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谁是《“571工程”纪要》的制作者与操纵黑手?
谁是既可铲除林彪集团,又从政治上致毛主席于死地的《“571工程”纪要》的制作者与操纵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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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工程纪要”，有重大疑点
当年，特别法庭指控：“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30多年的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关于林彪在何时、何地如何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甚至连一个“批件”的“草本”，都没有找到。
在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所谓集团“主犯”，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政变纲领”，而且，在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成员中，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成员中，竟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更不用说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注1）
为了“自圆其说”，一位原专案组的“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571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因此，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关于“571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72年中央文件中讲，“纪要”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纪要”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最新的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狼藉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在“无意之中”,被遗落在一个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纸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大白于天下”？上述那个专案组的“权威”人士，曾闪烁其词地说：“571工程纪要”，还有个“正式文本”，被林彪带上了飞机。对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情节，为什么不在正义的法庭上公布于世？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指出，“周恩来说：林彪叛逃只带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讲用报告，一件是空军大院的第一号出入证。他的文件全部没有带走，什么都可以查清楚”。看来，那个“权威”人士的“说法”，不能在法庭上公开的答案，只有一个：证据不足，难予采信。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571工程纪要”，却被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注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访俄明集团案主犯纪实》第3页《起诉书》，第40页《判决书》和第69页《审判纪实》。见图们《震惊世界的77天》第52页。
记录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来路不明
林案中的重大问题和疑点很多。现在让我们就把目光，先聚焦在那个神秘的记录有“571工程纪要”的红色“笔记本”的蹊跷来历上吧。
根据近年来对林案颇有研究的舒云女士的详细考证，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是由一位普通的服务人员老王和另外两个人，于日19点30分以后，在林立果的空军学院“秘密据点”里发现的。当时，还没有立即取出来。9月16日20点，老王再次进入该“据点”
时，才将“拉链本”拿出，交给了负责人张帆。直到10月7日午夜2点，张帆才把“拉链本”交给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9日，也就是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才连同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
在老王发现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之前，有什么人到过现场，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舒云女士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中写道，“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
“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一片混乱，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这就是说，这个林立果的“秘密据点”，从9月12日傍晚到13日凌晨，先后经过李伟信等4人，反复两次彻底的清理。
根据笔者对当时在场的“直接当事人”的采访，9月12日23点，他们在楼内，将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在光明透亮的楼内，又足足整理了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落下重要物品，李伟信还叫王大璋用螺丝刀翘开了屋内的厨柜，并将其中唯一的物件：“饼干盒”打开，结果空无一物。为了谨慎起见，还叫王大璋将翘柜时散落的木屑，收拾起来，弄到楼下。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桌子上，绝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李伟信三人，在光明透亮的楼内，格外谨慎小心地足足整理了一个多小时，既然最后离开现场的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桌子上，绝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那么，老王怎么会在桌子上，意外地“发现”那个神秘的记录有“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呢？据说，不仅如此，老王还在桌子上“缴获”了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和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
李伟信等三人和老王等三人，同为直接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这是为什么？！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李伟信等三人离开现场的时间是“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而老王首次发现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的时间是“日19点30分以后”。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有67个半小时的时间差！
在这两天又19个半小时的时间差里，有没有其它人造访过林立果的那个“秘密据点”？！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任何一个有起码办案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不能查清在上述67个半小时中发生的事，就没有办法弥合上述当事人所作证词之间的矛盾。那么，记录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就有来路不明之嫌，甚至，“571工程纪要”这一林案的关键证据，就有“伪造”之嫌！
必须指出的是，林案的审查工作，是中央“专办的”“天字第一号”大案。事经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两个阶段，十多年的“缜密”审查。
