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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论明末人口真相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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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之际是好谈历史者最为关心的时段之一。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军的屠杀更为人津津乐道，似乎此一时期的中国人口锐减全部由于清兵屠戮平民所致。&& ()&& ()&& ()&& ()&& ()&& ()&& ()&& ()&& ()&& ()&& ()&& ()&& ()&& ()&& () 一些不负责任的文章漫天飞，更加剧了人们的错误认识，甚至有人说满人进行种族灭绝，年间中国人口不过一两千万者最近和 一些网友讨论人口问题，涉及这一时段本人自愧才疏学浅，研究不深，不能像很多网友一样言之凿凿，故求助于专门研究者的著作以期澄清事情真相　　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为著名学者曹树基先生撰，兹引用其中关于明末清初人口锐减问题的相关论述，以供参考其结论一定会令不少人震惊种种不经之谈，污蔑之论，可以休矣　　　　该文很长，约3万字拟分明、清两篇分别刊出为提纲挈领，在此先给出以下内容的摘要：　　明万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约19亿人　　崇祯年间，北方旱灾和鼠疫爆发，导致大量人口，也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攻城略地，大肆屠杀平民，而政府军也劣迹斑斑，斩杀平民以邀功在清兵入关前，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北方人口非正常共4000***　　清兵入关后，北方抵抗较少，人口损失可不记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屡有屠杀南明军队和清军在一些省份的反复争夺，也导致大量人口，加上初年的迁海政策，导致人口非正常共700***（注意是700万，不是7000万！）　　后来爆发三藩之乱，又导致1000多***口故从清兵入关到三藩平定，大规模战乱结束，共损失人口约2000万　　经此损失，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到14亿多，中期起回升到16亿，并由此开始稳步增长　　　　二、崇祯年间北方人口的锐减　　
崇祯灾情要比万历灾情严重得多与万历年间相比，崇祯年　　间北方旱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大，与旱灾同时发生的还有波及　　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大蝗灾此外，崇祯年间的鼠疫的流行范围和　　为害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战乱，北方　　人口的也就大大超过万历年间了　　
1．北直隶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①虽没有患者临床症　　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传染病的　　流行，“十一月大荒，斗粟价至一千四百文，瘟疫传染，人死八　　九”㈤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滑县，“春无雨，　　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时斗米一千七百　　文，草木树皮无有存者，人食菜子，苟活旦夕，骨肉相食，遍野榛莽，　　有数村不见一人者”③，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又有记载说这一　　年大名府：“大旱，飞蝗食麦，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④在广平　　府，“大饥疫，人相食”⑤；该府曲周县，“十四年自春至秋乃雨，无麦　　禾，斗米至银一两三钱，大饥瘟疫大行，人死大半”顺德府，　　“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⑦；该府南和县，“人相食，　　瘟疫大行，死者枕藉”⑧在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⑨；　　该府安平县，“大旱，瘟疫大作，人相食，盗贼充斥’⑩在保定府，　　崇祯十七年“秋大瘟，自东乡及城内，人多疫死”⑾顺天府的良乡　　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20《顺德府部纪事》；《阜志》卷下　　②同上书卷148《大名府部纪事(三)》
　　③顺治《滑县志》卷10《纪事》　　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48《大名府部纪事》　　⑤乾隆《广平府志》卷23　　⑥顺治《曲周县志》卷1《户口》　　⑦乾隆《顺德府志》卷16《祥异》　　⑧《南和县志》卷l《灾祥》　　⑨乾隆《正定府志》卷7　　⑩《安平县志》卷10《灾祥》　　⑾《定兴县志》卷1《机祥》　　　　县，“瘟疫，岁饥”，第二年则“大瘟”①；“崇祯十四年七月，京师大　　疫”②；疫情向北京城中发展　　
这些简单记载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人世间最凄惨、最残酷的图　　景如在衡水县，时人谓：“崇祯十四年大旱，斗米千文，民益困，妇　　女之无赖者，插标于市，人莫之顾炊骨啖肉，民多以速死为幸　　衣锦币，每饿于荒烟断垣之中至有因盗正法，群逐如膻，相屠而　　食者；有暮行饿于街巷，晓视之则骨者；有诱之于家掩杀而食者；有　　死而不葬，葬而盗发而烹食者比邻隐一敌国甚则妇食其夫，父　　食其子，人而禽兽残止矣”③　　
灾荒和社会动乱引起乡居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疫病的　　易发区和高传染区如滑县，“崇祯十三年春，雨上多风，麦尽枯，　　岁大凶，四境寇生……秋大荒，乡民……多避居城内，乡民畏盗，多　　携资粮避居城内者数千人，房一楹赁银数两，多有疾病而死者冬　　土寇窃发，各乡烽火相接，人相食”④虽然滑县的鼠疫流行始于　　崇祯十四年，但县城中环境恶劣，人口密集，一旦流行鼠疫，后果就　　是灾难性的　　
北京城的情况就是如此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　　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　　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　　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⑤北京城已成一座疫城骆养性　　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　　瘟疫大作，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崇　　祯十七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　　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　　①《良乡县志》卷8《灾异》　　②光绪《顺天府志》卷69　　③《衡水县志》卷6《事纪》　　④顺治《滑县志》卷10《纪事》　　⑤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6　　
