乃在《经籍纂诂》一百六十卷的编纂，该书仿《尔雅》之例，采唐以前的儒家经典注释，对古代音韵、训诂资料进行全面总结，颇有功后学。阮氏而外，凌廷堪于小学亦多有成就，时人以“（廷堪）于声音、训诂、九章、八线，皆造其极而抉其奥。”论之。所作《燕乐考原》一书，尤颇可多者。然凌廷堪、阮元、焦循3人的成就不以小学、音韵学名，而在义理一路。凌廷堪、阮元、焦循三人皆是戴氏义理学的承继者。凌廷堪就当时学界对戴氏义理的颇多诋议，指出：“而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诸后人之定论云尔。”焦循更是戴氏义理学的信奉者，焦循曾作《申戴》及《读书三十二赞》诸篇，以明心志。史载，钱大昕作《戴先生震传》，盛赞其“考证通悟”之功，而于戴氏义理著作，则未为称许，焦循于此颇有微词，他说：“如戴震之学，钱氏详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义》一书，所以发明理道情性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至精极妙，钱氏略举之，尚未详著之也。”足见，焦氏对戴震义理学的崇奉之情。当然，凌、焦二人虽服膺戴氏义理之学，但并不盲从，焦氏曾指出戴氏义理之不足。他说：“循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考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凌廷堪则不满戴氏批判宋人援佛入释不彻底，所谓“又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以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进而，凌、焦、阮三人对戴氏义理学进了修正，他们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以礼代理”的思想。凌廷堪不满戴氏批判宋学不彻底，他直指“宋儒之理义乃禅学”，并以“开门揖盗，反藉揖者而驱除之。”讥戴氏。他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作《礼经释例》、《复礼》三篇，前者研究古例通例，后者阐发提倡礼治的思想。凌氏首倡“以礼代理”之论，在学界产生极大之影响，社会上乃出现一崇礼思潮。焦循、阮元等人乃与之后先相倡，阮元有云：“朱子……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之邪说起矣。”阮元此论以理附礼的思想，无疑是受到凌廷堪的影响的。焦循也阐述了以“以情契情，舍理言礼，舍理言让，及辨析礼、理之异”为核心的礼学思想。阮、焦二氏与廷堪作同调之鸣，颇开当时学界礼、理之论辩的先河。此戴氏义理学修正之一路。二方面，由焦循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思想。这是焦循在继承皖学梅文鼎、江永、戴震等人精研历算之学以求得事物之“通例”、“通证”的传统下，在“经言外衣下”建构起的自己的哲学体系。外庐先生早就作出了“戴派的哲学思想是和戴派的数学研究有关系的”论断。焦循的哲学走的正是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路径，他的“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可用以概括他的哲学观点。由此，他使“易”学成为一种学问体系，以数学求“易”学，并用“易”学形成哲学体系，这种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均衡论”，其用于治学方法上则体现为“通贯”之精神。他的主要义理作品如《易通释》、《论语通释》等书都贯彻了这种精神。职此之故，我们可称焦氏之哲学为“通贯”之哲学。其在学术上之表现，就在于融会众说，兼容并蓄，不偏主一家之言。阮元在论焦氏之治数学时指出：“我国家……为学之士，甄明度数，洞晓几何者，后先辈出，……而知夫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里堂会通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见。”此为焦循以“通贯”之精神治历算学之明证。其论汉宋关系则云：“学者言经学则崇汉，言刻本则贵宋。予谓汉学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误。”换言之，他主张学无论汉宋，兼不可专崇，而当折中于传统而后定其是非。此为焦氏以“通贯”之研几汉宋学之明证。焦氏而外，阮元也是此一时期以“通贯”之精神治学者，主张学兼汉宋，他说：“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此戴氏义理学修正之又一路。（3）、古文学向今文学转向一派该派以孔广森为代表，孔广森，山东曲阜人，因其叔父与戴震为姻亲，乃从戴氏游，“因得尽传其学，经史训故，沈览妙解，兼及六书九数，靡不贯通。”