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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一：以故事（细节）、材料和问题为主的教学设计征文
<font color=#3年第4期
《袁世凯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评》
（河北大学城市学院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２）
英文标题：
&&&&摘要：
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教育变革中，袁世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倡办新式学堂，主张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派遣留学生，聘用日本教习或顾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字：
袁世凯，教育活动，述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次大变革中，作为满清王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袁世凯，扮演了非3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著名教育史研究专家阿部洋先生说过，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教育改革中，领导人物是政府的官员，如张之洞和袁世凯”[1]（p．117）。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活动表现在：倡办新式学堂，主张废除旧的封建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派遣留学生，聘用日本教习或顾问等几个方面。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以期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倡办新式学堂 暂行章程折》和《筹设直隶各属中学堂拟定暂行章程折》，“督饬省会暨各府厅州县遍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由袁世凯主持创办的比较著名的学堂计有：1902年5月袁世凯在省城1定创办的直隶农务学堂，这是我国最早开办的高等农业学堂之一。1902年8月，袁世凯在省城1定创办直隶师范学堂，1905年分为优级、初级两科，其中优级科是直隶最早的高等师范教育。1902年9月，袁世凯在天津恢复义和团运动期间M办的头等、二等学堂，并就其旧址改建为北洋大学堂，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1903年，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1904年改名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这是当时全国建P时间比较早、科类比较齐全的高等理工科院P之一。通过这些活动，“迅速形成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南北唱和兴办新式教育的局面”[3]（p．120）。1904年科举制废除后，直隶新式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根据日袁世凯上奏清政府的《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司续加推广折》中的统计，到1906年，直隶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级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2]（p．1338）。学部奏派调查直隶学务员对1907年8月袁世凯调离总督前后直隶省的办学情形的调查结果为“全省大小官私立学堂共四千五百九十所，学生共八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人”[4]，这对袁世凯所奏数字是一个佐证。对此，学部调查直隶省的学务员在报告中颇有感慨地说，直隶“兵燹之后，财力万分支绌，而进步如此之速，非官绅气魄雄厚，安能至此”[4]。尽管这些话语中流露出对袁世凯的巴结奉迎之词，但必须承认，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一个与“癸卯学制”相吻合的新型教育体系在直隶比较早地建立起来，这对全国新式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起了开风气之作用。 &&&&二、 &&&&积极主张废除旧的封建科举制度 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上奏清廷《请立M举推广学P并妥筹办法折》，认为“现在N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M，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M，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之十年，甫M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P始，而欲推广学P，必自先M科举始”[2]（p．1187）。清廷奏准，“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M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M止”[2]（p．1191）。