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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IE浏览器的版本过低，低版本的浏览器在处理javascript文件时存在问题，无法支持Ajax功能，全面使用好看簿，IE浏览器的版本至少为6.0SP2，请使用。自由是怎么失去的？——也谈郭沫若
&&&&晚年郭沫若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论，新名流与老贤达心心相印，恭维其学问优长之后，又为郭氏倍遭诟病的晚年行迹作开脱。只是新玩意儿不多，总归是“时来天地皆通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调子——将郭氏晚年的种种丑态尽归于有压力、被迫的“不得已”、“不自由”。
储安平有句名言：民国时是自由的多和少的问题，现在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自由是怎样失去的？仅仅是“运去”的缘故吗？若从这个角度讲，郭氏的人生堪为一条好线索。
　　一． 郭氏之道，一以贯之
　　也从1948年说起。郭氏是年大喜，获选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胡适担纲推选工作，郭氏的古文字同行董作宾先生让出了自己的名额给郭氏，成为一段坚持学术独立性的佳话。这当然是郭氏人生履历中的精彩一笔。不过，郭氏对这个“院士”头衔并不在意，对他而言《斥反动文艺》的发表更为要紧——围绕“文艺战线”上的“战斗”，郭氏的1948年分外精彩。《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以郭氏风格的激烈笔锋，用“红黄蓝白黑”的颜色标签对一批著名作家、学者进行了批判。沈从文首当其冲，萧乾、朱光潜以及历史学派“战国策”派一一在列，而其外延几乎可以囊括“进步人士”之外的国统区学界。而且，其批判全无学术意味，抓住敌人的“政治罪恶”穷追猛打——诸如“文化特务”、
“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反对抗战。政治话语完全吞噬了文艺和学术的固有标准。这篇文字影响甚巨，对此研究者甚多，不赘述了。不过，有一种意见需要商榷。那就是过于强调了郭氏与被点名批判者的个人恩怨，对此文出笼的重要背景予以重视。
　　郭氏对沈从文的私人衔恨是不必怀疑的，即使是数十年后奉周恩来之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写序文，郭留下的却是一篇二百余字绝口不提作者的奇文。但是，郭氏在48年挑选沈从文做靶子别有深意，看重的是沈从文力持的纯文艺立场。萧乾与郭氏也有过节，但是并未正面交锋，仅仅是文章中提到的“五十称公”，按说郭氏不至于衔恨至此。《斥反动文艺》给他开列的罪名竟是——肖乾在唱
　　他的“人权与人道”。虽然“人权与人道”不知道帮助了左翼人士多少次了，但是48年时已经是种罪过了。另据当事的王芸生认为郭氏其实是在敲打《大公报》系——坚守“四不”，尤其是“不党”，在胜利前后有些扎眼了——沈从文恰恰也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而郭氏批朱光潜最为有趣，他自称在此以前从未读过朱的著作，恶补两本书后就如此大杀器为哪般？三年后朱光潜自己的检查中道出些消息，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由此可见，郭氏的矛头所指是力求保护自身专业领域不受政治操控的人物与机构——若仅仅是私人恩怨，打击面不至于那么广，打击力度也未必那么强。更重要的是郭氏的文章一出，“组织”迅速跟进，邵全麟等纷纷跟着郭沫若的调子穷追猛打。
　　显然，这并不是郭个人的心血来潮、一时意气，而是呼应毛泽东在日提出的打击自由资产阶级——毛提出“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军事尚未全胜时，自由已经是摆上台面的下一个敌人了。而真正操作起来，“右翼”的帽子其实是跟着自由走，而“反动”、“资产阶级”“特务”不过是用来顺手的棍子罢了。仅仅从战局和党争的角度去看，这个打击的方向很难理解——郭氏口中的“反动文艺界”对国府的反感是主流，批评起来往往不假辞色，在党争中更倾向于左翼的不在少数。而且，不过是书生而已。正因为毫无现实政治军事层面的威胁，毛氏所谓“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也只能说到“倾向”的程度罢了。究竟是什么倾向值得如此高调出击？不过是自由吧。整整这一年，郭沫若都在忙于这样一个呼应和落实毛的战略部署。除了《斥反动文艺》的全面出击，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胡适：2月一篇《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读读标题就够了；3月一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题目还算像样，文中借力主亲苏而半明半暗指责胡适通美卖国；5月又出《〈三无主义〉疏证》，把胡适自称的“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为“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这些全不是学理之争，而是政治陷害加谩骂了——还要讨论54年国内大批胡适时郭沫若的激情表演是否“不得已”吗？
