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悲秋》（68岁老人记录文革真实监狱生活),非常精彩的小说，推荐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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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琳文革监狱纪实
作者：朱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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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里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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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曾担任央视《读书时间》策划人、《东方》杂志执行主编。朱正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认为参加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四年多才被释放，于是有了一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三十年后，他一念再起，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个故事，并不是在借此怀旧，也不是要揭露什么，而是边写边琢磨这些陈年旧事如何参与构成了自己的现在，角度是很个人化的，当然也免不了打下时代的烙印。一个喜爱读书、崇尚知识的年轻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又遭遇牢狱之灾，其人性的磨砺和人生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传奇、严酷的色彩；这一切，在叙述时，又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呈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作者自认为，里面的故事，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境遇。
　　那个时候大牢(看守所)里的粮油配给是按当时的居民定量，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男)或二十五斤(女)粮食、四两菜油。另外每月每人有猪肉一斤。这里所谓居民，是指闲散在家的无业人员。按理说，坐在大牢里啥事不做，菜饭开水都有人送到门口，这个定量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不该再喊饿。但事实上饥饿却是当时坐牢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感觉。我说“最基本”的意思是，你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
　　一天两顿饭，从来没有吃饱，应该说刚吃完就是饿的，其他时间就更不用说。睡着了也逃离不了，你会不断梦见吃东西却总是吃不着。夜里起来小解，看一看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着的那些大汉，几乎个个在咂嘴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在那里多半要呆上好几个年头。时间一长饥饿就成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占据了你大部分注意力，你会觉得世界上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吃。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人本来就是动物，只不过有时候会被自己的大话弄昏了头，忘了这事。但是，动物在这种时候一定会去觅食。如果你把它关着，它就会急得在笼子里团团转。牢里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活动全部转到心理领域，仿佛饥饿跟肉体无关。甚至可以这样说，牢里人似乎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而这个魔鬼的名字就叫饥饿。
　　身体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应。在不可能像外面的人“想办法”找一些补充食品的情况下,“居民定量”的不够吃一般至多半个月就表现出来了。人开始尖锐地饿，有些人会晕倒，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硬生生的。越强壮的越是容易如此。有经验的管教干部过来瞅一眼，通常会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两三个月后，人就瘦得差不多了，基本上不会有多余的肉。半年左右，两个屁股墩和胯部两侧一般已经打上“钢印”。“钢印”是“老犯”们的一种说法，指的是四块乌青色(大概有淤血)的老茧－－人太瘦，就变成了“尖屁股”，坐卧(包括侧卧)的支撑点留下了疤痕，成为“资历”的标记。牢里没有床和凳子，坐卧都是在地板上。犯人们总是用被子垫着，有的还叠成好几层。不过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一句很经典的笑话说:“进得牢来，才知道天底下没有软和的东西。”