科举制度的废除，为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与发展扫除一大障碍，它标志着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旧封建教育制度的终结，新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三、 &&&&建立健全新的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1906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直隶留日学生多达七百余人，在当时仅次于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五省，居全国第六位，在北方各省中居第一位[7]。这些留日学生学习的科目是相当广泛的，涉及到军事、政法、师范、农学、工程技术等科，其中，军事、政法、师范科留学生最多，占相当大的比例。 &&&&游历：袁世凯派遣士绅、官吏赴国外游历、考察的活动也是从1902年开始的，这一年他选派严复、黄憬和周学熙等人分别赴日本考察教育、农业和工业。此后还有两次较大规D的出国考察活动，一次是1905年，袁世凯选派直隶士绅分四批赴日本考察教育；另一次是1907年，他选派官绅百余人分三批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 &&&&袁世凯在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不惜重金聘请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来直隶任教或充任顾问，1901年―1909年，直隶省聘用的日本教习或顾问达400人[8]。这些日本教习“大多数被派往师范学P、职业学P和军队学P。除了在行政上给予帮助外，许多教师讲授各类课程，尤其是自然科学和职业课程”[1]（p．103）。 &&&&袁世凯通过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籍教习或顾问，积极汲取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办法；通过选派官绅赴国外游历考察开阔他们的眼界和视野，更新思想观念，这些活动有利的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河北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和军事将领大多数都是经袁世凯选派的留学生或由他创办的新式学堂的毕业生。 &&&&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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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工艺局的研究.pdf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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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直隶工艺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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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姓名： 邵秋菊
指导教师： 董丛林教授
学科专业： 历史学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
论文开题日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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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直隶工艺局研究》，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
作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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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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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载中，请稍后...袁世凯之我见（三）【人物篇】
　　编槽：本文原作者万元，首发与微信朋友圈，特转载与此。袁世凯见诸于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为中日甲午战争中带兵守卫朝鲜，再次出现于北洋小站练兵，然后就是辛亥革命那段窃国者形象，本文力求预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十 理政北洋（一）从1901年底接任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至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位置上呆的时间实际上不到六年，袁仅仅用六年时间，建陆军，兴实业，办教育，修铁路等等，做了许许多多民生工程，将直隶省由一个战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省份建设成一个经济发达、民众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全国模范省(直隶省是八国联军、清朝军队与义和拳联军的主战场，且战后被外国军队占领有一年多时间，慈禧西狩回銮后，有过相关统计，战后人口较战前锐减，几乎呈现一片百里无人烟的境况)，这当然离不开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但与袁世凯雄才大略、规模宏远是分不开的，后人常言袁为千夫所指的窃国大盗，但为何他能成为窃国大盗，他凭什么能成为窃国大盗，我想，与他在直隶六年的政绩是分不开的，凭借这短短的六年，他在当时国人、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代言人等等的心目中树立了巨大的威信，使这些人觉得他是能够安定中国的唯一人选。