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条件要是不学习，不知道能不能混一辈子 本人今年十八岁，东部某省三线小城市土著，家里三套商品房，_百度知道
我这条件要是不学习，不知道能不能混一辈子 本人今年十八岁，东部某省三线小城市土著，家里三套商品房，
我这条件要是不学习，不知道能不能混一辈子本人今年十八岁，东部某省三线小城市土著，家里三套商品房，另付有三套商铺，父亲某安装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年薪三十万左右，母亲某事业单位骨干。不知道这条件在同等地方什么水平 ps 京沪大神无视我，我不是来丢人的，我只是很想虚心求教一下，我个人还是希望在此基础上个人有一番作为的
提问者采纳
既然有好的起点 那就更要好好努力 别让我看不起
亲，哥看了你的话，顿觉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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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赚钱 底子硬 用钱赚钱很快 花几辈子花不完，你的下一代也可以跟你沾光 。想啥也不干坐吃山空 。几年的事 全让你败光.就说这些
老兄，话很实在，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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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5条回答
既然有这个基础就不应该混，出国留个学什么的也不错
所言极是，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可以了，小资水平
不管怎样，先自己努力，才是真道理
好，我现在表态，一定努力
变态过后就该是行动。
表态，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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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慎（）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扬州八怪&之一。字近人，号巢林、溪东外史等，汉族，安徽休宁人，寓居扬州。工分隶，善画梅，神腴气清，墨淡趣足。暮年一目失明，仍能为人作书画，自刻一印云：&尚留一目看梅花&，后来，双目俱瞽，但仍挥写，署款&心观&二字。有《巢林集》。
汪士慎字画作品最新成交价格记录：
个名叫边寿民的淮安人，一把从汪士慎这里带走了10册画。不久，捎信来说已经卖了4册，得了&三两八钱银子&，这在当时是很低的价格。接着，一名既卖画又画画的人，叫方可村，来帮汪士慎卖画。由于方可村对书画市场的行情很清楚，所以，生活拮据的汪士慎很愿意听他的意见。有一次，方可村约着汪士慎，两人一道乘船去宁波卖画。这一趟，汪士慎兴奋不已，不仅卖画挣了钱，还因为走江过海而大开眼界。
　　自己卖画，加上叫朋友们代卖，汪士慎艰难地有了点积蓄。48岁那年，他委托马氏兄弟为他在扬州城物色到一处老房子。在当时，48岁已算步入老年了，汪士慎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画室。
新华网香港１０月１０日电（记者 赵博）香港苏富比１０日公布，该拍卖行于本月５日至９日在此间举行的２０１２年秋季拍卖会，共售出３１５０多件拍品，总成交逾２０．４５亿港元（合２．６２亿美元）。
８日举行的中国书画拍卖售出３１５件拍品，总成交４．１５亿港元。当场１０件成交价最高单品全部被亚洲藏家购得。最高成交拍品由两件并列，分别是傅抱石１９４５年设色纸本立轴《春词》、张大千１９６８年书画合璧作品《瑞士奇峰》《行书诗》，均以２３０６万港元落槌。当天还进行了珍贵名表拍卖，１．２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创造苏富比该门类常设拍卖历史最高纪录。
主要成就：
汪士慎工诗及八分书，画水仙、梅花清妙独绝。金农谓其画梅之妙，与高西唐（翔）异曲同工。士慎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冷香，俨然灞桥风雪中。西唐画疏枝半开蝉朵，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良缣精楮，各臻其微。士惧老而目瞽，为人画梅，或作八分书，工妙胜于未瞽时。精篆刻，与张潜乙、金筋齐名。著有《巢林诗集》。《广印人传、国[清]朝画识、国[清]朝画徵续录、扬州画舫录、墨林今话、桐阴论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
作品欣赏：
汪士慎善工绘画书法，金石篆刻，善隶。隶书《七古一章》为汪氏四十岁时书，清劲爽朗，生动有致，透出刚介自在之精神。六十七岁时双目失明，乃作狂草。他的八分书，力追汉代碑刻、画象石题字，厉鹗说他：&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只余瘦硬乏姿媚，每受俗眼相讥诃。&厉鹗认为他这样的字，不适合于挂在富贵之家，只适合挂在象他那样的竹物中间，说明他的书法，有一种清高孤傲的姿态。
汪士慎画的梅花，清淡秀雅，李方膺的&铁干铜皮&恰成鲜明对比。金农屏曰：&巢林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冷香，俨然灞桥风雪中。&但我们从其传世的作品来看，汪士慎的梅，枝与花并不是太繁，但其间有一股舒香冷气，倒是不夸张的。
刻印与高翔、丁敬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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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十八年中国宏观经济迷思及未来
&一、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大致是有几个原因的。
首先，近几年经济大环境变幻是常常使很多人困惑的，加上见诸媒体众说纷呈、噪音绕扰，“外围危机冲击、内部结构失衡、人口红利失去、房地产绑架宏观经济、制造业凋敝”等等，诸多所谓分析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烂熟于耳则个个说一能扯二。然而，媒体的数据分析常常是片段化的，犹如盲人摸象见此失彼，从来都缺乏系统的数据展示；而官方统计公布的数据虽则年复一年，若无心梳理同样难以获得直观印象，可视画式的数据分析显得十分难得。
其次，本文撰写的意图重点在于数据的可读与解读，力求每个重要结论必须获得相应数据支撑。即此，则每个人在阅此文后，仅凭数据本身均可在内心建立自己的感官印象，从而由己开启更多思考，对宏观整体有了切实揣摩。本文数据整理过程费时颇多，笔者自身也是在整理过程中逐步学习。
第三，是宏观经济本身的走势感觉使然。有心者当明知这一点，吾国经济宏观走至今日，实在是已经进入到跌宕起伏的非常时期，旧体制增长乏力，新模式尚未清晰，一项气力不足则环环相扣拖累整个局面恶化，大有进入死胡同症状。借鉴唐德刚先生的百年命运论断，当前正是处于穿越经济历史三峡的关键时期。明其势而知其所为，对于每个经济个体当然同样意义重要，这正是梳理以往的目的之一所在，尝试揭示宏观层面的经济去向和意图。
第四，研究宏观“投入——产出”一进一出均衡是笔者近期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题目，试图从中分析未来政策趋势及机会。
第五，撰写本文另外一个意图在于提供行业分析依据。笔者所处房地产行业近十年已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显性化题，普通人评议之处情绪性言论多过理性分析，因而失去了市场机会后悔不迭。更有甚者，一班所谓行业内人士站在利益立场，常抱着某种目的，刻意鼓吹“房地产再次黄金二十年”、“房地产救中国”或持续看涨房地产论……观点可靠与否姑且不论，但其面目实在可憎！此等立场或有偏颇，论证过程亦有所取舍，实在不堪为人所称道。而一味盼望楼市崩盘，或者持阴谋论“外围做空冲击绞杀中国人财富”是否又足以取信？！
本文意图客观真实反映一切官方数据，乃至大言不才，以图抽丝剥茧，化复杂为简单，还原经济宏观命理，从中提供各人可自行论断真实房地产行业趋势的可能。
二、为何从1994年开始
因为实际意义非凡，是当前经济成就和顽疾的始发点。
1994年，吾国正式推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内容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外贸、投资等多个领域。放眼改革30年中，属于影响此后近二十年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一次制度建设里程碑。
