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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保险公司大做&雾霾险&文章，一些企业开始推出新的雾霾福利措施。 （何籽/图）
目前发放&雾霾福利&的主体，多集中于外资企业、驻华大使馆，如何将雾霾福利惠及交警、环卫工、建筑工人等需要在户外进行劳动和活动的劳动者群体，尚需时日。但雾霾津贴已经在武汉破局。
叫不停的&雾霾险&
还没迎来一个雾霾天，&雾霾险&面市仅仅七天就被保监会出示&红牌&叫停，而中国人保和中国平安还在争抢谁是首创者。
中国人保的雾霾险是北京&专属产品&，只对在北京居住或工作的市民开放销售，限量3000份。该产品设置了两种赔偿条件：一是被保险人在60天内因雾霾患上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等疾病，最高可获1500元住院补贴；二是空气质量指数（AQI）全部大于300，并且不间断持续5日，被保险人可获得最低200元、最高300元的污染补贴。
中国平安雾霾健康险则专项承保肺癌，为特定呼吸系统疾病提供住院津贴，保费金额可随意搭配。该产品有个附加险，即如果连续7天空气质量指数超过300，保费超过100元的投保人，将获赠肺功能及耳鼻喉检查；保费超过500元的投保人，将获赠肺部CT检查。
保监会解释了&雾霾险&被罚下场的理由：与保险本质相悖，不再是保险产品，更像是博彩。保险产品要满足两大原则，一是要有可保利益，二是要符合大数法则，而雾霾险两条都不符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健康保险与卫生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于保荣解释，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要长远考虑产品的必要性和实用性及其社会功能，靠投机、哗众取宠或在被保险者不太知情的情况下，很难长久发展下去。
&跟自然灾害不同，雾霾更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从保险学的角度看，雾霾是否是不可预测和控制的随机事件、其造成的疾病能否清晰界定等都还需考证。上述两家保险公司设立的雾霾险，一个看起来像疾病险，另一个则像健康险或理财产品，&于保荣分析。
在于保荣看来，这两种雾霾保险产品，容易混淆环境污染肇事方和受害方的责任。投保人都是雾霾的受害方，实际上是用受害方的钱来补贴自己和保险公司，而对雾霾肇事方和雾霾治理没有任何作用，&是不应该这样来设计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袁辉教授则认为，&雾霾保险&之所以被叫停，并非该产品所承保的风险是不可保的，而在于产品的设计尚缺乏数据积累和病理解释。一旦大规模面市，将给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消费者的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保险产品要求风险与保费高度匹配，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利益博弈达到均衡状态&。
保监会并不能叫停保险公司&掘金&雾霾市场的决心。在&雾霾险&被叫停十多天后，日，华泰人寿推出挂钩雾霾概念的百万康宁健康保障计划，对与雾霾密切相关的肺癌、鼻癌、喉癌等5种特定呼吸道癌症重点加保。该产品不单纯定位为雾霾险，保障范围主要涵盖多种重大疾病的理赔。
&双重标准&成焦点
相比保险公司大做&雾霾险&文章，一些企业也开始推出新的雾霾福利措施。在华外企中，松下今年&大胆&公开其存在&雾霾补贴&。
日，日本电子巨头松下集团在2014年春季劳资交涉中宣布，将向外派往中国的员工发放污染津贴。这一津贴以中国部分城市高水平的PM2.5值作为依据，补偿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他们的身体危害。但是，其发言人拒绝透露详细的补贴金额，而且明确表示，中国籍员工不在补贴范围内。
松下中国公司公关部尤楠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公司为外派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员工都设有生活环境补贴，包括中国。公司总部正在研讨对这一补贴额度的调整，但仍未作出最终决定。
显然，在中日关系的冰封期，如果松下对中日员工&雾霾补贴&实施双重标准，极容易刺激国内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接近松下中国的人士透露，因为雾霾福利对中日员工区别对待，松下压力比较大，一时执行不了。如果给中国员工也发放，成本很高。&可能以其他名目的津贴给员工发放。&
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日本大使馆采取了诸多举措帮助员工应对雾霾的伤害。譬如，给员工提供雾霾知识的讲座、教员工如何查询PM2.5数据。此外，&职员派到空气好的国家拿到的海外补贴要比派到空气不好的国家的补贴少一点&。
对于雾霾补贴，更多日资企业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佳能中国公关部负责人沈悦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显示，该公司暂时没有针对环境问题的直接补贴，但为减轻雾霾给员工可能带来的身体危害，佳能依据各分公司所在地的雾霾指数为各地员工先后发放口罩1000只，购置空气净化器197台，并定期在公司内部网站公示有关预防雾霾小贴士等。沈悦表示上述措施不仅针对在华的日本员工，而且针对中国籍以及外籍所有员工，不存在差异对待。
而在欧美企业中，中国欧盟商会总经理卡夫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该组织三分之一的会员公司，由于驻华外籍员工要求更好的空气过滤设备、医疗福利或薪酬，空气污染已经导致人力成本增加。
一家著名美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欧美企业比较正规，发放待遇时注重向上申报等程序，所以中外籍员工在此方面的福利待遇是一样的。但是，公司派到中国的外籍高管除外。&