下面容我摘要说明下他的政绩。一建立北洋六镇镇即为现在的师，直辖协两个(协即为后来的旅)，每协约配置两标(标即为现在团)，标以下依次为营、队(即现在的连)、排、棚，每棚(即现在的班)约14人，镇除两协外，还包括直属的马标、炮标、预备队、后勤人员及仪仗人员等，清朝的每个镇大约有配置了兵员1.2万至1.3万，北洋六镇共有兵员7万人以上。北洋六镇大约是从1901年底开始筹划，至1905年全部建成，共计花了大约四年时间，被号称是中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也是第一批中国新式军队，在后续的军事演习中有着卓越的表现。北洋六镇的建立是以袁的小站新军(武卫右军)为基础的，其中五镇的上、下层军官均是以小站旧人为核心，因此袁对北洋五镇(除第一镇外，第一镇为满洲旗人队伍)有较强的控制力，袁在建立北洋六镇时煞费苦心，耗费了大量的智慧，如，在选取六镇练兵大臣时，袁为了防止满清政府对自己的猜忌，特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庆亲王为大臣，自己则甘居副手而掌实权，如此便可以满州亲贵为挡箭牌而减少攻击，同时也便于向清政府申请军费；再比如建军理由方面，袁精心选择了“日俄战争”期间，京畿需加强防卫为理由，以我认为，该理由较为充分，若没有足够的军队，日俄战争在东北，离北京不远，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派奇兵偷袭清朝京师，可能慈禧及其他王公大臣的安全都不保。(注:清朝末年，清庭也的确够窝囊，外面两个国家的战争，竟然在自己国家进行，而清庭竟噤若寒蝉，不敢做声，天下悲惨之事，莫此为甚，更为可笑的是，两国的战争目的竟然是为了争夺中国的东三省，而主人却作旁观，当时的中国是多么地弱小与无助，多么地令人宰割，而日俄是多么的可耻与可恶，多么地令人发指)总之，在袁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在当时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对袁来说，在混乱年代，拥有枪杆子就拥有话语权，北洋六镇使他在政治上有了更大资本，为以后窃国创造了条件。十一 理政北洋（二）二修建铁路在清代末年，由于技术力量的限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修的，历史教科书上介绍有中国伟大的工程师詹天佑，自主设计并修建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铁路-京张铁路，其中特别“人”字型的交叉道设计，构思巧妙，更是令后来人津津乐道，京张铁路的修建不仅完全打破了外国在修建铁路方面的技术垄断，也为全体国人争了光，使国人扬眉吐气，还能方便直隶人民的出行，可谓意义重大。但为何詹天佑能修好京张铁路，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这便与袁世凯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了。史称，袁十分看中詹天佑的技术才华，奏请赐留美归来的詹天佑“同进士出身”(袁自己还是个秀才未极第，看来袁笼络人才是舍得下血本的)，明确了其待遇，修建京张铁路前，又申请很多铁路工程项目让詹天佑承担，以磨练其工程设计经验，在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詹很大的支援，这些为京张铁路的竣工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我想，要不是袁的鼎力相助，京张铁路是否能顺利修建恐怕还是问题，但由于袁后来的政治错误，他在京张铁路上所做的贡献全然不见报道，似乎京张铁路是詹天佑一个人搞成的，而全然不提袁之呕心泣血，及为京张铁路付出的艰辛，以我认为，这恐怕有点欠公平吧。除京张铁路外，袁还督办了其他几条铁路，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修铁路在当时，以我认为，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鉴于当时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及科技水平，自主修铁路(如京张铁路)放在现在，可能就是如修三峡大坝、修京沪及京广高铁般的大事，上述事情，我们是集一国之力，而到当时修京张，主要是由袁的直隶负责，可想而知，在筹款、协调、人事组织、技术攻关等方面，袁耗费了多大心血。修铁路亦有莫大的好处，不仅可安排大量劳动力就业，带动GDP，还可方便国民出行，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亦能促进科技进步，同时在军队方面调动方便，也提高了“兵贵神速”的可能性。袁之远见由此可见一斑。十二 理政北洋（三）三兴办实业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实业的发展，袁至始至终对此点有深刻的认识。他接任直隶总督以来，尤为重视兴办实业，他令在天津创办北洋银元局，仅70天就铸出了第一批铜币；创办直隶工艺总局，目的就是提倡和振兴直隶实业；创办滦州煤矿公司，与英商展开竞争（由此可见袁的国际竞争意识比较强，李鸿章所赞誉的“规模宏远”大抵就是指的这些方面吧）……，其中特别要提及到的是位于天津的直隶工艺总局，该局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其内含纸厂，铁厂，实习基地、种植园、制造厂等等，通过发布劝兴工艺文、奖励模范企业、劝办工场、送科技知识下乡、培养技术工人、举办展览会、扶植国货与洋货抗衡等形式，“开启民智”，倡兴工艺。