正是在1994，前述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国家税制改革在决策层的铁腕之下于此年正式实施。从此，分税制正式入场，成为中国经济中由政府主导模式的发端。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经此重新划分，“强诸侯弱中央”状态宣布结束。
更重要的是，分税制引发深层次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转变，直至数年后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事权的一种财政补充，由此掀起宏观经济中近十年房地产黄金强周期。1994年，同时也被视为具有本朝特色的迅速膨胀起来的积极财政扩张的第一年。
自1994至2011，是为18年，可谓一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年礼。
1994年此前，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价格闯关导致一番风波，产能供给的严重不足使得通货膨胀高企，局部行业的畸形繁荣在决策干预下刚刚经历一番潮退。
1994年此前，本质上意味着产能不足推高消费指数；1994年此后，则经济走向充分供给，迎来产能大踏进步阶段。
此后还有更多具有观察意义的重要年份。
1998年前后，决策层决定开启粮食流动、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改革内容。按照陈志武先生在其著作《金融的逻辑》中所提及的，这项改革的本质意义在于将以往人情关系或者市场背后的交易行为，充分实现货币化，实现隐形国民财富的货币化，带来国民财富质与量的突变。此后，改革潜在问题也在逐步凸显。
2001年，正式加入WTO，对外出口贸易经济格局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用日益增大，也对国内高企的储蓄率进行了对接。
2003年更为重要，中国房地产黄金十年由此发端。
1998年决策层发布23号文件和34号文件。两个文件核心思想，一是住房的三分法，商品住房是面向比较富裕的高端人群，经济适用房是面向占70%以上人口的广大中低人群，特别低收入的贫困人群租赁廉租房。二是确定了城市住房补贴的标准，就是60平方米的住房如果超过家庭年收入的4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给补贴。
而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18号文件，被视为指导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8号文件一改1998&年以来中国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的方针，而将经济适用房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提出“增加普通商品房供应”，“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努力使住房价格与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相适应”。该文件还明确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化的住房供应体系，即满足10％消费者的高档房，适合70-80％居民的普通商品房，15-20％的经济适用房，然后是贫困家庭的廉租房。
18号文件是自1998年房改以来，决策层首次明确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表态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文件，文件一出来就获得王石、任志强一班大佬的强烈欢迎。
18号文件意味着商品房的供给比例被逆转，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从此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阶段。
具体来看，2003年也成了全国房地产价格加速上涨的第一年。由此，住宅商品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变革，成为近十年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三、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
1、数据来源：
本文进入撰写阶段前，笔者曾对年主要宏观数据指标进行了必要的统计分析，耗费时间较长。选取的数据原则上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相关文件为主要途径，不论此前人们对于此类数据如何存疑，但应承认官方是权威数据的唯一来源。
笔者在统计过程中，经常发现年鉴数据与统计公报存在冲突，这自然与官方数据修正有直接关系，如此则一律选择以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为依据。因此，本文所涉及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主要来源。
本文行文过程中，在一些具体数据应用上，还需要在此提前进行说明。如2010年为全国人口普查年，但该年的全国人口出生率在统计局网站上的该年统计公报上并无具体说明，而年鉴上该年提供的数据是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1.9&，自然增长率为4.79&。笔者根据统计公报前后年人口相关数据进行推断，发现201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2&或4.49&（取约数与否影响小数），与年鉴数据存在冲突。但是考虑到公报在此后数据有修正的可能，则此文引用的为年鉴数字。
此外，在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的统计因个别年份缺乏年鉴数据需要自己进行测算。具体方法上，笔者是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当年城、乡各自人口相乘加总获得该年居民收入总额，但这种统计口径与实际居民收入口径并不一致，因此这种计算并不严谨，仅能提供参考。由此计算的比例作为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也只能提供参考，需要特别注意。
第三，关于国民储蓄数据的测算，这个数据十分重要！对于宏观经济的“进出”或者供给需求均衡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是本文在后半段做出一些趋势论断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因为牵涉到具体不同的公式应用，而涉及的数据究竟从何种口径进行，笔者曾咨询过多人但多莫衷一是。笔者自己在经过多轮测算，并试图查询进一步数据而未果，经再三推导比较之后，决定采用更为直观的思路，后文对此不同公式运算并理论依据将作简单说明。
由于测算过程中对类似政府购买额、公共储蓄等具体细微数字采取忽略态度，这将造成本文测算的国民储蓄数据与其他专业学术专著中存在一定冲突。不过本文意在推导的是一个模糊的大的宏观数据缺口，略微数据出入并不影响主要结论。所以对于这种差别仅在此进行说明，文中不在单独提及。
2、理论依据：
笔者非经济学类科班出身，大学期间所学简单的宏观经济理论知识也基本交还于师长，水平实在有限。
撰写此文之前，笔者是匆忙中找核心基点作为立文基础，大致熟悉基本概念后进行其他内容组织，因而推断过程尚过于不扎实。
此文其后的各项论断或有严重不足，或方法有误，或依据误用，但相信数据本身可以提供作为参考，具体分析也欢迎各位阅者不吝指正，以求共同进步！
本文主旨意在研究宏观经济“进出”问题，亦即以“总供给=总需求”或者“投资=储蓄”等宏观经济中基本的凯恩斯均衡理论作为核心依据，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分析思路自己尚在迷糊，也意在以待后者。
四、GDP增长数据一览
1．黄金增长十八年
从年，这十八年可谓中国经济的黄金繁荣时期。1994年中国GDP总量为48198亿元，2011年为471564亿元，18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达到423366亿元，增长比例为8.8倍，GDP年均增长率10%，年均增长23520亿元。
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位，占全世界GDP总量比例接近10%；人均GDP更是从4022元提升到34999元，增长幅度达30978元，增长比例为9倍；按照当年美元兑人民币年度汇率计算，2011年全国人均GDP为5419美元，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前列水平。