所长在《公羊春秋》，成《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广森此书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之论，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时人颇称道其公羊学成就，以为“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论者遂以其精邃今文学，而否认其为朴学家，其实他仍是以朴学精神治《公羊》，他所奉守的仍是朴学传统，只是非皖派朴学正统罢了。（三）、易帜期此期自道咸以降，迄清亡。这一时期，皖派朴学发生了易帜，学术发生分流：在前期汉宋兼采基础上，汉宋进一步合流；今古兼采趋势加强；引子入经及经世之学渐趋显明。同时，作为皖派朴学正统的古学一路，仍有学者坚守榘彠。以下，笔者拟从剖析学派易帜的原因入手，论述学术分流的情况及影响。1、原因皖派学术在此期易帜的原因，概括说来，可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通经服古代替经世致用我们说，皖派朴学发展到乾嘉之际，初创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与朴实考经证史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内容发生了地位转换：前者成为潜流，后者则获凸显。学术进入发展期后，学者取得最大成就者乃是小学音韵学一路，他们多兢兢于由形声以通义理的书本之学，结果多“疲劳精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时人章学诚已敏锐地意识到了皖派学术这一弊端，他在列举戴震主张遍治天文、音韵、典章、名物后方许读经的言论后，批评道：“此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身，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章氏而后，嘉道之时的学界更为深切批判皖学流弊，以为它是“考证于不必考之地”，结果是“学术衰而人才坏”。此些言论皆深中皖学之弊。我们说，皖派学术在清初的初创及乾隆中叶以后的形成发展，并保持蓬勃生机，乃是由于提倡经世之学，坚持走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治学宗旨。但其传衍至道、咸以降，学派中人日渐抽剥了其中的“义理”色彩，他们孜孜矻矻于研讨小学、音韵之学，所谓“通经服古”全然代替讲求“经世致用”及“义理”的追求，此为学派易帜之一端。（2）、学派内部的分裂此处的“分裂”，准确地说，是指皖学阵营中人对学派最具生命力的以“义理”为精髓的哲学思想不能继承发扬光大的行为。皖派学术至戴震入都，学派得以最后形成，并获得长足发展。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皖派学术最具有价值的乃在“义理”一路，但戴氏义理之学，生前未获学界之普遍认可，生后亦未获有力的继承。戴震生前，曾对其高足弟子段玉裁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又云：“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足见，戴氏生前引以自许的乃是讲求“义理”之学。然而遗憾的是，戴氏生前他的“义理”学未获认同，反招非议与攻诋。其殁后，乡后学洪榜为作《行状》，欲过录他逝前一月所作之系统阐述其“义理”思想的《答彭进士允初书》，戴氏密友朱筠则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面对戴氏“义理”之学所受之不公待遇，戴门弟子即遍是声名显赫若段玉裁辈亦未曾起而为乃师作有力之辩护。唯学派阵营外之章学诚尚敢于公开肯定了戴氏义理的价值所在，他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以合时好，以为戴氏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氏此言诚的论也。但问题是，一个学派的核心价值所在，不为本派中人认可，反由一壁垒外之人赞同之，无论如何都是不应等闲视之的。此为皖派学术内部分裂的一个方面。凌廷堪、焦循、阮元兼小学、音韵学与义理一路的学者，他们较专精小学、音韵学的学者，较多地继承了戴氏义理学的内容，且对其不无补偏救弊之功。比如，他们的“以礼代理”的主张，客观上有摆脱理学束缚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这一主张并不能进一步推动戴氏义理学的发展，相反它只是成了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继续占据学术坛坫的手段罢了。以故时人说他们是“欲绌宋学，兴汉学，破宋儒穷理之说，变古学之教，而为考证之学。”余如孔广森由古文学向今文学的转向，最终走到皖学对立面上去。此数者皆为此期皖派学术内部分裂又一方面。（3）、今文学的兴起清代的今文学，值“乾、嘉时代，当朴学发皇垄断一时的时候”，若奇峰突起。皖派朴学营垒中人，亦有于此时转而滑入该阵营中去的（如孔广森）。但彼时今文学尚未占据学界之主导，值朴学一统天下之时，它仍只不得直颜抗行。道咸之际，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此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渐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今文学兴焉。