那么这是不是48年这个迎接他们的胜利时，郭沫若才有的突兀表现呢？非也，郭氏之道，一以贯之。稍稍再向上推，看看郭氏在1942年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应。郭沫若是最早接到这一传达的文化人士之一，当即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当时并无什么“不得已”，而郭的兴奋也不是作秀，乃至当晚他也跳起了秧歌，并留下了诗句“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而同为左翼文化要人的胡风在接受《讲话》的传达时，虽然也表示了赞成，但是认为国统区的文艺界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这在后来也成了胡风的一大罪状——用周扬的话讲，茅盾和郭沫若对《讲话》都发表了文字，而胡风没有。尽管胡风对《讲话》的低调很可能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不过相形之下郭沫若的高调出击更令人侧目了。《讲话》是延安整风的产物，源于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文艺活动的规制——包括最著名的王实昧《野百合》案。《讲话》的核心是用民萃话语、阶级话语的方式确立了政治威权对文艺活动的统治。而近代以来勃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舆论界的主流恰恰是坚持其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并且始终保持对政治领域的关注和批评。因此，这种规制和统治还只是党内范围，推向全国的阻力很大。胡风的策略性考虑正在于这种风气的牢固，而郭氏毫无顾忌，不仅撰文鼓吹，而且从此以后一切文艺言论均从这一纲领性文件所出，不要说胡风的顾虑重重比不过他，就是“也写了文章表态”的茅盾也难以与郭氏此后数十年的夸张表演。从1942年到1948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界风气转换的重要阶段，而郭氏是主动迎合、积极推动，还是“不自由”、“不得已”呢？
知道了郭沫若对《讲话》的彻底服膺，就不难理解郭沫若在“大跃进”时期写下大量口水诗、口号诗的糟蹋文学了。其实，47年底他就提出“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文艺创作的民粹化是他衷心接受、身体力行的。唯政治标准是从，是他素来的主张。“人民至上，革命至上”、“战友集中，火力集中”，48年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时就被他奉为了总方向。究其根底，郭沫若早在三十年代提倡革命文学时就有赤裸裸地表达过——“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此人的思想根底不过如此，确实和毛氏专政心心相印。
　　数十年后，储安平感慨“自由的有无”时，郭氏会有这样的感慨吗？哪怕他昔日的战友们终于忍不住要一些创作、学术的自由——如邵荃麟之流也忍不住要讲点文学人物的多样性而倒霉时，郭氏始终保持了对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沉默。其实，他早就说了“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其时尚在1945年，还在“自由多和少的问题”时，郭氏已经如此了。求尾巴而成尾巴，求不自由而不自由，于他个人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而自由之殇当责何人？
　　郭氏给人的印象是恣意纵荡、个性强烈，然而从主张“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起，到宁做政治权威的尾巴终，乍一看确实是矛盾得让人难以致信。其实，这也不复杂，鲁迅对郭氏的评价“才子加流氓”足以说明问题。才子的狂放、流氓恣意，可是遇到情投意合、奖掖提拔的“老大”时便换作低眉顺眼、奴颜婢膝的模样。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有的是这样的人物，只不过他们不大识字罢了。今日文人把晚年荒唐割裂出来作粗率的历史观察，而归咎于外力压迫下的不得已、不自由，那是没看懂郭沫若，更没看懂诞生郭沫若所处的特殊群体，没看懂郭沫若所处的特殊时代。
　　二．扭曲的时代，扭曲的群体，扭曲的人物
以新文化运动前后为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在非常急迫、缺乏准备的条件下仓促而成的，确有着内部和外部的先天不足。西方知识分子群体是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徐徐成长的。一方面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发挥社会影响力的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媒体逐步出现，能够从容地形成外部规范和内部自律；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成长起来的社会势力庞杂，包括现代官僚体系、政党社团、工会等社会团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彼此互动制衡。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群体在几近三百年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个人有自律、群体有规范、外部有制衡的社会生态。
　　反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则是被迫启动、仓促起步。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媒体井喷一般陡然出现，相应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也呈急剧膨胀之势。围绕着生存和发展空间先后形成了三个争夺的热点：自教育部至教育机构的教席资源和管理权；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编辑权和稿源；社会舆论的风评和声望。缺乏从容成长、徐徐演进以成规范的历程，此类争夺迅速陷入无序状态，引发了知识分子群体此起彼伏的内讧。自章士钊、蔡元培始，胡适、周氏兄弟以后代代相传无一幸免。