受访的欧美企业和大使馆中，德国大使馆可谓对员工呵护备至。&我们办公楼内有通风设备，来确保我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在每间办公室，我们都配备了空气净化器。&一位不愿具名的德国大使馆员工透露，&不仅提供免费的口罩，还给员工发补贴购买家用空气净化器。&
&雾霾假&是德国大使馆的另一项福利。每年的11月至4月，员工可以多休息一天，作为&雾霾假&。上述人士透露，所有措施，中国籍员工也能享受。而在货币补贴方面，&可能在中国工作的使馆人员要比派驻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整体工资高一点&。
有&高温补贴&，怎么能没&雾霾补贴&？
在国内，武汉交警已经开始领取每月50元的雾霾津贴。这要源于政协委员近两年的集中呼吁。
就在2014年年初，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立新中医院院长侯立新联合10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对环卫工人和交警进行雾霾补贴的提案。
同样，2014年1月，在济南两会上，律师付强建议给室外作业行业员工配备劳防用品，发放雾霾补贴。
付强的这一建议源于和市中区一环卫所负责人的交谈。据后者介绍，2013年11月济南市雾霾频发，工人就污染天气出工&抬杠&，夏天有高温补贴，冬天有供暖补贴，可雾霾天气怎么什么都没有？作为一名律师，付认为此说法是有法律依据的，&劳动法明确规定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结合恶劣天气的发生和职工的身体健康权，可以参照高温补贴条例制定雾霾补贴&，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可以类推。
事实上，早在2013年湖南两会上，一份《关于对室外工作者在重度污染雾霾天气实行健康补助的议案》就得到与会代表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提案人李国武由此成为各级两会上公开提出&雾霾补贴&的第一人。
参照&高温补贴&，也是李国武议案的动力，&高温补贴都可以有，为什么没有雾霾补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李反问：&高温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暂时性的，但雾霾对人体的危害则是长期性的，雾霾补贴更有必要。&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相关提案均已得到政府部门重视。除武汉已付诸行动外，2014年4月初，付强也接到济南市建委的电话，被告知会统筹财政、工会、人社等部门考虑这个问题，制定相关补贴的发放标准和发放形式。但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踏实，&政府部门目前还是和我口头沟通，期待给我书面回复&。
付强的担忧不无道理。此前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给李国武建议的回文中，如此写道：&对室外工作者在重度污染雾霾天气下实行健康补助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新问题、新情况，现阶段制定雾霾天气下室外工作者的健康补助标准的政策还不够全面和完善，从全国范围看，我省还不属于重度污染雾霾天气的高发地区，由于这些问题牵涉较广，非人社部门一家能予以解决，待时机成熟将根据我省实际情况提请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文件规范，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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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东 助理编辑 袁端端 实习生 唐悦 安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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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我见证的柴静与雾霾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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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 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的记者柴静，在日，推出了她自费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穹顶之下》。柴静在采访中表示，孩子生病使空气污染成为她 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在一年的调查中，柴静作为一位母亲而不是调查记者，围绕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我们该怎么办？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柴静谈及女儿出生时患肿瘤之事。柴静也坦言，在照顾女儿的过程中对雾霾感受也越来越强烈。　对此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撰文写“我所见证的柴静与雾霾的私人恩怨”，全文如下：　　今天上午，柴静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终于登出了，名字叫《穹顶之下》。　　昨夜00:13，我正在收拾行李，收到了柴静的消息，她淡淡地说：“应该明天上午发。晚安。”　　我想，柴静这一夜应该没有安睡。　　她说，可能像你说的，不在雾霾天发出，片子不会引起大家的关心。也可能播出后会有很多想到不到事情，但是它有它的命运了。　　我也没有安睡。这个保守了一年的秘密终于要公开了，而柴静和我都不知道秘密公开之后会发生什么。　　作为南方周末的环境记者，2011年秋以来，我一直在写大气污染的深度报道，并笑称要做“最大气的记者”。