今文学者就朴学流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魏源作《武进李申耆先生传》有云：“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与魏源同时之龚自珍更直以朴学是“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实“琐碎饾饤”之学。今文之学兴，对皖派学术之易帜颇有影响，后人以“道咸而后，今文之学日昌，惠戴之绪，或几乎息矣。”论之。（4）、宋学的反动有清学术，始终是异彩纷呈，多元并进，汉学、宋学、经学、子学等皆并代而存，从未有哪一门学问被完全倾覆乃至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哪一种学问完全一统学界。汉学与宋学之关系尤是如此：乾嘉之际，前者占据完全之上风，但宋学亦为学界一大纛；道咸而后，宋学对乾嘉之学起一极大之反动。攻诋之尤力者，首推桐城方东树，东树（1772—1851），字植之，号仪卫轩主人，师从姚鼐，后游幕。他著《汉学商兑》一书，力辟乾嘉学术之非，指责他们是“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甚而以“鸩酒毒脯，烈肠洞胃”，如“洪水猛兽，横波荡流”讥之。私淑姚鼐的曾国藩也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要而言之，道咸之后，来自宋学阵营的反动，对皖派朴学的易帜确曾发生了极大之影响。清人方惇元极称东树之功，说：“道光初，其焰（按：指乾嘉学术）尤炽，先生忧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书出，遂渐熄。”其论未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亦颇为在理。（5）、咸同兵燹& 皖派朴学在道咸之际的易帜，除以上因素外，其学术活动辐辏之区遭受兵火之毁亦是一重要原因。胡适作《戴东原的哲学》说：“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此论颇有见地。按：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自1852年起，此后十几年中，转战全国多个省份，东南的财富之区、富庶之乡的学校教育之所、公私藏书之室多被兵火，学者亦疲于奔命或枕死沟壑。结合现存之宁国、宣城及徽州等地邑志来考察，情况的确如此：宁国：（同治）《宁国县志》“艺文志?祭城隍文”：“惟查宁邑自咸丰年间，叠遭逆患，死者千万，枕沟填壑，惨不忍言。”《学校志?学宫》：“咸丰十年（1861），学宫毁于兵火。”《书院志》：“西津书院讲席久虚。讲堂亦渐圮坏，至咸丰十年毁于兵火。”宣城：（光绪）《宣城县志》卷八，《学校》有云：“县儒学……咸丰庚中毁于兵。”歙县：（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学宫……咸同兵燹之后，邑人设筹工局，重加修葺。”“府学宫……咸丰间毁，同治初地方士绅组织筹工局重建。”“紫阳书院……咸同间紫阳书院毁于兵火。”以上所引仅宁国、宣城、歙县等地的社会生产、学宫儒学及书院等被兵火破坏的情况。至于徽州之婺源、休宁、黟县等处乃至皖学传衍的全国其它地域，情况亦多如此，兹不赘引。总之，咸同兵燹，对皖派朴学在道咸之后的易帜，影响非浅。2、学术分流此期，皖派学术之分流从五个方面来讲：其一，经世之学起。道咸政俗日渐陵夷，国势日衰，学者开始反思乾嘉学术的弊端，以之与秦近君之说《尚书》相提并论，说它是“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鸦片役起，更是极大冲击了士子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他们开始返求经世之道。治经者沿及今文，研史者肩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俨然“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此期的皖派学术也呈现出鲜明的经世色彩。以凌堃的农政思想为代表。凌堃（），字仲讷，厚堂，号铁箫子，浙江乌程人，性奇僻，好异书，与黟县愈正燮相善。仪征阮元为堃之座主，命治经，乃为朴学。所著《德舆子》一书，论时政甚备。核其农政思想之大要，在于他提出了一套比较合理的农副一体的布局结构，他的作法是“得不耕之地数顷，画沟洫，引虖沱委折溉之，成畎田亩稻十五六鬴，分十之二岁作疏防，又分其六七以利佃，经畛缘之，葵韭瓜蔬，渠澄之久，鱼虾育焉。”按：“畎”，田中的垄沟也。“鬴”：古代量名。“畛”：井田沟上小路，界限。简单来讲，他经营农业的具体措施，不外以下几点：仿古代井田之制，划分田亩；引水灌溉；每亩种稻与休作之数各占一定比例；水沟上种植经济作物；水产生物繁殖其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凌堃的思想体现了有现代意义色彩的生态农业思想。凌氏而外，余如郑珍的“重农”思想，陈玉树的教育思想、民权思想，皆是此期皖派朴学返求经世的明证。