从具体走势来看，两次相对增长幅度低点是1999年和2009年，均是受外围冲击影响。而2009年环比上年增长幅度下滑得极为明显，已经反映出在2001年入市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1999年此前的连续几年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在旨在启动国内消费的多项改革实施之后，加上政府财权日益充实，经济增长进入飞速扩张阶段，而2003年可谓宏观GDP增长提速的重要拐点。
GDP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中国的GDP构成通常公式为主要分几大块加总：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以及进出口顺差。由于统计年鉴中缺少私人投资额这个重要指标，该类方案难以进一步细分。
在这里采用通常的支出法口径来看我国GDP增长情况，则GDP=总消费支出(C)+资本形成总额（I）+进出口净值（NX）【GDP=C+G+I+（X-M）】。
从1994年至2011年中国GDP及各构成要素增长如上图示意。
2．三大需求贡献率
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走势来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贡献率整体保持较高水平。趋势中，投资在2000年以来整体比例上升，而需求则持续下滑，正是近几年媒体通常所谈“宏观经济由投资拉动”的数据反映。图表中数据显示，投资的整体贡献率较高是事实，但其作用并不如媒体所言那么大——但如此概况也不准确，这是因为在对外贸易需求中，对需求和投资未能直接反映。而走势图中，净出口贡献率在近几年则明显下滑。
支出法消费统计涵盖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支出两大项。由下图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缺口越来越大，这无疑与1998年启动的多项消费改革有直接关系。其中，2003年以来居民住房消费支出的增长对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推动应不在话下，后面再来提及。
以上提及的三大需求贡献率中，值得疑问的是为何对外贸易贡献率明显偏低？这与我们通常熟知的“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超过50%”明显不一致，为何如此？
原因在于统计范畴不一致。对外依存度是用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除以该国的GDP，反映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的程度。
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外整体依存度为50%左右，而在最高峰时期的2006年更是达到65%。依存度的爆发增长是以2001年的正式加入WTO为发动，从2001年到2011年几乎经历一个倒V走势。由出口贸易拉动的经济结构直接受制于外围经济环境，在如今欧美经济走势恶化的大环境下，加上近年来周边小国如越南、孟加拉等人口优势凸显，争夺了一部分出口加工订单，此种结构的未来前途值得怀疑。
3．内需和对外贸易拉动计算另种思路
以上计算三大要素对于宏观拉动的方法都还只是常规，笔者在人大经济论坛中一次看到有类似话题的讨论，针对于需求和净出口比例偏低的情况，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计算方法，认为可反映其真实贡献。
GDP=C+I+NX这个公式里，政府的消费与投资均分别并入C与I，此外，本国对外国的货物/服务的使用也计入C与I里——因此后面才要扣除进口从而只考虑“净出口”。如果把GDP写作C+I+X——其中，C只代表本国对本国产品的消费，I只代表本国使用本国产品进行的投资，再分别计算C、I、X的贡献率与拉动，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情形。
如此，则设定真正需求的贡献是Δ(C+I-M)/ΔGDP，由此计算2011年需求拉动的贡献率可高达78.99%，相比原统计方式消费贡献率增加幅度高达28.19%。由此可见外贸波动对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由外向型为主导经济模式的实际情况决定——亦符合之前外贸依存度高达50%的情形。
4．对外贸易与外汇储备、汇率走势
贸易顺差是个双变量指标，以下统计图可以明显看出2008年的分水岭效应，贸易顺差爆发增长始自2005年，2008年外围债务危机抑制需求，导致贸易顺差持续下滑。
汇率改革自2003年进入实施，2005年正式启动并进入实际上行阶段，目前自该年起已经实现升值22%左右。
从该图可以看到，2008年后的最近三年中，出口贸易整体波动较大，增速趋缓，而进口贸易额则在2010年后提升明显，汇率持续升值，成为导致贸易顺差持续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汇储备增长的爆发拐点同样在2003年，截止2011年年末外汇储备占款已经超过20万亿元，这是中国房价自2003年开始飞速飙涨的另外一个重要宏观经济背景。
5．存货变动与固定资本形成
反映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较多，其中经济剧烈波动在存货变动上往往反映的特别明显，正是由于它的敏感性，往往成为判断经济景气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经济平稳运行时，存货变动在往往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经济剧烈波动的时候，它往往更加敏感。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市场需求、价格往往会下降。这个时候企业往往会减少生产，加快销售库存产品，以减少因持有库存而带来的损失，此所谓去库存化。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市场需求和价格回升了，企业持有库存不再赔本了，企业的库存有可能会增加。
近几年中经济环境波动最明显的就是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处于十年低位，对比上面提到的进出口数据也可以看出该年的进出口贸易同样处于低谷。
6．投资效率
资本形成总额概念不等同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前者主要指当年生产的固定资产形成额，包括存货。支出法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可以反映出社会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情况。
总体上来看，十八年来资本形成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的趋势变化是在逐渐下降的，投资效率整体趋于良性发展态势。年的小幅反弹，反映社会经济环境恶化，存货增加的形势。
从企业存货与支出法GDP比值走势来看，相比1994年期初，社会去库存能力明显提高，反映宏观经济中供需关系的市场化，企业库存能够根据市场的反应迅速做出调整，供需传递通道通畅，从而保持库存化水平处于合理范围内。
五、GDP困局
1．结构畸形
众所周知，中国的GDP高速增长不是问题，但掩盖在高速增长下的结构畸形，却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1994年，全社会固定投资额占GDP总量的比例为35.36%，绝对值为17042.1亿元；2011年则为65.96%，亿元。
其中，2010年为罕见的历史高峰，一度占比达到69.32%；2009年为69.32%，而2008年仅为55.03%。此数年中投资比例急剧上升，无疑与政府主导的4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在中央2008年11月5日开始启动实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有一大笔是投入在高铁上。
从GDP增长速度来看，2009年到2011年的整体增长情况都未能恢复到08年之前的辉煌时期。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比重来除以GDP增速，得到指标1994年大约为1.96，在2011年达到了7.05的水平，也就是说，意味着单位GDP需要更多的固定资本投入，整体效率值得怀疑。其中固定投资增量与GDP增量之间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