2014年5月，在环保部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柴静，互留了联系方式后，她时常和我探讨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要一些专家的联系方式。　　我没有对别人说起柴静在关注雾霾的话题。这是记者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我并不感到惊讶。后来听说她当了妈妈后，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发关注。这正是我们南周绿色板块关注的领域，我很欣慰。只是觉得她太认真了，大气污染的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没有看到报道。　　而直到2015年1月，我被邀请去给她的演讲提意见时，我才明白为何柴静要花一年时间，为何要采访那么多人。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对她没有任何期望，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　　我惊住了。　　我做了那么多的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的报道，我知道空气污染可以导致肺癌、心血管疾病甚至过早死亡，但已有的研究在我眼中似乎都只是数字，雾霾天我自己也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而柴静的女儿，这个在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中被怀上的小生命，居然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肿瘤。那些空气污染致病的概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100%，我才明白为何柴静如此认真的去寻找雾霾元凶，正如她所说，这是一个母亲与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　　那次模拟演讲结束后，柴静问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应该是柴静女儿一出生就得了肿瘤，她怀疑和雾霾有关。　　柴静叹了口气，她说这也正是自己担心的。她的家人其实很支持讲出孩子的故事。但是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柴静觉得，从一个受害者角度出发，可能有违客观性。　　我说，正因为你是一位受害的母亲，才会有寻找答案的动力，去了解雾霾的健康危害，了解雾霾的原因和治理。我们不强调空气污染和女儿的肿瘤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空气污染的确会导致健康风险，虽然这种风险还有太多的未知，而这种未知更值得我们去发现，去呼吁，去阻止。　　所以，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　　临走前，柴静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放女儿的故事。这个犹豫一定会持续到片子录制之前。　　日晚上11点，白色丝质衬衫，浅色牛仔裤，平底皮鞋。柴静以一个母亲普通的装扮，完美的完成了演讲。　　无数台摄像机，黑色大屏幕，全程无人发微博、朋友圈，我坐在小剧场的地上，和数百人，静静的、秘密的观看了这场演讲。　　演讲依然以女儿的故事开始，我内心居然一下子释然了。　　柴静张嘴就是“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这一句对于PM2.5的定义体现了极强的专业性。而一束光打下来，她双手捧着这些看不见的颗粒，又像一场感性的诉说。　　她真是太会讲故事了，全程不超过三个磕碰。而这可是相当专业的故事，虽然是第二次听，出于职业习惯，我居然还是记满了三页笔记，并标记出几个小错误供后期修改。她记下了那么多的数字，还要用形象的比喻描述出来。我深知这种难度，因为我在用文字描述的时候都极其困难，而她要讲出来，甚至做出动画表达出来。　　片子分为三个章节，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　　这是典型的专业报告结构，可是现场的观众似乎在寻求这种专业。我旁边的小伙子在演讲开始前问我机动车到底对于PM2.5贡献多少，当柴静说到这里时，他紧缩眉头，频频点头。而像邢台市的“为我市退出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而喝采！”的横幅出现时，现场一阵笑声。当APEC蓝下的故宫角楼出现时，那种稍纵即逝的美好使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偷偷的举起手机拍照。　　回去的路上，我和几个小姑娘同行，大家激动的表达观后感。一个女生说，等片子出来后，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宣传了：如果你不想花时间看这几年雾霾的报道，花两个小时看这个视频就够了。　　我说，你意思是我这三年多的报道都白写了啊。　　其实我的心里更为激动，大学里学习环境科学，毕业后从事环境报道，尤其是从事大气污染报道，我看到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不只是重腕治霾的“气十条”，不只是全球皆知的“APEC 蓝”，而是犹如那些弥漫在全国各地的细小的污染颗粒，对于空气污染的关注也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　　正如2011年潘石屹转发美国大使馆监测PM2.5数据，接受外媒采访居然还“受到了批评”。而今，贾樟柯[微博]拍《人在霾途》，柴静讲述自己的故事，甚至连过年回到家，家人都劝我离开那个“成天雾霾”的北京。　　此刻，我在南京的火车站等候回京的列车，天气阴冷，好在PM2.5只有十几，空气质量优。手机已被柴静的视频刷屏，一位在环保部门工作的同学发来消息称赞这个视频：“大家表示做得很到位”。　　那就好。看吧，不在雾霾天发出也会有好效果的。　　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我想，柴静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吧。(责编：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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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向污染宣战：中央领导直问拿下雾霾经济能降几个点