陈玉树慨士习之颓坏，著《教育刍言》三卷；叹民气之嚣张，著《民权释惑》二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及民权思想。 其二，子学复兴。此为易帜期皖学分流又一途，以汪士铎、陈澧为代表。汪士铎（），初名巽，字振庵，梅村，号梅翁。从绩溪胡培翚游，与杨大堉同精三礼，时号“汪杨”。他重视对诸子学的研究。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与朋友的谈话中，就彼时治儒学者不屑谈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之术的弊陋流露出不满，认为这些知识“百世不能废，儒者亦阴用其术，而阳斥其人尔。”他十分推崇诸子学，说：“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非）、申（不害）、商（鞅），又辅以白起、王翦、&韩信，配以管仲、诸葛，则庶乎长治久安之道矣”。按：汪氏所推崇的前贤中，太公、周公、孔子为儒家古圣先哲的化身，韩非、申不害、商鞅辈为法家的代表，白起、王翦、韩信是杰出的军事家，管仲、诸葛则为著名的政治家。因此，在汪氏看来，不唯应尊崇儒家之古圣先哲，即法家、兵家、政治家中的杰出者也应一体推崇。陈澧（），字兰甫，人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与阮元弟子侯康（）交，澧“严事之，在师友之间”。陈澧以西学和子学互证。他曾引《几何原本》和西方的凸凹镜等仪器的原理来释《墨子》，以西算中的“点”“线”来解《墨子》的“端是无同也”及“端体之无序”等概念。又曾引诸子记载来解释新现象，引《孔从子?陈大义篇》中赵王与子顺的谈话，感叹“互变”的历史变化，最终得出“自今以后，勿取其无用之货”的结论。其三，汉宋合流。在发展期阮元、焦循等人以“通贯”之精神治学，学兼汉宋的倡导下，这一时期的学者在汉宋关系上日趋显示出汉宋合流的倾向，尤其以阮元设诂经精舍及学海堂所培养出的浙江、广东等地的学者为主要阵营。以黄以周、桂文灿、陈澧等为代表。黄以周（），字伯玑，号儆季，浙江定海人，俞樾弟子。少传乃父式三之学，初治易，再治群经，而“三礼”尤为宗主。所著有《礼书通故》、《军礼司马法考证》等。陈澧，所论著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汉儒通义》等书。桂文灿，生卒年不详，字子白，广东南海人，道光29年（1850）举人，陈奂（段玉裁弟子）弟子，所著有《易大义补》、《朱子述郑录》、《毛诗传假借考》等书。“汉宋合流”是黄以周、陈澧、桂文灿等人的共同特征。黄以周为学，不拘汉宋门户，承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训；黄以周进而提出了以“礼学”挽救汉宋流弊的主张，他说：“欲挽汉宋学之流弊，其惟礼学乎？”陈澧则坦言自己对“汉学”“宋学”的一体尊崇，以为自己的学问“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陈澧论有清学术，则云：“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桂文灿也在总结汉、宋偏执一端之弊后，指出：“周公尚文，范之以礼；尼山论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约礼，明辨而不能笃行，非圣人之学也。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因著《朱子述郑录》。综合他们的学术思想，可以归纳为：汉宋学术各有流弊，不可专执一端；汉宋学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时期皖派学术的汉宋合流色彩。其四，今古兼采。皖派学者治今文，较早由戴氏弟子孔广森启之。至道咸以降，学术随政俗的变化而变，更多的学者走上今古兼采一路，以陈立、陈乔枞等人为代表。陈立（），字卓人，号默庵，江苏句容人。师从江都凌曙、仪征刘文淇受《公羊》、《春秋》、许氏《说文》及郑氏《礼》，而于《公羊》尤精邃，所著有《公羊义疏》、《白虎通疏》、《尔雅旧注》等书。陈乔枞（），字树滋，号朴园，寿祺子，福建侯官人。寿祺，会试出朱珪、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又得见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诸人。治经兼采今古，子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陈立论学，有云：“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其义益晦，徐彦之疏《公羊》，空言无当。近人如曲阜孔广森、武进刘逢禄谨守何休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乃博稽广讨，采历来说《公羊》之书，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陈乔枞承其父“钩考三家诗佚文佚义，与毛氏异同者”未竟之志，成《三家诗遗书考》。其论学则有言：“凡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所以传，悉由今文为之先驱……今文之维持圣经于不坠者实非浅鲜。”