2008年进出口贸易环比迅速萎缩，2009年更是严重负增长，对GDP增长负贡献率。正式基于此中经济态势，为了保证GDP增长率，下半年政府便推出了刺激计划，固定投资增量惊人，2010年进出口迅速回升加上投资计划继续执行，GDP增长速度达到甚至恢复到两位数至10.3%，2011年固定投资、进出口贸易增量回落，GDP增长率同样回落至9.2%。宏观经济增长对固定投资的依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汇率升值、外围需求衰减，可以预计到未来时间内进出口贸易的回落将成为一种常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趋于平稳，如果继续保持“GDP保增长”的态度来看宏观，则对于国内固定投资的依赖还将继续，那么投资过剩的产能谁来承接呢？
有人评价这种依赖犹如病人对于强心针的依赖，虽然可以换得一时之经济活跃，但从投资效率和挤出效应来看，对于宏观整体经济肌体的伤害恐怕难于评估。更有甚者，由于政府主导投资模式的天然缺陷，缺乏效率的投资往往导致呆账的升高，社会资源配置进一步失去平衡，更加剧这种“投资-投资”的恶性循环。
2、分配失衡
2011年国民总收入为47.08万亿元，相比1994年的4.81万亿元绝对增长量为42.27万亿，增长比例达到878.63%。十八年来，做大国民财富蛋糕的成果卓著。
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的占比则持续提升，而居民收入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持续下滑是最为明显的。2011年，居民收入占比已经下降到42%，而1994年此比例为62%，降幅达到20%；从绝对数字来看，2011年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总额为19.65万亿元，1994年为2.99万亿元，绝对数字增量为6.57万亿，增幅为219.80%，增幅仅为国民收入总额增幅的五分之一。
增速最为显著的是政府收入的比例快速上升，到2011年政府收入占比已经由1994年得27%上升到36%，增加的绝对量为9.85万亿元，比居民收入增长绝对量还要大！这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很难见得到的，政府收入的持续增长意味着与民争利，意味着中国税负之高，也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直接渊薮，这都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为发端的。
所以十八年的高速增重过程中，是收入分配结构日益失衡的十八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远没有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那么快。如果考虑到居民收入内部结构本身存在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的事实，可见国民财富分配中严重的失均现象有多么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决策层近一两年屡次提及为什么要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原因，在近些年高层领导人直接表态，一定要做好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实际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但无疑此种局面既是当前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困局的一个主导因素，同时也是多年来经济内在结构缺陷所必然衍生的结果。
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体制变动，直接的国民财富分配意义更为重要！
3、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另一个现象。无论是从城乡人均收入，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城乡收入总量之间的比例，这种差距已经十分惊人。
城市人均（元）
农村人均（元）
城镇总收入（万亿）
农村总收入（万亿）
城人均/农人均
城总收/农总收
以上表格中统计的及城乡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城市人均收入始终在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以上，而总量差距则由2005年的城市总收入/农村总收入的2.43倍，发展到2011年的3.29倍。
当然，城乡总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人口结构也有很大关系。如上表，年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是城市人口总量的增加，而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在递减。
从2005年至2011年，农村绝对人口数量减少了8888万人，而城市绝对人口数量则增加了12867万人，无疑这7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高速发展阶段。
绝对数量的巨大差距之外，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差别也能反映态势。与2005年的人均收入相比，2011年城镇人均收入的绝对增长率为11317元，7年内平均增长幅度为15.41%；农村则为3722元，平均增长幅度为16.33%；表面上看农村近几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似乎略高于城镇，但不应忽视农村地区正在加速发展的人口递减速度以及绝对量的差距。城乡差距是一种天然差距，若无重大要素革命，未来差距可能只会更大。
2011年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80.9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54.79万亿元；贷存比68%。贷存比是反映银行资本利用效率的指标，从银行自身立场来看，理论上贷存比越高越好。然而从走势可以看出，贷存比自1994年以来整体是下降的。
这里与另外一个因素有关系，即央行对于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与其要求银行贷存比不能超过75%的资金监管红线有关。如2011年年底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即为20%。从当年存款余款来看，该年末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次为0.5%，则计算预计可释放市场流动性为4047亿元。存贷比68%，说明处于监管之下的流动性总量达到25.9万亿，记住这个数据。
5、超额黑洞
以上提到的投资结构问题都是明面上的，然而我们更关注投资来源。以下将根据宏观中基本的平衡推导，试图探究投资背后的资本真实状况。
按照宏观基本定义，国民收入恒等于消费和储蓄的含义就是，在一个经济社会中，通过货币市场或金融市场，储蓄可以转换为企业的投资。亦即在只有两个部门的经济社会中，宏观经济要能正常的运行，即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消费与投资之和必须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由此，则投资等于储蓄成为宏观经济中的基本恒等式。
有人用桶和水的关系来比喻投资、储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增加投资无异于是向“桶”中注水，因此投资是具有注入效应的变量；储蓄的增加只能使宏观经济这桶水漏出，因此储蓄是具有漏出效应的变量。
均衡公式：
先看投资等于储蓄的公式常规推导过程：如前文所提及，通常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两种角度统计单年社会总财富值；鉴于宏观经济中对外贸依存度大，以下采用四部门经济均衡模型进行。
在收入法中亦即总供给公式中，国民收入=职工工资+利息+租金+企业利润+政府净税收。由于居民收入部分等于储蓄+消费，则国民收入＝消费+储蓄+企业利润+净税收
支出法中亦即总需求公式中，国民收入=支出需求（居民支出+政府支出）+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库存＝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
由此：私人储蓄+企业利润+净税收=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库存
私人储蓄+政府储蓄
+企业利润 -净出口-库存=
通常政府净税收（T）是指政府总税收减去转移支付后的总额，即T=TR-TX；其中，净税收减去政府购买，即为政府的公共储蓄（T-G），在宏观经济中的具体占比一般较小，下文实际应用中将对此采取模糊处理。