　　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誓“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之时，所有人都想知道，雾霾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辆特快列车的车速。本期南方周末推出“雾霾经济学”专题，在这里，你将看到雾霾正深入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你也将看到太阳能光伏电站这一被誉为抗霾的新兴产业，如何在频发的雾霾天气面前陷入变动；你更可看到，过去几十年内，国内外的学者发现的中国大气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秘密。
　　从GDP、CPI和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数据，到能源、钢铁、房地产、农业等代表着经济神经血管的产业经济，再到天然气、水资源价格等财税政策变革，雾霾正悄无声息地深入中国经济脉络。
　　“如果把雾霾彻底拿下，中国经济到底会降低多少个百分点？”虽然经济学界难做确切答复，但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雾霾等环境因素已经越来越多进入到经济学界的分析框架里。而雾霾治理的实质则是中国经济的“去泡沫化”。
　　番茄辣椒、房子和发电站
　　北京的番茄辣椒、三亚的房子和上海的太阳能发电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雾霾将它们联系到了一起。
　　最近，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贺冬仙发现，雾霾让她试验温室里的番茄和辣椒幼苗晚成熟了至少30天。通常情况下20天就能出苗的番茄和辣椒，2014年已经播种了五十多天还没达到出苗标准，遮天蔽日的雾霾让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大为减少，不仅植株脆弱，成熟后营养价值还大减。
　　在三亚，爱家房产经纪人吕娜发现今年来自北京和河北的买房者明显增多，“尤其北京能占到20%。”她的另一位同行说。在全国房地产市场均呈现增速放缓的情况下，2月份海南的房地产却在全国表现坚挺，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海南住房需求的猛增，雾霾做出了贡献。
　　在上海，据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的光伏系统实证研究平台的数据，雾霾让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大为减少。日，晴天，系统显示光伏系统的日发电有效小时数为2.79小时；12月6日，重度污染，PM2.5值超过600，其日发电有效小时数仅为0.7小时，降低了约80%。
　　不仅如此，雾霾还频频导致设备运行故障。
　　日至23日，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西机务段因雾霾天气造成电力机车车顶故障即高达6起；北京市的一组实验表明，雾霾同样让空气源热泵机组这种节能热水器在实验下出现了2次周期超过15小时的事故。
　　夸张的是，养殖业也受到雾霾的影响――中地畜牧公司的刘姓经理说，他饲养的奶牛一到雾霾天“精神状态”就不好，“感觉有时候呆呆的，不如平时欢畅”。
　　2014年春天，中国半数国土上空笼罩的雾霾正在释放其巨大影响力。当雾霾作用于国人产生的第一拨反应――呼吸和健康问题被陆续呈现后，“雾霾第二拨”――对中国经济产生的隐秘作用力也逐步浮出水面。
　　随着雾霾的持续，雾霾之于中国经济，已绝非单纯的口罩或空气净化器生意那么简单，尽管这些被戏称为“雾霾经济”的生意是对环境恶化最轻快的回应，但实际上，从GDP、CPI和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数据，到能源、钢铁、房地产、农业等代表着经济神经血管的产业经济，再到天然气、水资源价格等财税政策变革，雾霾正悄无声息地深入中国经济脉络。
　　雾霾“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
　　对政府主管部门和经济学界来说，雾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是绕不过去的课题。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已引起各方关注和担忧。从2010年第二季度算起，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连续13个季度下滑。在此背景下，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则为经济增长预期再增加一层压力。
　　“在中国经济本身面临结构性减速的情况下，雾霾等环境问题继而加剧了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据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士分析，2014年2月以来，A股大盘指数不断下跌，直接体现了环境恶化导致经济预期的转变。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恶化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为世界所关注。针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恶化论”、“硬着陆论”等说法再次泛起，国外媒体评论说，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改革的重要威胁。