　　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　　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该职看得灾异流行，史不　　绝书，往往人所召致”，天津之疫正发生在李自成部经过之后，“斯　　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①李自成部　　进人北京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的鼠疫不是李部带人的　　
所以，当李自成的一支部队从山西、经再经大名府北上　　时，北直隶各县备受鼠疫困扰，政府在北直隶境内根本组织不起稍　　具规模的围剿或抵抗了在北直隶疫区各地，关于“人死***”、　　“人死过半”和“人死大半”的记载要比万历时期多得多具体地　　说，在广平府曲周县，“崇祯兵荒大疫之后，千家之村，人不能以百　　计，数十家之村，直比屋而尽耳”②人口的比率高达十分之　　九以上，这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人死大半”之真实含义，不能将此　　视作夸大事实的空语在河问府阜县，崇祯十三年、十五年连续遭　　到灾荒、瘟疫的袭击后，“枕藉”，“又十五年兵变屠掠，虽地册　　粗存，其实田地已太半荒芜，无人承种矣”③人口的肯定超　　过了半数　　
再以北京为例，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数死于瘟疫，时人　　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　　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　　死”④所以在时人的笔下，北京也就可能成为一座“鬼城”再如　　天津，鼠疫传人后，“排门逐户，无一保全”，甚至有“全家全亡不留　　一人者”，据此可以推测，天津的人口也有可能超过了总人口　　的50％因此，依前例，即使考虑到北直隶可能有部分地区没有　　遭受鼠疫的袭击，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崇祯年间鼠疫对北直隶的危　　害要比万历年问严重得多鼠疫至少造成了北直隶的疫区内　　40％以上的人口　　
如前所述，在经历了万历鼠疫的侵袭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　　①台湾《历史语言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B383A1―162　　②顺治《曲周县志》卷1《户口》　　③《阜志》下卷《田赋》　　④刘尚友《定思小计》　　　　北直隶人口经历了恢复和发展崇祯年间，清兵入关，对华北数省　　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和扫荡除了战争中的人口外　　北直隶、山西和山东三省大约有100万以上的人口被掳北上，其中　　北直隶地区的人口至少达50***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　　隶的北部地区，且不发生于同一年份，若以一个标准时点进行计　　算，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很大因此，对于这类人口损失暂不考　　虑本卷第七章证明崇祯三年北直隶人口多达1095万，人口损失　　三分之一，剩余人口约为730万清代北直隶地区的人口发展，就　　是从这一基础上开始的　　
2．山西　　
崇祯年间山西地区的鼠疫流行多发生于大荒或大乱之后，如　　沁州沁源县，崇祯六年“岁荒，斗米钱半千，复遭瘟疫，死者不计其　　数”①如辽州，“崇祯五年流贼陷城，杀戮尸积如山，灭绝者数百　　家六年大疫”②如太原府，“崇祯六年平定州流寇乱，村落烧　　毁，百姓逃亡八千余户乐平县流寇攻陷城，杀伤人民三十余口　　后瘟疫伤亡大半”③瘟疫造成的人口要多于战乱　　
上引资料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　　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　　为之空”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也与战争有关崇祯十年以　　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如在大同浑源，“崇祯十六年浑源大　　疫，甚有死灭门者”④；在灵邱，“崇祯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　　半”⑤这两条资料揭示的高率，都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结　　果据此亦可知，崇祯年间的鼠疫已经扩散到了大同府与北直隶　　毗邻的地区，且是疫区人口的主要原因　　
上引顺治《潞安府志》卷15说崇祯十七年“秋大疫”，患者“吐　　淡血而死”，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所致，也表明鼠疫已经从山西中　　①雍正《沁源县志》卷9《灾祥》　　②《辽州志》卷7《祥异》　　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06《太原府部纪事》　　④同上书卷350《大同府部纪事》　　⑤《灵邱县志》卷l　　　　
部流传到南部在传统时代，鼠疫几乎是不可救治的所谓“虽亲　　
友不敢问吊”，是民间避疫的最常见的方式在高传染率和高　　
率的威胁下，民间人情往来的一切礼仪都被废除了　　
除了瘟疫外，饥荒仍是人口的主要原因在平阳府荣河　　
县，“崇祯十三年大饥，草根木皮俱尽，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　　
僵尸横野·皆取而食之，斗粟值一两余，六畜绝种从来未有之奇　　
荒也”①另一资料则称：“崇祯十三年岁大荒，民人相食，饿毙者　　
过半，流离散亡，几乎丁倒户绝后又加以闯寇蹂躏，兵变杀戮，　　
户之存者十之七，计口仅三之一矣”②整个山西，“自十三年大　　
饥，到处木皮草根，剥捌既尽，复食人，至有父子、夫妇、兄弟相食　　
者”③　　
很显然，即使我们不认为山西全省都像荣河等县一样有十分　　
之七的人口，但至少可以肯定山西全省有40％的人口在鼠　　
疫、饥荒和战乱中死去在本书第五卷《清时期》的有关章节中，我　　
们推算光绪大灾造成的山西人口比例即为当时全省人口的半　　
数左右，而光绪大灾的发生，尚未有战争和瘟疫伴随本卷第七章　　’证明崇祯三年山西人口约有1024万，经历大疫和战乱以后，山西　　人口只剩620万左右　　
是崇祯年间的重灾区《豫变纪略》卷3对此有详尽的描　　述崇祯十二年大旱，“川泽皆竭”，“禾之未收者半，民间遂歉……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　　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　　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到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　　矣”河内县知县王汉上《灾伤图》说：“臣以崇祯十二年六月初十　　日，自高平县调任河内，未数日，水夺民稼，又数日，蝗夺民稼自　　去年六月至今，十一阅月不雨，水、蝗、旱，一岁之灾民者三旱既　　①《荣河县志》卷8《灾祥》　　②同上书卷3　　③《山西通志》卷30《祥异》《荣河县志》卷8《灾祥》　　　　太甚，不得种麦，而蝗虫乃已种子，亡虑万顷冬，无雪，蝻子计日　　而出去年无秋，今年又无麦，穷民食树皮尽，至食草根，甚至父子　　夫妻相食，皆黄腮肿颊，眼如猪胆，饿尸累累”灵宝县，“崇祯十一、　　十二、十三年天道亢旱，赤地千里，寸粒不收，民饥死者十之四　　五”①地方官于是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民变汹涌，“其桀黠不逞　　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所谓“土寇　　大起如猬毛，黄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再加上李自　　成、张献忠部与政府军的拉锯作战，愈发变得残破不堪了　　