　　平心而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郭沫若在文化界的起点确实尴尬，郭沫若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以新诗起家，也算小有成绩。然而，当他23年归国时看到的却是新学领袖的胡适。胡适时年不过32岁，而郭沫若仅比胡适少一岁。当时已经初具雏形的中国文化界，胡适为核心的欧美海归知识分子群体在学院、主流政界高歌猛进，而鲁迅为代表的留日及本土新生代知识分子则在民间舆论界呼风唤雨，影响甚巨。另有从知识分子群体出走、建党从政的陈独秀在士林也算特立独行，颇受关注。暗流涌动的是“新文化运动司令部”成员各自的前途选择，反映在舆论界、出版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则是山头林立、群雄纷争。而郭氏的天才自负、雄心壮志既不甘久居人后，又难以迅速地自成格局、独领风骚。这样的处境对郭氏的影响及于终身，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翻云覆雨的操弄手段以及强烈的战斗意识都源于此。对胡适，从亲吻到仇视；对鲁迅，从依附到翻脸。整个二三十年代，郭氏的挣扎与努力始终瞄准着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其翻云覆雨的姿态确有性格浪漫的性格因素，但是更多的则是急于上位、裂土封疆的战斗意识决定——这也是当时的风气，郭氏尤为典型罢了。
　　人的竞争意识近乎一种心理本能，而更接近人类精神活动层面的文化人士更为自觉与突出。从正面讲，整个民国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亦与激烈的竞争大有关系。郭氏的学术成绩尤其是甲骨文方面的突出也有竞争意识催生的因素。如果在一个自律与规范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中，郭氏不甘人后的强烈欲望可能更大地促使其天才在文化领域建功立业。然而，郭氏个人的经历与整体失范的环境却把正当的欲望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现代知识分子的成立源于对政治威权、意识形态威权保持高度警惕与独立——否则大学仅为教会的附庸，人文学科皆为神学的奴仆。而这种独立意识的养成，源于学院提供的学术训练与长期在公共领域活动形成的群体规范。然而，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本来就不充分，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又是良莠不齐。留而不学的留学生在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很大比例——有趣的是，这个比例竟是伴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的。早年的严复、章士钊甚至辜鸿铭一代接受的学术训练最为正规，可惜数量有限，难成规模。至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便差次不齐——胡适最好，而陈独秀可谓留而不学的典型。其后的情形与时俱降，当时的舆论就讥评不断。缺乏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的独立意识薄弱，最典型的表征就是论战中的不断依傍政治话语、政治定性，胡适尚所难免，鲁迅已颇为严重——“资产阶级乏走狗”、“反动文人”时有所闻。至郭氏，则无所不用其极，28年《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上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不堪已甚。终其一生，这种政治腔从未停止，甚至在他彻底胜利、得意非凡时，对纯粹的学术问题也要夹杂政治立场的刀枪棍棒。49年后郭氏在甲骨文领域批董作宾，要强调董“跑到台湾去”；在楚辞研究领域批陆侃，则特意指出陆的文章是“发表在一种反动刊物上”。假如说鲁迅们的斥骂大都是泛泛地扣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郭氏则具备了搞专案式的精确打击能力了——这的确是种“进步”。良好正规的学术训练培养的不仅是治学的能力和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对学术独立性的自觉坚守，遗憾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成长之初就严重缺失这一环节。郭氏天资英发、夙慧天成，能在一些学术领域靠自学成为一时之雄，确实值得后人感佩，但是缺乏根底与素养所造成的终身之憾也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郭氏尚且如此，其同道中才情天分远逊郭氏者如成仿吾之流，除了变成文化棍徒外，确实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笼统称谓中的千人万相，是不能不深察的。后来发展到政教一体、以政统学岂是偶然的外力压迫？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独立性的自觉本属先天免疫缺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平台又是现成的。在西方，由于社会发育的充分，文化、媒体、政治活动、信仰建设各有职司，社会各阶层各有分工，知识分子对政治领域以批判评论之姿隔江守望的居多，真正操戈入室的较少——社会功能本有区别，职业政客与公务员自有其专长和地盘，知识分子票友下海的空间有限。但是，中国是在一个扁平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突然展开现代化进程的，而仅有的社会中坚力量乡绅—士大夫阶层所依托的文化立场在新文化运动后土崩瓦解，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广阔的农村亦随之走向失语，刚刚诞生的现代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俱为城市新兴机构垄断。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继承了士大夫阶层在道义上和文化上的传统权威，同时迅速填补了士绅消退后遗留的政治空间——所谓“新旧军阀”的交替以及政党、社团成长的同时也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填补政治空缺、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即使是胡适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敏感性提出了“二十年不问政治”，却也无法抽身，其他可想而知——新式政府、新式政党乃至新式军队，都需要掌握现代化“魔法”的知识分子来点石成金、咸与盛事。当事人推也未必推得掉，何况是主动求效？而没有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知识分子，其政治品格还原为传统的行藏由我、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传统士大夫修养——但是这没有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士林风评的规范，这种修养纯粹仰赖于个人的操行了。若以胡适始终保持矜持的清流本色为“旧道德中的楷模”一极，那么郭沫若的匍匐崇拜为“才子加流氓”的另一极是不为过的。
