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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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著名的散文作家的合称，即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文学名词唐宋八大家朝&&&&代唐，宋主要活动散文创作
唐宋八大家
起源“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1]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是“八先生文集”。明中叶所纂的《》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承二人之说 ，选辑了《》共160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 。通行《》164卷，有明刻本及书坊刻本。清代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旧时被列为“”之首，、共同倡导了“”，故合称“韩赫洋柳岸”。唐宋八大家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三人合称为，是和的父亲，是的哥哥。苏洵生有三子三女，长子苏景，三女皆早卒。而、都曾拜为师，也是的老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苏洵、、欧阳修、曾巩、)。
乃主持唐宋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反对，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768--824年），字退之，是唐代、、，（今孟州市）人，。祖籍昌黎，自谓昌黎，世称，晚年任，又称。“文”，又称。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苏轼称他“”，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八代：宋、齐、梁、陈、魏、齐、周、隋），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并称“韩柳”，把韩文与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之名。著有《》四十卷，《》十卷，《》等。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773--819年），字子厚，唐代，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生于，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和， 并称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人，宋代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刺史任上，所以人称。(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永丰（现江西永丰）人，自称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英宗 时官至枢密副使、；神宗朝，迁，以致仕。卒谥文忠。既是的支持者，也是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合修《》，并独撰《》。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著有《》。（公元日--日），字明允，眉山人。生于苏洵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日），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戊申（日），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争传之。奏于朝，除。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北宋人，字，又字和仲，号“”，谥号苏轼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的次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年），字子由，，眉州（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贬、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2]（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省县），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知县、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初即位，诏安石知，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市）钟山，谥号“文”。被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日－日，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年四曾巩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西）。之孙，之子。二年（1057）。北宋、，“”之一，为“”（曾巩、、、、、、）之一。[3]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徐州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三十六岁后，任，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征，后迁。因谏迎佛骨，贬潮州。移。不久回朝，历、、、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4]顺宗时，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唐代著名的和杰出的。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四十五卷，《》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5]
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均写于被贬后，以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则或峭拔而又峻洁，或清邃而又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今）留守推官，与、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充。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今安徽阜阳）、（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等职。神宗熙宁二年（1066），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6]苏洵父亲，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等文章，认为可与、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年），经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今山东），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责授黄州（今湖北）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临朝，被复为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平定淮西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他和政见很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任职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名为，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有《》四十卷，《》十卷，《》等。更有《祭十二郎文》传世，与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
韩愈被列为“”之首，又将他与并提，有“”之美称。[3]他的创作，实现了自己的。其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和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 ，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7]柳宗元的骚赋成就极高。宋人说：“唐人惟子厚深得。”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惩咎赋》、《》、《》、《囚山赋》等，均用《》《》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的碑、铭、记、序、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时令论》《》《》《》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柳宗元一生留下 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5 类：①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 。欧阳修
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7]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7]
欧阳修是宋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篇、《》中的《》和《》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记叙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影宋钞本、《》15卷。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晁补之和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传诵甚广。诗文有《》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并立的，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并称“”。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陆游，以及的，清代的，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即)，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 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答谢民师论文》与《》《》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后来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三苏”之中文学成最高的就是苏轼。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与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2]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苏辙的散文表现出迁洋泊的风格和秀杰深醇之气，他在古文写作上有自已的主张。其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气”说，所谓“文者，气之所形”，并论及“养气”之法。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皇帝书》、《六国论》、《三国论》等，皆能以古鉴今，针砭时弊，在革新政事上颇有见地。此外，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如《墨竹赋》，描摹竹子的情态细致*真，富于诗意。其文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 ，鲜明地体现了苏辙散文的风格。他对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和，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他所著的《》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文在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传》《书刺客传后》《》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如其为人，崎岖挺拔，刚劲有力雄健简古。其政治文观点鲜明，言词犀利，见解卓越，如《读孟尝君传》短短24字却否定了历朝的观点实属千秋传诵之名篇。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次肆，很有说服力。艺术风格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苏洵的文章多为政论和军事论著。如《衡论》、《上皇帝书》等文，以古鉴今，明确提出治国兴邦的政治革新主张；在《审敌》、《六国论》中，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为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同时提出改革兵制，信用将才等主张。所作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认为：“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卷七），道出了他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盛誉不衰。朱熹在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并列。唐宋派的王慎中、、、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以及、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的几代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居所侧建有“”，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主张先道而后文。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越州赵公救灾记 》，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 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一起中。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五年（1072），出任河南。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学士，谥文定。原籍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行政副手。是年颁行、青苗法与。次年，拜，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与（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及《》、《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并献《》。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及堂弟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理校出《》、《》、《》、《》、《》、《唐令》、《》、《》和《》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6]
二年（1069），任《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五年后，历任、、、福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三年（1080），改任（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时，召见。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今南京）。后葬于源头崇觉寺右。时追谥为“”，人称“南丰先生”。诗文作品《原道》《》《》《》《》《进学解》等
其他作品杂文有《》、《》以及著名的《》诗文作品寓言故事《三戒》，《》、《》、《》
哲学作品哲学论著有《非国语》《》《时令论》《》《》《》《》。其中包括《》《》《》《》《》等。诗文作品《醉翁亭记》，《鸣蝉赋》《》《》《》《》《》诗文作品《六国论》《》《》《》《》等。诗文作品《水调歌头》，《》，《》《》等；有《前》，《》《平王论》《》《》《勋鹿记》等。其他作品《栾（luán）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3卷。诗文作品《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王平甫文集序》。诗文作品《游褒禅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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