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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伊凡·蒲宁爱情小说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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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布宁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间小径》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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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分别为《》、《》）。讲述了阿廖沙（高尔基的乳名）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前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作&&&&者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奈·彼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字&&&&数227000发表时间1913年
阿廖沙三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瓦尔瓦拉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卡什林家。外祖父家住童年在尼日尼——诺弗哥罗德城。外祖父年轻时，是一个纤夫，后来开染坊，成了小业主。阿廖沙来到外祖父家时，外祖父家业已经开始衰落，由于家业不景气，外祖父变得也愈加专横暴躁。阿廖沙的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科夫为了分家和侵吞阿廖沙母亲的嫁妆而不断地争吵、斗殴。在这个家庭里，阿廖沙看到人与人之间弥漫着仇恨之雾，连小孩也为这种气氛所毒害。阿廖沙一进外祖父家就不喜欢外祖父，害怕他，感到他的眼里含着敌意。一天，他出于好奇，又受表哥怂恿，把一块白桌布投进染缸里染成了蓝色，结果被外祖父打得失去了知觉，并害了一场大病。从此，阿廖沙就开始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周围的人们，不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屈辱和痛苦，都感到难以忍受。他的母亲由于不堪忍受这种生活，便丢下了他，离开了这个家庭。但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也还有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生活。这里有乐观、纯朴的小茨冈，正直的老工人葛利高里。每逢节日的晚上，雅科夫就会弹吉他，奏出动人心弦的曲调。小茨冈跳着民间舞，犹如恢复了青春。这一切使阿廖沙既感到欢乐又感到忧愁。在这些人当中，外祖母给阿廖沙的影响是最深的。外祖母为人善良公正，热爱生活，相信善总会战胜恶。她知道很多优美的民间故事，那些故事都是怜悯穷人和弱者，歌颂正义和光明的。她信仰的上帝也是可亲可爱，与人为善的。而外祖父的上帝则与之相反，它不爱人，总是寻找人的罪恶，惩罚人。
后来，外祖父迁居到卡那特街，招了两个房客。一个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绰号叫“好事情”，他是阿廖沙所遇到的第一个优秀人物，他给阿廖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另一个是抢劫教堂后伪装成车夫的彼得，他的残忍和奴隶习气引起了阿廖沙的反感。
母亲在一天早晨突然回来了，她的变化使阿廖沙心里感到十分沉痛。开始，她教阿廖沙认字读书，但是，生活的折磨使她渐渐地变得漫不经心，经常发脾气，愁眉不展。后来母亲的再婚，使得阿廖沙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竭力避开大人，想一个人单独生活。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夏天思考之后，他终于增强了力量和信心。
母亲婚后生活是不幸福的，她经常挨后父打。贫困和疾病，吞蚀着她的美丽。由于她心境不好对阿廖沙常常表现出冷酷和不公平。
阿廖沙在家中感受不到温暖，在学校也受歧视和刁难。因此，在阿廖沙的心灵中，“爱”的情感渐渐被对一切的恨所代替。由于和后父不合，阿廖沙又回到外祖父家中，这时外祖父已经全面破产!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困苦。为了糊口阿廖沙放学后同邻居的孩子们合伙拣破烂卖。同时，也感受到了友谊和同情。但这也招致学校的非难。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三年级，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课堂。
这时候阿廖沙母亲逝世，他埋葬了母亲以后，不久便到“人间”去谋生。[1]主要人物关系表
（手工业者，老实，本分）
　　（善良的低下层妇女）
　　（脾气暴躁，经常毒打妻子）
　　外祖父
　　　　外祖母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勤劳，善良）
　　大舅舅
（凶狠，残暴）
　　小舅舅
（自私自利）
　　阿廖沙*彼什科夫
雅可布的萨沙
（顺受，麻木）
米哈伊尔的萨沙
（沉默，忧郁）
　　老匠人
（正直本分）
　　麻脸保姆
叶夫根妮娅
　　　　格里戈里*伊凡诺雅奇师傅
　　　　　　格里亨里
　　（外祖父的老伙计）
　　“好事情”
　　（睿智，正直，先进青年）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早在19世纪90年代，高尔基就有撰写传记体作品的念头。在1908年至1910年间，列宁到高尔基所在的意大利卡普里岛公寓所做客，高尔基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有一次，列宁对高尔基说：“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老朋友，一定要写出来!这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的，极好的！”高尔基说：“将来有一天，我会写出来……”不久，他实现了这个诺言。
在这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的特征，特别是绘出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风俗人情的真实生动的图画。它不但揭示了那些“铅样沉重的丑事”，还描绘了作者周围的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是这些普通人给了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使他养成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性格，锻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2]