　　“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对世界的影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对南方周末说。
　　焦点一方面是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穆泉和张世秋对2013年1月雾霾事件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显示，此次雾霾事件，造成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保守估计约230亿元，民航航班延误直接经济损失为2.7亿元，高速封路导致的收费损失近1.88亿元，雾霾事件导致的急/门诊疾病成本达226亿元。
　　刚刚过去的日至2月26日京津冀地区持续6天的重污染天气中，仅石家庄就对共2025家企业进行了关、停、限和压减发电，146座露天矿山和35座地下矿山全部关停，所有的采砂场也全部关停，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0.3亿元。
　　雾霾治理如何影响GDP？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看来，雾霾对中国GDP的影响无疑是决策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此前一位中央核心部门的领导就曾直接向他询问，“如果把雾霾彻底拿下，中国经济到底会降低多少个百分点？”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12位经济学者眼中，包括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在内的5经济学者认为，雾霾治理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以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为代表的5位经济学者表示尚需观察。只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资源环境问题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说，雾霾治理无疑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他预测2014年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会导致GDP增速降低0.5个百分点，此前他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为7%，“下行到这个速度也并不可怕。”他补充说。而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也认为，雾霾事件有可能成为影响明年经济增长目标确定的重要因素。
　　除了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警告，长期来看，环境恶化还会加速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此前不少经济学家都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因于“人口红利”的释放。鲁政委说，“关于环境与中国癌症发生率的上升、雾霾与北方人口寿命缩短等研究已不鲜见，环境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经济体人口预期寿命的长短。”鲁政委说，环境问题未来甚至还可能造成中国日益严峻的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
　　由于普遍缺乏系统的量化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恐难以对上述领导提出的问题做出确切答复。但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雾霾等环境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经济学界的分析框架里。
　　房四海说，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治理已经成为他预测中国经济短期走势时第二重要的变量，排第一的变量是地方政府债务。而在此之前，他的分析模型中考虑最多的则是“铁公鸡”(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资源重新分配VS重塑利益格局
　　目前来看，地方和中央均投入巨资治霾。
　　其中，青岛宣布4.6亿元治霾，武汉宣布未来四年280亿元治霾，北京则宣布7600亿元治霾……中央政府付出资金更多：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则预计通过企业、社会和民间资本、价格杠杆等五个渠道共需投入17500亿元，这和2013年北京市的GDP相当。
　　雾霾治理也催生了环保相关产品、产业的迅速发展。淘宝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日，在淘宝上购买口罩的人比前一年多了181%，购买空气净化器的人同比增长131%；国人总共购买口罩、空气净化器、室内跑步机等与雾霾相关的产品450多万次，共计8.7亿元。
　　以广药集团为代表的医药业开始投入研发PM2.5相关的药物，据广药集团介绍，旗下两种对PM2.5引起的呼吸道毒作用具有较明显的防治作用的治咳药物销售出现明显增长。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计算，《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炼钢行业GDP将造成812亿元的损失，水泥、焦炭行业的GDP则分别减少167亿元和142亿元。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化工分院研究员陈亚飞表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清洁能源的大力推动，煤炭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了。
