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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人口自然增长率成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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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人口自然增长率成负数 08:18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img SRC="/f1/c1/upe722e315e8fcd.jpg"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在中共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儿女们不忍他被人误解，劝说他写回忆录，他却要求儿女们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在中共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他就是李井泉。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发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粮食告急 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超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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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8 &&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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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9 &&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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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7 &&
（转自《大江周刊》2010年第6期，本刊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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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7 &&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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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2 &&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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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3 &&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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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9 &&
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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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6 &&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楼主能否说说何地何时发生了什么特大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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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6 &&
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省委书记，彩浅啥季恼恼稳惹槭贾蘸芨撸】梢钥氨冉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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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8 &&
四川是啥地方知道不？那是古语的天府之国。为啥死那些人？罹诘赜啦豢陕只亍裁话旆ㄊ曜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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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40 &&
同样是中国的粮仓，为啥黑龙江就饿死人很少？就是地方领导有德，不报不调。李井泉为了政绩，窃谔な靶械恼闻莱妫√炖碚颜眩母锞团耍ㄋ淙晃沂欠炊晕母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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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4 &&
此文作者丧尽天良，把李井泉形象美化了，那饿死的千万川人成了＂自杀＂冤无头债无主的冤死鬼了？李贼那句名言＂饿死人很正常，中国哪朝哪代没饿死人＂怎么没写进去？川人对李贼恨不能寝其皮，吃其肉！李贼对川人犯下的罪责有一天会被公开，被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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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7 &&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这句话就是放屁，同样处在朝鲜半岛。为何韩国就不受灾，朝鲜始终没粮？小学生都知道答案：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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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2 &&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妄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天府之国家徒四壁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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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李井泉虽死已久，川民犹痛恨不已
毛时代腐败有它自身的特点，向李井泉这样一个政治上吃人的人，经济上又逼着人吃人的人，只因他处处支持毛的极左路线，被毛提拔再提拔，使李井泉有了给人们制造灾难的更大的权力，荼毒人民。上世纪困难时期，仅在他统治的四川地盘上就死了八百多万人。
&&我们一些同志不了解极左时代的情况，有人说那个时代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不相信，有人说那个时代有人吃人的现象，他更不相信。他认为那个时代清廉，没有腐败，那么李井泉的事例就可以告诉他那个时代人民一度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政治上的腐败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李井泉死于１９８９年，我想悼词对他的评价一定是很高的，但人民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这一点请现在的高官们千万注意，你们对上级负责，同时要对人民负责，这两个负责是一致的，你们要有一个组织上的好鉴定，同时也要一个老百姓的好口碑，我觉得人民和历史将来肯定你更重要。请高官们千万勿忘！
&&下边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草根百姓对他的盖棺论定。
&&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与那个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政治上人民有了一定的言论空间，生活上起码可以吃饱穿暖，这都依赖于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极左路线，否则我们还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中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的“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我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１７年之久（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中共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毛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大量饿死人，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理狡辩。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４〇余县，灌溉面积达６７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那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清二楚——那完全是毛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１９５８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畝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畝产８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１９５８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在１９５９年初曾向全国批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須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規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隱瞞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瞞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結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１９５８年还少一百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毛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并用粮食去换核技术，不顾农民死活，由此可见一斑。
&&“反瞞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萬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１９５９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１５８２万吨，可是在“反瞞产私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換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員，“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３５〇〇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量征购了高达４９％的公粮（１９５８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３１％）。大量的粮食被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１３９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飼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瞞产”运动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員，將该市所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員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員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招！”官員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２〇万。
&&１９６〇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２８７〇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１９５７年下降了２６%，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２３１亿斤，比１９５８年的４４９亿斤下降了２１８亿斤，甚至比１９４９年还少收３〇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〇年三年就外调１５７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２１斤，干部只有１９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１６两为１斤）的４至５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２到３两，折合新秤只有１到２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２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１９６〇年７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４８〇〇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１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５元，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２〇多斤粮食和２两肉，还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１到２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１９６〇年一年，四川就有９个县的死亡率超过１〇％，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２〇％。例如，巫山县从１９５８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荒光顧的好地方，也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人数是８１２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９〇〇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另有一位作者写道：“１９６〇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裡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煩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中共的官方報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１９５９年７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谈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 哪朝哪代沒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級，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貴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出毛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霸道作风和玩弄权术的一套招数完全师法毛。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和毛１９５７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的包庇下却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１９６３年４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在毛的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这个饿死人的事情是真的，我家外祖祖是富顺人，在旧中国生活了60多年没事，却在新中国被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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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愤恨，但是为了论坛安全，不予评论
个人觉得毛主席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不是压迫、奴役人民的暴君。楼主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呵呵。。。。。。&
据说李的一个儿子死于非命，也算一种报应！
想起来是不堪回首啊！观音土就是白鳝泥，尊称“仙米”，那东西吃下去，屎都拉不出来。我老父亲也没拖过那个年代，62年底死于黄肿病......
外公就是那个年代饿死的，身材高大，力气大，饭量也大，按当时的供应全家人不吃都不够他吃。
还好当年我躲到大山里去了，躲过一场灾难
这个狗日的把泸州也整得惨，邓致力解散大食堂被他打成右派，接着泸州专区就并给宜宾专区了。
俱往矣！70年代泸州城内还看得到“打倒李井泉”的标语。你气不过，可以再把他拉出来批斗一次！
玛尼！李井泉下18层地狱！！！！！！！！！！！
李贼就是我泸的罪人 鞭尸&&泸州降级就是李贼的“功劳”
沙发读者是“过来人”，文中所说的都亲身经历过（只有具体数据方面无发言权），“西南王”该千刀万剐，打入四川人民的历史账册的“最耻辱之人”的簿子上！后来主政的所有官员们应当引以为戒！四川人民要把他当成四川历史上的秦桧来诅咒！
同意楼主观点。
可怜的愚忠，可恨的悲剧式人物，典型的天怨民怒、家败人亡。
对这个无语！
李井泉（日—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详情请参照百度百科/view/149802.htm
高官们千万注意，你们对上级负责，同时要对人民负责，这两个负责是一致的，你们要有一个组织上的好鉴定，同时也要一个老百姓的好口碑
口碑有求用，口袋装满才有用&
人虽死了，但才好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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