《童年》是作者以自身童年经历为素材的一部小说，它是一轴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历史画卷，从中又可看到作家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寻找光明的奋斗历程。小说再现了19世纪沙俄统治时期俄国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小说所写的是作者童年经历的苦难，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3]作者高尔基在《童年》中也一再说明：“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这种现实目前还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这一方面表明了高尔基的美学原则：作家不必回避生活中的任何丑事，但目的是为唤醒人们的重视，从而彻底消灭它，并且坚信人类社会有一种真善美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高尔基写童年的悲惨经历，目的不是为了向人显示他是多么值的同情与可怜，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忆童年生活，而是用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些善良美好的人，只要怀着一颗向上的心，在龌龊的环境下也能培养出健康、正直的心灵。因此，我们说全书的思想内容表现上是积极向上而非颓废委靡的。[4]作品主要塑造了两大类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两大类人物的叙述表达了对他们的爱憎之情。两大类人物一类以外公为代表的自私残暴的人，一类是以外婆为代表的正直、善良的人。外公是阿廖沙十分讨厌的一个人对他无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内心世界的刻化，总有作者辛辣的讽刺意味在里面。他矮小、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走起路来步子快而细，自私残忍，野蛮粗暴，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哪怕遇上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也要歇斯底里的发作。为了维护他那摇摇欲坠的小业主地位和分崩离析的家庭，他残酷的虐待工人伙计，甚至六亲不认，将替他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匠人格里戈里赶出家门，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伴他也要她自谋生路。有钱时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破产后更加贪婪吝啬，品格低下。物质上破产，精神上也完全垮掉。尽管在这个市侩气十足的人身上还有一点人性的闪光，如他年轻时候在伏尔加河当纤夫，经历了贫困和沉重的生活，是一个生活的斗士与勇士。当他给阿廖沙讲到那时的经历时，露出一种真诚而兴奋的表情。再如他叫阿廖沙识字也体现对阿廖沙的疼爱。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整体人性上的残忍与自私。对于外公的种种恶劣行为，阿廖沙是非常讨厌的，尤其是外公无故殴打善良的外婆时，他无比愤怒，报复外公。这种厌恶、愤怒同样也存在于作者心中，通过对阿廖沙反抗外公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以外公为代表的那一类人的蔑视、厌恶、否定，也表达了作者对小市民阶层肮脏、龌龊不良品性的否定。与对外公那类人的厌恶相反，作者通过对外婆等人的回忆，表达了对以外婆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崇敬之情。外婆善良慈祥，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的人。她心甘情愿把生活中的一切压力都承担下来而毫无怨言。生活的困苦、丈夫的殴打、儿子的溺亡……都熄灭不了她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光。她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她能歌善舞，善于讲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作坊起火时，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只有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因此，尽管她有对恶势力顺从忍耐，对上帝盲目信仰的缺点，这并不影响她整体人性上的光辉。与外婆同类的人还有小伙子“小茨冈”与房客“好事情”。小伙子“小茨冈”是个弃婴，被外婆收养，长大后就成了外公的雇工，他勤劳能干，力大无穷，虽然被外公与舅舅当成牛马使唤，仍很善良乐观。相对于小伙子“小茨冈”来说，房客“好事情”则是一个成年人，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与感悟。他是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一个，见识远大，教阿廖沙用心观察生活、发现生活，教他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技巧。这些人都是阿廖沙所喜欢与崇敬的，他们对阿廖沙人生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正面唤起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热烈向往。这些人都不同程度的向阿廖沙敞开自己的心灵，帮助他了解到在生活中除丑事之外，还存在着健康与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作者在作品里写道：“在童年，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窝，一些普通、平凡的人们象蜜蜂一样，把自己的知识和关于生活的想法的蜜送到那里，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慷慨大方的充实着我的心灵，这种蜜往往是肮脏而苦涩的，但这一切知识仍然是蜜。”[4]因此，高尔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些人的热爱、赞美之情，通过阿廖沙的与他们的交往热情讴歌了他们。作品通过对阿廖沙童年经历的描写从侧面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时的俄国社会处于19世纪70—90年代，正是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整个社会处于沙皇的统治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偷窃在村民中已形成一种风气，已经不算是罪恶，而且对于半饥半饱的小市民来说差不多是唯一谋生的手段。儿童无钱上学，沦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从广义上讲，也正是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阿廖沙的悲剧。[4]《童年》是高尔基积一生童年生活之素材而写成的一部小说，充满童趣。它用儿童纯真无邪的眼光，通过思考和感悟，抒发童年的欢乐和初涉人生的艰难苦楚。比如，他始终记得父亲下葬时被活活埋入墓穴的一只小蛤蟆；他喜欢在雪地上观察小鸟，喜欢在花园里营造自己的一角；他常常在夏夜的星空下沉思和阅读《安徒生童话》，并由此不时感到惊喜和感悟，等等。[5]