　　郭氏的从政一言以蔽之——望尘而拜。朱大可先生讲“就在震耳欲聋的打倒偶像和社会革命的背面，一种对新威权的服从，也在新文化运动的缝隙里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他举的例子就是郭氏《女神》的一节，仅仅九行竟有二十多个“崇拜”。假如仅仅是诗歌创作里的夸诞之辞也就罢了，可是几十年后短短一薄册的《新华颂》里对斯大林毛泽东竟达55次之多，无怪乎朱大可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崇拜”的呼声是一个精密的预言，它揭示了从“流氓叙事”向“国家叙事”的美妙转型”。郭氏自26年从政，除了早年和蒋介石闹翻后蹉跎十年外，基本没有离开过政治舞台，而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到俯拾皆是“望尘而拜”的镜头——拜蒋介石、拜鲁迅、拜斯大林、拜毛泽东。1941年政坛最重量级的人物——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将郭沫若的五十岁生日硬生生推上了文化界的盛世，进而新一代旗手、班头加冕，是为郭氏政治生涯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从此郭氏一“拜”不起。至文革前后的拜江青，今人竟以“不得已”之类好话的之开脱，其实以郭氏之素性，多此一拜又有什么稀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郭氏的身上演绎为“拜而优则被拜”的对价关系，以身作则地甘作尾巴是他一贯的作风，哪里是晚年被迫之举？
　　郭氏的人生纵贯整个中国现代史，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至消亡的历史线索与某种典型。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被笼统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端于中国悲剧性的现代化过程，最后分化为特质各异、互相对立的若干人群，以至于分崩离析，不复其早年的社会影响力，甚至连继承过来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遗产、道义遗产一并葬送了。以郭氏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学术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自觉，投身政治后进退失据，最终蜕化为政治威权的尾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头羊”。归根结底是其先天的缺陷与不足，甘心投效、望风而拜，不能一味归咎于外力的压迫。而这一群体的得势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向覆灭的因素之一。
　　三．阻止他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此话极为痛切。观诸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闪亮登场可谓咄咄逼人。可是指点江山三十载之后，或黯然出走，终老海外；或甘心为“驯服工具”，脱掉知识分子的外套换取意识形态官员、技术官僚的资格；或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否定，甚至遭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其实，“向来比较出色”的“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根性，由来已久，不容小觑。
　　根源还是要从“新文化”运动说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洋务运动的求器用，一变为立宪派的求制度，再变为倡导文化革命。凡此三变，关注的重心越来越靠向精神层面的形而上，乌托邦理想顺势而起，整体救赎的幻想与“牺牲—献祭”的准宗教狂热极易泛滥。而这场催生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运动是在激烈的新旧交锋中展开，形成了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外在表现为“打倒”、鼓吹破坏流血，你死我活的暴力语言风格。同时，虽然是所谓“文化”运动，其根本的问题意识却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泛政治化的倾向势所必然，以政治标准遮蔽专业领域的学术标准、艺术标准被视为当然。而崛起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继承的就是这样三份遗产：准宗教意味的乌托邦狂热；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人文学术领域的泛政治化。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诞生伊始就只是一个风格相近、起点相似的人群，而不是一个现代学术共同体——缺失了学术独立性与现代人文价值观的价值观共识底线。“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矛盾由此而来。