　　铁矿石的国际贸易格局同样受到冲击。为了满足更加严格的空气污染防治标准，钢厂和电厂当前正在被迫寻含硫量更低的原材料，生产高品质铁矿石和煤炭的全球矿业巨头受益匪浅。业内预计，中国的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可能会使伊朗、墨西哥和越南的小规模铁矿石供应商被迫离开中国，而对淡水河谷、必和必拓与力拓等铁矿石企业和澳洲优质煤炭出口商来说，正是扩大对华出口规模的重要机遇。
　　与传统“三高”产业黄金十年结束相对应的，是新能源和环保产业“黄金十年”的到来――资源的再分配带来了利益格局的重塑。瑞信分析师指出，废物能源化、污泥处理、危险废物处理和水泥处理4个领域将在未来5年内强劲增长。瑞信认为，中国将开始长达十年的更严格的监管和对绿色技术、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计环保支出总额在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可达3.4万亿元。
　　林毅夫则认为，虽然近年来中国对基础设施开展的投资不少，但城市内部设施，包括地下铁路、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当前仍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有较大空间，且这些投资生成较高的经济回报率跟社会回报率。王金南对《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预测则是，将净拉动我国GDP增长19422亿元，并增加非农就业岗位246万个。
　　中国经济“去泡沫化”
　　雾霾治理确实带来了资源的再分配，但在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看来，雾霾治理只是让经济回到了它本来的面目。
　　“我非常反对谈雾霾拉低经济增长速度的说法，这并非理性的看法。”左小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雾霾治理的实质是中国经济的“去泡沫化”，只能证明过去的增长并非实质性的增长，而现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多地把环境治理纳入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量，是对过去错误预测泡沫的“去杠杆”。
　　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则认为，雾霾带给中国经济的思考，一是把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显性化”了，污染成本从看不见到全被看见。第二是经济发展成本的“平均化”，因为与食品、水不同的是，空气无法特供。
　　经济发展成本的“平均化”带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雾霾治理的成本能否也“均摊”？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把这个颇为敏感的话题抛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化解雾霾等环境威胁。而这些经济手段，则主要是征收各种环境资源税。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14年最有可能推出的是煤炭和稀土等资源的资源税从价计征，而除继续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将天然气价改中增量气与存量气价格并轨外，阶梯水价和天然气管网定价改革也在讨论中。
　　当然，政府如何以一种让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可以承受的方式来治理雾霾将是各方关注的问题。贾康说，对高污染的企业征收消费税改革正在抓紧研究操作方案。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曾给出过一套针对PM2.5治理的改革政策组合，他提出，要达到2030年中国城市PM2.5的平均水平下降到30微克/立方米目标，政策必须要大变，这些政策建议包括将煤炭资源税税率提高5-9倍；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1-2倍，在几年内将汽车保有量的年增长率降到个位数等。
　　马骏认为，这样的改革力度“能够支持中国GDP在未来18年中保持年均6.8%的增长速度”，且改革所带来的额外的通胀压力只有年均0.1%。博源基金会资助了该项目，这个由前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发起的公益性组织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
　　对投资界的人士来说，高层治理雾霾的决心是否可以持续则是关键，这关系到雾霾对经济影响的趋势未来是会增强还是减弱，也关系到其对中国未来多个经济领域走势的判断。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2014年，中国再次作出了抗击污染的承诺，颁布新的限制措施，甚至在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雾霾”一词，表明中国政府治理之决心。刘胜军认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对雾霾宣战”，这表明雾霾已经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威胁，而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威胁。房四海的判断则更加乐观，他认为 “铁公鸡”不再继续和城镇化被弱化，这两个信号已经表明中央治霾之决心。（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汪韬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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