　　身体很快调整到最低消耗状态以适应漫长的饥饿，心理的适应却是要艰难得多。据说那位坐了十五年的“牢精”已不太在意饥饿，可惜我未曾亲见。我所看到已有五年以上牢龄的几位，都好像没有摆脱心理挣扎。挣扎一词用在这里可说是一点也不夸张。就以我自己为例，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别人的饭罐和菜碗，我顿顿都在努力，努力了一年多时间却收效甚微。
　　为什么要看别人的饭菜？解释起来还得费点力气。当时的饭是用瓦罐蒸的，被称为“罐罐饭”(外面食堂里也这样做)。炊事员用一个小容器凭手舀米和加水，当然不可能准确得跟秤一般。结果送进来的饭往往直观上就有些微差别，有的满一些，有的浅一些，如此等等。菜是炊事员用桶挑进来，然后用瓢从风门(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分发的，差别当然就容易更大一些。
　　这“些微差别”在我们眼里却是好大一件事，大到可以影响一天的心情！看别人少了，心里会暗自满意；看别人多了，心里会暗自沮丧。我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哥，很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心理活动，所以做了很多挣扎。有一阵还故意糟蹋食物，表示我对饥饿的蔑视，但依然改变不了眼睛左顾右盼，心情上下起伏的状况。那种懊丧就无从表达！换到今天，恐怕也只能说两个字：我靠！直到后来有了“绝食”(称病不吃)的经历，才算从某种程度上有所解脱。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此处且按下不表。顺便想说一下的是，出狱后重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发现作者伏契克其实早就说过(过去读时竟然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当中最坚强的同志，也忍不住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分享别人碗里的食物。”那是一班反法西斯的战士，有信念在支撑，本不可与我们这班倒霉蛋同日而语。
　　别人是否像我一样懊丧，我不得而知，但心理挣扎的迹象比比皆是。
　　就那么点饭菜，到了口边恨不得一口就把它们全给吞下去，却又十分的舍不得－－吃完了就没了！还有，你很快吃完了就得看着别人吃！所以细嚼慢咽的人居多，那模样好像在品尝山珍海味。有人用一根线把一罐饭切割成几十个小块，每块大约一立方厘米左右。那种切割可真是一种工作！细心加耐心，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时候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用一根竹签开始慢慢享用，一块一块不急不忙地吃，像电影上的慢镜头。这顿大餐可以吃上两三个小时！从一旁观察他，只觉他神情格外专注，脸上好像写着“请勿打扰”的字样。至于他是否感到满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满足感也分明写在他脸上。只是不能想像那种满足感会是出自肠胃。
　　由于对“些微差别”的计较，号子里一般会自发地形成某种秩序，说是某种制度也不为过。比如，轮流值勤从炊事员手中取饭，递给其他人。其他人的先后次序也是轮流转，今天的一号明天就成为最后一号。轮到值勤的人最开心，因为每一罐饭都会在风门框上蹭一下，罐底粘着的饭粒(有时候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饭团)会蹭到门框上，值勤人可拈来放进嘴里。那动作很自然，看上去只是顺手一拈，但这却是值勤人拥有的一种特权！所以不少人盼执勤就像盼过节。有时候值勤人手上的动作太明显，故意让饭罐在框上多蹭了几个来回，也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与抗议。看起来饭罐底部饭粒的所有权在理论上还是有主的，值勤人的特权只对那些“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蹭在框上的饭粒有效。呵呵！
　　食物是单调的，换来换去就是白菜萝卜几种菜－－在今天堪称防癌抗癌的“绿色食品”。烹调法也只有一种：除了水煮还是水煮。但到了我们手上，吃法就有点花样繁多了。用一个不特别贴切的比喻就是，好比猫捉到了老鼠，且得盘弄一阵呢！只不过仔细想想就会觉得关系应颠倒过来：人只是老鼠，食物才是猫。因为人在想着法儿变换花样时，那心理活动就活像一只窜来窜去的老鼠，始终摆脱不了猫－－食物的控制。用一根线切割饭的例子有点极端，但号子里没人会觉得可笑，要笑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如果当时能用摄像机摄下号子里吃饭的情景，那倒是人世众生相的一个好写照。各人有各人的花样。比如先吃一半，把另一半藏起来，等别人都吃完后再拿出来吃；比如上午留一半到下午那一顿，加在一起心满意足地看够以后再吃……小花样不足道，共同点在于都是食物引起的紧张心理所致――贪婪与吝啬交织冲突，弄得不知道拿食物如何是好。
　　也有些花样能够在号子里流行。我们那个号子里就流行过先喝开水再吃饭。按炊事员的工作顺序说，是先送菜饭再送开水，前后要隔这么一段时间。于是所有人都忍着不吃等开水来了才开饭。两磅半的搪瓷缸子，满满一缸开水一气喝下去，从口腔到食道到胃都烫得热乎乎的，的确有一种生理上的快感。也许只有饿久了极度缺乏能量的身体才能有此快感。且必须是饭前。当然那开水从厨房用桶挑过来已经远谈不上滚烫了，但也还是可以说是“暖透了心”。那种快感非同小可，因为它能使人上瘾，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后来我们号子又做了改进，把开水冲进菜汤里喝，有盐味了，但却少了那份烫劲，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喝我的白开水。