　　“民主与科学”的旗号、以及自由、个性等口号一时为新文化各派所尊奉，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短暂联合，给后人造成了这一群体具有价值观共识底线的幻象。然而，陈独秀心目中的民主和胡适心目中的民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前者无非是把民主当作民萃话语煽动群众的包装纸，而后者指向的是现代宪政体制的社会状态。“德先生”的名号虽然一致，其方向近乎南辕北辙。所以，当“旧学”这个共同的敌人迅速消亡之后，两面的分歧凸显，以至于分道扬镳便是无可挽回的。胡适带领一干追随者从“革命”中出走，作为学院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胡适主持的文化学术建设不复疾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而是培养兼容并蓄、笃实治学的专业精神。以至于鲁迅们把胡适“整理国故”当作一种背叛而愤怒。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胡适在政治上则坚持现代宪政民主的改良主张，整体救赎、乌托邦理想的褪色也引发了昔日盟友的严厉批评。其实，胡适个人的学术主张从未脱离过“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新文化底色。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的学术成果未必尽和他本人的西化趣味，却是学术活动应有之义。胡适较为清晰地把个人所持的“正确意见”与学术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区分，这是其民主价值观的体现。而站在他对面的鲁迅们看来，读旧书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其余免谈——“创造精神财富”与“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分歧露出端倪。
　　当然，在胡适和鲁迅之间，分歧还是思想观点上的，他们都没有借重组织、政府、领袖之类外力介入的意识。尽管胡、鲁二公都有激烈反传统的倾向，却都有着某种程度传统士林群体的身份认同，自觉不自觉地遵守并维持着这一传统群体的交往准则。两人和当时的政党势力皆有深厚的关系，但是不约而同地都与之保持距离和警醒。传统士林的“文人相轻”司空见惯，但是若引入宦官、外戚、军人等其他势力参与则必为士人不齿。胡适和鲁迅都保持了这种矜持自律。面对文化界的纷争，胡适的宽和包容、厚德载物毋庸赘言。而素以凛冽锐利示人的鲁迅在各色纷争中坚持以文人本色的笔墨之争，并不依傍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源，他所坚持的底线和胡适有着微妙的默契。胡适在晚年说“鲁迅终究是我们的同路人”，未尝不是因此而发。但是，这种源于传统的自律亦随传统的消逝而渐渐远去，强烈的敌我意识终于导致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果无法挽回，这将在陈独秀的道路终点开花结果。
　　从逻辑发展的一致性、必然性而言，陈独秀走的道路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风尚与方向。欲从口诛笔伐中消灭“反动”、“保守”、“落后”的意见何其难哉？于是，从文不如从政，执笔不如举枪。从书斋里的革命走向社会现实的鲜血淋漓，从语言暴力的批判到实体的消灭，宗旨与主义有了枪杆子的加护，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在暴力政治中一揽子解决，乌托邦理想唾手可得。“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从纸面的设想落于现实，不驯服的、不被规制的皆不允许。不仅反对者必须消灭，连不赞成、置身事外的自由也不容许。尽管陈独秀早早实践了“革命吞噬革命之子”的悲剧，但是这条不归路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如磁铁一般吸引了“五四之子”纷纷涌入，而郭沫若在这一人群中的身影尤为高大。从陈独秀到郭沫若，这条道路何尝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自觉自愿、摇旗呐喊走出来的呢？因此，1948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呈现出奇异景像。一面是，胡适们一本正经坚持学术独立性评选郭沫若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另一面却是郭沫若的奉旨讨伐自由知识分子的横扫千军。“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分道扬镳的最后一幕就此终焉，而从此“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
　　那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终焉，很大程度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打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灌输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开门揖盗，主动要求政治威权占领并统治一切专业领域，几乎贯穿始终，罕有抵挡者。用阿伦特的话讲“极权总有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之开道”。而郭氏实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典型之一。至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前后，郭氏真有些落寞了。数十年“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努力修成了作茧自缚的正果——“文化界”彻底荒芜了，曾经荣耀一时的“文化班头”、“新文化旗手”当然也不值钱了，郭老从铜锤花脸的高音大嗓沦落为小花脸的陪衬调笑，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晚景凄凉，其心态不问可知。但是，要从当中去挖掘什么失去尊严的辛酸泪，却是找错了方向——不待强权的剥夺，双手奉上自由，那还谈什么尊严呢？晚年郭沫若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了，可是从现代知识分子蜕变而来的意识形态官员还在文革中占据了要角，其中以姚文元的金棍子特别出彩，其棍法中依稀有着《斥反动文艺》的影子。