在其影响与推动下，直隶农村新政之风劲吹，“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官绅商竞相创办工艺局、场、所。在袁世凯督直期间，全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在天津成立，甚至设计了花卉草木的自动浇灌系统，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构思巧妙，巧夺天工，获得了清朝高层包括慈溪太后的赞扬。近代列强的纸烟纷纷进入中国，导致关税外流，官办烟厂则成为袁世凯眼中的“大项目”。他派人从日本购得机器运回保定，“用去了两千数百两”白银，于1902年秋在直隶农务学堂院内设纸烟厂，有农务学堂学生参加，开始制造纸烟，很快获得成功，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保定纸烟厂，保定纸烟厂是中国人自办卷烟厂工业的开端，是我国第一家官办卷烟厂，保定成为我国烟草工业的发源地（吸烟者不得不知，袁世凯对我国烟草事业还有较大贡献）。在当时全国新工艺品展览会上，直隶省一枝独秀，参加展览的工艺品的数量、质量较全国其他省份遥遥领先，整体水平高的不止一个档次，其中直隶展示还包括很多当时被认为是“高科技”的产品，令清朝当时其他督抚羡慕不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风气。直隶实业多项工艺在当时全国第一，按科技术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这些技术在现在看来，可能不屑一提，但在当时，却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因此，“北洋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以为取法之资”，这是当时一个公文对直隶（或北洋）的一个描述，意思是：北洋是新政兴起的地方，其他很多省都派官员去考察，并将北洋作为效法新政的楷模与标本。而作为直隶与北洋的最高领导袁世凯，无疑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三 理政北洋（四）四 办学堂，兴教育人才是立国之本，没有人才，一切富国强兵的口号都是一纸空谈，而培育人才的方法有很多种，学堂教育无疑是其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亦为最有效的方法。袁世凯直隶新政(亦称北洋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在短时期内将直隶建立一个经济发达全国模范省，更是需要大批人才，包括管理型、技术型、金融方面、农业方面等多领域人才，于是袁便将办学堂作为自己工作重要内容之一，他办学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将各州、县、府的书院，经改造扩建而直接成为学堂，学堂是分级别，省城的书院直接建设成大学堂，而州、府、县的书院则改造成中学堂，同时选取其他很多具备条件的地方作为小学堂，基本形成了大、中、小三级学堂制度(现在的大学、中学、小学刚好与其相匹配)，其中中、小学堂不分专业，主要是基础课，而大学堂则分专业特征，如直隶农业学堂偏向于农业，直隶师范学堂着重于培养老师(据说该学堂学生从秀才、举人中选取，可谓整体素质极高，想必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素质极高，就业形式蛮好)，大学堂也有综合性的，如直隶高等学堂，内部专业涉及面非常广。由于袁热心于办学，直隶省教育发展迅速，截止他调离直隶那年(1917年)， ，已办有各级各类学堂8000多所，在校学生人数位居全国各省第二(记忆中好像湖北第一)，学务资产名列全国之首。广派留学生也是袁世凯在教育事业上另一个的重要作为。袁世凯认为日本之所以富强，与明治初年重用出洋留学生有关，因而提倡并派大批留学生出国。据统计，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湖北与直隶所派的留学生数名列前茅。其中由袁世凯倡办、近代“保定军校”系派出的军事留学生，却最终成为主导辛亥革命起义新军的重要柱石，这大概是晚清督抚大员们始料不及的。通过海量式地建设新式学堂，为直隶的发展(甚或全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这也是直隶新政重要成就之一，据野史记载，袁世凯办学过程中也受到一些阻力，特别是办女子学堂，很多人不接受，亦不肯就学于其中，搞得学校办不下去，封建时代觉得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出来抛头露面求学是没有德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袁就想了一招，把自己的小老婆和女儿安排到该学堂读书，以此作为示范作用，并要求一些下属官员女性家眷也必须去学堂上学，还要求她们加大宣传力度，在袁的努力下，女子学堂最终办得非常火热。建学堂，办教育，以我之认为，应和练军一样，是需花钱的活儿，有人不禁要问，袁在直隶短短几年，做了如此多事，钱从何来，第一是中央拨款，第二是袁手下有很多理财能手，实现了增收节支，第三是据野史称，是李鸿章留给他的，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多年，在外国银行有一些存款(为何甲午战争前不拿来建海军，却总向中央申请款项，看来在中国，即使大人物，小农意识都较强)，其二就是淮军历年空饷、缺额的积累(如老士兵退伍，工资不用发，新士兵还没上岗，而朝廷依然按照足额给拨款，这种钱积累多了，便俨然而成大数目)，第三笔款据说有800万两，袁靠这笔款办北洋新政，行贿送礼，故能取得如此大的政绩，我从此认识到两个道理:第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第二，万事离不开经济基础，这是铁打不破的至理。