9月13日事发当天，周总理就派李德生进驻空军司令部，并指示“立即查封林彪集团所有黑据点”。（注1）之后五年中，为了查清林案，“象筚头发似”地将空军查了个底朝天。但是，上述67个半小时的“时间差”里发生的事，有没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查清？！老王在9月15日19点30分以后，（也就是李德生进驻空军之后）走进“秘密据点”时，屋内满是灰烬，一片狼藉。谁都知道，这种环境，对于现场刑事侦查，特别是对现场提取指纹和脚印，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直到10月9日，时隔26天，当那个本子连同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之后，为什么专案部门还没有派出的刑侦人员，到现场作详细的技术勘察，并写出客观的报告？为什么长达十多年的专案审查，对于这个67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空”，没有提出“质疑”？！
今天，人们重新审视这67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空”里，所发生的事，可以客观地作出以下推断：
（1）尽管李伟信一口咬定，现场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但是，由于李伟信是在李伟军、王大璋之后，最后离开现场的。目前很难排除是他有意将红色“拉链本”，安置在现场的可能性。当然，有一个对他有利的证据，如果是李伟信放置的“笔记本”，那么,他就是“571工程纪要”唯一的见证人。法庭上，就一定会让他当庭指认“571工程纪要”影印件。但是，当年法庭却煞费苦心地“回避”了让李伟信当庭指认“571工程纪要”影印件。（2）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老王等三人，可以脱离干系。但是，只要亲眼看到过这位可怜老头儿的人，都很难相信他们三人，会是秘密放置“笔记本”的人。（3）如果有证据表明不是李伟信和老王有意将红色“拉链本”，安置在现场的话，那么，绝对不能排除在李德生进驻空军后的67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空”里，有人神秘地造访过“秘密据点”，并布置了现场，从而造成了老王“意外发现”红色“拉链本”的假象。笔者的倾向性意见是，如确实如此，那么，就不能排除“571工程纪要”，这一林案的关键证据，有“伪造”之嫌！
注1，见王媛媛：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一文，9.13凌晨2时40分后，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向吴忠等人宣布6条命令之第三条：“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571工程纪要”原件,是一个没有经过法庭查证的不合法证据!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应当依法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571工程纪要”，这样一件事关“林案”全局的重要证据的出处，产生过程，真伪以及和林彪等“主犯”的关系，都必须当庭进行极其缜密的指认、认证、质证和辩论的过程。但是，当年那个“特别法庭”
，根本没有对此，进行专门查证属实的庭审调查过程。
请看下列官方提供的事实：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第108页，对这个重要问题，是这样描述的：日下午，在审问江腾蛟的过程中，“法庭出示、投影《“571工程”纪要》的原件影印件”。“这时，法庭传李伟信到庭作证”。请注意，关于李伟信如何对法庭出示的《“571工程”纪要》的原件影印件，予以确认的重要情节，“纪实”中没有写。
（2）在《超级审判》第454页，该书作者对这个重要情节，是这样描述的：法庭“投影了《“571工程”纪要》的原件影印件”。也就是说，该书作者连“法庭传李伟信到庭作证”的情节，竟然都“遗漏”掉了。在2006年改版的《特别审判》第174～175页中，该书作者也没有关于李伟信如何对法庭出示的《“571工程”纪要》的原件影印件，予以认证的重要情节。对这个重要情节，同一个作者，三次出版，不可能都“意外地”遗漏掉了
事实是，李伟信到庭，仅就他了解的关于日，林立果、于新野等人在上海岳阳路商议政变计划的情况，作了供述。（笔者注：按照江腾蛟的当庭供述，周宇驰是3月底，28号或29号，到上海。因此，周宇驰没有参加制定《“571工程”纪要》。）但是，李伟信没有对法庭出示的那份《“571工程”纪要》原件影印件的真伪，予以当庭确认！也就是说，连这个在上海岳阳路曾经听说过林立果、于新野，要制定政变计划的李伟信，也没有看到过法庭出示的那份《“571工程”纪要》。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当年法庭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李伟信的“证人证言”，当庭进行必要的“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的工作，因此，造成“采信孤证”的常识性错误。
当年的“中央文件”，对这份《“571工程”纪要》，还有过这样的描述：据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刘世英等人指认，该《“571工程”纪要》的原件，是于新野的笔迹。但是，法庭既没有传他们到庭作证，也没有出示刑侦部门关于“纪要”笔迹的技术鉴定。也就是说，当年刘世英等人的指认，因为没有得到法庭的确认，而失去了法律效力。请注意，在审判过程中，还出示过刘世英记录的南逃人员名单影印件等一些书面证据。对这些证据，法庭要么由本人出庭认可，要么由总政保卫部出具鉴定书。唯独对这份《“571工程”纪要》原件，没有经过法定的“查证属实”的过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众所周知，当年检方在开庭之前，对每一个细节，都有过极其周密的思考，甚至进行过“公检法”联合“模拟沙盘推演”。因此，上述情况的产生，不能排除是检方事前精心安排的结果。
检方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呢？
从已披露的事实看：
（1）虽然李伟信在上海岳阳路，听说过林立果等人，要搞个政变计划。但是，李伟信并不是那个当庭出示的《“571工程”纪要》原件的直接目击证人。如果让李伟信当庭指认影印件，李伟信不会当庭承认看到过。这就会暴露该“原件”，没有一个目击证人的重大缺陷！所以，检方就巧妙地作出“回避”“当庭指认”的安排。
（2）虽然刘世英等人可以当庭指认，该《“571工程”纪要》原件，是于新野的笔迹。但是，却不能提供该《“571工程”纪要》原件，与林立果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如果让刘世英等人当庭指认是于新野的笔迹，又会暴露“起诉书”中，关于林立果“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的重要证据缺损。于是，检方又作出这种避免弄巧成拙的精心安排。
综上所述，关于法庭出示的《“571工程”纪要》原件的真伪问题，可以作出如下客观结论：
（1）该《“571工程”纪要》原件，至今来历不明。其中有67个半小时的“刑侦空白”，没有查清。
（2）该《“571工程”纪要》原件，至今没有一个“目击证人”。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对那个“政变纲领”毫不知情，而且，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成员，竟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就更不用说，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
（3）李伟信是唯一的“571工程”的局部“知情人”，但不是《“571工程”纪要》的“直接目击者”。在这个问题上，法庭人为混淆了局部“知情人”与“目击者”的区别。辩护律师也没有对这个显而易见的庭审缺陷，提出质疑。
（4）法庭对于《“571工程”纪要》“原件”，没有依法，进行必要当庭查证。既没有让该“纪要”的“半个人证”李伟信，进行过当庭指认，也没有调曾对“纪要”笔迹，作出过认证的程洪珍等人，到庭指认。更没有就它的“出处，产生过程，真伪以及和林彪、林立果等'主犯’的直接关系”，进行严肃慎密的当庭调查。因此，那个林案中最重要的证据，“571工程纪要”原件，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当庭证人认证的材料。显而易见，该原件不是一个合法的证据。当庭出示的那个《“571工程”纪要》“原件”，不能排除有“伪造之嫌”。
（5）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和证人，可以证明，该《“571工程”纪要》的制定，是“主犯”林彪亲自“授意”和批准的。因此，
“起诉书”第三章，第40条，关于林彪派林立果到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的指控，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所谓“林案”，所谓“571工程纪要”，是何等经不起认真的推敲！那些自诩的“军队法学专家”，当年所办的“专案”质量，是何等的粗糙！
《“571工程”纪要》----一个既可嫁祸于林彪父子,从根本上铲除其体系,又可从政治上致毛主席于死地的来路不明的神密文件
（说明：所有错误都是原来的文件所有的，比如错字之类。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保持原文原稿。）（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 时机
（五） 力量
（六） 口号和纲领
（七） 实施要点
（八） 政策和策略