　　郭沫若死后，遗嘱扬灰于大寨，这是他的最后一拜吗？终其一生，郭沫若不存在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不要自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就是那样吊诡，有的争自由，有的守自有，有的恨自由，有的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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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尤九州 林亦梅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和)产主义，追随共(的)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产主义，跟随共(的)党吗？不是。共(和)产主义、共(的)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和)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和)害共(的)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的)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的)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的)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的)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再举一例――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日）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五）“文(和)革”中的人格问题“文(和)革”正式开始之前，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和)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和)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和)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和)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 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日《人(和)民日报》）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日）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 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日《人(和)民日报》）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日《人(和)民日报》）（六）人格表现综述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十月革(和)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和)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日致列宁）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和)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是的，“文(和)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而郭沫若更不会例外，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从天安门上往下跳。因为虽然他早在重庆就赠给过毛xx金表；在1949年进入北京前就发表“以毛xx主席的意见为意见”的声明；也能与毛xx唱和诗词，但仍难逃厄运。――毛xx早就昭告天下：他要毫不留情地清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和)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不能。要知道，他和普通群众不同，他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属国家级领导人，同时他坐的又是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第一把交椅，是首脑，身负特殊的重托和使命。他的作为，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体现着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像一面镜子。在国家危机、人(和)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和)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和)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的)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1949年毛泽东同周扬、茅盾、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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