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是不计入GDP的，因此需要计算净税收；而G则为政府自身消费额，据相关研究政府购买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一般占据政府总收入的20%，为世界罕见之高。
以上公式，从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如下：
左边加总：42058万元
注：2011年居民储蓄增加40333亿元；政府存款为26223亿元；企业利润总额54544亿元；净出口65137亿元，库存增加13905亿元。
右边投资：亿元
则按照宏观均衡的公式推导计算来看，2011年年末，投资超额即为268964亿元。
投资超额数据另一种估测算法：
由于以上公式牵涉的历年诸多数据无从查询，就单年数据看明显超大。从长期看，还是引用基本的“投资=储蓄”基本模式，采取模糊方式来测算。
那么，在此处引用的模型则为封闭的市场，即考虑国民总收入减去消费与政府购买，即为社会储蓄总额，由此来看从1994年到2011年的投资储蓄失衡并其累计的大致规模。
如图所示意，自1994年到2011年，投资与储蓄间的平衡以2005年为分界点，此后进入投资大于需求阶段，累计超额总量达到27.35万亿。与上一种算法的2011年末的超额数据大致相等。
由于笔者对于两种算法是否正确并不能完全确定，在以此类算法前曾经多次推敲，试图查询更具体数据进行而未成。因此，以上两个数据，只是提供一种印象，投资超额可认作为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
注：此处口径为国民储蓄率，即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之和除以总可支配收入或GDP。
从储蓄率与投资率比较来看，又是一种情况。从上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历年来投资与储蓄之间的总体比例大致相等，且在2005年前国民储蓄率总体上还是略高于投资率；进入到2005年以后，投资率比例加速上升。侧面反映由于对外贸易的巨幅波动，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造成整体投资比例的加大，从而导致投资储蓄失衡加剧。
同时，上图也反映出目前我国持续高企的国民储蓄率，是世界极少数的高储蓄率国家。从经济平衡意义中看，高储蓄率是导致高投资率的直接原因。我国经济中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三高特征是世界经济范畴内也比较少见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释放的巨额人口红利，关于这点可以详细参考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这本书。
需要说明的，高企且快速上升的国民储蓄率并不等于居民储蓄率也高，“高”是相对于意义的，这与媒体报道中通常说的我国居民高储蓄而消费不振的说法存在出入。主要是因为在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和企业储蓄加起来占据较大比例，且政府储蓄率在近几年上升速度较为明显，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
此外，我国居民财富分配结构中，极少数人又占据绝对的财富总量，据西南财经大学研究报告，我国目前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收入严重失均导致整体国民消费意愿严重不足；通常消费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保障体系的落后，国民对于未来保障的担忧而进一步推高储蓄。
6、过度投资与货币超发
信用贷款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相比于发达国家中，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例已达到1:1，而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致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信贷资金。贷款在全部非金融机构的融资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业融资中占90%左右。这也正如上图所示意，信贷增速与投资增速高度相关的一个根本原因。
或者说超额投资中的主力资金来源之一就来自货币增发，当然投资还有其他资金途径，如吸引外资、社保基金、股市、政府支出等，但信贷的增量意义较明显。
投资过热往往伴随着信贷过热，反过来亦然。从上图中可以看到2009年，投资增量和信贷增量均创出近年来的历史新高。中国的现实是，信贷过热之后往往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继而导致信贷紧缩，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2009年创纪录的信贷和投资之后，中国在2010年、2011年的信贷和投资则明显减速，货币政策明显偏紧。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2011年房企开发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来自上半年的资金结余占比为22%，自筹资金比例为32%（通过信托、股市等其他途径，自有资金仅占一半）；而信贷比例连续多年下滑，仅占12%。贷款占比的下滑是与调控政策对于房地产企业贷款的直接限制有关系，之前房企的正常信贷资金来源比例常为17%左右。
在此再额外提及，在未列入以上图表中的一项“其他资金来源”占据房企资金总来源比例为33%，而此项资金来源中“房地产企业收取的定金和预付款”占据“其他资金来源”的比例达到60%，反引出商品房预售制度对于房企的资金链的重要意义。
7、债务杠杆与去杠杆化
中央债务：自1994年以来，政府实施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除了2007年实现了财政盈余，理念均是超支，计算年，累年财政赤字总额已经达到4.15万亿；对应的，2011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7.2万亿元。
再来看地方政府债务。2008年11月推出的“4万亿”计划中，1.18万亿元为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1.25万亿元。以高铁计划为例，高铁计划自身需要的资金为2.4万亿元。
地方债务：从1997年至2010年15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年均增速超过30%，平均不足3年时间即翻番。
地方政府历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规模投资，所以更多的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获取资金，也就是从银行获取资金，从而形成自己的债务。2010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达4.97万亿元，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46%。其资金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其次是城投债。由于多年来对于银行呆账的严格限制，于是城投债、资产证券化、基建信托等业务，已经渐渐成为银行贷款之后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方向。据审计署数字，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
隐形债务：首先是银行坏账，据不全且保守统计，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总额高达3.2万亿元；其次为吸引外资（FDI），累计余额超过7万亿人民币；由于已经累计的超过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如换种算法计入留存利润，则FDI总额可能超过18万亿元。
其他杠杆：目前理财产品余额17万亿（相当于房产债券）；民间包括按揭的私人贷款余额10万亿。信托产品余额5.3万亿；铁道部债务总额2万亿。
债务总计：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估计,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相当於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3%。而外媒估计，如果将铁道部和政策性银行债券、银行坏账等隐性债务考虑在内（不计FDI）,中国公共债务总规模则相当于GDP的80-90%,高於60%的国际警戒线。