《童年》在艺术上运用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交替使用的方法去描写。作品主要以儿童的视角观察描写生活，使“童年”丰富生动，充满童趣；另一方面，作家又间或以成人的视角评点生活，使笔下的文字含义更清晰深刻，更富有思想性和哲理性。
《童年》取材于作家的自身经历，然而它又不是作家早年生活的简单再现。它一方面真实描写了阿辽沙的成长过程和他的所见所闻，大量运用翔实材料；同时，又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努力挖掘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并对它们进行提炼加工，使之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在《童年》中，人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而成为某一类人的代表；外祖父的家已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而是旧俄时代由沉重的劳动、家长制手工业生产关系和无聊的生活造就的小市民社会的缩影。正如作者白己所言：“我不是在讲我白己，而是在讲那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在这儿，普通的俄国人曾生活过，而且现在还在生活着。”同时，在“充满种种畜生般的坏事的土壤上胜利地生长着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人民的美好品质，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它能“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那就是光明的、人道的生活必然复生。”[3]《童年 》是一本独特的。它不像大多数自传那样，以一个主人公为形象创造出一幅肖像来。它更多地像一幅长卷斑斓的油画，复原了一个时代，一个家庭里的一段生活。这段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主人公。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都同时站在读者面前，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童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在俄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不可比拟的艺术的价值。[2]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的杰出高尔基代表。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匠家中,幼年父母双亡,寄居在开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后来外祖父破产,十岁的阿列克谢就在社会上,当过各种杂工。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却一直坚持勤奋自学,读了许多书。加上他本人曾广泛地接触过社会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终于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大作家。 高尔基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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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伐佐夫()保加利亚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1872年发表第一首成名诗篇《松树》。著有杰作长篇小说《轭下》(1894)。国&&&&籍保加利亚逝世日期1921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语言生动，描写细腻，充满激情。他认为“真正的诗人是人民和时代的忠实反映者。”从邻家的花园里，
丁香为我送来了芬芳。
我的思念回到那遥远的过去，
我的心感到痛苦和忧伤：
我回到了那繁花似锦的青年时代，
心中感到阵阵激动，甜如饴糖。
丁香为我送来了芬芳。
我忆起那已经逝去的一切
和那已经没有踪影的既往：
我们俩曾并肩款款漫步
（此情此景多么令我神往！）
在五月的夜晚，在年轻的花园，
映着那天灯的光亮。
丁香为我送来了芬芳。
多少热情而温存的话语，
（啊，我的心感到多么甜蜜欢畅！）
交换在那白色的绣球花旁，
轻风徐徐给我们送上
那丁香的馥郁——
一道道爱情的气浪。
丁香为我送来了芬芳。
我们俩在那沉睡的花园里，
曾经长久地信步游荡。
那时我的心灵里弥漫着
幸福生活的芳香，
月光在大地上给我们
绘下了倩影一双。
丁香为我送来了芬芳。
每天在附近的山冈上散步，
同大自然甜蜜地交谈，
虽然短暂，但是愉快——
这已经成丁我喜爱的习惯。
两边是微笑的香薄荷林，
香薄荷是那样馥郁芬芳，
平层层的绿色地毯
在我面前散发着清香。
我走着，摘下一枝，闻着，
香薄荷散发着健康的气息，
一切都沐浴在它那浓香里，
山丘、空气和草地。
我总是高高兴兴地回来，
像收割之后，采到了青春之果，
手里捏着一束香薄荷，
心灵里孕育着一首新歌。
杨燕杰译啊，美丽的树林，绿色的树林，
整座树林沉浸在欢乐中
在那茂密的山毛榉丛林里，
夜莺以歌声迎候青年勇士们。
弟兄们在擦拭心爱的武器，
一面不停地哼着游击队之歌，
光荣的时刻不久就要来临，
那时我将同他们上巴尔干山。
啊，我的妻子，请勿忧伤，
你知道，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我爱你，但我要投入战斗！
因为我的热血属于侏加利亚。
啊，趁此我们尚未分离，
妻子，你将怎样为我送行？
你为我准备何种珍贵礼品，
以使我倍感到你可爱可亲？
请准备小小的一束鲜花，
我还要更珍贵的礼品：
用绸子做一面美丽的旗，
我要把它献给义勇军。
在旗上绣一只光荣的雄狮，
形同在绿色的原野疾驰如飞，
它会使我重新记起，
鼓舞父兄们投入战斗的往昔。
让稠密的狮鬃迎风飘摆，
使它的目光炯炯有神，
让它露出愤怒的利齿，
似为助战发出冲天怒吼。
在它的头上还要绣上
这样的珍言：“苍天保佑我们！”
为使勇士们在战头中全力以赴，
我将高举它使之飘扬在战地上空！