在明代末年的华北各省中，经历的战争最多，战况最惨　　烈，屠城的记载也最多仅据郑廉《豫变纪略》卷4、卷5的记载，　　就可知之大概：　　
崇祯十四年四月，“张(献忠)、罗(汝才)贼方至，又大焚杀，信　　阳之民几歼焉……先是贼尝围信阳，其坊厢焚杀甚惨……”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献忠破商城，“屠之三日而后去贼既去，　　巷无烟矣，沟中伏尸犹有活者，止一人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部破许州，“杀掠甚惨”　　
李自成、张献忠以外其他起义者亦占地为王，如在南阳府，“土　　贼周加礼据南召攻劫焚杀，杀人为食，南阳几无孑遗”　　
崇祯十五年正月，李自成陷襄城县，“阖城屠戮”　　
又破陈州，“贼尽锐攻三日，多所杀伤城破，民犹战于巷贼　　怒而屠之，几无存者”　　
继而屠太康，又屠归德府城“是时多盗，百姓皆人保，内外城　　无隙地，居民数***，守最坚”城破后，“乃俘数***于城西，不论　　贵贱，尽杀之”　　
又据彭孙贻《流寇志》，崇祯八年底，李自成等部破光州后，“屠　　戮官民无算”；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部围洛阳，破城后，“士民被戮数　　十万”同年又屠项城、商水、扶沟、临颍等城　　
地方志中关于屠城的记载也很详细，如商水县城，崇祯十四年　　“十月初四日夜，闯贼自项(城)抵商……乡民死义者甚众，男女数　　①光绪《灵宝县志》卷8《视祥》　　万，尸骸枕集，血流成渠”①同一资料还记载，在屠城之前一年，　　商水县已是“百姓壮者皆从贼套，其余老弱相食，甚有父子、兄弟、　　夫妇自相啖者”；“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　　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竞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　　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再如禹州县城，崇祯十四年十二月“闯　　寇克城……良民被杀以万数”；十六年十月“土贼”继而屠之，“杀人　　为粮，折屋充薪凡晏会脍炙，无不以人为之烹调，割切一如猪羊　　肉式，居六十三日始去，城中白骨成堆，瓦砾满地，晡时即闻鬼哭，　　三十余日无一人迹，为旷古未有之变”②如长葛县，崇祯十四年　　十二月初八日，“贼前锋寇葛……贼复人城，大肆屠烧，其惨古今罕　　有”③如太康县，崇祯十五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破城，“男妇被屠　　十余***，尸填街巷，城内外井水尽赤，屠戮之惨世所罕见”④如　　陈州，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同曹寇共百余万众攻，陷陈城，屠戮殆　　尽，焚毁房屋百不存一”⑤　　
所以，个别城市未被屠戮，反倒成为奇观崇祯十五年四月，　　李自成别部数百骑至兰阳县(今兰考县)，“自南门入围梁宦宅梁　　宦之家盖亦先走河朔矣宅中虚无人，贼至围之，阒如也，乃纵火　　焚之而去，未尝血刃”郑廉于是评论道：“世以为流贼在中原所经　　城邑，盖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于梁　　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区区白屋苍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　　也……论者遂谓流贼亦有不杀人之时，岂其然乎!”对于人来　　说，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崇　　祯十六年，巡抚秦所式奏：“闯、曹蹂躏中原，中州五郡八十余　　城尽为瓦砾”⑥到崇祯十六年，在巡抚秦所式看来，已经不存在未　　被屠过的城市战争之残酷，于此可见　　①顺治《商水县志》卷8《纪事志》　　②顺洽《禹州志》卷末《灾祥》　　③
民国《长葛县志》卷3《政务志》　　④
民国《太康县志》卷3《政务志》　　⑤
民国《淮阳县志》卷8《杂志》　　⑥彭孙贻《流寇志》卷7　　　　战争并不仅仅发生于城市，乡村遭到的破坏亦很严重如鹿　　邑县，“崇祯十年十一月流贼数百万至鹿邑，连营五十里，杀村民十　　数万”①如叶县，“……加以明寇扰，屠掠靡遗，户口田庐者，十仅　　存一二”②　　
战争造成的破坏，并不完全是“贼”之所为郑廉在同书卷2　　中论及崇祯六年事日：“其渠帅有闯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强，能　　合群贼而并将之尝数支如雁行，或由许、洛趋南、汝，或由光、罗　　趋颍、毫，徐、泗、陈、蔡间，一岁尝再三过，过则焚杀无噍类，火光照　　数十里，昏夜如白昼，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军随其后，　　淫掠亦与流贼等，豫人苦之故其时民间有贼梳兵篦之谣焉盖　　梳、篦皆理发之器也，而篦则密于梳梳犹有所遗，而篦则无所留　　也意谓兵惨于贼也，疾之也”彭孙贻《流寇志》卷2也称官军如　　“至贺人龙等，到处淫掠，所谓贼梳而兵篦也”　　
战争带来的破坏还不在于战争过程中对人口的屠杀以李白　　成围攻开封之役为例，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部第三次围攻开　　封围攻数月后，城内缺粮，守城官军人民家搜粮，有粮交粮，无粮　　折银开初每石折银80两，以后增至130两粮绝之时，官军竞　　然以人为粮③九月初，人肉每斤卖价白银五两④至九月，双方　　军队决黄河大堤企图淹死对方，开封及附近地区化为泽国开封　　城积水深达三丈余，官舍民居全部遭没顶之灾城中百姓大多死　　亡，据记载，“城中男女百万”，“得出者***而已”⑤当时在乡人　　民总以为城市有城墙围绕，坚不可摧，一旦有警，乡中地主或其他　　居民总是向城中集中，故城中集聚的人口往往多于平时开封城　　中所谓“百***口”中，应包括来自乡间的避难者只是按照彭孙　　贻的观点，“士民溺死数十万”，“百***口”可能还包括乡城人口　　
大规模的军队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以及为了破坏敌方的粮食　　①光绪《鹿邑县志》卷8《兵事》　　②同治《叶县志》卷4《赋役志》　　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43～144页　　④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⑤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供应而进行的毁粮活动，都是人为的灾难郑廉称：“臣乡自贼中　　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　　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钟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绝人　　烟，自兹以往，安所致之哉!”①又如崇祯八年，张献忠等出潼关，与　　官军左良玉部对峙，“贼从张茅硖石乾濠诸路截烧粮草，诸军乏　　食”②如果加上官军对粮草的需求，灾区百姓的负担更重　　如崇祯十二年四月，“草寇一条龙袁老山等作乱，焚掠县境阁部　　杨嗣昌奉命征剿，迫经杞(县)，供亿烦扰，居民苦之”③，即是一例　　以前常有论者批评李自成等农民军不懂得建立根据地，采取了错　　误的“流寇主义”的作战方针，殊不知在当时北方大灾的背景下，任　　何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四处取食式的流动　　作战，方能保证兵粮的供给和部队的战斗力只是这种流动式的　　作战，消耗(包括浪费)的粮食更多对于灾区百姓而言，则是一场　　更大的灾难　　