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中，“铁公鸡”项目是其投资的主要标的、但投资过热之后往往是留一地鸡毛，主要呈现为投资边际效益过低，
历次中国的天量投资，无一例外，都会在产能释放期酿成巨大的过剩产能，并进而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债务恶化与银行的巨额呆坏账。但在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之后，由于出口市场带来的盈余以及债务杠杆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消化了此前投资过热而产生巨额呆账的后果。
郎咸平是会计出身，对报表敏感，或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对建行的财务报表中进行过解读。他认为建行报表中高速公路与高铁贷款总量达到6500亿元，电力基础设施为5200亿元；租赁及商业服务业3600亿元，郎认为这些都是铁路和公路的母公司；公共设施管理贷款2160亿元；房地产贷款4000亿元，建筑行业贷款1500亿元；以上林林总总加起来是3.27万亿，占了建行总贷款金额的82%。而建行自己声称的数据却并非如此，其承认的投资基础建设铁公鸡的项目贷款总额仅为1.77万亿元，只占总贷款总额的45%。郎咸平认为建行的归类有问题，有掩盖投资归类之嫌疑。
其实哪怕只是45%，单个银行就有1.17万亿元贷款全部在“铁公鸡”等基础建设上，这个绝对数字也不见小。政府主导模式中，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资金的途径已经十分刺眼，关键是这种“铁公鸡”贷款能否顺利收回还是个问题，另一边又是中小制造业商普遍的资金荒，贷款渠道的不通畅更加剧了制造业危机和房地产的畸形繁荣。
而且不断提高的杠杆率是与政府对信贷资源的垄断与对国有经济体系支持有直接关系。国有经济的资金成本偏低，给予了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动力去提高债务杠杆率。政府主导模式之下，高债务杠杆意味着助长了中国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截止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例高达惊人近50%，是全球水平的两倍。
更值得关注是，巨额投资除了明面上的债务杠杆，更有源于投资对私人储蓄增加与社会利润的透支，挤出效应对于社会经济肌体的损害无法量化，在这里不再赘言。
我们应当明白，经济规律中任何债务最终必然要经历去杠杆化的过程，巨额投资以超度透支的姿态存在，意味着国民每个人头顶上的均摊债务存在。站在公共立场上来看，去债务杠杆需要通过一定渠道？通常途径只有五条：
一是逐步减少投资，按照均衡公式“私人储蓄+政府储蓄 +企业利润 -净出口-库存=
投资”，逐步使投资少于储蓄增加、社会总利润、净出口、库存的加减之和。基于我们投资过度的巨量比例，这种逐步减少效果应当不会太明显。且由于投资在GDP结构中高达65%的比例，其具有的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时难以找到新的替代，此途可谓前途漫漫；
二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形成更多的储蓄，这等于是继续恶性循环，国民收入分配改革不参与进来则居民消费更加不敢消费，就得更加依赖投资带动，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更加难以完成；
三是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应该说隐形通货膨胀一直在国内经济环境中存在，但更不应该忽视的是社会体制内的通货紧缩压力，通货膨胀不会快速解决债务黑洞，且其幅度必须严格控制；
四是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超额的利润，似乎不太现实，比如我们的出口加工企业的平均利润就是如此的微薄；
第五条途径则是想方设法抹掉投资带来的债务黑洞，这个应该说是相比于以上提及的途径里是最有效、最迅速且最不容易被发觉的。因为有点阴谋论的色彩，这里不能展开细谈，“池子论”是个很好的说明。美联储在2008年蔓延并爆破的债务危机中，通过市场操作和货币工具，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反而最终实现了巨额收益，也可以说是经典的一笔。
额外备注：人社部公布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保、工伤、失业和生育五项社保基金资产总额达到30175亿元。
2011年年末，
中国A股股市总市值为21.38万亿。
年，中国A股市场整体蒸发市值20万亿，此后也就是股市降到历史相对低位的时候，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
8、通胀疑云
按照宏观均衡的常规逻辑，投资大于储蓄，需求大于供给，即供不应求，就会价格上升，投资储蓄经济失衡必然传递为通货膨胀。但是过去十年来中国的CPI指数并没有大涨，按照最直接的感受，多年来我们使用的电器、通讯器材、数码等等代表制造业的明星产品，整体价格是往下走的，这明显已经是“通货紧缩”了。
上图中，CPI、PPI的走势基本趋同。从M2的走势来看，出现两次与价格指数的背离现象。年是在危机过后，扭转政策而引发的传统投资过热；而年，则是对外贸易恶化而导致投资压力。
从历年CPI走势来看，中国的通货膨胀并没有随着M2增速或者说投资的快速增长而显著地逐步走高。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自1994年以来，超发的货币大部分变成政府、企业和少数居民的储蓄，流入到普通居民的口袋里不多。国民财富的相对集中，导致了下面要提及的畸形投资结构，从而推动了几个相对封闭的投资市场的快速崛起；
二是消费习惯，一般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投资率较高的则是高收入群体，故货币超发要传导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上，存在一定是时滞。这同样也可以解释过去多年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和一些奢侈消费品价格增长惊人的原因。
三是统计结构，我们的CPI结构中少了一个重要统计指标。日常消费品价格指数无显著增长，并不代表房地产价格指数同样走势，房地产在2003年以后的飞速增长并没有反应在CPI中。
四是人口红利。中国近30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于以巨量投资去固化不断提升的生产率水平，巨量投资依赖出口、重工业化与城市化以获得经济合理性，而“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十几年来的巨大人口红利有关，收入水平传递存在时滞性。
五是经济结构中对外贸易的存在，这点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即站在内外部整体均衡中看，外部需求最终承接了本国的过度投资需求。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状态对国民储蓄的对接。由于国内需求无法对接国内的高储蓄、高投资的产出，2001年后引进来的外部的需求（净出口），逐步弥合国内投资缺口，否则国内将弥漫更为严重且持续的通货紧缩。正因为如此，长期的高投资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通货膨胀压力，相反，通货紧缩的阴影却一直若隐若现。
六、房地产问题
1、房地产与投资
上文其实已经提及，房地产的高速增长其实离不开三大原因：
一是政策扶持，以2003年为界，商品房供应比例被扭转，加上土地招拍挂供应机制和“18万亿亩土地红线控制”的实施，推动了房地产呈现供不应有的格局，进而推高房价一路高升，财富效应凸现；
二是财富分配结构，以1996年为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开始下滑并到2011年累计下滑20%；因为经济结构导致社会财富为部门国有企业和少数居民所掌控，消费习惯差异导致房地产受到富裕阶层的追捧，而十年房地产财富效应也进一步放大商品房这种的金融属性，即固定资产的保值乃至升值作用；
三是杠杆的应用。即以30%的首付比例去撬动70%的贷款，带动了房地产的提前消费热潮。由于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加上财富效应真实发生，若无行政干预这种杠杆与财富游戏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房地产对于中国当前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个事实。如图所示意，房地产投资占据固定投资总额以及GDP的比例逐年上升，在2011年年末已经分别达到20%和13%。房地产的投资热潮始于1998年启动的住房改革，但真正的快速增长启动于2003年。