十四 理政北洋（五）五 废科举隋唐以前，人才选拔主要是靠举荐制，从人性的角度上讲，具备举荐资格的人举荐的大多应是自己熟悉的人或与自己有厉害关系的人，因此，在那时，当官是贵族、特权阶级的事情，普通老百姓是可望不可及的，绝大多数无法出仕为官(当然也有些特别牛的人除外)，自隋唐后，人才选拔主要才用科举制度，以我认为，这是人才选拔上的一次飞跃式的进步，一张试卷定输赢，管你是高级领导的子弟，还是王侯将相的亲戚朋友，考题做不出来，一样是白搭，但由于考上的诱惑实在太大、前途实在太美好，作弊也自然随之而生，但科举制度下对作弊的处罚是非常严的，轻者禁考，重者要杀头，根据需求理论，当官发财只是更高层次需求，生命安全才是最基本需求，因此整个科举考试还是比较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三公”原则，科举制度也是公正的，以明代为例(其他朝代我也不太熟悉)，一些名臣如于谦、杨廷和、张居正、熊庭弼，袁崇焕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家庭都没什么背景，很多甚至出生寒门，而是靠公平的科举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而建功立业的。到了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已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管你朝代变更，这个制度还是完完整整保存下来了(不过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考试侧重点)，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问题就来了，科举制度主要是考的语文，甚至在语文中都还算偏科(比如什么八股文，什么写作方法要从破题开始，然后依次……)，这就完全不适合时代发展需要了，当时国外，已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由蒸汽时代走向了电气时代，国外在科技上已在研究地磁学、电气技术、元素周期表、生物进化论等，金融上已在研究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而我国莘莘学子还在全身心、全神惯注地玩“之，乎，者，也”，的确也不是太协调。 在建军队、办实业、修铁路、兴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深感科举制度对新式人才的培育有极大的阻碍，他认识到，由于社会已发展到一定高度，且进步太快，单单靠语文水平，是无法胜任很多工作与岗位的。1905年8月，由袁世凯起草，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人向清朝政府联衔上奏停止科举制度并获批。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此前的举贡生员，分别按情形酌给出路(具体是如何6按情形，怎么给出路，余亦未做深入探讨，讲不出来)。袁主张废除科举并获得实施，这当然也得罪了很多人，试想想看，别人复习了那么多年(特别是没有家庭背景、家庭条件一般的寒门学子)，一直在考，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结果你把这个考试废除了，岂不是断了别人生路，弄得别人无处可考。也比如今天，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把英语作为主课讲授，等到高三快高考时，突然宣布英语不作为高考内容，我想制定政策者肯定会受无数人唾骂。因此，提倡废除科举的袁当时必然经受了较大压力，当压力归压力，只要对国家有帮助，他还是坚决地做下去，那时的袁还是比较有锐气的。不过我认为，袁在提倡废除科举时也或多或少有点私心，因为他不是科举出生的，平时则颇为看不起那些科举出生的书呆子。十五 理政北洋（六）袁在直隶主政的近六年中，其他方面如改革金融、厘定官制、促进商业、创建警察等很多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创举，为何他能取得如此高的业绩呢，从他个人的为政特点与人格魅力上讲，我认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重用人才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精通，同样会有不熟悉、办不了的事情，古语道:人上一百，文武不缺，只有团队综合能力才是无穷的，因此发掘能才，重用人才对于一个团队领导者来说，相当重要，即使自己懂得的很少，但能用好人才，一样可成大业(刘邦就是典型的例子，刘能力并不是特别地出众，但他用好了三个人，分别为韩信，张良，萧何，由韩负责带兵打仗，张负责谋略筹划，萧负责后勤保障，结果尽管他的对手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最终获取了天下)。来直隶总督之前，袁世凯干过外交使节，干过练兵大臣，也当过省长，可能在外交、军事、行政方面尚属有一定专业基础，但对办学堂、修铁路、兴实业等，以我之认为，他应该还属于门外汉，何况，作为全国最重要省份的一把手(还有非常多兼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式和尔虞我诈的国内官场环境，日理万机是肯定的，为了能办好事，对他来说，重用人才是必须的，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点，网罗了天下英才，并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自己所用，取得可了良好的业绩及管理效应(直隶新政的成功就是最佳证明)。袁建学堂主要依靠的是严修，严是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为周恩来总理的恩师，对周颇为赏识，为人才华横溢，心胸开阔，曾资助周恩来留学，后别人说周加入了共产党，劝他不要再资助，他说了句人各有志后，依然资助如故。办实业搞金融主要依靠周学熙，周为举人出生，父亲与袁为同僚，曾任两江总督，周学熙在办实业方面有过人天赋，直隶省的实力大部分是在他的主持下兴建的，他是继盛宣怀后最大、最有能力的官商。