樊　石译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属于古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亚人民一直被奴役在土耳其苏丹的暴政之下。他们的祖国，雄伟的巴尔干山横贯着的美丽而丰饶的土地，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民还不很知道有所谓保加利亚人。他们把保加利亚人认为希腊人，因为他们在教堂里用的是希腊文，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的官话是土耳其话。真正的保加利亚民族语言仅仅活在人民的口头上，而且还限制于同胞们的私人谈话中，所以写下来的就很少。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因而就没有保加利亚文，更没有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学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保加利亚人民，也正如罗马尼亚人民，希腊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一样，发扬了高度的民族自觉，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斗争。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希腊正教教会，创设了自己的斯拉夫式东正教教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语文，并且运用他们的民族语文，在宗教上摆脱了希腊文化，在政治上摆脱了土耳其文化。许多优秀的作家用这新生的祖国语文写出了不少反抗土耳其暴政、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保加利亚文学就从这时候起突然大大光辉起来，而为全世界所注意了。
伊凡·伐佐夫（IvanVazoff）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最伟大的建设者。一八五○年七月九日，他诞生于索波特，这是在巴尔干山南麓的一个大市镇。他从小就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当时在保加利亚境内还没有保加利亚语文的文学书报，所以这位天赋的诗人就不得不从俄文和法文中去饱享他的精神食粮。但是，一批爱国志士在罗马尼亚创办的《定期评论》却每期都秘密运进来流通着，伐佐夫就成为最早的诗的投稿者。
伐佐夫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不喜欢他儿子的那种诗人态度，而希望他在店里学做商人。看看无法改变他儿子的文学嗜好，他就把伐佐夫送到旅居罗马尼亚的一个伯父那里，希望这个“不通世故”的文学青年会在那里学会一些“生意经”。所以，从一八七○年到一八七四年，伐佐夫住在罗马尼亚。但是，他在罗马尼亚所学到的并不是“生意经”，而是革命的热情，因为他在那儿认识了许多热爱祖国的革命流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革命诗人及起义运动领袖克列思妥·鲍岱夫（ChristoBotoev）和刘朋·卡拉维洛夫（LiubenKaravelov），受了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伐佐夫的诗作开始显出了新的革命的内容，而广泛地博得了国人的赞赏。
一八七四年秋天，伐佐夫回到索波特。像他这一等人，在当时是除了经商或当教师之外，没有第三种行业可做的。踌躇着，经商呢，还是当教师？最后他决定了选取前者，因而就在他父亲的店里做事了。在商业方面，他并没有什么成就，但在革命工作上，他的成就却不小。因为索波特镇上，自从土耳其统治者在一八七三年虐杀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进的领袖华西里·莱夫斯基（VasiliLevski）之后，人民心里充满了对土耳其统治者的仇恨，革命的情绪非但没有被暴力所镇慑，反而越发激昂了。伐佐夫加入了索波特底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从事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一方面还写了许多战斗性的诗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那首著名的《战时》，后来成为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运动的进行曲，就是妇孺皆知的《巴那乔里希岱起义歌》。
一八七六年这一次的起义不幸失败了。在土耳其统治者的极度残酷的“镇压”之下，伐佐夫不得不越过巴尔干山流亡到罗马尼亚去。他在布哈累斯住了三年，印出了三本爱国的抒情诗集：《旗与笛》，《保加利亚的悲哀》和《解放》。前面两个诗集里的题材，大都是表现着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仇恨，而最后那本诗集是歌咏保加利亚人民对俄罗斯的感激的，因为保加利亚终于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羁轭，完成了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国。他的故乡索波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他的父亲也已被土耳其志愿兵杀死了。这个残酷的印象后来就被描写在《轭下》的最后几章里。一八七九年，他被选举为省议会的委员，住在当时的首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里，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说《不久以前》、《米脱洛番》、《亚喜尔哈只》及《亡命者》；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一本是《田野与森林》，一本是旅行意大利的收获，《意大利诗集》，出版于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侵略保加利亚的时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查列孛罗和比罗特等战地去巡视了一趟，非常感动于保加利亚兵士英勇卫国的精神，就写下了许多诗，集名为《史列夫尼察》，以抗议塞尔维亚国王米兰的侵略罪恶。但是，当一八八六年，巴登堡亲王亚历山大逊位以后，史丹波洛夫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在保加利亚建立起来，被目为“亲俄派”的伐佐夫就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流亡到俄罗斯的敖得萨，在那里，他把一八七六年的起义经验写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诗，这就是他的著名小说：《轭下》（PodIgoto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在那里继承了一个伯父的一些遗产。《轭下》就在保加利亚人民教育部所主办的《杂志》（Sbornik）上陆续发表。这个刊物还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著作《里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Dennitsa）的编务。一八九四年，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瓦解后，伐佐夫就当选为人民会议代表。