关于人口的比例，地方志中有不少记载，如新安县，“(崇　　祯)十三年，旱、蝗，大饥，野绝青草，斗米二两九钱，以树皮、白土、　　雁矢充饥，以至以柿蒂、蒺藜、牛马皮为市，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　　舍十空其九”④如淆川县，“崇祯十三年大饥，城市中饥甚，斗米　　千余，虽食弱肉，民之存者百仅一二”⑤如辉县，一份《掩骨碑记》　　在叙述完该县人食人的惨状后说：“辉之四周村落并无居人，十存　　一二者，皆住郊关”⑥如项城，崇祯“十三年大饥，道馑相望，人相　　食，死者大半”⑦至于阳武县，“崇祯十四年春，瘟疫大作，死者十　　九，灭绝者无数”⑧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崇祯年问人口　　的比例相当高，似乎超过北直隶和山西两省然而，比较而　　①郑廉《豫变纪略》卷5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2　　③《杞县志》卷1《灾祥》　　④《新安县志》卷17《灾异》　　⑤《淆川县志》卷7《灾祥》　　⑥《辉县志》卷18《灾祥》　　⑦《项城县志》卷8《祥异》　　⑧《阳武县志》卷8《灾祥志》　　　　言，在山西和北直隶，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要远远多于，　　死于战争中屠杀的人口要多于山西和北直隶在时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很容易被忽略据此分析，人口比　　例不可能超过晋、冀两省太多以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　　50％if，崇祯末年人口只剩大约820万　　
虽然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发祥地，但战争中的人口却　　似乎远少于人口的非正常大多由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庆《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记载，崇祯三年，　　“又旱饥，人相食，各县掘***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书又　　记载府属各县的情况，崇祯二年，“安定(按：今子长县地)盗贼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钱”四年，由于“贼乱”，该县“鸡犬一空，斗　　米一两二钱，盐一钱二分，剖人食者甚众”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堕而亡，人相残，僵尸　　遍野”十六年，“靖边大疫……疫死者甚众提学道按临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别攻安定，官民大掠，妇女尽避山中远寨”在　　清涧县，“崇祯三年大饥，盗起，斗粟六钱，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坑痤之，发帑金数十万，命御史赈焉自是连岁皆饥，至十五　　年方稔，，②与清涧县相似，从崇祯元年开始，中部县就一直为灾　　荒所困扰，“十四年斗米三两，绝粜罢市，木皮食面皆食尽，十死八　　九，一人口的主要原因仍是灾荒而非战争　　
在平凉府，民国《镇原县志》卷17《大事纪》所载最严重的一次　　兵灾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月环县许申陷镇原，十月十三日申率众陷　　镇原，屯据七昼夜，搜掠殆尽……环贼王老虎大掠镇原，在县屠杀居　　民，焚毁庐舍，财物人畜为之一空”镇原不见有人口大量的记　　载灵台县的记载证明当地人口的主要原因仍是饥荒民国　　①
民国《横山县志》卷2也有相同记载，说明雪灾主要发生于延安府的北部地区　　②道光《清涧县志》卷I《灾祥》　　③嘉庆《中部县志》卷2《祥异》　　《灵台县志》卷3称：“崇祯子三年庚辰四月陨霜，二麦尽枯，夏秋旱，　　禾尽枯八月后麦米腾贵，斗麦值银八钱十四年辛巳春，麦米腾　　贵，斗麦值银一两六钱四月斗麦银二两民有父子相食，夫妇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积骨如山是年麦秋颇熟，竞无人食”在山　　西、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灾年份的米价一般不超过每斗银　　一两，而在陕西平凉一带，斗麦值银竟然超过了一两，甚至达到了二　　两仅从粮价上估计，人口可能超过了50~,4　　
战争也造成了灵台县的人IZl损失上引资料称崇祯七年“流　　贼wt陷我旧城，屠杀无数，凡官民房舍焚毁殆尽”，于是“移城于土　　堡之上”，在以后的动乱岁月中得以保存到顺治二年，“贺贼连围　　三昼夜，县城虽资无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县属一百余　　里之地，仅有六百一十余户，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余丁EI”　　这五千余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数”，即纳税单位数，应　　看作战后调查的实际人口数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　　嘉靖年间灵台县有“一万八百四”13，从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对于陕西省而言，这一时期所谓的“口数”已不是真正的“人El”数，　　真正的人口数应远比这一数据为高只是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大　　地震和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后，崇祯初年灵台县的人口也有可能仅　　有此数了灵台与西安、凤翔两府毗邻，所反映的应是西安府一带　　的人I：I损失　　
关于西安府和风翔府的情况，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饥荒记载，而无兵灾在乾州，“崇祯十三年麦谷全无，饥死者尸横　　遍野”①；在同官，崇祯二年，“岁大饥，斗米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　　钱，民饥死者无算……十二年大旱……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饥，斗麦千钱，死者枕藉　　又大疫’…陕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见有与类似的大屠杀记　　载，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陕西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但在崇祯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灾祥》　　②乾隆《同官县志》卷1《祥异》　　③ 民国《岐山县志》卷10《灾祥》　　　　印阳u―二尘L二!_型　　言，在山西和北直隶，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要远远多于，　　死于战争中屠杀的人口要多于山西和北直隶在时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很容易被忽略据此分析，人口比　　例不可能超过晋、冀两省太多以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　　so％计，崇祯末年人口只剩大约820万　　