2、商品房成交与存量
成交面积：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25.3平米，城镇人口52376万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32.7平米，本年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计算可得从2003年启动住宅商品房化到2011年年末，累计实现总共增加（购置）住宅面积为93.38 亿平米（含保障房），计约平均每年增加（购置）10.37亿平方米，这就是中国商品房黄金近十年的存量数据以及年消化能力！
成交金额：2003年至2011年，统计年鉴显示9年商品房成交金额共26.39万亿元；而2003年至2011年全国GDP增量为33.57万亿元；2003年至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累计为108.44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额分别占比为78.61%、24.34%。
放大范畴来看，1994年-201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加总为30万亿元。全社会房屋（包含商品住宅）施工总面积 为770亿平方米；竣工总面积381亿平方米；而年，商品房销售销售存量是77亿平方米，销售总额为29.4万亿。但由于存量面积最终都需要以现值进行估算，2011年商品房成交均价 5377元/平米，意味着商品房存量市值在41万亿，计算十八年商品房溢价率为26.5%，远低于预期；存量市值，如果加上非商品房以381亿平米计算，市值在203万亿。这种算法不严谨的地方，是没有考虑到因折旧再造的重复计算，且小产权房、福利分房之类的特殊物业成交价格具有特异性。
3、商品住宅成交走势
1994年-2011年，商品住宅整体成交存量68.2亿平方米，年均成交3.8亿平方米，其中2003年至2011年9年高速发展期总共成交存量为57亿平米，占统计范畴成交总量的83.6%；年均成交6.33亿平方米。
1994年-2011年，商品住宅整体成交额为2.45万亿；2003年-2011年总额为2.23万亿元，占总比例达到91%。
成交价格方面，1994年商品住宅价格仅为1194元/平米，2003年为2197元/平米；2011年则已经达到5011元/平米；2011年房价相对于1994年，增长幅度高达319.68%，年均增长17.8%；而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从1991年的11362元（1994年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3.25），到2011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已经为62595元（2011年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2.87），增长幅度达到550.92%，年均增长幅度为30.6%。2000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19656元（2000年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3.13），自2000年至2011年收入增长幅度为218.45%，年均增长率为18.2%。
从房价收入比来看，以120平米普通住宅为例，2003年城镇家庭收入为（按户均人数为3计算），则房价收入比为10.37；2011年房价收入比为9.61。按照国际通常意义来看，房价处于略微偏高的地步，但尚在可承受范围内。
再加上媒体统计中国的房贷的存续期为5.5年，似乎人们收入水平增长明显较快，提前还贷周期很快。有学者则持质疑态度，认为以平均数不如按照中位数来计算收入，原因在于中国的居民收入失衡状况十分严重，人们家庭收入存在“被平均”状况。
这么看结果应该要比以上测算的数据要大，则与多数中国人抱怨房价过高的直观感受比较贴切。
计算具体价格增速，年，年均增速为8.4%，年，房价平均增长速度已经跳升到了14.23%。
以上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房地产市场在2003年以后的价格暴涨速度与成交攀升之快，其背景则为居民人均收入在2000年以后同样以年均18%的速度在不断增长。
4、万科的个案代表
万科自1991年开始上市，本文统计范畴自1994年开始。作为行业公认的龙头企业，万科在股市的表现相当值得赞赏。
年，万科总市值同比净利润增量达到94.47亿元；年，年均实现盈利21.29亿元；但总盈利占总主营收比例仅为12.2%，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般暴利。
十八年万科年均市盈率19.8倍不算低，市盈率较高位置是2007年的高峰期，2011年市盈率已经极低，价值凸显。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到，万科主营收入和净利润的爆发增长启动于2003年。而股票价格与总是正也是从至一年开始进入快速上升通道的。可以说，万科的走势代表着很多房地产企业的市场表现。2008年的波动在股市中也很清楚地反映出来了。而的总市值缩水，与股市整体缩水20万亿，也保持同步。
5、资产固定化与收入债务化
房地产黄金十年以关键词概括之，在于“资产固定化与收入债务化”。前者前文已经提及，侧重于商品房的金融属性，将货币以商品房屋为价值锚，某种意义上商品房市场成了收纳市场流动性的一个“影子银行”，真正的影子银行市指银行之外的房地产债权融资，这里只是借用概念，来形容房地产市场对于社会财富的吸纳和配置功能；后者在于普通置业行为中，运用信贷杠杆从而实现提前消费。如首付30%贷款三十年的购房行为，等于是个人以30%的收入，将未来三十年的收入以“利息+本金”的形式提前获得并定向消费，从而实际上实现了个人收入的债务化。后者对于房企和个人而言，都显得十分重要。
收入债务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人对于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如之前所提及媒体说的续存期只有5.5年，提前还款之迅速在于一在于房屋增值的财富效应，通过担保等平台可以交换变现；二在于收入增长的支持。这样看来，两大变量对于人们所承担的债务杠杆将会造成直接影响，一个是房屋市值，一个就是未来收入。
这是因为债务是存量计价的，资产和收入是边际定价的。假如购房时100万，首付四成，负债率60% 房价跌一半，负债率立马翻倍，杠杆率也迅速提高。
索罗斯有一个著名的反身性理论：即人性决定了在长期经济繁荣之后，人类具有债务越堆越高的倾向（借钱投资，借钱消费，按揭提前使用未来的钱等），而且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既越多的人增加债务去投资和消费，则给了别人赚钱机会，则经济越繁荣；经济越繁荣那么更多的人对未来乐观，愿意增加债务以期赚更多钱（或者期望占更多便宜），如此循环，直到难以为继的那个点。
一般来说，这个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发生在经济和股市上升过程，和货币紧缩过程的中间某个时间点。从日本、欧洲到美国债务危机的经历来看，这个点几乎是所有经济体都无法逃避的，且极容易是从外围危机为引爆点。如此结构的天朝经济，能是个例外么？
6、城市化与房地产未来
2011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1%左右，首次超过一半比例。按照发展规划，进入到发达国家意味着城市化率必须达到80%以上，还有33%的城市化增量空间，按照2011年人口数静态计算，预计城镇人口还将增加增加约4亿。理论上，这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带来巨量规模的需求。
按照任志强先生在媒体采访中提及的算法，考虑到房屋折旧未来人均家庭应当配置1.2套房屋，2011年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为2.87，以此为静态计算数据则未来新增家庭数为1.39亿个；由此，则理论上为新进入城市人口需要增加住房为1.67亿套；按照房价总价高企的现实和国家政策调控方向，此处采取户均面积90平米计算，则需供应市场商品住宅数据应当约为151亿平米！如户型面积为100平米，则为167亿平米！
那么实际上2003年至2011年这9年中国商品住宅的供应量是多少？以竣工面积为例，总供应量约为46亿平米，年均供应面积5.1亿平米；2003年至2011年这9年中国商品住宅去化量是多少？计约57亿平米，年均消化6.3亿平米。两个数据对比可一定程度反映市场住宅供应不足的事实。