　　总而言之，食品在我们手里差不多被盘弄成了毒品。不仅饭菜如此，任何可入口的东西在我们口里嚼着都有可能引发快感。饭菜之外要找到可入口的东西当然机会很少，但偶尔也会有。比如有一次一位新来者带进来一点叶子烟碎片(入狱检查漏网者)，我就嚼得满口生津，沉溺其间不能自拔。
　　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当然是一个节日。一般安排在下午一顿，事前不会有人得知。所以节日是从看到肉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晚上睡觉前。每次看到肉都会引起欢呼，所有人都会比平日兴奋。碗里多少的计较更甚于平日，但吃的花样少了许多。舍不得留胜过舍不得吃，或者说忍得住那个饿却忍不住那个馋，于是多了些大嚼大咽的样子――谁知道呢，也许是我自己只顾大嚼大咽，没来得及观察别人。吃完后整个晚上号子里都显得暖洋洋的，说话声比平日多得多，近乎喧闹。还有年轻人比赛摔跤，弄得楼板咚咚直响。那光景好像赶庙会。其实并没有一个人真正吃饱，只是凭空地认为：我今天吃肉了，比平日有力气。生理上的感觉是会比平常餐后要好得不少，心理的满足则加倍放大。
　　照常理说，一顿一斤肉应该吃得饱了，但对于牢中饿鬼来说就不是这样，更何况实际上不可能给足量。那个年代外面的日子也艰难，有人从中揩油并非难以想像。不过，真正的问题恐怕还不在此。有一回近两个月不见肉来，我开始不停地追问干部，有点维权的意思。有位干部耐心地给我解释，说钱不够用。他给我算了笔账，国家拨到每个犯人头上是多少钱，饭要多少钱，菜要多少钱，稍不注意就超支，剩不下肉钱。平心而论，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但那一回我还是把他堵了回去。我争辩说:“既然国家规定了每月每人一斤肉，就必定给了这份钱。你的意思是说，国家只给定量不给钱？”那位干部当然无言以对。他说的是事实，我说的是道理。我是有点强词夺理，但我用的是当时盛行的逻辑，管教干部们也经常使用的逻辑。比如：你在牢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粮食定量和外面居民一样多，你怎么可能挨饿？你是说，国家给居民的定量不够，外面的居民也在挨饿？所以我们感到饥饿的事实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很容易把你给噎回去。这是题外话。
　　有一个词现在已不太有人用了，叫做“打牙祭”，原意就是吃肉。牢里吃肉，用这个词来形容最能传神。一个祭字，既表明稀少，又表明隆重。还有一个词叫“精神牙祭”，在牢里也非常适用。牢里聊天，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吃。不是谈烹调，不是谈口味，就是直截了当地谈吃――“有一回我炖了四斤肉，全肥的，一点瘦肉没有。不加作料，只就着一碟酱油，一个人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呵呵！”后面这个“呵呵！”是我加的，忍不住模仿如今网上的语气。当时那位说话人他没有笑，只是两眼在放着光，很认真地在回忆往日盛况。(想当年咱也阔过！)我受不了他们那种“精神牙祭”，时常会借故躲开。不是因为轻蔑，而是因为痛苦。明明肚子饿得火辣辣的，再说吃岂不是火上浇油？直到今日我都无法理解,“精神牙祭”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满足。
　　就是那位曾“一口气吃了四斤肉”的老兄(当年大约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回出现便秘。牢里便秘的发生率偏高，通常是土法上马就地解决。那位老兄连喝了几次肥皂水都未见效，不免有些哼哼唧唧。我打趣他:“要不然你试试我的檀香皂？”没想到他两眼又放了光，好像真相信檀香皂比普通肥皂更有效。也许我该申明一下，那年头檀香皂在我们那个郊区看守所里也算得一件奢侈品，但在通便这件事上能有什么优势呢？只能猜测他觉得用檀香皂横竖要比用肥皂过瘾，又或者因为入了口，他觉得檀香皂比肥皂好吃？不管怎么说吧，他的心理活动让我觉得有点惨不忍睹。我没有拿檀香皂给他吃，而是在他大便通了以后，把檀香皂递给他说:“拿去洗个痛快！”
　　还有更惨淡的故事。有一次出去倒马桶，院子里墙根脚不知什么人放了一束小葱，那当然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趣的是，一位平时最胆小怕事的老头竟顺手给抄了回来。不想这事让当值的管教干部发现了。我们刚进屋，干部就过来追问，老头吓得赶紧把葱从风门递出去。干部嫌他脏，不接，呵斥道：“给扔到马桶里去！”马桶放在屋角，不在管教视线之内，但那老头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葱扔了进去。干部转身走了，这边厢老头又迅速将葱从马桶里捞了出来。马桶是刚倒过，也用水冲洗过，但那毕竟是马桶！若干人若干年拉屎拉尿藏污纳垢的马桶！我一下子血冲脉涨，觉得他的行为侮辱了我，忍不住对着他大吼大叫：“扔回去！你要不扔回去我可要报告干部了！”这是我惟一一次想请管教干部来处理号子里的事，实在是因为我当时即使揍那老头也不可能让他放弃他的葱。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长期饥饿的确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人生经验。身体在防卫，心灵却已沦陷。那情景很像陷在一个烂泥塘里，挣扎的时候你肯定顾不得姿势。在这个烂泥塘里找不到什么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所以文学作品就很少问津，当然这只是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