4．陕西　　
虽然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发祥地，但战争中的人FI却　　似乎远少于人口的非正常大多由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庆《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记载，崇祯三年，　　“又旱饥，人相食，各县掘***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书又　　记载府属各县的情况，崇祯二年，“安定(按：今子长县地)盗贼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钱”四年，由于“贼乱”，该县“鸡犬一空，斗　　米一两二钱，盐一钱二分，剖人食者甚众”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堕而亡，人相残，僵尸　　遍野”十六年，“靖边大疫……疫死者甚众提学道按临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别攻安定，官民大掠，妇女尽避山中远寨”在　　清涧县，“崇祯三年大饥，盗起，斗粟六钱，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坑痤之，发帑金数十万，命御史赈焉自是连岁皆饥，至十五　　年方稔”与清涧县相似，从崇祯元年开始，中部县就一直为灾　　荒所困扰，“十四年斗米三两，绝粜罢市，木皮食面皆食尽，十死八　　九，～人口的主要原因仍是灾荒而非战争　　
在平凉府，民国《镇原县志》卷17《大事纪》所载最严重的一次　　兵灾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月环县许申陷镇原，十月十三日申率众陷　　镇原，屯据七昼夜，搜掠殆尽……环贼王老虎大掠镇原，在县屠杀居　　民，焚毁庐舍，财物人畜为之一空”镇原不见有人口大量的记　　载灵台县的记载证明当地人口的主要原因仍是饥荒民国　　①
民国《横山县志》卷2也有相同记载，说明雪灾主要发生于延安府的北部地区　　②道光《清涧县志》卷1《灾祥》　　③嘉庆《中部县志》卷2《祥异》　　《灵台县志》卷3称：“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陨霜，二麦尽枯，夏秋旱，　　禾尽枯八月后麦米腾贵，斗麦值银八钱十四年辛巳春，麦米腾　　贵，斗麦值银一两六钱四月斗麦银二两民有父子相食，夫妇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积骨如山是年麦秋颇熟，竞无人食”在山　　西、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灾年份的米价一般不超过每斗银　　一两，而在陕西平凉一带，斗麦值银竟然超过了一两，甚至达到了二　　两仅从粮价上估计，人口可能超过了50％　　
战争也造成了灵台县的人口损失上引资料称崇祯七年“流　　贼陷我旧城，屠杀无数，凡官民房舍焚毁殆尽”，于是“移城于土　　堡之上”，在以后的动乱岁月中得以保存到顺治二年，“贺贼连围　　三昼夜，县城虽资无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县属一百余　　里之地，仅有六百一十余户，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余丁口”　　这五千余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数”，即纳税单位数，应　　看作战后调查的实际人口数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FI》，　　嘉靖年间灵台县有“一万八百四”口，从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对于陕西省而言，这一时期所谓的“口数”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数，　　真正的人口数应远比这一数据为高只是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大　　地震和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后，崇祯初年灵台县的人口也有可能仅　　有此数了灵台与西安、凤翔两府毗邻，所反映的应是西安府一带　　的人口损失　　
关于西安府和风翔府的情况，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饥荒记载，而无兵灾在乾州，“崇祯十三年麦谷全无，饥死者尸横　　遍野”①；在同官，崇祯二年，“岁大饥，斗米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　　钱，民饥死者无算……十二年大旱……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饥，斗麦千钱，死者枕藉　　又大疫’…陕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见有与类似的大屠杀记　　载，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陕西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但在崇祯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灾祥》　　②乾隆《同官县志》卷1《祥异》　　③ 民国《岐山县志》卷10《灾祥》　　　　前，农民军大都是零星的小股部队，战斗力不强洪承畴清剿之　　后，农民军入晋以后的岁月里，农民军虽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　　但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汉中山区，其他地区则少受扰攘崇祯十　　六年十月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人陕，克西安之前，有屠渭南、商州之　　举①西安守将降农民军入城，“大掠三日”后，下令禁止以后　　李自成军横扫陕西境内，所向披靡，虽有屠凤翔、庆阳和榆林之　　举②，但在大多数地区仍属过路的性质如在同官县，上引书的卷　　10《纪事》称：“刘宗敏率贼众数十万攻延绥道，经邑境，居民逃　　窜，闾阎一空”居民多逃窜而非遭到屠杀李自***陕之初，因陕　　西为其故乡，不让部下“侵暴”百姓，虽不足一月，“抄掠如故”，然抄　　掠的对象主要是富户③与的战事比较，李自成在陕西实在　　是太顺利了战事不激烈，战争中的人口也就不多四个月　　后，即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部入晋，战争的重点转移至山西、　　北直隶境内正因为如此，陕西汉中府以外地的地方志中没有留　　下什么战争中人口的记载　　