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长。一八九六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的大地》，一九○二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卡札拉尔的女皇》。这期间，他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及诗歌。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斯拉夫联军击溃了土耳其帝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一个诗集《胜利的雷声》。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看了反动的统治集团造成保加利亚人民的厄运，在怒愤的情绪下出版了诗集《它不会灭亡的》。一九二○年，保加利亚人民盛大地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十年纪念。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宝座》，以心脏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亚给他举行了葬礼。
在伊凡·伐佐夫这位热爱祖国、反抗土耳其暴虐统治的民主作家一生的作品中，鲜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最关重要的半世纪的历史。他是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国的及其苦难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还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崇敬，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家。在再度流亡外国的期间，伊凡·伐佐夫的情绪是很苦闷的。一八七七年的全民革命
的胜利的果实，不多几时就被资产阶级的独裁者篡夺了去，付出了许多代价的保加利亚
人民又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生活中，这是多么可悲的国运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忆着
当时那些参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败的起义。
住在敖得萨，在百无聊赖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写小说，以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自己说：“回想到祖国可爱的生活，为了存念这被委弃了的祖国的一切，写小说成为
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了。”
《轭下》就是这些工作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成就。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
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
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
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
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
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
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自己也说过：“我的
目的是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间想起的东西，很快
的就把它们写下来。我以热情和兴奋，专心于这部小说，而以创造的想象力工作着。这
里有许多遭遇，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与观察。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
物，不过用别的名字来叙述罢了。除了个人回忆所及之外，这部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些
都是革命时参加工作者及目击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亚·史朵扬诺伐所著《保加利亚
革命别录》和史达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载的事实。”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有一种被称为“楚尔巴义”（Chorbaji）的资产阶级。
“楚尔巴义”原是一个土耳其字，直译起来，义为“羹人”，即为苏丹掌御膳的人。后
来这个字成为一个官职名，职司军费度支，其阶级大约相当于上尉。再后来，这个名称
就被用以称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大户，因为那时还没有客栈这种设备，村
中来了不速之客，就由这种大户负责招待。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钱的地主，商人或工
厂主，均被称为“楚尔巴义”，而这个字乃成为保加利亚人的一个阶级称谓了。楚尔巴
义阶级，因为是一种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
进步人士都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最有问题。他们不热心于革命，有些甚至为了保
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这部小说中却替这个阶级作了辩护，
至少他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并不全是叛背祖国的反革命分子：马柯就是一个典型
的进步人物，姚尔丹虽然是个反动的楚尔巴义，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走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由于伐佐夫对楚尔巴义阶级的原谅与推爱，但这种辩护也仅仅限于对异族异教的土
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时期，因为在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就没有什么楚尔巴义与
劳苦的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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