（九） 保密和纪律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 他们“故计（伎）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一）夺取全国政权，
（二）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 军心不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 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
△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军委办事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第一、 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上海小组负责。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直属师工作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3） 物质准备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略；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段注：B-52指毛泽东
敌主力舰 指 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 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
《571工程纪要》涉嫌伪造,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印发《“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泽东致命的
第一次发生轻度昏迷
传记作家舒云，最近在美国《多维月刊》撰稿，指认“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最主要证据《571工程纪要》，涉嫌伪造。
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明确表示对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两案”判决后，涉及林彪案的六名死者中，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提到了，于新野、刘沛丰根本没有提到，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家属都受到了极严厉的处理。
按照中国刑法，刑事案件中的死者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案情一定要查清。不管过去多少年，尤其是关键性案情，查清才能结案，否则不能结案。
而起诉林彪一案，最关键的证据是《571工程纪要》。但是，《571工程纪要》却没有经过特别法庭认证，即审判并未调查清楚林彪案中的关键性案情。
1971年9月13日凌晨5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接到报告，北京怀柔县境内发现迫降的直升机，机上5人，3人死亡，李伟信被抓获，另一名副驾驶陈士印正在搜寻。傍晚，两名俘虏和缴获的文件被押运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缴获的文件中有党和军队的大量绝密文件、国防力量部署图表、北京经乌兰巴托至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机场资料以及几万美元。
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吴忠审讯李伟信。李伟信很快交代乘机外逃的经过，并供出武装政变计划，阴谋谋害毛泽东、在广州另立中央。
当晚，专业人员拼接现场找到的纸片。主要有：林彪署名的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所谓“小舰队”的成员名单，飞机编号和人员安排，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记录的毛泽东南巡谈话要点。可是，所有的缴获文件中没有李伟信交代的武装政变计划。
吴忠忽然想起李伟信提到一组数字“571”，当时吴忠没有听明白，还大骂李伟信不老实，胡说八道。于是，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
李伟信说：“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意思。但李伟信没有交代《571工程纪要》在哪里。
吴忠将缴获物品连同李伟信的供词连夜上报。这个时候，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早人去楼空，只有《571工程纪要》“留”在桌子上。
1971年9月12日，空军学院管理处副处长王兰义为林立果一伙安排中午饭后，再没有人找他。9月14日19时30分，王兰义再往将军楼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楼门虚掩，车库也没锁，他把门锁上。22时王兰义看到将军楼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19时30分，王兰义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他决定进去看看。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著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餐桌上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
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9月16日20时，王兰义摸黑把包括红色拉链本在内的几个本子拿了出来，交给处长张帆。
10月3日，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font COLOR="#2F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林陈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的通知》，通知说:“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
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 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昊德、吴忠10人
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
登奎、汪东兴负责日常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10月7日2时，张帆把红色拉链本交给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密封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的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揭发材料。
10月9日，“9.13事件”过去26天，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德生将《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以“特急绝密件”报送周恩来。
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毛泽东的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1970
月的症状还要明显。对正常人来说较为容易克服的一般性病菌，也会在毛泽东的肺部发生感染。在冬春之交，北方的天气严寒多变，毛泽东不断地感冒、咳嗽，浓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注射抗菌素来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或者同时以人参等补药增强体质，也许毛泽东的病情会很快得到缓解，甚至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拒绝补药已是多年的习惯，他也反对通过注射抗菌素来治疗肺炎。医生就只能采取口服抗炎药的办法为毛泽东治疗。
　　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1972 年l
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1972
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踩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
毫米汞柱、低压80 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 年l 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