汉中府及相邻的西安府属商州一带的情况例外，关于这一区　　域的人口损失，我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作过细致的研究如在　　雒南县(今洛南县)，清人的记载说：“国初时而田园长田蒿，行百　　里间绝人烟矣”④战乱使“汉沔间几无宁日”，“民死于锋镝、饥　　馑、瘟疫者十分之五”⑤很多地方“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分之二　　三，一就具体数据而言，《山阳县志》卷2记载了三十　　三年全县1443户居民的居住点，显然，这一数据就不是纳税的　　“丁”，而是“户”，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嘉靖年间山阳　　全县的“户”数为“四千三百五十四”，“口”数为“二万三千三百”，户　　均口数竟然达到5．4要知道，明代中期的“户”数和“口”数已经　　①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②《明史》卷309《流贼传》，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③《明史》卷309《流贼传》　　④乾隆《雒南县志》卷4《食货·土田》　　⑤民国《汉阴县志·大事记》　　⑥嘉庆《汉阴厅志》卷9　　蜕变为纳税单位，绝大多数县份的“户”均“口”数多得离奇据本　　．卷第六章，从弘治四年开始，陕西省的整个户口统计系统就已出现　　紊乱至明代中期，似乎只有山阳一县还保持着洪武时期的户口　　调查制度即使认为嘉靖《陕西通志》中山阳县的户数就是崇祯初　　年山阳县的户数，经过崇祯大乱，山阳县的人口也损失了三分之　　
据此可知崇祯年间的人口率，汉中府可能超过50 %，延　　安府中部受害极其严重，但因其北部和南部受灾轻，战争破坏也不　　严重，因此，人口损失可能为40 9／6左右，西安府因商州残破，可将　　人口比例定为30％，凤翔、庆阳、平凉可能为lO％巩昌、临　　洮等府可能无损失如果认为崇祯三年陕西各府的人口比例大致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同，依此比例，就可以测算出明代末年陕西各府　　的人口数合而计之，陕西人口尚余740万左右，人口损失比例达　　到26％　　
正是在这一人口背景下，才会有清代初年陕西西南部地区对　　四川北部地区规模不大的移民，才会有清代中期东南各省对陕西　　南部地区的大移民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中地区既不需要向外移　　民，也不需要接纳外来移民　　
5．山东　　
左懋弟陈奏河间府静海至山东临清一带的情形时说：“人民饥　　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粮二十四两，人死取以为　　食”①从每斗米的价格来说，可以说是除了被围的开封城以外最　　高的粮价了与此相对应，大约60％的人口了　　
地方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如丘县，崇祯十二三年“连荒，颗粒　　不收，谷价沸腾，每斗麦价银一两八钱，米价银一两九钱，人食树皮　　草子根，甚至人相食加以瘟疫，各村男妇死者十不存一”②如　　茌平县，“崇正十四年大饥，蝗虫遍野，瘟疫横生，死者十之九，赤地　　①《明史》卷275《左懋弟传》　　②民国《丘县志》卷7《灾祥》　　　　千里，人相食”①如夏津县，“崇祯十三年大饥，斗米两银，人相　　食”②如阳谷县，“崇祯十四年大疫，人烟几尽”③山东的类似记　　载仅见于东昌府境内，与左懋弟所陈吻合东昌府境的人口大都　　是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与战争并无关系　　
山东的灾荒也是全局性的，时人谓：“时山东寇盗充斥，徐　　(州)、德(州)数千里白骨纵横，又遇荒旱，大饥，父子相食，人烟断　　绝”④这不仅包括山东西部，也应包括山东东部如莱州府高密　　县的一条资料就说：“崇正十三年旱蝗，大饥，人相食”⑤灾荒是造　　成山东人口的主要原因此外，地区性的“寇乱”也导致人口　　除上引彭孙贻所言之外，在济南府长清县，“崇祯十六年，贼　　攻城急，先是省城失陷，调王邑侯去，代治历城贼遂肆并力破真　　城，士民屠戮殆尽”⑥然而，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受到明末战争影　　响较大的县份屈指可数，死于战争的人口并不很多加上迄今未　　发现崇祯年间山东境内有大的传染病流行，因此，山东的人口损失　　可能小于北直隶和　　
依照第七章的论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山东人口即达　　1482万左右，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大旱使山东人口蒙受损失，　　若至崇祯三年(1630年)恢复至灾前水平，则是年有人口也是1482　　力人崇祯三年以后，清军人关掳掠，山东有数十***口被掠北　　上，从崇祯三年开始，山东人口不可能有什么增长了　　
就崇祯年间的旱情来看，山东东部明显要高于山东其他地区　　据表7一l，洪武二十四年东昌府人口仅占全省人口的2％如果　　加上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迁入的移民，这一比例可以增加至3％　　即使由于移民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非移民区，以7‰的年平均　　增长率计，万历四十二年，东昌府人口大约为85万，占全省总人口　　①民国《茌平县志》卷11《灾异志》　　②民国《夏津县志55卷9《灾祥》　　⑧民国《阳谷县志》卷9《灾祥》　　④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⑤民国《高密县志》卷l《总纪》　　⑥道光《长清县志》卷16　　的5．7％山东东部的灾情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设崇祯末年东　　昌府人口损失率与相邻的北直隶相同，也是40％的话，则有34万　　左右的人口了其他各府人口以10%计，全省人口　　可达174万之巨明代末年，山东人口总数约为1308万　　　　崇祯年间南方人口的损失　　
1．四川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　　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　　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　　地方武装这一争论的结果已经结集出版①在这一讨论中可以　　看出，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　　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　　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卷13有如下记载：　　
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　　
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　　
可致，成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　　
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　　
即死以秫面洒之，裹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　　