　　我在大牢中经常温习的有这么两篇东西－－
　　一篇是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生命之爱》(一译《热爱生命》)。一个饿得走不动路只能爬行的男人与一条饿得咬不动东西的狼在沙漠中遭遇，互相虎视眈眈又彼此无可奈何地同行了一段路。最后是男人的生存意志终于强过于狼，咬断了狼的脖子喝了狼血，这使他重获精力走出了沙漠。杰克?伦敦喜欢歌颂原始的生命力，这个故事已经写得像是发生在动物世界的故事。设想把狼换成另外一个男人，故事里壮美的色彩恐怕立即就会消失殆尽。杰克?伦敦的最后一笔回到了人的世界。历劫归来的主人翁并没有变得更坚强。相反，与我在牢里所见相仿佛的那种心理焦虑发生了：他的床单底下总是藏满了饼干！杰克?伦敦好像熟悉这种焦虑。但他写的毕竟已是某种后遗症，不是饥饿时分的挣扎。
　　还有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中有一个小节也写到饥饿。遇海难乘救生船漂泊在海上的一船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饥饿的眼睛都显露出一个相同而且彼此都能读懂的意思，那就是该吃人了。但他们没有像动物一样互相撕咬，他们还是人，没有失去理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抽签－－抽到被吃签的人只能自认倒霉！尽管有些极端，但这是发生在人类世界里的故事，拜伦写的是人性。只是他关注的焦点是“抽签吃人”这种社会行为，个人的内心挣扎被忽略不计。
　　对于我来说，以上两篇东西的确也丰富了饥饿的概念。但是，我总觉得它们还是不能搔到我的痒处－－真希望有什么作家能用如椽之笔把饥饿写它个回肠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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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反映文革监狱生活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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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如诗》读后
作者令吾刚，一位醒得较早的思想者，因反对文革和极左路线，差点被处决，“四人帮”倒台后五年始得平反获释。蹲了12年监狱，贡献给读者一部35万言的长篇小说——《漂泊如诗》，很遗憾。我读到的只是节选本。小说中的常世杰即作者的影子。这是第一部写文革监狱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有较多思想含量的长篇小说。文笔生动，真切感人。小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发行。
死刑犯中的幸存者
文革中，常世杰是逍遥派。但没有逍遥多久，就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卷进林锐“反革命案”成为主犯被捕。首犯羊锐被判死刑，主犯常世杰被判死缓。这一死一缓的量刑，可能是考虑到羊锐是右派，常世杰是年青工人之故。若从“罪行”的轻重看，常世杰一点也不比羊锐轻，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块文章，就出自常世杰之手。《打倒当代袁世凯》也是常世杰修改定稿。仅此，即见出常世杰的不简单。当年，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在全国能找出几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许多自称为知识份子的人至今还弄不明白，而常世杰早在1968年就弄明白了。他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体自由。虽然还达不到顾准70年代提出的“由理想主义转到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度，但在舆论一律的大环境下，有此认识也算卓尔不群了，也算先知先觉了。
当年许多反文革，反极左路线而又决不低头的人，都遭到极其残酷的折磨然后处决，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就是这样的典型，张自新处决前遭犯人轮奸，被逼疯，临刑时还被割断喉管。《一份死写的报告》经胡耀邦批准见报后，才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引来“谁之罪”的大思考、大讨论。其实被割断喉管的“罪犯”并不是只有张自新一人，有30多例，只不过没有公开报导罢了。还有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遭处决的。《漂泊如诗》里，写了一个叫史德远的年青“罪犯”，临刑也极其惨烈：“嘴巴被一根两指宽的黄色带子拴勒着，口里还塞有布团之类的东西，全身五花大绑。”史德远犯了什么罪？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史德远现年22岁，1974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收监改造后，该犯拒不认罪服法继续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无主阶级司令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该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公然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刘少奇和邓小平鸣冤叫屈。反动气焰极其器张。实属罪大恶习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由川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张判决书，是典型的文革语言，它反衬出史德远的远见卓识和英勇不屈的崇高品格。史德远被捕时还不到18岁，还是一个中学生，还不到法定年龄，就这样白白被处死了，而且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不令人扼腕长思之。