又谓：“《礼记》本出孔壁，及河间献王所得，皆古文。……郑所改读，略有四例。……一孔之士乃以为郑好改字，非也。”由上可见，两陈之学要在兼采今古。他们既意识到今文经在保存经典上的功绩，又为深受学者攻诘的古文经作辩护。他们在指出了以往今文经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古文经救济今文经的措施。其五，固守朴学。道咸以降，皖学易帜，治朴学者或返求经世之学，或研讨子学，或合流汉宋，或兼采今古。值此朴学颓败之时，营垒中尚有一路学者固守朴学榘彠，俨为皖学最后之护军者，以俞樾、孙诒让等为代表。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始读高邮王氏书，善之，自是专依为宗，又尝受学长洲陈奂。所论著凡五百余卷，总曰《春在堂全书》，尤以《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为最。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尝与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游，其学“实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俞樾的学术一方面继承了皖派的朴实考经证史的朴学传统，他在《群经平议?自序》中说：“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粗识门户。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他仿王引之《经义述闻》之例作《群经平议》，且以之自比附于王氏之书，所谓“余之此书窃附王氏《经义述闻》之后，虽学术浅薄，倘亦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另一方面，他与此期皖派其他学者一样，瞩意探讨子学，其研究诸子学的成绩集中体现在《诸子平议》一书，其《自序》有云：“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求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他以研究经书的方法研究子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凡成《诸子平议》三十五卷。&&&&&&&&&&&&&&& 孙诒让的经学研究，同样也继承了朴学传统，他说：“我朝乾嘉以来，此学大盛，如王石臞（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于经子，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然有功于古籍，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章炳麟作《瑞安孙先生伤辞》，以孙诒让与俞樾、黄以周皆“承休宁戴氏（震）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的学术研究，以《周礼正义》为最，其自叙著作缘起，云：“窃思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周礼》）不宜独阙。遂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孙诒让的著作除《周礼正义》外，尚有《札迻》、《墨子闲诂》、《尚书骈枝》等书，皆颇有创获，论者以“岿然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与之，洵不诬也。综上，皖派朴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其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术流派（或学术主张）的最核心的内容乃在其形成之初是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手段，由形声进求“义理”与提倡“经世致用”两手并举。但在发展过程中，它发生了变化，学派中的讲求“义理”色彩逐渐被“抽剥”，先前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内容获得凸显，而经世致用的地位则下降，渐成潜流。降至发展期，先前已获凸显的方法论意义的内容地位更渐上升，进而占据学派之绝对主导地位。虽戴氏“义理”一派由凌廷堪、焦循、阮元继承，但始终未能超出戴氏“义理”学的规模与高度。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并扬弃戴氏“义理”学（此为学派的最具价值的内容所在），就成为这个学派能否永葆生机的关键所在。结果，在易帜之期，皖派学术内部发生分流，外部遭遇来自宋学阵营、今文学壁垒中人的空前攻诋，又遭逢农民战争之重创，凡此诸端并时而出，皖派朴学之推出历史舞台势所难免。&（文章来源：《清史论丛》2005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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