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据此进行人口的推测不免粗糙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中，我采用根据文献记载人口比例的方法进行推测如在川　　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②，如西　　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③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　　损失了90％　　
在以前所作移民史的研究中，我估计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　　①《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1981年　　②民国《广元县志稿》第五编　　③光绪《西充县志》卷6　　　　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三府的情况，这一估　　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　　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7‰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全蜀诸郡邑大疫”①，“人民甚众”②人口增长的势头才　　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③，在《中国近　　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　　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三地缺载，广元和　　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旱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　　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确　　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据此，在本卷第七章中，我将从明代　　初年至崇祯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四川　　人口总数大约达到了735***，同年因全　　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十一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　　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　　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　　口，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2．湖广　　
自陕西农民军进入湖广后，湖广西北部就成为他们和明军拉　　锯的主战场郧阳遭受的破坏最重，如“竹山自(崇祯)七年陷，被　　屠，八年十月应鹏至，仅栖草舍，至是(按：指崇祯九年)复为空　　城”④然而，由于郧阳一带山深林密，居民完全可能避入山中，因　　此，只要不存在对居民的刻意追杀，郧阳一带的人口损失不会太　　多　　
崇祯十二年农民军与官军在鄂东麻城一带对垒，山中寨民既　　苦于“贼”，也苦于兵“寨民嘹见柄裆持械者，不问为兵为贼，坚壁　　拒之药弩虎枪，凭险而施，莫可谁何”⑤又如崇祯十四年，在应　　①光绪《射洪县志》卷17　　②道光《大足县志》卷8　　③道光《乐至县志》卷16　　④彭孙贻《流寇志》卷3　　⑤同上书卷4　　　　山县，“应山多山氓，习射虎豹，药矢傅人肉沸烂立毙贼数攻，　　不能克”①山中居民与平原地区的居民不同，他们在兵乱之　　时，不太可能逃入城市避难，因此，也就可能免去屠城之祸所　　以，崇祯十六年二月，“麻城民乱，焚死青衿数人，士民空城走”②　　看来，在山区，死守县城并不是最后的逃生策略类似的情况在江　　西地区也有发生，如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入赣，“时江西袁州、临　　江、吉安三郡人民多徙山谷”③类似记载则不见于华北平原　　地区　　
然而，郧阳一带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明军与农民　　军之间来来回回的拉锯，将近持续了九个年头，经常性的逃亡导致　　的农事荒废，也会导致人口的大量加上双方军队筹集军粮，　　郧阳的残破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作为明守军的左良玉部拥众20万，自河　　南溃，屯聚襄阳他们“饩于官者仅二万五千，余皆因粮村落，襄人　　不堪”④官军的就地取粮引起襄阳人的不满，襄人遂与“流寇”联　　手，所谓“襄洛之民牛酒迎贼”即是仅从这一记载来看，襄阳地区　　并不如地区一般残破不堪“襄人因怨其(按：指左良玉)淫　　掠，焚其舟，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船，载军资妇女，身率诸军营樊城　　高阜”，直到崇祯十五年，襄阳之民尚有力量反抗骚扰他们的官军，　　焚其舟船，而官军也能够迅速地掠夺到“荆襄巨船”⑨，说明至少在　　此之前，这一区域的商业贸易尚未中断，人民生活还算太平，人口　　数量也未大幅度减少也正因为如此，崇祯十六年，李自成选择在　　襄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崇祯十五年之前，湖广首府武昌尚未遭受兵燹，且因城池坚　　固，“富家巨室，多渡江依栖焉”⑥是年年底，左军突至汉口镇，在　　汉口大肆劫掠左兵“而仇于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　　①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②同上书卷7　　③同上书卷8　　④⑤同上书卷6　　⑥同治《江夏县志》卷5《兵备志》　　　　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①又向楚王索要二十***军饷，　　不允，左部大掠武昌城，“宗室士民奔窜山谷”次年四月张献忠部　　占领武昌，《流寇志》卷9称：“武昌破时，沿江积尸千里”卷7则提　　及被屠杀者的数量，“屠戮士民数万，投尸于江尚余数万，以骑围　　而蹙之，尽跳江中，浮觜蔽江而下，武昌鱼几不可食”上引《竹中　　记》还称：“自王府至庶民，杀戮以数十万计，被驱于江者，又十余万　　人”有人评论道：“数十万加十余万，起码得三十万，恰与计六奇　　《明季北略》相符可是把当时三镇人口都杀光还凑不足这个　　数”②相对而言，《流寇记》的记载倒是大体可信的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攻取武昌之前，还在鄂东南地区活动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黄州府南部，曾有蕲州和蕲水两城之屠攻　　取武昌后，张献忠于城中只停留了两个多月，遂挥师南下，攻占湖　　广南部，占领长沙长沙“城中尽被屠戮”⑧　　
至于湖广北部其他地区，据《流寇志》卷5，崇祯十四年“曹操　　陷随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吏民屠戮无遗，街中血流成渠”同　　年在宜城，李自成部攻城，环攻八昼夜，破城，“城堡庐舍焚尽，残　　戮士大夫无噍类”④相信类似的屠城事实还有许多因为按照　　惯例，“望风降者不杀；守一、二日杀之三四；三日之外，则必屠　　矣”⑤　　