同样是反文革的英雄常世杰为什么能活下来？这就不能不说到常世杰的斗争策略。常世杰一入狱，就有老囚犯告诉他：“不要怕他们，要软斗，莫要吃眼前亏。”常世杰是听进去了的。“要软斗，不硬斗”，这就是常世杰的斗争策略，也是他能幸存下来的秘密。自然也是常世杰与遇罗克、林昭、张志新、史德远等有所区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软斗？因为文革十年，是最无法无天的十年；文革监狱，是最无法无天的监狱。鲁迅就说过，中国的监狱是最难坐的。而最最难坐的又是文革的监狱。从上到下，全都奉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斗争哲学，“红色恐怖”遍布全国每个角落。在这种情形下，面对专政机构的淫威，你不软斗，不仅要吃眼前亏，而且接下来的就是死路一条。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史德远就是活生生的事例。诚然，他们死得崇高，死得伟大，他们坚持硬斗的硬骨头精神永远值得后世景仰。正如何满子在哀悼胡风“三十万言书”一文所说：“这是不能有二也不可无一的壮举”。但从斗争策略来讲，从保全生命以利再战来讲，从爱惜人才资源来讲，这是否是一种失策呢？是否除了这种硬斗的选择外，还可以有一种更好的选择，即软斗的选择呢？我以为常世杰提供了这种范例。
“软斗”，怎么斗？第一，要斗；第二，要有退让；第三，要守住退让的底线。常世杰斗了吗？斗了。他在监狱里一再写诗明志，还敢于交出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大讲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顺着报上说。他为房涛遭法西斯批斗怒火中烧，大抱不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不顾重重阻碍，先后向法院，向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写申诉信，自己救自己。在强权面前，他也退让，被迫认罪，说假话，说违心话。但底线是决不出卖朋友。他在监狱里，从不检举别人，从不打小报告，并对打小报告者，深恶痛绝，斥之为“走狗的走狗”。一位曾经揭批过他的朋友，被单位外调，找到常世杰，常世杰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常世杰平反获释后，赢得所有朋友的称赞，特别是那位受外调的朋友，更是感愧无名。这就是常世杰提供给我们的如何在强权面前运用软斗策略的成功范例。摩罗在《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一文中，指出鲁迅被黑暗伤害太深，他反抗黑暗的方式是把自己变成又冷又硬的石头，砸向一切敢于阻挡个体生命发展的人。摩罗认为：除这种方式外，还应该有甘地和托尔斯泰式，耶稣和释迦牟尼式，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式，顾准和张中晓式。我觉得还应该补充常世杰这种“软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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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也是人
美国总统布什上任之初，到欧洲访问，就有许多人批评美国政府，说你们美国人号称文明大国，为什么不废除死刑？这看出西方许多国家是把废除死刑与否看成文明或野蛮的标志的。其实美国许多洲是废除了死刑的，只是尚未普及到全国而已。上届中国政府想引渡逃到加拿大的大走私犯赖昌星，而加拿大是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加拿大政府就提出要中国政府答应免除赖昌星死刑才行。令中国政府两难。此事尚不知最后结果如何。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倒不一定以是否有无死刑来衡量，但如何对待犯人，绝对是一把准确的标尺。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可用如何对待犯人这杆标尺一衡量，就大打折扣。倒是有一对联（忘记何人所写）比较符合实际，“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贫愚弱带来野蛮，假大空肇自专制。中国对待犯人之野蛮，你只消看看莫言写的《檀香刑》就知道。张自新的被割断喉管与《檀香刑》写的凌迟一脉相承。国际法是禁止酷刑的，可中国监狱的酷刑至今也未绝迹，而以文革尤甚。《漂泊如诗》有很多地方写到酷刑：
“你小子还敢交谈案情！拉出来械具处罚！”先是把常世杰五花大绑，绳子往颈子后提得紧紧的，痛得他哇哇直叫。“妈的！你还叫，给你再紧一扣”。那潘干事手腕上的铜铐子又按紧了一扣，痛得他眼泪直流。吃完饭，常世杰谈起他在区看守所被批斗时挨打的情景，众难友都笑道：你那是最轻的了。一位老年难友甩甩右手说：“我这只手被扭断了，胳膊再也抬不起来了。”另一位难友指指左耳：“这只耳朵被打聋了，还打落两颗牙齿。”一位来自专县的难友说：“我们那里还滥用酷刑。什么鸭儿岛水，灌辣椒水等等，还美其名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是以国民党之道，来惩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及其孝子贤孙之身。这位难友还透露：“有的区县还用一种叫‘撑子’的刑具来惩治重刑犯和逃跑犯。这‘撑子’的结构是这样的，颈子上一个铁箍，两半合一，上锁；上锁处一根铁钎撑到脚镣上；横起一根铁杆，两头各一只土铁铐铐住手。躺不能躺，坐不能坐，叫你想死也死不了……”