修铁路主要依靠詹天佑，练兵则主要依靠“北洋三杰”、曹琨等。这几个以前都有介绍，不再累赘拉关系主要靠的是杨士琦，杨进士出生，哥哥也是高官，后来做到直隶总督，他长相高贵高雅，平时手不释卷，酷爱阅读，有些浓厚的书生气息，但谁也料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感受，是袁结交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的纽带。办警务主要依靠的是赵秉钧，赵是孤儿出生，自小父母双亡，靠别人养大，连姓都没有，他少时听说赵姓为百家姓之首，便将自己的姓定为赵，赵读书成绩一般，和袁一样，靠秀才都没中，后来参军随左宗棠去新疆，多立战功，赵聪明机智，特长于侦探缉捕，是搞警政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他主持下，警察在直隶如火如荼的兴起，并迅速推广到全国。袁网罗的人才还有杨度、梁士贻等等，袁根据各人专业，重用他们，让这些人各施其职，达到很好的用人效果。十六 理政北洋（七）二.破格提拔人才重用人才能取得很大绩效，这在前面分析已有结论，但前提是要去破格提拔人才，否则那些“人才”既是精英，便绝非傻子，他凭什么心甘情愿地被你重用，何况没有平台保障，即使再优秀人才，也没法去展现才华，很小时候读历史，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韩信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对刘备说的，主要是分析楚汉相争的形式，顺便描绘了下项羽的性格，他认为项羽对下属是很仁义的，经常分东西给下属吃，下属有伤心的事，他也陪下属哭，下属有伤，他亲自治疗，但当下属立了功，按道理要提拔时，他却拿着官印在手里把玩，迟迟不肯做决策，韩信认为分东西吃，陪哭，帮助疗伤，这只能算小仁之仁，妇人之仁，作用不大，只有大胆、有魄力地提拔别人，才是大仁之仁，才能激励人心，使众人行。韩信话是有道理的，正是因为项羽不愿意提拔下属，弄得士卒离心，部队越打越少，人才流失严重，估计韩信也是看升职无望而叛变的。因此，善于提拔人才对领导者至关重要。破格提拔人才并不简单，而是要求领导者很高的素质，其一，要能识人才，这点至关重要，否则提拔的都是蠢才或奴才，于事不利。其二，要有开阔的心胸及自信，要有魄力，不要怕被提拔的人超过你，不能有丝毫嫉贤妒能的心态。其三，要有很强沟通协调能力、做说服工作能力，毕竟是破格提拔，其他人肯定多有不服，其中也肯定包括资历很老的一些同志，怎么样去说服他们需要艺术。袁世凯在破格提拔人才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他有魄力，有担当，能识人才，舍得花大价钱，前面提过，詹天佑为美国留学归来，属于海外引进人才，袁直接奏请詹“同进士出生”，留学回国没多久即被提拔为正厅级干部，这也为他能顺利完成京张铁路提供平台保障。如北洋三杰，他们三位约在1895年开始投奔袁世凯，当时岗级约相当于营级干部，大约过了7年，三杰级别为师级，相当于7年升3个台阶6级，提拔之快，令人羡慕(估计没经历副职主持工作，副参谋长等岗位)。其他如严修，胸有才华但长期没居要害岗位，一被袁发现，即被提拔为直隶省教育厅长，如赵秉钧、如杨度。大多坐火箭上升，当时全国官员都非常羡慕直隶官员，直隶事业做得大，官员提拔快，可能两年前与直隶某官员一起开会，级别差不多，但两年一过，外省官员还原地不动，但直隶的官员已提拔好几级了。在袁提拔下，直隶北洋人才居全国之冠，民国后，直隶北洋人才更是辈出(也是为何叫做北洋军阀的原因)，为总统、总理者不少于十人，任各部部长、各省一把手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多是袁世凯在主政直隶时破格提拔他们打下的基础。十七 理政北洋（八）三 纵容人才何谓纵容人才，就是放手让人才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套路、方式去干事，给予人员充分的授权，而不是去事必恭亲，事事干涉。这不仅有人会问，这样纵容人才，是否会被架空？是不是会导致大权旁落？诚然不是，余之所谓纵容人才，第一在于识人才，如吕布、魏延此类人，首先就不应划入“纵容”的行列，再者亦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管，那是容易变成傀儡的，而是应抓大事，抓关键，抓事务的宏观走向，应做到小事不清楚，大事不糊涂。科学技术上是要求人沉迷于细节的，细节往往决定成败，一个螺丝钉可能引起大桥的崩塌，但管理上则刚好相反，却要求人不要过于关注细枝末节，而是要去把握宏观大势(不过也有例外，后周世宗柴荣，据说事必躬亲，但文治武功均十分杰出)。袁氏识人颇准，前面讲过了，他赏识之人都是当世英才，不仅能力出众，且人品都还不错，忠心耿耿，如后来亦做过总统的徐世昌，此人在官场圆滑之极，号称官场“万花筒”，但对袁却很忠义；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精熟兵法，通晓韬略，能力超群，且对袁始终如一，这为他纵容人才提供坚实基础。其次，袁被李鸿章评价为“规模宏远”，以余认为，确为中肯，袁战略规划能力很强，其能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制定直隶发展宏图及产业，既比较符合现实，又颇具有前景，这为袁纵容人才提供平台。袁知人善用，善于抓关键，抓大局，既能放手让人才去干事，从来不过问下属具体怎么去做，史载他对有能力下属安排工作，往往仅介绍目的及标准，其他事情几乎都由下属做主，以练兵事全然委托北洋三杰，教育事委之严修，实业事委之周学熙，立宪修法事委之杨度，等等，至于这些人如何去完成工作目标，往往不闻不问，或在关键节点稍微关注而已，但要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需要协调，定然毫不推辞，全力以赴，他善于倾听，下属汇报时，他目光凝视对方，口中常发出“唔、唔”的赞许声以此表示对下属的肯定，这些行为，又怎能不让下属死心塌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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