如此，则计算满足新增4亿城镇人口、1.39亿个新增城镇家庭、户均1.2套、单套90平米住宅的目标，按照房地产黄金期间的平均供应量和消化量，分别需要29.61年和23.97年！这两个数据也是很多人长期看好中国房地产的主要依据之一！
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算法肯定有问题！
2011年，中国三大产业GDP比重为10.1%：46.8%：43.1%，按照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估计，这一产业结构比例对应的城市化率应该在55-65%之间，统计数字与此数字明显不一致。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对于城市人口基数的抑制，虽然在产业结构中体现出来了，但人口因各地按照籍贯管理，造成城镇人口实际数字中被低估，也就是说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被低估了！
更有人激进地说，按实际居住人口，中国城市化率大约是70%左右就会停步不前，按欧美的城镇化统计概念，全国目前大约是60%。因为中国的大城市通病和政策倾斜导致，在西部很多地区城市化率跟不上且会造成投资浪费。
其实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几个变量。
最重要的是边际定价法则下的房价与国民收入严重失衡之间的平衡问题，究竟新增的城镇人口中多少人购置得起市场边际定价的商品房？
其次为人口结构危机，下图所提供的预测中，中国人口25-65工作年龄段人群将在2015年进入拐点，而这个工作人群是商品房的主力购买人群；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也将带来存量房的冲击以及养老金债务危机。
日本（红线）和中国（蓝线）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走势
第三是外围债务危机长期化，全球去债务杠杆的过程中伴随资本回流，对新兴市场的房价市场运行的冲击加大；若进入前面所提的通货紧缩拐点中，对于购买行为的抑制将较为明显。
第四就是政府作为，即保障用房在今后住房总供应结构中的比例问题，这与每届中枢的执政理念直接相关。
7、限购令与房地产未来
笔者与不少人的观察一致，就是认为限购令的真实意图在于托市，而非打压市场，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话题。
2011年房价无力暴涨，因为外围债务危机在恶化；房价不能暴跌，所以存量交易门槛要上升。第三是执政理念刻意过渡，房地产市场本质意义上还是个政策市场，和股市没有什么分别！
因此第四点，限购在封死一批存量流动性，关于这点谢国忠分析资本外逃，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虽未开放，但仍有很多方式可以把钱卷走，地下渠道已经很完备了。澳门赌场的收益是拉斯维加斯的4倍。另一个渠道就是以国内资产作抵押，获得国内贷款来购买海外资产。在当前的体系下，资本外流可能每个月超过1000亿美元。意思就是有钱人有的是方法，你是锁不死的，真的咩？
封锁流动性的同时，争取时间差将保障房比例逐步提高，意味着在社会整体固定投资速度没有大幅波动的前提下，实现住房供应结构的逐步过渡。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民生主题上也有改善。政治意义上，限购令主要市场交易面向刚需置业人群开放，这群人最大的特征是杠杆承受能力差，如果稍微带点阴谋论的话是一句话，中枢要去债务化：“必须套牢一批是一批”，但是这个时间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也可以忽略，毕竟关注的功能方向不一样。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地方做保障房的资金怎么来？秘诀在于拖时间，一是给地方发行债务的权利；二是地方税收结构的优化，将房产税逐步引入；三是商品住宅的供应量力求不温不火，土地财政不会迅速退出市场，所谓的刚需置业必须在价格下行的通道中或者平稳缓慢上升中，逐步给予满足，由此看中长期中国的商品住宅价格以平稳为第一目的，所以同时也要力保保障房的供应不会直接对商品房造成冲击，即相对封闭的两套体系。因此，商品房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土地供应，而这个是可控的。
关于未来趋势的主观臆断
关于趋势与未来，基本上属于人云各云，因为无法实证。更多的是基于已经掌握的数据来推导，或者说主观情愿的部分多过其他，所以这段总结名之为“主观臆断”。内容不可能全部求同，好在本文主旨在于中间的数据呈现，最后这段仅供参考，欢迎争议。
1、宏观将保持中速平稳增长
可以说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再苛求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简直就是个奇迹。今后的经济既属于高原构筑平台时期，同时也必须伴随要素进一步革命的过程。
笔者不认为经济会进入外面所谓的崩溃阶段，这是因为投资增速可以保持相对平稳，进出口贸易失衡逐步过渡到进口为主力上，同时以国内需求对接高额国民储蓄；而超额资本本身，是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抹掉的。
未来经济最大推动的变量来自人口和土地两大块，人口即首先放开计划生育和户籍管制，减少人为扭曲经济的因素；土地在于农村土地流转和城镇小产权要素的解放。对应的收入分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做好二次分配，提高中枢的财政公共保障功能，也是建立在人口和土地要素的进一步改革上。
2、股市配置资本功能逐步回归
回顾此前十八年，最大的问题根结在于资本是以银行为主要配置的工具，而股市到成了中枢消磨通胀的一个工具。从目前股市配套的改革和未来动作判断，不断做大股市上市企业数量，表面上在持续清洗股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将国内最具效率、最具未来前景的企业统统打包，给予市场融资的工具呀。假使政策扶持有效，股市作为企业融资主要工具的配置功能会得到加强，这有利于资金的高效配置，降低政府主导而银行呆账居高不下从而推高整体债务杠杆的影响，属于调整宏观经济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价格革命可成新期待
从目前的技术革新状况来看，原来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的道路肯定是走错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主流日益陷入细枝末节的更新，是势微的典型特征，传统制造业更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创新内在要求。
那么新的传奇式革命在哪里？在页岩气带来的价格革命，颠覆性的并在未来数十年要重新规整现有资源配置的一项能源革命。
4、债务是必须要面对问题
明面上的债务加上隐形债务，中国的债务问题虽然不如欧洲美国那么严重，但总量绝对数字很大，债务式通货紧缩的阴影始终在。如若举措不当，这是未来所有人都可能要直面的麻烦。
5、三农领域仍然大有可为
笔者对于农业中长期永远看好，一如中国这样传统农业大国迈步大搞城市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农业人口结构的持续下滑。几个农业出口大国比较优势也将更为明显，未来价格革命对于农业领域形成利好，优质农业产品进入价格上涨通道。
6、房地产进入平淡增长期
房地产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不是支柱产业了，这是极为明确的政治意图与信号。不能以房地产和它相关的60个上下游行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来反推地产可以再次黄金十年二十年，以结果反推原因势必错认。
笔者认为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期仍然会有15年左右，但价格和属性的回归必须站在其他资本市场的平衡角度来看。未来最大的变数在于供应结构，房价是涨是跌已经不重要。正如行业内新近争议点，开发周期是趋缓以精细操作为主流还是以万科快周期产业化流程开发为主？这个并不能马上做出明确回答……
本来以为此文撰写过程中会比较快，但在实际过程中常常发现有些论断要以数据作为支撑的话，就必须去找到数据。这个找的过程占此文过程起码60%时间，且因为前后数据冲突常有反复，造成文章撰写严重受滞。
笔者撰写此文内中观点，在有些一知半解的地方大多会在网络上找相关的论坛或者学术论文，从中参阅并糅合进来，文中虽然未明确标注出处，但对于论者均有所提及。
本文重点在于数据的可视展示，由于基本功不扎实，撰写过程中本人也是边写边学，如有任何不以为然之处，欢迎留下观点，随时讨论，敬候赐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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