这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监狱。当然，这些法西斯暴行主要发生在看守所，到了正规监狱会好一些。但把犯人不当人的看法、作法，依然如故。任意批斗犯人、打骂犯人、刑械犯人仍是家常便饭。犯人犯了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不能以法西斯手段对待他，更不能羞辱其人格。犯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也有不应锓犯的权利，如沉默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合世界公认的现代司法人权保障标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必然带来逼供信，必然带来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必然是对作为人类终极目的的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对犯人采用饿饭，强制劳动，强迫洗脑，不许交谈，不许申诉，甚至不许腹腓，绝对是不人道的。犯人也有自己隐私权，个人财物不被侵占权。就是死刑犯，他的器官也不能任意摘取盗卖。
“犯人也是人，犯人中也有被冤屈的好人。”这是小说主人公常世杰十年监狱生活的人生体验，这话今天听来已是常识，但常识问题做起来往往最难，民主、自由也是常识，喊了至少一百年，做到了吗？文革的监狱把犯人分为反革命犯和刑事犯，并用刑事犯来管反革命犯，把人性的恶发挥到极致，事后证明几乎所有反革命犯都是被冤屈的好人，不仅是好人，而且是社会精英。现在不兴说反革命犯了，但仍有政治犯。鉴于历史教训，善待政治犯，就应该是我们的司法机关认真对待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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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苦难为思想资源
作为文革监狱的亲历者，羊锐反革命案的幸存人，尽管事隔多年，要来讲述当年惨痛的经历，给子孙后代作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可作者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轻松的名字：《漂泊如诗》？这种苦难后的轻松感、诗意感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从某种意义说，为真理而战斗，而坐牢，也确是人生旅途上一次险滩恶浪的漂泊，漂泊时险象环生，过后会兴味无穷。小说有一段常世杰刚出狱的心理描写：“想到今天将返回故里，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他兴奋地笑了。他觉得自己的舒坦肯定胜过那些‘衣锦还乡’的读书做官者。换一个角度说，所谓‘无官一身轻’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容，而此时的‘无罪一身轻’，才是真实的感受。”再说，小说的侧重点是时代悲剧，而不是侧重个人悲剧。作者在开篇“题记”中就明确告诉读者：“个人悲剧乃孕育在时代的大悲剧之中。且将悲剧化为一首自我欣赏的蹩脚诗。”这个“题记”至少传达出以下信息：第一，作者主要写时代大悲剧，意味着在写法上不拘泥过多地渲染中心人物，而是着重用群象表现共象。而且拉开距离，用第三人称写法，把亲历者变成旁观者，以达到冷静、客观，更见真实的艺术效果；第二，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为自我写作，而不是为大众写作，即所谓的“自我欣赏”。正是这种自我写作，才是最自由的写作，才是最富个性的写作；第三，作者的美学追求是“诗”，这是很高的标准。但又自认“蹩脚”，多少有些不自信。其实作者的诗意追求已经充分显示在“时代大悲剧”的具体描绘中了。作者完全可以无愧地说，他已经用自己的人格和卓有成效的劳动写出了一首人生美好的诗篇了。正如常世杰所说：“处于当代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宪法被践踏，文化被毁灭，开国元老被投入牢笼，大批学者、教授作家被迫自杀，广大人民被愚弄，生产停顿，社会消条……）我们挺身而出，呐喊了！反抗了！结局是预知的——枪毙或者坐牢！还能有什么其他先择？羊锐说过：我们呼号、奔走，不过是用自己血肉为一个新时代垫脚而已。”心甘情愿为“一个新时代垫脚”，这就是最美的诗。朱学勤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风声、雨声、读书声》）《漂泊如诗》写了时代大悲剧，也写了个人小悲剧，而没有“哭成一片”，正得力于作者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的现实主义写法。