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
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l 月10 日下午3
点，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
1972年1月13日，《林陈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下发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林彪一伙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其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随中共中央文件同时下发的还有附录2《571工程纪要》全文和附录2李伟信的笔供。
有关《571工程纪要》的所有材料，全部出自李伟信的交代。
李伟信交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研究形势后，认为“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对于林彪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如果提前抢班，就要“直接陷害毛主席”，他们想的办法是：“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个计划，计划的代号想了好久，最后由林立果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工程”计划。并且决定，这个计划，按照林立果到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二是要有个组织，即以培养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于22日至24日写出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但李伟信交代，“571”计划写成后，他没有见过，只听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一本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但《571工程纪要》是谁的“杰作”，1980年的特别法庭没有认证。而且1972年中共中央文件根据李伟信的交代，确认1971年3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这个会只有四个人参加，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9.13事件”发生后四个与会者只有李伟信活著，也就是说，只有李伟信一个人说有这个会，并供出了《571工程纪要》，显系孤证、孤供。
况且，空军学院“将军楼”发现的于新野记录明明是“纪要”，而唯一的证人李伟信却把“纪要”和“计划”来了个偷梁换柱。“纪要”和“计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纪要”是记录要点的文字，而“计划”，是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571工程纪要》只是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的记录，根本不是什么计划。
为什么李伟信要把“纪要”说成“计划”？显然不是口误。近年，李伟信多次散布他没有看过《571工程纪要》。李伟信说“没见过”的是“571”计划写成后，并没有说《571工程纪要》草稿他没看过。李伟信的意思是《571工程纪要》还有一个定稿，在北戴河林彪那里。可是9.13之夜林彪等人只身上了飞机，根本没有带走文件！1980年审判“两案”干脆没提“5.71定稿”这回事，因为谎话编得太不著边际了。
由于受到致命的精神打击,毛泽东病情加重,不断的咳嗽，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l
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l
月18 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X
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2 月4
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
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
时就排出1800
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
月21 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
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
月17 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 月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细读李伟信1971年的笔供和1980年的口供，谎话连连。比如李伟信说，《571工程纪要》的正文在北戴河林彪那里，林立果说林彪让搞《571工程纪要》；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林彪知道《571工程纪要》？再比如：李伟信说，黄吴李邱知道《571工程纪要》；1971年2月，林立果到杭州和陈励耘商量后，才出台《571工程纪要》。……但这些谎言，都被1980年的特别法庭拆穿。除了死者不再追究外，特别法庭认为黄吴李邱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与《571工程纪要》没有任何瓜葛。
李伟信为什么要往那么多人的头上栽莫须有的赃？明明《571工程纪要》没有正本，只有草稿，李伟信为什么要编出《571工程纪要》的“正本”？可是，10年的审案，没有人对《571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进行查证，没有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地点进行技术侦察，更没有追查是谁放的。
1980年的特别法庭为什么不在法庭上辨认《571工程纪要》的真伪？为什么不追查谁放的？谁写的？为什么不作技术侦察却一厢情愿地把《571工程纪要》作为最铁证如山的凭据？如何解释李伟信参加讨论《571工程纪要》？又如何解释空军学院“将军楼”发现的《571工程纪要》？为什么李伟信供出了《571工程纪要》，似乎又想不与《571工程纪要》藕断丝连。这些，都成为难解之谜。
1980年“两案”（林彪、四人帮）审判后，有一位大人物创造出新的“两个凡是”，中心意思是“两案”不准翻。30年过去，成千上万被卷进“9.13事件”冤案的小人物再三上诉，但是贴上封条的“两案”再也没有打开过。
难道人为捆绑的“两案”真是“铁案”一块吗？！
<font STYLE="Line-HeiGHT: 1.5em ! FonT-siZe: 32px" COLOR="#2F年中央专案组对林彪集团的审查结论报告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34号)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查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戳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于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草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丨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丨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
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丨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丨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丨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丨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丨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丨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丨民党反丨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一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1）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2）关于国丨民党反丨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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