长江沿岸的情况更为糟糕尤其是荆州府地，因地处川鄂孔　　道，大兵往来，人口损失甚巨如***县，“自明季大乱，殆尽，　　版籍无存’’⑥；如巴东县，“崇祯七年流贼过巴东，时流贼自楚人蜀，　　有一斗粟、整十万等号，江北居民遭其屠掠者大半自是陆续往　　来，岁十数起，百姓流离失业……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人　　蜀，男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巴东亦被　　①魏晋封《竹中记》转引自范锴《汉口丛谈》卷4　　②范植清《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汉口镇的发展》，《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四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嘉庆《长沙县志》卷3《城池》　　④同治《宜城县志》卷10《杂类志》　　⑤彭孙贻《流寇志》卷7　　⑥民国《***县志》卷3《民政志》　　掠千余人”①这批被掳掠人川的人口，以荆州府民为大多数，他　　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死于赴川途中　　
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记载长阳县“明季烟民户口五万　　余，崇祯十六年后叠遭兵火，犹有万户，继以土司连年掳掠而辗转　　沟壑者十之三四，罹难于锋镝者十去二三，逃散于四方者十仅存一　　矣”同一记载还称“长邑原额人丁三千二百有奇”，故此“户口五　　万余”绝不是作为纳税单位的“丁”数，而是实际“户口”，只是到底　　是“户”还是“口”，则不清楚据此可知，在明代末年的动乱中，长　　阳县损失的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80％　　
因此，就湖广北部各府而论，笔者估计郧阳府的人口损失可能　　占总人口的40％，襄阳、德安、黄州、武昌、汉阳、承天六府的　　人口可能占10％，荆州府可能占30％根据本卷第六章、第七章　　所作研究，可以大致推测出崇祯三年的各府人口总数约为800万　　人，并进一步据此测算出战争中的人口约为120***　　人口占总人口的16％　　
在湖广南部，除了张献忠部的屠戮之外，其他地方性的“寇乱”　　也造***口的如崇祯十年，“临(武)蓝(山)二处土贼焚劫湘　　潭十二日，贼船蔽江而下，抵郡城，围攻甚急所历诸邑，焚掠一　　空，荒烟百里，又分党至浏阳北境……剽掠无算，转醴陵去袁州”　　又如崇祯十七年正月，“左良玉自武昌至长沙，初击献贼，既而肆　　虐，较贼倍惨，民甚苦之时大饥，士兵互相仇杀……自是湖南日　　屯重兵，长(沙)宝(庆)间蹂躏尤甚”②湖广南部究竟遭到了何种　　破坏，史载不详然我从移民史的资料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　　主要指湖北麻城人和湖南南部人口的西迁湖南南部的人口多来　　自永州和衡州两府他们不仅西迁四川，而且也大规模地迁入了　　陕西南部地区与此相对照，长沙、宝庆及麻城以外的其他地区则　　少有西迁的　　
3．南直隶　　①光绪《巴东县志》卷4《赋役志》　　②乾隆《长沙府志》卷37《灾祥》　　
皖北西部地区是明代末年旱灾和瘟疫流行的主要区域在凤　　阳府西部的颍州地区，“崇祯十三年颍州、颍上县、霍邱县、蒙城县　　大旱，蝗七月大风拔木，斗米千钱毫州大疫十四年春颍州、　　颍上县、霍邱县大饥，四月疫，秋末方止青蝇大如枣，丁尽户绝者　　无数”①这次大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一份来自蒙城县的记　　载说：“崇祯十三年旱，大饥十四年正月矿寇攻城三日，总兵刘良　　佐败贼，全城三月大疫，十死其九”②尽管关于大疫的月份，两份　　资料相差一月，但并不妨碍分析据此可知，蒙城大疫并不是战争　　所引起，且率高达90 %，只能认定为鼠疫　　
一份来自阜阳县的资料称此次大疫始于十四年夏天，“十四年　　春大饥，人相食夏大疫至秋末方止”③阜阳即颍州，比上引资　　料所称疫病流行时间稍晚在凤阳府东部的五河县，有记载称：　　“十三年大旱，民饥，草木根皮食尽十四年蝗生，大饥，继以疫，民　　死甚众”④据此推测旱情和疫情波及了整个凤阳府　　
庐州府西部六安一带的灾睛也相当严重崇祯十三年夏，“六　　(安)、霍(山)大旱，飞蝗蔽天，人相食，至有父母自残其子女者，虽　　重典绳之不能禁十四年辛巳春饿殍枕藉，民采草树为粮，以待麦　　秋麦未登而疫作，嚣市昼静，巷无行人，城中出骸如蝈二麦虽　　稔，收弃相半，民有绝户，而不得刈者夏复大旱，蝗蝻所至，草无　　遗根……十五年壬午春霍山大饥，人相食”⑤旱灾、蝗灾、瘟疫共　　同肆虐，造成了这一区域的残破　　
在安庆府潜山县，“崇祯十四年辛巳，大旱，虫，疫人死者枕　　藉，饥者剐人为食，无敢独行者十五年壬午，大饥疫”⑥宿松县　　也有相似的记载⑦　　
战争仍是人口的主要原因以亳州为例，“崇祯八年正月　　①乾隆《颍州府志》卷10《祥异》　　②《蒙城县志》卷2《祥异》　　③道光《阜阳县志》卷23《机祥》　　④光绪《五河县志》卷19《祥异》　　⑤乾隆《六安州志》卷24《祥异》　　⑥乾隆《潜山县志》卷24《祥异》　　⑦《宿松县志》卷3《祥异》　　十七日，流贼李自成破北关，杀掳男妇万余，焚掠一空……十一年　　小袁营流贼一条龙、万小仙寇境内，不时焚掠，人畜俱入城庵观杂　　处十三年秋矿贼袁老山人寇，连营五十里，焚掠殆尽……十五年　　四月十五日李自成破毫州，杀掠无算……贼时中……大杀掠，鸡犬　　无所遗，村落一空，闯、曹之残虐不如也……十六年土贼盘踞民庄，　　市无居人”①再如崇祯十六年，官军“左良玉拥兵二十万下九江，　　舳舻百里……遂自九江下营池口，分遣步骑沿江行南岸，焚劫池　　州、安庆……贵池、繁昌所至为虚”②然而遗憾的是，在所见记载　　中，迄今未见有关人口损失比例的报告　　
依据本卷第六章的论述，明代风阳府和庐州、安庆两府的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4．5‰，至崇祯三年，三府人口可能达　　到570万，设其中人口损失率为20 %，则有110***口死于灾荒、　　瘟疫和战乱　　
明代末年北方鼠疫传至太湖流域，苏、松两府人口约230　　万，杭、嘉、湖三府人口约370万，论证过程详见《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第二章　　四、小结　　
兹将崇祯三年(1630年)及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国分省人　　口列如如表11-1（表略）　　①道光《毫州志》卷26《武备·兵事》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7　　　　
合而计之，崇祯末年，中国人口大约尚存15250万，与崇祯三　　年相比，中国人口减少了大约4000万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粗略　　的估计，例如江西，张献忠部及棚民武装在赣西北的活动以及赣南　　西部地区棚民武装的活动，都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口损失，由于计算　　困难，此处从略清代的人口变迁，大致在这一人口基础上进行的　　向好友推荐本贴：&&&& 标题：《曹树基论明末人口真相 转载》&&&& 地址： .cn/Article/200608/show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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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就是他妈的野蛮，农民军起义你屠杀平民干什么？中国人从来办事都没有逻辑。农民去和日本人一样残忍。。
作者：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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