“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所指者何？常世杰有首怀羊锐的小令，道出其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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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忆，最忆是羊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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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沉沉偏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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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拼头颅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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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膺泪长流！
自由，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追求，岂有不“争”？常世杰的朋友胡梦雄有首专写自由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自由在于奋发有为
在于确立个人本身”。这是领会了自由的真谛之言。近年常见有人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此证明马克斯主义并不排斥自由。我觉得是误读。是的，是不排斥；但马克思明明白白是把自由许给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前呢，对不起，作点牺牲吧！这与我们理解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或者以“革命”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就叫你牺牲个人自由，并说这种牺牲天经地义，这是世界上一切独裁专制者奉行的准则。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不是这样的，自由，是人的本性，是空气，是阳光，是精神自我，是天赋人权，是人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自由，对个体生命来说，是最低要求，是人的底线；把它上升到理念、主义、制度，终极关怀，又是最高要求。因此它既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宿。但是，自由在中国文化里，是找不到它的位置的。一辈子信奉儒家文化的梁漱溟就这样说过：“中国文化最大缺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权利、自由这类观念，不但是中国人心目中从来没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他对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不懂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中国文化要义》）真真令人抱愧，梁漱溟八十年前讲的这两种态度，至今仍然普遍存在。这按常世杰的说法，是患上了一种“精神麻痹症”。《漂泊如诗》对这一病症，有生动的描绘。患上这种病的人，“手脚动弹自如，也会张口吃饭说话，但是精神是麻痹的。任人摆布，要你怎么说就怎么说，要你怎么走就怎么走。说林彪是副统帅，他就是副统帅；说他是卖国贼，他就是卖国贼。说孔子流毒千载，孔老二就成了万恶之源。说人民公社好，饿死成千上万的人也是人民公社好。说彭、苏黄、张、周是反党集团，彭德怀就成了反党集团头子。说谁是大右派，谁就是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当年反蒋爱国是大右派；储安平当年主办《观察》杂志，批判国民党，也是大右派；董时光教授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还是大右派……
这种“精神麻痹症”的病因是很清楚的，就是极左、专制、个人迷信。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只是秦始皇没有这样厉害，加上马克思就厉害了。这就把本来不得人心的专制理论化、道义化了。使你觉得真理都有在别人手里，自己只有夹紧尾巴，改过自新，别无出路。这种专制专到人的心灵，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即是。你不“狠斗”还不行，大夥会“帮助”你“狠斗”。在这种人文环境下，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就没有了，人就异化成了非人。
《漂泊如诗》原搞35万字，从完稿到修改定稿，耗时七年，增删七次，可见作者付出心血之多。小说中人物除常世杰有思想、有个性外，其他如唐荃、孔敬周、左长义、胡梦雄也都贴近生活，有血有肉。
但都略嫌粗略，少有工笔画，多是粗线条勾勒。这可能是节选本带来的缺失。至于为什么用节选本，作者在小说“尾声”中，透露了一点消息：“在极左的文艺官僚眼里，‘文革’依然是无形的禁区，小说无外发表。常世杰写时本也没有想到要发表，就让它传抄出去吧。”这大概就是用节选本的秘密。35万字变成了现在的23万字，总算冲破了“禁区”的一条缝。这又是节选本所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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